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金史》与岳飞相关战事的讹传与错谬记述


对中国历史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 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后来，满清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于是“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是通史且为私修外，其余都是断代史，且绝大多数为官修史书。二十四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各朝各代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一朝每一代都会为前朝修史。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也继承下来了。《宋史》、《辽史》、《金史》这三部史书便都是元朝史官为前朝编写的官修正史。

早在蒙元立国之初，金国遗老王鄂等人就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同时王鄂等金国遗老随即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

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元军队攻克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负责留守事宜的元朝大臣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等人说“国可败，而史不可灭”。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南宋灭亡后，元朝朝廷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若以宋朝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会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

由于在正统、义例等问题上，元朝朝野上下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的编撰工作被长期耽搁。一直拖到元顺帝时期，在太平（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元朝政府才最后下定决心编修辽、宋、金三史。而这一次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元朝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丞相脱脱作出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经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奏请，元顺帝下诏修辽、宋、金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等人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显然，修撰辽、宋、金三史的都总裁官都是元朝丞相脱脱（蒙古族），同时不论是《宋史》，还是《金史》和《辽史》，其编写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这与前朝修史有些区别。

《宋史》自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正式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宋史》的主要撰修者除包括张起岩、揭傒斯、李好文等七名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危素、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等23人。显然，《宋史》的编者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和色目人，这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金史》自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开始编写，至正五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辽、金、宋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编者则包括总裁官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揭傒斯、欧阳玄、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人，以及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人。显然，《金史》的编者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和女真人，这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众所周知，古代为前朝编写正史，首先要参照该朝史官的记述及政府所保存的各种文档。当然留存下来的野史、私史、以及其他记载也在参考之列，但如果和官方档案、官修史书不相一致，一般不会采用它们。

宋朝和金国的官修史书在南宋、金国灭亡之后，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史官在为宋朝、金国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笔记、文集等。《宋史》以及《金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

《宋史》便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金史》则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原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的国史、实录，以及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资料。

虽然《宋史》和《金史》的编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但《宋史》的编者以南宋遗民为主，《金史》的编者则以金国遗民为主。同时，辽、金、宋三史的审核权掌握在蒙古史官手中，而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元朝最高统治者手中。

事实上，元朝史官编写辽、宋、金三史，遵循着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

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国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而金国吞灭辽国后，也接收了来自蒙古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官史中原先有不少关于金国与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是却遭到元朝史官的删削。尽管在元朝史官编修的《金史》中，关于金国早期与蒙古各部的战争的记述已涂被抹得相当干净，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大致在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100)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彼方困于蒙古”(《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国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给西夏(《金史》卷134《西夏传》) 。

在金国最有作为的皇帝金世宗统治时期，金国每三年派军队向北大杀一阵，“谓之减丁”，给蒙古各部造成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据《金史》卷6《世宗纪》记载，金国大定七年（1167年），“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大定十年，“参知政事宗叙北巡”；《金史》卷71《宗叙传》记载宗叙“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峻，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金国大将纥石烈志宁；《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国只能消极防御；《金史》卷24《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方修筑边堡和壕堑。以上这些其实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国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南宋使臣楼钥的《北行日录》也反映了金世宗大定九、十年间，金国正在对蒙古用兵，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删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国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而在编修《宋史》时，元朝史官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大肆删削，隐讳了不少蒙古军失利战败的史实。例如，《宋史》卷412《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等地战败的记录，而南宋抗元名将王坚竟然在《宋史》中无传。

很显然，编撰辽、宋、金三史的时候，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篡改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在由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元朝，虽然没有像后世的清朝那样大兴文字狱，但是在文化舆论方面还是存在管制政策的。尤其是在元朝官方主持修订的史书中，蒙古人的管制监督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

此外，谈到《金史》的成书，我们就有必要介绍一下金国文人遗老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收集整理与金国相关文献资料的贡献。

元好问，忻州（今山西秀容）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元好问是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是金末元初北方的文坛盟主。元好问的祖先是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元好问的祖先改姓元。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考中进士。之后，元好问先后担任金国国史院编修、南阳令、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时年49岁的元好问结束了羁系生活。这期间，元好问作为亡国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人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并获得自由。

元好问亲身经历了金国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曾在金国从政十几年，作为金国遗臣的元好问长期关注金国的命运以及金国史迹的保存。在金国败亡前夕，元好问就向金国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于是，元好问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怀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

元好问痛心金国的沦亡，他拒绝在蒙古国做官，以表明自己的金国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心。但为了写金史，元好问却又不得不与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并获得必要的资料。为了完成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为修金史，元好问还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亭子，作为存放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通过多年的奔波收集，元好问积累了与金国君臣相关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元好问还怀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以“中州”为名，即含有缅怀故国和以金国为正统的深意。《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元好问所知道的金国诗人词客、金国两位皇帝、金国王公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还为250多个作者写了小传。《中州集》也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元朝史官所编的《金史》中的《艺文传》就是以元好问的《中州集》为蓝本写成的。

