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借北宋末年梁山好汉的故事隐喻金国占领区的北方抗金义军的英雄事迹
《水浒》，——其实是一部隐喻的抗金史诗！

在中国小说史上，凡历史事件的传说演进而成为评话，在市井勾栏中讲述，传播四方，最终成为大部头的经典小说名著者，其历史背景事件本身也总是极为重大，予以后世人以深刻印象者。《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演义》等历史题材小说的背景事件自不待言，即便如神话小说《西游记》也有重大的历史背景事件。《西游记》书中的主人公唐僧的原型是唐代的高僧玄奘，玄奘取经和译经的活动是中国佛教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玄奘本人在佛教史上也占据显著位置，是中国佛教一大宗派之一的法相宗的开创者。据说玄奘去世时有百万人为之送葬，三万人在庐墓旁守灵。而玄奘西游的故事，最初作为宗教宣传文艺，又加上几个护法者的形象，凭借宗教的力量得以迅速传播，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位列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奇怪的。北宋末年的淮南盗宋江的史事，论规模其实并不算大，只有三十六人的小股悍匪转掠齐魏一带，最后海州知州张叔夜埋伏下一千官兵就将宋江团伙一网打尽。以时间论不算长，大致发生在宋徽宗宣和时期的两三年间。留传下来的史料也十分缺乏，不过三言两语而已。况且中国历史上规模大过宋江的民变（或农民起义）可谓是数不胜数，多如牛毛。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了《水浒》故事的广泛传播，使得这次各方面都并不突出的民变获此殊荣呢？

《水浒》故事发生的年代也令人注目，正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天崩地解的巨大变乱“靖康之变”的前夕。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据一些考证认为是宋江起事的年份，距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只有七、八年，据《宋史》记载，宣和三年（1121年）宋江等人已经被官兵俘获，此距“靖康之变”只有五年，而据演义小说《水浒传》的时序，其结尾宋江、卢俊义被鸩杀之时，已经是宣和六年（1124年）了，离“靖康之变”只有两年！

还是先让我们看一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其时北宋朝廷已经日趋腐败，奸臣当道，皇帝昏庸，国事日非。宋徽宗受蔡京挑唆，取太湖石，就是花石纲，营造皇家园林。江南百姓不堪忍受，激起方腊民变。但是在北方，包括中原、山东、河北、河东在内的当时大部分地区依旧是比较安定繁荣的，北宋的经济文化繁荣景象仍在持续着。这时山东的词人李清照在济南大明湖畔依然过着“兴尽晚归舟”的闲适生活。北宋末年中原大地的繁荣景象可以参见北宋遗民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然而，金军的大举入侵登时毁灭了这一切繁华，“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

靖康二年（1127年），发生了“靖康之变”，金军长驱直入，攻陷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随后，金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被金军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礼器、珍宝、法物。

在撤退时，金人还在中原地区大肆纵火烧毁无数房屋城镇，“东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汉上，北至河朔”，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地区，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这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此后，面对家国沦亡、生灵涂炭的困境，成千上万的北方人踏上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而留给故乡的，只有“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的凄凉景象。

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后，金兵铁骑所过之处，肆意烧杀劫掠，老弱惨遭杀害，妇女被驱掠蹂躏，男子多被掳去，沦为金人的奴隶和苦力，北方大片良田荒芜，百姓冻饿交迫，痛不欲生。由此点燃了北方民众声势浩大的抗金烽火，规模较大者如太行山的八字军，山西、陕西的红巾军，其部众都多达十几万人。不管哪一支北方抗金义军，其规模之大，都远远超过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

这样问题就来了，从时间上看，宋江的故事在北宋年间根本就来不及传播，大规模传播肯定是在靖康之变后的时代，而为什么北方的人民或者抵达南方的逃难者们，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靖康之变”，经历了遍地兵戈之后，却对前代末年的一次普通寻常的小小民变记忆犹新、印象深刻、津津乐道、流传不已？

