发本帖的旨在讨论历史，切勿有过多联想，更希望是抛砖引玉。
我想把历朝历代当做一个系统来研究。刚建立的朝代犹如一个新生儿，硬件上各器官功能协调工作，没有偏费，软件上，思想上朝气蓬勃，努力成长。新朝代，新社会的建立会有三种因素在增长，
1是人口的增加；
2是财富的增加；
3是大量消耗社会财富的组织、集团的自我膨胀。
经过战后的修养生息，人口必然是增加的，在朝代上升期，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长，一旦释放出来就意味着社会财富整体的增长，社会财富的增长的另一面就是财富的分配，在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阶层，譬如文官集团、皇亲国戚、功勋后代能够分配到更多的财富，在得到更多财富之后，他们自身变日益膨胀，由于三者是一个朝代皇帝的权利基础，除了威胁皇权，皇帝不会对三者进行刻意的打压，有限的打压也是为了相互制衡。
在不考虑计划生育的条件下，社会人口的增加是按照倍数关系来增长的，一百年，两口之家可繁衍几十上百人口的家族，人口的上限便是自然资源的极限。而社会财富的增长在无关键性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在经历了快速的上升期后基本就保持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如果社会管理不善或是天灾，还有可能下降。
第三个要素，是大量消耗社会财富的组织、集团的自我膨胀。第三个要素我认为是引起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随着这个阶层通过不断吸收大量社会财富，其自身不断地膨胀，所需要吸收的社会财富就更多，当到达社会财富增长的顶点，为了维持自身稳定，不得不去侵略底层人民赖以生存的资源。小的结果就是社会犯罪率的增加和冤假错案的频发。此时，权利的最高层已经深入了这些优势阶层的代言人，寄希望于权利最高层区打压这些优势阶层无异于痴人说梦，偶尔有几个所谓的明君意识到这一点，譬如雍正，搞摊丁入亩，交税不按人头交，按着谁家田多，谁交的多，结果历史上也是被骂为“暴君”。万历想从南方盐商、矿主身上收取盐税、矿税，以减轻农民负担，结果派去的是太监，为什么不是官员呢，因为此时官员已经和这些商人是利益共同体了，派去了没用。派去的太监被人打死了，万历不得不和他们妥协，历史上也被骂为昏君。其结果就是明朝皇帝亲戚家的田不交税、官员家的田不交税、开矿的士绅不交税、盐商交极少的税，全部的负担压在农民身上，西北本就土地贫瘠，养活自己都难，何况日益沉重的赋税。结果自然是农民起义，而南方的优势阶层也最终没有保持住自己的财富，清朝在南方大开杀戒，想做顺民都不行，为什么，清朝皇帝需要抢走这些人的财富来封赏这些军人，来维持入关后扩大的开销，在政府建立前，拿刀而不是皇帝敕令来抢是最好的办法。
所以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靠日益增多的警察、城管、特警、特务是没用的，需要的
1是保持社会财富的总增长，至少不能倒退。
2当社会财富增长出现缓慢增长迹象时应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3限制社会中优势阶层对社会财富的大量消耗和财富转移。
所以说奸商之流绝不是当代有梦想的年轻人的榜样，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管理和技术人才，而不是无爱国心的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