作为金国遗臣的文人元好问一直对金国忠心耿耿，渴望写成一部缅怀故国的史书。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著述，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对元朝史官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整理的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却为元朝史官修辽、宋、金三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元朝史官修《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大量记述直接来源于元好问的著述，《金史》与元好问的关系十分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

在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原金国旧臣），请他保护资助金国遗留下来的54名遗臣儒士，并酌加任用。后来，元好问所举荐的54名金国遗臣儒士大多被元朝政府任用为官，其中就包括同样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王鄂。

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队包围了金国的最后据点——蔡州，遭到顽强抵抗，蒙古军恼羞成怒，攻下蔡州后即开始屠城。但是，蒙古军统帅张柔（汉人降将）发现原金国状元——王鄂也在被俘者之列，张柔马上救下了他，从此，王鄂便成了张柔的座上客，他们二人都间接地为《金史》的编著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辽国相比，金国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金国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期，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国国都由中都（今北京）迁往汴京（今开封），金国史官编写的大量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参与了攻汴战斗的蒙古军大将张柔（汉人降将）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张柔却来到金国史馆，将金国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被献之于蒙古朝廷，从而为元朝史官编写《金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后，金国遗老王鄂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为元初朝廷上下的文字制作及各项典章制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鄂向忽必烈建议，设立史馆，并且纂修辽、金二史。

元朝建立后，金国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编写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还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金国卫绍王朝没有实录，在金国灭亡之后，王鄂收集并整理出相关的材料，而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卫绍王本纪》其实就直接来源于金国遗老王鄂的著述；金国迁都蔡州之后，官史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金国的亡国过程记录下来。

事实上，同那些与辽国相关资料比起来，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要多得多，而且很完整。同时，很多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文人们曾经得到元朝官方的重视，而且他们十分注意搜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金国遗老文人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就收集整理了很多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被元朝史官大量照搬照抄。

元朝末年修《金史》，实际上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整理。元朝史官修《金史》，既有金国的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金国遗老王鄂等人的搜集、补充，还有刘祁、元好问等金国文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元朝史官编写《金史》的参考资料比编写《辽史》的参考资料要丰富全面得多。同时，与金国相关的那些资料又经过金国遗民文人的加工整理，故《金史》编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编者面对一大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元人之于此书（《金史》），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谈过了《金史》的史料来源，下面再谈谈《宋史》的史料来源。宋朝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丰富，官方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宋代官方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

宋代的为数众多的大量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政府在为宋朝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关于宋朝的野史、笔记、文集等。

《宋史》便是在以上众多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元朝所修的《宋史》主要依据宋代的哪一类史料呢？

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原宋代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原宋代国史为主干的。

史学家普遍认为，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除了以宋朝《国史》为编写依据之外，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还广泛采纳了《宋实录》等宋朝官方文献中的史料。

《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而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加上在记载宋朝历史的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

但与《金史》相比，《宋史》缺少前期整理，后期的编写时间又相当仓促，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宋史》成书于元朝末年，当时时局动荡不安，编写《宋史》的那群元朝史官面对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宋代原始史料，为了尽快交差，不得不匆匆急就。对于极为丰富的宋代史料，编写《宋史》的元朝史官并没有认真加工、整理，也没有时间去修订、辨析，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直接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资料拼凑成书，致使《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之处较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宋史》却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的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其中原封不动地照抄保留了宋朝时期的很多原始史料，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却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四库总目提要》也指出“盖其书（指元朝所修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还说“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事实上，尽管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宋、金两国官史中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但是在对待宋金两国以及《宋史》、《金史》中与宋金战事相关的描述上，元朝史官的态度却是中立的，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宋史》总体上保留了宋朝史官的记述，《金史》也基本保留了金国史官以及金国遗老文人的描述，只要其中所载不直接牵涉到蒙古人，则包括元朝丞相脱脱在内的蒙元史官就不会干涉，而元朝史官更多的则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上来评判宋金两国之间的纷争。同时，在保留宋朝史官记载和金国史官记述的同时，在人物传记的结尾还加入了作为局外人的元朝史官的客观评判。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元朝中央政府组织史官编撰的官修正史，关于宋金战事的不少记载，《宋史》和《金史》却存在明显差异。

很显然，《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而《宋史》则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但是，某些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居然在根本就不了解《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来源的情况下，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在网上散布谣言，胡说什么《金史》也“较为倾向宋朝”！

为了戳穿“无知小丑”先生的无耻谎言，下面就看看《金史》中的某些记载：

《金史》卷3《太宗本纪》记载：『（天会四年）春正月辛巳，宋上誓书、地图，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 原文意为：金国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宋朝皇帝（宋钦宗）给金国皇帝送上誓书、地图，大宋皇帝自称为金国皇帝的侄儿，尊称大金皇帝为伯父。——这些关于宋朝皇帝的屈辱记载只能在《金史》中见得到，在《宋史》中是见不到的。

