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与新马文化名人翻译家曾锦文的一段传奇故事
甲午海战的惊涛拍岸与马六甲海峡的浪头小花 （一）
（一）探秘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与新马文化名人翻译家曾锦文的一段传奇故事
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下半叶，一边是北洋水师血染甲午的风起云涌惊涛拍岸，另一边是马六甲海峡扬起的一朵浪头小花。这两大历史场景，既是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势力崛起及东进的过程，也是东方封建满清逐步瓦解及被迫对外打开窗口的历史进程。这篇文字意在探秘一段发生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1866~1907）与近代新马文化名人翻译家曾锦文（1851~1920）之间的传奇故事。故事串联的主线词句：就是福州与福州人；人物有林则徐，沈葆桢，甲午海战的几位主将，还有来自远方槟城的曾锦文；主场就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时间点是1866~1871年。
（二）探讨曾锦文传奇故事之缘起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先生，于2016年4月9日刊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题为《真正的“双文化”人才》的专文，郑重介绍了十九世纪新马文化名人翻译家曾锦文的事迹。
文章叙述祖籍福建的曾锦文出生在槟城，1866年6月，十五岁时被送往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攻读，但由于体弱不胜从军，还好他英文程度极佳，特准留下作为学堂洋教习与学生之间的桥梁。1872年曾锦文返回槟城，住了两个月，三月份即到新加坡发展，在英国人开办的墨经梳律师楼任文员兼管账务。曾锦文之所以离开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文中引述一段传说他在19岁时，相士替他算命，说他只能活到25岁，他思前想后决定回到槟城。此后虽然他的职业性质改变了，但仍与船政学堂同学保持联系,之后的22年间，至到1894年甲午海战前，每当北洋舰队经过新加坡，都会特地来拜会他，或叙旧同窗情谊，或答谢师恩，极尽荣耀之事，轰动和感动了整个华社。这位曾锦文在有生之年也把《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等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故事，翻译成马来文畅销新马和印尼，成为当地华社近百年来的文化名人。
作者也引述马幼垣的《福州船政教习曾锦文传奇》一文（刊载于《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提到曾锦文应左文襄之聘（即洋务大臣左宗棠），任福州船政局副教席之職，故断言北洋水師初期學生都出其門下（包括后来出任北洋水师的许多将领如邓世昌和萨镇冰等）。当这些校友管带的船舰出海路经新加坡时，都会举办隆重聚会，欢宴上行谢师礼，三跪九拜，语多褒赞教导之恩惠；他们另为曾锦文翻译作品作序，字里行间亦洋溢浓厚师生情谊。笔者查阅中外诸多相关研究文章，也普遍引用转述这些新闻史料，称曾锦文为‘海军教官“。
这样一个风起云涌大时代里的几段花边传奇故事，却引起笔者蛮大的兴趣，其中固然是因为这故事的地点和人物，都是我福州籍老乡，而船政学堂坐落的马尾，就在我六岁随家人移民到新加坡之前，老家几村之遥的地方，但主要还是以下几个令我百思不解的疑团：
（1）当年来自英国海峡殖民地三州府之一的槟城土生华侨，何以能于1866年报读刚于洋务运动时代背景下首创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
（2）这位15岁算是精通英文的小年轻，是如何被洋务大臣左宗棠礼聘，而成为这批同龄人也算是聪慧学员的海军教官师辈？他教些什么科目？教职员都有谁？这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是如何运作走向世界？以致日后在诸多同类洋务运动创办下之十来个学堂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一个时代？
（3）曾锦文是在什么背景下，于1866年从槟城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当年他真的是因为江湖术士预言命长不过25岁，而选择在1871年20岁时离开福州回到槟城-新加坡？他又是怎么回来的？
（4）曾锦文这样一个毫无显赫背景的小人物，是如何获得同学们崇高无比的敬仰，以致让这些安邦定国，砥柱中流之赫赫有名的一代将领群雄，日后对他又跪又拜、尊敬有嘉？并在当地报章大事报道。这与当时满清政府设置的驻新领事，与英国政府设置的华政事务司之间，争取华社影响力有关系吗？
（5）曾锦文少年时代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或教学或学习五年，之后回新马律师楼任文员兼财务，他是在什么背景下走上翻译中国名著为马来文的文化载道之路，而名扬新马华人社会？
若能解开以上诸多此类疑问，或许可以让这位曾锦文之身世与面貌，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及可信，我们也可顺便一窥那个恢弘的历史画卷，是何等悲壮慷慨又可歌可泣？
但我们又如何跨越绘声绘影的各类报章报道，从浩瀚史料里找到这位毫无显赫背景小人物的蛛丝马迹或只言片语，从此理清其中的一些传闻呢。
（三）湘江夜话
话说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正面临着千古不曾有的巨变噩运，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挟着工业及科技革命带来的船坚炮利的优势，打破了这个封闭已久的国门，使到封建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泥泞之地，老百姓民不聊生。咸丰元年（1851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领导组成的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势力扩展到17省，经历了14年（到1864年）以失败告终，但也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注释1）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救国强国的思想，吹起向西方学习的号角，自此军事自强运动随之兴起，以对付日益严重的外患。朝廷的洋务派官员，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入手，在设厂制船造炮的同时，亦究心创办各类教育机构以培养中国的近代化人才。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就是当时应运而生的中国第一所近代化海军学堂，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推行外语教育、学用结合的工科学校，其在招生、外教聘用、教学管理等方面，创立了一整套体系，为近代新式教育提供了成功范例。
在洋务运动下开办的其他军事学校，除了1866年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还有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南京水师学堂(1890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年)等。科学技术学如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学堂(1867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上海电报学堂(1880年)、湖北矿业学堂和工程学堂(1892年)。此外还有铁路学堂、邮政学堂等等。这些教育的开办，为中国近代化留下了急剧变迁的伏笔。另加上1872年~1875年派遣的120名留美幼童，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杰出人才，他们冲破中国晚清腐朽王朝的重重局限，以前所未有的新视野和新方式，与西方世界打交道，在思想、军事、外交、科技、工业、文学等诸多领域戮力改革、勇于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但这些已是后话。
让我们暂时把时光先拉到1839~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时任钦差大臣福州籍贯的林则徐（1785~1850），他虽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因禁烟和抗英而沦为朝廷一名罪臣，遭受了五年悲壮之流放生涯。到了1845年底，虽又奉旨起用，但长期心情的压抑和奔波，加上夫人去世，自己旧疾复发，不得不奏准请假回乡调治。1850年1月3日船停靠在长沙岳麓山湘江岸边，特地召见了久闻其名却素未谋面的左宗棠，后者在登船时还不慎落水，获救后沐浴更衣，主客畅怀高谈；共同的经世抱负和情趣，拉近了两人年龄和身份悬殊的鸿沟，好似阔别多年的故人喜相逢，恨不得把心中的积愫倾吐，凡家事国事人物政务无所不及。65岁的前辈名臣林则徐，对这位37岁布衣的左宗棠，诧为绝世奇才期许良厚，临别时林则徐举手拍着左宗棠的肩膀说：“将来完成我的大志，唯有靠你了!”期望之深溢于言表。这湘江夜话，识英才于草野之中的雍雍大度，在中国近代史上传为佳话。但湘舟夜话不到一年的秋天，就传来林则徐死于广东的噩耗。而这位左宗棠（1812年~1885年）后来果然不负众望，成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他的一生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就在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他是林则徐的女婿）接手船政，但沈葆桢二次都以“重孝在身”推诿了。这位沈葆桢（1820~1879年）后来也算是晚清时期的重要大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他建立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曾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授委为钦差大臣，赴台交涉日本侵略台湾要求撤兵，并筹划海防等事宜。
1866年12月11日，即 十一月初五，左宗棠上奏《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中提出设立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同日又上奏清廷《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 到了1866年12月30日，即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廷才批准了左宗棠所奏的【求是艺局】章程。
（四）1867年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正式成立（注释2）
到了1867年沈葆桢才同意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这个船政衙门既办厂又办学；既造船整理水师，又抓紧育人。至1867年1月6日，即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学，但一直等到马尾造船厂建成后，于1867年6月6日搬迁至新校舍，遂正式定名为《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并按其建筑前后位置，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正式掀开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
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学期五年，优等生将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
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 航海天文、 航海理论学等课程， 学期五年，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即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Greenwich College）。
同年为了培养工程绘图人才，在前学堂内又附设了绘事院。第二年为了培养技术工人，又在前学堂内增设一所技工学校(艺圃)，这里的艺徒半天上课半天学习，学习期限3年，毕业后择其优者随前学堂学生赴法国各大船厂实习，其余分配于船政各厂。
学堂设正监督和副监督，直接向船务大臣汇报工作，下面的学科老师分为（1）教习，即教师，又有分外教与本地，（2）帮教，即教学辅助人员。
为适应近代海军教育的需要，船政大臣对教师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聘用的‘教习’不是看国学功底的深浅，而主要是“延请精通西学者教习制造驶船并英法语言文字”。学堂教习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1）是由洋官保荐，（2）由中国驻外使馆官员在驻在国自行访定，（3）在本学堂毕业生和出洋归国留学生中，挑选优秀者任之。不管是采用哪一种途径，船政学堂都以“精通西学”作为选聘的第一标准。如果教导得力，限满可续约，或给予回费及奖励；倘不受节制，不守规矩，或教导不力，听凭撤回，以免虚糜。
1866年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开办时，委任法籍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guel (1835—1886年)为正监督，德克碑（(Paul Neveued’Aiguebelle)为副监督。这位日意格原是一名法国海军年青上尉军官，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随军来华，亦曾任宁波海关税务司，之后组成中法混合军（号称常捷军）任帮统，协助浙江巡抚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由此与左宗棠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日意格被定为正监督，不仅是因为他深知中国文字言语，且礼数、工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更主要的是看中了他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态度。而德克碑虽然官级年龄都较资深，但还是屈居出任副监督，后来有了矛盾，另聘法国海军军官斯恭赛格E.D.Degonzac作为技术副手。
当时左宗棠提出一个预算300万两的五年计划，分为五方面：即（1）建设船厂、建造蒸汽舰船；（2）开办学堂，培训造船技术人员和舰船驾驶人员；（3）建造世界第二座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拉拔特式（Labat）拖船坞；（4）建设铁厂，自行冶炼制造船用铁材；（5）雇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条件，开办近代造船工业，只有依赖洋人帮助。而当时左宗棠对英国很反感，却对法国抱有一定的幻想。在实行建厂计划中，他坚决反对英国人插手和抵制其控制的企图，另一方面想通过日意格和德克碑，争取得到法国官方的支持。
聘用外国专家都予以极为丰厚的报酬，例如日意格月薪高达1000两白银，并在五年合同完成后，获得20万法郎的奖金。日意格服务直至1886年初病逝，客观地说，他为中国第一家造船厂的创设及最初的顺利发展花费了心血，施展了才干，立下了汗马功劳。鉴于他的功绩，清政府除了金钱酬劳外，也给予诸如赏一品提督衔、花翎、穿黄马褂、一等男爵、一等宝星等荣誉。
当时船务大臣沈葆桢月薪是600两白银，朝廷一品官月薪180两白银，而其他外籍教习每月也有200~250两白银，中国教习则是16~36两白银。
老师分为（1）教习（教师）主要是外教（注释3）。福州船政学堂开设初期，教习与帮教皆用洋人，但随着学生堂课日深，除了选派出洋外，遇有帮教需人，即由此项学生选充。到1887年，前后学堂仅有法国人迈达（Medard）、英国人邓罗、赖格罗(Le Orge)、裴士博四名洋员为总教习，其余每班教习均以学成制造、驾驶、管轮之学生充当。船政学堂开办期间（1866~1907）先后共聘用外籍教师105人（含法国49人，英国37人，德国8人，美国6人，西班牙1人，荷兰1人，日本3人）。
（2）本地教习（注释3），当时后学堂（1867~1871）聘用有教会背景的福州人黄炳承为英文老师。助教为黄绍本和林宪增，协助英文与数学教学。
（3）至于帮教(教学辅助人员），史料记载1867~1871有曾锦文和曾恒忠负责教导外语，基础教学，专业课辅导语言教学任务，还有外教与学员之间双向沟通。
两位外籍帮教之一的曾恒忠（1826~1895），又名曾兰生或译为曾来顺（注释4）。据一些学者研究，他或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祖籍广东海阳（今潮安），在新加坡出生。1843年由教会资助前往美国读书，1846年就读纽约汉密尔顿学院，可惜因后续资金不继而辍学。1848年到广州香港工作，1850年与华巫混血儿（即娘惹）结婚，1853年到上海经商。曾恒忠与曾国藩及李鸿章的幕僚也是留美背景的容闳非常熟悉，而被推荐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1866~1871）为帮教，同时兼任福州船政局的翻译。曾恒忠具有海外深造经验，外语很好，但1866年时已经四十岁，又是广东潮汕籍贯，其综合性背景和身份，和当时13~16岁的福州籍贯为主的学员关系，显然不如同龄来自槟城为福州籍贯的曾锦文那么熟络了。
