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要发的是一个老人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打印出来的20多万字回忆录，他今年已近90岁的高龄，回忆录是他在86岁开始动笔，87岁完成的。
不多说了，先看他的自序：
自 序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穿越了二十世纪，直到现在。
二十世纪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世纪，发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个世纪最苦难的阶段是日寇入侵中国的八年。在这风声鹤唳，腥风血雨的八年里，有数百万同胞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有数千万同胞流离失所，挣扎于饥寒交迫之中。我家就是其中一例。
八年抗战，也显示出中华儿女，为守护国家尊严，不屈不挠地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气概。
抗战期间，我家在敌人频繁出没的沦陷区里，在千里逃亡途中，在漫长的流浪生活中，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可歌可泣的往事，应当记载下来，昭示后人。也有沉积多年的误解需要澄清，还九泉下的亲人以公道。使子孙后代真正了解自己的祖辈，理解自己的祖辈；从他们身上吸取一些可贵的东西，反省过去，重振优良的家风，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俗话说“落叶归根”，到了我这把岁数，怎能不想到这个问题呢。可是我归不了根了。我的根在安徽。自从抗战那年全家出逃时，老屋和田地等财产，全都抛弃了，大家庭就此解了体。抗战胜利后也没有人去过问财产，无形中放弃了财产所有权。现在老屋已面目全非，主权他属，不可能再恢复了。那时几十口人生活在一起的盛况，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
曾经在那个令人向往的家庭生活过的人，如今已屈指可数，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只是童年，知道的情况少而肤浅，年代久了又遗忘了不少。不过，我在脑海里通过仔细搜索，还能勾勒出当时家庭的大致情况。我想把这些残存的记忆写出来，既能聊以自慰；也可帮助后来人对家乡建立起类似素描的印象。
上述这些，既是我写《回忆录》的主要动机，也是我的愿望。
我这辈子工作了五十多年，没有干过耍笔杆子的事情。解放前虽也是文职人员，除写过两篇“总理遗嘱”，开开税票而外，几乎没有握过笔杆子。在文墨方面几无寸进。
解放后写过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倒是不少，最多的是总结。那时，年度终了，组织改选，干部年终鉴定，重大任务结束等等，都要写总结。总结写出来报上去才算完事。无论什么总结，在写法上，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格式化的官样文章。写得再多，对于提高写作水平也很少补益。
总之，我从十五岁开始工作起，到六十七岁从外资厂辞退止，工作了五十二年，没有写过一件带有文学内涵的东西。说明我在文学方面还是一个门外汉。
名人写《回忆录》是名正言顺的。因为是名人，定有不凡的事迹，能产生一鸣惊人的效果。而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所做的也都是极为平凡的事情。在文学方面又是门外汉，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半知浅学之辈，写《回忆录》未免有附庸风雅之嫌，徒自招来一些腹诽。但为了了却心愿也顾不得许多了。好在只供自家人参考，不对外发行。

第一章 我的幼年

（一） 家乡——幼年的摇篮 4
（二） 慈母的呵护 6
（三） 夏天的蝎子 7
（四） 可怕的瘟疫 8
（五） 冬天的乐趣 9
（六） 卖艺求生的人们 12
（七） 童子军日行一善 14
（八） 教鞭创奇迹 15
第二章， 八年抗战辛酸泪 17
（九）仓皇出逃 17
（十）智斗汉奸 20
（十一）开辟生路 25
（十二）鬼子又来了 30
（十三）火车上的折磨 32
（十四）紧急疏散出长沙 35
（十五）所里，亲如故乡的小镇 37
（十六）辍学以后 45
（十七）中诡计遭暗算 50
（十八）“黔南事变”之灾 54
第三章， 抗战胜利后
（十九）鬼子投降了 60
（二十）还念潘大爷 61
（廿一）南明河畔二弟死里逃生 62
（廿二）黑夜难熬 64
第四章，天亮了
（廿三）交鸿运平地青云 69
（廿四）乐极生悲 72
（廿五）梦寐难求的机遇 76
（廿六）坚决战胜它 83
（廿七）红拖厂镀真金 92
（廿八）突如其来的打击 101
第五章，鸡窝里孵出了金凤凰——少数民族自治州生产柴油机经过
（廿九）声嘶力竭地争取 103
（三十）奇迹出现了 109
（卅一）更大的奇迹！ 111
第六章，大难见真情
（卅二）我永远怀念他—— 一个医生 113
（卅三）病入膏肓见真情 116
第七章，反思收官之役
（卅四）业绩平庸成憾事 119
（卅五）反思农业机械化 126
第八章，在外资企业的感触
（卅六）外资企业可借鉴之处 129
（卅七）怪异的外企老板 132
（卅八）监控器救了我 139
第九章，缅怀亲人
（卅九）我的祖父 140
（四十）我的母亲 145
（四十一）我的父亲 159
（四十二）淑贞其人 169
（四十三）恩恩怨怨 174
（四十四）遗憾 181

第一章，我的幼年
一，家乡——幼年的摇篮

我家曽祖一代居住在合肥东乡龙城集（今合肥市东县龙城乡）。这就是我家的祖籍，或称原籍。
曾祖父殷锡恩原在家乡设馆教书，后乡试中举，朝考二等。委任霍邱县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长）。任满回合肥，继续设馆教书。
祖父有三兄弟，祖父最小。大祖父是合肥有名的饱学之士，以教书为业。二祖父曾在甘肃省政府主管财政。
我祖父年轻时东渡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1906年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1909年回国参加反清斗争。1912年（民国元年）任五河县知事，1920年解甲归田归到了凤阳，在当地购置了一些田地，建了一所住宅。从此，我家便落户凤阳。所以我们家的祖籍是合肥。籍贯应该是凤阳。我诞生于此，在此度过了童年，凤阳就是我的家乡。
凤阳是个大县，幅员辽阔，占地178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67000余人（1985年统计数）。
凤阳历史悠久，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76年的商周时代。那时不叫凤阳，叫钟离。后来随着朝代的变迁，先后改称蚕富县、燕县、濠州等。明代洪武六年（1373年），改为中立府，次年改为凤阳府（因其位于凤凰山之阳，故名凤阳）。该府内陆地域为凤阳县，临近淮河的地域为临淮县。到了民国年间，取消府制，改凤阳府为凤阳县，临淮改县为镇划归凤阳县。我童年时代，民间习惯的称呼仍然是“凤阳府”而不是“凤阳县”。
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明朝曾在此大兴土木，营建中都城池，其规模大小，史书均有详细记载。城墙砌成后，朱元璋做出罢建中都的决定。遂终止了此项工程。中都城虽未建成，但是它出类拔萃的设计，开创了明清一代城池建设新风，成为我国城池建设史上的伟大杰作。
凤阳还有些闻名遐迩的古迹，如规模宏大而壮观的皇陵，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於皇寺）等。
凤阳地处淮河之滨。历史上的淮河独流入海，水系稳定，整个流域灾害少，农业发达，经济一直比较昌盛，唐宋时期凤阳的经济达到了顶峰。1194年发生黄河夺淮之灾，淤断了淮河入海通道，从此淮河流域灾害连连，凤阳也深受其害。再加凤阳是历朝兵家争夺之地，战事不断。天灾加人祸，阻碍了经济发展，凤阳逐步走向贫困。
在我出生的年代，国家又穷又落后，多灾多难。凤阳因为偏离主干交通线，又缺乏具有吸引力的天然资源，所以经济发展迟缓。工商业落后，市区建筑陈旧，呈现一派晦暗景象。
尽管城里建筑简陋街面萧条，但是，出了城一眼望去，田连阡陌，沃野千里，别有一番景色。
这里的人们久经灾害的磨炼，勤劳朴实，不畏艰险，敢于战天斗地。在那民不聊生的困难时期，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破除“清规戒律”，实行农业“大包干”，掀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为中国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凤阳实行改革开放三年后，甩掉了吃粮靠供应，生产靠拨款，用钱靠救济的“三靠”穷县的帽子，成了全省粮食基地。经济发展蒸蒸日上。
由于过去的建制有府、县之分，因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凤阳依然保留着两个城区——府城和县城，两城相距约两三华里。
我家的住宅，坐落在府城头道巷。三十年代安徽凤阳一带的人，都知道凤阳有个“头道巷殷家”，名气较大。
殷家当时不过是个小康人家，非官非宦,无钱无势，日子比较清贫。之所以出名，大概是因为祖父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家里人口多，读“洋学堂”的也多，接受新思潮新文化快，比较文明进步，同邻里相处和睦融洽，乐善好施，是当地公认的“正经人家”。如此而已。
1927年农历7月23日，我诞生于这个家庭，并在这个温馨的“摇篮”里度过了十年。所以对这个家庭的映像比较深刻。
在我记事以后到逃难之前，家庭一直都很热闹，常住人口就有四十人之多，有爹爹（祖父）、婶奶奶、老姑，有大大（大伯母）一房四口；四妈一房四口；七爷一房八口；我们一房四口；一爷一房五口；二爷一房三口；老爷一房两口。没算在内的有：在外面工作的大伯伯和四爷，在合肥住的六爷一房人，在外面住的八婶和转姐。
家里雇有一个门房（相当于传达室）陈真宜，一位说书的宋奶奶，四个丫鬟。这四个丫鬟都是河南人，逃荒来凤阳沿街乞讨，被我家收留雇为佣人。我家有四排房子三个院坝。房子虽然很简朴，倒也比较宽敞。全家都住在这个大院里，从一个门进出，在一口锅里吃饭，同饮一井之水。
大大（大伯母）是家务总管。妯娌几个轮流煮饭烧菜，叫做“上锅”（就是值日）。规定一天三顿，早餐杂粮稀饭，夏天稀饭里加秫秫，冬天加芋头；中晚餐以米饭为主，掺搭少许杂粮。菜以炒青菜萝卜为主，腌菜顿顿都有。开饭的时候，各房把饭菜打回房单独吃。菜都打得很少，因为都有自己买的“私房菜”。
四个丫鬟共同承担全家劳务，各有侧重：一个服侍爹爹、奶奶和老姑；一个在伙房帮“上锅”的少奶奶做饭菜；一个洗衣服被子；一个买菜买东西，送信，送帖子请客。们房负责守门，管灯油、。全家使用统一规格的煤油灯，共有一二十盏。煤油集中存放在门房，每天各房将灯送到门房，陈真宜负责擦灯罩，加灯油，添灯芯。傍晚，各房再将灯领回去。宋奶奶是专为奶奶说书讲故事的，不做别的。
爹爹奶奶规定：媳妇必须轮流“上锅”做饭；内衣内裤和儿女的衣裤尿片不准拿给佣人洗；自己房间自己打扫，马桶、尿壶自己倒；不准倒剩饭，人人都要吃杂粮；不准欺负佣人，称呼说书的宋老妈为宋奶奶，父辈和我们都这么称呼，奶奶去世后，她不说书了，什么也不做，还要丫鬟服侍。
佣人在我家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主仆关系很融洽。衣食住行我家全包，每月还发点零用钱。我家的丫鬟没有一个辞工的，爹妈找来了，都宁死不肯回去。我听说有个丫鬟（母亲她们叫她大丫头）出嫁了，我家还送了一份彩礼，她还常回来走“娘家”。

