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1).岳飞北伐捷奏佚失的例子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例如，《宋史 高宗本纪》中记载的“（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提到：“六月十三日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宋史 牛皋传》有“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战汴、许间”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传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的痕迹。

(2).岳飞北伐捷奏遭篡改的例子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此外，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战后清扫战场获得敌人死尸万余；廉良口大捷在战斗中不过获得敌军五百首级，然而战后清扫统计却达两千级之多；关于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宋史记载的斩首5千级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曾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副统军一员，正四品”，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言“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次大捷捷奏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而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提到了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的记录,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数据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故留存下来的那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可能原本记录的是五千，但是却被某些奸佞之徒(比如秦桧及其党羽)改成了五百，以致欺弄后人八百年，让不少人困惑不已。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然而，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岳家军夺得的战马数目也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六月二十四日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六月二十五日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不翼而飞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经过以上分析考辨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以下这些事实：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以及不惜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南宋的一个史官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删削档案、篡改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并且秦桧禁止私人修史，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或《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时人关于岳飞的著述旧闻和部分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稡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尤其需要后人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大部分奏折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源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故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指出，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故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并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指出。即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史料其实都被收录在《鄂国金陀粹编》中并通过《鄂国金陀粹编》的刻印而得以留存后世的。

而现存的《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其实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刻板的明印本，简称“至正本”，现在北京图书馆有藏书。岳珂所编辑的《金佗稡编》成书之后曾经在南宋嘉兴府和江南西路刻印，南宋灭亡之后，《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江浙行省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吴陵张公，命断事官经历吴郡朱元佑重刻之”，此即元朝“至正本”。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三次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至正本”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

第二个版本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黄日敬进行了一次校补，此即明朝“嘉靖本”，现在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都有藏书。由于明朝“嘉靖本”来源于元朝“至正本”，故其因袭了元朝“至正本”中所存在的缺页和缺字等问题。到了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收缴全国的藏书，当满清御用文人们编撰《四库全书》时，又对所收录的明朝“嘉靖本”《金佗稡编》作了不少篡改。

第三个版本是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浙本”。“浙本”来源于遭篡改的明朝“嘉靖本”，是现在通行的版本，也是错讹最多的版本。

由此可见，《金陀粹编》最早的刻本，即岳珂的宋刻本早已散佚，而元朝“至正本”和明朝“嘉靖本”不仅留存甚少，而且还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最可惜的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浙本”《金陀粹编》其实又是因袭满清编《四库全书》时篡改过的“嘉靖本”。这些也对包括岳飞北伐捷奏在内的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综上可知留存于世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和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赵构、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

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据高位、手握重兵之时，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则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和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诋毁的成份，这帮奸佞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养子伙同秦桧党羽明目张胆地大肆篡改史实，拼命掩盖秦桧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还不遗余力地贬损岳飞，甚至刻意删削隐瞒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虚构了不少对岳飞不利的东西，这些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两书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1126-1207)和李心传（ 1167 — -1244 年）。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谈及与岳飞相关的史料，则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影响更不可不查。
关于这一点，宋史泰斗邓广铭写道：“例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职，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岳飞的却独独不被载入，李心传便于这年六月朔日的记事下附加案语说道：「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现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这证明李心传对于其时国史中关涉到岳飞事功的某些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桧父子及其喽罗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致使后来读史的人极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中，其所载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失于觉察，以至和官史同样诬枉失实的，为数也还不少。”

邓广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由此可见，属于（南宋）官史系统中的诸书，其中关于岳飞和岳家军的记载，是包含有很多不可信据的成份在内的。”

