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和议之后，宋金和平维持了多久？秦桧和赵构怎样给南宋“休养生息”？

（一）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宋金实力对比的变化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国力和军力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建炎四年（1130年）金军被迫从江南撤军，随后的几年间，经过南宋朝野上下齐心协力的经营与努力，南宋辖区的社会经济逐渐从动荡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恢复发展阶段。绍兴初年（1131年~1137年），在南宋前期的中兴名臣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执政期间，南宋朝廷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稳定形势、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改革税制、广开利源。这其中以南宋名相吕颐浩进行的财政改革和经济改革，成效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通过南宋初年的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的励精图治，南宋方面的形势日渐好转，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南宋的国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为宋金对峙以及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外，南宋初年，为了稳定内部、巩固后方，解除宋军的后顾之忧，宋将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各路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南宋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在此期间，好几支新的宋军（包括威名远扬的岳家军）在战场逐渐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平定内乱、抗击外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宁稳定，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南宋前期，因为南宋朝廷在江南重建不久，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以及南宋朝廷重建政权的需要，在抗金斗争中，涌现了一批杰出将帅（其中最杰出的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一些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下层年青将领也得以发挥才能，逐渐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帅。

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其中以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实力最强、威名最著.

南宋初年，爱国将领岳飞一手带出的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万人。此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四年（ 1134 年）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时，岳家军兵力已增至三万五千多人。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幺割据政权之后，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兵力由四万增加到十万左右。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各路宋军加起来约有四十多万的兵力。

南宋初年的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绍兴六年（1136年年）七月至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岳家军出奇制胜，兵进伊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到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有统制官22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尤其重要的是，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精锐骑兵，而且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和战斗磨练，岳家军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都是一流的。岳家军将士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之前，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而且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最强大。

从绍兴五年（1135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岳飞和吴玠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实力最强的军队，兵力逐渐增长，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弓弩，军队整体素质日渐提高，而且岳家军还拥有南宋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骑兵部队。

很显然，从总体上看，在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前，宋军的整体实力已经空前壮大！虽然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发展不平衡、参差不起，但是整体实力仍然较北宋末年有很大提高，有了与金军对抗的军事资本。

南宋初年，为了备战，宋军各路将帅都注重建设稳固的后方战略基地，其中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人取得的成就最大。

韩世忠奉命率精兵驻扎在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负责把淮东一带打造成稳固的军事基地。吴玠兄弟长期驻守四川，加固边防关隘，招兵买马，将四川一带打造成了重要的抗金堡垒。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便以襄汉六郡为战略基地，以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军事大本营，开始了战略基地的建设。襄阳六郡，西邻川陕，东接两淮，南屏长江中游，北连开封、洛阳。至于鄂州，更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岳飞认识到：“襄阳六郡，地为险要，回复中原，此为基本”。

岳飞在襄汉六郡设官分兵，屯扎要害。克服襄阳六郡之后，岳飞即“权行差官，葺治州事”，选拔有才能的文武官员扶绥治理。分出部分兵力屯驻各州要害。同时，命令这些州郡官员在收复地区整治城壁楼橹，修葺城防设施，加强守备力量。岳飞还施行仁政，招民归业，恢复发展生产。岳飞下令在在襄汉六郡实行优惠政策，借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复业农民，免除老百姓三年赋税，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债务，要求州县官员“用心召集流亡，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宽恤刑禁”。 岳飞接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用了几年时间，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把襄汉六郡建设成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和跳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兵作战，后勤补给的充足与否，是一个关乎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南宋初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并确保宋军的粮草后勤安全，各路宋军在各自的驻扎地开展屯田，在休战期间，派专人负责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增加了军队收入，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为后续战争准备了充足的粮草。

南宋初年，各路宋军还大兴营田，储备粮饷，宋军积蓄了充足的粮草，宋军后勤供应得到显著改善

绍兴四年（1134年），在岳家军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就上奏说：“襄阳、随、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营田之法，其利为厚。然即今将已七月，未能耕垦，来年入春，即可措画。”在中国古代，用百姓耕垦官府荒田，谓之营田；用军人耕垦官府荒田，谓之屯田。但在事实上，屯田和营田很难严格区分。岳飞设法召募百姓，借贷耕牛、种子、农具之类，耕种营田。 宋时营田收成之后，按照惯例，除留足来年种子外，或是官府收租四成，或是实行对分租。有时为鼓励垦荒，初期每亩只收租一二宋斗，甚至五宋升。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南宋朝廷为恢复生产，正式宣布全面措办营田，任命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和吴玠等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岳飞当时兼任的是营田大使。

由于营田农民的辛勤耕作以及当地官员的妥善经营，岳家军的稻谷收入最后可达十八万余石，约可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这还不包括作为货币地租的“营田杂收钱”在内。岳家军将领武赳等人因经营营田有功，岳飞还特别予以保奏升迁。此外，岳飞“又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战之暇，俱尽力南亩，无一人游间者。其疆理沟洫之制，皆有条绪”。岳飞大兴营田，效果显著，“行之二三年，流民尽归，田野日辟，委积充溢，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

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和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岳家军也开辟其他“利源”。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统计，当时各种经营收入每年高达170余万贯。按岳家军每月开支56万贯计算，这些收入接近于三个月的支出，既弥补了军费的不足，又大大减轻了南宋朝廷的财政负担。

经过上述努力，据说可使岳家军的“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经过多方面的筹措，岳家军北伐的准备更充分了，条件更成熟了。岳家军全军上下“闻金鼓而乐奋”，“裹粮坐甲，惟敌是求”，万众一心地等待着统帅的进军令。

更为重要的是，自建炎四年（1130年）以来，各路宋军接连击败金军，取得一系列关键性的胜利，宋军逐渐开始掌握战略主动权，扭转了战争形势。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二）绍兴和议之后，宋金和平维持了多久？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才能维持，而需要实力来保障。金国如果真有实力灭亡南宋，签订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来维持，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公元1005年，北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之间维持了长达117年的和平，宋辽两国之间一百多年内都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直到1122年北宋单方面违约进攻辽国；

南宋与金国先后达成两次绍兴和议，但却很快都被金国单方面破坏。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不到两年就被金国单方面破坏，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达成第二次和议，过了不到二十年，又被金国单方面破坏：

1.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率领金军大举攻宋，宋高宗赵构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

2.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第二次达成议和，外强中干的金国在国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占了很大的便宜。然而，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不到二十年，金国第二次单方面撕毁和约，金国皇帝完颜亮率领金军再次大举南侵。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爱国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完颜亮被部下杀死，金国陷入内乱，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而且北宋与辽国达成的“澶渊之盟”也没有南宋与金国达成的“绍兴和议”屈辱！

公元1005年，北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的主要内容：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及涿、瀛、莫三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国达成“绍兴和议”的主要内容：
一、南宋向金国称臣，金国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
二、每逢金国皇帝生日及元旦，南宋均须遣使称贺，并进贡巨额贺礼。
三、南宋每年要向金国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从绍兴十二年（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交纳；
四、重新划定宋金疆界，秦岭-淮河以北的原北宋辖区全部归金国所有。南宋与金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南宋割让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给金国。

