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历史轶事系列之一




历史上“贵阳”的名称及所在地的若干谜团及轶闻


贵州省以“州”这一级行政单位来命省名，而没有像“山东、河南”等一样用区域概念化的名称来命名，总给外人以地域狭小之感，这一直都是贵州人的心头极其不爽之处。
贵州省有今天这一称谓，推其原因是因为明代的省城名为“贵州城”，由省会城名进而扩展成为省名，这在全国还是唯一的一例。所以，事物要换一个角度去观察，换了就能找到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贵州”一名起于何时，贵州城的迁移，“贵州”这一名称是否专属于大西南的这块土地，这背后都有着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谜团。

先说“贵州城”起于何时，现如今这个问题是一段悬案，普遍的观点是“北宋初年说”，即：贵阳在唐代被称为“矩州”，一直到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47年），占据矩州的彝族首领普贵向太祖赵匡胤献土归降，土著将“矩”发音为“贵”，故而宋太祖在敕书里有：“……惟尔贵州，远在要服……”之句，学者们遂以此为贵阳始称贵州的依据。然而，以谨慎的态度看“惟尔贵州”句，就会发现这里“贵州”的叫法乃是宋太祖说的客气话，不能作为已经确定成为一地的行政名称来认同，就如同称来访的客人为“贵客”，不等于客人回家后自动改姓“贵”了一般。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普贵被宋庭敕封的官职仍然是“矩州刺史”，而非“贵州刺史”。
还有学者举出根据《黔州图经》所载，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思州（今思南县）土司田祐恭就已经用“贵州防御使”一职务对外办公了，绍兴是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后所用的年号，这足可证明贵州之名就是在北宋代定下的。然而关于田祐恭贵州防御使这一职位，早在清朝就有人提出疑问，乾隆年间，《乾隆.贵州通志》的作者靖道谟在《贵州考》里就指出关于田祐恭的“防御使”职务，乃是其明代的后世子孙给先祖脸上贴金，好自抬身价的作伪，好比如今的学历造假。
实际上，即便矩州北宋被更名为贵州，它也只是一个羁縻州，所谓羁縻州就是由土司世代袭有的领地，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省一级的政治文化中心。
“贵州”正式成为现今黔中某一地域的行政名称而记入国家正典，应该还是在元代。持这一观点的反而是几百年前的那些编撰贵州历史的史官们。关于元代出现“贵州”一名，又不得说一说元代在黔中大地上的行政划分。
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招降西南诸番，建顺元宣慰司即顺元路（低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治所即是顺元城。但是这座顺元城并不在今天的贵阳市，而是在八番上马桥（今天的惠水县姚哨乡）一带，明嘉靖年间编纂的《贵州通志》中有明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顺元路”地域狭小，只有拥有黔中和黔西北部分土地，够不上元朝行省的标准，已然明确的划归四川行省管辖，所以顺元城也只是一个“路”一级的治所，绝不能称之为省城。

顺元城的位置被确定后，又产生第二个谜团，即顺元城是不是以前的矩州城？之所以产生这样大的困惑是因为普遍观点认为：自唐代以来矩州就在今天贵阳市一代，城北的贵山（今黔灵山关刀岩）、城内的黑羊井（今大十字老百货大楼后）等山川古迹都能证实矩州没迁移过。然而同样推论，元朝进入西南诸番之地，必然是选一座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作为八番顺元路的治所，不大可能新建一城，人力、物力都不具备建城的条件。
孰是孰非？让我们再来看看顺元城的迁移经过，或许能找到答案。
自至元十六年建立顺元城后，一直处在小摩擦不断但大变动不犯的状态中，二十二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突然降临，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不然或许今天的省会还将在那里。
这场战争发生在元成宗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元成宗铁穆尔一心想像先祖一样开疆辟土，接受云南行省左丞刘深的建议，去讨伐一个光是名字就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小国——八百媳妇国，实际该国名为“兰那”，位置在今天的泰国清迈和缅甸东北部。
且不说刘深远行千里地跑到兰那见没见着那“八百位媳妇”，他的由湖广兵组成的远征大军经顺元路入云南时一路虐害居民，并强迫顺元路的各宣抚使派夫、纳粮、捐马，就激起了各宣抚使们的不满，该年五月水东宋氏的旁支雍真葛蛮安抚使（比宣抚使低一级）宋隆济首先起兵反抗。值得一提的是水东宋氏虽然是“蛮族”首领，但这个家族却是中原迁移过来的汉族。按《元史》记载：“大德五年六月壬辰，宋隆济、奢节（水西女首领）陷贵州，征行万户张宏纲、贵州知州张怀德皆战死”，这是国家正典中第一次明确提到顺元路里有“贵州”这一名称，也第一次明确顺元城既是贵州城。而且这个顺元城不在今天的贵阳市。
这场波及整个西南地区并且持续了两年之久的战争平息后，元朝统治者在旧贵州城北八十里之处——水东宋氏辖地划出了一块地来重建了顺元城（贵州城），即明朝从元朝手中接管过来的贵州城，也就是今天的贵阳市，并且在正式公文里顺元与贵州并用。
看来贵州城是有一个迁移的过程的，但是问题接踵而至，既然元朝建立了顺元城，何以在官方正式称呼背后又称该城为“贵州”，称贵州的依据是什么？清代编纂的《贵阳府志》解说为当地（指贵阳和惠水）居民不喜“顺元”这个名称，依旧称自己的城市为“贵州”，致使元朝统治者自己都使用“贵州”来称谓顺元城。
这样的解说还是解答不了贵州这一名称的来历，我们只能从蛛丝马迹的零星记载中进行推测，宋代的矩州并不安静，水东、水西两大土司集团都曾使用过武力占有过矩州，最终水东宋氏占有此地，并在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获得南宋王朝的认可，首领宋永高受封为贵州经略安抚使一职。但是他这个贵州经略安抚使并未明确记录在宋史里，只在《职方典》里有记录，也就是说“贵州”作为矩州的新名，并未被正史所接受，不过这个时候可以看成是矩州改称为贵州的开端，而非在北宋初，也可以推测出矩州的辖地含有八番的上马桥（惠水县北部），而且已具备基本的城市条件，不然元代不会把顺元城建在上马桥。
今天的贵阳市在当时可能是矩州辖内大一点的居住地，更有可能的是，由水西土司主持的“土宣慰司”衙门设在这里，（元朝在贵州城内设立得有一个流官制的宣慰司的，是各土司宣慰司的上级）。这样解释才能顺理成章地理出由矩州到贵州的迁演过程，也能解释为何贵州城被毁、知府被杀，而土宣慰司安然无恙。
看上去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贵州城名何时出现的，地址经历了哪些变迁，一切都有了头绪，然而南宋的统治者却给我们留下一个大大的尴尬。南宋宁宗皇帝敕封水东宋永高为“贵州经略安抚使”，这表面上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贵州”这一名称别的城市早在576年前就已在使用了，这座先叫“贵州”的城市就是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港市，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在郁林郡设贵州，之所以称为贵州，乃是其城北十里有“宜贵山”（今称平天山）。上述田祐恭出任“贵州防御使”这一职位，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指的是广西的贵州，而非贵阳。要不是宋永高有明确占据矩州的记载，否则也会让人产生他这个“经略安抚使”是不是任职于广西的错觉。
南宋朝将不同的南北两地称为一名，这还不是孤例，也在嘉定年间，宋王朝版图上一东一西同时有两个叫嘉定的城市，西嘉定指的是今天的四川乐山市，府一级；而东嘉定指的是今天上海嘉定区——也就是后来“嘉定三屠”的发生地，乃州一级。
南宋对版图内的城市这样欠缺考虑的定名，不仅让皇帝本人阅读奏章时头大，不看清所属那一路就不知道是哪一座城市；也让后人读史时易于混淆，比如五代时周世宗柴荣曾任天雄军牙内指挥使，虚领贵州刺史，让今天的贵州人以为和历史名人扯上了关系；更让编撰地方志的史官产生笔误，广西贵县的地方志里就把宋隆济的抗元经历，记载到了《贵县县志》里，害的两省打了好久的笔墨官司。
好在明太祖朱元璋纠正了这个问题，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广西贵州为贵县，才将两“贵州”共处了158年的局面结束。
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皇帝朱棣正式在黔中建省，并且以省城贵州的名字命名帝国这个新生的省份，致使省名、城名相同，这也是贵州省的来历。后又过了156年，在隆庆三年，贵州城才更名为贵阳府，取“贵山之阳”之意，并且沿用至今。
贵阳城的城名、地址的变迁谜团，现如今只能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轶闻笑谈，过去毕竟是过去，今天才是重点，套用清末贵阳楹联大家刘韫良所写的甲秀楼百字长联中下半阙中的句子来说就是：“想秦通僰道，汉置牂牁，唐定矩州，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留得旧迹多端”。