后来（1871/1872）曾恒忠被邀担任上海留美预备学校的英文教习，随后1872~1975作为随团翻译参与四批次120名留美幼童的派遣安顿工作。并在1875~1895年加入李鸿章幕僚团队，负责天津和北洋水师方面的工作，他是在另一个舞台和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继续师生同事情缘。
（五）曾锦文踏上中国之路的时代社会背景
本文提到的主角则是另一位外籍帮教曾锦文，他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的遴选条件，十五岁从槟城跑到福州加入教学团队，极可能是（1）当时槟城动乱，他回福州探亲（具体上他还是福州之闽侯-侯官县区与林则徐-沈葆桢及多数闽童同地方的人），经乡绅介绍藉以得到这份优厚薪酬的职务，同时又可参加学习，（2）作为槟城土生华人和教会关系人脉较好，通过教会传教士推荐。
笔者尝试还原那段时代背景，或可了解15岁的曾锦文，在1866年离开槟城去福州，之后21岁即1872年回槟城逗留二个月就选择去新加坡发展的原因。
话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历史移民环境下的槟城，面积小但谋生机会多，形成当地华社群体严重帮派冲突，各地发生零星械斗事件，其间各股华人会党与土侯实力各自结盟，进而导致英国殖民者全力涉入马来半岛内政，而发生了三次史称拿律战争（1860-1874），尤其在1867年槟城发生了一场十日械斗的大暴动，使全市陷于瘫痪。（注释5）
另，曾锦文作为第二代的土生峇峇，接受英语教育，皈依基督教，比起其他人更有资格以大英子民身份来往中国，其家庭也比其他人，更占有了在本土以及对华买卖的经济力量及政治联系。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书面材料》(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一书，很好地总结了海外华人社区与基督教传教活动之间的关系，他说：“新教传教活动通过东南亚移居海外的华人社区这个薄弱环节，展开了侧翼进攻”。美国浸信会开始进入中国南方社区传教，正是这幅宽阔的画面中的一部分。从资料中我们也了解到1837年的美国公理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就有十九位传教士在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工作。到了1846年南京条约生效后，中国正式向传教士开放，更有大批量新加坡的传教士派遣到中国（注释6）。曾锦文在1866年随新马之福州籍贯的华人传教士带到福州，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综合上面提到的各方面线索，笔者以为曾锦文的贵人，最有可能是后学堂担任英文老师的本地教习黄炳承，他既是福州籍贯的乡绅，英文好，有教会背景，更重要的他有招聘应征的讯息和渠道，在讯息相对封闭的时代，该是多么重要和关键的。不然远在槟城的曾锦文，又怎么就能‘跑到’千里之外的福州去了呢？
（六）曾锦文与学员关系特好受到爱戴的原因
同龄的曾锦文不仅英文好，还具有同是福州籍贯的特殊身份。根据船务大臣沈葆桢于同治十二年七月的报告《续陈轮船工程并练习经历南北洋各情形折》（见沈文肃公政书卷四），提到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计三十三名毕业生名单中：罗丰禄、何心川、蒋超英、刘步蟾、叶伯鋆、方伯谦、林同书、郑文成、林泰曾、李达璋、严宗光（复）、沈有恒、邱宝仁、陈毓淞、林永升、叶祖珪、陈锦荣、黄煊、许寿山、林承谟、柴卓群、郑溥泉、黄建勋（按：以上为二十三名闽童，以下为十名粤童）：张成、林国祥、叶富、吕瀚、黎家本、邓世昌、李田、李和、梁梓芳、卓关略。
上述名单中前23名14~15岁适龄闽童（多数是1852年出生），基本上都是以福州地区之闽侯-侯官为主（林则徐，沈葆桢的老乡）。他们都没有外语基础，私塾家教还沉湎在福州话乡俗里。要学习外语教导的专业知识，开始时一定非常困难。而粤籍的十名学童年龄不一，却是跨省市精挑细选英语根基较好，例如邓世昌原籍广东番禺，幼小时家人就送他到上海教会学校，师从欧人学习英语、算术，他入学时已是17~18岁的超龄生。另外一位从广东招募过来的林国祥，背景也很特殊，他是与曾锦文一样出生在槟城。学堂当时也采取因材施教，特为这十名学童开办《外学堂》。
虽然今天看来，当时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教学模式，确实打破了1300年来科举取士制度的垄断地位，突破了传统教育体制的藩篱，班级授课用外语，理论实践并重等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可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一般家庭视科举为正途的观念根深蒂固，对新兴的船政学堂，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左宗棠因此一面奏请朝廷“厚给月廪，优予登进”，另一面放宽招收标准，将学堂的招收对象确定为“粗通文义”的“聪颖幼童”，当然更谈不上外文基础。另左宗棠在折中提出的《求是堂艺局章程》规定，其中：“第三条：各子弟饮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第四条：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学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闽籍学童要力争上游，克服英文教学的学习困难，曾锦文的贡献自然特别倚重不可或缺。
续下文（二）
（一）探秘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与新马文化名人翻译家曾锦文的一段传奇故事
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下半叶，一边是北洋水师血染甲午的风起云涌惊涛拍岸，另一边是马六甲海峡扬起的一朵浪头小花。这两大历史场景，既是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势力崛起及东进的过程，也是东方封建满清逐步瓦解及被迫对外打开窗口的历史进程。这篇文字意在探秘一段发生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1866~1907）与近代新马文化名人翻译家曾锦文（1851~1920）之间的传奇故事。故事串联的主线词句：就是福州与福州人；人物有林则徐，沈葆桢，甲午海战的几位主将，还有来自远方槟城的曾锦文；主场就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时间点是1866~1871年。
（二）探讨曾锦文传奇故事之缘起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先生，于2016年4月9日刊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题为《真正的“双文化”人才》的专文，郑重介绍了十九世纪新马文化名人翻译家曾锦文的事迹。
文章叙述祖籍福建的曾锦文出生在槟城，1866年6月，十五岁时被送往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攻读，但由于体弱不胜从军，还好他英文程度极佳，特准留下作为学堂洋教习与学生之间的桥梁。1872年曾锦文返回槟城，住了两个月，三月份即到新加坡发展，在英国人开办的墨经梳律师楼任文员兼管账务。曾锦文之所以离开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文中引述一段传说他在19岁时，相士替他算命，说他只能活到25岁，他思前想后决定回到槟城。此后虽然他的职业性质改变了，但仍与船政学堂同学保持联系,之后的22年间，至到1894年甲午海战前，每当北洋舰队经过新加坡，都会特地来拜会他，或叙旧同窗情谊，或答谢师恩，极尽荣耀之事，轰动和感动了整个华社。这位曾锦文在有生之年也把《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等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故事，翻译成马来文畅销新马和印尼，成为当地华社近百年来的文化名人。
作者也引述马幼垣的《福州船政教习曾锦文传奇》一文（刊载于《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提到曾锦文应左文襄之聘（即洋务大臣左宗棠），任福州船政局副教席之職，故断言北洋水師初期學生都出其門下（包括后来出任北洋水师的许多将领如邓世昌和萨镇冰等）。当这些校友管带的船舰出海路经新加坡时，都会举办隆重聚会，欢宴上行谢师礼，三跪九拜，语多褒赞教导之恩惠；他们另为曾锦文翻译作品作序，字里行间亦洋溢浓厚师生情谊。笔者查阅中外诸多相关研究文章，也普遍引用转述这些新闻史料，称曾锦文为‘海军教官“。
这样一个风起云涌大时代里的几段花边传奇故事，却引起笔者蛮大的兴趣，其中固然是因为这故事的地点和人物，都是我福州籍老乡，而船政学堂坐落的马尾，就在我六岁随家人移民到新加坡之前，老家几村之遥的地方，但主要还是以下几个令我百思不解的疑团：
（1）当年来自英国海峡殖民地三州府之一的槟城土生华侨，何以能于1866年报读刚于洋务运动时代背景下首创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
（2）这位15岁算是精通英文的小年轻，是如何被洋务大臣左宗棠礼聘，而成为这批同龄人也算是聪慧学员的海军教官师辈？他教些什么科目？教职员都有谁？这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是如何运作走向世界？以致日后在诸多同类洋务运动创办下之十来个学堂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一个时代？
（3）曾锦文是在什么背景下，于1866年从槟城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当年他真的是因为江湖术士预言命长不过25岁，而选择在1871年20岁时离开福州回到槟城-新加坡？他又是怎么回来的？
（4）曾锦文这样一个毫无显赫背景的小人物，是如何获得同学们崇高无比的敬仰，以致让这些安邦定国，砥柱中流之赫赫有名的一代将领群雄，日后对他又跪又拜、尊敬有嘉？并在当地报章大事报道。这与当时满清政府设置的驻新领事，与英国政府设置的华政事务司之间，争取华社影响力有关系吗？
（5）曾锦文少年时代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或教学或学习五年，之后回新马律师楼任文员兼财务，他是在什么背景下走上翻译中国名著为马来文的文化载道之路，而名扬新马华人社会？
若能解开以上诸多此类疑问，或许可以让这位曾锦文之身世与面貌，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及可信，我们也可顺便一窥那个恢弘的历史画卷，是何等悲壮慷慨又可歌可泣？
但我们又如何跨越绘声绘影的各类报章报道，从浩瀚史料里找到这位毫无显赫背景小人物的蛛丝马迹或只言片语，从此理清其中的一些传闻呢。
（三）湘江夜话
话说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正面临着千古不曾有的巨变噩运，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挟着工业及科技革命带来的船坚炮利的优势，打破了这个封闭已久的国门，使到封建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泥泞之地，老百姓民不聊生。咸丰元年（1851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领导组成的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势力扩展到17省，经历了14年（到1864年）以失败告终，但也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注释1）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救国强国的思想，吹起向西方学习的号角，自此军事自强运动随之兴起，以对付日益严重的外患。朝廷的洋务派官员，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入手，在设厂制船造炮的同时，亦究心创办各类教育机构以培养中国的近代化人才。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就是当时应运而生的中国第一所近代化海军学堂，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推行外语教育、学用结合的工科学校，其在招生、外教聘用、教学管理等方面，创立了一整套体系，为近代新式教育提供了成功范例。
在洋务运动下开办的其他军事学校，除了1866年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还有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南京水师学堂(1890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年)等。科学技术学如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学堂(1867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上海电报学堂(1880年)、湖北矿业学堂和工程学堂(1892年)。此外还有铁路学堂、邮政学堂等等。这些教育的开办，为中国近代化留下了急剧变迁的伏笔。另加上1872年~1875年派遣的120名留美幼童，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杰出人才，他们冲破中国晚清腐朽王朝的重重局限，以前所未有的新视野和新方式，与西方世界打交道，在思想、军事、外交、科技、工业、文学等诸多领域戮力改革、勇于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但这些已是后话。
让我们暂时把时光先拉到1839~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时任钦差大臣福州籍贯的林则徐（1785~1850），他虽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因禁烟和抗英而沦为朝廷一名罪臣，遭受了五年悲壮之流放生涯。到了1845年底，虽又奉旨起用，但长期心情的压抑和奔波，加上夫人去世，自己旧疾复发，不得不奏准请假回乡调治。1850年1月3日船停靠在长沙岳麓山湘江岸边，特地召见了久闻其名却素未谋面的左宗棠，后者在登船时还不慎落水，获救后沐浴更衣，主客畅怀高谈；共同的经世抱负和情趣，拉近了两人年龄和身份悬殊的鸿沟，好似阔别多年的故人喜相逢，恨不得把心中的积愫倾吐，凡家事国事人物政务无所不及。65岁的前辈名臣林则徐，对这位37岁布衣的左宗棠，诧为绝世奇才期许良厚，临别时林则徐举手拍着左宗棠的肩膀说：“将来完成我的大志，唯有靠你了!”期望之深溢于言表。这湘江夜话，识英才于草野之中的雍雍大度，在中国近代史上传为佳话。但湘舟夜话不到一年的秋天，就传来林则徐死于广东的噩耗。而这位左宗棠（1812年~1885年）后来果然不负众望，成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他的一生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就在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他是林则徐的女婿）接手船政，但沈葆桢二次都以“重孝在身”推诿了。这位沈葆桢（1820~1879年）后来也算是晚清时期的重要大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他建立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曾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授委为钦差大臣，赴台交涉日本侵略台湾要求撤兵，并筹划海防等事宜。
1866年12月11日，即 十一月初五，左宗棠上奏《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中提出设立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同日又上奏清廷《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 到了1866年12月30日，即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廷才批准了左宗棠所奏的【求是艺局】章程。
（四）1867年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正式成立（注释2）
到了1867年沈葆桢才同意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这个船政衙门既办厂又办学；既造船整理水师，又抓紧育人。至1867年1月6日，即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学，但一直等到马尾造船厂建成后，于1867年6月6日搬迁至新校舍，遂正式定名为《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并按其建筑前后位置，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正式掀开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
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学期五年，优等生将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
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 航海天文、 航海理论学等课程， 学期五年，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即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Greenwich College）。
同年为了培养工程绘图人才，在前学堂内又附设了绘事院。第二年为了培养技术工人，又在前学堂内增设一所技工学校(艺圃)，这里的艺徒半天上课半天学习，学习期限3年，毕业后择其优者随前学堂学生赴法国各大船厂实习，其余分配于船政各厂。