假借前代的人名、事件，讲述不方便直接讲述的故事的传统，对于中国的说书人和小说家们来说，真是太悠久了。那么，《水浒》的故事，可不可能是金国统治时期的北方的说书家们，在女真人的统治奴役之下，在与广大听书者（遭受压迫奴役的北方汉人）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把当时北方人民抗金的事迹和传说，改头换面，把时间提前到靖康之变之前一点点，借用宋江等梁山好汉之名的一个伪托前代的讲述呢？种种证据显示，这的确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

首先，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金国初年，北方各地的抗金义军首领，本身就有在北宋徽宗年间的生活经历。说书者把他们早年的故事，安排在这个时期，是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水浒》的思想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阮氏三雄在第十八回对抗剿捕官兵的唱词是：“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梁山好汉对赵宋皇室的忠诚无可质疑，而北宋末年的一干奸臣贼官，卖国害民，最终导致了江山沦丧，广大人民对他们的痛恨，大概不下于金人。这是符合在金人统治区进行反抗的各路义兵的思想状态的。把他们的斗争对象置换为高俅、蔡京、童贯、梁中书一干贪官污吏、卖国奸臣，在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

再看看史料，《宋史·侯蒙传》载：“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宋史·张叔夜传》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宋江等人其实是在流动作战，其区域遍及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区。而且根据现有史料，他们从来就没有以梁山泊为根据地进行过活动，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宋江等人，根本就不是梁山好汉。然而，演义小说《水浒》里面的那些凭借凭借湖港水泽、芦苇蒹葭进行战斗的场景却如此活灵活现，显然不可能是书斋里的杜撰，那么谁才是梁山泊的真正主人呢？

根据史书记载，北宋灭亡之后，北方大地惨遭金兵的蹂躏，北方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当时的山东梁山泊内兴起了一支强大的水上抗金义军。《金史》卷80《斜卯阿里传》记载：“天会六年，伐宋主，取阳谷、莘县，败海州兵八万人，海州降。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招降滕阳、东平、泰山群盗。”，虽然这是金人自矜功伐，然而梁山泊水上抗金大军的规模之盛，还是令人震惊！如此大规模的水上会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演义小说《水浒传》里的梁山义军两胜童贯、三败高俅。——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水浒”？

《水浒》故事其实也融入了宋金交战的史实，虽经数百年的演变磨洗仍然若隐若现。大家大概还记得梁中书手下的李天王李成善使双刀，曾与梁山泊交战，后年梁山好汉攻取大名府，李成护卫着梁中书“逃得性命，投西一直去了。”从此就没有了下文。这个李成其实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本为宋将，也使双刀，后来投降金国，成为金国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下的一员悍将。位列二十四史之一的官修正史《金史》对李成的评价很高，称之为：“降附诸将中最勇鸷。”大家大概也还记得梁山英雄排座次居第五把交椅的大刀关胜，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刘豫任济南府知府，金军围城，刘豫的部将关胜多次与金军作战，《金史》记载：“有关胜者，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不久，刘豫杀害勇将关胜，而后投降金军，后来刘豫被金人册封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府，建立伪齐傀儡政权，与南宋抗衡数年。凡此种种，应该不是纯属巧合吧？

《水浒传》中梁山各头领的籍贯遍及天南海北，很多都是宋朝军官，这绝不可能是北宋末淮南盗宋江队伍的面貌，如解释为靖康之变期间正规军溃散之后参加北方义军的宋朝军官。就比较好理解了。

最显著的证据还是来自《水浒》本身，梁山寨主晁盖被在曾头市被曾家府射死，这是《水浒》中的重大关目，从此梁山与曾头市结下大仇，大兴问罪之师。这个曾家府是从哪里来的呢？演义小说《水浒传》第五十九回明写：“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这可真是奇哉怪也！在宋江起事的北宋宣和年间，金国刚刚才在极北苦寒地带兴起没几年，正忙着和辽国打仗，为什么在中原会出现金人的地主庄园和武装力量呢？为什么梁山泊在前八十回唯一一个阵亡的头领就是寨主呢？为什么又偏偏就给这么一伙奇怪的外国侨民射死了呢？现在答案昭然若揭了，说书者或作者无非是以此点醒后世读者，金人，才是梁山好汉真正不共戴天的血海仇家！