《绍兴和议》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来北宋的山西和关中养马的马场，从此岳家军的背嵬战士和几万精锐骑兵成为南宋一朝的绝唱，宋朝直至覆灭，都只能靠步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骑对阵。后来南宋的“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以步兵逆击金国精骑大败而归，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绍兴和议》导致南宋骑兵力量可以忽略不计，无法和绍兴初年的南宋军队实力相提并论。

《绍兴和议》确定了完颜昌提出的、秦桧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即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南宋境内的汉人归南宋，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金国境内的汉人归金国。从此北方汉人不但完全在名义上成为金国臣民，而且不能南逃，否则将被遣返。这造成了北方汉人没有选择地成了宋的敌国子民，以致宋朝实力的一进一出：1.南宋初年的名将，包括中兴四将中的岳飞、韩世忠、刘光世以及刘锜、吴玠、杨沂中均为华北汉人。从小接受的是忠于宋朝的教育，忠心保卫的是宋朝，在抗金多年以后，终于有击败完颜宗弼等金国主战派并收复失地的实力；2.1279年灭宋的元镇国大将军张弘范和其父张柔是河北的金国汉人，从未接受忠于宋朝的教育，一路击败南宋优势兵力，崖山海战灭宋后张弘范在崖山写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再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三）、宋金绍兴议和与岳飞之死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

但是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然而，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与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

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地位和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到后来，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出于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急于收回诸大将的兵权，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

结果是，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国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向来希望偏安东南的宋高宗赵构此后也可以当“太平皇帝”，尽情享乐；作为金国的代理人，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无不唯命是从，故金人全力支持秦桧为相。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逐渐转变成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显然，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才有了秦桧在南宋的权势和地位。

绍兴十年（1140年），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命班师，于是『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

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下半年，在奸相秦桧的主持下，南宋朝廷与金国再次议和。宋金双方先是暗中就议和事宜进行交涉，之后又公开派遣使者进行谈判。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宋金议和的条件之一便是要求南宋杀害抗金名将岳飞。这是因为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抗金意志坚定，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善于带兵、练兵，而且还是南宋当时最年轻的将帅，再过二十年，照样可以领军打仗。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完颜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带路党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赵构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以确保和议稳固，除了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还下决心要谋杀岳飞。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底，岳飞奉诏从前线班师，岳飞北伐结束，岳家军撤军南归。第二年，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岳飞被免除湖北、京西宣抚使（实职）之要职，从此脱离军队，被解除兵权。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九日，宋高宗赵构又解除岳飞枢密副使（实职）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虚衔）的官阶和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在这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偏安江南，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在岳飞罢官之后，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宋金议和期间，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而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罢官赋闲，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尽快对金国媾和成功以偏安江南，加之为了换取赵构生母韦太后的回归，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迫于奸臣当权的险恶环境，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诬陷统帅岳飞，也没有公开反抗朝廷，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陷害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十三日，岳飞因遭到诬陷而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由于主审官何铸天良发现，力辩岳飞的无辜，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阴险歹毒的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早在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宋金议和期间，金人提出了条件，要尽快达成和议，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

当岳飞遭到陷害，被投进冤狱之时，宋金彼此间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非常频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原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屈膝投降。当初，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朝野震惊。一些正直人士不顾宋高宗和秦桧的专制淫威，纷纷设法营救岳飞。

赵宋皇朝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因朝拜北宋八陵，对岳飞尽忠国事，印象极深。赵士褭身为赵构的“皇叔”，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赵士褭向宋高宗赵构进谏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罪』。｛《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未；《宋史》卷247《赵士褭传》｝

文士智浃、平民刘允升和范澄之等人，也分别上书朝廷为岳飞鸣冤叫屈。范澄之在上书中尖锐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范澄之还强调说：『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 ｛《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参加审讯的大理寺左断刑少卿薛仁辅，与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朴，也力排众议，希望能够保全岳飞的性命(《宋会要》职官63之14)。

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参见：《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琬琰集删存》卷1 韩世忠神道碑；《江苏金石志》卷12《韩蕲王碑》；《宋史》卷364《韩世忠传》；《中兴小记》卷29引《野史》｝

南宋军民虽然纷纷反对议和，但宋高宗、秦桧却置若罔闻。宋高宗、秦桧派宋使魏良臣等人带着他们拟好的投降条款去请求金国批准。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赵构、秦桧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南宋向金国称臣，金国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
二、每逢金国皇帝生日及元旦，南宋均须遣使称贺，并进贡巨额贺礼。
三、南宋每年要向金国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从绍兴十二年（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交纳；
四、重新划定宋金疆界，秦岭-淮河以北的原北宋辖区全部归金国所有。南宋与金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南宋割让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给金国。
五、金国放回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梓棺。

通过绍兴十一年达成的宋金和约，金国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军当年攻克的商、虢、唐、邓等州，以及北伐中收复的很多失地，加上吴磷、杨政等部所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当年坚守的和尚原等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桧割让给金国。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后毒死。屈辱降金的第二次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抗金军民手脚，让抗金大业和收复失地的宏图成为泡影，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然而，宋金虽然已经签订了第二次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宋朝有『国朝著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的传统惯例。担任主审官的万俟卨等人却是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断地横生枝节，辗转推求，罗织新罪名(《宋史》卷474《万俟卨传》)。由于岳飞非杀不可，什么太祖誓约，什么“国朝著令”，什么罪状“无验”，全都弃之不顾。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赵构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岳飞、岳云、张宪），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根据第二次绍兴和议，南宋要对金国称臣，每年要向金国进贡几十万两白银与几十万匹绸缎，还要割让大片国土。

金国则答应放回宋高宗赵构那已经年逾六十的亲妈韦太后，同时归还南宋的还有宋高宗赵构亲爹宋徽宗赵佶的棺材(注：棺材里面其实是一截朽木。宋徽宗赵佶于1135年在金国被糟蹋致死，之后金人将赵佶的尸体扔到火坑里浇上油锻炼，制成好燃料)。

但是宋高宗赵构当亲王时娶的原配王妃与两个小妾，以及宋高宗赵构的两个亲生女儿，还有宋高宗赵构的兄弟姐妹和其他亲人却没能从金国归来（在被金军掳走后，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凌辱蹂躏致死）。

在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以及爱国文人陈东、欧阳澈等人时，宋高宗赵构有足够的凶狠，在南宋臣民面前，宋高宗赵构也具备足够的帝王专横霸气，但是对待杀父之仇敌金人，宋高宗赵构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

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他们原本都是宋臣，后来投靠金人，给金人当鹰犬，成了汉奸），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赵构对他们的指责。 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灭亡北宋，侵占宋朝疆土，屠戮宋朝臣民，害死宋高宗赵构父兄，奸淫宋高宗赵构母姊与宋高宗妻女，宋高宗赵构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