作者：我要美元　回复日期：2011-01-12　10:14:57

好文，学习了。

元初的时候，贵州有一个土著政权，被外界称为“罗思鬼国”，又称“鬼国”，见《元史李德辉传》，怀疑这个“贵”字和“鬼”字有关，老兄的学问大，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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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鬼国，罗思鬼国，汉族对当时生活在黔省西北的土司政权的称谓，因为那时的土著自称：“罗苏”（彝族话）。至于“鬼”和“贵”的是土著所谓转音一说，纯属现在学着的臆测，因为当时的土著根本不讲汉话，何来土著转音，土著话称矩州“大万谷落”，何来鬼、贵音变？倒是文人来到古矩州任职，以讹传讹的称土司政权为鬼国，再将"鬼"变为“贵”，这种变化完全是汉人的转音和变字！

贵阳历史轶事系列之二

治蛮龟鉴—— 奢香夫人是在何时何地受到鞭挞的

《明史.土司列传》中详细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在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贵州宣慰使霭翠逝世，其妻奢香代为执政，贵州都督马烨某天找了一个小借口将奢香绑来，剥了上衣抽了一顿鞭子，马烨这样做是为了激怒水西管辖的四十八部土目（小土司），然后挑起战争，以达到解除地方土司武装，实现改土归流的目的，水西各部果然愤怒不已，这时水东宋氏首领宋钦的老婆刘淑贞出面制止了水西各部首领的异动，并替奢香去了趟京城，向明太祖告了一回御状，朱元璋听完刘氏的汇报，让刘氏召奢香觐见，在以奢香答应于水西腹地开辟一条通往四川的驿道为交换条件后，召回马烨并诛杀之，为奢香出了一口气，一说只是逮捕下狱。
这一事件就是在贵州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奢香无端受辱、万里进京面圣”的故事，最早的文献见于私家著述史书《炎徼纪闻》，《明史》即以《炎徼纪闻》的记录作为蓝本而将此事件载入史册的。从这一事件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二点观点：一、马烨太不厚道，欺负人家孤儿寡母；二、奢香深明大义，免除了一场民族间的战争。
然而不论是国家正典的《明史》还是民间的传说，都存在着许多以讹传讹的地方，弄得这一事件面目走样，疑窦丛生。尤其是民间的传说，几百年来越传越离谱，比如：是马烨嫉妒奢香一个女流之辈却把政务治理的井井有条，所以找了一个抗税的借口鞭挞了奢香；更夸张的是马烨居然敢派兵深入水西腹地，将奢香抓到贵州城（今贵阳）来受刑的如此等等，以讹传讹几乎走样，如此下去再让那些浮想联翩、妙笔生花的骚客文士加以润色，说不定就会凭空想象出是马烨垂涎奢香的美色而不惜大动干戈此类猎艳荒诞的故事来。
历史真相如何，让我们来还原这一事件的真面目。
说到奢香就不能不先说说其夫霭翠，实际上，在明朝初期，霭翠的名气比他老婆奢香要大得多，连皇帝朱元璋在《平滇诏书》中都说：“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霭翠等人要是不能全心全意地服从中央，那么就算攻打下云南，也不能够长久的守住。西南割地称雄的地方势力大大小小几十个，朱元璋先点其名，足见霭翠在其心目中的分量。
霭翠何许人，要劳明太祖这样挂念？那就先看看霭翠的简历：
霭翠，性别：男；生辰：不详，大致在元末；民族：默部德施氏，又被称为罗氏，今统称彝族；本名：陇赞阿期；祖籍：亦奚不薛，乃彝语译音，翻译过来就是“水西”的意思，也有称其地为“罗施鬼国”的，乃是意译，今贵州大方县；现居地：贵州城，即今天的贵阳市；职务：贵州宣慰使。妻子：奢香，本名：奢兹；生辰：元惠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民族：恒部扯勒氏，又被称为奢氏，今统称彝族；籍贯：永宁宣慰司，今四川古蔺县；结婚时间：明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特别注明：水西罗氏与永宁奢氏世代通婚，奢香嫁给霭翠时只有十四岁，在那个时代不算早婚，而霭翠的结婚年纪从他除了世袭宣慰使一职外，还兼任云南行省左丞的职务来推测，年纪不小，因为行省左丞不是世袭官位，不可能让一个小孩担任，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时代算晚婚。夫妻相貌如何：那个时代没有相机、DV，史书上也没说，凭空推测，两人都出身世袭贵族之家，应该长得不难看。
霭翠家族史：其先祖就是帮助蜀汉诸葛亮抓获孟获的济火，其家族一千多年来一直都是亦奚不薛的大土司，没变更过职业，尽管名称变换但实际工作没变动过；辖地包括今天黔西、大方、毕节大部，贵阳、安顺一部分，称四十八部加水外六目。在元朝，其家族因献地归降，被敕封世袭“贵州宣慰使”一职，因此还名誉上领导过惠水、广顺大部分土地。
霭翠个人经历：明太祖洪武五年正月，以贵州宣慰使兼云南行省左丞的身份连同一帮小弟（小土司）向明王朝献土归降，新帝国的老大朱元璋诏准他们原职不变，而且霭翠位在各宣慰使之上。
看了霭翠这份简历，不禁让人会想，这样一个有显赫家世，又手握绝对实力，连皇帝都要侧目以待的地区大哥级人物，马烨又是什么样的人物，难道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让他老婆受辱？
从《明史》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马烨敢于挑战水西势力，是因为霭翠已经病故了；还有就是马烨急于在水西实现改土归流的政策，所以不惜开战。
问题就此产生，首先是时间问题，《明史》记录，“鞭挞事件”发生在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一说在洪武十七年）并清楚写道霭翠已死，然而查阅《明实录》之《太祖洪武实录》，霭翠在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还向朱元璋上表、献马，感谢朝廷免除了他应该缴纳的租税。这就是说，已经死了七年的人还能向皇帝上表、献马，要真如此，太祖难保不会惊呼：“果有鬼乎！”
再查《明实录》，霭翠的儿子“阿期陇的”获明太祖赐姓“安”，改名“安的”，袭承贵州宣慰使一职是在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891年），水西罗氏从此以“安”为姓，奢香还政于子，这一年她刚好30岁，由此推测霭翠应该死于洪武二十一年后，因而也可以推论出，奢香与马晔发生冲突是在洪武二十一年后到洪武二十四年前。
再来看看马烨的职务，《明史》里记载乃是都督，查遍史料，也未找到过明初在贵州设立过都督一职，查阅《明史》之《顾成例传》，明初在贵州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指挥佥事，首任佥事就是有名的大将顾成，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贵州才迟迟地设立都指挥使司，最高长官为指挥同知，但是一直空缺着这个职位，直到三年后，也就是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顾成以军功升任此职。有这些记录不难发现，洪武十四年的时候，根本没马烨什么戏，他哥老倌还不知在哪凉快呢。
马烨在贵州城闪亮登场的时间是在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八月，时任贵州指挥同知的他给明太祖上了一道奏折，内容是呈请派置士兵到永宁至沾益之间的邮传（驿站）做邮卒。这条记录于《明实录》中的珍贵的信息，非常能为我们揭示出奢香与马烨发生冲突的具体时间，即洪武二十四年，这一时间正好是奢香代为执政的时间。也就在“事件”发生后，奢香将政务归还给儿子安的。《明史》的编撰者在此处如此疏漏，实在让人叹息。
确定了时间，再看看马烨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和奢香发生冲突？《明史》认为是马烨急于“改土归流”，这一点也不成立，因为帝国蓝图的制定者明太祖并不急于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不是他不想，而是暂时条件不成熟，西南各地收复才十年，而且西南各地土司世代联姻，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绝对不能妄动。诸多证据表明，为了稳住西南各土司，他尽量采用的是怀柔策略。帝国老大都不着急，马烨一个四品的指挥同知反倒要把步子迈到前面去，这说不过去。民间传闻的“嫉妒”一说更是不靠谱，治下的土司能把领地管理好，少给自己找麻烦，马烨何乐而不为，非得自己给自己找事？
那究竟是何原因呢？我们可以来个逆向思维的倒推，奢香是答应在水西腹地开辟一条通往四川的驿道后，朱元璋才召回马烨的，由此可见明王朝是急于想在水西打开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开驿道可能正是马烨和奢香的冲突根本原因，霭翠活着时虽然献土归降，但是极力拒绝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自己领地的中心地区，他活着马烨就不敢来硬的，他一死，马烨便做起大动作来。朱元璋以召回马烨的代价换取驿道的开通，且还不费国库一分一厘，既避免了西南出现战争又显示皇恩浩荡，可谓一箭三雕手腕老辣到了极点。
奢香与马烨发生冲突的时间搞清了，原因也明晰了，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即，奢香是怎样被马烨抓获而受的鞭挞。按民间的说法，是马烨派兵去水西抓捕奢香，然后押解贵州城再鞭挞的。正史中的记录很简单就一句话：“烨械致香裸挞之”。并没有说是去水西抓捕奢香的，但是这句话里的一个“械”字，就含有武力抓捕的意思，以至于让后人猜测是用武力到水西去实施抓捕行动的。
但是我们从常理来判断，马烨不可能派兵去水西抓捕奢香，道理很简单，奢香的夫家罗氏世代都是水西的领主，世居在“亦奚不薛”（即水西地区）的大方城，“大方”本是彝语，翻译过来是“鬼主的幕帐所在地”的意思，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老板的办公室”。罗氏辖地三千里，领地内有四十八个由自己的亲戚担任土目（首领）的部落，人口号称百万（实际上没这么多），国家允许合法保有的私人武装——土兵——就有二万多，马烨派兵去大方城，先别说能不能够进入水西领地，就算抓到了奢香，能不能活着离开大方回贵州城都是一个大问题，这一来一去数百里地全靠步行，又没有飞机或专列，那四十八土目及手下的土兵会眼睁睁看着“老板娘”被人“从办公室里”带走不阻拦？事实上，奢香被鞭挞后没多久四十八部土目就已经聚齐准备起兵反明。所以，马烨的抓捕行动只能是近距离和粹不及防的，也就是说是在贵州城里实施的。
有人或许会问，水西领地在黔西北，她不老老实实在大方呆着，非得到贵州城来让马烨抓个正着？其实弄明白了奢香的“贵州宣慰司”衙门在哪里以及明朝对“土官”的规定后，答案立马出现，早在元代水西罗氏“贵州宣慰司”衙门和水东宋氏的“贵州宣慰同知”衙门就已经迁入贵州城内，即今天的贵阳市，而马烨的都指挥使司衙门也在贵州城内，是三衙门同城办公的局面。现在考证：水西的“贵州宣慰司衙门”在省府路，而马烨的“都指挥使司衙门”在今天的都司路上，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今天都司路上的监狱管理局所在地，三个衙门仅隔着几条街。
在明代，规定了各宣慰使没有命令不得私自回归领地。而且土司所领的官员即使是官职高于同级中央派来的官员，也必须“见面低一级”，也就是说暂领职务的奢香按规定每天都要去当时的最高中央派驻机构都指挥使司衙门里听召并问候。
这两点就足可证明奢香是在贵州城里被抓的，她在城里的宣慰司衙门可不像在水西——也不能够——有那么多的土兵抵抗马烨的抓捕。
至于以什么理由抓的，正史没具体说，只用了“会奢香中小法”，也就是奢香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按民间说的是因为“抗税”，这个理由几乎不成立，朱元璋为了笼络西南各土司，几乎是隔两三年就减免他们所欠下的租税，而这些土司们献点土特产或者几匹马也都能在户部消掉欠账。所以，马烨不会选择“抗税”为借口，从“中小法”来推测，“法”这里所指的当为“法度、制度”，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法律，马烨很有可能是以奢香没有每日到都指挥使司来听召，违反了当时的土司管理制度作为抓捕借口的。
综合上述，那么这一事件就可以拨开各种干扰和讹传还原出真相，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一直想在水西腹地修一条驿道的贵州指挥同知马烨，趁贵州宣慰使霭翠逝世，由其妻奢香代子执政之机，以没有按时到都指挥使司衙门听侯召见等这样的小理由，派兵到只隔了几条街的贵州宣慰司衙门，将奢香抓到了都指挥使司衙门进行了鞭挞，目的是想达到挑起战争，打击地方武装，以便迫使土豪们同意开通驿道。而奢香在水东宣慰同知的夫人刘淑贞的帮助下，到京城向朱元璋告了御状，在答应出资修一驿道并设立九个驿站做为交换条件的情况下，朱元璋召回了马烨，并以擅起事端的罪名将他投入大牢，奢香也带着朱元璋所赐的如意冠、金环、珠翠、袭衣等高高兴兴回到了贵州城，不遗余力地为朱元璋开通了驿道。
关于这条驿道，还有一题外话，就是奢香在这条驿道上设立了九个驿站，其中一个叫“龙场驿”的，一百多年后，因为一个学子的到来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文化，因为这个学子在这里“顿悟”，创立了儒学新的流派“心学”，这个担任龙场驿丞的学子就是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
自明以来的历史学家们把明太祖朱元璋处理这一事件的方法以及对待西南土著的政策与诸葛亮的“七擒孟获”相提并论，赞誉为“治蛮龟鉴”，即永世都可以借鉴的模式。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奢香的深明大义才是关键，没有她的忍辱负重，只怕朱元璋所说的：“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之语就要不幸言中了。所以曾有诗人写诗赞叹奢香道：“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宫。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刊水穿蒙茸。……帐中坐叱山川走，谁道奢香一妇人！”
在今天，我们路过都司路的监狱管理局门前时，或许应该驻足停留片刻，缅怀一下奢香夫人这位巾帼英雄。