二，慈母的呵护

我的童年，虽然遭遇家庭不和谐因素，但是基本上还是幸福的，在我脑海深处还能够打捞出一些美好的记忆。
总的感觉是，家庭的气氛热烈而和气，生活充满温馨和乐趣。尤其是逢年过节喜庆之日的欢乐景况，和学校情趣盎然的集体活动，使我至今仍回味无穷。当然也有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迹，掺和在记忆的长河里。
我年幼时体弱多病, 特别厌油,厌食，见饭就饱。非常“拣嘴”，许多东西都不吃，白菜只吃叶子不吃梗；月饼只吃皮不吃馅；肉只吃瘦的不吃肥的。经常通宵啼哭，白天眼都睁不开，缠住母亲不放。 闹得母亲夜里不能入眠，白天被我缠住难有片刻休息。她全副精力都耗在我的身上。后来听母亲回忆说我的童年：黄皮寡瘦，三病两痛，搅得她五心烦躁，白天黑夜不得安宁。
记得有一次母亲带我回娘家（在合肥），那是我出生后最早的也是最“烦”的一次旅行。当时可能有病，周身不舒服。原来的厌油、厌食等毛病更变本加厉了，还有点“怯生”，特别想家，整天哼哼唧唧无精打采。
母亲回娘家是一件喜庆的事情，因为交通闭塞，回一趟家十分不易，母亲出嫁后还没有回过娘家，这次成行，不言而喻，母亲是多么高兴啊！外婆（合肥土话叫“尉奶奶”，“外婆家”叫“尉布家”）一家，待我母子如贵客般的礼遇，似骨肉亲人一样的体贴。当时因为我挑食、厌食，他们为了使我能够多吃一点，每顿饭都要专门为我做几样菜。可是我偏不领情，这也不吃，那也不尝，整天病歪歪，哭兮兮，把全家的欢乐气氛冲散了一多半。
我在外婆家的那段时间，是不讨人喜欢的。当时比我大一岁的三表哥，明显地看不惯我，背地里总是欺负我，叫我“滚回凤阳去”。几位表姐开始都喜欢我，后来逐渐地变了，也讨厌起来了。我哩，实在品尝不到半点乐趣，体验不到丝毫亲情，反而觉得陌生和冷漠。现在想来，如果母亲当时不是那样疼爱我，娇惯我，而是能似几年后对待我那样，或许我就不至于那么讨人厌了。“不吃，就饿你两天，看你吃不吃”；要不就两耳巴，“看你还敢拣嘴不”。这样，我也许会变成另一种形象了。
我入学读书以后，体质和精神状态都有很大的变化，饮食不那么挑剔了，身体逐渐改变了弱不禁风的状态，活泼起来了，还上台表演过舞蹈哩！记得有一次跳“铁环舞”，边滚铁环边唱：“铁环铁环团团转，一转转到五台山……”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此时想来可能是学校环境变了，精神活跃，活动量增加，胃口自然就好了，因而身体壮实了许多，性格也跟着变了，由斯文变得跳皮了。

三，夏天的蝎子

凤阳地处皖北,四季分明。夏季最高气温常在40度上下,连屋子里的桌椅板凳都有点烫手,小孩子们只穿一条短裤, 赤膊着上身，或围一个兜兜；大人穿着都很单薄，手里不住地挥着蒲扇。既或如此也还是整天汗流浃背。
由于屋里太热,都不愿呆在屋里。白天在院子里找一块阴凉的平地，铺一张席子,一房人(父母带着孩子)就在草席上度过整个白天。家乡话叫“趁凉”。所以每逢夏季酷热的那些日子,大院里凡是阴凉的地方都铺满了草席。前院那棵老槐树下面铺的最多。那时父亲要忙他的事情,总是母亲带着我和二弟在草席上纳凉,母亲通常是坐在草席上，边做针线边讲故事,我和二弟躺在草席上，边听边滚来滚去，这头睡热了，滚到那头。因为草席散热慢,躺下几分钟,身子底下又热又潮,不得不经常挪地方。但凡轮到母亲“上锅”的那天,草席就变成我的舞台了,我肆无忌惮地在上面翻筋斗竖蜻蜓(倒立)玩个痛快。
夏季的夜晚闷热难耐,家家户户都在室外过夜,或者睡到下半夜再进屋。每逢酷热天的傍晚，各房都把自备的竹凉床搬到院坝里,架上蚊帐睡上一夜或半夜。我家的三个院坝(祖父住的前院除外）横七竖八的凉床摆满了整个院坝。场面很热闹,大人们说说笑笑,孩子们在床上蹦蹦跳跳,从这张床跳到那张床,嘻哈打闹,十分有趣。记得有一天晚上,凤生三姐在床上笑着跳着,突然大声哭叫：“妈!疼死我了!”顿时大家都围拢去看过究竟。只见她用手捂着脚指，妈呀妈呀的喊疼。原来是被爬上床的蝎子蜇了脚指头。
听人说，被蝎子蜇了不能喊妈,越喊越疼。据说蝎子没有妈,蝎子是将卵排在自己的背上,孵化成虫后,母蝎子背部炸裂,小蝎子纷纷爬出母体,母蝎立即死去。就因为蝎子没有妈,所以越喊妈，就越疼。
父亲也被它螫过一次。那天傍晚他带我在后院玩耍，听见了蛐蛐（蟋蟀）叫声，我叫他替我逮蛐蛐。他忙活了半天，石头掀起了好几块，一个也没逮住。后来在掀一块大石头时，一只蝎子被惊动了想逃跑，刚一露头，他上前一脚，踩住了它。几乎与此同时，父亲哎呦了一声，本能地松开了脚，那蝎子蹒跚地逃之夭夭。父亲坐在地上脱掉鞋袜，那个被螫的脚趾又红又肿，他用自己的吐沫涂在上面，说是能消毒。从他脸上的表情估计他一定很疼，皱着眉头咧着嘴。
蝎子是一种小爬虫,有两寸多长，样子很怪,就象一只长了尾巴的螃蟹,尾梢有一颗毒刺,毒性大。比它大的小虫被它蜇一下都会很快死去。人被它蜇了,伤口处立刻肿起一个大包,疼痛难忍,几天才能消去。
凤阳蝎子多的原因,是当地的条件很适合蝎子生长。
当时凤阳一带缺煤少柴，没有条件烧砖瓦。交通又闭塞，砖瓦运不进来。本地又不产木材。所以大部分民用建筑墙体都是泥土砌的。一般有两种砌法，最为普遍的是採用泥土堆砌成墙；好一点人家则使用砖坯砌墙。所谓“泥土堆砌”,就是用四块木板组成一套模盒（框架），把它放在墙基上,盛满粘土,夯实成一块长约两米的墙体。再一块一块地垒上去。所谓“砖坯砌墙”,就是用不经焙烧的砖坯直接砌成墙壁。总之,这两种墙体材料都是泥土,而泥土又最适合蝎子做窝,这就给蝎子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家除当街的外墙为石砌而外,其余大部分是砖坯砌的,只有后院一排房子（家里人叫“四路屋”）是泥土堆砌的。总之都是土的，所以蝎子多。
蝎子的生活习性是昼伏夜出,天黑以后从窝里爬出来，附着在墙上捕捉小虫。许多小虫每到天黑眼睛就看不见了，而蝎子有一个器官能准确测出近距离小虫的位置，捕到小虫后，先螫死再拖到窝里吃掉。人要是碰着它，也要挨它一螫，很难幸免。所以每到晚上, 大人都要叮嘱孩子：“出去手不要扶墙”。
我家那位门房先生叫陈真宜，是一个高个子身躯微胖的大块头，溜光的脑袋，红彤彤的盘子脸，布满红丝几乎突出眼框的两只大眼球，当中一棵酒糟鼻子，见谁都笑嘻嘻的，一付标准的憨厚像。他原来跟随祖父在五河县衙当“听差”（类似警卫员），和我家有远亲。他负责守门和擦灯罩、上灯油，附带捉蝎子。夏天，每到天黑，他就提着桅灯（马灯）拿着镊子,一堵墙一堵墙的检查,发现蝎子就把它夹到灯罩里烧死,几乎每天都有斩获。多的时侯蝎子覆盖了灯头，这时就得把烧死的蝎子倒掉。烧焦的蝎子散发出的臭味熏得人们作呕。因此大人们见他逮蝎子都避而远之。小孩子虽然也很噁心，但受好奇心驱使，捂住鼻子跟着看过不停。那种臭味同现在烤肉串的气味差不多。至今，我一嗅到烤肉串气味就想起当年陈真宜捉蝎子的情景。也许这就是我怕吃烤肉串的原因。