《金史》卷3《太宗本纪》记载：『（天会五年）二月丙寅，诏降宋二帝为庶人。』『（天会六年）八月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 原文意为：金国天会五年（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国皇帝下诏废黜宋徽宗、宋钦宗，将二帝贬为平民。金国天会六年（1128年）八月，金人命令宋徽宗、宋钦宗穿上白色素衣，然后把他们押解到金国的乾元殿，去拜见金国皇帝。金国皇帝于是下令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这些关于宋朝皇帝的屈辱的记录同样只能在《金史》中见到，在《宋史》中是见不到的。宋人著述将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俘虏之事，委婉地称为“二帝北狩”，也就是说二帝到北方打猎去了！

《金史》卷77《宗弼传》记载：『皇统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宋主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其表曰：「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宗弼进拜太傅。乃遣左宣徽使刘筈使宋，以衮冕圭宝佩璲玉册册康王为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籓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所谓的金国皇统二年就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这一年，南宋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上面所列的就是宋高宗赵构向金国称臣纳贡割地的《进誓表》以及金国皇帝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帝的任命诏书。

宋高宗赵构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中厚颜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现在承蒙大金皇帝的恩造，允许您的臣子赵构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国皇帝）生辰并正旦，臣子赵构一定派遣使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即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缴纳。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臣子赵构现在献上了这份《进誓表》，希望上国尽早降下册封我赵构的诏书！”

随后，金国再册封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册康王为宋帝』，从而完成了宋高宗赵构当金国臣仆的交接手续。这些关于南宋皇帝的屈辱记载与《进誓表》，在《宋史》是绝对找不到原文的，只能去查看《金史》的记述。

此外，《金史》中将金军对宋朝的侵略称作“讨伐”，而《宋史》则称之为“金人侵犯”。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通过武力来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更不理睬南宋小朝廷的曲膝求和请求，他们蔑称宋高宗赵构为康王赵构。这在《金史》的记述得到明显体现，而《宋史》则尊称宋高宗赵构为“上”，或“帝”。

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其实根本就没有看过《金史》，所以它不知道《金史》不仅保留了金国遗老文人的观点，而且还保留了关于宋朝的屈辱记载，所以它只会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胡说什么《金史》也“较为倾向宋朝”！

很显然，当代的某些不学无术的空头“砖家”其实多是些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它们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他们所做的就是，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不遗余力地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想方设法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

事实上，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其实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颠倒错乱、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问题。此外，《金史》本纪与列传之间、列传与列传之间的记载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抵牾之处，等等。

清朝学者施国祁花了20多年时间，仔细研读《金史》十几遍，并与其他相关历史文献互相参校，写成《金史详校》10卷，订正了《金史》中的不少史实错误，施国祁经过“辨体裁，考事实，订字句”，共发现《金史》中的错讹不实、颠倒混乱的记述约有四千多条！

由于《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出自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其中的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遗老文人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同时，金国遗老文人文笔老练，心系故国，他们为金国皇帝、王公大臣歌功颂德的写法在《金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故《金史》不乏讳败扬胜之记载。

此外，元人修《金史》时带着偏见引用原始资料。编写《金史》的那些元朝史官几乎不加考证地大量照搬照抄金国官史和金国遗老文人的著述，而对于某些熟悉金国情况的宋人以及某些投靠南宋的金国学者的著述，则既不引用，也不加以参考比对。

元人修《金史》时曾说“凡《丛言》、《松漠纪闻》、张隶《金国志》等书皆无足取”，此语其实包含很多偏见和片面性。事实上，元人所谓“无足取”的那些文献资料其实具有相当高的原始史料价值。例如，南宋使臣洪皓出使金国时被金国扣留，在金国呆了十五年，《松漠纪闻》就是洪皓根据他自己在金国十五年的所见所闻著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国的历史、政治风俗人情以及很多历史事件，翔实可信，《金史》编者却一概无视。再如张隶原为金国人，宋孝宗年间，张隶归宋，张隶长期生活在金国，对金国的历史、地理、军事等各种情况十分熟悉，张隶的《金国志》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但是编写《金史》的那些元朝史官却带着偏见，完全无视张隶的《金国志》。这些肯定会造成《金史》取材的片面性，进而降低《金史》记述的客观性，影响《金史》的可信度。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史》之中不乏美化金国统治者、为尊者讳、歌功颂德之处，也不乏为金国军队讳败扬胜之处。