作者：黔史通　回复日期：2011-01-17　17:24:47
下雪了，沟壑赏雪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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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去，首选黔灵山，嘻嘻

贵阳历史轶事系列之三

建省——贵州城外最无奈的大明布政使



一、湖广土司纷争却让贵州建省
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夏天某日傍晚，正在为第二次北伐蒙古积极做准备的皇帝朱棣突然接到湖广行省布政使的奏折，看完这份奏折后，正在吃饭的朱棣“啪”地将手中的象牙筷子拍在桌上，力量之大竟然将这对筷子拍折，他口中还兴奋地道：“终于开战了，终于开战了！”随即命人宣内阁学士杨荣等觐见商议。
何以湖广布政使的奏折让朱棣如此兴奋，又是谁开战了？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在西南高原的东部边沿上（今天的贵州的黔东北铜仁地区和黔东南的北部地区以及湖南一部分，辖地两三万平方公里）世袭着以田氏（今土家族）为主的大土司，这里因为离中原较近且又盛产朱砂和水银，故文化和经济比较发达，在唐代就设置为思州，专为爱好炼丹求长生的皇帝们提供炼丹的原料。
元末，天下大乱，思州的田氏家族也发生了内讧，田仁智、田仁厚两兄弟为争夺宣慰使的位子而分裂，从田仁智虽然有元朝授予的宣抚使（四品）授诰而田仁厚却实际掌握思州的图册（即地图、户籍、辖区官员花名册等）来推论，田仁厚才是嫡系正宗。田仁智占据思州南部后本着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思路向湖广的陈友谅纳土归附，作为嫡系的田仁智也只得找四川的明玉珍为靠山。陈友谅败亡，善于见风使舵的田仁智转而投向朱元璋，派手下总管去了一趟应天府（南京），其时，朱元璋还是小明王手下的吴国公，猛地有这么一位远在边陲的土司带着几千里的领地来归附，不禁大悦，作为从优奖励，临时设立一个“思南道”任命田仁智为宣慰使（从三品）。
后来，朱元璋对待西南各归附的土司政策都是以此为蓝本，即归附土司皆保有原来的领地，赐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职，如后来的水西、水东、普定（这些土司的辖地在今贵州境内）等土司都是这样。
田仁智归附没多久，田仁厚也来归附，朱元璋才发现思州领主的位子存在争议，于是将错就错再设立了一个“思州宣慰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二田”都隶属湖广行省，至此思州一分为二，存在着思州和思南两个宣慰司，也因此埋下了祸根。
传到永乐年间，思南宣慰使的第三代领主田宗鼎，与思州宣抚司的第三代田琛为了争夺朱砂矿脉而相互摩擦，都上书朝廷指责对方，而朝廷只是派遣官员前去劝谕，并未做什么实质的阻止工作。
今天朱棣接到的湖广行省布政使的奏折内容就是思州宣慰使田琛挥兵打败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迫使田宗鼎带着家眷逃亡，田琛竟然杀死田宗鼎的弟弟并且发掘了田宗鼎的家族祖坟以泄三代积下的怨恨。
在御书房里，朱棣一边看着西南的地理舆图，一边听内阁学士商议如何处理“二田”相斗的事，土司没有得到朝廷的授命而擅自带兵出自己的领地，这是重罪，大臣们自然都是认为理应出兵制止二田征战，归还田宗鼎领地，宣田琛入朝自辩，然后定其罪。
听完大臣们的议论，朱棣却突然说了一句：“太祖曾在《平滇诏书》里言：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可守也！霭翠家族所领水西之地，乃是云南门户，而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地接水西安氏、水东宋氏、播州杨氏等领地，又是水西等地的门户，今宜趁其自乱而图之，作为南疆改土归流的第一步。”
那一帮大臣们这才恍然大悟，为何皇帝接到湖广行省的奏折会如此兴奋，原来他早就在计划于西南实现改土归流的计划了。
杨荣等大臣问道：“思州可收，而隶属何省？”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废话，“二田”领地本属湖广行省，改土后还不是应该归属湖广，但深入思考却大有深意，思州、思南改土归流设立州县后，还隶属湖广的话，那么它们还是和水西等地没有产生实际意义上的行政联系，若是划归四川行省管辖，中间又隔着水西、播州等土司领地，山高路远四川不好管理。
朱棣笑吟吟地道：“既然‘二田’领地是水西、水东之门户，自然归贵州城（今天贵阳市）管辖。”
大臣们又一愣，从朱元璋开国以来，优厚各土司，让其保有原领地，只在各土司领地之间设立若干卫、所，这些卫、所是军事基层单位，由设在贵州城里的都指挥使司衙门管理，而贵州城里并无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可以管辖州府。
看着大臣们一脸茫然，朱棣朗声笑问道：“为何不可新置一省？”
大臣们眼前一亮，不由得山呼“万岁英明”。
接下来的事，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先派行人（官名）蒋廷瓒到思州宣慰司田琛处宣谕，令其停战还土；再让贵州指挥同知名将顾成帅各路土司及官军五万将其捉拿到京师，又揭发出其僭号自立并派人潜入教坊司欲图不轨，数罪并下交由刑部正法，而已逃到京师的田宗鼎也以暴虐百姓、逼死其母等罪名下狱议罪。“二田”顺利解决掉，就势由户部在思州、思南两宣慰司领地内设立了流官制的思州、铜仁、镇远、新化等八个府一级的行政机关。
处理完这些事后，已经是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的二月份，永乐皇帝朱棣大笔一挥，在贵州城内设立承宣布政司，这就意味着本来隶属于四川行省的贵州城，升级成为一个行省，由此一个全新的——以省会城名为省名的——“贵州省”出现在帝国的疆域里，除了将思州等八府划归贵州省布政司作为直辖地外，朱棣还逐步将原属于四川、湖广、云南、广西等省的各土司的领地或全部、或部分的划归这个新的行省管辖，也由此看出，朱棣设立贵州省的目的在于方便管理这一片广阔但山高林深、土司林立的土地。
归属湖广管辖的两个土司之间的纷争，却因此在帝国的版图中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省份，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一大异事。
二、贵州城外有一位大明最无奈的布政使
蒋廷瓒，河南滑县人，出任贵州省历史上的第一位布政使让他青史留名，明初无巡抚一职，故布政使就是实际的一把手，相当于今天的省长。
对于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蒋廷瓒的心情可能是复杂的，他本来是以工部右侍郎（副部长，从二品））的身份到思州去宣谕皇帝勒令息战的圣谕的，随后，又设计帮助贵州都指挥同知镇远侯顾成擒获了田琛，立了如此大功返回京城后只待高升，不料永乐皇帝以他熟悉西南土司事务而让他出任了帝国新行省——贵州省的第一任承宣布政使，官阶是升了一级，由从二品变成了正二品，职务也成为让同僚羡慕的封疆大吏，然而即将赴任的贵州城（今天的贵阳市）他是亲自去过的，那里的复杂情况也深有体会。
贵州城在唐代为“矩州”，在宋代，夹在水西和水东两大土司势力之间的矩州城一直是两家反复争夺的地盘，而在元代更名为“顺元城”，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正式更名为“贵州城”后，元朝统治者干脆让水西、水东的宣慰使将他们的宣慰司衙门全都迁进贵州城里，水西宣慰司衙门治理城北，衙门在今天的省府路贵山苑，而水东的宣慰同知衙门治理城南，衙门在今天的中华南路的达德书院，这种格局一直保持至今。最为可怜的是，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在贵州城里设立这一区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都指挥使司衙门，因为贵州城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都掌握在水西、水东两宣慰司衙门手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进出城门、甚至调动军队都极为不便，于是乎只得在西门和南门之间再开一道城门，谓之“次南门”，说好听一点是“不惊扰宣慰司”，说难听一点就是避免再看宣慰司的脸色才得以进出城门。
而且明律又规定汉人不得迁入到土司领地里去，所以城内的居民多是罗罗（彝族）、苗、仲家（布依族）、仡佬等，比汉人要多得多，语言服饰和生活习俗等都不相同，如何秉承皇帝圣恩教化这里的“赤民”（皇帝非常关注的子民）都将是一个头痛的大问题。
蒋廷瓒怀着惴惴不安地心情带着一批随员跋山涉水重新回到了他离开没多久的贵州城。
这一次，吸取了都指挥使司的经验，蒋廷瓒选择了将他的布政司衙门建在了北城外驿站里（今天市北小学一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一省的最高机构居然连个办公点都没有，要借用“招待所”办公，而且这“招待所”还不在省城里面。
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一带虽然是水西宣慰司的地盘但早有居民居住，街道巷落齐备，而且是少数民族与汉人交换商品的市场，比较热闹。
呆在贵州城外的蒋廷瓒可能是大明王朝最无奈的布政使，没有专属的办公地点、布政司衙门呆在城外、直辖领地远在几百里之外的思州和安顺府等等情况，蒋廷瓒都可以忍受，最让他无可奈何的是，他所有的行政命令都得穿越水西和水东两大土司的领地，没有两大土司的点头，根本发布不出去，更为重要的是一切给养都得仰仗这两家土司，虽说可以从朝廷直接运来，但是一来道路艰难运输成本太高，二来只要两土司阻断道路，一切都将成为泡影（还好的是这种事没发生过）。
可以想象，当时呆在布政司衙门里的蒋廷瓒，看着自己这座被水西、水东两大土司势力紧紧包围着犹如海中孤岛一样衙门，可能会操着他的河南腔无可奈何地说一句：“折尔滴印赤柴则优，塔门波赤消莫骂优嘞（这里的人是吃菜籽油的，他们不吃小磨麻油）！”（注：作者刻意用最基本的生活食物来暗喻当时贵州与中原的不同）

作为嫡系的田仁智也只得找四川的明玉珍为靠山。
，，，，，，，，，，，，，，，，，，，，，，，，，，
纠正：作为嫡系的田仁“厚”也只得找四川的明玉珍为靠山。

作为嫡系的田仁智也只得找四川的明玉珍为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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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作为嫡系的田仁“厚”也只得找四川的明玉珍为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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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作为嫡系的田仁“厚”也只得找四川的明玉珍为靠山。

作者：我要美元　回复日期：2011-01-18　16:57:47

好贴，就是楼主的脾气未免太大了点。

学问大，脾气就一定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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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偶脾气大吗？不大吧，学问不大，脾气也不大

作者：黔史通　回复日期：2011-01-18　18: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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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了？早上没看见，哈哈
水西、水东两大土司当时在城外还有办事衙门，为休闲之中的办事机构，水西衙门在泽溪（今天的宅吉坝小区），水东城外衙门在河南庄（今天火车站河南庄），沟壑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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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明末发生安奢之乱而废掉了！

作者：山川无界　回复日期：2011-01-20　21:57:37

这一次，吸取了都指挥使司的经验，蒋廷瓒选择了将他的布政司衙门建在了北城外驿站里（今天市北小学一带）
。。。。。。。。。。。。。。。。。。。。。。。。。。
是吗？我就是市北小学毕业的，不过听老人说，市北小学以前是“轩辕宫”呀？

。。。。。。。。。。。。。。。。。。。。。。。。。。。。。。。。。
在明初，老贵阳城的北门在今天的市中心即——喷水池，老北门直到今天都是重要的地理标志！
在老北城门外，（即今天六广门到喷水池的中华北路一段。）那时还没新城，是水西安氏的领地，也是安氏治下少数民族与迁来的明朝驻军交易皮革、马匹、药材、粮食的交易地，贵阳城的驿站就在今天的市北小学，明代中叶，方才在城中翠屏山（今天大十字休闲广场）买地新修了布政使衙门，明末，因为安奢之乱，贵阳城几乎毁灭，清初，各衙门才陆续重建，而北城外驿站，也荒废掉，直到清中叶，在贵阳安家、从事纺织业的江西老表买下该地，修建了轩辕宫，以纪念丝线业的祖师爷轩辕大帝。民国，轩辕宫再变更为市北小学。50年代末60年代初，贵阳修建“贵州博物馆，缺少大型木材，遂将轩辕宫大殿等建筑拆毁，取其上好的金丝楠木等用到博物馆建造中去，轩辕宫毁损严重。在80年代其中的古迹还可以看到一些零星建筑遗迹，如今荡然无存了。

者：清水7612　回复日期：2011-01-20　19:26:33

“先派行人（官名）蒋廷瓒到思州宣慰司田琛处宣谕，令其停战还土”

对于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蒋廷瓒的心情可能是复杂的，他本来是以工部右侍郎（副部长，从二品））的身份到思州去宣谕皇帝勒令息战的圣谕的
。。。。。。。。。。。。。。。。。。。。。。。。。
蒋廷瓒到底是“行人”还是工部右侍郎哟，行人是“行人司”小官，才八品，和工部右侍郎官阶差距大了！