@来时荒芜 2016-05-18 09:20:47
总理遗嘱？？？哪个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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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四，可怕的瘟疫

凤阳出产水果，尤其盛产西瓜，既多又甜，也很便宜,尤其是一种小西瓜更便宜。它的籽儿就是炒瓜子的材料，所以又叫“籽子瓜”。这种瓜长不大，一般只有三、四斤重，大的也不过六七斤。倒是很脆,手掌一劈便成两半，故而又叫“打瓜”。普通的西瓜个头大，品种也多，比打瓜甜。瓜中最好吃的莫过于小瓜，又香又甜又脆，品种很多，不胜枚举。瓜上市以后, 各房都拿“私房钱”买来吃，几乎天天吃瓜，主要吃西瓜。大人们总是鼓励小孩吃籽子瓜,倒不是因为它便宜,而是它不会坏肚子。我们都不喜欢吃，因为不甜。吃大西瓜要限量，不准吃多。小瓜就更不准我们吃了，不过，这也不能怪大人们谨小慎微，是有惨痛教训的。
皖北一带历来就是瘟疫的多发地区。听大人们说，有一年的夏天，瘟疫再次降临凤阳城。那是水果上市的季节，发生了肠道疾病，上吐下泻，可能是霍乱。传染率高，很快便蔓延开来。当时医疗卫生条件很差，无人能医，无药能治，死人无数，一家一家地死绝。死了的人无人收尸，死尸腐烂后散发出噁臭，大街小巷臭气熏天。活着的人赶紧逃出凤阳城。整个凤阳城十室九空，真是“万屋萧疏鬼唱歌”。这段历史成了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恐怖阴霾。
不料在我启蒙上学后的一年，正当水果上市的季节，瘟疫又在凤阳冒头了，而且来势迅猛，传染极快。遗憾的是依旧无药可救，病人一个一个死去。全城如天降大难，一片惊恐，政府也束手无策。那时，毅之七爷（四伯父）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回来不久，在凤阳开了第一家小诊所，恰好碰上了这次瘟疫。他一面冒着被传染的风险，不分昼夜地去抢救病人，一面加紧研究治疗这种高度传染性疾病的药品。在他的努力下，很快便研制出一种新药，经过临床试用，非常奏效。紧接着他配制了一批这种药，治愈了一个又一个将死的病人，简直是“手到病除”，使凤阳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他尽到了一个做医生的神圣职责。并因此而出名。据说后来中央委任他为六十兵站医院院长，也得益于他的这次出色的表现。
事后分析这两次灾难的罪魁祸首都是水果，是它充当了传播病菌的载体，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灾难。病从口入嘛。
第一次灾祸因我家尚未迁入凤阳而幸免；第二次因及时控制了灾情，我家再次幸免于难。事情虽然都过去了，但余悸犹存。所以大人们每到瓜果上市的季节，对于吃水果就严加管制了。除了西瓜准许少吃一点外，小瓜和桃、李、杏、枣等树上长的水果就基本上吃不到了。
那个时代的凤阳还很“土气”,除了烧酒、甜酒，茶水，什么饮料都没有。夏天去暑解渴的就是瓜。我们家算是例外,七爷会做“汽水”,他用苏打、柠檬、糖精三种原料加水混合后装在盐水瓶里,沉入水井,冰凉以后提上来分给大家喝。又凉又酸又甜,其味忒美,可惜太少了!人又多,一个人只能喝小半杯。