就连以南宋皇帝圣旨方式公开颁布的诸大将升迁令，秦桧和秦熺尚能“削之”，那么岳飞递交给南宋朝廷的公文奏章战报，难逃秦桧极其党羽的篡改删销则是显然的。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而且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禁止私人修史，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飞的记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邓广铭指出：“在属于私人著述系统的文集史册当中，其关涉及于岳飞和岳家军的事迹的，若按道理来推测，应当为数极其繁多。因为，从岳飞做小将官之日起，在他的军营中就聚集了不少的文人，到成为大将之日，更特别喜欢招揽学士大夫们，为他讲古道今，擘画参赞，所到之处总是座上之客常满。可以想见，这般居处在岳家军营中的文人学土们，对于这支军队的战绩，对于这位大将的风范，是必然会随时加以记录的。除此以外，岳飞对于其时军界和政界的前辈人物，不论其在朝在野，总不废「往还礼数」，在诸大将中且以他的「书辞」为「最勤」，是则在那般人物的著作当中，也必然会有很多和岳飞互相往复酬答的诗文书札之类。然而，在权奸秦桧的凶焰笼罩了南宋的小天下之后，特别是在岳飞因遭其猜忌而身被横祸之后，其时的学士大夫之群，有的为了希意迎合，有的为了避免祸端，便大都把平素与岳飞往还的文札和关涉到岳飞以及岳家军的记事，自动的加以焚毁删除，不再收辑刊刻于文集或他种著述之内。”

《宋史》虽撰修于元朝末年，但却是在原宋朝官修《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故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的影响在《宋史》中也有所反映。元朝所修的《宋史 高宗纪》主要根据南宋官修国史中的《高宗日历》写成（《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官修史书已经失传），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则指出：“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关于秦桧极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禁止私人修史的普遍影响，试以洪皓家书为例说明一下。

洪皓出使金国时被扣留，执节不屈，有宋朝苏武之称。考洪皓当时所居，当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便于他了解金国内部的实情。当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说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振恐”。但是与洪皓的家书《使金上母书》的记载相比，《宋史》对洪皓在金国时向宋廷所传谍报的转述显然是刻意删除了“岳帅之来”这关键的一句，只说“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

然而顺昌之败虽然惨重，尚不至于使金国惊慌到放弃燕地的程度，而在顺昌败后，兀术仍然继续战于河南地。况且宋军并非是在顺昌大捷之后立即撤军的，而是在顺昌战役之后，与金军还有一个多月的战事。这些都与“王师亟还”的记载略有抵牾。

事实上，直到岳飞击败兀术所统率的金国主力部队，兀术才被迫撤退，甚而放弃了汴京，故使金国陷于恐慌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岳帅之来”，然后“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庶几合理。

当洪皓从金国回到南宋时，“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洪皓归宋时岳飞已经死于冤狱，而洪皓本人又早于秦桧而死，因而当洪皓在世之时，始终无法直接提及岳飞的战功。

综上可知，大量与岳飞相关的史料被销毁删改，岳飞和岳家军的战绩被秦桧及其党羽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存下来的那些能够反映岳家军战功战果的原始史料的残缺不全。

岳飞身后二十多年，宋孝宗为岳飞冤案平反、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之时，却遇到因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金佗稡编》卷十四 《忠愍谥议》）；另一方面，在议赐“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以后定谥号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金佗稡编》卷十四 《武穆覆议》）。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却单单没有列出郾城和颍昌这两场会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宋高宗禅位以太上皇自居之后，宋孝宗迫于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另外一个方面则正是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致使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因遭到删削隐瞒而不能在南宋官史中得到体现，进而失去应有的评价。

然而，宋孝宗一朝君臣对岳飞战功的集体失语，委实异乎寻常。这“十三处战功”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令后世读史之人费解的说法，在南宋后期即被不少学者质疑。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见《续资治通鉴》）

王应麟此说应该是基于《奖谕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诏》（又名《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而其中的“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一句，正是南宋朝廷对郾城大捷战果和意义的绝高评价。

其实，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汇集当时与岳飞相关的不少原始资料的《鄂国金佗稡编》的问世，大致可以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但是对于具体的战斗情节，却依然不能得到全面详尽的描述，并且尚有一些疑案。