学堂设正监督和副监督，直接向船务大臣汇报工作，下面的学科老师分为（1）教习，即教师，又有分外教与本地，（2）帮教，即教学辅助人员。
为适应近代海军教育的需要，船政大臣对教师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聘用的‘教习’不是看国学功底的深浅，而主要是“延请精通西学者教习制造驶船并英法语言文字”。学堂教习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1）是由洋官保荐，（2）由中国驻外使馆官员在驻在国自行访定，（3）在本学堂毕业生和出洋归国留学生中，挑选优秀者任之。不管是采用哪一种途径，船政学堂都以“精通西学”作为选聘的第一标准。如果教导得力，限满可续约，或给予回费及奖励；倘不受节制，不守规矩，或教导不力，听凭撤回，以免虚糜。
1866年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开办时，委任法籍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guel (1835—1886年)为正监督，德克碑（(Paul Neveued’Aiguebelle)为副监督。这位日意格原是一名法国海军年青上尉军官，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随军来华，亦曾任宁波海关税务司，之后组成中法混合军（号称常捷军）任帮统，协助浙江巡抚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由此与左宗棠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日意格被定为正监督，不仅是因为他深知中国文字言语，且礼数、工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更主要的是看中了他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态度。而德克碑虽然官级年龄都较资深，但还是屈居出任副监督，后来有了矛盾，另聘法国海军军官斯恭赛格E.D.Degonzac作为技术副手。
当时左宗棠提出一个预算300万两的五年计划，分为五方面：即（1）建设船厂、建造蒸汽舰船；（2）开办学堂，培训造船技术人员和舰船驾驶人员；（3）建造世界第二座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拉拔特式（Labat）拖船坞；（4）建设铁厂，自行冶炼制造船用铁材；（5）雇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条件，开办近代造船工业，只有依赖洋人帮助。而当时左宗棠对英国很反感，却对法国抱有一定的幻想。在实行建厂计划中，他坚决反对英国人插手和抵制其控制的企图，另一方面想通过日意格和德克碑，争取得到法国官方的支持。
聘用外国专家都予以极为丰厚的报酬，例如日意格月薪高达1000两白银，并在五年合同完成后，获得20万法郎的奖金。日意格服务直至1886年初病逝，客观地说，他为中国第一家造船厂的创设及最初的顺利发展花费了心血，施展了才干，立下了汗马功劳。鉴于他的功绩，清政府除了金钱酬劳外，也给予诸如赏一品提督衔、花翎、穿黄马褂、一等男爵、一等宝星等荣誉。
当时船务大臣沈葆桢月薪是600两白银，朝廷一品官月薪180两白银，而其他外籍教习每月也有200~250两白银，中国教习则是16~36两白银。
老师分为（1）教习（教师）主要是外教（注释3）。福州船政学堂开设初期，教习与帮教皆用洋人，但随着学生堂课日深，除了选派出洋外，遇有帮教需人，即由此项学生选充。到1887年，前后学堂仅有法国人迈达（Medard）、英国人邓罗、赖格罗(Le Orge)、裴士博四名洋员为总教习，其余每班教习均以学成制造、驾驶、管轮之学生充当。船政学堂开办期间（1866~1907）先后共聘用外籍教师105人（含法国49人，英国37人，德国8人，美国6人，西班牙1人，荷兰1人，日本3人）。
（2）本地教习（注释3），当时后学堂（1867~1871）聘用有教会背景的福州人黄炳承为英文老师。助教为黄绍本和林宪增，协助英文与数学教学。
（3）至于帮教(教学辅助人员），史料记载1867~1871有曾锦文和曾恒忠负责教导外语，基础教学，专业课辅导语言教学任务，还有外教与学员之间双向沟通。
两位外籍帮教之一的曾恒忠（1826~1895），又名曾兰生或译为曾来顺（注释4）。据一些学者研究，他或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祖籍广东海阳（今潮安），在新加坡出生。1843年由教会资助前往美国读书，1846年就读纽约汉密尔顿学院，可惜因后续资金不继而辍学。1848年到广州香港工作，1850年与华巫混血儿（即娘惹）结婚，1853年到上海经商。曾恒忠与曾国藩及李鸿章的幕僚也是留美背景的容闳非常熟悉，而被推荐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1866~1871）为帮教，同时兼任福州船政局的翻译。曾恒忠具有海外深造经验，外语很好，但1866年时已经四十岁，又是广东潮汕籍贯，其综合性背景和身份，和当时13~16岁的福州籍贯为主的学员关系，显然不如同龄来自槟城为福州籍贯的曾锦文那么熟络了。
后来（1871/1872）曾恒忠被邀担任上海留美预备学校的英文教习，随后1872~1975作为随团翻译参与四批次120名留美幼童的派遣安顿工作。并在1875~1895年加入李鸿章幕僚团队，负责天津和北洋水师方面的工作，他是在另一个舞台和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继续师生同事情缘。
（五）曾锦文踏上中国之路的时代社会背景
本文提到的主角则是另一位外籍帮教曾锦文，他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的遴选条件，十五岁从槟城跑到福州加入教学团队，极可能是（1）当时槟城动乱，他回福州探亲（具体上他还是福州之闽侯-侯官县区与林则徐-沈葆桢及多数闽童同地方的人），经乡绅介绍藉以得到这份优厚薪酬的职务，同时又可参加学习，（2）作为槟城土生华人和教会关系人脉较好，通过教会传教士推荐。
笔者尝试还原那段时代背景，或可了解15岁的曾锦文，在1866年离开槟城去福州，之后21岁即1872年回槟城逗留二个月就选择去新加坡发展的原因。
话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历史移民环境下的槟城，面积小但谋生机会多，形成当地华社群体严重帮派冲突，各地发生零星械斗事件，其间各股华人会党与土侯实力各自结盟，进而导致英国殖民者全力涉入马来半岛内政，而发生了三次史称拿律战争（1860-1874），尤其在1867年槟城发生了一场十日械斗的大暴动，使全市陷于瘫痪。（注释5）
另，曾锦文作为第二代的土生峇峇，接受英语教育，皈依基督教，比起其他人更有资格以大英子民身份来往中国，其家庭也比其他人，更占有了在本土以及对华买卖的经济力量及政治联系。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书面材料》(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一书，很好地总结了海外华人社区与基督教传教活动之间的关系，他说：“新教传教活动通过东南亚移居海外的华人社区这个薄弱环节，展开了侧翼进攻”。美国浸信会开始进入中国南方社区传教，正是这幅宽阔的画面中的一部分。从资料中我们也了解到1837年的美国公理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就有十九位传教士在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工作。到了1846年南京条约生效后，中国正式向传教士开放，更有大批量新加坡的传教士派遣到中国（注释6）。曾锦文在1866年随新马之福州籍贯的华人传教士带到福州，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综合上面提到的各方面线索，笔者以为曾锦文的贵人，最有可能是后学堂担任英文老师的本地教习黄炳承，他既是福州籍贯的乡绅，英文好，有教会背景，更重要的他有招聘应征的讯息和渠道，在讯息相对封闭的时代，该是多么重要和关键的。不然远在槟城的曾锦文，又怎么就能‘跑到’千里之外的福州去了呢？
（六）曾锦文与学员关系特好受到爱戴的原因
同龄的曾锦文不仅英文好，还具有同是福州籍贯的特殊身份。根据船务大臣沈葆桢于同治十二年七月的报告《续陈轮船工程并练习经历南北洋各情形折》（见沈文肃公政书卷四），提到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计三十三名毕业生名单中：罗丰禄、何心川、蒋超英、刘步蟾、叶伯鋆、方伯谦、林同书、郑文成、林泰曾、李达璋、严宗光（复）、沈有恒、邱宝仁、陈毓淞、林永升、叶祖珪、陈锦荣、黄煊、许寿山、林承谟、柴卓群、郑溥泉、黄建勋（按：以上为二十三名闽童，以下为十名粤童）：张成、林国祥、叶富、吕瀚、黎家本、邓世昌、李田、李和、梁梓芳、卓关略。
上述名单中前23名14~15岁适龄闽童（多数是1852年出生），基本上都是以福州地区之闽侯-侯官为主（林则徐，沈葆桢的老乡）。他们都没有外语基础，私塾家教还沉湎在福州话乡俗里。要学习外语教导的专业知识，开始时一定非常困难。而粤籍的十名学童年龄不一，却是跨省市精挑细选英语根基较好，例如邓世昌原籍广东番禺，幼小时家人就送他到上海教会学校，师从欧人学习英语、算术，他入学时已是17~18岁的超龄生。另外一位从广东招募过来的林国祥，背景也很特殊，他是与曾锦文一样出生在槟城。学堂当时也采取因材施教，特为这十名学童开办《外学堂》。
虽然今天看来，当时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教学模式，确实打破了1300年来科举取士制度的垄断地位，突破了传统教育体制的藩篱，班级授课用外语，理论实践并重等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可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一般家庭视科举为正途的观念根深蒂固，对新兴的船政学堂，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左宗棠因此一面奏请朝廷“厚给月廪，优予登进”，另一面放宽招收标准，将学堂的招收对象确定为“粗通文义”的“聪颖幼童”，当然更谈不上外文基础。另左宗棠在折中提出的《求是堂艺局章程》规定，其中：“第三条：各子弟饮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第四条：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学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闽籍学童要力争上游，克服英文教学的学习困难，曾锦文的贡献自然特别倚重不可或缺。
续下文（二）
甲午海战的惊涛拍岸与马六甲海峡的浪头小花 （二）
（探秘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与新马文化名人翻译家曾锦文的一段传奇故事）
史料留下了一张摄于1871年的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的学员毕业照。图片中共有39位，若扣去第一届33名学员，那剩下的6位应该就是教职人员，尤其前排戴大顶官帽坐在中间及左右两侧的那几位（当然身为帮教的曾锦文应该也在其中）。但也有资料说到这届只有23人中上水准合格毕业。
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第一届（1866~1871）的毕业照
这些同窗中，后来出任北海舰队参加1894年甲午海战的12位军舰舰长(当时称管带)，就有10位来自这所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他们都在这张毕业团体照里面。
叶祖珪 （第一排左四）（1852-1905年）靖远号舰管带、中军右营副将、生存
方伯谦 （第一排左六）（1853-1894年）济远号舰管带、中军左营副将，被诬罪杀
林国祥 （第二排左三）（1851-1908年）广乙号舰管带、都司，生存
邓世昌 （第二排左五）（1849-1894年）致远号舰管带、中军中营副将，牺牲
林永升 （第三排右三）（1853-1894年）经远号舰管带、左翼左营副将，牺牲
黄建勋 （第三排左四）（1852-1894年）超勇号舰管带、左翼右营参将，牺牲
刘步蟾 （第三排右五）（1852-1895年）定远号舰管带、右翼总兵，殉国自杀
林颖启 （第三排左三）（1852-1914年）威远号舰管带、精练前营游击，生存
萨镇冰 （第三排左五）（1859-1952年）康济号舰管带、精练前营游击，生存
林泰曾（1851-1894年）镇远号舰管带 左翼总兵，撞舰自杀
名字旁注明项为：图中位置- 在世年代- 甲午海战舰名职位- 军中职务- 战役结局（注释7）
学生入学后，要求十分严格。学堂要定期对学员进行考试，自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对不合格者随时予以剔退。在日意格任监督期间，前学堂共招收学生105名，但是到1874年，却仅有39名留下来（37%），6名死亡，其他60名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学业。前后学堂首次录取入学的学生人数为230人，毕业时，第一届制造班仅有魏瀚等21人，第一届驾驶班仅有罗丰禄等23人，总及格率低于19%。到了黎兆棠接沈葆桢督办船政时，也按照向章，依期面试，勤者优奖，惰者黜退，其有不堪造就及罔知自爱者，别经访闻，亦即随时革去，从不稍事姑容。
在19世纪60年代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中，福州船政学堂应时而起，它确以全新的教学体制和内容，严格的教学，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构成了近代中国早期留欧学生的主体。根据史料，马尾船政学堂开办45年之间，前后两学堂共有学生629名，前学堂制造班共八届计178名，后学堂驾驶班共十九届计241名。增加后学堂管轮班共十四届计210名。截止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清政府共派出三批海军留学生计83人，只有5人为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3人为带职学习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余75人皆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
学生跪拜曾锦文和致谢师表
时间点到了19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在神州大地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代表中国近代化的北洋舰队威风凛凛，出没近海远洋上，宣扬大清国威。北洋舰队曾于1887年11月、1890年4月及1894年3月三度访问新加坡，在当地社会引起极大轰动。根据《叻报》次版头条“本馆附志”（1890年4月7日）所载：1890年4月5日（星期六），北洋舰队将官们身佩长剑，全副武装，特地前往曾锦文任职的律师楼拜见他，并行三跪九叩大礼，以示不忘老师教导之恩。（注释8）
笔者以为除了曾锦文既同龄又是福州籍贯甚至人格魅力外，还有学习上的原因，公开朗读的《谢师表》由同窗林泰曾草撰，劉步蟾書写，就说的非常具体。
（1）《谢师表》提到：“始調音學，分清濁於齶唇”。
福州籍贯的学员要除了要学习普通话，最困难的还是外语（英文）基础入门的发音口语，通过嘴唇舌控制清浊音的技巧，初开课时一定难倒一大半学生，故而同学们印象特别深刻。
根据史料（注释9）直到1870年，市面上才有初版的《福州方言拼音字典》（The Alphabetical Dictionary in the Foo-Chow Dialect），它是由美国美以美（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1848年派驻福州的牧师麦利Robert Samuel Maclay （1824~1907）及美国卫理公会（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牧师摩嘉立编写的（其后历经1897年和1929年两次再版）。这本字典完整地保留了十九世纪福州方言文读和白读两套语音体系，并把常用中文用语翻译成英文，再以罗马音标拼出福州话。
此外，船政监督日意格在1868年还特地编撰出版了一本中法文对照的《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笔者相信一定也有一本没正式出版但有讲义手抄稿，针对后学堂的中英对照版本，这些工具书无疑帮助克服早期的语言障碍，提高学习效率，期间一定少不了曾锦文（和曾恒忠）的身影（注释10），如《谢师表》所说的一样。
（2）《谢师表》更提到：“继讲算章，辨毫厘於銖黍。研竖亥步天之法，窺管候星。摭道元注水之经，按图测海。阐西人不传之秘，为诸生独得之奇”。
后学堂（驾驶班）的科目含英文，算术，解析几何，代数，平三角，球三角，平面与球面，微积分，航海天文论，地理，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科目的教材全是英文，教学用英语（课程中只有国文，读经，历史是用中文教导，但这种偏重或失衡也是这批将领的某种缺陷，这里不作开展），对于这些技术科目(如上文标题描述的），同学们刚开始学习时，必然也是困难重重，但既然都在课程编排范围内，老师没理由‘秘而不传’。除此之外，学生每日还需用英文写航海训练的航行日记，练习测量天体，定船位，海图作业等等，其用意主要在于培养专业知识和掌握英语。曾锦文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学习，自己了解后，再用英语和福州话解释给需要帮助的同学，在紧张学习及高淘汰率的环境下，例如课程设有多重考试，每三月一次月考，每学期一次期末考，学习结束-毕业考，操作安装实习考试(外语作答)，成绩中上以上才能毕业，曾锦文无疑就是他们学习过程中最好的帮手。这很能说明为什么曾锦文虽然只是一个帮教（确实不是海军教官），可是同学日后为什么还是予以高规格来答谢师恩的真正原因，正如当时叻报的报道，更提升到三跪九拜的描述。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华人移民浪潮的高涨，英国政府在海峡殖民地的三州府（即新加坡马六甲槟城）成立了华民政务机构，满清政府也派驻领事左秉隆及黄遵宪，并成立报馆（叻报），分别宣扬及加强华社对其宗主国的效忠，故而北洋舰队的‘南巡’以及师生宴的场面，固然有人文情怀感人的一面，更有媒体造势宣扬的动机。注释（11）
《续下文》.....