五，冬天的乐趣

家乡四季温差很大,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冬季零下头十度是常事。每年都要下雪、结冰，房檐下经常会缀着凝锥。长达几尺。早晨起来，先要用棍棒把屋檐下的凝锥敲断，才出得了门。池塘里的冰凝得很牢固，可以走人走牲口，但是很滑。街上也滑得很，大人小孩出门都要穿钉鞋。钉鞋的功能就是防滑。它样子很像拖鞋，鞋底有许多平头铁钉，鞋帮是用皮革或者布壳（用桐油反复凃刷硬如皮革）做的，又长又肥。很像一只缩小了的带棚子的小渔船。穿的时侯不用脱鞋，连鞋伸近去就行了。
家乡的雪，当然比不上‘塞北的雪’，可也相当壮观，景致很美。满天飞舞的雪片，飘飘荡荡悄无声息地落将下来。屋顶白了,万物白了,顷刻间一切都洁白无暇。像是一床无边无际的白色大地毯，遮盖了世间的五颜六色。
每逢大雪天，我便全副武装（棉袄棉裤棉帽子棉鞋棉手套）偷偷地跑到院子里疯玩。踩着厚敦敦软绵绵的雪地，发出咯吱咯吱清脆的响声。不一会，兄弟姐妹们越聚越多。大人们也都出来扫雪铲雪。小孩子们以帮忙扫雪为名，打起了雪仗，一时间雪块飞舞，你砸我，我砸你，刚扫干净的地面又砸进了许多雪块。有的雪块误中大人。这哪里是帮忙，分明是添乱。大人们举着扫帚驱赶我们，我们到处躲藏。孩子们的嬉笑声，大人的斥责声，伴随着铲子、扫帚同地面的摩擦声，闹声一片。
铲除的雪集中堆在一齐，家里每个院坝都堆积着大堆的雪，雪堆越大，越不容易融化，可以保持很久，甚至于能保持到来年春暖花开。无形中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游乐条件，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这边堆个罗汉，那边堆个狮子头，有时大人们也来凑热闹。杏花和春红两个丫头（佣人）是积极的参与者。积雪越厚，参加的人越多，大家也更加开心。耳朵鼻子冻得失去了知觉，手套湿透了，手背冻肿得像镘头，手指麻木僵硬，但是谁也不肯罢手。
每年冬季，芋头（又叫饭薯或红薯）上市后，早餐芋头煮稀饭就是我们家的“标准餐”，天天如此。中餐和晚餐也要在饭头上蒸一点芋头，同米饭掺和着吃，为的是节省粮食。芋头，开头几天都抢着吃，吃到后来就厌了，肚子也不舒服，臭屁不断。不吃又不行，是老太爷（祖父）规定的，谁敢不遵，每餐多少得吃一点。
每年秋末冬初佃户们分给我们家的芋头有几大车（牛拉的车，装载量约为手推车的四倍），全堆在四路屋的一间房子的凹坑里。每天傍晚，家里的女佣孙姐就手提大竹篮拿着菜刀，到四路屋去选芋头做第二天的粮食。所谓“选”，就是优先选那些开始腐烂和将要腐烂的芋头，因为这种芋头最甜，（有些植物的根果腐烂之初有一个糖化过程，所以很甜）但主要是为了减少浪费。她一边选一边削去腐烂部分。我们经常跟着她去帮她选，选到最后，她总要分给我们每人两个最甜的芋头，我们把它扔到锅洞里烤来吃，特别甜。
孩子们有这样的经验：冰天雪地就是新年的预报。每逢出现这样的天气，就意味着新年即将来临。新年对孩子们的诱惑是巨大的，连做梦都在盼新年的到来。因为那时没有游乐场所，没有地方好玩，平时吃得又差，只有过年能玩得痛快吃得舒服。
中国自古以来都把新年（春节）看做最重要的节日，家家户户都竭尽所能地过好这个节日。大人小孩都要穿上家中最好的衣服和鞋袜；饭菜也是一年中最好最多的；除了祭祀活动而外还要安排许多“博彩”游戏，全家尽情地欢娱。新年的时间跨度很长，从阴（农）历腊月（十二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都属于新年的区间。腊月二十三是祭灶日，从这天开始，新年的活动就按部就班地展开了，前奏是大扫除（俗称“打阳春”，包括：擦香案香炉烛台、洗涤床帐被褥等）。祭灶过了接着是做年菜，蒸馒头、包子，贴门对和窗花，挂灯笼等。做好过年的一切准备。
我们家可能因为人多，新年的喜庆气氛特别浓。祭灶刚过全家就忙得不亦乐呼，光是蒸馒头包子就蒸了几天，（因为蒸的量太多，除了全家新年十几天吃的，还要蒸一些施舍给穷苦人）全放在小茓子（用篾子编的长而窄的帘子按需要大小把它围成筒状的容积体，大茓子一般放在屋外，用来囤粮）里。菜肴做的也很多，足够几天吃的。
家里做的东西尽管既多又好吃，但也只有两三样有资格端上年卅的“年夜饭”桌，这顿饭大部分菜都是请餐馆厨子来家烹饪的。因为它极具象征意义，象征全家团圆幸福、吉祥喜庆、送旧迎新。因此家家都极为重视。我家当不例外。凤阳有一家名餐馆叫“小蓬莱”，和我家有“特约”关系，凡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大事，以及祖父招待贵客，都要请小蓬莱的厨子来家做菜。他们的厨艺在凤阳首屈一指。
不过，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母亲的拿手好菜——季菜元子。现在想起它来仍然馋涎欲滴哩！季菜元子的做法是：用季菜（属于野菜，又称地菜）为主料，加入瘦肉虾仁切碎搅拌成馅子；用泡米（贵阳人叫人生米或爆米花）磨成粉掺入面粉，加入肥肉末，搅拌后擀成面皮，然后包入馅子再搓成元子。先在油锅里炸熟，存放待用。可以红烧、汆汤，还可以炸熟就吃。炸熟就吃味道特别美，我最喜欢吃，百吃不厌。实在太好吃，从南到北，从我童年到目前的风烛残年还没有吃到过比这更好吃的东西。堪称天下一绝。我要是开餐馆利用这道菜，一定能获得食客盈门的效果。
新年好吃的东西特别多，是平时难以吃到的。不过再好吃的东西也栓不住我们的‘玩心’。过年我们只顾玩，不想吃,因为过年游乐的明堂太多，太吸引人了，大家玩得废寝忘食。
祭灶那天，全城不绝于耳的劈厉啪啦炮竹声，向人们发出佳节降临的信号。从年卅起就进入了新年的高峰期，全城一致行动，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门上粘贴财神像，大红对联贴两旁，彩灯高悬，全城洋溢着喜庆欢乐的气氛。我们家院子里高高挂起了气灯，一盏气灯的亮度超过100瓦灯泡，把一个大院坝照得通明雪亮。年饭后，我和兄弟姐妹们在灯光下相互追逐嘻哈打闹，做游戏，伯叔们在前后几路房子里分别设了“赌摊”，有推牌九，掷骰子，掷逍遥（小孩玩的博彩游戏），压宝等，花样各异，任凭选择。
初一清晨，父辈兄弟们和伯妈婶子们给祖父祖母拜年请安，我们先后给祖父祖母、伯伯、叔叔、伯妈、婶娘一个个地拜年，每拜一个就得到一份压岁钱。饭后，小孩子们揣着压岁钱，提着手炉 四处乱窜，一会儿在院子里戏耍，一会儿跑到二路屋去押牌九，或三路屋去押宝。伯妈婶子佣人们也都参加。小孩荷包里压岁钱输光了再向庄家讨回来，再去下注。晚上大家相约提着灯笼逛大街串小巷，边玩边看各家门楼上的灯笼。其实我们那时並不热衷于看灯，也没有欣赏水平，而是赶热闹，提着灯笼到处跑。前院后院，门里门外，大街小巷跑着好玩，肚子跑饿了，去厨房吃点东西又跑得无影无踪。门楼上的这些灯笼只是为了增加喜庆气氛，毫无观赏价值，真正值得观赏的是正月十五的花灯。
所谓“花灯”，就是十五灯节民间在街上表演的灯笼。其结构、样式很讲究，有模仿动植物形状的，有表现戏剧典故的。最吸引观众眼球的当数后者。十五灯节的灯笼是游动的，我们也排在灯队里跟着游动。累了跑回家押几注牌九，吃点花生糖果再出来游荡。过年那几天，就这样天天通宵达旦地尽兴玩耍。年年如此。
在我们看来，凤阳的灯会算是很好了，可是听大人们说，比起一些大城市却又逊色得多。大城市每逢新年灯节，满街各式各样的灯笼，五光十色争奇斗艳，非常好看。而且不是死的，是活动的。我当时只是听说而已，无缘目睹，后来才饱了眼福。
今昔对比，现在的孩子们对于新年的兴趣，就远不如我们当年那么浓烈了。究其原因，並非源于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是客观条件变化太大。四十年代经济落后的我国，小城市可供儿童玩耍的公共场所极少，连利用现成的自然条件开辟的公园都没有。学校里也就是几样各校彼此相似的儿童体育设施——翘翘板、秋千架、梭梭板（滑板）。能够拿在手上玩的玩具也很少，最普及的就是小皮球、拨弄鼓、玻璃弹子、不倒翁和用发条作动力的青蛙、白兔之类。

六，卖艺求生的人们

凤阳由于儿童游乐场所的稀缺，和玩具市场的空虚，引来许多民间流浪艺人，他们的作品和表演，给我等儿童增添不少乐趣。
一些流浪艺人，利用废物或价廉的材料制做一些小玩意，走街串巷卖给小孩，价钱很便宜。譬如：蜡纸折叠的风车，鸡蛋壳做的不倒翁，杏核磨成的叫笛，竹筒做的水枪，鸡毛做的踺子等等。还有一些手工艺者，如吹糖人的、捏泥人的、捏面人的，这些人技术精湛，手上有绝活。他们用独特的技艺和普通的材料，做出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如：鸟兽鱼虫花草，戏剧里的人物：孙悟空，猪八戒，鲁智深，关云长等。例如：
吹糖人，将红糖加热熔化成面泥状态，再用嘴吹胀，边吹边捏，成形后立即粘在竹签上，一件作品便完成了。整个过程也就是一分多钟；浇平面糖人速度更快，先用小瓢把红糖融化成糖稀后，按想象的图形浇在一块玻板上，再粘上竹签，不到一分钟由糖丝组成的图像便完成了。速度之快超过前者。捏面人的速度要慢一些，大约两到三分钟。做泥人，大约三到四分钟一件。都比画家速写一张人像快得多。他们做出的泥人和面人，神采奕奕，栩栩如生，精致到连脸上的皱纹都显露得一清二楚，可谓巧夺天工。这些艺人最令人钦佩的是无与伦比的娴熟程度，他们脑袋里满是各种图案，能够按你的要求，不假思索的随手占来，一气呵成。
他们的作品属于工艺性玩具，富于观赏性。固然能增添儿童们的乐趣，但並不好玩。小孩贪玩，不会欣赏，哪怕做得精妙绝伦，玩过几次，也就不再买了。孩子们都有喜新厌旧的习性，一成不变的玩意儿，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这些艺人，为了多卖钱维持生活，必须不断地换地方。这个县跑到那个县，到处流浪。故而称他们为流浪艺人。
最受儿童们欢迎的是耍猴戏、扁担戏、皮影戏和拉洋片的，只要这些人一出现，立刻便会聚集一群人，不光是小孩，也有大人当观众的。表演者一般都是夫妻二人，演到高潮时，一人继续，另一人到观众中收钱。出钱的都是大人。我们兜里空无一文，都是白看不拿钱的。所以他们演一天也收不到几文钱。
那时最受人们，尤其是大人们欢迎的是戏班子的演出。他们演出的都是地方戏，统称为小戏，他们人少，最多不过二十人，所以称之为小戏班子。他们演出和吃住都在火神庙。
火神庙前有一个高台子，台子下面是一个广场。台子和广场恰好组成了一个“露天剧场”。为小戏班子演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地。戏台两旁有几间房子，原本是作为烧香拜神者休息的场所。庙中空无一神，两旁的房子歪歪斜斜，墙体到处是窟窿，茅草屋顶凸凹不平，缺门少窗。这就是他们的住所。
我从未听说过在神仙班子里还有火神，火神庙好像也是凤阳独创的。据说，凤阳以前经常失火烧了许多房子，凤阳的草房又多，容易着火，又无防、灭火的手段，只好求助于神灵。所以专门修了一座庙供奉火神。不料后来又遭受一场火灾，烈焰吞噬了一条街。失职的火神被愤怒的民众推倒了，庙也砸烂了，从此断了香火，和尚也跑光了。就剩下断壁残垣的破庙。可见百姓很公平，神仙犯法，凡人同罪。
火神庙一带有许多简陋的草房，据说是专为逃荒的难民建的。
凤阳毗邻淮河，离黄河也不远，两河洪灾频仍，常有灾民涌入，需要安顿；本地的孤寡老人也需栖身之处，因此，特地建了这些房子。流浪艺人和无家可归的穷人也都在这里存身。这一带便成了贫民区。这也是我家施舍包子馒头、粮食的地方。此处离我家不远，我常来玩耍。每逢小戏班子来演出，我是一定要跑来见识一番的。其实我对戏剧根本看不懂也毫无兴趣，只是想看看他们的真面目，因为戏台上的他们都是奇形怪状的。
每逢戏刚结束，我们就跑到后台看他们卸妆，然后又跟到他们的住处，把他们的生活全景一览无余。
我发现他们穿的盖的没有一件是完好的；吃的是秫秫混合面粉烙的饼，和麦麸熬的稀粥；而且是限量的，由煮饭的人分配，同样大小的饼每人一个，稀粥每人两勺，最后剩下的舀给了几个男人。看了他们可怜的样儿，使我很纳闷，一天演几场戏为什么连饭都吃不饱？！
他们跟那些耍猴的，演木偶戏的一样，戏快演完时再下来收钱。看戏时人不少，收钱时人遛了。一场戏只能收到一二十个铜板，还不够一顿饭钱。为了赚一天的伙食费，不得不一场一场地接着演。再累也得演，而且只能演好，不能演砸，演砸了按规矩不准收钱，还得再演一场。
有些戏子精神不济，怕唱不下去，只好借毒品提神。当时吸毒最简便的是吸白粉（海洛因），只需一张香烟盒里的锡皮纸，将白粉撒在上面，口张开对准白粉，攃根火柴在下面一烤，烟气便吸入口腔。顷刻间精神大振。但只能维持几小时。吸一口白分需两顿饭钱。光吸白粉不吃饭也不行，既要吃饭又要吸白粉，没有钱就卖东西。穿的用的都拿去卖。那时物资匮乏，连破成几瓣的瓷碗都能卖到钱。（各地都有专门补瓷器的工匠，用米粒大的钻石做钻头，镶在立柱的底端，用弓弦扯着立柱旋转，在破碗上钻出两个相距约10毫米左右的盲孔，再把预先做好的铜疤插入小孔。补疤的个数多少视碗的损坏程度而定）。他们个个黄皮寡瘦，精神萎顿，衣裤补丁摞补丁。被子无里和面，光剩遍是窟窿的棉絮。用具很少，只看到两三只盆和罐子，估计是洗脸洗脚和夜里撒尿用的；还有几只盛饭菜的碗和钵。这些容器都是粗淘器，只有碗和钵上了粗釉，其他，包括砂锅均未上釉。容器中竟无一件陶瓷品。金属制品只有一只用来盛水的铁桶，从桶表面的商标看似是外国化工原料的包装桶。
他们之所以如此狼狈，就是因为收入太少，演的场次再多，也不够吃饭的。看戏人多，出钱人少。演到后来，叫座的戏演完了，收入更少了，只好卷铺盖换地方。不能怪观众吝啬，整个国家都处在穷困之中，观众又都是社会底层百姓，是真的出不起钱，不是想看便宜戏。
不仅小戏班子，其它流浪艺人也都很悲惨。
这种情景，给我童年美好的回忆里，加入了一些惨淡的阴影。