水泊梁山的大堂上挂了块匾叫“忠义堂”，这块匾在文革时期曾经饱受批判。“忠义”二字有何深义呢？因为在宋金对峙时期，北方各路抗金义军就专称做“忠义军”！

至此，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梁山好汉其实是忠于赵宋政权的，然而说书者因为环境的限制，不得不让梁山好汉去跟宋军做战，随着战争规模越大，这个矛盾越突出。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招安。现在看来这个解决办法还是不太成功的，不太为现代读者接受，原因在于小说对前期反抗的描写太成功！然而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其中影射北方抗金义军的良苦用心呢？

招安之后《水浒》并没有结束，在其后的故事中，具有影射南宋正规军抗金事迹的意味。破辽国一节自不待言，请看梁山大军攻破辽国之后的结局：梁山人马已在燕京城外团团围定，旦夕可破。辽国狼主却遣使来到东京，“见了太师蔡京等四个大臣，次后省院各官处，都有贿赂。”，于是“朝廷令宋先锋收兵罢战，班师回京；将应有被擒之人，释放还国；原夺城池，仍旧给辽管领；府库器具，交割辽邦归管。”，梁山好汉率领大军攻破了辽国，这在历史上自然是子虚乌有的事情，然而，联想到二十多年后南宋朝廷在同一天发给岳飞的那十二道金牌，这其中比拟的意味还不够明显吗？

《水浒》最后的结尾异常凄厉悲怆，梁山好汉，在为宋王朝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结局呢？是两壶毒酒。人民怀念他们的功绩，造祠堂以祭祀。神灵哀怜他们的不幸，封为梁山泊土地。而岳飞在死后不久，不也被南宋人民奉为神明祭拜供奉吗？

《水浒》的最后一回，宋徽宗梦游梁山泊，梁山好汉的幽魄向他诉说衷曲枉死之冤，李逵突然“手持双斧，厉声高叫道：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今日既见，正好报仇！黑旋风说罢，抡起双斧，迳奔上皇。”，这一声断喝，难道不可以看作中原望断、泪尽胡尘的北方人民，对偏安江南的南宋君臣发出的一声质问吗？

《水浒》中的抗金意味，在海外早已传播多年。可见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水浒传》源自民间传说编成的话本，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近年来才经学者研究出来，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游击队。当时在异族的统治下，说唱者与听众之间有一种默契，现代读者没有的。”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金庸：据孙述宇教授在《〈水浒传〉的来历、艺术与心态》这本精采著作中的分析，《水浒传》故事的起源与抗金名将岳飞有很大关系，本来反抗外敌的意义还大于杀官造反。” 可惜台湾学者孙述宇教授的原文无从得见，本文部分材料来自一些转述。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女真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当时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们掠夺和役使奴隶的嗜欲却没有丝毫减退。在金军占领区内，女真贵族们任意霸占汉人的房舍、土地、钱财、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任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 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以换取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而分散在北方诸路州县的金国女真兵，还经常凌虐劫掠当地汉人百姓，并且只要某个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金兵就会杀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野蛮屠杀、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金国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夏，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金国政府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此前，金国女真贵族们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横征暴敛，使北方的很多农民破产，如今又到处放高利贷，“回易贷缗，遍于诸路”。因而只要贯彻实施金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女真贵族们就可得到成千上万的债务奴隶。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纷纷反抗，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杀死债主，“啸聚山谷”。为了贯彻实施这项新政策，金国政府经常出动大批金军，到处搜捕“欠债者”。金军的搜捕队凡遇着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诬，或威逼其诬人，“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则被捕被杀，“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赋、饥荒等各种灾难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国辖区的民众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庐舍、上山寨，加入抗金义军的行列(《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

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民族的强烈反抗，金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的金国“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北伐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直接承认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时，按照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进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岳飞将受其节制的军队分成奇兵、正规军和后方留守部队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早在宋金开战的前一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受岳飞派遣潜回山东，在京东路(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发动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民众，组成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金军以打击。在《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还留下了这支打着岳家军旗号的农民军进攻东平和邳州的记录。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1140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在京东路组织的忠义农民军再次活跃起来，以配合北上的宋军。

这次北伐，除了李宝和孙彦等人在敌后发动的忠义农民军，岳飞又委派梁兴、赵云、李进以及董荣、牛显、张峪等分别统领两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以加强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寻找机会骚扰金军后方，进而南北呼应，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与此同时，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袭击金军， 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