....................................................
清水很专业呀！
怪偶没交代清，蒋廷瓒原职是工部右侍郎，奉朱棣的圣谕以“行人”身份去劝阻二田相争，行人司是替皇帝跑腿的，行人的确是8品小官，不过蒋廷瓒不是“行人”，只是行使“行人”办的事而已。

作者：沙滩老鳖　回复日期：2011-01-21　10:02:06

刚看到这个。

我是带着偷点什么的想法。进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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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老兄对贵阳应该叫“林城”还是叫“竹城”的论述颇有新意，对贵山指何山今天还不能定论的观点，也颇为独到，是我向你学习了

作者：一剑随风　回复日期：2011-01-20　11:51:33

原来次南门、都司路这些是这样来的啊，呵呵

搬板凳等楼主扫盲~
。。。。。。。。。。。。。。。。。。。。。。。
过奖了，偶还要学习耶

作者：览众山晓天下　回复日期：2011-01-21　16:05:39

明末，因为安奢之乱，贵阳城几乎毁灭，
。。。。。。。。。。。。。。。。。。。。
什么是安奢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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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安奢之乱可不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是明末西南少数民族发动的一场叛乱。以后偶会提到滴

贵阳历史轶事系列之一


贵州城有史以来的最大疑案

大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被称为大明王朝历史上“最荒诞的皇帝、最叛逆的天子”的明武宗朱厚照奄奄一息地躺在他所钟爱的“豹房”别苑里，年仅三十一岁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所宠信并重用的的那些大太监如张永、谷大用等以及那一班干儿子钱宁、江彬辈，都心乱如麻，这时刻，他们只顾着担忧自己将来的命运，谁也没心思关注一下大明的天下，在他们为虎作伥多年以后，大明的江山社稷此际更是一团乱麻，就在帝国西南边陲——贵州省正酝酿着一场诡异的阴谋并因此产生一段千古悬案。
这年二月早春的一天清晨，贵州城（今天的贵阳市，明代早、中期省与省会同名）里，料峭寒风不能尽散街上迷蒙的雾气，土路面上凝结着一层亮晶晶却坚如钢铁——老百姓俗称的“桐油凝”。
晨雾里，一顶由七八个侍卫和随从护卫着的官轿打城东北方向匆匆来到城中心的大街（今天的大十字）上，并在“贵州承宣布政司衙门”的东辕门（今大十字休闲广场一带）前停下，一位青年官员打着哈欠从轿中出来，这年轻人身着大明从三品的官服，腰间却系着只有正三品才能佩戴的金花腰带，在服饰等级森严的明代，这小小的不同足可以证明他享受着王朝少有的殊荣。
青年官员昨晚的宿酒还没清醒，故而精神萎靡不振，他强睁醉眼轻蔑地看了看布政司辕门前的木栅栏以及站在木栅栏前被冻得缩手缩脚的卫兵，吩咐自己的侍卫到辕门左侧的号房等自己，然后带着四名随从踏上辕门前的箭道往衙门里走。
突然，一声刺耳的呼哨声穿透重重迷雾，一群手持刀剑的蒙面人从街对面的黑羊井（今大十字老百货大楼）的民居中冲了出来。
青年官员被呼哨声惊得一愣，回头只见雾影绰绰里尽是挥动的刀剑，看那意思好像还是冲自己来的，酒顿时被吓醒，跌跌撞撞地想跑进布政司的辕门内。他带来的那些侍卫还未走远，发现有异常情况，立即掉头返回以保护主人。
也就是这一刻，跟着他一起奔跑的那四名随从相互看了一眼，面上露出诡异狰狞的神色，不约而同地拔出了藏于怀中的短刀刺向他们的主人，青年官员立时血溅当场，倒在滑不溜秋的凝冻地面上抽搐几下就一命归西。这四名随从竟然还不甘心，丧心病狂地割下青年官员的头颅，这才吹了一声呼哨，带着头颅与那一帮蒙面人飞速逃离，瞬间就消失在迷雾中。辕门前只剩下青年官员的那几名惊慌失措的侍卫，以及站在大栅栏前看得目瞪口呆的卫兵。
这被刺的青年官员是何许人？他就是在贵州地面上跺跺脚也能引起地震的“贵州宣慰使”——安万钟，这贵州宣慰使乃是水西安氏世袭之职。
安氏乃彝族默部德施氏，自称：“罗苏”，其家族在秦汉时就是贵州的豪强，一千多年来一直掌控着黔中及黔西北大片领地，说白了就是世袭大土司，外人称其为“罗氏鬼国”，历代王朝对其家族都极为笼络，封赠不断。在元代其国主阿榨（又叫阿察）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宣抚使”，佩黄金虎符并迁到贵州城（今贵阳市）里办公，后升任宣慰使。大明取代元朝后，其家主的“宣慰使”封号依旧世袭，朱元璋赐其家姓“安”，到正德年间已承袭了一百多年，别看贵州城里有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帝国中央派来的大员，可是他们的衙门都是建在人家安氏和另一大土司“贵州宣慰同知”（四品官）水东宋氏的地盘上的，要想将政令发布到全省各地去，还非得加盖“贵州宣慰司衙门”的大印，否则别说全省发布，就连贵州城内也发布不了。
安万钟是正德八年（1513年）继承“宣慰使”一职的，年纪轻轻的他之所以能承袭宣慰使还带有几分运气，上一任宣慰使是他的爷爷叫安贵荣，为了将水东宋氏的势力从贵州城里挤出去，安贵荣在正德六年（1511年）暗中唆使水东宋氏领地（今开阳、贵定、龙里等县）内的苗民叛乱。
唆使的结果是——从唐代起就和水西“罗苏”并立的水东宋氏势力，果然从贵州城里被铲除掉，但是安贵荣也被查出在背地里玩弄阴谋诡计，虽然他已经身死，仍被褫夺了一切官爵荣誉，他的儿子安佐比他还早一点病故，他孙子安万钟不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就承袭了宣慰使一职。
安贵荣不惜搞阴谋诡计甚至身败名裂而留给子孙一个“安氏在贵州城里一家独大”的大好局面，而安万钟面对祖父留下的这笔特殊财富又是什么样的一番作为呢？史书只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他这八年任期的作为，即：“骄纵不法”，也就是傲慢上级、行为放纵而且不遵守大明法律。
这八年里，他宠信手下土目乌挂和籍民张纯，所谓“土目”是宣慰使在自己领地内自行委派的官员，一般由安氏的亲属任职，安氏水西领地内有四十八部族，都是这种官员来管理；而“籍民”就是将户籍迁入土司领地内汉民，在明初是严格禁止汉民迁入土司领地去的，明中期才在一定特殊原因下允许汉民落籍到土司领地里去。
安万钟在乌挂和张纯的诱导下，喜欢四处游玩、打猎，常常是喝醉了酒就把狩猎的目标变成了活人，当时贵州城内多数居民是“夷人”，也就是归他管的“子民”，只要在他的辖区里即便被他射死射伤也无处诉冤，朝廷派来的官员管不到他的领地里去，更何况，在正德皇帝这位大玩家管理的天下里，谁还有心思多管闲事？他还喜欢鞭挞身边的奴仆随从，睚眦之怒必大加痛手，这也为今日布政司辕门之难埋下祸根，刺死他的正是他的四位积怨已久的贴身随从角药、抹鬼、阿玉、抹葱。
