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张学良用5个月的时间向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段口述历史整理后有7万多字，而在这7万多字中，关于中东路事件仅仅139个字。
这个张学良不愿多谈的事件，不仅仅是苏方胜利、东北军失败这样简单的结果，也不仅仅是造成中国版图上的——黑瞎子岛被占近80年之久。它的发生给张学良留下了太多的遗患，以致在一段时期内深刻地影响着张学良的政治、军事、外交判断和决策。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未及而立之年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接连干了几件大事。东北易帜，归顺国府，整顿金融、财政，整顿军队，整顿法院，发展实业，鼓励移民，开矿建厂，兴屯垦，修铁路，建海港，大办教育事业等。世人一次又一次地将目光聚焦在这位年轻的少帅身上，此时的张学良可谓志得意满。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又称东省铁路，由沙俄政府修建，包括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和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
沙俄政府为了管理中东铁路而成立俄国的东省铁路公司，除独揽铁路经营大权外，又取得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战败后，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一段转让给日本。日本控制的长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俄国在其沿线的驻军一度高达十余万人。1917年列宁十月革命后，国民政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驱逐了仍然把持着中东铁路路权的沙俄残余势力，收回了中东铁路沿线的驻军、司法、行政等部分权利。
在日本“满蒙”政策的刺激下，特别是慑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收回中东路主权的强烈呼声，为保持其在中东路的实际利益不受侵害，苏联政府准备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1927年10月中旬，中东铁路苏方副局长到大连，与日本南满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进行秘密会谈，并签订了《中东路草约》，给予日本一系列特权。《中东路草约》虽是秘密签订，但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政府得知后非常惊讶，向日本询问此事。日方辩解说：“苏联所让者为属于俄方之权利。其属于中国方面之权利，依然存在，绝对不受日俄让渡之影响。”这个情报显示，中东铁路随时有被苏联转让给日本的危险。

1929年初，东北当局首先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苏联方面虽经驻沈阳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100多万元，但没有做出更激烈的反应。4月，东北当局再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予中国人担任。对于这种情况，张学良等显然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张年轻气盛，急于对国家有所作为。他觉得中国虽打不过日本，却未必抵挡不住苏联，如果能把北满的中东路接收回来，增强力量之后，再转而对付南满的日本势力，东北的事情就好办了。军阀“爱国”的热情与错误的判断相结合，让张学良决定对苏作战。
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军确是一支实力很强的队伍，其装备在国内堪称翘楚，张学良对此也颇为自信。所以当蒋介石提议必要时可以出兵协助东北军时，张学良婉拒。他在答记者问时说：“对俄战事，兵力充足，无劳中央军必要，但望在军火弹药上予以接济。”这其中固然有张学良不想让中央军趁机进入东北的原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实力是相当自信的。