（探秘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与新马文化名人翻译家曾锦文的一段传奇故事）
史料留下了一张摄于1871年的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的学员毕业照。图片中共有39位，若扣去第一届33名学员，那剩下的6位应该就是教职人员，尤其前排戴大顶官帽坐在中间及左右两侧的那几位（当然身为帮教的曾锦文应该也在其中）。但也有资料说到这届只有23人中上水准合格毕业。
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第一届（1866~1871）的毕业照
这些同窗中，后来出任北海舰队参加1894年甲午海战的12位军舰舰长(当时称管带)，就有10位来自这所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他们都在这张毕业团体照里面。
叶祖珪 （第一排左四）（1852-1905年）靖远号舰管带、中军右营副将、生存
方伯谦 （第一排左六）（1853-1894年）济远号舰管带、中军左营副将，被诬罪杀
林国祥 （第二排左三）（1851-1908年）广乙号舰管带、都司，生存
邓世昌 （第二排左五）（1849-1894年）致远号舰管带、中军中营副将，牺牲
林永升 （第三排右三）（1853-1894年）经远号舰管带、左翼左营副将，牺牲
黄建勋 （第三排左四）（1852-1894年）超勇号舰管带、左翼右营参将，牺牲
刘步蟾 （第三排右五）（1852-1895年）定远号舰管带、右翼总兵，殉国自杀
林颖启 （第三排左三）（1852-1914年）威远号舰管带、精练前营游击，生存
萨镇冰 （第三排左五）（1859-1952年）康济号舰管带、精练前营游击，生存
林泰曾（1851-1894年）镇远号舰管带 左翼总兵，撞舰自杀
名字旁注明项为：图中位置- 在世年代- 甲午海战舰名职位- 军中职务- 战役结局（注释7）
学生入学后，要求十分严格。学堂要定期对学员进行考试，自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对不合格者随时予以剔退。在日意格任监督期间，前学堂共招收学生105名，但是到1874年，却仅有39名留下来（37%），6名死亡，其他60名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学业。前后学堂首次录取入学的学生人数为230人，毕业时，第一届制造班仅有魏瀚等21人，第一届驾驶班仅有罗丰禄等23人，总及格率低于19%。到了黎兆棠接沈葆桢督办船政时，也按照向章，依期面试，勤者优奖，惰者黜退，其有不堪造就及罔知自爱者，别经访闻，亦即随时革去，从不稍事姑容。
在19世纪60年代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中，福州船政学堂应时而起，它确以全新的教学体制和内容，严格的教学，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构成了近代中国早期留欧学生的主体。根据史料，马尾船政学堂开办45年之间，前后两学堂共有学生629名，前学堂制造班共八届计178名，后学堂驾驶班共十九届计241名。增加后学堂管轮班共十四届计210名。截止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清政府共派出三批海军留学生计83人，只有5人为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3人为带职学习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余75人皆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
学生跪拜曾锦文和致谢师表
时间点到了19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在神州大地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朝野上下，中兴迷梦正浓。代表中国近代化的北洋舰队威风凛凛，出没近海远洋上，宣扬大清国威。北洋舰队曾于1887年11月、1890年4月及1894年3月三度访问新加坡，在当地社会引起极大轰动。根据《叻报》次版头条“本馆附志”（1890年4月7日）所载：1890年4月5日（星期六），北洋舰队将官们身佩长剑，全副武装，特地前往曾锦文任职的律师楼拜见他，并行三跪九叩大礼，以示不忘老师教导之恩。（注释8）
笔者以为除了曾锦文既同龄又是福州籍贯甚至人格魅力外，还有学习上的原因，公开朗读的《谢师表》由同窗林泰曾草撰，劉步蟾書写，就说的非常具体。
（1）《谢师表》提到：“始調音學，分清濁於齶唇”。
福州籍贯的学员要除了要学习普通话，最困难的还是外语（英文）基础入门的发音口语，通过嘴唇舌控制清浊音的技巧，初开课时一定难倒一大半学生，故而同学们印象特别深刻。
根据史料（注释9）直到1870年，市面上才有初版的《福州方言拼音字典》（The Alphabetical Dictionary in the Foo-Chow Dialect），它是由美国美以美（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1848年派驻福州的牧师麦利Robert Samuel Maclay （1824~1907）及美国卫理公会（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牧师摩嘉立编写的（其后历经1897年和1929年两次再版）。这本字典完整地保留了十九世纪福州方言文读和白读两套语音体系，并把常用中文用语翻译成英文，再以罗马音标拼出福州话。
此外，船政监督日意格在1868年还特地编撰出版了一本中法文对照的《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笔者相信一定也有一本没正式出版但有讲义手抄稿，针对后学堂的中英对照版本，这些工具书无疑帮助克服早期的语言障碍，提高学习效率，期间一定少不了曾锦文（和曾恒忠）的身影（注释10），如《谢师表》所说的一样。
（2）《谢师表》更提到：“继讲算章，辨毫厘於銖黍。研竖亥步天之法，窺管候星。摭道元注水之经，按图测海。阐西人不传之秘，为诸生独得之奇”。
后学堂（驾驶班）的科目含英文，算术，解析几何，代数，平三角，球三角，平面与球面，微积分，航海天文论，地理，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科目的教材全是英文，教学用英语（课程中只有国文，读经，历史是用中文教导，但这种偏重或失衡也是这批将领的某种缺陷，这里不作开展），对于这些技术科目(如上文标题描述的），同学们刚开始学习时，必然也是困难重重，但既然都在课程编排范围内，老师没理由‘秘而不传’。除此之外，学生每日还需用英文写航海训练的航行日记，练习测量天体，定船位，海图作业等等，其用意主要在于培养专业知识和掌握英语。曾锦文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学习，自己了解后，再用英语和福州话解释给需要帮助的同学，在紧张学习及高淘汰率的环境下，例如课程设有多重考试，每三月一次月考，每学期一次期末考，学习结束-毕业考，操作安装实习考试(外语作答)，成绩中上以上才能毕业，曾锦文无疑就是他们学习过程中最好的帮手。这很能说明为什么曾锦文虽然只是一个帮教（确实不是海军教官），可是同学日后为什么还是予以高规格来答谢师恩的真正原因，正如当时叻报的报道，更提升到三跪九拜的描述。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华人移民浪潮的高涨，英国政府在海峡殖民地的三州府（即新加坡马六甲槟城）成立了华民政务机构，满清政府也派驻领事左秉隆及黄遵宪，并成立报馆（叻报），分别宣扬及加强华社对其宗主国的效忠，故而北洋舰队的‘南巡’以及师生宴的场面，固然有人文情怀感人的一面，更有媒体造势宣扬的动机。注释（11）
《续下文》.....
(七) 曾锦文1871年离开福州回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可能原因
笔者推测曾锦文得到大家拥护和珍惜情谊的其他渊源，应该还有1871年回槟城航程上的经历。
根据资料显示（注释12），船政的学员从1871年第一届开始，毕业时都得出远洋训练。早在清同治八年（1869年）正监督日意格就购买了一艘普鲁士帆船改为练习舰。这训练舰是提供海给军院校学员或舰艇人员海上训练实习的勤务舰船（亦称练习舰或教练舰）。开始时是帆船，后来才装上蒸汽机作辅助动力装置，更由于其外型古典有亲和力，也很适合外交亲善出访，它不像真正的军舰锋芒毕露带有威慑性。这种风帆训练舰，是从最基础的爬桅杆开始，到最后参加全程的操纵训练，这样的一种远洋航行体验，带来人力和海洋搏斗的深刻体验，不仅可以使实习学员实践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还可通过风帆操纵训练，锻炼和培养官兵的勇气胆量和信心；风帆训练的过程也是组织、指挥与协调，以及培养团队精神的过程。
史料也记载（注释13）（1）同治十年五月（1871年6月），船政学堂后学堂（主要学习航海和驾驶）举行首届毕业大考后，学员们登上“建威号”练习舰作航海训练。由近及远先国内再国外，到过浙江、上海、烟台、威海，再到香港，小吕宋，新加坡，槟城等地。其中包括刘步蟾、严复、方伯谦、林泰曾等，还有曾锦文的槟城老乡粤籍的林国祥也在这艘训练船上。
(2) 同治十二年二月，（1873年）建威号又一次开始历时4个月的远航训练，经厦门、香港，最后抵达新加坡和槟城。当时留下这样的描述记载：“实在洋面七十五日，海天荡漾，有数日不见远山者，有岛屿萦回、沙线交错、驶船曲折而进者。去时教习躬督驾驶，各练童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这些学员们大多以优异成绩毕业，其中就有邓世昌。
曾锦文1872年初回到槟城逗留二个月，并于三月份到新加坡，笔者以为极大可能是曾锦文作为‘帮教’完成了开创初期的桥梁角色（不管是对学员或外教来说），而选择在1871年下半年乘坐训练船建威号回到槟城，在这过程中，和大家有近距离患难与共的接触，这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建立起来的战友情怀，对这些处于19~20岁第一次出国’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年轻人来讲，绝对是毕生难忘。
曾锦文离开马尾船政教职岗位回到新马，应该不是江湖术士说他命不过25岁而选择离开，他既然属于受聘高薪厚俸的帮教，在1871年实际上已完成五年期第一届教职工作的约定，另外曾锦文的父亲刚刚过世，正好趁坐远洋训练船顺路回到槟城,更何况还有一份已安排好之新加坡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机会在等待他呢。
无独有偶，和曾锦文一起的另一名外籍帮教曾恒忠，也在1871年下半年离开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资料显示容闳的《留美幼童计划》得到李鸿章的接纳及满清政府的批准（及美国的支持），曾兰生受邀于1871年下半年出任，设在上海《出洋肄业局》下属《留美幼童预备学校》为英语教习；之后的1872年8月由容闳任副领队，朝廷决定派遣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为翻译随同出洋，推荐的理由是曾恒忠“究心算学,兼晓沿海各省土音,堪充翻译事宜”。（这里所谓“监生”即在国子监（当时最高学府）读书或取得读书资格人士的简称）。这些留美幼童的选择标准，必须身家清白，有中文根底，粗通英文。初试通过的幼童先在上海的“预备学校”学习，再行考试选拔出国。出国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故贫寒子弟只要聪颖上进，考上了就可出国。看来曾恒忠领衔五品官在1872~1875年担任随团翻译到美国去了。（注释14）
从1872~到1875年，一共有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其中有84人来自广东（这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学童多数来自福州相映成趣，但也留下日后派系隔阂的隐忧）。除了不幸早逝的几位，这些学生日后都各有成就，第三批来自香山的唐绍仪，以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而名载史册。他们之中还出了3个外长，2位公使，2位海军元帅，3个大学校长，5个铁路局长，一定程度上掌控了中国的外交、海军、铁路、电报、矿冶等多个领域。他们对近代中国筚路蓝缕的贡献，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生态，这些留美幼童在海军中也表现出色：邝咏钟、杨兆南、薛有福、邝景垣在中法海战中殉职；黄祖莲、陈金揆、沈寿昌在甲午海战中牺牲。宋文翙在武昌起义时率领舰队反正，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海军司令；吴应科曾署理清廷巡洋舰队统领，海军反正后民国任海军右司令，曹嘉祥1915年任海军部次长。
<续下文>......
笔者推测曾锦文得到大家拥护和珍惜情谊的其他渊源，应该还有1871年回槟城航程上的经历。
根据资料显示（注释12），船政的学员从1871年第一届开始，毕业时都得出远洋训练。早在清同治八年（1869年）正监督日意格就购买了一艘普鲁士帆船改为练习舰。这训练舰是提供海给军院校学员或舰艇人员海上训练实习的勤务舰船（亦称练习舰或教练舰）。开始时是帆船，后来才装上蒸汽机作辅助动力装置，更由于其外型古典有亲和力，也很适合外交亲善出访，它不像真正的军舰锋芒毕露带有威慑性。这种风帆训练舰，是从最基础的爬桅杆开始，到最后参加全程的操纵训练，这样的一种远洋航行体验，带来人力和海洋搏斗的深刻体验，不仅可以使实习学员实践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还可通过风帆操纵训练，锻炼和培养官兵的勇气胆量和信心；风帆训练的过程也是组织、指挥与协调，以及培养团队精神的过程。
史料也记载（注释13）（1）同治十年五月（1871年6月），船政学堂后学堂（主要学习航海和驾驶）举行首届毕业大考后，学员们登上“建威号”练习舰作航海训练。由近及远先国内再国外，到过浙江、上海、烟台、威海，再到香港，小吕宋，新加坡，槟城等地。其中包括刘步蟾、严复、方伯谦、林泰曾等，还有曾锦文的槟城老乡粤籍的林国祥也在这艘训练船上。
(2) 同治十二年二月，（1873年）建威号又一次开始历时4个月的远航训练，经厦门、香港，最后抵达新加坡和槟城。当时留下这样的描述记载：“实在洋面七十五日，海天荡漾，有数日不见远山者，有岛屿萦回、沙线交错、驶船曲折而进者。去时教习躬督驾驶，各练童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这些学员们大多以优异成绩毕业，其中就有邓世昌。
曾锦文1872年初回到槟城逗留二个月，并于三月份到新加坡，笔者以为极大可能是曾锦文作为‘帮教’完成了开创初期的桥梁角色（不管是对学员或外教来说），而选择在1871年下半年乘坐训练船建威号回到槟城，在这过程中，和大家有近距离患难与共的接触，这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建立起来的战友情怀，对这些处于19~20岁第一次出国’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年轻人来讲，绝对是毕生难忘。
曾锦文离开马尾船政教职岗位回到新马，应该不是江湖术士说他命不过25岁而选择离开，他既然属于受聘高薪厚俸的帮教，在1871年实际上已完成五年期第一届教职工作的约定，另外曾锦文的父亲刚刚过世，正好趁坐远洋训练船顺路回到槟城,更何况还有一份已安排好之新加坡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机会在等待他呢。
无独有偶，和曾锦文一起的另一名外籍帮教曾恒忠，也在1871年下半年离开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资料显示容闳的《留美幼童计划》得到李鸿章的接纳及满清政府的批准（及美国的支持），曾兰生受邀于1871年下半年出任，设在上海《出洋肄业局》下属《留美幼童预备学校》为英语教习；之后的1872年8月由容闳任副领队，朝廷决定派遣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为翻译随同出洋，推荐的理由是曾恒忠“究心算学,兼晓沿海各省土音,堪充翻译事宜”。（这里所谓“监生”即在国子监（当时最高学府）读书或取得读书资格人士的简称）。这些留美幼童的选择标准，必须身家清白，有中文根底，粗通英文。初试通过的幼童先在上海的“预备学校”学习，再行考试选拔出国。出国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故贫寒子弟只要聪颖上进，考上了就可出国。看来曾恒忠领衔五品官在1872~1875年担任随团翻译到美国去了。（注释14）
从1872~到1875年，一共有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其中有84人来自广东（这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学童多数来自福州相映成趣，但也留下日后派系隔阂的隐忧）。除了不幸早逝的几位，这些学生日后都各有成就，第三批来自香山的唐绍仪，以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而名载史册。他们之中还出了3个外长，2位公使，2位海军元帅，3个大学校长，5个铁路局长，一定程度上掌控了中国的外交、海军、铁路、电报、矿冶等多个领域。他们对近代中国筚路蓝缕的贡献，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生态，这些留美幼童在海军中也表现出色：邝咏钟、杨兆南、薛有福、邝景垣在中法海战中殉职；黄祖莲、陈金揆、沈寿昌在甲午海战中牺牲。宋文翙在武昌起义时率领舰队反正，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海军司令；吴应科曾署理清廷巡洋舰队统领，海军反正后民国任海军右司令，曹嘉祥1915年任海军部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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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曾锦文投身翻译之路的大时代背景
曾锦文究竟翻译过多少中国古典文学，目前尚无法准确统计。有学者指出，曾锦文前后共完成18部译作，可考者包括：《反唐演义》《五美缘》《三国》《宋江》（抽译《水浒传》一部分）和《西游记》。他亦可能尝译《东周列国志》《包公案》（《龙图公案》的节本）《聊斋志异》《七侠五义》（《三侠五义》的改编本）《三宝太监下西洋》《薛仁贵征东》《粉妆楼》《施公案》《罗通扫北》等，由于至今未见译本，故暂存疑。(注释15)