大明王朝堂堂的三品官员、一省举足轻重的政要，竟然被杀死在布政司的大门前，这一刺杀事件不仅震动省城也震动了西南各地，说是“震动西南”一点不夸张，因为西南大大小小几十个土司之间的关系比蜘蛛网还繁杂，这些割地称雄了数百上千年的土司们，都伸长了脖子观望着贵州城，急欲了解安万钟到底因何而死？朝廷派来的那些巡抚、布政使等又是如何处理这一刺杀案的？在土司们期待、焦急的目光中，出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疑窦。
第一个令人疑惑的是：贵州的一把手巡抚汤沐和二把手布政使宗玺都是刚到任不久，面对安万钟死于布政司衙门前这一政治影响极为恶劣、恐怖气氛空前绝后的事件，他们两位大人不是大张旗鼓的缉拿凶手，调查真相，让事态得到控制，消除恶劣影响和恐怖气氛，而是关心起谁是“宣慰使”的继承人来，因为安万钟没有儿子，汤沐和宗玺按明律中对土司的规定，推荐安万钟呆在水西领地里的堂弟安万镒为贵州宣慰使。
第二个令人不解的是：安万镒作为堂弟能继承宣慰使一职，实属万幸，然而他却拒绝了，其目的有可能是以拒绝接任来要挟朝廷尽快破案，也有可能是害怕进到省城来，也会被人下毒手死于非命。
第三个令人称奇的地方是：安万钟宠信的乌挂，竟然找来安氏旁支远亲中一个名叫“普者”的小孩冒充安万钟的亲弟弟，并为之取名“安万钧”，呈报巡抚、布政使，要求由这个小孩来承袭宣慰使的职务。巡抚汤沐等派了官员前去承勘（验证），乌挂掏出了大把银子，结果可想而知，汤沐肯定被那些受贿官员忽悠了一把，将安万镒撇在了一边，认可了乌挂的要求。
第四个令人搔破脑袋也整不明白的是：安万钟的老婆奢播面对老公横尸街头，连头颅都不见了，不强烈要求追查凶手，而是非常配合乌挂接纳了这个“小叔子”，屁都没放一个。汤、宗二人遂按明律关于土司的规定，做出“安万钧”尚且年幼，由奢播暂代宣慰使职务的决定。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对朝廷深感失望的安万镒在水西坐不住了，他怀疑是乌挂一手策划了刺杀案，派人前去谴责乌挂，乌挂断然否认与刺杀有关并且也不打算将所谓的“安万钧”撤掉。怒火中烧地安万镒终于露出豪强本色，点齐他统领的部族土兵并向和他有亲戚关系的四川永宁宣抚使（今泸州古蔺、叙永一带，宣抚司比宣慰司低一个级别）女土司奢爵那里借了几千人马，浩浩荡荡地准备到省城“投牒”，说好听点是“投牒”，说直接点就是文的没人理，干脆展示武力，搞“兵谏”。
安万镒的行动让乌挂探知，乌挂立即派出使者携带大量银钱赶赴京城，去贿赂皇帝身边的那些红人，同时亲自赶回自己的领地，也招募了数千土兵，在安万镒带着人马路过他的领地时于中途截杀，双方展开一场时间不短的混战。
有趣的是，在混战中，乌挂的队伍里竟然出现了弑主逃亡的那四个随从角药、抹鬼、阿玉、抹葱的身影，仅凭这一点就足可以证明乌挂与安万钟之死脱不了干系，不然他又不是脑残，顶着弥天大罪包庇凶犯？
安万镒在交战中杀死了角药、抹鬼、阿玉等三人以及乌挂的数百名属下，也算是为堂兄报了一部分血仇，但是混战陷入僵局，一时进退两难，于是只得再向汤巡抚等大员投书陈情，不料乌挂倒恶人先告状，反而污蔑是安万镒买凶杀人，两人向各镇守官员递交的数十封疏文，那些官员们本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原则将疏文一律压下既不上报朝廷也不置对错。
官员们自己写给朝廷的奏折里却是淡化了安万钟之死这个核心焦点，将交战的原因转移到了“应该由谁承袭宣慰使职务”上，让朝廷产生错觉，以为是安万镒没有得到宣慰使这个职位而私自起兵泄愤，由此可见，这些镇守官员避重就轻推卸责任都到了什么程度？而且这种避重就轻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是不是对安氏在贵州城里一家独大的局面不满而故意纵容其家族内部内讧？这又是一处令人费解的谜团。
境内一场混战，终究会影响仕途，巡抚汤沐、布政使宗玺等权衡利弊最后做出决断，宣慰使一职由安万镒承袭，所谓的“安万钧”——也就是叫普者的小孩——从哪来的回哪去，奢播交出暂代的职权，安万镒与乌挂两下罢兵。
这个处理结果上报了朝廷，同时还附带了惩罚的方案，安万镒与乌挂“私相仇杀”（值得注意的一个用词），犯了大明律法中土司不得私自带领土兵离开领地的重罪，但是又根据土司优待条款，让他俩缴纳一点粮食赎罪。而直接刺杀安万钟的凶手——混战中唯一逃生的抹葱，枭首示众，那个诱惑安万钟游猎的籍民张纯流放到边疆戍边。那些前去承勘（验证）所谓“安万钧”身份而收受乌挂贿赂的官员给予一定惩罚。
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甚至可以说是很荒谬的处理意见，一切罪证都指向乌挂是谋杀安万钟的幕后主谋，然而仅仅判了个缴粮赎罪，就算撇开安万钟之死不说，乌挂至少还犯了六大罪，一、教唆宣慰使不遵守法律；二、找人冒充宣慰使继承人；三、贿赂朝廷官员；四、私自领军截击；五、藏匿杀人真凶；六、以水西属官的身份侵犯安氏宗亲，犯了‘犯上作乱’的重罪。这六条一概不追究，仅仅因“私相仇杀”罚了一点粮食。
还有那个籍民张纯，他在安万钟身边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乌挂的谋划里又起了什么作用？流放他，说明他有罪，如果只是教唆安万钟游乐不理政务，根本没必要郑重其事的将他单独作为一项记录在案，记录在案说明他存在更大的问题，然而对他的处罚仅仅是流放戍边。
最重要的一点，安万钟的老婆奢播默认乌挂找来一个小孩冒充丈夫的亲弟弟，进而骗取承袭宣慰使的职务，漫不说她是否参与谋害她的丈夫，就是“冒认”之罪也够她喝一壶的，然而巡抚的处理意见里，竟然只字未提。
也不知已经半死不活的正德皇帝有没有认真阅读汤沐、宗玺等的这份处理意见（上疏），估计是没精力了；那一帮内阁大臣和大太监们此刻心底考虑得最多是迎立那位王子做新皇上，大概也没心思研究这份处理意见，总之，这份处理意见最后以皇帝的名誉诏准，贵州这一惊天大案就这样被轻描淡写地压了下去，没过几天正德皇帝到阎罗王那里找寻提前为他探路的安万钟去了，他们君臣都好游猎正好做个伴，来个君臣同乐。
巡抚汤沐当年曾在北京对抗过大太监刘瑾，布政使宗玺也曾在南昌纠察过宁王朱宸濠，正德年间两大风云人物刘瑾、宁王，汤、宗二人都以铮铮风骨从容面对，有过不俗的表现，然而对待安万钟这件案子两人的处理方式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仅转移了事件的核心焦点、淡化了惩罚力度，还不深究其中的种种阴谋。表面上看，似在稳定西南土司，实际上却为水西安氏后来的动乱埋下了伏笔，要知道，土司动乱，倒霉的还是贵州百姓。
同时，安万镒与乌挂都被罚粮后，安万镒得以承袭宣慰使，乌挂回了他的领地，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可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依旧存在，即：安万钟到底是为什么而死的，难道真是奴仆弑主？乌挂到底是不是幕后主谋，他谋害安万钟又是为了什么？他只是水西安氏领地内的一个“土目”，虽是安氏的远亲，但是安万钟即使死了，宣慰使一职也不会落在他头上，他又深得安万钟宠信，他为何费这么大的劲非要置安万钟于死地？要知道宣慰使可是朝廷三品大员兼地方诸侯，谋杀成与不成都要承担非同一般的风险。还有就是安万钟的老婆奢播，又是在什么原因下，如此乖乖地听乌挂的摆布？要说她不知道丈夫的死因，只是一味贪图权势，这完全说不过去，她与乌挂是否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这件发生在489年前的疑案存在着太多的不解和谜团，但是因为史籍的记录不详，今天的我们无法进一步了解隐藏在层层迷雾后的真相，只能是合上史书，为这贵阳史上的第一千古悬案拍案惊奇。