张学良采取的策略是先礼后兵，在同苏联进行了数次谈判不见效果后，他决定“吓唬一下苏联”，向苏联发出挑战。
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指称“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张学良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派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使馆，逮捕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中东铁路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29日，张景惠又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张学良这一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激怒了苏联政府。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同时向边境地区增加兵力，准备在外交交涉失败时诉诸武力。“五二七事件”的爆发，成为“中东路事件”的开端。
7月17日，苏联政府决定召回驻华使节、商务代表及中东铁路苏籍人员，断绝中苏间的铁路交通，令中国驻苏使节离境，与中国断绝邦交，并威胁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7月21日至23日，苏联驻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领事及海关职员和大量侨民经满洲里回国。
8月15日，张学良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东北军一线兵力增至十余万人，相对苏军略占优势。8月16日，张学良在接见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时宣称：“苏俄不顾国际信义，蹂躏非战公约，贸然遣兵，侵入我国境内。我们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衅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
在国民政府对苏宣战当天，苏军即开始对满洲里、扎贲诺尔、扎兰诺尔的东北军队展开攻击，双方互有胜负。9月中旬以后，中苏谈判完全破裂，苏联决定对东北军发起致命性的打击。10月4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拟定《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鼓励组织义勇军支援对苏战争，冲突进一步升级。
在东线，经过三江口、同江、富锦三次战役，苏军连连得手，东北军节节败退。11月初，北方天寒地冻，江水结冰，苏联军舰退往哈巴罗夫斯克，其步兵、骑兵也从陆路返回，东线战事基本结束。西线的主要战场在满洲里与扎赉诺尔一带。从1929年8月起，这里的冲突接连不断，发生大小战斗100余次，苏军侵入中国内地百余公里。进入11月，战事升级，主要有扎赉诺尔战役、满洲里战役、海拉尔战役三次战役。到11月底，东北军在各条战线上的人员伤亡已经累计近万，损失了大量的装备和物资。
另一方面，“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日本方面认为这是一个扩大其在华侵略利益的良机，他们对东北军的调动百般阻挠，不准中国武装部队经由其控制的南满铁路北运。驻扎在辽宁的日本关东军也蠢蠢欲动，不断组织演习，抢修工事，随时有可能借中苏交战之机挑起事端，坐收独霸东北的渔翁之利。
鉴于东北军的败局已经很难挽回，张学良被迫接受苏联的停战议和。经过谈判，12月3日东北方面谈判代表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签订了《停战议定书》。12月22日，蔡运升在苏方的强大压力下，在国民政府明确指出未授予蔡运升全权签约的情况下，与苏方签订了“伯力会议记录”（也称“伯力协定”）。协议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中东路事件”基本得到解决。12月底，苏军开始撤军，但继续占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等中国领土。中国方面则释放了冲突发生以来逮捕的苏方人员。1930年初，苏方释放了冲突中被俘的中国官兵。
至此，张学良收回中东铁路权益的美好愿望却招致了丧师失地战败的耻辱。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中东路事件期间，苏联占据我国领土黑瞎子岛，这是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受共产国际影响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公开支持苏联，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党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为此，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并明确认为，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1929年11月18日。对于苏联红军大举入境打击东北军的行动，中共中央则明确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国民党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并“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苏联不得不先发制人的结果。据此，他们提出：“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当时中共组织遭受卖国的骂名，成为国民政府决心剿灭共产党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更为严重的是，一直关注东北战局的日军，自此认为苏军“未来令人可畏”，其作战能力“不可低估”，而对东北军，则认为“简直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日本陆军的“暂避苏联、先打中国”的“南进”主张急速抬头。这样，“中东路事件”既使张学良结仇于苏联，又益发引起日本的轻视。日本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大将一方面不准中国武装部队经由南满铁路北运，另一方面命令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组织“参谋旅行”，由于中国军队的表现不佳。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宣称，对付张学良，都用不到真剑，只要用竹刀挥舞一下，就能把他击退。这就是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雏形。
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第一次大的对外军事行动。战争的惨败无异于给意气风发的张学良当头一棒。此番受挫，是张学良主政东北以来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而这种挫败感一直延续到“九一八”事变。
中东路一战把张学良打怯了、打怕了。

因为有了中东路事件，面对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再不敢贸然行事了。在他看来，中东路事件中，苏联是被动的，准备不充分，而东北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东北军尚且失败；“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早已作好充分准备，东北军孤军奋战，取胜又谈何容易？同时，张学良心中还有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比较：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其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部被歼。日苏相比，日军战力明显强于苏联，那么，东北军与苏军作战都打不过，更何况要面对比苏联更加强硬的日本人了。所以，“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张学良担心东北军孤军作战，做出“无谓的牺牲”，为保存实力，因而提出了“全国抗战论”。诚如他所言:“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再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东北易帜后，经过张学良的精兵简政，东北军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1930年9月，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人编成两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骑兵3个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驻在平津一带。1931年7月，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共8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装备都较关内部队差。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历来是反共反苏的，特别是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的正规军40万人（其中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驻沈阳）。而日本关东军为10,600人。东北军还有4个大队空军，飞机262架。海军船舰约3万吨，武器火力方面也并非不堪一击。当然，东北军的军队素质比关东军要差。平心而论，从当时东北驻军和日关东军力量上对比，北大营8000人，关东军3000人，辽宁省内军力对比大约为东北军6-9万，关东军不足2万，装备方面双方差别不大，东北军显然占兵力优势，且还有直隶、热河以及山海关一带有东北军主力25万也可迅速驰援，由于日军资源较匮乏，打不起大规模持久战，而且当时日本国内也分成了主战主和两派，如果初期遭到猛烈反击，日本国内主和派必能占据上风，东北有很大可能不会沦丧。
如果没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当，日军的侵略行动是不能轻易得逞的。而中东路的惨败使张学良吓破了胆。他的论调从此180度大转弯。原来那个信誓旦旦，自信满满地“我敢打”、“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的愤青张学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开始信奉“开战必败”。