笔者也查到一些野史资料，当时翻译成马来文在南洋较为流行的中国民间通俗故事，由于读者受众多是土生华人，故而书名音译多用闽南语拼音。笔者选几则以飨读者如下：《Lwee Hong Thak：雷峰塔，1889年出版》；《Teong Ghee Chiat：忠义节，即水浒故事，1889年出版》；《Sam Kok：三国，1889年》；《Gak Wee：岳飞，1891年》；《Seeh Jin Quee Cheng Tang：薛仁贵征东，1895年》；《Song Kang：宋江，1899年》，《Soon Bang Yan Chee：孙庞演义，即孙膑庞涓故事，1904年》，《Kou Chey Tian：猴齐天，1911年》等等。
笼统看来，当时市面上较为流行的华巫翻译，多是选择一些深厚群众基础的历史性、故事性与民俗性的作品；就题材内容而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才子佳人、公案小说、侠义小说等为主。这或是由于在19世纪末，随着满清政局糜烂社会动荡，大量沿海闽粤移民下南洋，许多中国章回小说和历史故事等通俗文学也随之而来，被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印尼的土生华人，有计划地翻译为马来文得以在当地广泛流传，这应该与处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土生华人，这一特殊群落的特殊处境、文化心态以及经济发展有极大关系。土生华人以对中国文学的选择，表达他们对祖籍母文化的依归，特别是传统的风俗习惯。就有学者从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寻根意识，在时间与空间上远离自己的祖籍国之后，是心灵原始无意识积淀“浮出海面”的寻根表征，他们的文化认同没有脱离传统华人的轨迹，而在土生华人群落中得到较完整的传承，相对而言，这些土生华人群体是一个具有同质文化的稳定族群。（注释16）
另一方面，新移民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也需要中文和马来文双语词典，这些土生华人，在当时由于享受到种种政策优惠，成为经济领域的宠儿而无衣食之忧，转而寻求精神食粮，手段之一就是以马来文大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这也是土生华人在特定的环境与历史时期中采取的一种生存的策略。另一方面，这也与中国古典小说民间通俗文学，作品中对人物、事件进行道德评价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客观的环境造成的生存需要，与主观上本民族认同的情感需求，使土生华人群落选择了充满“义”文化色彩的中国通俗小说；各种英雄人物传说及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个人气质与社会使命感，例如在艰苦环境中自强自立，在重重磨难中表现出顽强的承受能力，反抗不平等的处境，以及伴随着其南征北战建功立业的民族精神，就是这一种张扬的民族气概，这与土生华人的处境、心理需求有许多重合点，使他们的阅读不仅得到心理满足，也寻找到了精神支柱。（注释17）
有关曾锦文的最著名而且轰动的马来文翻译，应该是1894年4月25日出版的马来文译本《三国》（Sam Kok）。史料记载在1894年甲午前夕，北洋舰队第三次来访，这也是北洋舰队最后一次访问新加坡（海战在三个月后的7月25日开战）。适逢曾锦文翻译的《三国》出版在即，“靖远”舰管带叶祖珪应邀为之题写书跋，其他北洋舰队将领题跋的尚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来远”舰管带邱宝仁都在题跋中作序，显示了他们的师生关系。
其实有关《三国》的马来文译本，一直以来都受到南洋土生华人及读者的欢迎。（注释18）。早在1883年开始，就有马来文译本《三国志演义》十二册在巴塔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市)出版，之后1889年有马来文本《三国故事荟萃》六卷由新加坡商业出版社出版。1890年至1894年之间也有马来文译本《三国》在三宝垄报纸《马来号角报》上连载。这些翻译和曾锦文的版本，有什么关联性就不得而知。从史料得悉曾锦文的马来文译本《三国演义》共三十册，1892~1896年由新加坡金石斋出版社出版，配有插画，就像连载小说一样（注释19），从众多同类翻译中脱颖而出，非常受欢迎，曾锦文也因此而致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受众心理，就是曾锦文在其陆续出版的译著《三国》之1894年版的序言中，寓意当时（1894年）正逢日本进兵朝鲜，朝鲜请援于中国而发生的三国战事，曾锦文称之为“我们这时代的三国”，并连续报道战争进程，加以评论，表明其坚信中国必胜的态度，引起整个南洋华社的关注。这种心态亦如《说岳全传》等小说所颂扬光大的正是汉民族不甘外侮、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阅读之际让每个华裔同胞血脉贲张，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感叹不已，亦为民族英雄而骄傲；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血缘认同和根的意识。
曾锦文在翻译《三国》时，用的马来文笔名是Batu Gantong，翻译成中文就是“悬挂的石头”，笔者初以为是南洋峇峇文化圈的文化习俗内涵和审美情趣，例如苏门达腊地区对石头的图腾崇拜（曾锦文的父亲曾在那里经商多年），故也可引伸为某种承诺？某种祝福？某种追求?甚至寓意某种存在的象征与生命的意义。其间也尝试解读其寓意，或是表示自己牵挂着祖国的命运，就像悬挂在心上的石头？直到最近看到一份英文资料（注释20），才知道他在1920年去世，埋葬在槟城一个叫Batu Gantong（峇都眼东）之福建人的坟场，完成了一个土生华人骨子里落叶归根的信仰。
相比较这些故事性图文式的翻译，让大家另眼相看，还有一位也是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外教英国人邓罗（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1857~1938），他在1925年出版了第一个英语全译本的《三国演义》（San Kuo Chih Yen o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而被誉为“中国翻译先驱”，邓罗的成果集中在晚清时期外籍人才的引进，以及他们在中国近代事业中的作用等史学层面，从中我们可以零星地了解邓罗服务中国的情况，但是他译介中国的翻译行为，却始终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注释21）
曾锦文走向翻译之路，除了时代大环境的推动，笔者以为还多少受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同窗故友的感召，他的周边就出现过不少世界级的翻译大师：
（1）第一届后学堂的严复（原名严宗光），后来的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以“严译八大名著”称著：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亚当·斯密《国富论》（1901年）；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年）；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年）；甄克斯《社会通诠》（1904-1909年）；法国孟德斯鸠《法意》（1909年）；约翰·穆勒《穆勒名学》（1905年）；耶芳斯的《名学浅说》（1909年）。
（2）同一届前学堂同窗后来出任清末外交官的陈季同，他把《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
（3） 同时代的福州同乡的林纾字琴南（1852～1924年）和王寿昌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还译过英、法、日、俄等10多国小说184部，自著10多部小说。
（4) 槟城同乡辜鸿铭（1857~1928年），他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后来回到中国，成为一代大师。
此外还有当地学者社团的推动，由于当时土生华人在经济上处于先导的地位，使到他们有足够的精力从事文化建设。从1894到1935年，土生华人创办过数份双语和单语的马来文报刊，包括：《土生华人报》、《东星报》、《马来西亚维护者报》、《每日新闻》、《土星报》、《讲故事报》，在单行本没有出现以前，翻译作品就在这些报刊上连载。
尤其1878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后,在先后领事左秉隆（1850-1924）、黄遵宪（1848-1905）等人奖掖下，南洋人文郁起。尤其是1880年在新加坡开办早期的华文报《叻报》，它是一份形式较多样化的华文报，创办人是薛有礼，一位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他受过英文教育，但对中华文化酷爱。《叻报》的成立是为推广中华文化，改进华人社会风气，且肩负爱国意识的推广。（注释22）
《续下文》....
曾锦文究竟翻译过多少中国古典文学，目前尚无法准确统计。有学者指出，曾锦文前后共完成18部译作，可考者包括：《反唐演义》《五美缘》《三国》《宋江》（抽译《水浒传》一部分）和《西游记》。他亦可能尝译《东周列国志》《包公案》（《龙图公案》的节本）《聊斋志异》《七侠五义》（《三侠五义》的改编本）《三宝太监下西洋》《薛仁贵征东》《粉妆楼》《施公案》《罗通扫北》等，由于至今未见译本，故暂存疑。(注释15)
笔者也查到一些野史资料，当时翻译成马来文在南洋较为流行的中国民间通俗故事，由于读者受众多是土生华人，故而书名音译多用闽南语拼音。笔者选几则以飨读者如下：《Lwee Hong Thak：雷峰塔，1889年出版》；《Teong Ghee Chiat：忠义节，即水浒故事，1889年出版》；《Sam Kok：三国，1889年》；《Gak Wee：岳飞，1891年》；《Seeh Jin Quee Cheng Tang：薛仁贵征东，1895年》；《Song Kang：宋江，1899年》，《Soon Bang Yan Chee：孙庞演义，即孙膑庞涓故事，1904年》，《Kou Chey Tian：猴齐天，1911年》等等。
笼统看来，当时市面上较为流行的华巫翻译，多是选择一些深厚群众基础的历史性、故事性与民俗性的作品；就题材内容而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才子佳人、公案小说、侠义小说等为主。这或是由于在19世纪末，随着满清政局糜烂社会动荡，大量沿海闽粤移民下南洋，许多中国章回小说和历史故事等通俗文学也随之而来，被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印尼的土生华人，有计划地翻译为马来文得以在当地广泛流传，这应该与处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土生华人，这一特殊群落的特殊处境、文化心态以及经济发展有极大关系。土生华人以对中国文学的选择，表达他们对祖籍母文化的依归，特别是传统的风俗习惯。就有学者从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寻根意识，在时间与空间上远离自己的祖籍国之后，是心灵原始无意识积淀“浮出海面”的寻根表征，他们的文化认同没有脱离传统华人的轨迹，而在土生华人群落中得到较完整的传承，相对而言，这些土生华人群体是一个具有同质文化的稳定族群。（注释16）
另一方面，新移民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也需要中文和马来文双语词典，这些土生华人，在当时由于享受到种种政策优惠，成为经济领域的宠儿而无衣食之忧，转而寻求精神食粮，手段之一就是以马来文大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这也是土生华人在特定的环境与历史时期中采取的一种生存的策略。另一方面，这也与中国古典小说民间通俗文学，作品中对人物、事件进行道德评价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客观的环境造成的生存需要，与主观上本民族认同的情感需求，使土生华人群落选择了充满“义”文化色彩的中国通俗小说；各种英雄人物传说及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个人气质与社会使命感，例如在艰苦环境中自强自立，在重重磨难中表现出顽强的承受能力，反抗不平等的处境，以及伴随着其南征北战建功立业的民族精神，就是这一种张扬的民族气概，这与土生华人的处境、心理需求有许多重合点，使他们的阅读不仅得到心理满足，也寻找到了精神支柱。（注释17）
有关曾锦文的最著名而且轰动的马来文翻译，应该是1894年4月25日出版的马来文译本《三国》（Sam Kok）。史料记载在1894年甲午前夕，北洋舰队第三次来访，这也是北洋舰队最后一次访问新加坡（海战在三个月后的7月25日开战）。适逢曾锦文翻译的《三国》出版在即，“靖远”舰管带叶祖珪应邀为之题写书跋，其他北洋舰队将领题跋的尚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来远”舰管带邱宝仁都在题跋中作序，显示了他们的师生关系。
其实有关《三国》的马来文译本，一直以来都受到南洋土生华人及读者的欢迎。（注释18）。早在1883年开始，就有马来文译本《三国志演义》十二册在巴塔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市)出版，之后1889年有马来文本《三国故事荟萃》六卷由新加坡商业出版社出版。1890年至1894年之间也有马来文译本《三国》在三宝垄报纸《马来号角报》上连载。这些翻译和曾锦文的版本，有什么关联性就不得而知。从史料得悉曾锦文的马来文译本《三国演义》共三十册，1892~1896年由新加坡金石斋出版社出版，配有插画，就像连载小说一样（注释19），从众多同类翻译中脱颖而出，非常受欢迎，曾锦文也因此而致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受众心理，就是曾锦文在其陆续出版的译著《三国》之1894年版的序言中，寓意当时（1894年）正逢日本进兵朝鲜，朝鲜请援于中国而发生的三国战事，曾锦文称之为“我们这时代的三国”，并连续报道战争进程，加以评论，表明其坚信中国必胜的态度，引起整个南洋华社的关注。这种心态亦如《说岳全传》等小说所颂扬光大的正是汉民族不甘外侮、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阅读之际让每个华裔同胞血脉贲张，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感叹不已，亦为民族英雄而骄傲；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血缘认同和根的意识。
曾锦文在翻译《三国》时，用的马来文笔名是Batu Gantong，翻译成中文就是“悬挂的石头”，笔者初以为是南洋峇峇文化圈的文化习俗内涵和审美情趣，例如苏门达腊地区对石头的图腾崇拜（曾锦文的父亲曾在那里经商多年），故也可引伸为某种承诺？某种祝福？某种追求?甚至寓意某种存在的象征与生命的意义。其间也尝试解读其寓意，或是表示自己牵挂着祖国的命运，就像悬挂在心上的石头？直到最近看到一份英文资料（注释20），才知道他在1920年去世，埋葬在槟城一个叫Batu Gantong（峇都眼东）之福建人的坟场，完成了一个土生华人骨子里落叶归根的信仰。
相比较这些故事性图文式的翻译，让大家另眼相看，还有一位也是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外教英国人邓罗（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1857~1938），他在1925年出版了第一个英语全译本的《三国演义》（San Kuo Chih Yen o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而被誉为“中国翻译先驱”，邓罗的成果集中在晚清时期外籍人才的引进，以及他们在中国近代事业中的作用等史学层面，从中我们可以零星地了解邓罗服务中国的情况，但是他译介中国的翻译行为，却始终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注释21）
曾锦文走向翻译之路，除了时代大环境的推动，笔者以为还多少受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同窗故友的感召，他的周边就出现过不少世界级的翻译大师：
（1）第一届后学堂的严复（原名严宗光），后来的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以“严译八大名著”称著：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亚当·斯密《国富论》（1901年）；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年）；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年）；甄克斯《社会通诠》（1904-1909年）；法国孟德斯鸠《法意》（1909年）；约翰·穆勒《穆勒名学》（1905年）；耶芳斯的《名学浅说》（1909年）。
（2）同一届前学堂同窗后来出任清末外交官的陈季同，他把《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
（3） 同时代的福州同乡的林纾字琴南（1852～1924年）和王寿昌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还译过英、法、日、俄等10多国小说184部，自著10多部小说。
（4) 槟城同乡辜鸿铭（1857~1928年），他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后来回到中国，成为一代大师。
此外还有当地学者社团的推动，由于当时土生华人在经济上处于先导的地位，使到他们有足够的精力从事文化建设。从1894到1935年，土生华人创办过数份双语和单语的马来文报刊，包括：《土生华人报》、《东星报》、《马来西亚维护者报》、《每日新闻》、《土星报》、《讲故事报》，在单行本没有出现以前，翻译作品就在这些报刊上连载。
尤其1878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后,在先后领事左秉隆（1850-1924）、黄遵宪（1848-1905）等人奖掖下，南洋人文郁起。尤其是1880年在新加坡开办早期的华文报《叻报》，它是一份形式较多样化的华文报，创办人是薛有礼，一位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他受过英文教育，但对中华文化酷爱。《叻报》的成立是为推广中华文化，改进华人社会风气，且肩负爱国意识的推广。（注释22）
《续下文》....