自秦桧再相之后，他自己以宰相“监修国史”，指派儿子秦熺主编编年体的日历更是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绍兴三十三年(公元一一六二年)史宫张震上奏：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而十二年以后迄今所修末成书者至八百三十余卷草，未立传者七百七人。”

这一千四百二十多卷是接近于《高宗日历》的全数了。《宋史·艺文志》记载《高宗日历》为一千卷，乃是后来对草稿进行删削后的总卷数。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2）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撰完成，他和助手王扬英、周执羔还因此而升官受奖（3）。绍兴十三年以后的日历，显然没有前一部分重要，还是由秦桧的党羽负责纂修。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唯有“叹息而已”（4）。

《高宗日历》除了给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涂脂抹粉之外，不遗余力地诋毁岳飞，抹杀岳家军的功绩。当时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留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5）岳飞生前尚且如此，他惨遭杀害后就更可想而知了。孝宗倾向抗战，力主给岳飞乎反。但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时，却遇到秦桧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6）；另一方面，在吏补考功覆议“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也就是说，岳飞功居第一，只是凭传闻印象，而宫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7）。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被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宫修史书，业已失传。现存有关岳飞事迹的主要记有《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佗稡编》这五部书。除了《金史》之外，其它四部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了秦桧父子篡改历史的恶果。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庞杂的一部。人们可以列举其千百条错论，但《宋史》毕竞是最基本的宋代历史资料。《宋史》在元朝本年仓促成书，大体上是照抄宋人自撰的国史、实录等等官，因此书中很多错误应由宋朝史官负责。《宋史·高宗纪》主要根据《高宗日历》，而《宋史·岳飞传》主要根据岳珂《金佗稡编》 修成，彼此不能不发生矛盾。如《宋史·岳飞传》说绍兴十年岳飞自朱仙镇班师，《宋史·高宗纪》却说“遂自郾城还，军皆溃”。这仅仅是《宋史》粗制滥免失于剪裁和考订的一例。

《宋史》的《高宗纪》和《岳飞传》没有为我们研究岳飞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倒是《宋史 何铸传》保存了一条珍贵资料。《何铸传》当是来源于何铸子孙上报史馆的行状、墓志铭之类，其中谈到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事。《宋史·岳飞传》也采这条资料。这是对《金佗稡编 鄂王行实编年》所作的唯一重要补充

《金史》和《宋史》同时编撰，它主要依据金人自挑的史书修成。《金史》的缺点是扬胜讳败。南宋初，宋朝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颖昌五次大捷，《金史》只承认和尚原一次，其它四战只宇不提。但是《金史》仍可补充或纠正宋方记载的不足或谬误，还辑录了一些金朝初年北方人民反抗斗争的史实。我们如果仔细分析，《金史》也多少透露了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时，金朝所处的窘境，《金史·宗弼传》实际上承认了一度放弃汴州(开封)的事，可与《金佗稡编》的叙事互相印证。

《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无疑是现存记述高宗朝宋金关系的资料最丰富的史久《会编》引用大量制诰 、国书、奏议、记序、碑志等文献资料，即使彼此矛盾，也兼收并蓄。《要录》主要根据日历等官史，旁采私家著述，考核较为精详。这两部书都是肯定岳飞的，然而对岳飞事迹的叙述相当粗琉，甚至不知不觉地承袭了秦熺日历的某些污蔑之词。岳飞的主要事迹，包括四次北伐，绍兴七年因并统淮西军而受打击，绍兴八年和九年反对求和，绍兴十一年援淮西以至被杀害等，这两部都有错讹或疏略。