史学家早已指出，《金史》列传刻意地去给那些打了败仗的金国将帅避讳，以致《金史》的列传与列传之间的记载经常出现彼此矛盾抵牾。例如，金国末年，金宣宗再次发动侵宋战争，任命牙吾塔为金军统帅，《金史》中的《牙吾塔传》叙述牙吾塔战功卓著、所向无敌，但是《金史》中的《冯璧传》却记载宋军坚壁不出，牙吾塔“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由此可知《金史》中的牙吾塔本传故意掩饰金军统帅牙吾塔的败绩，欲盖弥彰。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那场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金史》卷77《宗弼传》避而不提金国军队统帅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轻描淡写地将那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实的记录描述。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之一)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论述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赵翼指出：要了解宋金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全面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根据《宋史》中的大量记载可知，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破坏和议，率兵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打败。接着，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但是《《金史》卷77《宗弼传》却避而不提金国军队吃了败仗，只说『（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短短几句话就轻描淡写地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多月的一场全面战争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关于公元1140年的那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宋金全面战争，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一节中考证如下：『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地，《金史》本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金史 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 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金史 阿鲁补传》谓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 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扣留，“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军的老巢，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岳飞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卷77《宗弼传》中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卷365《岳飞传》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卷365《岳飞传》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可以看出，因为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的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

很显然，《金史》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事实上，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北方的很多抗金义军都接受岳飞的节制，北方抗金义军和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正规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及《<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此外，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军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多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战报。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金国占领区内的农民起义军或其他各路宋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经常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 进而以邀功请赏。

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但是，当代的某些不学无术的“砖家”们却道听途说，胡说什么“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

当代的某些不学无术的“砖家”们所谓“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其实是金军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却张冠李戴、草木皆兵，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

《金史》中所谓的“岳飞打败仗”的记载共有5处。其中，《金史》卷81《王伯龙传》的记载发生在岳飞独立成军之前，当时岳飞只是偏将，没有独立指挥权；《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的记载则是金军侦查小分队袭击宋军的运粮队（大多是民夫）；至于《金史》卷66《宗秀传》、《金史》卷68《阿鲁补传》、《金史》卷84《完颜昂传》中关于岳飞的描述，则完全是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讹传与错误记载！

下面逐个加以澄清：

《金史》卷81《王伯龙传》中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这件事情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岳飞当时还没有独立成军，只是宋军统帅杜充手下的一名普通的统制（大约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团长）。岳飞当时只是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对整个战役没有独立指挥权，而只能听从上司的指挥。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 很显然，根据《宋史》卷365《岳飞传》的记载可知，“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岳飞当时只是一员偏将，并非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这场战役的失败并不是岳飞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致使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而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况且当时岳飞还只是偏将，还没有独立成军，在战场上要听从主将指挥，所部实力还不壮大，面对金军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在宋军诸将皆溃的情况下，岳飞一支孤军还能坚持在奋战之后整军撤出战场，之后全军退守钟山，这些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岳飞所部的损失并不大，士气未散。

事情的详细经过其实是这样的：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当得到金兵渡江的紧急战报之时，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手下尚有六万兵力，杜充慌忙命令都统制陈淬率领统制岳飞、戚方、刘立、路尚、刘纲等十七员部将，统兵两万赶往马家渡迎战，又命王燮指挥一万三千兵马策应。

金军有二十艘大舰船，每次可载一千人渡江。待陈淬率军抵达马家渡时，金将鹘卢补、当海、迪虎的部队都已渡江，金国军队兵势甚盛。陈淬所统率的二万原东京留守司军也保留了宗泽统兵时的战斗作风，勇敢地与金军搏战。岳飞所率的右军更是争先奋击，同金国汉军万夫长王伯龙部对阵厮杀。当时其它各路宋军与金兵交锋时往往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惟独原东京留守司军还是继承了能打硬仗的传统，居然与金国主力部队激战了十多个回合，也未分胜负。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不料宋军大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于是得以乘机击溃宋军。北宋亡国时，陈淬的妻儿八人被金军杀害。国恨家仇，使陈淬义无反顾。陈淬兵穷势尽，仍不后退，他大骂金人，显利刃搠胸，至死神色不变。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各路宋军“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孤军奋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将士们都感泣起来，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岳飞抗战到底。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岳家军，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

建炎四年(1130年)，宜兴百姓感激岳飞的恩德，他们主动出资为时年28岁的爱国将领岳飞建造了生祠。宜兴（今江苏宜兴）的岳飞生祠有八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历史上人们为岳飞建造的第一座祠庙。

宜兴百姓自发地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其中的天眷二年，应为天眷三年之误。金国天眷二年（即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正式达成第一次绍兴和议，那一年金人将河南地归还南宋，宋金之间相安无事，并没有发生战争。《金史》的年代时常误载，例如《金史》卷81《王伯龙传》把王伯龙从元帅府复河南等事迹都记录在天眷元年（1138年）之下。天眷二年（1139年），南宋朝廷正忙于议和，岳飞所部当时奉命驻扎于江汉沿岸，被朝廷严令禁止北上，显然不可能与金军发生遭遇战。所以，仆散浑坦率领金军侦查小分队攻击宋军的护粮饷队之事，显然是发生在天眷三年（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大战的过程中。