（九） 曾锦文把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故事翻译成马来文的跨时代意义
查阅史料，我们惊讶地发现，从15世纪至19世纪之间，郑和下西洋之后四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也即土生华人开始出现南洋社会以来，史籍中竟然找不到明显的华马语言文化交流的记载。直到19世纪中叶，新客华人来到新马生活，为了掌握马来语，不少根据方言编写的“雏形词典”才大量涌现。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土生华人曾锦文翻译的《三国》《宋江》与《西游》等作品。
学者杨贵谊评论说，“这些作品是以土生华人的语言翻译，具有时代特色，现代读者已经难以理解。此外，可以想象当时马来语还未统一，能在一片混沌之中，开创翻译，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注释23）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先生也有这样的评论文字说：“曾锦文虽是中国船政历史的一部分，但使他留名史册者，却与海防无关。他利用工余之暇，将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为马来文。马来文辞汇有限，作为翻译媒介有先天局限，但他克服了这困难。他的翻译事业不单使他成为华巫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更于宣扬中华文化，建立殊功“。（注释24）
曾锦文作为当时华社知识分子中之峇峇族群的精英代表，自然是“英语集团“之英国殖民地政府与教会，以及代表满清派驻新加坡领事与华社族群之”华语集团“争取的对象，有一份英文资料提到曾锦文是Celestial Reasoning Society 和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的成员，就是这种现象的缩影。（注释25）
前者存在于1882~1885，成员中包括不少当时华社政治领袖（如领事左秉隆）以及知识界精英与商界富商，主要议题是提高华社子弟的教育（注释26）。当然我们也看到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募捐活动，经海峡殖民地桥头堡向中国进军的大浪潮痕迹。至于中国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成立于1897年3月。创建人为宋旺相、林文庆、伍连德等，成员多为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1908年在槟榔屿成立分会,称槟城好学会,又称槟城阅书报社。
当时另有报道刊登了丘逢甲致邱菽园的信函：“阁下若振臂一呼，其力当过之，主办中学，阁下之 贵友曾锦文、林文庆二君均精通西学，西学教习更无俟外求“。（注释27）。如此看来，曾锦文在当时的华社确实德高望重，精通西学，名声远扬。这种种的线索，我们看到了曾锦文明亮清晰活跃的身影。
《续下文》...
查阅史料，我们惊讶地发现，从15世纪至19世纪之间，郑和下西洋之后四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也即土生华人开始出现南洋社会以来，史籍中竟然找不到明显的华马语言文化交流的记载。直到19世纪中叶，新客华人来到新马生活，为了掌握马来语，不少根据方言编写的“雏形词典”才大量涌现。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土生华人曾锦文翻译的《三国》《宋江》与《西游》等作品。
学者杨贵谊评论说，“这些作品是以土生华人的语言翻译，具有时代特色，现代读者已经难以理解。此外，可以想象当时马来语还未统一，能在一片混沌之中，开创翻译，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注释23）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先生也有这样的评论文字说：“曾锦文虽是中国船政历史的一部分，但使他留名史册者，却与海防无关。他利用工余之暇，将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为马来文。马来文辞汇有限，作为翻译媒介有先天局限，但他克服了这困难。他的翻译事业不单使他成为华巫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更于宣扬中华文化，建立殊功“。（注释24）
曾锦文作为当时华社知识分子中之峇峇族群的精英代表，自然是“英语集团“之英国殖民地政府与教会，以及代表满清派驻新加坡领事与华社族群之”华语集团“争取的对象，有一份英文资料提到曾锦文是Celestial Reasoning Society 和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的成员，就是这种现象的缩影。（注释25）
前者存在于1882~1885，成员中包括不少当时华社政治领袖（如领事左秉隆）以及知识界精英与商界富商，主要议题是提高华社子弟的教育（注释26）。当然我们也看到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募捐活动，经海峡殖民地桥头堡向中国进军的大浪潮痕迹。至于中国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成立于1897年3月。创建人为宋旺相、林文庆、伍连德等，成员多为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1908年在槟榔屿成立分会,称槟城好学会,又称槟城阅书报社。
当时另有报道刊登了丘逢甲致邱菽园的信函：“阁下若振臂一呼，其力当过之，主办中学，阁下之 贵友曾锦文、林文庆二君均精通西学，西学教习更无俟外求“。（注释27）。如此看来，曾锦文在当时的华社确实德高望重，精通西学，名声远扬。这种种的线索，我们看到了曾锦文明亮清晰活跃的身影。
《续下文》...
（十）洋务运动浪潮里的两朵浪头小花
笔者一脑门跳进这个历史故事，希望透过情节探看其背后的时代大历史；之后再从时代大历史里头跳出来，串联个别历史故事细节；企图通过努力拼图成形，这见山又见水的三个境界，可否让历史的轮廓显现得更清晰一点，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首届两名外籍“帮教”（1866~1871），即来自马来亚槟城的曾锦文（祖籍福建福州），还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曾恒忠（ 祖籍广东潮州）之相似人生轨迹；他们同样姓曾，却无亲戚关系，亦非权贵，但又如何同时席卷到中国近代史的洋务运动的大浪潮中来的呢？从梳理的资料中得悉，其实他们是通过二个不同的渠道，也即洋务新政中的两派人马，在一个时间点，交汇而相遇在同一个历史舞台；就是这样一个小小不起眼的水滴，无意间扬起甲午海战惊涛拍岸之浪头的小花，让人不得不惊叹冥冥中命运际遇之神奇。
故事的一边始于洋务运动大臣林则徐和布衣左宗棠在1850年【湘江夜话】的美谈，这位左宗棠在获得重任后亦积极推行洋务运动，荐举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在1866年主持【福州船政局】。翌年启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其学员多是来自福州闽侯地区的幼童，当时邀请槟城土生华人也是闽籍的曾锦文来担任帮教达五年之久，他与学员结下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这些学员中优秀的被选派赴法国英国留学，归来后多成为北洋水师的主将；曾三次远航路过新加坡，答谢师恩的场面轰动了南洋社会，他们最后一场见面之三个月后，就发生了1894年轰动及影响历史的甲午战争，海战主舰的12位舰长中，就有10位毕业自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这位英语帮教的土生华人曾锦文离开教职，于1872年回到新加坡即在律师楼工作，他在余生把多本中国小说名著及民间故事翻译为马来文，传播中华文化，独领新马文史风骚，留下百年美谈，他于1920年逝世，享年69岁。
留美幼童领队摄于1872年
右边第一位为随团翻译曾恒忠（曾兰生）
中间是领队陈兰彬（副领队容闳已先出发），左一是中文教习。
故事的另一边，始于洋务大臣李鸿章，在1846年落第以“年家子‘身份投帖重臣曾国藩门下，（后来李鸿章大哥的女儿嫁给曾国藩女儿的儿子），曾国藩在1865年成立了【江南制造局】也开展洋务运动，邀请留美的容闳为幕僚主持其事，其好朋友曾恒忠也是留美背景，同时间被推荐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帮教。容闳在1870年【天津教案】时受邀作翻译即为李鸿章幕僚，在1872~1875年启动了【留美幼童】计划，前后共四批120名（七成多是广东人），邀请曾恒忠帮忙预备班英语培训及作为随团翻译。1875年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建设北洋水师时，曾恒忠从美国回来即为幕僚在其旗下服务。1894甲午海战，由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背景组成的北洋水师惨败，次年李鸿章被解除了任期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终告洋务运动的失败，曾恒忠也在当年辞世,享年也是69岁。
《续下文》....
笔者一脑门跳进这个历史故事，希望透过情节探看其背后的时代大历史；之后再从时代大历史里头跳出来，串联个别历史故事细节；企图通过努力拼图成形，这见山又见水的三个境界，可否让历史的轮廓显现得更清晰一点，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首届两名外籍“帮教”（1866~1871），即来自马来亚槟城的曾锦文（祖籍福建福州），还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曾恒忠（ 祖籍广东潮州）之相似人生轨迹；他们同样姓曾，却无亲戚关系，亦非权贵，但又如何同时席卷到中国近代史的洋务运动的大浪潮中来的呢？从梳理的资料中得悉，其实他们是通过二个不同的渠道，也即洋务新政中的两派人马，在一个时间点，交汇而相遇在同一个历史舞台；就是这样一个小小不起眼的水滴，无意间扬起甲午海战惊涛拍岸之浪头的小花，让人不得不惊叹冥冥中命运际遇之神奇。
故事的一边始于洋务运动大臣林则徐和布衣左宗棠在1850年【湘江夜话】的美谈，这位左宗棠在获得重任后亦积极推行洋务运动，荐举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在1866年主持【福州船政局】。翌年启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其学员多是来自福州闽侯地区的幼童，当时邀请槟城土生华人也是闽籍的曾锦文来担任帮教达五年之久，他与学员结下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这些学员中优秀的被选派赴法国英国留学，归来后多成为北洋水师的主将；曾三次远航路过新加坡，答谢师恩的场面轰动了南洋社会，他们最后一场见面之三个月后，就发生了1894年轰动及影响历史的甲午战争，海战主舰的12位舰长中，就有10位毕业自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这位英语帮教的土生华人曾锦文离开教职，于1872年回到新加坡即在律师楼工作，他在余生把多本中国小说名著及民间故事翻译为马来文，传播中华文化，独领新马文史风骚，留下百年美谈，他于1920年逝世，享年69岁。
留美幼童领队摄于1872年
右边第一位为随团翻译曾恒忠（曾兰生）
中间是领队陈兰彬（副领队容闳已先出发），左一是中文教习。
故事的另一边，始于洋务大臣李鸿章，在1846年落第以“年家子‘身份投帖重臣曾国藩门下，（后来李鸿章大哥的女儿嫁给曾国藩女儿的儿子），曾国藩在1865年成立了【江南制造局】也开展洋务运动，邀请留美的容闳为幕僚主持其事，其好朋友曾恒忠也是留美背景，同时间被推荐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帮教。容闳在1870年【天津教案】时受邀作翻译即为李鸿章幕僚，在1872~1875年启动了【留美幼童】计划，前后共四批120名（七成多是广东人），邀请曾恒忠帮忙预备班英语培训及作为随团翻译。1875年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建设北洋水师时，曾恒忠从美国回来即为幕僚在其旗下服务。1894甲午海战，由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背景组成的北洋水师惨败，次年李鸿章被解除了任期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终告洋务运动的失败，曾恒忠也在当年辞世,享年也是69岁。
《续下文》....
（十一）走向世界的中国梦
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央视九台于2014年开播的纪录片《船政学堂》的视频，重温了那个时代的故事。从晚清一所《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切入面，去了解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延伸到辛亥革命之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化的进程；就是这所学堂，它为中国最丧权辱国、最令人扼腕气短的近代史，抹上了一层亮色。船政学子面对晚清“千年未有之变局”一腔热血报国，但甲午一战，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成为一个令人无奈、憋闷的玉碎过程。这不仅由于国力的衰落、清政府政治上的软弱无能和军事上的消极避战，更源于封建制度的病入膏肓与举国民众的昏睡麻木。纪录片涉及时间跨度45年，共分六集，每集50分钟，分别为《海国图梦》、《孺子可教》、《问道“泰西”》、《蛟龙出海》、《一声叹息》和《世纪星火》。
甲午战争122年后的今天，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新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格局，开始了从陆权走向深海，走向世界，探寻一个新的强国梦。这课题虽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却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
初稿于2016年4月13日
改写及附加注释于2016年4月24日
《续下文：论文注释27条》
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央视九台于2014年开播的纪录片《船政学堂》的视频，重温了那个时代的故事。从晚清一所《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切入面，去了解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延伸到辛亥革命之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化的进程；就是这所学堂，它为中国最丧权辱国、最令人扼腕气短的近代史，抹上了一层亮色。船政学子面对晚清“千年未有之变局”一腔热血报国，但甲午一战，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成为一个令人无奈、憋闷的玉碎过程。这不仅由于国力的衰落、清政府政治上的软弱无能和军事上的消极避战，更源于封建制度的病入膏肓与举国民众的昏睡麻木。纪录片涉及时间跨度45年，共分六集，每集50分钟，分别为《海国图梦》、《孺子可教》、《问道“泰西”》、《蛟龙出海》、《一声叹息》和《世纪星火》。
甲午战争122年后的今天，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新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格局，开始了从陆权走向深海，走向世界，探寻一个新的强国梦。这课题虽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却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
初稿于2016年4月13日
改写及附加注释于2016年4月24日
《续下文：论文注释27条》
探秘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与新马文化名人翻译家曾锦文的一段传奇故事
论文附录：【注释】
注释（1）
魏源（1794~1857），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道光二年（ 1822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进士。晚年弃官归隐，长居南京，其间与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往来甚密。他依据林则徐所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州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为百卷本。它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他和林则徐，都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具有先知灼见的首批启蒙思想家，形成了左宗棠（ 张之洞，李鸿章）领导下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福州船政局等的设立。
注释（2）
有关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比较系统详细的教育内容体系等介绍，可参阅：
（a）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外语系，粟进英，段新颖及李淼拟写的《中国外语教育的非常史例:福州船政学堂》，最初刊登在2009年05期的《外语教育与教学论坛》。