张学良认为东北军的实力不足以对日作战，贸然对日作战必然失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时，东北军主力正在关内支持蒋进行中原大战，“东三省驻兵减弱”，防务空虚，张学良对与日作战更全无信心。7月6日，张学良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文中还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7月10日，致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电，言：“若有冲突，将重蹈旅大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未向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示。洪钫、顾维钧的回忆均记载说：张学良18日夜至19日晨召集会议后，才决定向中央政府报告。蒋介石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19日晚，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蒋介石 于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方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因此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担负指挥任务的正是张学良，与蒋无涉。
事变发生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付办法。荣臻对事变过程的报告中说：“报告张副司令……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当经奉示，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兼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王以哲、朱光沐同到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守卫北大营的东北军王以哲的独立第七旅官兵是根据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退出北大营的。
9月19日凌晨，荣臻撤出奉天。19日上午,吉林军政长官爱新觉罗.熙洽宣布：“日军侵占东北,我全军应万分容忍”，然后撤出吉林。仅仅三，四天功夫，奉天，四平，营口，凤城，安东，吉林尽数失陷。“九一八”后，张学良转移到锦州，并表示要固守锦州。10月8日下午，关东军又以12架轰炸机轰炸了锦州。讽刺的是，其中5架是20天前刚刚从张学良处缴获的。关东军扔了75颗炸弹，张学良马上报告，“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夸张敌情，明确表示他无力固守锦州。尽管蒋介石、顾维钧、宋子文等人以公情私谊,连连致电张，劝说“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告诫“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苦难，期能抵抗”。12月25日、26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在此期间，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华东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史称“第一次淞沪抗战”。1932年1月31日，吉林自卫军激战五天，溃不成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至此，东北全境沦陷。

日军侵占东三省以后，便把下一个进攻目标直指热河省（192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将热河改为省，属于关外东北四省之一。辖15县和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共20个旗，省会设在承德。由奉系汤玉麟担任热河省主席）。1933年3月退驻关内的东北军仍由张学良指挥，负责防卫华北，热河一线。张学良对外宣传誓死保卫热河，开战十余天即惨败。热河失陷，张学良心里五味交陈，痛不欲生。他骂汤玉麟无耻、万福麟（时任东北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率军在热河抵抗日军）无能，要手下王化一带上命令去拦截汤玉麟，碰上后就地正法，可后来又软下心来。张学良晚年坦率地承认，说当时他已经意识到汤玉麟不可靠，打算要宋哲元去代替他守热河，但是思来想去，还是不敢撤汤玉麟的职，因为“我怕我一动，他就去投靠日本人。我真没有办法”。承德失守后，张学良深知自己的处境，于是在3月7日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辞职。3月9日下午，蒋介石抵达保定，在专列上接见了张学良。除了宋子文所转述的话外，只多了一句“我同意你辞职”。张学良唯唯而退。同一天， 张学良在全国的一片骂声中引咎辞职，乘飞机去上海戒毒治病了。
胡适曾说：皇姑屯事件后形势微妙的东北，迎来了张学良这位纨绔子弟的入主。没有能力，没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野心勃勃，一遇打击又一溃千里……这些特质统统集中于这位“少帅”身上，酿成了最大的悲剧，在他的一错再错和无能为之之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不可改变地成为了事实。无论从哪个角度，张学良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之人。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撤出了东北地区，中东铁路则仍旧控制在苏联手中。当日本政府秘密地向苏联政府“承诺”日本“九一八”事变后的行动只限于满洲以南部分，苏联的权益特别是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权益将不受侵犯时，苏联政府竟然于1931年10月29日突然宣布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从此，苏联政府在外交上不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有甚者，在日军进攻的压力下，苏联政府同意在中东铁路以半价运费向“北满”运输进攻东北军的日军。
1935年，此时的苏联则因为欧洲局势紧张，没有更多的精力和实力顾及远东地区，遂决定放弃中东铁路，以1.4亿日元的价格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和日本扶植下的溥仪“满洲国”。