这虽然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深入”宋军腹地侦察，败宋护粮饷军，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面。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和朱仙镇之南。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当时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也就印证《宋史》卷365《岳飞传》中关于岳飞所部向北挺进到朱仙镇的记载。

这支700人的队伍或许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问题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一定是岳家军的士兵吗？岳家军本来兵力就并不多，那时候参与北伐的不到十万，还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诸多战略要地，而金军的主力就在前面不远处，岳飞难道不知道集中兵力与金军决战吗？运粮食这种活，难道不会交给地方部队或当地民夫承担一下吗？按照宋朝的传统，宋军跟西夏、金国作战，哪次出兵不是征发大量民夫运输给养的？以宋金富平之战为例，宋军后面就跟着几万运粮的民夫。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来，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很多中原百姓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别说九百年前了，就算当年解放战争也是一样，陈毅元帅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些什么人在推这些独轮小车，看过《大决战——淮海战役》的人不可能没印象吧！

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浑坦“深入觇伺”，说明已经深入宋军战线后方相当远，这里应该是宋军觉得安全的区域，不必派出重兵保护。被金军袭击的这700人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民夫，古代任何军队押运粮草的都是身负重任，如果随便丢失粮草，那是要军法从事的。

仆散浑坦“多所俘获”，应该杀伤不多，否则就是“多所斩获”，这700人如果都是宋兵，没有很大伤亡就都跑了，那回营以后如何向上级交差？60个金兵如果真的碰上700个宋兵，别说岳家军了，普通宋军都能吃定他们，还用跑？再说了，如果700人都是士兵，那谁是民夫？谁在推车运粮？侦察兵个个脑子都是鬼灵精，仆散浑坦带领的这60人金军侦查小分队的怎么可能是老实人？记功劳时，他们当然不可能明确写出遭遇的是为宋军运粮的700民夫，而不是700宋兵。

包括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教授陶晋生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曾指出：《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却多是讹传与错误描述，往往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

例如，《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但在岳飞北伐时，岳家军从来就没有到过宿州（今安徽宿州）、亳州（今安徽亳州）以及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一带，那些地方属于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当时，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金军却张冠李戴，误把对方当成了岳家军。

《金史》卷66《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但是当时在宿州、亳州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所部，而不是岳飞的军队。《金史》的这段记载显然是误把张俊军当成岳飞军。

而在其他各种史书中，更找不到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作战，又何来“击败”之说呢？《金史》卷66《宗秀传》的这段记载其实是张冠李戴，显然有误。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军，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很快就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虚假情报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记载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绍兴十年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

《金史》卷68《阿鲁补传》记载：“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

《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在那里大败而逃，根本就没能攻占颖州。

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阿鲁补、宗秀之流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原先早已被免职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又被南宋朝廷授予了一个头衔，并带着一点散兵闲人呆在后方，刘光世向来畏惧金军，一听说金军来犯，他就拼命逃跑，他几乎从来都没有与金兵打过仗，更谈不上去“袭取许、颖、陈”。《金史》却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再者，须知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军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

如果在金军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正史传记《宗弼传》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英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如此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很显然，《金史》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载避重就轻、讳败扬胜、欲盖弥彰，当时战事大致应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金史》的这段描述中，“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显然，就当时形势来看，阿鲁补并不认同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集中兵力以进行主力决战的行为，而是要对付来犯者。来犯者其实正是刚刚夺取宿、毫两州的张俊和王德所部，而决不是岳飞所部。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张俊、王德所部奉诏主动撤退，阿鲁补趁机收复亳、宿等州，然后，阿鲁补他居然因此事而被《金史》称赞为“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金国将领阿鲁补违反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作战计划，不去东京汴梁会师，却去接收宋军主动让出的亳州、宿州等几座城池，居然是“功最”，功劳最大！试问《金史》如此评价阿鲁补，欲置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何地？

故根据《金史》卷68《阿鲁补传》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间接推知当时真正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军主力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战绩可以拿出来炫耀，否则《金史》作者就不会说什么“河南平，阿鲁补功最”了！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讹传与错载，不经分析推理就断章取义地说什么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至于《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不仅错漏百出，而且十分荒唐可笑！

《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记述的战事发生在天眷二年夏天，金国天眷二年即公元1139年，也即南宋绍兴九年。然而，事实上，公元1139年，宋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正式达成，在这一年中，宋金两国之间相安无事，双方根本就没有发生战争。

根据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一书《宋金二史传闻之误》一节的考证，《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载之事其实有误。