绍兴十年五月间，完颜宗弼(兀术)大军刚南侵时，李宝率众潜回故乡山东，再次发动山东忠义农民军，在宛亭县(今山东荷泽西南)夜袭金营，仅在睡梦中被杀死的金兵就有数百人，金兵的四名千夫长全部丧命。

六月初，金国的一个万夫长，督率大队人马，企图报复，李宝、孙彦率部迎头痛击，再次打败金军，追杀二十多宋里，金军大批被杀伤，或被拥掩入黄河中淹死。李宝、孙彦率领的这支义军吸引了金军的部分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当时正在的顺昌会战。

忠义军马统制孟邦杰奉命扫荡京西路大河以南的残敌。他一举攻克北宋皇陵所在的永安军，向西北的南城军(治孟津，今河南偃师市北)推进。

七月四日夜二更时分，孟邦杰的部将杨遇率领勇士，从军城的北角攀登而上。金军对来自北城的奇袭并无准备，乱作一团，被杀者有三千余人，拥掩入水者不计其数。杨遇所部夺到鞍马、舟船、器甲、弓箭、旗、枪等很多战利品。一部分残敌乘船逃过黄河。

梁兴自投奔岳飞后，大约在绍兴六年冬或七年春，为实施岳飞当时的北伐计划，又重返太行山区。由于北伐计划遭受破坏而流产，梁兴只能孤军奋战于敌后。绍兴八年，梁兴的队伍遭受金将徐文的围攻，被迫撤回鄂州。此次梁兴和董荣等带领两支人马北上，形势已根本改观，两河地区几乎到处是起义的烽火、抗金的义旗。

梁兴、赵云、李进和董荣、牛显、张峪率领的两支队伍，途经伊阳等县，在七月一日到达西京河南府以西黄河沿岸，二日清晨渡黄河。他们逐走河北岸的三十多名金国骑兵，追赶到绛州垣曲县。梁兴和董荣先礼后兵，“张榜说谕”，敌人“不肯归降”，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便绞缚云梯，捷足登城，杀散守军，活捉金军千夫长刘来孙等十四人，夺取战马一百多匹以及器仗之类。

七月四日，梁兴和董荣两军挥戈东向，往京西路孟州王屋县(今河南王屋)的西阳和邵源两地扎营，当即有汉儿军张太保等带六十多人投诚。

七月五日，梁兴和董荣两军攻破东阳敌寨，直逼县城。守城金军不敢抵抗，弃城而逃。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乘胜赶过县城，追奔二十多宋里，杀敌三十多人，缴获到八匹战马和其他战利品。梁兴等令当地“百姓首领”王璋等五十多人，负责召集人民，守卫县城。

七月六日，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又挺进至济源县(今河南济源市)西的曲阳。金将高太尉率领五千余人马前来，双方血战了整个上午。金军大败，在十多宋里的路上横尸遍野，遗弃的刀、枪、旗、鼓无数。

梁兴和董荣等正待收兵休整，高太尉（女真汉姓头目）又带领怀州、孟州(治河阳，今河南孟县)和卫州发遣的一万多人马，进行反扑。梁兴、董荣和两军将士“不顾死生”，忍受疲劳，又浴血奋战了一个下午，再败高太尉，歼灭敌人步军的十分之八，活捉一百多人，夺取战马、骡、驴等二百多匹。因连日鏖战，梁兴和董荣两军的伤员很多，于是暂驻济源县北十多宋里的燕川，“歇泊下寨”。

由于原北宋辖区内的民众的配合和支援，梁兴等部的声势愈益壮大。在河东路，他们攻占了绛州翼城县(今山西翼城县)等地，泽州沁水县(今山西沁水县)等地，杀金军千夫长阿波那孛堇。在河北路，梁兴等军又深入怀州和卫州地界。

在河北路卫州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首领忠义统制赵俊出兵北上，会合另一忠义统制乔握坚的队伍，收复庆源府。

当时，黄河以北的磁州、相州、开德府、冀州 (治信都，今河北冀州市)、大名府、泽州、隆德府、平阳府、绛州、汾州(治西河、今山西汾阳县)、隰州(治隰川，今山西隰县)等地的民众也纷纷揭竿而起，“期日兴兵”。

