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网上看了戚本禹回忆文革的回忆录，现在人们简称“文革”，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的人都会记得最初是学生的“闹革命”，带动起来的工人、农民全面“闹革命”，“闹革命”最多的人群是农民，八亿农民村村闹革命。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农民也不是“无产阶级”，农民怎么闹“文化革命”呢，就是“破四旧（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旧习惯）”，具体干法就是斗争用阶级划分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可随意把不同意见者划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多是知识分子）”，等等；学生与农民一同批判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具体干法就是批判儒学道德思想，大反仁、义、礼、智、信、忠、孝、慈、善等传统道德，消灭宗教，烧毁古书（包括族谱、家书信、名人或富人的家藏文扎）、古物、古迹，拆毁祠堂、牌坊、寺庙、门匾、堂匾、古名人或富人故居和园林亭台、古名人或富人墓园、墓堂、墓碑，等等。正是有了如上这些毁灭中华传统文化和割断人文传承的恶果，及制造了千千万万的冤案和无辜人的死亡，才称文革是“浩劫”。以上是有目共睹的文革史，可看戚本禹的回忆录，他把所有的文革罪恶都推给了那些学生（红卫兵们）的胡闹，而他和江青则是真正的反“走资派”的毛派无产阶级革命家，掩饰掉他追随江青与关锋等鼓动学生闹革命，当时戚本禹背靠大树放话让革命红卫兵“烧（斗的别名）”谁，红卫兵就“烧”谁。我这里绝不是要求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应悔罪的意思，戚本禹坐了十八年牢，他已付出了应有代价。我提戚本禹回忆录的主要观点， 是个人的回忆录多美化自己而丑化对手，为掩饰自己恶的一面而夸大对手的小恶或污善为恶，这是普遍人性的弱点，历史上的个人回忆录有烧杀抢掠罪恶滔天者也不会把罪行写进回忆录，就是人性弱点的证明。所以，写史应由有公正治史精神的史学家来写，个人回忆录可当参考但切不可当真史，例如斯大林、托洛斯基、布哈林、赫鲁晓夫各自的回忆录都会美化自己而丑化对手，史学家参考这些对手的回忆录，观察那时的苏联人民生存状态、政治状态、经济状态、文化状态等，就能客观的写出那时的苏联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