赵翼一针见血地指出『按是年（指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指金国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岳飞)在京西，复蔡、颖、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金史》所说的那个东平府(即郓州），在今山东境内，府治即今山东东平县，离黄河和泰山都很近。南宋假如要取山东，定然是要出动驻扎在离山东不远的楚州的韩世忠所部，或者是调集附近的张俊所部，而不可能去调动驻地远离山东的岳飞所部。

须知从山东境内黄河附近的东平府到岳家军在长江沿岸的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有将两千多里的路途，这中间还隔着张俊等其他宋将的防区。东平府远离岳家军的驻地，根本就不在岳家军的攻击范围。

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距离岳家军的驻地以及岳飞北伐的主战场也很远。

东平和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其他宋将所部的攻击范围，距离岳飞所部的防区很远。

即使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岳飞率军北伐时也只是在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主要在今河南境内）与金国军队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以来则从来都没有与金国军队在山东境内打仗，更不曾踏入东平一步，也未曾去过邳州，根本就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一带与金军作战。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谓的“（天眷二年）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说法更离谱得过分，其中所谓“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的说法同样既离谱又荒唐。

岳家军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左右，绍兴十年北伐时还是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的众多要地。即便如郾城之战这样的大会战，在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以及近十万后续部队决战时，岳飞所能动用的岳家军兵力也不过是一万几千人而已，并且在这种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式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击败金国军队的主力。

相比宋朝故都东京汴梁（今开封）而言，东平和邳州不仅离中原主战场更远，而且战略地位相对较为低下。在东京汴梁还没有被收复，金军主力部队还没有被完全逐出中原之前，岳家军怎么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人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线去接连袭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彼此相距甚远且战略地位低下的城池？而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名将岳飞又怎会做出如此低级荒唐的决定？

在公元1140年的宋金战事中，韩世忠所部以及张俊所部曾经在离东平和邳州不远的地方与金兵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成军以来，却从未曾去过东平和邳州，也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附近与金兵作战。即使岳家军要攻东平和邳州，也必然是在收复东京汴梁，将金兵尽数逐出中原腹地之后，才有可能调遣部分兵力去攻此远离中原主战场的两座小城。反过来说，假如东平之战属实，那么当时河南一带，必然已经完全被岳家军收复了，而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很显然，岳飞不可能也不会调集十万大军去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战略地位不高的城池东平和邳州。岳家军根本不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国主力军队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区和战场，跑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和非主力的几千金军作战，更不可能被金军的几千非主力部队和一个自吹自擂却其名不扬的金国将领击败。

还有，根据《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那位“岳飞”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将领，而其指挥十万大军却到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战术更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名将之所为。“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那支“岳家军”战斗力如此之低下、表现如此之差劲，竟然只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打游击战，还没有正面交锋就被金军虚张声势吓退，这根本就不像一支正规军，更谈不上什么能征善战。这些显然与后世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以及岳飞『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的记载不符。

这位完颜昂(奔睹）先生显然是把山东本地反抗金国统治的各路农民起义军当作岳家军，在虚张声势吓退农民起义军之后，夸夸其谈、自吹自擂，此等谎言，明眼人一看就知。当然，也可能是攻东平的各路农民起义军知道岳家军的声威，所以打着“岳”字旗号来吓唬金兵，结果却没有从完颜昂先生那里占到便宜。

事实上，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行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很多忠义民兵，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人。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在宋史泰斗邓广铭所著的《岳飞传》中对《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东平和邳州一带的战事有着客观详细的描述：
【岳飞一直在把“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实际运用着。而在岳家军与河北忠义民兵的联系工作方面，最活跃也最起作用的几个人物，则是李宝、梁兴、孟邦杰等。
李宝是山东乘氏县（今山东荷泽）人，在少年时候就好抱打不平、见义勇为，因而被乡人称为泼李三。金军占领了山东地区之后，李宝聚集了三千名壮丁，要去杀害金朝委派的濮州知州，所谋未能成功，他遂脱身南下。
绍兴七年李宝在南宋行朝与岳飞相见，表示愿意加入岳飞的部队当中，嗣即随从岳飞同回鄂州。岳飞把李宝编入骑兵当中充当一个小头目，李宝却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视。李宝在暗中计议仍要潜回山东，去发动那里的忠义民兵，起而反抗金国的统治。
李宝在岳家军中联络了四十余人，要一同渡江北逃。刚商定出发日期，不料就被岳飞察觉，要把他们一齐禁锢起来。李宝出而自首，并说明了他要去敌占区立功报国的意图。这不但得到岳飞的谅解，而且深为岳飞所赞赏。岳飞授予李宝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李宝和他所联络过的部分人员，一同返回山东。这班人返回山东之后，又分头联系了八九百当地的忠义民兵，作为在敌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骨干，再分别到各地去串联所有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人民。
正是由于李宝等大批人员的策动，在绍兴九年（1139年）内，虽然是在宋、金“和议”订立之初，而在新旧黄河之间的山东地区，特别是从郓州到徐州这一带地方，涌现出大量的不愿做金国顺民的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南侵金军以打击。
郓州（即《金史》中的东平府）地处梁山泊旁，是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金朝在天眷元年（ 1138 ）委派完颜奔睹为东平府尹，去镇守这一区域。到第二年夏，有一支打着岳家军旗帜的忠义农民军，约计可达十来万人，前来攻打东平府城。
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手下的金军人马不过五千上下，仓促出战，惊慌异常。因为正是桑拓方茂季节，金军便在树林内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完颜奔睹本人则率领精兵出而应战。双方众寡之势虽极悬殊，然而这支号称岳家军的农民军却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曾作过战，指挥调度也全很紊乱。在相持几天之后，“岳家军”既未能把府城攻下，也未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便又全军转移，去围攻邳州（今江苏邳州）城了。
忠义农民军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邳州城内西南角有一道深沟。当包围了邳州城后，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忠义民兵即着手在城外挖掘地道，使与城内深沟相通，以便从这一渠道攻入城中。驻守邳州的金军只有一千多人，他们也料想到攻城民兵可能要穴地而入，便急忙把城西南角的深沟填平，并急忙派人到东平府去请求救兵。在地道迟迟挖不通，东平府的金兵又已开到之后，这支攻城的忠义农民军就从邳州撤退，而且大部分又都转回到各自的本乡本业去了。】