人们谈论宋代的编年史，往往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称，其实《要录》不如《长编》。《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繁毋略，而《要录》则是名实相符的“要录”。如果将《宋会要辑稿》同两书对比，情况就比较清楚。《长编》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详尽，而《要录》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简单，有时甚至删略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宋会要》《中兴会要》部分，尚能提供某些《要录》删略的岳飞事迹如《要录》卷一O九绍兴七年三月甲子只载王贵和牛皋升官，而《宋会要》兵一八之三八则说明升官的原因：‘掩杀逆贼五大王刘复、李成等，累立奇功故也。”秦熺的日历虽然删削了岳飞第三次北伐的战绩，但在叙述王贵和牛皋升官时，有所透露，而李心传未予重视反而将升官的原因也一笔抹掉。

由于秦桧不遗余力地掩没岳家军的战功，宋人谈到宋金绍兴十一年和议前的战役，往往只提顺昌和柘皋两战，而不提郾城、颖昌两战。孝宗乾道二年(公元一一六六问，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多数是不足道的小胜，而不列岳家军的郾城、颖昌两次大捷。《金佗稡编》的问世，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可是高宗的一道奖谕诏书说：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

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诏书证明宋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

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说：“总的说来，宋代出于印刷术的推广，传世资料浩繁。倘若对有关资料不加认真稳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就不足以其实地反映岳飞的生平。”

故此，有记载，不等于就是真实，这要求我们认真比较分析，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我这里对岳飞的一些考究，也是基于这个想法。《三朝北盟会编》是兼收并蓄，纵然相互矛盾的记载，但它会记录其中有关于部分被秦桧、秦熺之流所歪曲的史实，自然毫不为奇；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那段记载，则和《三朝北盟会编》的错误记载几乎完全相同，显然作者李心传在摘录此段的时候，未加分析，完全摘下，并没有察觉记载间的自相矛盾之处。至于《宋史高宗本纪》和《秦桧》多按照《高宗日历》记载编写，有此记载，实属正常。只是岳飞的功绩和清誉，又岂是这些奸佞之徒可以湮没呢！

邓广铭的《岳飞传》受那个特定的时代的意识形态制约，其实不够客观严谨，其中参杂了不少 GUAN 方 学 究 刻板的陈词滥调，甚至用MAO 时 代的 革 命 教 条来 批 判 和要求古人，邓广铭依据MAO时代的阶级斗争理论评判几百年前的古人，带着偏见评论岳飞平定杨幺之乱，污蔑岳飞有罪；邓广铭关于朱仙镇之战的论述其实缺少全面严谨细致深入的考证，比较草率，忽略了《金史》以及其他史书中所间接透露的关键信息，并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再如，邓广铭关于岳飞郾城大捷、颖昌大捷的片面论述，贬低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战绩，关于战争形势的片面论述，却不考虑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之事；邓广铭将岳飞之死的大部分责任推到秦桧头上，忽视宋高宗在岳飞冤案中的关键性作用！

——邓广铭一方面多次强调在秦桧专权期间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指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另一方面，邓广铭却在具体研究中不加考证地盲从沿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中中的某些谬误，轻信其中关于岳飞的某些错误失实记述，根本就不考虑秦桧专权期间大肆篡改官方史料档案、严禁私史的恶劣影响；而对于岳珂的著述，邓广铭则带着偏见一味贬低，根本就不考虑秦桧专权期间对大肆篡改销毁史料的消极影响，——这些在邓广铭的《岳飞传》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受那个特定的时代的意识形态限制，邓广铭的《岳飞传》（修订版）其实不够客观严谨，其中对岳珂编著的《鄂国金佗稡编》和徐梦莘编辑的《三朝北盟汇编》的完全用两套不同的标准来评判，带着偏见，以偏概全，一味贬损前者，对后者的记述，则不加考证分析地沿袭盲从，根本就不够客观严谨：

邓老对《金佗稡编》很多内容持有怀疑态度，凡是没有其他历史文献佐证和推断有疑点的地方，都一概认为是岳珂编造的，是为了美化其先祖和隐藏缺点而使用的春秋笔法。

相反于对岳珂著书的严苛和求全责备，邓老却屡屡不加分析考证地大篇幅直接转述引用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