（七），童子军日行一善

我七岁启蒙入学，一年级只有两门课：国语和算术。后来逐级增加了自然、美术、音乐、公民、劳作等课程。后面这两门课是现在的小学所没有的。我觉得这两门课很有意义。比如公民，其内容有国家的体制及其功能，和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这有利于人民树立国家观念，灌输爱国爱人民的思想；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公民。劳作，后来改称手工，就是教学生用双手制作各种物品，譬如：用黄泥学做茶杯、砚台；用篾子编提篮、盘子，扎风筝等。这可以增强学生劳动观念，开发学生智力，增强念书的趣味性。的确很有意义。
学堂规定星期一早晨做纪念周；星期六下午开夕会。每逢星期一早晨上课钟声一响，全校师生便集中操场按班级排队站立。司仪宣布仪式开始，接着依次宣布：吹军号升国旗，唱国歌，训育主任领诵总理遗嘱，校长训话。然后宣布解散。这就叫“做纪念周”。 “开夕会”是在星期六下午，以班为单位在课堂里进行，班主任教师主持。开始时，他先总结一周内全班学习成绩和表现情况，表扬最好的批评最不好的行为和人。然后叫童子军轮流汇报一周内所做的善事。再由未加入童子军的介绍自己所做的善事。最后是余兴——表演节目。
做纪念周，开夕会，好像是教育部规定的，凡小学都有此项活动。
那时童子军组织遍及各校，三年级起就可以加入童子军，条件是品学兼优。童子军以“智、仁、勇”为训练目标。有特制的军服、军帽、帽徽、领巾和绳索、口哨以及打旗语用的手旗。由学校统一提供，家长出钱。童子军规定：遇见教师、队友，应举手齐帽檐行三指礼（三指体现智仁勇）。各校童子军都有自己的军乐队，一般由一把军号，一面大鼓，三四面小鼓组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童子军号召（规定）“日行一善”，就是每天做一件好事。这项规定带动了全校同学，大家为了做好事，都钻头觅缝地找事做。因此，通往学堂的路上再也看不到果皮纸屑等垃圾了。扫垃圾、扫狗屎马粪也算做好事。做好事的多了，学生的不良行为大大的减少。童子军规定，把所做的好事写在日记上。在每周的夕会上向同学们汇报。日行一善，形成了一种争相做好事的气氛。
小学经常组织学生郊游，出游时的队伍很整齐，童子军队伍排在前面，队伍的最前面是校旗和军旗，军旗下一列小军乐队,有节奏地敲着鼓点吹着洋号。大队长喊着“一二一”,队伍踏着节拍,神气十足地穿过大街小巷。路两旁的行人驻足观望，常有四五岁的儿童伴随军乐队往前走，舍不得离开，越走越远，忘了回家。
郊游是学生们最喜爱的活动。常去的地方是龙兴寺，皇陵等处。郊游不光是游玩，先生还就地讲解农作物基本知识，加深我们对“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理解。又布置我们采集标本，讲解如何识别农作物、花草和昆虫；并教童子军打旗语，练习自救办法和结绳技巧。那时我学会了打十几种绳结，其中几种是我后来经常用的，所以至今仍然记得，如：双套结，瓶口结，鱼人结，结绳结等。
最令学生向往的是“露营”（又叫“野营”）。我们学校规定高年级每学年要组织露营一次。那年（逃难的那年）我刚升四年级,赶上了。露营那天，我穿上“童子军”服,戴上军帽,系上领巾,腰挂救生绳,手执语旗（打旗语的小旗子）,揹上被包和食品,到学校整队出发,奔向营地。那次营地是龙兴寺附近的一个荒野,我们在坡脚,五、六两个年级分别驻扎在两个小坡上。正好,三队人马,三足鼎立,遥相呼应。我们这边,地势较平坦,遍地野草,小树稀疏, 旁边有一条小溪,潺潺的流水清澈见底。不远处麦浪翻滚,一片金黄。
我们按照先生的布置, 进行拔草、平地、打桩、爬树挂帐篷，挖坑支灶、洗菜淘米、提水、拾柴草做饭。大家嘻嘻哈哈地忙碌着,虽然粗手笨脚，纰漏层出不穷,最后还是撑起了帐篷,铺好了地铺,煮熟了饭菜。尽管其味忒差,还是吃得格外香甜!
午饭过后，大家在自己铺的地铺上睡午觉，第一次领略到地铺的滋味。下午，先生带领同学们参观农作物和讲解栽种方法，然后分散活动，采集标本。用“旗语”同两个山坡营地的同学彼此问好。傍晚收拾行装，拆叠帐篷，返回学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向我中原进犯。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方针，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大敌当前，却把军队调去围剿红军，不抗日。激起全国民众反对。凤阳的几所中学的师生纷纷上街游行表示抗议。唤起民众团结抗日，抵制日货。学生冲进店铺将搜查到的日货扔到街上毁掉，老板娘坐到地上又哭又闹。
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事变的起因是“两军”统帅张学良、杨虎成，请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剿共，要求抗日。蒋不答应，二统帅被迫实行兵谏，把蒋抓了起来。各校按上级通知，开会声讨张、扬，要求释放委员长。会上许多人痛哭流涕，我也淌了眼泪。后来蒋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几天后蒋平安地回到了南京。消息传来，各校开大会，庆贺委员长安全脱险，庆贺全国团结抗日。