看看真相吧！原来完颜昂先生把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事迹吹嘘成大功一件，并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地把被他血腥镇压的农民起义军当作岳飞的军队来向上报功，进而在《金史》中留下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大笑话。

《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的“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的记载显然是个荒诞不经的大笑话！而《金史》作者张冠李戴、一错再错的描述更是荒诞不经，看不到任何严谨的治史作风！

《金史》的这些漏洞百出的失实记述，显然是金国将领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结果，只要稍加考证推究，即可戳穿。但是某些其实对史实一知半解的所谓的“砖家学者”居然不加考证地借这些荒唐的记载来贬低岳飞和岳家军，这实在是孤陋寡闻、无知无耻。

事实上，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及本人旧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军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多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战报。同时，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金国占领区内的农民起义军或其他各路宋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经常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进而以邀功请赏。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至于网上那些居心叵测的丑类，更不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而是肆意歪曲史实，故意断章取义地歪曲史书的某些记述，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

当代丑类们的目的是不择手段地去给岳飞“抹黑”！而他们唯一的招数，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把谬论喷一万遍就是真理。

为了给岳飞“抹黑”，当代丑类们可以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强词夺理，他们挖空心思地拼凑了一些对岳飞不利的材料并无限放大，却从来都不考证这些材料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当然，丑类们还会回避以致掩盖他们拼凑的材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当代丑类们还会从某些具体的记述中提取只言片语，再将这些只言片语与前后文脱离，将某一事件与当时的情景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脱离,进而引申出一些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谬论。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多是谬误失实的描述，往往张冠李戴、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当代丑类们却最爱拿这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来大做文章、借题发挥，进而诬蔑贬损岳飞。

当代丑类们不择手段、数典忘祖、欺世盗名的行径何其无耻卑鄙，当代丑类们蛊惑人心、颠倒黑白、动摇民族精神的险恶用心何其阴险歹毒！

把所有的民族英雄都抹黑，让中国人无所信仰，这其实是想从精神上摧毁中国！

不学无术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故意用《金史》中关于岳飞的谬误和失实记载来污蔑贬低岳飞，“无知小丑”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当代丑类。

某个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继续在它那篇错漏百出的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结尾信口雌黄，胡说什么“元朝时期，汉族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汉唐以来积累的自信心大失，而越是没有自信的人越是需要自大的幻想，所以需要歌颂岳飞的功绩以鼓舞士气”，但是事实上，这只适用于民间戏曲小说，而不适用于古代史学家的大部分史学著作。

比如，像演义小说《杨家将演义》中虚构了大量并不存在的人物，还虚构了“十二寡妇破阵”“穆桂英挂帅并大败辽军”等许多并不存在的事件。创作于元末明初的演义小说《水浒传》虚构了许多情节，例如，描写梁山好汉被北宋朝廷招安，然后宋江率领一百单八将平等方腊割据政权，接着北上进攻辽国，大败辽军，迫使辽国与北宋讲和（120回的那个版本）！然而，事实上，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很早就被宋朝官军武力平定，而不是被招安，更谈不上去替朝廷征讨方腊、击败辽军！而方腊起义也是被宋朝官军镇压下去的，韩世忠、刘光世等人还在平定方腊的战斗中立功！而北宋联合金国攻辽，宋军一败涂地，最后是金军灭掉辽国。

再比如，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清朝人却通过演义小说捏造出岳飞的“愚忠”形象。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是清朝人钱彩编写的，其中虚实兼有，真假掺杂，其中还有很多作者强加进去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正是此书捏造出了岳飞“愚忠”的虚假形象。随着演义小说《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曾是历史上抗击外侮的爱国英雄典型的岳飞也被“改造”成了“愚忠”的人物。