岳飞遇害十几年之后，金国海陵王完颜亮蓄意吞灭南宋，故意命令其使者王全在出使南宋时当面毒骂宋高宗赵构，完颜亮还对其使者说“彼必不敢害汝”。在听到金国使者的恶毒谩骂之后，宋高宗赵构不仅没有发怒，而且还可怜巴巴地躲到屏风后面哭泣。事后，宋高宗赵构竟然还命令南宋大臣照旧设宴招待，以礼貌发遣金国使者，还继续派遣使者去金国修好，仍然企图乞求完全没有丝毫希望的和平。南宋时人的史书为了给皇帝遮羞，只字不提金国使者辱骂宋高宗的具体情节。我们真是惊异于宋高宗赵构的忍辱心态，假如换做是个稍有血性者，是可忍，孰不可忍，肯定是先宰了这个辱骂自己的金使，再行区处。

宋高宗赵构一再奴颜婢膝地屈辱求和，祈求仇敌金人让他当“太平皇帝”。 根据绍兴和议的规定，宋高宗赵构要尊称金国为“大金”，自称曰臣构，每年还要必恭必敬地屈膝跪拜金国皇帝派来的使者。

根据金国的要求，宋高宗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宋高宗赵构被金人剥夺了罢免秦桧之权，对秦桧虽亦忧心兼以寒心，却无可奈何。秦桧安排其子秦嬉主编宋高宗生前的编年史——日历，恣意篡改官史，又严禁私史，自以为可在历史上永葆美誉，不留骂名。

害死岳飞之后，秦桧“挟强虏以要君”。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得以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甚至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就炮制冤狱、害死岳飞这一点上讲，罪责不全在秦桧，因为秦桧当时的权势暂时还没有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决定权在于宋高宗赵构。但是，“罪责不全在秦桧”不代表“秦桧没有责任”。事实上，在炮制岳飞冤狱的过程中，秦桧不仅是主要同谋，而且还是阴谋的具体执行者。在得到宋高宗赵构的首肯之后，秦桧、张俊等奸佞之徒亲自炮制了岳飞冤狱，秦桧、张俊等人对岳飞的冤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宋高宗、秦桧都是杀害岳飞的凶手。

（四）、绍兴和议之后，秦桧和赵构是怎样给南宋“休养生息”的？


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奸相秦桧主持下，南宋朝廷收回三大将的直接带兵权，冤杀抗金名将岳飞。而根据绍兴十一年达成的宋金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

宋金议和后，秦桧依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

在害死岳飞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几年。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媚事敌国，残害忠良、迫害异己，结党营私、独断专行、架空皇帝，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徇私舞弊、包庇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霸占民田，大肆增加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致使南宋民生凋敝，平民百姓大量破产，迫害打压抗金将士，致使南宋军备废弛多年，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军力日益衰弱。此外，秦桧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还搞起特务统治，鼓励奸佞小人随意诬告无辜，栽赃陷害、炮制冤狱，制造恐怖气氛，还禁止私人修史，肆意篡改官方史料档案以文过饰非，大兴文字狱来粉饰太平，最后甚至图谋篡夺皇位。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一点也不冤枉。

在专权期间，秦桧媚事敌国，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

为了媚奉金国主子，秦桧及其党羽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不断地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高宗、秦桧为了媚奉敌国，讨好金人，对于绍兴和议中所规定的“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都如期交纳。而且南宋交纳“岁币”时，还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如南宋交纳“岁币”时，要由枢密院差使臣四员管押银纲，户部差使臣十二员管押绢纲，并于前一年十二月下旬送至盱眙军的岁币库，然后再差将官一员部押军兵三百人，护送过淮河。在交纳“岁币”前，先要拿出银、绢式样三份，“一份往燕京，一份往卞京漕司呈样，一份留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

虽然呈交了银、绢式样，但在正式交纳“岁币”时，南宋使臣还要受到金人的百般刁难，“初交绢，十退其九”，其原因是“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于是南宋臣僚们还要向金国小吏行贿，“通支金人交币官吏，靡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其余布、帛、酒等共折银六百二十两，对其“所需如欲，方始通融”。但还不是按原物照收，仍要“十退其四五”，结果宋廷又要额外“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

此外，南宋皇太后每年都要给金国皇后进献礼物，年年“亦以钜万计”。金国皇帝还经常派人来索取“金珠靸工之类”，宋高宗、秦桧亦“令有司悉与”。甚至有些珍稀动物，如“白面猢孙及鹦鹉、孔雀、狮子猫儿”之类，只要金人有所索求，宋高宗、秦桧均令“搜访与之。

南宋每年还要派使者赶赴金国贺正旦、生辰，贺礼需要金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绮千匹、茶千斤，使者有正使、副使及三节人（上、中、下三等随从人员，上，中节各十人，下节三十人）。同时，南宋朝廷还要赏给他们的行装钱，正使一千缗，副使八百缗，银、帛各二百两匹。下节银、绢共三十两、匹，中节二十五两、匹，下节十五两、匹。这些人除领取薪棒外，还“日给五百钱，探请俸二月”。

金国使者来南宋时，南宋沿途的地方官不但要迎送，而且还要大排筵席。金国使者到临安（杭州）后，更是没完没了的盛宴款待。 为要使这些金国使者能在金国皇帝面前说些好话，宋高宗、秦桧还以“密赐”的办法，进行贿赂。暗中送给金国正任使者银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袭衣（衣物的全套）金带三条，三节人皆袭衣涂金带，上节银四十两，中、下节银三十两，“自是以为例”。 金国使者在临安（杭州）要买物品，也要从南宋国库拿出钱万缗，作为他们购货之用，也“自是以为例”。

绍兴和约签订以后，宋金之间暂时休战，宋军军费削减很多，但由于南宋权贵们要花费以上种种巨额开支和过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如为了把临安（杭州）经营成为富丽繁华的安乐窝，在那里广造宫殿，大造宫邸，修湖凿山。

秦桧“夺上心，粉饰太平，沮砾士气，今日行某典礼，明日贺某祥瑞”，而对于战备之事，却是“士马销亡不问，干戈顿弊而不修”，使得那些“士大夫豢养于钱塘湖山歌舞之娱，无复故都黍离麦秀之叹”，“此桧之罪，所为上通于夭，而不可赎也！”（《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正是由于每年都要贡纳巨额的岁币给金国，加上南宋君臣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腐朽生活，频繁地“上下宴安”，以“钱塘为乐国”，挥霍无度，其结果必然是要加重南宋人民的负担。

绍兴十二年（1142），经秦桧提议，宋高宗下诏，命南宋各地常平司卖官田时要租佃人“增租三分，如不愿增者，许人刬佃”。在过去战争期间，南宋朝廷曾以“济军用”为名，向人民“预借赋税”，就是暂时增加部分税收，但是战争结束后，原先增加的赋税没有减免，而且还大幅度提高税率，老百姓需要缴纳的赋税数额反而更多了。“预借之税，今尚未免，且预借之弊，折纳太重，近于重敛”。有些州县在折纳税绢时，甚至“每匹有至十千者，民不堪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

在各地，还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州县的老百姓则要缴纳绵、绸、税绢、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括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麹引钱，各色不一”。秦桧还令各地，“间乞（益蜀）免，理宜禁绝。”(《文献通考》卷5)

总之，在专权期间，秦桧多次下令各地暗中增加赋税，不断加重人民负担，“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