大家都知道《三朝北盟会编》对于凡是事涉宋徽、钦、高三朝之事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其互相矛盾和疑点颇多。而且该书成书于1196年距离1142年岳飞被陷害致死已经有将近六十年，且不说年代久远很多当事人记录的第一手文献丢失甚广，只说秦桧为相数十年，百般诬陷、歪曲岳飞的生平，凡是和他意见相左的士大夫均被剪除殆尽，剩下的涉岳的材料中有多少是其爪牙故意加的料？而邓老却言之凿凿地把岳飞诱杀刘经，计杀傅庆，狠杀舅父的经历栩栩如生地记录在岳飞传记里面，甚至根本就没有做过考证分析，一味轻信盲从，根本就不怀疑某些材料的真实性。而这几个事件全部出自《三朝北盟会编》，至于岳飞的其他所谓的“污点”“怪行”在该书中更是层出不穷，以读者据书中所见恍惚这岳飞是个精神分裂者，同一部书却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事实上，邓广铭的《岳飞传》在邓广铭生前多次再版，尽管出版邓广铭的《岳飞传》的出版社很多，版本很多，但是关键性错误和偏见却一直没有得到更正，这显然不能都归咎于出版社！

感觉邓广铭研究面太广却不够“专”、不够全面细致深入（相对于把岳飞研究作为其学术的主攻方向的王曾瑜而言），岳飞研究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小部分，同时受那个特殊 时代限制（荒唐的毛时代，尤其是文革前后），不得不向官 方 学 究 刻板的陈腐论调看齐（否则，不仅没法做研究，而且还要被批斗），加之年纪大了，以权威自居，滋生自以为是的思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两书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1126-1207)和李心传（ 1167 — -1244 年）。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三朝北盟会编》其实是一个文集，它汇集了三朝有关宋金之间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的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

《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不论其来源是否可靠，一概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加之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当中有不少失实之言。若不加分析，胡乱从之，只怕也未必妥当。

值得注意的是，《三朝北盟会编》书中所收集的部分记述还是取自传说，而对于对于记述的异同、存疑者，作者亦不加考辨，故其中的某些记述的可信度不高，需要结合其他史料来分析考证。

邓广铭的《岳飞传》受那个特定的时代的意识形态制约，其实不够客观严谨，其中参杂了不少 GUAN 方 学 究 刻板的陈词滥调，甚至用MAO 时 代的 革 命 教 条来 批 判 和要求古人，邓广铭依据MAO时代的阶级斗争理论评判几百年前的古人，带着偏见评论岳飞平定杨幺之乱，污蔑岳飞有罪；邓广铭关于朱仙镇之战的论述其实缺少全面严谨细致深入的考证，比较草率，忽略了《金史》以及其他史书中所间接透露的关键信息，并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再如，邓广铭关于岳飞郾城大捷、颖昌大捷的片面论述，贬低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战绩，关于战争形势的片面论述，却不考虑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之事；邓广铭将岳飞之死的大部分责任推到秦桧头上，忽视宋高宗在岳飞冤案中的关键性作用！

——邓广铭一方面多次强调在秦桧专权期间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指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另一方面，邓广铭却在具体研究中不加考证地盲从沿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中中的某些谬误，轻信其中关于岳飞的某些错误失实记述，根本就不考虑秦桧专权期间大肆篡改官方史料档案、严禁私史的恶劣影响；而对于岳珂的著述，邓广铭则带着偏见一味贬低，根本就不考虑秦桧专权期间对大肆篡改销毁史料的消极影响，——这些在邓广铭的《岳飞传》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受那个特定的时代的意识形态限制，邓广铭的《岳飞传》（修订版）其实不够客观严谨，其中对岳珂编著的《鄂国金佗稡编》和徐梦莘编辑的《三朝北盟汇编》的完全用两套不同的标准来评判，带着偏见，以偏概全，一味贬损前者，对后者的记述，则不加考证分析地沿袭盲从，根本就不够客观严谨：