（b）中国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之苏小东与陈美慧拟写的《船政学堂在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中的地位》，刊登在2003年的《船政文化研究》。
（c）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网》（www.czwh.org.cn）有多篇学者专著专题研究论文提及马尾船政学堂的体制运作实况。
（d）按-中国国防科技大学2008年王超硕士论文《福州船政局与中国海军近代化》引述监督日意格观点，认为船厂及学堂选择马尾港的原因主要是：福州海口多，军事上易于防守，同时马尾这里水位较深，另福州附近有铁矿。当然福州位于中国东南部，是列强入侵要冲也是防御重点，但文章没提到林则徐及沈葆桢都是福州籍贯的内在原因。
注释（3）
厦门大学潘懋元《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
史玄之《福州船政学堂外语教育理念初探》。闽江学院学报（2014年总141期）。
注释（4）
(a) 曾恒忠（曾兰生 @曾来顺）家庭背景介绍，可参阅:广州日报下属的信息时报于2012年6月28日陈晓平的《那些被遗忘的背影：近代广东留学生》，以及专栏作家叶克飞在2013年12月11日腾讯网有篇《两位曾经的报人-旧时海归》。
曾恒忠生于新加坡，父亲是潮州人，母亲是马来人，父母双亡后，进入美国领事馆当侍从，在美国传教士引荐下入教会学校，1843年前往美国，1846年进入汉密尔顿大学，后因学费没着落，读了两年就辍学,1848年到了广州香港工作。1850年与华巫混血儿（即娘惹）结婚，1853年到上海经商，1866~1871年应聘到福州船政局任翻译及马尾船政学堂为英文帮教。
（b）曾恒忠和容闳都是1846年前后，最早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他们两人在共同的社交圈子彼此非常熟悉。 容闳62岁（1909年）写的回忆录 -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中文译为：西学东渐记）佐证了这层关系，第十章就提到他和曾兰生及二位志同道合的传教士，在1859年到南京访问太平天国的将领，而这两位传教士都是当时大腕级人物。
另根据浙江大学田力2012年博士论文：《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Mission）在浙东早期活动研究（1844~1868)》，提到容闳与中国引进第一艘轮船“宝顺轮’的首位船长张斯桂（1817~1888）俩人同时于1863年加入曾国藩手下为幕僚，关注西学，积极参与洋务新政。容闳于1866年受委主持《江南制造局》，直到1870年协助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事件，之后1872~1875开展及落实四批120位留美幼童的计划。而张斯桂于1867年随沈葆桢到福州船政局工作，曾恒忠的背景非常合适新业务的开展，之后在1871年下半年，曾恒忠又被容闳推荐到推行留美幼童计划（1872~1875）。 故而断言曾恒忠的几段职业生涯都与容闳的力荐分不开来。
至于后来曾恒忠在长达20年之间（1875~1895年）作为李鸿章北洋大臣的幕僚的资料可参阅：
《李文忠公全书》有段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的谈话，时为1875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森：在美国时识得贵国容闳，曾兰生二人，极有学问。
李：容闳现派驻美国钦差大臣。
森：极好。
李：曾兰生现调回天津当委员，森大人过天津可以访他。
注：森有礼(1847~1889)，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外交官，教育家，启蒙思想家，曾于1865~1868留学英美，故而听闻过或见识容闳和曾兰生（即曾恒忠）。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把天津作为推行洋务行政的实验场，而成为近代化运动的引擎。这天津乃‘京师门户，外交重地，掣肘频仍”，中西碰撞磨擦冲突不断。从办理1870年‘天津教案’中，李鸿章感到‘洋务人才’的匮缺，特别调派留美背景的容闳来作翻译，后来促成了1872~1875年四批120名留美幼童的计划；而受委为副领队的容闳，力荐好友曾恒忠先为英语教习后为随团翻译，1875年回国后即在李鸿章的幕僚团队，负责天津事务性工作，主要是他熟悉北洋水师之组成主力之人事背景（即源自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和留美幼童的毕业生）。
其实在李鸿章的天津幕僚群中，另有一位曾于1874年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后因仰慕李鸿章而辞去领事职务的毕德格（Pethick William ），此人熟悉汉语和法、德等国语言，便成了李鸿章重要的私人秘书、翻译和顾问，他跟从李鸿章二十余年，深得信任与倚重，曾为其出谋划策，如辅助筹划修建关内外铁路，拟办北洋医学馆等，此外，毕德格还曾充任过李鸿章的家庭教师，“公子伯行（李经方）从之习英文”，“季皋（李经迈）朝夕与游，亦从问学”。
注释（5）
十九世纪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基本上方言畛域，姓氏血缘，职业分类形成势力和利益团体，槟城在1881年以闽粤为主的义兴、建德、和胜、存心、义幅和海山六大秘密会社的党员人数，约占华族人口的69%或男性人口的84.6%。作为土生华人的曾锦文必然会觉得生活在夹缝之中，而选择离开槟城到其他地方发展。
私会党之于华人社会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充当华人的“保护伞”，另一方面把华人社会分割成为一个个具有竞争性的利益群体。譬如最大的两个私会党义兴和海山为了争夺霹雳州拿律（Larut）的矿产资源，在1862年、1873年及1874年先后爆发三次械斗，结下“积怨”，最后终于在1867年，义兴与大伯公（建德堂），由于普吉岛锡矿之争，酿成了震惊英国殖民政府的“槟城十日暴动”。这次大暴动对槟城殖民当局和槟华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是英国殖民当局全面加强了对槟城的统治，改变过去的“绥靖式”的间接统治，转为强力的直接统治；第二是主导槟城华人社会的私会党体制逐渐走向消亡；第三是华人社会各方言群体的重组奠定了影响至今的华人社会结构的基础。
参阅(a) 兰台的博客http://blog.ifeng.com/3045527.html 《南洋华人的商帮性质与社会变迁。(b) 陈剑虹（马来西亚韩江学院）20013年3月份八桂侨刊第一期《槟榔屿华人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c）刘朝晖的《槟城社群分化与动乱-拿律战争》。
注释（6）
参阅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
美国长老会新加坡传教站在1838~1843 共施洗三名基督教徒，分别是陈匡，曾兰生和一名采棕榈工人。陈匡是美国浸信传教会曼谷站的华文老师，而曾兰生就是本文提到的曾恒忠。
早期海峡殖民地之传教士本土化进展并不成功，尤其美国长老会后来认为，海外传道部“派驻中国的传教力量，不应该继续在一个远离中国本土的传教站工作“，而决定在1843年6月10日卖掉新加坡传教站的财产，把传教活动转移到澳门，（才有容闳在那里受教会教育然后到美国留学的历史机遇，但他决定不以传教为人生目标），到了五口通商后，首选香港，并在1844年设立广州-厦门-宁波区差会（missionary）。
注释（7）
参阅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www.czwh.org.cn 网页，以及副馆长王芳写于2014年的《甲午海战中的船政学子》。
注释（8）
马幼垣发表于2012年的《福州船政教习曾锦文传》，文中引述黄觉的《中国海军与马来亚华侨史乘》书中提到《谢师表》的内容，这段史料始见于研究南洋历史的陈育崧（1903~1984）刊登于1966年8月份天马杂志第二期的《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最早是由1894年的叻报报道。
《待续》.......
论文附录：【注释】
注释（1）
魏源（1794~1857），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道光二年（ 1822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进士。晚年弃官归隐，长居南京，其间与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往来甚密。他依据林则徐所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州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为百卷本。它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他和林则徐，都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具有先知灼见的首批启蒙思想家，形成了左宗棠（ 张之洞，李鸿章）领导下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福州船政局等的设立。
注释（2）
有关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比较系统详细的教育内容体系等介绍，可参阅：
（a）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外语系，粟进英，段新颖及李淼拟写的《中国外语教育的非常史例:福州船政学堂》，最初刊登在2009年05期的《外语教育与教学论坛》。
（b）中国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之苏小东与陈美慧拟写的《船政学堂在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中的地位》，刊登在2003年的《船政文化研究》。
（c）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网》（www.czwh.org.cn）有多篇学者专著专题研究论文提及马尾船政学堂的体制运作实况。
（d）按-中国国防科技大学2008年王超硕士论文《福州船政局与中国海军近代化》引述监督日意格观点，认为船厂及学堂选择马尾港的原因主要是：福州海口多，军事上易于防守，同时马尾这里水位较深，另福州附近有铁矿。当然福州位于中国东南部，是列强入侵要冲也是防御重点，但文章没提到林则徐及沈葆桢都是福州籍贯的内在原因。
注释（3）
厦门大学潘懋元《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
史玄之《福州船政学堂外语教育理念初探》。闽江学院学报（2014年总141期）。
注释（4）
(a) 曾恒忠（曾兰生 @曾来顺）家庭背景介绍，可参阅:广州日报下属的信息时报于2012年6月28日陈晓平的《那些被遗忘的背影：近代广东留学生》，以及专栏作家叶克飞在2013年12月11日腾讯网有篇《两位曾经的报人-旧时海归》。
曾恒忠生于新加坡，父亲是潮州人，母亲是马来人，父母双亡后，进入美国领事馆当侍从，在美国传教士引荐下入教会学校，1843年前往美国，1846年进入汉密尔顿大学，后因学费没着落，读了两年就辍学,1848年到了广州香港工作。1850年与华巫混血儿（即娘惹）结婚，1853年到上海经商，1866~1871年应聘到福州船政局任翻译及马尾船政学堂为英文帮教。
（b）曾恒忠和容闳都是1846年前后，最早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他们两人在共同的社交圈子彼此非常熟悉。 容闳62岁（1909年）写的回忆录 -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中文译为：西学东渐记）佐证了这层关系，第十章就提到他和曾兰生及二位志同道合的传教士，在1859年到南京访问太平天国的将领，而这两位传教士都是当时大腕级人物。
另根据浙江大学田力2012年博士论文：《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Mission）在浙东早期活动研究（1844~1868)》，提到容闳与中国引进第一艘轮船“宝顺轮’的首位船长张斯桂（1817~1888）俩人同时于1863年加入曾国藩手下为幕僚，关注西学，积极参与洋务新政。容闳于1866年受委主持《江南制造局》，直到1870年协助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事件，之后1872~1875开展及落实四批120位留美幼童的计划。而张斯桂于1867年随沈葆桢到福州船政局工作，曾恒忠的背景非常合适新业务的开展，之后在1871年下半年，曾恒忠又被容闳推荐到推行留美幼童计划（1872~1875）。 故而断言曾恒忠的几段职业生涯都与容闳的力荐分不开来。
至于后来曾恒忠在长达20年之间（1875~1895年）作为李鸿章北洋大臣的幕僚的资料可参阅：
《李文忠公全书》有段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的谈话，时为1875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森：在美国时识得贵国容闳，曾兰生二人，极有学问。
李：容闳现派驻美国钦差大臣。
森：极好。
李：曾兰生现调回天津当委员，森大人过天津可以访他。
注：森有礼(1847~1889)，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外交官，教育家，启蒙思想家，曾于1865~1868留学英美，故而听闻过或见识容闳和曾兰生（即曾恒忠）。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把天津作为推行洋务行政的实验场，而成为近代化运动的引擎。这天津乃‘京师门户，外交重地，掣肘频仍”，中西碰撞磨擦冲突不断。从办理1870年‘天津教案’中，李鸿章感到‘洋务人才’的匮缺，特别调派留美背景的容闳来作翻译，后来促成了1872~1875年四批120名留美幼童的计划；而受委为副领队的容闳，力荐好友曾恒忠先为英语教习后为随团翻译，1875年回国后即在李鸿章的幕僚团队，负责天津事务性工作，主要是他熟悉北洋水师之组成主力之人事背景（即源自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和留美幼童的毕业生）。
其实在李鸿章的天津幕僚群中，另有一位曾于1874年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后因仰慕李鸿章而辞去领事职务的毕德格（Pethick William ），此人熟悉汉语和法、德等国语言，便成了李鸿章重要的私人秘书、翻译和顾问，他跟从李鸿章二十余年，深得信任与倚重，曾为其出谋划策，如辅助筹划修建关内外铁路，拟办北洋医学馆等，此外，毕德格还曾充任过李鸿章的家庭教师，“公子伯行（李经方）从之习英文”，“季皋（李经迈）朝夕与游，亦从问学”。
注释（5）
十九世纪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基本上方言畛域，姓氏血缘，职业分类形成势力和利益团体，槟城在1881年以闽粤为主的义兴、建德、和胜、存心、义幅和海山六大秘密会社的党员人数，约占华族人口的69%或男性人口的84.6%。作为土生华人的曾锦文必然会觉得生活在夹缝之中，而选择离开槟城到其他地方发展。
私会党之于华人社会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充当华人的“保护伞”，另一方面把华人社会分割成为一个个具有竞争性的利益群体。譬如最大的两个私会党义兴和海山为了争夺霹雳州拿律（Larut）的矿产资源，在1862年、1873年及1874年先后爆发三次械斗，结下“积怨”，最后终于在1867年，义兴与大伯公（建德堂），由于普吉岛锡矿之争，酿成了震惊英国殖民政府的“槟城十日暴动”。这次大暴动对槟城殖民当局和槟华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是英国殖民当局全面加强了对槟城的统治，改变过去的“绥靖式”的间接统治，转为强力的直接统治；第二是主导槟城华人社会的私会党体制逐渐走向消亡；第三是华人社会各方言群体的重组奠定了影响至今的华人社会结构的基础。
参阅(a) 兰台的博客http://blog.ifeng.com/3045527.html 《南洋华人的商帮性质与社会变迁。(b) 陈剑虹（马来西亚韩江学院）20013年3月份八桂侨刊第一期《槟榔屿华人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c）刘朝晖的《槟城社群分化与动乱-拿律战争》。
注释（6）
参阅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
美国长老会新加坡传教站在1838~1843 共施洗三名基督教徒，分别是陈匡，曾兰生和一名采棕榈工人。陈匡是美国浸信传教会曼谷站的华文老师，而曾兰生就是本文提到的曾恒忠。
早期海峡殖民地之传教士本土化进展并不成功，尤其美国长老会后来认为，海外传道部“派驻中国的传教力量，不应该继续在一个远离中国本土的传教站工作“，而决定在1843年6月10日卖掉新加坡传教站的财产，把传教活动转移到澳门，（才有容闳在那里受教会教育然后到美国留学的历史机遇，但他决定不以传教为人生目标），到了五口通商后，首选香港，并在1844年设立广州-厦门-宁波区差会（missionary）。
注释（7）
参阅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www.czwh.org.cn 网页，以及副馆长王芳写于2014年的《甲午海战中的船政学子》。
注释（8）
马幼垣发表于2012年的《福州船政教习曾锦文传》，文中引述黄觉的《中国海军与马来亚华侨史乘》书中提到《谢师表》的内容，这段史料始见于研究南洋历史的陈育崧（1903~1984）刊登于1966年8月份天马杂志第二期的《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最早是由1894年的叻报报道。
《待续》.......