八，教鞭创奇迹

那个年代凤阳的小学规矩很多：规定星期一早晨上课前，全校师生先到大操场集合做“纪念周”；星期六下午上完课后，各班都要开“夕会”；路见先生要鞠躬，说一句“先生好” ，童子军行三指礼；下午放学，要排队唱“放学歌”，边唱边走出校门。如今还记得几句歌词：“功课完毕要回家去，先生同学明朝会，好朋友，天明了起早把学问求……”当时学校教唱的歌曲，都是有教育意义的，没有纯粹的抒情歌曲。比如行政区划歌，是迎合地理课需要编的，歌词是这样的：“辽吉黑，热察绥，晋陕甘，冀鲁豫，苏浙闽赣，鄂皖川湘，黔滇粤桂，新宁青康，二十八省，外加蒙藏。”会唱这首歌，地理课考试这一类的题目，个个都是满分。学校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还教了一些抗战歌曲。这类歌曲都深受学生欢迎。
学校还规定：不准穿脏衣服，穿衣不准“敞怀”（不扣扣子），不准靸鞋，手、脸要清洁，指甲要剪短，课堂上回答先生提问要起立；等等。那时先生对待学生很严厉，动不动就体罚。罚站是常事，上课讲话、眼看窗外、铃响后进教室，都要罚站。轻的站一节课，重者站半天，甚至于站到放学以后。不交作业、少做作业、作业马虎、课堂答题或演算太差、背诵不熟等，就要遭体罚，体罚通常是用教鞭打手心，个别先生是揪耳朵。几乎每节课都有被罚的，每个学期人人都被罚过。我遭罚的次数也不少。
对于罚站，大家都不在乎，就怕打手心，太疼了。挨打次数多了，大家摸索出一个办法：挨打之前，先把手掌在桌或椅子的角上，用劲磨擦使其麻木，打起来就不那么痛了。尽管先生很凶，经常罚我们打我们。但大家都不怨恨不记仇，都知道是为了我们成才，都相信“严师出好徒”这个规律。
我们班的同学们，对于班上唯一不被罚的同学的特殊待遇，非常不服气。这个同学叫李洁芳，是全校闻名的“不说话的女生”。她生理正常，就是不说话，到校三四年了,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她在家里也如此。每个先生都说服过多次，皆无济于事。先生们拿她没有办法，只好不提问不叫她背颂课文，当然，也就不会处罚她了。
有一次国语课周先生，（学生背后叫 他“周歪头”，因为他的头总是向一边倾斜）又指定几个同学讲述对课文的感受，有一个同学嗓子哑了，说话困难，讲不了。先生偏叫他讲，不讲就罚。那个同学急哭了。大家很同情他，埋怨先生不公平。几个同学叽叽咕咕地说：“为什么李洁芳可以不讲？”先生装未听见，可是学生埋怨的声音越来越大，响应的人逐渐增多。
周歪头，最凶最爱罚人，打人最疼，脾气高傲，大有不可一世的样子。此刻对于学生的抱怨，他那里忍受得了，但也没有理由苛责学生。他第一次尴尬得无法下台了。于是，他赌气似的叫李洁芳起立讲感受。李照旧只摇头不讲话，先生一定要她讲，她用手指指口腔，还是不讲。此时几个学生故意怪声怪气的咳嗽。这下周歪头火了，拿起教鞭说：“你们俩个要是不讲，我就打着叫你讲，一直打到你讲了为止”。那个男同学知道这位先生的脾气很倔，说到做到，赶紧站起来，操着沙哑的嗓子讲了一通。讲完了，几个幸灾乐祸的同学，小声的道“好”，还伴随着轻微的掌声。不言而喻地是要看下面的“戏”怎么唱了。这一下可把周先生逼得没有退路了。
骑虎难下的周歪头，走到了李洁芳的面前，用教鞭抬起她的左手，凶相毕露地问：“你讲还是不讲”，回答依然是无声地摆头。嗖地一声，教鞭落在了她的手掌上。原本寂静无声的教室，为之一震。再看她那躲藏在身后的手不停地颤抖，乞求而又恐惧的眼神凝视着先生。这位素无侧隐之心的先生，再次用鞭梢把李的那只颤栗的手，重新抬了起来，举起了教鞭，问了一句：“讲不讲”？没有等她反应，唰！又是一鞭，因为她胆怯，本能地把手向后一缩，这一鞭打在了指头上。经常挨打的都知道，打在指头上最疼。挨打的时侯不仅不能缩，而且要迎着教鞭往上抬，抬得越高越不疼。她没有挨过，哪有这个经验。这一下疼得她眼泪奪眶而出,慌忙用另一只手握住被打疼的几个手指,凑在心口旁,似乎要给它们一些抚慰。奇怪的是，再疼她也不哼一声。我们平时挨打的时侯都止不住地哎哟哎哟地喊疼，她却不然。她不喊痛，也不求饶，不屈服的潜意识激怒了不可一世的周歪头。此时的他，忘记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十岁的女孩，而且是从未开口说过话的“准哑巴”。已经失去理智的周先生，再次举起无情的教鞭，朝着自己的方向拨动她那颤栗的小手。她无可奈何地，胆战心惊地把手移向先生。教鞭刚一动，她就本能地往后一缩。这位经验丰富的体罚行家，伸手抓住她向后缩的手指，不让它再缩，把它拖到适当的距离，在举起教鞭的同时，问：“讲不讲？”话音未落，唰！就是一鞭，紧接着又重复一次：“讲不讲？”唰！又是一鞭。“我讲”一声微弱而又轻脆的语音，惊得大家目瞪口呆。周先生惊愕地凝视着她，慢慢地垂下了教鞭，机械地咕咙一句：“你讲”。李洁芳抬起手背擦拭一下眼泪，呜咽着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听起来恰似呀呀学话的幼儿发出的童声。先生回到了讲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怪女孩”。我敢肯定他此刻决不会去评判她讲得如何，而是对目前发生的事情不知所措。同学们骚动起来了，不约而同地重复着“讲话了”这几个字。下课铃声没有把先生从迷惘中惊醒，是学生唤醒了他。
下课了，学生一窝蜂地冲出教室，四散飞奔，边跑边嚷：“李洁芳讲话了”！各个班级的师生都为之一怔，他们在问清情况后，争先恐后地跑到我们的教室来察看这个会说话的“哑巴”，立刻教室就挤得水泄不通，窗外也站满了人群。本来就很腼腆的李洁芳，此时干脆趴在课桌上，把脸庞埋在两臂之间，肩头一耸一耸地在抽泣。
次日一早，李洁芳母亲带着女儿来校兴师问罪，气冲冲地找到了教导处，质问学校打伤她女儿，该当何罪？她边指责边把女儿红肿的手，出示给教导主任。她非常激动，大声霸气地吼叫，看来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的教导主任约五十来岁，从教多年，经常和家长打交道，积累了不少经验。对于这位气势汹汹的家长，他满脸堆笑，几句话就熄灭了她的怒火，事情圆满结束。这位“母亲”进来时气冲牛斗，出去时笑容满面。
因为不准我们进去，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谈的。后来听说是教导主任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么一段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花了许多钱，治了多少年，没有治好女儿的病，我们治好了，你该交多少医疗费？该怎样感谢我们呢？不下‘猛药’能医好‘顽症’吗！”。

第二章，八年抗战的辛酸泪

九，仓皇出逃

1937年12月13日，日寇侵占南京后，留下一部分人马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其余兵分两路扑向战略重镇徐州和武汉。
扑向武汉的先头部队很快便杀到安徽，国军纷纷溃退。民众恨透了鬼子。凤阳、临淮、五河三地红枪会联合行动，在明光镇偷袭鬼子兵，鬼子疏于防范，损失不小。占惯了便宜的小鬼子败在了手执大刀长矛的老百姓手下，岂肯罢休，它放出狠话，“要把凤临五三地杀个鸡犬不留”。
凤阳当时交通闭塞，火车汽车轮船都没有，要跑只能步行。我家多数是老弱妇幼，走二里路都困难，哪还能长途跋涉。尤其祖父年老体衰，多少年没有走出过家门。
一向遇事皆能当机立断的祖父，是走是留，反而举棋不定了。他料定不管走还是留，自己都必死无疑。他之所以犹豫不决，不是因为个人的安危，而是对家人的安全没有良策。留下来不走，凶多吉少，难逃小鬼子的屠刀；逃出家门，路上即或能躲过鬼子，最终不冻死也要饿死。因为几个儿子多半在外地，家中大都是些足不出户的妇女和小孩，他们在崎岖山路上徒步跋涉已经很难支持，哪里还能驮得动许多粮食衣被。因此，走和留都非良策。他打算到乡下去躲一躲，等鬼子兵过去了再回来。
日军攻陷首都南京后，连续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共屠杀了三十多万同胞。“南京城血流成河，尸体蔽江，水为不流”。
南京屠城和明光一战的消息传到了凤阳，形势骤然紧张，凤阳人倾城出逃。快要兵临城下了，祖父仍犹豫不决。
就在这紧要关头，祖父的挚友童汉章再次来到我家。对他说：“你在本地声望高，又曾留学日本，鬼子肯定要利用你当汉奸，你不怕死，他不让你死，叫你当汉奸，你不答应，他就当你的面把你的家人一个一个地杀给你看，直到你答应为止，你怎么办？”祖父恍然大悟，旋即决定全家向后方转移。
祖父的朋友之中有几个思想很激进，他们经常在学校闹风潮（游行示威）过后，当局捉拿共党分子的时候，跑到我家来避难。因为祖父是同盟会的元老，在当地民望又高，地方权贵对他很敬重。因此很少遭骚扰。祖父明知他们有共党嫌疑，却故作不知，而且过从甚密，并有意掩护他们。有几个成了他的挚友，忘年交。如沈子修（凤阳师范校长）、童汉章（某中学教师）（解放后查明他二人确系共产党员）。这次来说服祖父的就是童汉章。他曾多次来动员祖父向后方转移。前几天曾来一次，说服祖父向后方转移。
“季老（祖父名季乔），鬼子都快到了，你家怎么还毫无动静？”
“汉章，不瞒你说，我现在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你给我拿个主意吧！”
“你家明摆着只有一条路——走，向后方转移，还犹豫什么？”
“我想先到山里去躲躲，等鬼子过了再回来，你觉得如何？”
“日本侵略我国不像当年八国联军入侵，烧杀抢掠后訂个割地赔款条约就撤军。日本是要灭亡中国，把中国作为它的殖民地或属国。所以，它要大肆杀戮中国百姓，腾出空间，殖它国之民，以解国小人多资源不足之困，进一步称霸亚洲。你别以为躲一躲就完事，鬼子是不会走的。你有威望有文化，懂日文，又当过县长，容易笼络人心，它最需要你这样的人做它的走狗，帮助它统治压迫中国人，实行以华治华。你要是不就范，它会用各种手段折磨你，那时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后悔就晚了！”
“照说应该走，可是我家一大群老弱妇幼，平时连门都不出，怎么能长途爬坡越沟？莫说逃不出去，就是逃得出去又靠什么活命？”老爷子唉声叹气，难下决断。
祖父办事向来是环环相扣，不办无把握之事，不会把全家人的生命寄托于两可之间。所以依然举棋不定。