作者：穿云抚柳金丝燕　回复日期：2011-01-23　1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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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雍县城四楞山北的有座“法那村”，好像就是安氏的老宅古迹，是不是，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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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云知道的还真多。
安氏的领地内衙门在大方县，省会贵阳府的衙门在省府路，你说的纳雍县安氏旧宅遗迹恰好是偶文中所说的那个安万钟的爷爷安贵荣修建的别院，用来远离大方养老的。

作者：风林黔山　回复日期：2011-01-22　13:49:14

巡抚汤沐当年曾在北京对抗过大太监刘瑾，布政使宗玺也曾在南昌纠察过宁王朱宸濠，正德年间两大风云人物刘瑾、宁王，汤、宗二人都以铮铮风骨从容面对，有过不俗的表现，然而对待安万钟这件案子两人的处理方式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仅转移了事件的核心焦点、淡化了惩罚力度，还不深究其中的种种阴谋。表面上看，似在稳定西南土司，实际上却为水西安氏后来的动乱埋下了伏笔，要知道，土司动乱，倒霉的还是贵州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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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不载宗玺之名，尽管安万钟就死在布政使衙门口，《明史.土司列传》《贵阳府志》都未言明当时的布政使是谁，沟壑不仅写出，还能一笔提及他对抗宁王的事迹，足见功夫了得！
.................................................