邓老对《金佗稡编》很多内容持有怀疑态度，凡是没有其他历史文献佐证和推断有疑点的地方，都一概认为是岳珂编造的，是为了美化其先祖和隐藏缺点而使用的春秋笔法。

相反于对岳珂著书的严苛和求全责备，邓老却屡屡不加分析考证地大篇幅直接转述引用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

大家都知道《三朝北盟会编》对于凡是事涉宋徽、钦、高三朝之事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其互相矛盾和疑点颇多。而且该书成书于1196年距离1142年岳飞被陷害致死已经有将近六十年，且不说年代久远很多当事人记录的第一手文献丢失甚广，只说秦桧为相数十年，百般诬陷、歪曲岳飞的生平，凡是和他意见相左的士大夫均被剪除殆尽，剩下的涉岳的材料中有多少是其爪牙故意加的料？而邓老却言之凿凿地把岳飞诱杀刘经，计杀傅庆，狠杀舅父的经历栩栩如生地记录在岳飞传记里面，甚至根本就没有做过考证分析，一味轻信盲从，根本就不怀疑某些材料的真实性。而这几个事件全部出自《三朝北盟会编》，至于岳飞的其他所谓的“污点”“怪行”在该书中更是层出不穷，以读者据书中所见恍惚这岳飞是个精神分裂者，同一部书却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事实上，邓广铭的《岳飞传》在邓广铭生前多次再版，尽管出版邓广铭的《岳飞传》的出版社很多，版本很多，但是关键性错误和偏见却一直没有得到更正，这显然不能都归咎于出版社！

感觉邓广铭研究面太广却不够“专”、不够全面细致深入（相对于把岳飞研究作为其学术的主攻方向的王曾瑜而言），岳飞研究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小部分，同时受那个特殊 时代限制（荒唐的毛时代，尤其是文革前后），不得不向官 方 学 究 刻板的陈腐论调看齐（否则，不仅没法做研究，而且还要被批斗），加之年纪大了，以权威自居，滋生自以为是的思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两书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1126-1207)和李心传（ 1167 — -1244 年）。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三朝北盟会编》其实是一个文集，它汇集了三朝有关宋金之间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的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

《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不论其来源是否可靠，一概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加之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当中有不少失实之言。若不加分析，胡乱从之，只怕也未必妥当。

值得注意的是，《三朝北盟会编》书中所收集的部分记述还是取自传说，而对于对于记述的异同、存疑者，作者亦不加考辨，故其中的某些记述的可信度不高，需要结合其他史料来分析考证。

事实上，岳飞写下的奏议、表文、省状等公文，以及诗词、题记等很多，但是由于岳飞遇害后，岳飞家属被流放，岳飞家被抄，所以大部分佚失，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留存下来，这包括岳飞子孙后来从南宋朝廷那里要到的，还包括岳飞子孙从某些文件档案以及时人文集中辑录出来的，还包括家中收藏且没有被收缴到的，最后共得到167篇。其中《南京上呈币书田吾》、《乞移都奏略》、《论虏情奏略》、《乞定储嗣奏略》、《乞上班师诏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蕲黄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失，只有概略。

在《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之中，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通过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原有几百份，因岳飞遇害时被「拘没」，宋廷不愿将其珍藏于内府密室，又不能随意扔弃，故存放在左藏南库（礼部放各种杂物的大仓库），致使其大部分佚失。淳熙五年，岳霖请求归还时，仅剩下「八十余札」。』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的心血之作，几乎将其他史籍（尤其是宋朝时期的）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在《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中旁征博引，通过与南宋时期其他诸多提及岳飞的史书（大约有一百好几十种）中的记载的对比分析，对岳珂《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尤其是《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中的记述作了全面严谨的考证，肯定了其中真实合理的记述，同时又指出了其中某些虚妄、错讹、失实之处。