注释（9）
参阅闽江学院学报（2014年总141期）史玄之《福州船政学堂外语教育理念初探》。
注释（10）
参阅黄超夷（2013年）写的《福建船政学堂外语教育模式对中国职高ESP教学的启示》，提到1868年曾恒忠和曾锦文编写辅助教材讲义。
曾恒忠（曾兰生）兼任福州船政局的翻译（1869~1871），可参阅王元稚《船政初期的亲历见闻》载于《夜雨秋灯录》民国元年铅印本。提到船政原有一个翻译处，人数仅王元稚（1842~1926），陈喜人与曾兰生三人，时间不过两三年，这三人在同治八年（1869年）“同办翻译，除公文外，译成算学，枪炮各书，未刊”，后因曾兰生出洋，于是翻译处被裁撤，王元稚到截铁工作，译书事才停顿下来。
注释（11）
了解一下<满清派驻新加坡领事与英国殖民地政府，争取华社支持相互角力>的时代背景：
自明末清初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国内的原因和东南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要，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持续向东南亚国家移民的浪潮。从1801年到1900年的一百年间，移居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华人将近200万人。
当地英国殖民地政府，由于需要大量来自中国的劳动力，特地设立“华民护卫司”，如李钟钰写于1887年的《新加坡风土记》所述：“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务，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擎肘”；另一方面也大肆培养亲英分子等行径。
左秉隆（1850-1924）于1881-1891年出任新加坡（领事）及1907-1910年（总领事），两次共计约20年。当时中国侨民大都文化水平低，生活困顿，华社帮会林立。有鉴于此，左秉隆在争取侨民权益、改善侨民民生等方面积极努力，作了大量工作， 积极倡导华人团结，并培养华人忠于清政府的内向之心。 左秉隆于1881年9月上任，同年12月10日新加坡首份华文报纸《叻报》即问世，该报也是东南亚首份华文报刊。《叻报》自1881年创刊至1932年停刊，历时51载。
叻报的创办人是薛有礼，一位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他受过英文教育，但酷爱中华文化。第一任主笔叶季允（1859~1921）乃被礼聘从中国南来主持笔政，达41年之久。从报纸的性质看来，清廷所要宣扬的是一套维护帝制的封建思想，对于儒家学说的重视，不遗余力，目的是要鼓起华人对清廷的效忠和跟随保守的政治潮流，它是东南亚“二战”前报龄最长的华文日报，成为中国近代在新加坡的侨民了解国际形势的主要渠道。
注释（12）
网络上为‘北洋水师的学术交流’而设立的军事性质的“北洋水师吧‘，提到命名为’建威号‘的军舰有两艘，其中一艘是清朝同治八年即1869年福建船政雇佣洋员日意格购买的一艘普鲁士帆船改成的练习舰（笔者查原名为马得多），另一艘是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福州船政建造的钢制鱼雷快船（即驱逐舰）。
网络‘无敌大脑洞“军事区海军版有网民，呼吁提倡《风帆训练船队与海军训练和编制维持的重要意义》，提到十九世纪上述风帆训练舰的训练内容。
注释（13）
赣西晚报2012年5月23日第八版‘史林’有专文《清末海军三次远航南洋》，提到‘建威号’练习舰在1871年及1873年出航南洋的介绍。
至于参加甲午海战的十位舰长的网上个人资料生平介绍里，也间接提到他们参加了"建威号"在1871年或1873年远洋海训经历的描述。
参阅闽江学院学报（2014年总141期）史玄之《福州船政学堂外语教育理念初探》。
注释（10）
参阅黄超夷（2013年）写的《福建船政学堂外语教育模式对中国职高ESP教学的启示》，提到1868年曾恒忠和曾锦文编写辅助教材讲义。
曾恒忠（曾兰生）兼任福州船政局的翻译（1869~1871），可参阅王元稚《船政初期的亲历见闻》载于《夜雨秋灯录》民国元年铅印本。提到船政原有一个翻译处，人数仅王元稚（1842~1926），陈喜人与曾兰生三人，时间不过两三年，这三人在同治八年（1869年）“同办翻译，除公文外，译成算学，枪炮各书，未刊”，后因曾兰生出洋，于是翻译处被裁撤，王元稚到截铁工作，译书事才停顿下来。
注释（11）
了解一下<满清派驻新加坡领事与英国殖民地政府，争取华社支持相互角力>的时代背景：
自明末清初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国内的原因和东南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要，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持续向东南亚国家移民的浪潮。从1801年到1900年的一百年间，移居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华人将近200万人。
当地英国殖民地政府，由于需要大量来自中国的劳动力，特地设立“华民护卫司”，如李钟钰写于1887年的《新加坡风土记》所述：“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务，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擎肘”；另一方面也大肆培养亲英分子等行径。
左秉隆（1850-1924）于1881-1891年出任新加坡（领事）及1907-1910年（总领事），两次共计约20年。当时中国侨民大都文化水平低，生活困顿，华社帮会林立。有鉴于此，左秉隆在争取侨民权益、改善侨民民生等方面积极努力，作了大量工作， 积极倡导华人团结，并培养华人忠于清政府的内向之心。 左秉隆于1881年9月上任，同年12月10日新加坡首份华文报纸《叻报》即问世，该报也是东南亚首份华文报刊。《叻报》自1881年创刊至1932年停刊，历时51载。
叻报的创办人是薛有礼，一位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他受过英文教育，但酷爱中华文化。第一任主笔叶季允（1859~1921）乃被礼聘从中国南来主持笔政，达41年之久。从报纸的性质看来，清廷所要宣扬的是一套维护帝制的封建思想，对于儒家学说的重视，不遗余力，目的是要鼓起华人对清廷的效忠和跟随保守的政治潮流，它是东南亚“二战”前报龄最长的华文日报，成为中国近代在新加坡的侨民了解国际形势的主要渠道。
注释（12）
网络上为‘北洋水师的学术交流’而设立的军事性质的“北洋水师吧‘，提到命名为’建威号‘的军舰有两艘，其中一艘是清朝同治八年即1869年福建船政雇佣洋员日意格购买的一艘普鲁士帆船改成的练习舰（笔者查原名为马得多），另一艘是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福州船政建造的钢制鱼雷快船（即驱逐舰）。
网络‘无敌大脑洞“军事区海军版有网民，呼吁提倡《风帆训练船队与海军训练和编制维持的重要意义》，提到十九世纪上述风帆训练舰的训练内容。
注释（13）
赣西晚报2012年5月23日第八版‘史林’有专文《清末海军三次远航南洋》，提到‘建威号’练习舰在1871年及1873年出航南洋的介绍。
至于参加甲午海战的十位舰长的网上个人资料生平介绍里，也间接提到他们参加了"建威号"在1871年或1873年远洋海训经历的描述。
注释（14）
1870年容闳作为李鸿章的翻译协助处理《天津教案》，提出培养国际人才的重要性，而有后来（1872~1875）四批120名留美幼童的计划，曾兰生于1871年下半年出任设在上海《出洋肄业局》下属《留美幼童预备学校》为英语教习，他两位上海出生的长子曾溥和二儿子曾笃恭为其英语教学助理，之后也在1872及1874赴美学习，老大（1854~1889）回国后任矿业工程师，老二（1856~1916）曾任上海《北华日报及《字林西报》编辑。资料参阅《出洋肄业局与游美肄业局之比较》，另《学人笔下的容闳与幼童》，也提到1871年在上海设立出洋预备班，请曾国藩的幕僚刘瀚清为校长，另请曾来顺与他的二个儿子曾子睦与曾子安为英语教师。（与上文提到的是同一人）。
曾恒忠作为留美幼童随团翻译的美国生活（1872~1875），可参阅原载于1902年3月30日美国春田共和报 Springfield Daily Republican的报道：“工作上了轨道之后，容闳被委派到中国驻华盛顿代表，而另一位名叫曾来顺（注：即曾兰生@曾恒忠）的中国人，则替任他的监督职位，曾在本地的住址，人们记忆犹新，因为他和家人是当时教会和社交场合中的显赫人物“。
注释(15)
参阅柯木林的《真正的“双文化”人才》。刊登于2016年4月9日联合早报。
陈友冰的《汉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历史进程及相关特征》（参阅国学网www.guoxue.com）则提到生于槟榔屿的曾锦文从1892～1896年历时5年，将全本《三国演义》翻译成马来文，并把原著中的年代转为公历；每卷前译者还写有专论，对原著中有关史实作出说明，因此，这不仅是最早用马来文出版的全本《三国演义》，也是最早研究《三国演义》的马来文著作。曾锦文还译有《水浒》、《西游记》、《反唐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相当多的中国古典小说被译成马来文，如《三国演义》（部分， 1883～1885）、《东周列国志》（1883）、《今古奇观》（1884）、《水浒传》（1885）、《封神演义》（1885）、《三保太监西洋记》（1885）、《东西汉演义》（1886）、《好逑传》（1885）、《西游记》（1895）、《聊斋志异》（1895～1896）、《镜花缘》（1903）、《三侠五义》（1915）等。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从1885～1920年间共出了7种译本。
注释（16）
参阅梅井的《峇峇翻译文学与曾锦文》，以及许友年的《印尼土生华人马来语与土著现代文学之比较》。
注释（17）
参阅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种族、环境、时代：中国通俗文学在东南亚土生华人中传播的重要原因》。
注释（18）
参阅陈岗龙与张玉安主编的《三国演义在东方》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主要是第四章：三国演义在马来西亚。第一节:三国演义传入马来西亚的时间与背景；第二节：三国演义在马来西亚的传承方式；第三节：曾锦文与他的峇峇马来语翻译；第四节：三国演义在马来西亚的研究状况。
注释（19）
联合早报2015年11月8日《善本珍藏员保护百年古书》提到藏书发现曾锦文的《三国》译本有插图的特点。
另梅井的《峇峇翻译文学与曾锦文》也提到，曾锦文在译作卷首都附刊序言，点名题旨，析意辨义，以明教化。译文中也常常随时就人物心理、行为中的道德观念，加以评点。
注释（20）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 Chan Kim Boon “by Eugene Khoo 24 December 2011 提到曾锦文去世后埋葬在Batu Gantong Cemetery，笔者查悉现存的‘槟城福建联合公塚’是在1923年联合三个福建籍贯旧坟场组成的，其中就包括1886年设立的Batu Gantong坟场，而且是用闽南语音译为”峇都眼东“。有兴趣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可参阅张少宽于1997年出版的《槟榔屿福建公塚暨家塚碑铭集》。
另马来西亚王琛发《槟城闽侨的晚清记忆》刊登在《闽台文化交流》季刊2011年2月，总26期，对Batu Gantong 公塚成立有功的晚清华社名人林德水1900年葬在此处有长文介绍。曾锦文留下4个儿子，2个女儿，6个孙子，或可通过《槟城三省堂曾公司》（曾氏公会）了解其家谱后人。
另，现任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高等师范学院副院长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对《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前期法国籍的几位技术监督的工作,也作了原始史料研究，并有访问几位孙辈后人的跟进报道。（参阅中国船政文化网www.czwh.org.cn）。
注释（21）
参阅陈甜的《中国古典小说先驱翻译家：三国演义译者邓罗》（湘潮期刊-2013年第11期）。
注释（22）
《叻报》于1932年停办，期间陆续还有林衡南创办的《星报》（1890-1898），丘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1898-1905），林文庆创办的《日新报》（1899-1901），陈楚楠等人创办的《图南日报》（1904-1906），孙中山创办的《中兴日报》（1907-1910），黄吉辰等人创办的《南侨日报》（1911-1914），陈声政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1914-1919），陈家庚创办的《南洋商报》（1923-1983），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1929-1983）等。根据统计，从1881年到1941年这六十年里，在新马创刊的华文报纸约有七十种，华文刊物（包括期刊和非期刊），大约有三百种。
参阅：国学网www.guoxue.com 陈友冰《汉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历史进程及相关特征》）。
注释（23）
联合早报2015年11月24日专文报道：杨贵谊与陈妙华主编《马来语大词典》。
注释（24）
联合早报2016年4月9日柯木林《真正的双文化人才》。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 Chan Kim Boon “by Eugene Khoo 24 December 2011 提到曾锦文去世后埋葬在Batu Gantong Cemetery，笔者查悉现存的‘槟城福建联合公塚’是在1923年联合三个福建籍贯旧坟场组成的，其中就包括1886年设立的Batu Gantong坟场，而且是用闽南语音译为”峇都眼东“。有兴趣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可参阅张少宽于1997年出版的《槟榔屿福建公塚暨家塚碑铭集》。
另马来西亚王琛发《槟城闽侨的晚清记忆》刊登在《闽台文化交流》季刊2011年2月，总26期，对Batu Gantong 公塚成立有功的晚清华社名人林德水1900年葬在此处有长文介绍。曾锦文留下4个儿子，2个女儿，6个孙子，或可通过《槟城三省堂曾公司》（曾氏公会）了解其家谱后人。
另，现任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高等师范学院副院长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对《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前期法国籍的几位技术监督的工作,也作了原始史料研究，并有访问几位孙辈后人的跟进报道。（参阅中国船政文化网www.czwh.org.cn）。
注释（21）
参阅陈甜的《中国古典小说先驱翻译家：三国演义译者邓罗》（湘潮期刊-2013年第11期）。
注释（22）
《叻报》于1932年停办，期间陆续还有林衡南创办的《星报》（1890-1898），丘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1898-1905），林文庆创办的《日新报》（1899-1901），陈楚楠等人创办的《图南日报》（1904-1906），孙中山创办的《中兴日报》（1907-1910），黄吉辰等人创办的《南侨日报》（1911-1914），陈声政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1914-1919），陈家庚创办的《南洋商报》（1923-1983），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1929-1983）等。根据统计，从1881年到1941年这六十年里，在新马创刊的华文报纸约有七十种，华文刊物（包括期刊和非期刊），大约有三百种。
参阅：国学网www.guoxue.com 陈友冰《汉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历史进程及相关特征》）。
注释（23）
联合早报2015年11月24日专文报道：杨贵谊与陈妙华主编《马来语大词典》。
注释（24）
联合早报2016年4月9日柯木林《真正的双文化人才》。
注释（25）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Chan Kim Boon由 Eugene Khoo 写于2011 年12月24日， 提到曾锦文是Celestial Reasoning Society 和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的成员。
根据李钟钰写于1887年的《新加坡风土记》，在光绪七年（即1881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的华人社群并不大，人数只有86066人，其中福建广东潮州籍贯共62478人占到72%，土生华人9527人占到11%。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Chan Kim Boon由 Eugene Khoo 写于2011 年12月24日， 提到曾锦文是Celestial Reasoning Society 和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的成员。
根据李钟钰写于1887年的《新加坡风土记》，在光绪七年（即1881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的华人社群并不大，人数只有86066人，其中福建广东潮州籍贯共62478人占到72%，土生华人9527人占到11%。
注释（26）
有关The 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的介绍，作者Bonny Tan考据了不少史料和原始会议记录而作的汇总，可参阅网址：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ciles/SIP_1366_2009-11-25.html
注释（27）
参阅张克泓的《丘逢甲的南洋之行》刊登于1898年7月20日的《天南新报》-故人尺牍。
丘逢甲是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1864年生于台湾苗栗县，1887年中举人，1889年己丑科同进士出身，授任工部主事。但他无意在京做官返回台湾，在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及多地教育新学。1895任义勇军统领；1895年秋内渡广东，先在嘉应和潮州、汕头等地兴办教育，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1898年他到新马鼓吹教育。
若按华人社会的年龄与辈分，显然曾锦文更是德高望重，1898年当时曾锦文47岁（1851~1920），丘逢甲34岁（1864~1912），林文庆29岁（1869～1957），丘菽园25岁（1873—1941）。
有关The 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的介绍，作者Bonny Tan考据了不少史料和原始会议记录而作的汇总，可参阅网址：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ciles/SIP_1366_2009-11-25.html
注释（27）
参阅张克泓的《丘逢甲的南洋之行》刊登于1898年7月20日的《天南新报》-故人尺牍。
丘逢甲是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1864年生于台湾苗栗县，1887年中举人，1889年己丑科同进士出身，授任工部主事。但他无意在京做官返回台湾，在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及多地教育新学。1895任义勇军统领；1895年秋内渡广东，先在嘉应和潮州、汕头等地兴办教育，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1898年他到新马鼓吹教育。
若按华人社会的年龄与辈分，显然曾锦文更是德高望重，1898年当时曾锦文47岁（1851~1920），丘逢甲34岁（1864~1912），林文庆29岁（1869～1957），丘菽园25岁（1873—1941）。
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里惊涛骇浪的壮阔画卷，曾锦文和曾恒忠无疑是这大浪潮里的两朵浪头小花。
笔者一脑门跳进这个历史故事，希望透过情节探看其背后的时代大历史；之后再从时代大历史里头跳出来，串联个别历史故事细节；企图通过努力拼图成形，这见山又见水的三个境界，可否让历史的轮廓显现得更清晰一点，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今天我们面对南海纷争的国际格局，洋务运动又带给我们什么反思呢？
笔者一脑门跳进这个历史故事，希望透过情节探看其背后的时代大历史；之后再从时代大历史里头跳出来，串联个别历史故事细节；企图通过努力拼图成形，这见山又见水的三个境界，可否让历史的轮廓显现得更清晰一点，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今天我们面对南海纷争的国际格局，洋务运动又带给我们什么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