史通行家，发生安万钟被刺悬案时，布政使是不是宗玺？当时宗玺扮演了什么角色，的确现有史籍没有明言？宗玺传里只提到他在贵州任左布政使时，狠抓的是对土司征税，然后用于填补军饷。其他什么都没说。正反到证明了，当时的巡抚、布政使对待安万钟这位封疆大吏之死的冷漠态度。

作者：穿云抚柳金丝燕　回复日期：2011-01-22　15:09:02

大十字休闲广场不是贡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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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贵州承宣按布政使司衙门的确在今天贵阳市的市中心大十字休闲广场，那时还有一座小土丘名为“翠屏山。明末天启元年，“奢安之乱”闹了七年后，布政使衙门毁坏大半，没有好好修缮，奢安之乱过了没多久，崇祯朝，明朝就灭亡，贵州陷入大西军孙可望手里，孙可望急于让永历皇帝禅位，忙着修皇宫，跟没心思管理那些衙门在与不在，后满洲人打来，新人布政使竟然找不到布政使衙门办公，只能在位于大西门的私宅里开展工作。后，终于修缮了布政使衙门，并隔出一部分作为贵州学子考试的贡院。
1905年，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后，改贡院为省警署，再更名为“省巡警道”，民国、至本朝沿用，到上世纪90年代末，贵阳市警察局搬到乌当区与市区交界处后，在老贡院和布政使衙门遗址上修建了今天的休闲广场。

贵阳历史轶事系列之一

贵阳历史上最惨烈的十个月

一、奢安之乱的起因

公元1621年是中国明朝的天启元年，天启帝——也就是明熹宗朱由校——于二月三日大婚，说起这位皇帝恐怕知道的不多，说他手下的大太监“九千岁”魏忠贤，知名度就比他皇帝大多了，这也难怪，这位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没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亮点，反而是以木匠活傲视古往今来的帝王。
这位几乎是文盲的皇帝大婚，也不知道东北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有没有给他备下一份大礼？但是，远在西南的永宁（今四川古蔺）宣抚使奢崇明却在九月份为他补送了一份大大的厚礼，这份“礼”直到他归天也没享用完。奢崇明献的是什么样的一份厚礼？两个字可以描述——“造反”。
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爵是从元代开始按地盘大小赐给西南几十个土司的世袭爵位，奢崇明即是永宁的土司，奢氏属于彝族恒部扯勒氏，宣抚使乃四品官阶。奢崇明为何要造反？原来，天启元年，朝廷欲招四川各土司的私人武装——“土兵”与官军一同开赴辽东与后金作战，奢崇明觉得辽东的迁延日久的战事非常有利于他建立一个割据西南的政权，于是在这一年的九月假作听召，派兵两万到重庆集结，顺势攻占了重庆，杀死四川巡抚徐可求，并且包围了成都，建国号“梁”，而且分兵攻陷了合江、泸州、遵义等地，一时间声势浩大。
奢崇明虽然拥有马步兵数万人，但是他知道独不成事，必须将西南各土司都拉下水才能壮大局面，但是他原本不是永宁宣抚使的嫡系承袭人，而是堂兄奢崇周亡故无子他才侥幸继承宣抚使职位的，也就是说在看重血统的土司集团里他的号召力还差了一点，于是他把拉拢的目标投向了他的妹夫安尧臣。安尧臣家的名望可比他大得多，地盘、实力也比他强了不少，他妹夫的家族就是“辖地三千余里、统帅四十八部”的——贵州宣慰使（从三品）安氏。
安氏乃彝族默部德施氏，世居水西，所谓水西是指以大方城（今大方县）为核心贵州西部、西北部，还包括黔中贵阳以及黔西南六盘水的一部分，安氏坐领这一片广大的地区千余年，拥有的部族武装不下十万人。安氏与奢氏世代联姻，安氏若反，绝对是他的最佳盟友。不过，安尧臣已经亡故，儿子安位年纪尚小，政务由奢崇明的妹妹奢社辉代理。
奢崇明在四川刚造反，深明奢氏与安氏关系的朝廷就下旨让安位领军征讨奢崇明。而奢崇明知道朝廷必定会有这一手，不过他不怎么担心妹妹和外甥来攻击自己，因为他早就在安氏内部埋下了一枚棋子，这枚“棋子”名叫安邦彦。
史书上记载：“土同知”安邦彦是年幼的宣慰使安位的叔叔，这是一个不精确的记录，安邦彦实际上只是安位的族叔，并非嫡系至亲，安邦彦的祖上有叫安万铨的，曾因嫡系继承人年幼而得朝廷指派暂代过“贵州宣慰使”一职，为了这事还与嫡系发生过仇杀，朝廷只得将安氏水西领地里的织溪（今织金县）划给安万铨的后人，并让其世袭“土同知”，同知是官名，前面加“土”表示是土司世袭的，乃是四品官阶。也许正是存在着嫡庶争权的怨恨，安邦彦与同样不是嫡系的奢崇明找到了共鸣，两人早就互通声气。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已经观望了局势几个月、态度一直处在不明朗状态下的奢社辉、安位母子终于从贵阳府里的宣慰司衙门启程前往水西去领军，不料路过安邦彦的领地时，安邦彦趁机挟持了安位，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将安氏水西领地内的四十八部加上水外六目（今贵阳、修文一带）的所有武装力量尽握手中，此举无疑就是向朝廷表示水西也反了。一时间四川中、东部、贵州西、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烽火连天，史称“奢安之乱”。
安邦彦的老祖宗济火因为帮助诸葛亮擒获了孟获，而被封为“罗甸王”，安邦彦于是抬出老祖宗这个王号加封了自己，然后在黔西北、黔西南，还有云南东北部完成一系列的攻城夺地，并成功策反了贵阳府东部的另一个大土司水东宋氏的领主宋万化，宋万化率军攻占了龙里卫（今龙里县），就此水西、水东势力合围并隔绝了贵阳府与外界的联系，随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包围与防御的战役打响，其惨烈程度不亚于唐代安史之乱的“睢阳之战”。
二、惨烈的十个月