很显然，在研究历史问题、考辨史书记述的真伪的过程中，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是在以偏概全地随意下结论，更不是在想当然地臆断，而是要找出真凭实据来，是要用实实在在的全面考证以及严谨分析来说话。——这才是真正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这样得出的考证结果才能让人真正信服！

事实上，你要怀疑一部史书中的某些记述有问题，你就必须进行充分严谨的考辨，即使你通过旁征博引的考究，证明了其中的某些记述有误，那也仅仅只能说明你考辨过的那些具体记述存在问题，却绝对不可能代表其它那些没有经过你深入考辨的其它记载也有问题。

你要宣称某部史书完全不可信，那么你就必须对这部史书进行全面深入充分细致的考辨，用铁的证据来彻底推翻它。

假如按着某些居心叵测的黑岳丑类们的说法，只要某一本史书中出现部分错讹之处，那么整部书就不可信，从而整部史书就彻底失去史料价值的话，——只要你下功夫不断挖掘、考证，则几乎所有的史书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错讹之处，那么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史书都不可信、都要被完全否定，那么所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全都没了记载凭据，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历史了，那么人们就会被那些居心叵测之徒带入怀疑一起、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怪圈！

在《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结尾，南宋史官章颖作出了如下论述：

『论曰：「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非奸雄变诈者比。韩信用兵，天下莫敌也。观其拒蒯通之说，不肯背恩自立，其后期会迁延不至，君臣之间，间隙始开。

上眷飞厚，而飞明于君臣之义、进退之机，夷夏之信服之者，以其心也。和战之权制于人主，飞岂有不听者？

兀术遗桧书，曰「必杀飞，而后和可成」者，敌人自为计也。猛虎在山，藜藿为之不采，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致和愈易矣！况是时虏上下相疑，其势已弱。子玉犹在，晋文仄席之时也！

桧与飞不两立，飞疾桧之奸，桧忌飞之智。汴京之士上书兀术，其言料之审矣！

是时如讹里朵，如挞懒，如粘罕，相继皆死，独兀术在耳。而诸将皆不啻足以当之，此一大机会也，而桧败之。

呜呼！秦桧之贪功以自专，忌贤害能，隳中兴之大计，其罪上痛于天。而世之倾邪之士，犹立说以附桧，如孙觌者多矣！非使此说扫灭于天地之间，何以佐公论之行哉？」

又论曰：「时政记书事数年之后，记载岂无缺遗？绍兴诸将之功，夏官赏功之籍，犹可考也。

岳飞之功，当时史官所书，用秦桧风旨，削而小之者有矣！是时，典领秘书图籍者，秦熺也；实录兼史笔，则秦埙也；史官之属，则郑刚中，桧之馆客也，丁娄明，埙之妇翁也，林机，其子婿也，杨迥、董德元、王扬英数十人，皆桧党也！

上尝以桧朋比，罢政，翰苑之臣綦崇礼当草制，上出桧二策，且以亲札付崇礼，据以草制。其后桧复用，乞诏于崇礼家索之，既至，则以付秘书省，实收之矣！以至《宰相拜罢录》令悉上送官，有存稿者，坐以违制之罪。

秦桧之虑亦深矣，人之功则欲掩之，己之功则欲大之，人之过则欲增之，己之过则欲盖之。行之一时，可也！如天下后世何？」』

（以上评论还可以见于《宋朝南渡十将传》卷2《岳飞传》）

@还我锦绣山河 2011-02-11　13:35:43


在《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结尾，南宋史官章颖作出了如下论述：

『论曰：「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非奸雄变诈者比。韩信用兵，天下莫敌也。观其拒蒯通之说，不肯背恩自立，其后期会迁延不至，君臣之间，间隙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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