中东路事件还有一个延续严重的后果就是张学良与苏联的交恶。
东北与苏联就是“往日有冤，近日有仇”，宿怨已久。早在1927年4月，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就曾武装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开创了民国史上冲击搜查外国使馆、逮捕外交人员的先例。同时公布苏联秘密外交文件，逮捕并绞杀了当时在苏使馆避难的中共重要领导人李大钊（当时中共组织为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李本人身份是第三共产国际的党员），这使得苏联对张作霖留有极恶劣的印象。而张学良又步其父后尘，轻率地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继而试图以武力收回中东路，引发了中东路战争，此举自然更加深深得罪了苏联人。
苏联认为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挑起的反苏反共活动的前奏，并有日本做后盾。这种认识一直影响着苏联对张学良的看法，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对待张学良的态度上，苏联不断翻出中东路事件这笔旧账，并直接影响到1936年12月12日张联合中共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逼蒋抗日，建联合统一战线”虽在政治、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上均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一致，但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苏联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支持和同情张学良。甚至，当事变发生后，12月14日，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社论和评论，将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说成是对革命的“叛变”；是盗用抗日的名义进行的政治“投机”；抨击张学良是受亲日派汪精卫挑动，才起来“反对中央政府”；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际上是制造国家分裂，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张学良军队起义的目的，毫无疑问在于中国亲日派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利用事件以便轻易地使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出这样的社论，连当时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都觉得过火了。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也发表文章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第一条就是:“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12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就西安事变向南京政府正式声明：其一，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其二，苏联政府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由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张的强硬态度也导致延安中共领导人改变了对蒋（由杀蒋转变为逼蒋、放蒋）和对张（由接受张在政治上一致的请求转变为搁置和放弃）的初衷态度。最终，张的东北军因内讧和外部“手术”被分化瓦解，张本人也失去达半个世纪的自由之身。
这一切的一切，归根结蒂就是 —— 张对中东路、九一八的决策和判断的错误。
张学良后来在《张学良自述》中承认：“那时，我自不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许多年后，据为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

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历史资料
一.万宝山事件
1931年4月1日，与日本、朝鲜浪人合资经营的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吉林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德惠万宝镇)租用土地500垧(每垧相当于7亩)，为期10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耕种。朝鲜农民为引导伊通河水入田，在马家哨口处筑坝截流，并强行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挖渠，严重损害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5月20日，受害农民呈请当地政府制止。
6月7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朝鲜农民称是日本人指使的。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借机扩大事端，唆使朝鲜农民继续施工，并派武装日警来“保护”。
7月1日，数百名受害的中国农民自发填平引水渠一段。次日，中国农民正待继续平渠，日警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农民数人，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10余人。日本和朝鲜的报纸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情绪，在朝鲜平壤、汉城、仁川等地掀起排华暴行，从7月3日至9日，杀害华侨109人，伤160余人。
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7月15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往访坐镇沈阳的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交涉万宝山事件，提出：一、保障万宝山韩人生命财产；二、赔偿万宝山事件损失；三、要求韩人在吉林的自由居住权；四、华方承认万宝山水田自来年种稻，日方官宪即退出现场。由于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陷于僵局。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二.中村事件
1931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遣中村震太郎大尉等携带军用地图、测量仪器及枪支等物，冒充农业技师，非法潜入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
5月25日，中村等人经洮南返回途中，被驻防当地的中国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抓获并处死“灭迹”。
7月23日，日本关东军获得中村被杀的消息。
8月11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电令驻沈阳总领事“努力使中国方面坦率承认事实，进行交涉”。
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名义歪曲事实，隐瞒真相，公布了中村等被杀情况，宣称“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现处危险之中”，煽动武力解决问题。
8月20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对“中村事件”，应由中国方面作出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这一保证遭到破坏，即使使用武力也要让他们承认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
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更明确主张，应利用“中村事件”的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日本的各项权益。