（五）、秦桧、赵构之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期间，秦丞相发家致富的幸福生活：

在专权期间，权势如日中天的奸相秦桧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广置家产。

在过去战争期间，宋高宗、秦桧曾以“济军用”为名，向南宋人民预借赋税，就是暂时增加部分税收以资助国防费用。但是在战争结束后，原先增加的赋税不仅没有减免，而且还大幅度增加了，“预借之税，今尚未免，巳预借之弊，折纳太重，近于重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有些州县在折纳税绢时，甚至“每匹有至十千者，民不堪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

在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收刮民脂民膏以媚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南宋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秦桧占有的巨额财产无非是收刮得来的民脂民膏。

秦桧飞扬跋扈，到处霸占田产，秦桧所建的相府园宅在他死后被用作宋高宗退位当太上皇的居所德寿宫，足见其规格之高，现在德寿宫已被考古发掘。

宋金议和之后，宋高宗赵构曾经慷慨地将当时著名的永丰圩田赐予秦桧，秦桧占有的这片良田共有一万五千多亩，“亘八十四里，为田千顷”。后来，秦桧家的私有良田遭遇洪水，秦桧居然以南宋朝廷的名义下命令强行征发民工三万多人去修整自己的私家田产。

绍兴十二年（1142年），极其富有的南宋庸将刘光世病死，刘光世家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园第、豪宅，全部被秦桧强行霸占。

南宋庸将张俊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被世人嘲笑为“坐在钱眼里的张郡王”。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也就是仅房租一项，就年收入七亿三千万文钱。张俊死时，张俊家的大部分房产以及很多良田都被秦桧强行夺占。

在秦桧专权期间，南宋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平时要向秦桧贡献财物。每逢秦桧生日，各地大小官员还争先恐后地进献大批财宝，给秦桧祝寿，“四方竞献奇宝，金玉劝盏，为不足道”（《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遗史》）。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各地官员给秦桧进贡的生日礼品至少价值几十万贯钱，“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续资治通鉴》）。按照购买力估算，每年各地官员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秦桧的钱财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人民币。

南宋臣民都知道，秦桧家的财富比南宋朝廷的左藏库（国库）还要多过数倍。由于长期不间断地大量收受贿赂，加上不断侵吞国家与私人的财产，以至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秦桧家财宝堆积如山，号称“富敌于国”（《宋史》卷473《秦桧传》）。

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秦桧两踞相位，前后独掌大权达19年。在专权期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以致富可敌国。秦桧之子秦熺，几乎每天都要请人打造金、银酒器，或搜集古董字画。这都是耗费巨资的事，秦熺却当成日常功课，秦桧家日常生活的奢侈程度可想而知。


（六）、秦桧、赵构之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期间，南宋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秦桧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作为公认的国之巨蠹，秦桧不遗余力地竭民膏血。在秦桧专权的十八年间，秦桧卖官鬻爵、开门纳贿，“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顷乃得差遣”（《续资治通鉴》）。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记载：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

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秦桧将很多官位立价出售，当时如果想要当地方官，必须先给秦桧送几万贯钱，买官价格“必数万贯，乃得差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

（附注：以购买力估算，宋朝几万贯钱大约相当于现在几百万人民币）。

秦桧用人，尽用贪官污吏，如果那些投靠秦桧的贪官因赃污不法被举讼，秦桧就出面保他们无事，“桧复力保之”，其结果是，“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

宋金达成和议之后，那些与秦桧政见不和的南宋大臣，有的被罢官，有的被驱逐远调，有的被流放到偏远蛮荒之地，秦桧党羽逐渐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也越来越大。

那些无耻之徒、奸佞小人纷纷依附秦桧，贪官污吏们更是拼命地巴结秦桧，争先恐后地给秦桧当走狗，有的贪官甚至情愿给秦桧当仆役，供秦桧差遣。

通过奉承拍马、贿赂秦桧，徐宗说从下级官员升任南宋朝廷的户部侍郎。当时户部掌管全国土地、赋税、户籍、军需、俸禄、粮饷、财政收支，户部侍郎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副部级高官。

作为南宋时期的中央副部级高官，徐宗说竟然恬不知耻地以秦桧家仆人自居，长期替秦桧经营田产，号称是秦府“庄客”。徐宗说“附秦桧以至从官，常为桧营田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

秦桧大量任用贪官污吏，将清廉的官吏尽数驱逐排挤出朝廷，使贪官污吏充斥官场。那些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盘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

贪官污吏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南宋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

由此可见，秦桧当政期间，南宋百姓的境况是何等悲惨！哪里谈得上“富足”二字？

宋金达成绍兴和议之后，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的黑暗统治，南宋百姓纷纷起来反抗。

当时福建各地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有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

还有宣州(安徽宣城县)的摩尼教徒在俞—的领导的起义，而当时宣州知州正是秦桧之弟秦梓。

此外，还有江西刘花、何花等人发起的大起义，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

接着，海南岛的“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

（七）、秦桧、赵构之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期间，南宋出现的“繁荣景象”：


在秦桧专权当国时期，南宋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秦桧大肆横征暴敛，秦桧“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结果导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文献通考》卷5)。

为了榨取民脂民膏，秦桧还禁止减免赋税，密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不断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致使平民百姓大量破除。

《宋史》卷174《食货志》记载：“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

《文献通考》卷5记载：“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记载：秦桧亲信曹泳任户部侍郎期间，“巧计百出，必为额外多方聚聚敛，较利之锱铢，割民之脂膏”。

在秦桧及其党羽的治理下，南宋国困民穷，“饿死者众”，两淮、江南各地普遍出现萧条衰败景象。

当时南宋老百姓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14《与虞并甫》）

“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史》卷374《胡铨传》）。

秦桧专权期间南宋出现的这个“萧然衰败”景象，便是当代网络丑类所宣称的和议之后带来的“繁荣”！


(八）、秦桧、赵构之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期间，南宋的“国防建设”：


《绍兴和议》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来北宋的山西和关中养马的马场，从此岳家军的背嵬战士和几万精锐骑兵成为南宋一朝的绝唱，宋朝直至覆灭，都只能靠步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骑对阵。后来南宋的“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以步兵逆击金国精骑大败而归，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绍兴和议》导致南宋骑兵力量可以忽略不计，无法和绍兴初年的南宋军队实力相提并论。

秦桧还不遗余力地摧残南宋的国防力量，迫害南宋的抗金将士，致使南宋军备废弛多年，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军力日益衰弱。

对于坚持抗金的将领，秦桧不断地加以打击和迫害。南宋的抗金名将，如岳飞、韩世忠、刘锜都遭到迫害，其中岳飞、岳云、张宪等人被冤杀，韩世忠等人被解除兵权赋闲，刘锜等人则被贬斥远方；岳飞部将牛皋不满秦桧的黑暗统治，秦桧让其党羽田师中用毒酒将牛皋毒死。

签订绍兴和约时，南宋把商州割给了金国，商州守将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叙州后毒死。为悼念邵隆的爱国品行，叙州军民“皆悲哭之”“为之罢市”（《三朝北盟会编》卷214）；