此时，义士王忠植领导的河东路民众抗金武装，也克复了岚州、石州、保德军(今山西保德县)等十一州军，活跃于河东路的北部。陕州忠义统制吴琦也派统领侯信渡河，攻劫金军在中条山柏梯谷的营寨，杀敌和俘敌各二百多人，夺马二十多匹。接着，侯信又转战到解州境内，破金军七千多人，俘敌五百多人，夺马五十多匹，器甲七百多件，斩金将千夫长乞可。

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报告递呈到岳飞的宣抚司大营，梁兴在报告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父老百姓们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女真贵族强制对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行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早期《水浒》的主题是“抗金”：

《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反抗”的小说名著，一直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好教材，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然而早期的《水浒》故事曾是一部“民族斗争”的史诗，主题原本是“抗金”，这一点恐怕知道的就不多了。早期《水浒》的主题是“抗金”？

《水浒传》全称原为《忠义水浒传》。这个“忠义”跟儒家伦理“忠孝节义”的“忠义”不尽相同——我们都知道，宋江起义后不久，北宋王朝即亡于女真人之手。康王赵构编造了“泥马渡江”的神话，跑到南方重建政权，史称南宋。普天下忠于宋王朝的汉族百姓纷纷拿起刀枪抗击金人、拱卫王室，他们打出的旗号上，就大书“忠义”二字！

当我们翻阅这段历史时，常能见到这样的称呼：“忠义民兵”“忠义巡社”“忠义人”“忠义山水砦（寨）”“山寨忠义之民”……指的便是这类抗金组织。连一些本来跟朝廷作对的“盗贼”，也都转而接受赵宋王朝指挥，打起“忠义”的旗号，调转枪头一致对外。

也就是说，在南北宋之交，“忠义”一词承载了特殊含义，代表着一种抗金的态度，成为坚守民族大义的标志！早期《水浒》的主题是“抗金”？

宋江一伙的传奇故事，也正是在两宋交替的年代流传开的。受着时代风气的熏染，故事里的宋江当然不能避开“忠义”思潮的影响。——假使说书人此刻还一味夸赞宋江如何跟朝廷做对，岂不是把宋江往“汉奸”堆儿里推吗？

在那场民族战争中，也确实有人当了汉奸。例如有个北宋高级官员叫刘豫的，身负守土之责，驻守济南。后来却投靠了金人，在河北大名建立了汉奸傀儡政权，国号“大齐”。有学者研究说，《水浒传》里留守大名府的梁中书，便是影射这个大汉奸！而梁中书的手下爪牙李成，在历史上正是刘豫的手下悍将！

宋江呢，作为梁中书（汉奸的化身）的死对头，当然是站在赵家王朝一边的——今天的《水浒传》主题，也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啊。

说早期《水浒》主题是抗金，有没有版本根据呢？当然有。

有个明代文人吴从先，写过一篇《读水浒传》。奇怪的是，他读的这本《水浒传》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大不相同。学者们习惯上称它为“吴读本”（即吴从先读的本子），简称“吴本”。我们把“吴本”跟“今本”做个简单对比，便可看出主题的不同来：

首先，吴本中宋江起义的时间不是北宋末年，而是南宋初年；当然，都城也由北宋的开封，转为南宋的临安（即今日之杭州）。

其二，宋江等聚义的地点也发生了位移，山东梁山泊被搬到了江苏“淮上”，即淮河岸边——在南宋时期，那里又称“淮甸”，是宋金交战的主战场之一。早期《水浒》的主题是“抗金”？

其三，今本《水浒传》中有个情节，写柴进偷入皇宫，见御屏风上写着“四寇”的名字，是“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而吴本中偷入宫禁的人是戴宗，“四寇“的名字也改为“淮南贼宋江、河北贼高托山、山东贼张仙、严州贼方腊”。

其四，最重要的是，宋江义军的反抗目标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反抗官府，转而成为维护赵宋、抗击金人。