这次童汉章来，一针点到了他的要害，他不怕死，但是他最怕失去大节和子孙被杀害。听了童汉章的分析，他觉得既然不能保全家人的生命，只好选择逃亡，说不定能逃出去，生存下来。
祖父在千钧一发之际，经过好友的劝说，改变了主意，决计离家出走。他把大家叫到一起宣布他的决定：
“如今凤阳城都快跑空了，你们天天催我做决定，我又何尝不想当机立断早些走，不就是怕你们走不出去，走出去了活不成吗！现在顾不到许多了！敌人本性凶残，南京屠城就是血的教训；鬼子在明光又遭到红枪会袭击，损失不小。它放出狠话：要把凤临五三地杀个鸡犬不留。我们只好逃出去再说了。大家今天就做准备，明天吃过早饭就走。要尽量多带干粮米面、衣被；路上照应好霞们（小孩）；避开大路走山蛮小路，方向西南；一家人要互相照应。我本不想走，已准备了砒霜，鬼子一来我吞下肚，去了另一个世界，鬼子岂奈我何。可是我不走，你们也不走，只好走了。我老迈体衰走不了多远，你们走你们的，千万不要顾了我害了大家，最后也害了我。”
祖父做出了向后方转移的决定。1937年底一家老小仓促踏上了逃亡之途。我幼年幸福阶段终结了。
同时逃出家门的连佣人共三十余人。我们这房有父母亲、我和二弟以及八婶和转姐，加上一位雇农潘有田共七口人。当时母亲撅个大肚子，我才十岁，二弟不满四岁，转姐也只十五、六岁。全家除父亲和潘大爷外，都是妇女和儿童，都没走过远路,而且还有衣被行李、箱子（母亲陪嫁的樟木箱）、米面炊具等物品的拖累，“包袱”沉重，实在是举步维艰。家里其他人也不轻松，尤其是祖父,他老人家年过花甲，弱不经风，一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平路都走不了几步，哪里还能爬山涉水。前途凶多吉少啊！
离家出逃的那天虽然没有雨雪，但是阴云密布，冷气袭人。我们这房人走在最后，祖父和婶奶奶走在最前面。一家二十几口人谁都不说话，默默地艰难地朝前走去。我们摸不透大人们心里想些什么，但从他们的脸上看出心情十分沉重。我偷偷地问母亲：我们去哪里？她说：“先去十里井”。我问：“后去哪里”？她说：“不知道”。我问：“什么时侯回来，还回不回来”？她说：“不知道”。我又问：“今后哪里是我们的家”？她还说“不知道”。母亲被我问烦了，叫我不许再问。我哩，越问越糊涂，也不愿再问。只顾没精打采地跟着大家往前走。我斜挎着一条米袋（利用裤子的两条腿缝制的袋子），足有十斤，越走越沉；大肚子的母亲在父亲搀扶下走得满脸是汗；二弟当时不满四岁，过子大长得结实，谁都背不动他，潘大爷的挑子上有七八床盖被和垫被，一两百斤米面、馒头、大饼和衣物。实在不能加载了。只好叫他自己走。怕他走丢和摔倒，在他腰间拴一根枣红丝带，（是母亲的陪嫁品，用真丝编织的，长逾两米，宽过半尺，厚似萝卜皮，两端缀有半尺长的缨穗，带子从头到尾织满吉祥如意的图案，色泽鲜艳而庄重，质地柔软细腻。是一件珍品。母亲曾半认真地说它是传家宝，並把它保存到临终。可惜它未等母亲临终先已腐朽不堪了“陈丝如烂草”嘛）由转姐牵着他走。矮小瘦弱的八婶手腕上挎着个包袱，一路气喘吁吁；能挑二百斤的潘大爷由于行李担子堆得太高，走起来很别扭。

走着走着，突然家里那只大黑狗（大家叫牠“老黑”）从后面蹿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它摇着尾巴在队伍里来回乱窜，嗅嗅这个，舔舔那个。最后窜到二弟身旁，他们两个又亲热起来了。润生最喜欢这只黑狗，在家里，一见面就搂着它玩个不停，有时还靠在它身上睡觉。
这只大黑狗和家里人都很亲热。我们走的时候，它跟着走，好不容易才把它诓回去锁在门里，不知牠怎的又跑了出来。逃难怎能带狗呢！大家叫它滚回去，撵它，打它，它很不情愿地往回跑，它是横着跑的，脸朝着我们边跑边看，你追，牠就跑，你停牠也停。大队人马要赶路，不能跟牠纠缠，叫杏花（女佣）对付牠。杏花把牠撵得无影无踪，以为不会跟上来了，于是满头大汗气喘嘘嘘地回到了行列里。可是没走多远，牠又跑回来了。润生非常高兴。杏花只好又去撵牠，又重复刚才的一幕。她是个女孩子，经不起折腾，跑不动了。老黑却活蹦乱跳地同她周旋，而且有些肆无忌惮，不像先前那样杏花一动步它就往回跑，杏花停牠才停。现在牠要等杏花快到面前才挪步，而且边跑边扭头看着她，只要她一停，它马上掉过头又往回跑。
杏花累得精疲力竭，坐在路边看着牠，牠也和她面对面地坐下来，互相面面相视。杏花不忍心，也没有力气再撵。此时春红（女佣）拿着扁担跑来了，吓唬它撵它，老黑只好往回奔跑，边跑边叫，牠不是“汪汪”的狂叫，而是“嗷嗷”的哭嚎，用声音表达牠对主人的乞求和依恋，表示被无端抛弃的哀怨。他们二人把老黑撵回家锁在一间小房子里，放了许多吃食，算是完成了任务。
由于“老黑”的出现，大家的脚步和心情都变得格外凝重！两个丫鬟回来对大家说：“老黑不吃不喝，一直叫个不停，走了很远还听到它嚎叫声，太可怜！”大家都很难过。丧家之犬多么凄惨！
其实我们不比它好受！老黑只是失去了主人，而我们失去的就太多了：那多少年来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老屋，那长年累月滋润我们的水井，那棵为我们遮阴送凉，苍劲葱茏的老槐树，那培育我们的母校，那养育过我们的故乡大地，那座古城，那一切的一切，全都失去了。
大家谁也不说话，低着头默默地朝前走，似乎故意静下来想再听听老黑的悲嚎。此刻不禁想起一位诗人的感慨：“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可叹如今，国破家已亡，犬亦不太平！