@隐龙先生 2016-02-29 12:02:32
东北易帜后，经过张学良的精兵简政，东北军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1930年9月，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人编成两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骑兵3个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驻在平津一带。1931年7月，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共8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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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_1986 2016-03-11 20:46:58
你要考虑部队集结时间，小朋友。
----------------当时沈阳到北京的铁路是非常通畅的，张作霖三次入关，都是非常顺利。

@隐龙先生 2016-02-29 12:02:32
东北易帜后，经过张学良的精兵简政，东北军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1930年9月，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人编成两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骑兵3个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驻在平津一带。1931年7月，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共8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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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_1986 2016-03-11 20:46:58
你要考虑部队集结时间，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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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龙先生 2016-03-12 13:18:26
当时沈阳到北京的铁路是非常通畅的，张作霖三次入关，都是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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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_1986 2016-03-12 16:25:56
你要考虑部队集结时间，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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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呵，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敢不敢打是一回事，这绝不是一枪不放，放弃东北的理由。
即使打不过，至少把260架飞机开回关内吧？

@李_1986 2016-03-13 19:38:33
日本从国内增援，先头部队9天内可以到达，进攻完全可以在半月左右准备完毕。
东北军即使从各方增援，时间也不会比这个速度快多少。
而且东北军已经丢失了最重要的军火来源，实际靠东北军自己已经无意义了，
而关内也不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军火。
怪只怪东北军自己的布防太脑残，最起码原先辽阳的一个旅不应该抽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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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而且九一八事变是几个下级军官的冒险行动，大本营与日本内阁并未批准，甚至在事变初期还准备和平解决事端，可惜东北军一枪不放，刺激了日本军人，最后酿成大错！

@李_1986 2016-03-13 19:38:33
日本从国内增援，先头部队9天内可以到达，进攻完全可以在半月左右准备完毕。
东北军即使从各方增援，时间也不会比这个速度快多少。
而且东北军已经丢失了最重要的军火来源，实际靠东北军自己已经无意义了，
而关内也不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军火。
怪只怪东北军自己的布防太脑残，最起码原先辽阳的一个旅不应该抽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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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蒸锅 2016-03-13 20:40:28
国内基本不现实，张学良和东北军高层担心刺激到朝鲜驻囤军。事实上，918爆发时，整个东三省的驻军，基本都是二线部队，总兵力是11万8000人，这些二线部队分散在整个东北大地上，根本无法集结调动，做有效的抵抗。除非小六子下决心从关内调动主力回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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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_1986 2016-03-13 20:58:08
关内调兵不现实。
1.日本人考虑中个因素了，所以笼络韩复榘等人，同时把阎锡山弄回了山西。
2.关内的兵调走，那张学良那就真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
3.九一八的发生是日本人有预谋的，日本人是办事精细的民族，他们发动的
事变肯定很有把握的，所以愤青空喊抵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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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晚年自己都承认自己九一八事变判断失误，错误的下达了不抵抗命令，这个有什么好争的呢？

@armywl 2016-03-13 22:23:44
@李_1986 2016-03-13 19:38:33
日本从国内增援，先头部队9天内可以到达，进攻完全可以在半月左右准备完毕。
东北军即使从各方增援，时间也不会比这个速度快多少。
而且东北军已经丢失了最重要的军火来源，实际靠东北军自己已经无意义了，
而关内也不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军火。
怪只怪东北军自己的布防太脑残，最起码原先辽阳的一个旅不应该抽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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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mg77 2016-03-14 21:13:04
说的客观！
当时的关东军，没有后勤、没有兵源、连政策支持都没有。当时的日本，无论是天皇，还是文官政府，还是军队高层，都不希望立即和中国翻脸。一是国际环境不允许，毕竟日本不是一家独大的超级大国；二是经济环境和资源不允许，日清和日俄战争已经把日本的国力给透支了，20年代末爆发的关东大地震和经济危机也要求日本暂缓全面战争。
九一八事件，本身就只是几个少壮派军官的豪赌而已。
如果东北军组织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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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_1986 2016-03-15 08:21:45
历史 不是靠你的想象的，而且你的想象完全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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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早就说了：竹刀都能吓跑张学良，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