据吴从先介绍，吴本宋江曾多次拒绝落草为寇，后来不得已上山当了老大，头一件事就是率领大家宣誓，誓词的主要内容即：“宋室流离，金人相扼，苟能我用，当听其指挥，立大功名。此寄命之乡，非长久之计也。”（大意是：赵宋政权漂泊无助，金人又咄咄逼人，如果朝廷能任用我们，就应听其指挥，为国立功。这个山寨只是暂时的避难所，当强盗不是长久之计）

很显然，无论是时间、地点，还是主题宗旨，吴本《水浒传》都与今本《水浒传》大不相同，体现了南宋抗金时期的水浒故事面貌。

我曾撰文论述：吴读本是今本《水浒传》的祖本之一，而另一祖本是《大宋宣和遗事》。也就是说，今本整合了吴本与《宣和遗事》两派水浒故事，才呈现出今天的面貌。也正因如此，今本中还能找到“抗金”主题的印迹。试举几例。早期《水浒》的主题是“抗金”：

（一）如前所说，小说书名中即嵌有“忠义”二字，这是抗金的标志。学者还曾发现一部早年出版的《水浒传》残页，中缝的书名简称不是“水浒传”，而是“忠义传”，可见“忠义”才是小说的真正主题。

（二）宋江一坐上头把交椅，立刻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对抗金目标的郑重宣示。

（三）打曾头市是小说中的重要情节，而曾头市的头领“曾长者”乃是“大金国人”，梁山开山领袖晁盖正是死于曾头市，此为不共戴天之仇，背后反映的正是民族矛盾。

（四）涿州好汉段景住曾偷了一匹“大金王子”的坐骑“照夜玉狮子”马，结果被盘踞在曾头市的“大金国人”曾家五虎劫去了——这段情节中接连出现金人的身影，向读者透露了早期水浒故事中的抗金信息。早期《水浒》的主题是“抗金”？

（五）今本中的“大破连环马”，也是暗用宋金战争素材。按《水浒》介绍，“连环马”战术是将战马“每三十匹一连，却把铁环连锁，但遇敌军，远用箭射，近则使枪直冲入去，三千连环马分作一百队锁定”。——这是由金人的“拐子马”和“铁浮图”演化而来。“铁浮图”是重装骑兵部队，极具冲击力，即人和马都披上“重铠”，每三骑用皮条连为一体。众多“铁浮图”同进退，犹如一堵墙，所向披靡。不过在抗金名将刘琦、岳飞的打击下，“铁浮图”也曾遭遇惨败。而小说《水浒》中官军连环马，也同样败在梁山好汉的钩连枪下。

（六）今本《水浒》中的宋江征辽，其实也有抗金的影子。例如小说中的契丹军官有兀颜光、兀颜延寿等，其实“兀颜”乃是最典型的女真姓氏。而书中的契丹官名“孛堇”，也正是女真人的官衔名称，契丹人是不用的。

当然，这样一看，小说《水浒》中宋江最终受招安，也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当异族入侵、生灵涂炭时，任何反官府的行为都是背离民族利益、不得人心的。接受官府的统一指挥，调转枪尖一致对外，是反叛者唯一正确的选择。

有一段时间，我们痛批《水浒》，大骂宋江是 “投降派”“软骨头”，这显然是没弄清小说背景的缘故——在那样的背景下，如果宋江还坚持不“投降”朝廷，或阳奉阴违，那无疑会成为民族罪人的！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岳飞北伐前后，穷兵黩武的金国已经陷入了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的窘境。
第一，金军的侵略使北方出现生产力大倒退，人口锐减，金军占领的北方大地一片萧条。
金国女真族入侵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外来奴隶制度对中原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内战。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
由于金军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

第二，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却又倒退为奴隶制，而且奴隶制还不断地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第三，金国女真贵族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北方汉人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然而，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正本清源

隐喻时局

《水浒》中的抗金意味，在海外早已传播多年。可见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水浒传》源自民间传说编成的话本，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近年来才经学者研究出来，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游击队。当时在异族的统治下，说唱者与听众之间有一种默契，现代读者没有的。”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金庸：据孙述宇教授在《〈水浒传〉的来历、艺术与心态》这本精采著作中的分析，《水浒传》故事的起源与抗金名将岳飞有很大关系，本来反抗外敌的意义还大于杀官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