抗金将领李显忠杀出重围，自敌占区回归南宋，金人称其“私遣过界”，“秦桧怒”，随即罢去李显忠的军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

当时还有一位身陷敌占区的河北进士梁助，昼行夜状，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到南宋。梁助归宋后“上书言河北事极详”，并认为“金人必举兵。秦桧怒，直决之”，把他“押赶惠州编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引《赵牲之通史》。）

收回诸大将兵权之后，秦桧大量选用一些奸贪驽钝的庸人去接管各路宋军，“其任将帅，必选驽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驽将治军“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

经过秦桧及其党羽的破坏，南宋初年军队的抗敌锐气丧失殆尽。在秦桧专权期间，大部分宋军将士逐渐由能征善战的军人转变成贪财好利的商人，“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

秦桧还不断缩减宋军的编制与规模，甚至经常克扣军饷。于是南宋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守将缺人，军力日渐衰弱。



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和议达成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南宋朝廷“不敢不如命”，很快下令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来，秦桧又写信给金国统治者，“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

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

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此外，对于淮河、大散关以北的民众，因不堪忍受金国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宋高宗、秦桧一概拒之于国门之外。

宋高宗、秦桧下令给宋金交界处的南宋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

有人会问，宋高宗、秦桧将南归的北方人强行遣送回去，跟军政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南宋前期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刘锜等人，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将士，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事实上，这些逃到南方的北方流民，是宋军的中坚力量。

而宋高宗、秦桧做出亲痛仇快的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的来源，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为消弱。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这种恶果，充分体现在绍兴三十一年的宋金战争上。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

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和议》确定了完颜昌提出的、秦桧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即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南宋境内的汉人归南宋，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金国境内的汉人归金国。从此北方汉人不但完全在名义上成为金国臣民，而且不能南逃，否则将被遣返。这造成了北方汉人没有选择地成了宋的敌国子民，以致宋朝实力的一进一出：

1.南宋初年的名将，包括中兴四将中的岳飞、韩世忠、刘光世以及刘锜、吴玠、杨沂中均为华北汉人。从小接受的是忠于宋朝的教育，忠心保卫的是宋朝，在抗金多年以后，终于有击败完颜宗弼等金国主战派并收复失地的实力；

2.1279年灭宋的元镇国大将军张弘范和其父张柔是河北的金国汉人，从未接受忠于宋朝的教育，一路击败南宋优势兵力，崖山海战灭宋后张弘范在崖山写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

（九）、看看秦桧、赵构之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

秦桧专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前后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变得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1161年(秦桧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时人王之道在奏章中指出：“吾之宿将，比自讲和以来，初无尺寸之劳、毫发之功。二十年间，享其富贵尊荣。……黄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知私室，朝游暮宴，其奉养倍侈，有非言之所能尽者，孰肯披甲胄、冒锋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哉？”(《祖山集》卷二十《与汪中丞画一厉害札子》)

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南宋大臣叶适在《题姚令威<西溪集>》中提到：“初，完颜亮来寇，举朝上下无不丧胆，直云：虏百万何可当，惟有退走尔。”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岳家军在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金军接连被各路宋军击败，金国占领区汉人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军力日弱，将士厌战，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迫切需要议和休养以恢复国力，故与南宋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

公元1149年，完颜亮发动政变上台，大肆屠杀女真皇族，据说粘罕和金兀术的后代都被完颜亮杀光了。1153年，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开始完善中央集权制度，推行汉化措施，并大量起用渤海、契丹、汉人人才，以扩大金国的政权基础，巩固了女真人的统治。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

公元1161年，在金国国力和军力得到恢复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率领金军全线出击，大举南下攻宋，各路宋军一触即溃，金军越过宋军的淮河防线，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长江北岸。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听说金国皇帝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打到长江北岸，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爱国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完颜亮被其部下杀死，金国陷入内乱，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

南宋宰相史浩等其他官员也陆续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注：史浩上书请求给岳飞等人平反昭雪之事还可以参见《保庆四明志》卷13《史浩传》、《宋史》卷396《史浩传》)

南宋太学生程宏图、太学生直学宋芑，以及倪朴等人先后上书，请求南宋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以谢天下，以激励南宋军民的忠义之气，进而振奋宋军将士的士气。此外，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朝廷恢复岳飞的爵位和名誉，录用岳飞的子孙，而且还要求追夺秦桧的官爵，没收秦桧的家产，甚至还要将秦桧开棺戮尸！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注：绍兴三十一年，宋芑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太学生程宏图等上书，言：「今日之事，国家所以应之者，其先务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敌人之谋，一曰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举事以决进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义之心。……国家自和议之后，为故相秦桧所误，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二十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动其心而奋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诏不可不亟下！然诏不可徒下也，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追赐宇文虚中之爵，而为之立祠，昭雪赵鼎、岳飞之冤。而又下亲征之诏，移跸建康，则其气固足以吞强敌矣！……」』(注：绍兴三十一年，程宏图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37)

倪朴在上书中还指出岳飞『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志清宇宙』，『而反受大戮』，并强烈要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倪石陵书.上高宗皇帝书》）。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经过金主完颜亮南侵的“提醒”，宋高宗赵构突然想起已经被他伙同秦桧冤杀了将近二十年的那位名将岳飞。为了激励士气，宋高宗赵构下令给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然而，心胸狭隘的宋高宗赵构到底还是不愿承认自己害死岳飞的罪责，所以别有用心地把岳飞、张宪等爱国将领与蔡京、童贯等误国权奸并列，以混淆视听。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六月，『失德甚多』的宋高宗赵构宣布退位，赵眘(原名赵瑗)即位，是为宋孝宗。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在主动让位之后，赵构又当了二十六年的太上皇（1162年～1187年），赵构当太上皇期间生活安逸、备受尊崇，在朝中继续拥有巨大的权势，有时还会出面干政，而且继承人宋孝宗赵眘也对赵构十分孝顺。

宋孝宗（1162年—1189年在位）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是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宋孝宗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改革内政，勤俭治国，为南宋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孝宗在位期间，南宋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在即位之初，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即位仅一个月，在并未对岳飞冤案进行重新审查的情况下，就宣布给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以礼改葬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栖霞岭下。同时，访求岳飞子孙，授予官职。

太上皇赵构当时仍然握有大权并在朝中有巨大势力，而宋孝宗刚刚即位，其统治基础尚不稳固，但对于宋孝宗给岳飞平反之事，太上皇赵构却并没有出面干涉阻挠，而且宋孝宗还在给岳飞平反的诏书中说“（岳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公开宣称太上皇赵构念念不忘岳飞的功劳，同意给岳飞平反昭雪，这也间接说明就连宋高宗赵构本人也很清楚岳飞的冤情，在事实上承认岳飞是被冤杀的。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赵眘即位之初，就很快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对岳飞大加褒崇，对蒙受牵累者予以平反优恤，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宋孝宗本人确实知道岳飞冤枉，知道岳飞等人遇害是一大冤案。淳熙五年(1178年）五月,宋孝宗在便殿召见岳飞三子岳霖时，就曾对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但值得注意得是，宋孝宗这番话是在便殿对岳霖所言，而不是在正式场合，更非正式诏敕；至于宋孝宗认为岳飞冤枉到什么程度，另当别论；