演义小说《说岳全传》还虚构了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大量情节，比如，秦桧夫妇暴死、高宗驾崩，孝宗即位为岳飞平反昭雪，岳雷挂帅抵抗金兀术的新入侵，岳家小将全歼金兵，生擒金兀术，金兀术当场气死，牛皋当场笑死。结末是忠臣皆得封赠，岳飞之灵由佛爷启迪顿悟因果，遂复为佛顶大鹏。

但事实上，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朝中主和的臣僚们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在这种背景下，宋孝宗给岳飞的昭雪也是有限度的。宋孝宗对岳飞冤案虽已基本平反，但并不彻底。宋孝宗对受岳飞冤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岳飞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糊、避讳的态度。而对岳飞的褒奖和尊崇也打了折扣。

至于“岳雷挂帅”“岳家小将全歼金兵”“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等说法其实纯属民间的美好想象。事实上，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的几个儿子仅仅只当了小官，并没有受到重用，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谈！

演义小说中的“金兀术”的原型其实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但他其实并不姓“金”，并且他也不是因为在战场上被牛皋骑在背上而“气死”的，他是老病而死的。而历史上真实岳家军将领牛皋也并非是在战场上“笑死”的，而是被秦桧的党羽田师中毒死的。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金国最后被蒙古与南宋的联军灭亡，当时，岳飞的儿子早已不在人世。

很显然，民间传说、演义小说中的说法，与史书中的记载大相径庭，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民间传说、演义小说只是一种文学作品，其中中的很多说法，其实都是虚构出来的美好想象，虽然有很多夸张荒诞的成分，但是寄托了民众的感情。而古代史家的史学专著却是要尽量客观、如实的记述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但是，居心叵测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把民间传说、演义小说中夸张荒诞的写法，与古代史家的史书并列，把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进而混淆视听，蛊惑人心！

综上可知，“无知小丑”先生完全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并且它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它所做的其实就是，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想方设法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

下面再谈谈古代史学家的治史态度极其可贵精神：

在古代中国，史官制度是仅有的几种可以对皇权进行制约的力量。古人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自序》中引述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讲了两则古代史官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返回继续执政。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个故事就是“董狐直笔”的由来，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赵盾确实有点冤枉。但从董狐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代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赵盾尊重这种不为当权者所左右的史官，故董狐能够直笔而安然无恙，还得到千古名声。然而，要想秉笔直书，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国大臣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庄公，齐国史官也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恼羞成怒，将他杀害。而史官之弟照样续记，崔杼又杀其弟。史官的另一个弟弟不畏强暴，继续据实记录。大权在握的崔杼也终于束手无策。这就是直笔写历史的结果，齐国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历史的真实，其自身也为后人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太史公才会把项羽写得那么悲壮，描写刘邦却多少有点市井流氓相，并不因他是当今皇上的老祖宗而有所避讳。

古代史官的地位可说是相当独立的，不但独立，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而且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这也是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重要制度，——因为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

而古代历史上的圣君、皇帝，大凡都是尊重制度，尊守这种史家行规的(清朝的“圣君”除外，因为他们的“圣名”主要是通过涂抹历史得来的）。汉朝最著名的皇帝汉武帝就没有看过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的态度。

在唐代也有这样的例子，讲的是唐太宗，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一个比较自恋的家伙）。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年（６３９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自然古代历史上为直笔而使脑袋搬家的也不少见,但这些多见于胡朝。前赵昭武皇帝（匈奴人）时，公师就因写国史而被杀；北魏道武皇帝（鲜卑人）时候，崔浩也因为写国史被杀。

总的来说，汉族皇帝大都还是尊重这种史家行规的。当今有些人认为宋朝百姓为秦侩塑跪像，是受到了皇权的左右，这是他们不了解古代历史相对于皇权独立的地位。这种制度一真到了明代还是被遵守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许明朝皇帝荒诞事迹，虽然有满清夸大诋毁之处，但也都是明代史官秉直记载下来的。

只可惜到了清朝，中国历史上最为无耻的现象出现了，满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大规模地销毁并篡改各种史书。中国人秉直书写历史的态度也为之一变，这种习气一直流毒至今。反而是不了解情况的今人，误以为古人编写历史的态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历史是走了弯路，从一开始就缺少了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但是却远非没有正气、骨髓和传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其实就是中国人最优秀的传统。

很显然，排除不经常出现的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中国古代，包括史官在内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是比较严谨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秉笔直书，如实地记述各种历史事件。

古代史家完全不同于当代某些企图通过“标新立异”来提升“知名度”的丧尽天良的无耻“专家”文人们！更不是那个不学无术而又寡廉鲜耻的“无知小丑”先生所能真正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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