十）智斗汉奸

第一天我们全家走了三个小时，到达了距城十几里路的十里井。这是一个农庄，庄主时季如（音）是祖父的至交，经常来我家。在此次行动之前，祖父已差人送信给他家。他立即把管事找来，告诉他，殷家人多，多布置几间卧房，要搞干净，铺盖枕头用最好的；吩咐伙房，再杀一头猪（已宰了一头过年猪）多做几样菜。
今日一早他就派人打听我家的动静。当他得知我家已朝十里井方向而来时，便派人去路上迎接。
祖父原打算路过十里井，住一晚第二天就走。时季如性格豪放，热情好客，硬把我们留下了。他庄园大房子多，他打算留我家在他庄上过了元宵节再走。
此时他家正在筹办新年的事情，本来就够忙的了，突然增加了我家这一批不速之客，而且又是庄主的贵客，不能待慢。菜肴饭食、房间摆设和床上用品，都不能马虎，由于事情太多忙不过来。又临时抽了几个能干的壮丁帮忙料理。对我们招待得很周到，顿顿都有鸡鸭鱼肉，房间打扫得很干净，吃住都很舒服。
主人家的盛情款待，反而使祖父更感不安。祖父是个不愿打搅别人的人，现在一大家子在人家吃住盘桓了五六天，他哪里还能继续住下去呢。兼之隆隆的大炮声越来越近。过往的难民不断传来城池沦陷的消息，使他更加坚定了去意。当他向庄主辞行时，庄主反而劝他留在他庄上避避风头再回家。他唯恐祖父年老体衰，难以承受风雪严寒长途跋涉之苦。但是祖父执意要走。面对老友的苦苦相留，他把童汉章劝他走的那番话说给他听。庄主深知他这位老友重气节甚于生命，很难说动，也怕他留下来落在鬼子手里遭折磨，也就不阻拦了。只多留了我们一天。他们利用这一天时间准备了两笆斗（用竹篾编织的篓子，又名栲栳）的烙饼和包子馒头，给我们带在路上吃。
年初四那天，我们怀着感激和惜别的心情告别了时家庄。老庄主特地备了一头毛驴给祖父当脚力，并派了一个壮丁负责牵驴和护送祖父到目的地。
别了十里井，刚上路就碰上一群难民，他们说路过凤阳近郊看到了城里鼓楼顶上的膏药旗，显然，鬼子占据了凤阳，距我们只十几里地。他轻而易举地就能追上我们。我家跟随难民们纷纷远离道路落荒而逃。走荒坡越沟涧爬田坎几乎没走过平地。祖父那头毛驴并未起到代步作用，过沟爬坎全靠牵驴的壮丁搀扶，有几次毛驴在上下高一点的田坎和沟坎时止步不前，难坏了那位庄丁。显然毛驴成了累赘。第二天祖父便打发那位庄丁牵着毛驴返回十里井。
逃亡途中除了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还要注意观察四周的情况，像惊弓之鸟一样经受恐怖情绪的折磨。
此时日本的先头部队已跑到了我们的前头，我们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鬼子不时出没在我们周围看得见的远方。我们这群扶老携幼拖娃带崽的难民，为了避开日本兵，只好走离大路更远的荒坡。
一天傍晚我们逃到谢家集附近的一个叫“棋盘十六家”的村子，这个村子小，只有几户人家。我们进村不久就发现远处有鬼子兵身影，好象朝我们这个方向运动，我们赶紧收拾行李出了村子，跑到远离道路的山涧（山沟）里藏身。直到天黑鬼子远去，我们才回村子。我们正在升火做饭，巡视的人发现远处的两个村庄浓烟滚滚，一会儿烈焰熊熊，火光中现出蹿动的鬼子兵。我们赶紧灭了火，又逃出村庄躲进山沟，匍匐在沟底（冬季山沟干涸）不敢露头。足足在沟里呆了两三个小时，又冷又饿浑身颤抖。回到村子时已是下半夜了。
形势越来越紧张，四周枪声不断，鬼子经常在我们前后左右出现。同路的难民们比我们利索，早已跑远了。我们这一家老弱妇幼行动迟缓，边走边躲避，每天走不了二十里。枪炮声越来越近，鬼子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多，我们危在旦夕！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鬼子扫荡过的农民家里，这家空无一人，门框烧糊了，屋檐茅草烧了好几处，看样子鬼子点了几把火烧不起来，只好罢休。可见这家人穷，劳动力少，房上的茅草年代太久腐烂得烧不着了，这倒成全了我们，不然还得再跑几里路找住处哩。
天快黑了，家人正在忙做饭，清扫地面，准备饭后打地铺睡觉。不料来了几个陌生人，他们一开腔就露出了汉奸的嘴脸。他们是来说服祖父回凤阳加入“维持会”的。他们对祖父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
日本为实现它灭亡中国，进一步独霸东亚的野心，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利用中国的民族败类帮它降服民众，建立亡国新秩序。祖父是同盟会的元老，德高望重，又懂日语，是敌人梦寐以求的人选，它们怎么会放过他呢。
当时我们处身于沦陷区，四周都有敌人。面对汉奸的要挟，如果祖父不答应，我们一家人必将被他们押回凤阳处置。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祖父，针对汉奸的胁迫，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命安全，採取了缓兵之计。装出一副笑脸说：“我这一家老弱妇幼，怎能跑得出去，早就想回去了，幸好你们来了，承蒙抬爱，老朽为有建树的机会而庆幸，准备先带几个家眷明天就回去，待事情布置妥帖后再召集全家回来。不过，希望能为我筹备一个小小的欢迎仪式。”几个汉奸欣喜若狂，满口答应，要举办盛大的仪式欢迎祖父参加维持会。祖父叫他们马上回去筹办欢迎仪式。但是他们待着不走，追问哪几位先回去。祖父怕他们识破他的缓兵计，便当面指着四个人（婶奶奶、母亲、我和阳生弟）说五个人先回去。几个汉奸信以为真，便把膏药旗和五张良民证拿给祖父。祖父顺手递给婶奶奶和母亲，并吩咐说：“你们今晚准备好行李，明天一早随我回凤阳。”
儿子媳妇们大惑不解，觉得祖父变了，怎么会如此荒唐，先以为是缓兵计，但越看越像是真的，想阻止，又怕祖父发脾气，他是不容许以下犯上的。
几个汉奸欢天喜地的走了。少顷，他叫大家赶快收拾行装，立即转移。家人这才如梦初醒！有人说饭煮好了，吃了饭再走。他叫各自盛些饭路上吃，行动要快，唯恐汉奸识破此计杀个回马枪引来杀身之祸。大家立即收拾行李连夜往后方赶路，一口气奔走了十几里，进入山涧里休息吃饭。饭后又马不停蹄的，连夜向后方逃去。躲过了一劫。

大伯伯获知全家逃离凤阳，既喜又忧。喜的是不曾沦为敌人的“良民”或惨遭不幸；忧的是，年过花甲体弱多病的老父和全家老弱妇幼，途中耐不了饥饿与严寒，经不起长途跋涉劳累而发生意外。早先他不能因私而弃公，抛下工程处的重担亲自率领全家早日向后方转移。只能通过邮件催促家人及早转移。事到如今只能设法从途中营救了。正巧他们工程处派汽车运器材去湖南途经田家庵。大伯伯差人立即去凤阳沿途找寻家人，转达此信息。
我们一家艰难地走到田家庵，等了两天便等到了工程处的汽车。家里大部分人乘坐汽车去了长沙。我们这一房七个人继续步行。
田家庵的难民像潮水一样，从前方涌过来接着又向后方扑去，形势十分紧张。我们也夹在其中。
我家七个人在众多难民之中可算是最艰难的，妇女儿童多，又有个大肚子的母亲，走得很慢，怎么也跟不上难民队伍。明知落后最危险，但也无可奈何。我家除我而外，没有一个是轻松的。
母亲走得特别辛苦，靠父亲半扶半架地往前走，虽是数九寒天，汗珠仍不停地往下淌；体弱力小的父亲为防止母亲摔倒，竭尽全力搀扶，累得气喘吁吁；
二弟太小，走路不稳，经常摔跤，胳膊腿和手都摔伤了，一摔痛他就不走了，要背。他身高体重，只有转姐背的动他。路上很长时间是她背着走的。她手腕上还挂个大包袱，很不轻松。遇有难走的地段还得搀扶她妈。
身强力壮的潘大爷，二百来斤的担子对他来说，本是家常便饭，但因被子摞得太高，绳系长，筐底离地间隙小，在沟涧坡坎中穿行，一路磕磕碰碰。难度之大，对他来说是史无前例。
我算是最轻松的，只挎一袋干粮，不足十斤，但也觉得两腿酸软，疲乏无力。
像这样的一群人，单说走路就十分艰难；然而比走路更难的是住宿。因为所有村子都被鬼子烧得断壁残垣。每到宿营时，能避风的地方早被先到的人占光了，我们只好在墙根脚或露天下或草堆旁栖身。当时虽没雨雪，可是夜间，冰凝的地面和刺骨的寒风带走了被筒里的热量，冻得我们一夜抖到亮，难以熟睡。
吃也不无困难。父亲有先见之明，虽然叫八婶做了许多包子馒头烙饼，又带了不少米面，加起来有二百斤。但后来怕暴露目标，不敢生火，都只能啃冻得僵硬的包子馒头。不过比有些家嚼生米麦强得多。
由于不停地走路，天又冷，能量消耗大，个个的饭量都大得惊人。又过了几天，父亲不得不按人定量，以免途中缺粮挨饿。路上就有几家带的粮食少，在即将吃完的时候全家掉头往回走了；也有因粮食少，一家人走的走，留的留，把仅有的粮食全给年轻力壮的带走继续逃难，老弱妇幼调头回家，听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