其二，岳飞生前曾经多次上书，请求赵构正式确立赵瑗（宋孝宗原名赵瑗）的皇储地位，对宋孝宗立储、登皇帝宝座有功，宋孝宗心存感激；

其三，为了收揽人心，急于鼓舞士气，争取南宋军民的支持。宋孝宗即位初期,金军大举灭宋虽已失败，但宋军大举北伐正加紧准备。经由作为太宗后代的宋高宗禅让，作为太祖后代的宋孝宗得以荣登皇位，但是立足未稳，亟需安抚内伤、收揽人心，特别渴望得到军队的鼎力支持。而这时的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对岳飞冤狱的平反具有十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

一年前（绍兴三十一年），南宋大臣汪澈奉命宣谕荆襄，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联名上书为岳飞申冤，群情激愤，哭声雷动，宋孝宗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顾。『况今行营将士，往往故飞部曲』，南宋朝廷岂敢掉以轻心？

而之所以未经重新审查甄别，就仓促宣布平反岳飞冤案，对岳飞家属优恤有加，并特别在《追复旨挥》中提到：『去冬出戌，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在《追复少保两镇告》中提到：『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这些显然是急于劝勉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并笼络全体将士。

再者，在登上皇位之后，宋孝宗很想摆脱屈辱地位，渴望建立盖世功业，仍需要得到军队支持，需要激发将士抗金报国之心，故急需为岳飞平反昭雪。

至于宋孝宗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有所保留、讳言冤案，迟迟不按惯例给岳飞定谥号，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秦桧、张俊和万俟卨等人，甚至褒奖奸佞张俊及其后代，到后来还拒绝公正奖评岳飞的战功，刻意压低岳飞的谥号和追赠的级别。其原因和动机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太上皇赵构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原因。

事实上，宋孝宗一朝，从来不是凭宋孝宗一人之力便能订立国策的时代，其最终国策的确立其实是多方政治势力博弈的产物。

宋孝宗的谥号为“孝”，可见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孝心。而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六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臣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太上皇赵构是岳飞冤案的元凶之一，但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宋孝宗赵眘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太上皇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南宋主和派经过赵构和秦桧的多年培育扶植，根基牢厚，而他们背后的主子就是太上皇赵构。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宋孝宗自然更加小心谨慎，以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更不敢彻底追查岳飞冤案及其制造者。

隆兴北伐失败给南宋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浚，要求与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孝宗是不肯轻言放弃的。符离兵败之初，他曾宽慰张浚说：“抗金之事，朕还要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也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孝宗勇于承担责任，既无形中保护了张浚，也表明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

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孝宗曾一度降任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但不久就让其官复原职，后又升其为右丞相，表示对他仍然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使孝宗的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权宜之策，议和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因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甚至重新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准备与金国议和。

隆兴元年（1163年）八月，金人向南宋提出割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币称臣，以及遣还中原归附之民等要求，扬言若宋廷不允，即挥师南下。孝宗虽不反对暂时与金妥协，但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应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

九月，孝宗不顾张浚等主战派的反对，派卢仲贤出使金国议和。卢仲贤临行之时，孝宗告诫他切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而秦桧余党汤思退却惟恐和议不成，私下授意卢仲贤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宿州金营后，在金人的威胁下，竟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接受金人的要求。孝宗闻知大怒，将卢仲贤革职，发配郴州管制。宋金和谈遂陷入僵局。

此时，德寿宫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也不断地向宋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而宋高宗赵构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一次，赵构终于忍不住粗暴地打断孝宗的话，不耐烦地说：“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

其实，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孝宗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宋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加上经过宋高宗、秦桧几十年培植，南宋妥协求和派根深蒂固，已经退位的宋高宗赵构在朝中仍然有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力，因而宋孝宗总是尽量顺从太上皇赵构的意愿。

南宋妥协求和派有太上皇宋高宗赵构作靠山，便时时抬出高宗来压制孝宗，气焰更加嚣张。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一度因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战事实在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一旦金人表示愿意与南宋继续和谈，他又不得不加以考虑。

在这种矛盾心态下，隆兴二年(1164年）三月到七月，孝宗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并同意了张浚的辞职请求。八月，南宋再派魏杞赴金议和。

但是秦桧余党汤思退等奸佞卖国贼担心宋孝宗态度再有反复，竟然暗中秘密派人到金营，通知金人尽快发兵南下，企图用武力胁迫孝宗。金人有了这些吃里扒外的帮凶走狗，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扣留南宋使臣魏杞，进而要求南宋再割让商、秦二州，否则便举兵南侵。

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孝宗任命秦桧余党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汤思退拒绝赴任，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又已全部撤回，金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楚州、濠州、滁州相继陷落，金兵已临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妥协求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的宰相职位，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张观等72人又上书孝宗，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里通外敌的秦桧余党奸臣卖国贼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听说此事，忧惧而死。

在金国的军事压力下，宋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南宋派王抃前往金营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

此时在位的金国皇帝金世宗完颜雍（乌禄）吸取前任皇帝完颜亮南侵失败的教训，加之当时金世宗完颜雍（乌禄）刚刚夺取政权不久，金国政局也很不稳定，于是在已取得了实质性的好处的情况下，军事手段就适可而止，于是金世宗完颜雍（乌禄）也希望“南北讲好，与民休息”，同意新的和议条款。十二月，宋、金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隆兴和议”。

隆兴二年（1164年）年底，宋孝宗被迫与金国签订“隆兴和议”。与宋高宗时期签订的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对金国称臣，交给金国的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减少了二十万两，这是金国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矶会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归还金国，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次年（1165年）宋孝宗改元“乾道”，并又任用王淮理财备战。乾道年间，由于没有战事的干扰，宋孝宗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一改宋高宗在位期间南宋贪污腐败严重、国困民穷的衰败局面。由于宋孝宗治国有方，所以南宋开始出现国泰民安的小康局面，史称出现“乾淳之治”（乾：乾道，淳：淳熙，都是宋孝宗的年号）。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在金主完颜亮南侵败亡之后，作为宋太宗后代的宋高宗赵构让位于宋太祖后代赵昚，此后，宋高宗赵构开始做太上皇。赵昚是为宋孝宗，宋朝的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的长房。

宋孝宗登基后一个月即昭雪岳飞冤案，恢复岳飞生前官爵名誉，善待岳飞家人。宋孝宗登基后第二年改年号“隆兴”，立志光复中原，收复河山，并给抗金名将岳飞定谥号“武穆”，同时任命向来主战的文臣张俊为枢密使，主持南宋的军国大事。

金国方面，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岁末，刚刚夺取政权的金世宗完颜雍（乌禄）试图再次与南宋讲和，但遭到了南宋方面的拒绝，于是金世宗便派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各路金军，对南宋采取以战压和的政策。大定三年春，金世宗用名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璧，同时致书张浚，以战争相威胁。