在奢崇明攻占重庆举起反旗后一个月（即天启元年十月），贵州巡抚李枟接到朝廷发来的离任通知，巡抚一职由右佥事都御史王三善接任。然而王三善还在赴任途中，四川已经告急，巡抚一职由李枟暂代，殊不知正是因为这么一个“暂代”拯救了西南重镇——贵阳府，否则贵阳府是否像元代大德年间那一次战乱一样被迫另迁他地都很难说。
李枟，字长孺，浙江鄞县人（今宁波），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以右佥事都御史职巡抚贵州，来黔已经两年多，所以他比较熟悉西南土司间错综复杂地关系，奢崇明一起事，他便提高了警惕，一边拒绝了织金的安邦彦假惺惺欲带兵伐四川的请求，严防这位居心叵测的土同知效法奢崇明攻占重庆的策略；一边严厉督促观望中的奢社辉和安位出兵，让他们与奢崇明划清界线。同时，会同两院三司（即巡抚、巡按、布政司、按察司、提学司）各部官员积极筹备贵阳府的防御工作，还下了一道通告，让贵阳府城外的居民将存粮统统运入城内储存，此举得到大米两万石，正是他这些有力正确的指挥才使贵阳府能长时间坚守下去。
有鉴于奢社辉和安位首鼠两端的态度，李枟决定以主动出击代替消极防御，调遣贵州总镇张彦芳（驻防铜仁）、都司许成名（驻防贵阳）、黄运清（驻防遵义）等率兵援川。援军大败叛军相继收复遵义等地（那时遵义地区还属于四川管辖）。呆在贵阳府里的奢社辉、安位母子过完春节，看看实在没办法拖延，形式也不利于奢崇明了，这才启程前去水西领军，不料被安邦彦挟持。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初，“罗甸王”安邦彦横扫大半个贵州省，完成对贵阳府的战略包围圈后，他派他的弟弟安邦俊和大将陈其愚领十万大军挥师进逼贵阳府。而此际的贵阳府内，因为抽调兵力援川，全城正规军与紧急征募的民兵加起来不过才七千人。
别看贵阳府内兵力不多但有着防御优势，首先城墙是非常坚固石头城墙（今东门尚存一小段），其次，北门（今喷水池）和南门（今大南门）皆有水关阻隔，即贯城河和南明河，在冷兵器占主导的那个时代，城墙与水关能发挥巨大防御作用；李枟与两院三司各官员还分别领兵驻守在贵阳府的五座城门上，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实行领导责任制，尤其是巡抚李枟督战的北门，早就将三千兵士列阵于城外。
二月七日（旧历），安邦俊的前锋刚刚杀到北门外，即被城外三千明军冲击杀了个落花流水。叛军只得转到防守较弱的东门攻城，提学佥事刘锡铉早已埋伏了数百弓箭手于城垛之后，叛军靠近城墙即招来一阵箭雨的爆射，丢下几百具尸体仓皇退却。
北、东两门首战获得胜利，使贵阳府里的军民倍受鼓舞，“满城绅衿子女”从最初的惊慌恐惧中稳定下来，并在城里开展了一场清除奸细的运动。城内那些平时被冠以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儒生）也自发组织起来，“诸子衿以学道为监军，争脱青青荷兜，怀甲介而驰”，“五六百人被委以五生一组，分五更稽查、督导堡兵守城备战”。
二月八日，敌军攀至西门外一石坡，借助高坡向城内投石，“城上无以御也”。巡按史永安紧急坐镇西城楼，以火枪先杀数敌，再星夜于城上筑“雉楼”，高半倍坡，居高临下实施火枪攻击，迫使叛军放弃高坡。二十二日，叛军又推来三丈高的“厢楼”攻打北门、南门，所谓厢楼就是有遮护板的云梯，可以装载几十人并且能防御弓箭石块。南门的守军于凌晨派出十二个勇士提着油罐缒下城墙，将厢楼焚烧掉。次南门也传出好消息，该城门外的叛军编织了上万个笼子，欲装上土后堆积在城墙前形成斜坡以便攻城，而守军亦是深夜杀出城外，将这些笼子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一连串的胜利，让李枟等官员放松了绷紧的神经，以为贼寇不过如此，早在二月二十日刘锡铉写的《柬张（彦芳）总镇、黄（运清）都司》书信中，他就乐观地说：“自（二月）初七围城贼折败，伎俩已穷。探知彼中，颇亦悔惧，但援兵不至，城中御贼有余，扫贼未能也”，言下之意是恨自己没有多少兵马，否则可以尽灭叛军。
没等他们高兴多久，形式就急转直下，叛军十万人马在贵阳府外的龙洞（今龙洞堡）集结完毕并到城外炫耀武力，守在北门外的那三千明军见到对方旗甲鲜明完全不是想象中流寇的摸样，胆怯地一哄而散，逃回城里来的只有四百五十人，这三千人马本是贵阳府内的主力军，这一溃逃军力大减，可想而知李枟气得差点没吐血，无奈之中，急忙招募了一千五百民兵协助防守北门。
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在遵义获胜的总镇张彦芳、都司黄运清知悉贵阳府被围，即带领两万兵士驰援贵阳府，不料中了安邦彦诱敌深入之计，在龙里卫（今龙里县）被叛军杀得大败，只剩下八千败军于四月初七仓皇逃进贵阳府南城门。
这八千人得以走脱还是因为颇懂兵略的安邦彦故意放脱的，贵阳府顽强的抵抗和缺少大型攻城设备，让安邦彦想出了增加贵阳府里的吃饭的人口以便拖垮贵阳府这招毒计。败军一进贵阳城，叛军就在各处关隘险要设立栅栏、添设守军，完全封闭了贵阳府与外界的联系，败军是贵阳府见到的最后一支援军。后来证明安邦彦这一招阴毒却有效，黄运清的兵将不仅依旧以两万之数领取粮饷，最后还变成了一群禽兽不如的恶魔。
接下来的日子里，贵阳府内的军民饱受煎熬，除了要抵抗叛军的武力进攻外，还要抵抗叛军食物、妇女、钱财的诱惑，他们不知道新任巡抚王三善已经赶到镇远府，并率领一黔东小部分军队急行军了三天到达平越城（今福泉市），在知晓叛军势大后，这个河南老头权衡了一下手里的兵将钱粮，不敢贸然驰援，只能在平越城里翘首期盼朝廷从四川、湖广多抽调援军来，然而朝廷正在为辽东的事情烦着呢，竟然没及时处理他的请求。平越与贵阳府之间区区两百里距离竟然如同雷池，王三善不得前进一步。
五月，贵阳城内就出现了士兵抢劫老百姓粮食的情况，斩杀了几名抢劫兵丁后，抢劫风潮得到暂时控制。六月初，贵阳的存粮已然不多，开始对守军实行限量、减量供给，“每兵粮一仓升，定价一分五厘。日给米五合，兼银七厘五毫，其名曰“银米兼支”。也就是说士兵每日一升大米的定量改成给一半米一半钱，这样可使官仓储备多发一个月。同时，发动城内士绅献纳“事例米”，每捐大米一石，算白银三两，并根据所献数量分别予以贡生名号。城内士绅当然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纷纷踊跃捐米，“得米市斗（大）六百余石，则仓斗（小）千石矣”。
在与叛军打打停停中又挨过去漫长的两个月，八月二十三日，连最后一斗“事例米”也被士兵吃光，城里军民开始大规模外逃，兵丁人数已不足六千。李枟等迫于无奈只得强行向普通百姓派粮，即让士兵去老百姓家里取粮，说好听一点是“取”实际上就是“搜”，可是被困了六个月，老百姓哪还有存粮？百姓的主食早就换成老鼠燕雀、草根树皮，而且这些都已快吃光了，到处都是饿死的人。那些跳下城墙外逃的军民，明知出去也难逃叛军一刀，可城内饿殍遍野的惨样还是让他们宁愿跳下去挨一刀以求速死，城下积尸无数。而黄运清的士兵虚领着钱粮，竟然还包养娼妓、抢劫百姓。
也就在此际，安邦彦向城里提出议和，只要献出贵阳城，可让巡抚和巡按安全离开贵州。议和只是假象，是夜，叛军虚张声势地攻击东、南城门，而主力在内奸引导下从文庙（今喷水池百货大楼后）后爬上了北城墙，幸好巡按史永安巡逻到北城，及时将叛军杀退。
到了九月，城中的饥饿半死的百姓终于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应该发生但的确是最为无奈的惨剧——吃死人。各衙门屡禁不止，然而又怎能制止得了，连衙门的护卫兵士都饿得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进入十月，全城粮食断绝，清理仓库时发现陈米百石，巡抚李枟下令，此惟一粮源只供应北门守军，每人每日不过仅“二合”（相当于300克）。北门守军就是刚开始围城时自愿组织成军的那些“儒生”，现在还活着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二合”米熬点稀粥吊命尚可，开弓搭箭、舞刀弄枪是没这个力气了，每日只能有三个儒生相互搀扶登上城楼瞭望一下敌情而已。
值此最危急时刻，黄运清的“匪兵”变成杀人魔王，他们开始吃活人，城内百姓早已饿毙大半，活着的也无力反抗，这些恶魔不仅自己吃，还拿到市面上去卖，一两白银一斤，甚至时任参政（副省长）的潘润民的一个女儿也被杀掉吃了，其凶残的程度不亚于唐代的黄巢。面对这帮禽兽不如的东西，李枟等已无力制止他们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了。李枟深感到局面失控城池就要陷落，于是“尽焚书籍冠服，预戒家人，急则自尽”，做好了以死尽忠的准备。
十一月的贵阳城如同一座鬼城，白天，遍地遗骸、人迹罕见；夜里，民宅废墟里燃起的大火烧得红光冲天，却没有人有力气救火任其燃尽自灭。守城的军民已不足一千人，主要是官员和一小部分士兵。提学佥事刘锡铉提出将用来逃命的四五十匹战马“可日杀一匹”食用，城之不存，要马还能有什么用？这一提议得到响应，也就靠了这几十匹马，李枟等重要官员得以保命。城外的叛军也许是围城围得都疲惫了，夜晚见到城内火光冲天也不在意，他们要是在这一刻发起进攻，贵阳城根本无力抵御。
十二月七日，奇迹出现了，贵阳城外突然出现了五名骑兵，这五名骑兵沿城奔驰，口中大呼：“新巡抚到了！”
这五名骑兵的呼喊如同惊雷炸地让奄奄待毙的贵阳城惊醒过来，全城尚有一口气在的人皆喜极而涕，被围困了整整十个月后，援军终于到了！
原来迟迟不敢进兵王三善接到朝廷严令督促，又得铜仁乌罗长官（土司）杨明楷率数千精锐土兵助战，遂以拼死之决心兵分两路驰援贵阳府，对外诈称有十万人马。在龙里卫突袭大败水西叛军后，杨明楷又在龙洞（即龙洞堡）用火炮击毙安邦俊。惊疑中的安邦彦也搞不清明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仓皇撤军退回了水西，贵阳府之围遂解。
这场战祸可谓空前惨烈，史书记载，贵阳府中原有军民四十万，解围后存活的只剩下二百人，另一说法是仅存千余人，实际上当时的贵阳城中并没有这么多居民，整个贵州人口都只有百万人，哪会一城尽有其半，现今学者推算当时城内“军民合计应为数万”，这个说法比较靠谱，即便如此，也是贵阳府建城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战祸，称之为灭顶之灾一点也不为过。
《明史》对李枟、史永安、刘锡铉这三位大员的评价都很高，将之与守睢阳城的张巡、许远相媲美，对贵阳府的军民到了“食人炊骨”的境地依旧不生叛心也进行了高度评价，然而这些动动笔头的史官们又怎能体会到十个月来的挣扎在生死边沿的恐惧和饥饿凄惨？还有那些被迫吃自己亲友尸体或者被黄运清的匪兵杀害的普通百姓的血与泪？贵阳城之围是解了，可是战火并没有停息，而是又整整燃烧了七年，短命的天启帝归了天都没看到战火熄灭，一直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才被平息下去。
后有从贵阳城逃生者写诗云：“孤城苦守岁云徂，望断援师泪欲枯。烽火连天云黯惨，僵尸满地血模糊”这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