隆兴元年（1163年），在志大才疏的文臣张浚主持下，宋军突然发起北伐，主动对金国发起进攻。然而，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的长期破坏，当时南宋国困民穷，军备长期废弛，骄兵悍将很多，军力较弱，而贸然开战，宋军准备并不充分。

隆兴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李显忠攻克灵壁、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等先后投降，宋军接连收复淮河以北的大片故土，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前线捷报接连传到临安，宋孝宗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

然而，就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首先是将领之间不和，能力平平的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在李显忠之下，对此他耿耿于怀。而张浚对这一问题又处理不当，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

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攻克宿州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当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区区万人，何足挂齿！”

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时有失公平，士兵三人才分得1000钱，每人平均只得300余钱，无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士卒怨怒，宋军一度高昂的士气大为削弱。

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人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乱中调整过来，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孝宗和张浚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已有所觉察，以时值盛夏、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为由，急令宋军撤退。然而，诏书尚未到达军中，金军已抵宿州城下。

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二十二日，金军向宋军发动进攻。金国名将纥石烈志宁率金军先头部队万余人来攻宿州，被李显忠击败。但金军十万主力随即赶到，李显忠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得独自率军出战。

战斗间隙，躲在后方的邵宏渊装模作样地出城巡视，对士兵们说：“天气如此炎热，就是手不离扇尚不得凉爽，更何况要在烈日曝晒下穿着厚重的铠甲作战？”言外之意是宋军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宋军的二号统帅人物表现出如此悲观的情绪，使得宋军人无斗志，军心涣散。当晚，中军统制官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领带头散步谣言，自乱军心，然后各带所部逃遁，宋军顿时大乱，不战自溃。金人趁机大举攻城。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嫉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

五月二十三日，宋军刚刚撤退到符离，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士兵们丢盔弃甲，四散逃窜，连同随军民夫在内的数万人马损失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送与了金军。李显忠、邵宏渊各自率领残部逃脱。至此，历时仅20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期间惟一的一次北伐。

宋孝宗为了恢复大计，首先从整顿内政入手，安定民心，改变以往赈灾方式，就是社仓法。又改变盐钞，将官府拖欠盐商的钱还给盐商，又放宽了盐的专卖。

宋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多余的财政开支，大力削减冗官，又严格控制官员萌补继任，以前官员儿子不加考核即可当官的情况没有了。宋孝宗对官吏还经常考察实际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职。

宋孝宗在位期间改革财政，增加纸币，出售官田。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优秀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军队的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宋孝宗又先后派遣使臣范成大和赵雄，出使金国。首先是要通过和平谈判回黄河以南的广大故土，其次是要改变宋朝皇帝接受金国使臣递交国书时，亲自下殿去取的礼仪。这两条都遭到了金世宗的拒绝。

在想通过和平方式达到的目的未能实现后，宋孝宗只好寄托于武力解决了，于是又开始整军备战。宋孝宗准备让虞允文率一军从川陕主攻，自己亲领一军在淮南出师，兵分两路再次伐金。正当他等待虞允文的消息时，虞允文却在四川病死。致使宋孝宗规划的第二次北伐成为泡影。

虞允文的死，对宋孝宗打击很大，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北伐了，为政求稳，渐趋于保守。对与金的礼节问题也不再强求力争，将全部精力全都转移到内政建设上。可能他想将这个任务（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留给自己的继承人吧。

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病死后，这时雄心壮志早已消磨殆尽的宋孝宗赵昚也倦政了，两年后宋孝宗传位给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在当了五年太上皇之后，宋孝宗病逝。

宋孝宗赵昚（shèn）不仅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而且也是南宋最节俭的皇帝。宋孝宗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史称宋孝宗“性恭俭”，就是恭谨俭约的意思，宋高宗称赞他“勤俭过于古帝王”。

宋孝宗即位之初，就不肯用乐。他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少，常穿旧衣服，不大兴土木，平时也很少赏赐大臣，宫中的收入多年都没有动用，以至于内库穿钱币的绳索都腐烂了。宋孝宗谦虚地认为自己“其他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能够节俭。”宋孝宗经常告诫身边的士大夫：“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教化风俗。”

宋孝宗不但节俭，而且尊佛崇道，除奸邪，褒忠良，昭雪岳飞等人的冤案，励精图治，很快改变了宋高宗在位期间南宋贪污腐败严重、上下离心背德、国困民穷的衰败局面。

乾道年间，由于没有战事的干扰，宋孝宗专心理政，南宋百姓开始变得富裕，出现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的好局面，由于宋孝宗治国有方，所以使南宋出现“乾淳之治”（干：乾道，淳：淳熙）的小康局面。

淳熙十四年（1187年）10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病卒，宋孝宗赵昚为了服丧，让太子赵惇参预政事。

淳熙十六年二月初二（1189年2月18日）宋孝宗赵昚正式禅让于太子赵惇，太子赵惇即位后，是为宋光宗。接着，宋孝宗赵昚也自称太上皇，闲居慈福宫，后改名重华殿，继续为宋高宗赵构服丧。

此后，生性多疑的宋光宗赵惇在他那狭隘跋扈的李皇后的折磨下变成了精神病。而且宋光宗不孝，长期不去探望亲生父亲宋孝宗。为此，宋孝宗闷闷不乐而起病。最终在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6月，宋孝宗逝于临安重华殿。

元朝官修正史《宋史》对宋孝宗的评价：『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奔驰，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寝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将有为也。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怡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宋史 孝宗本纪》）

宋孝宗是南宋最有进取心的皇帝。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宋孝宗不愧是宋太祖的后人，一反宋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恢复中原，他的这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但在宋高宗和秦桧的长期打压、迫害之下，抗战派的人才凋零，而除了那些主和派，宋孝宗手下几乎无人可用。所以宋孝宗在位时期南宋相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邹宏渊等人。宋孝宗手下只有一个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朝中势力强大的妥协求和派斗争，特别是宋孝宗当了27年皇帝，前25年太上皇赵构一直健康地活着，而且赵构在朝中培植的妥协求和派势力仍然比较强大，这些一直影响制约着宋孝宗光复故土、洗雪国耻的努力。太上皇赵构坚决反对对金开战，甚至对宋孝宗说，等我百年之后，你再为之。以孝顺著称的宋孝宗当然要听取太上皇赵构的意见。

宋孝宗赵昚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但此后二十多年，面对南宋朝廷中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以及太上皇赵构的处处牵制阻挠，还有南宋主和派的势力强大、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深感力不从心，他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后来也变得安于现状了。宋孝宗的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

宋孝宗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宋孝宗赵昚碰上了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乌禄）这样的明君，金国国内政局稳定，国力也在日渐恢复发展，金国虽然对南宋采取守势，但却没有发生内乱。宋孝宗在位期间，南宋和金国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始终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相比两宋的其他皇帝，宋孝宗更让人同情些。

始终制约宋孝宗赵眘的太上皇赵构，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的花甲老人。宋朝褒扬岳飞，却又不能把宋高宗赵构置于冤杀岳飞的元凶和主犯的地位。宋亡以后，方无此禁忌。

@__花无心__ 12楼 2013-09-07 21:12:28
顶！
-----------------------------
谢谢顶帖！

岳飞抗金形势图及其解说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9209-1.shtml

在南宋时期，人们对岳飞的评价如何？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6409-1.shtml

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全面考证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5243-1.shtml

岳飞的骑兵，评述岳家军发展壮大的历程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6871-1.shtml

金国的内忧外患与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5326-1.shtml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的国力和军力如何？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8644-1.shtml

【科普】岳飞到底为什么会被冤杀以及赵构为什么要坚持议和？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526364-1.shtml

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无关！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4177-1.shtml

岳飞并非愚忠！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http://bbs.tianya.cn/post-51366-5-1.shtml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和平维持了多久？秦桧和赵构怎样给南宋“休养生息”？
http://bbs.tianya.cn/post-51366-8-1.shtml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欺世谎言--元朝与清朝
http://bbs.tianya.cn/post-free-2919989-1.shtml

《尽忠报国-岳飞新传》 王曾瑜 著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003825.html

《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 王曾瑜 著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348435.html

《千古罪人秦桧》曾琼碧著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_10120077.html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120077&page=165

《荒淫无道宋高宗》王曾瑜 著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897055.html

南宋大贪污犯秦桧专权期间残害忠良、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行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3003-1.shtml

秦桧篡改历史及其对后世研究岳飞的消极影响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5916-1.shtml

岳飞孙子岳珂书中的文献资料之来源及其史料价值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0502-1.shtml

民族英雄岳飞并非临阵脱逃，用史实戳穿“无知小丑”的欺世谎言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0643-1.shtml

科普资料分享

在中国，秦桧就是奸臣和卖国贼的代名词。谁要是给秦桧翻案，谁就是汉奸卖国贼。

宋金议和之后，秦桧和赵构怎样给南宋“休养生息”？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263971-1.shtml

大卖国贼秦桧不是状元，不是书法家，没有发明宋体字，而且并不冤枉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1022-1.shtml

千古奇葩宋高宗赵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4117-1.shtml

《荒淫无道宋高宗》王曾瑜 著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897055.html

《千古罪人秦桧》-曾琼碧著

全书引用大量的史实证据全面地揭批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媚事敌国、残害忠良、迫害异己、结党营私、独断专行、架空皇帝、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等罪恶，揭批秦桧徇私舞弊、包庇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霸占民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南宋民生凋敝，平民百姓大量破产，以及秦桧迫害打压抗金将士，致使南宋军备废弛多年，军力日益衰弱，还有秦桧大搞独裁统治和特务统治，鼓励奸佞小人随意诬告无辜，栽赃陷害，炮制大量冤狱，制造恐怖气氛，以及秦桧肆意篡改官方史料档案以文过饰非，严禁私人修史，大兴文字狱来粉饰太平，最后甚至图谋篡夺皇位等一系列罄竹难书的罪行！

千古罪人秦桧电子书_免费在线阅读全文_曾琼碧-超星读书

http://old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120077&page=165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120077&page=165


秦桧变节投敌、给金人当走狗的经过，兼谈秦桧的内奸身份及其归宋奸计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53033-1.shtml

不愿做金人臣仆的南宋群臣、军民与卖国贼秦桧的斗争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21227-1.shtml

南宋史家学者对秦桧卖国罪行的揭批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19788-1.shtml

南宋超级大贪官秦桧专权期间残害忠良、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行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3003-1.shtml

谈谈当代丑类伪造的“秦桧遗嘱”与秦桧的人权问题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83606-1.shtml

秦桧跪像首次出现于公元1475年，距今538年，而非492年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19821-1.shtml

杭州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五百多年来共铸造十二次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83604-1.shtml

大贪污犯秦桧

大贪污犯秦桧2

大贪污犯秦桧3

在中国，秦桧就是奸臣和卖国贼的代名词。谁要是给秦桧翻案，谁就是汉奸卖国贼。因为给秦桧翻案就是给奸佞、卖国贼翻案。

就炮制冤狱、害死岳飞这一点上讲，罪责不全在秦桧，因为秦桧当时的权势暂时还没有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决定权在于宋高宗赵构。但是，“罪责不全在秦桧”不代表“秦桧没有责任”。事实上，在炮制岳飞冤狱的过程中，秦桧不仅是主要同谋，而且还是阴谋的具体执行者。在得到宋高宗赵构的首肯之后，秦桧、张俊等奸佞之徒亲自炮制了岳飞冤狱，秦桧、张俊等人对岳飞的冤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宋高宗、秦桧都是杀害岳飞的凶手。

尤其是，在害死岳飞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几年。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媚事敌国，残害忠良、迫害异己，结党营私、独断专行、架空皇帝，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徇私舞弊、包庇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霸占民田，大肆增加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致使南宋民生凋敝，平民百姓大量破产，迫害打压抗金将士，致使南宋军备废弛多年，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军力日益衰弱。此外，秦桧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还搞起特务统治，鼓励奸佞小人随意诬告无辜，栽赃陷害、炮制冤狱，制造恐怖气氛，还禁止私人修史，肆意篡改官方史料档案以文过饰非，大兴文字狱来粉饰太平，最后甚至图谋篡夺皇位。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一点也不冤枉。

害死岳飞之后，秦桧“挟强虏以要君”。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得以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甚至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秦桧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大贪官，秦桧用的人都是些寡廉鲜耻的贪官污吏，,“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为桧用”，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作为公认的国之巨蠹，秦桧不遗余力地竭民膏血。在秦桧专权的十八年间，秦桧卖官鬻爵、开门纳贿，“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顷乃得差遣”，“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续资治通鉴》）。

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秦桧用人，尽用赃官墨吏，要是有赃污不法被举讼的，“桧复力保之”。其结果是，“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在秦桧专权当国时期，南宋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秦桧及其党羽为了大肆收刮民脂民膏，还不断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南宋每年要进献给金国大量财富，为了媚事敌国，秦桧及其党羽还不择手段地榨取民脂民膏，致使南宋国困民穷，平民百姓大量破除！

秦桧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以粉饰“太平”！

为了掩饰罪行，秦桧及其党羽还大肆篡改历史档案以文过饰非！

在害死岳飞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甚至架空皇帝，——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秦桧还不遗余力地破坏抗金力量，致使南宋军备废弛。秦桧还“挟虏势以要君”，架空皇帝，秦桧晚年“颇有异志”，甚至想效法西汉的王莽，图谋篡夺皇位！

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一点也不冤枉！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秦桧生平事迹的概括总结：

『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

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

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桧死，帝方与人言之。

桧立久任之说，士淹滞失职，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与擢用。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如孙近、韩肖胄、楼照、王次翁、范同、万俟禼、程克俊、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跻政地。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听桧弹击，辄以政府报之，由中丞、谏议而升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阅月，或半年即罢去。惟王次翁阅四年，以金人败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论，桧德之深也。

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桧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李光尝与桧争论，言颇侵桧，桧不答。及光言毕，桧徐曰：“李光无人臣礼。”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术。

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

然桧死熺废，其党祖述余说，力持和议，以窃据相位者尚数人，至孝宗始荡涤无余。』

——《宋史》卷473《秦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