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5日凌晨，杭州，抚宁巷。

兵荒马乱中，巡抚家的一个中年女佣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匆匆逃出。由于义军的目标是增韫，因此也就没有为难这些仆人，任由她们逃走。

虽然暂时逃离了险境，但女佣张妈又开始犯愁。小女孩是张妈收养的一个孤女，一直在巡抚家帮佣的张妈终生未嫁，本指望收养个孩子养老送终，但此刻巡抚家已经烧成了灰烬，自己的生计也成为了问题，更何况还带着个孩子？

小女孩则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四周的人声嘈杂，她不了解今晚发生的这些对她意味着什么，也不会懂这些变故对于这个城市乃至对于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小女孩更无法预知在这场变故之中，千里之外的云南将崛起一位青年蔡姓军官，而这位蔡姓军官又将在数年后与她之间发生一段千古传奇。

当然，那时的小女孩已经成了京城烟花巷中的小凤仙，在这个乱世，又有谁不是沦落于动荡的风尘之中呢？





小凤仙

1911年11月5日上午，杭州蒲场巷（现大学路），陆军小学堂。

由于很多学员都去参加了昨晚的光复行动，因此今天学校暂时停课。略显冷情的教师办公室内，一位教地理历史的教员在挥毫而书。

他叫陈独秀。

多年前就曾经在家乡安徽创立过反清组织岳王会的他，后来与风起云涌的革命事业渐行渐远，特别是娶了小姨子高君曼之后，他就是一个终日流连于西子湖畔清风晓月间的风雅文人，只羡鸳鸯不羡仙。

当年岳王会的主旨是效仿岳飞，本该吟诵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但现在的陈独秀呢？他对好友苏曼殊描述自己是“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完全成了温柔乡中的情种了。

不过，今日的他似乎有所不同。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
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
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陈独秀又读了一遍自己刚刚写好的这首诗，声调不自觉地高了起来。

（三）安庆篇

1911年10月12日，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安徽省省会。

与张謇见面之后，安徽巡抚朱家宝匆匆离开位于东围墙街的巡抚衙门，来到了临近的黄甲山电报局，亲自监督着发报员将一份电报发出。

电报发往南京，收报人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内容则是请求张人骏尽快增兵安庆。

这些年来，安庆的不稳定已经远近闻名。早在1907年，徐锡麟就在安庆的安徽巡警学堂发动丁未安庆起义，虽然起义最终失败，徐锡麟以及准备在浙江响应的秋瑾也都被捕而死，但这次起义却也刺死了当时的安徽巡抚恩铭，震惊了朝野上下。

转过年来的1908年，又有安庆新军里的连长熊成基发动戊申安庆起义（也称马炮营起义），由于当时正处于慈禧、光绪双双驾崩的敏感时期，而清军又正在安徽省境内的太湖县（并非江苏那个太湖）举行秋操，作为东道主的安徽方面必须盛情接待各位领导，大部分官员都去了太湖，因此省会安庆极为空虚，熊成基得手的机会很大。

好在当时刚刚上任不久的新巡抚朱家宝嗅觉灵敏，发现势头不对后急忙从太湖赶回安庆，连夜部署，最终将熊成基的起义镇压了下去。

转眼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来，朱家宝再次感到了一丝凉意：现在驻防安庆的是新军第31混成旅，下辖 61团和62团，虽然旅长赵理泰以及两个团长胡永奎、顾琢塘还值得信任，但下面的基层军官却都不太靠得住，于是朱家宝一面调走了最不稳定的62团3营，一面赶快向南京搬援兵来制约剩余的新军。

接到朱家宝的电报后，张人骏马上调拨了张勋江防营的5个营将近2000人马来到了安庆，老谋深算的张人骏心里明白：武昌可以不管，但安庆必须盯住，毕竟这是自己的辖区，而且距离南京也更近。

然而到了10月30日晚上，群情激昂的安庆新军还是起义了。

但是，新调来的江防营弹药充足、战斗力较强，绝非其他省份那些滥竽充数的巡防营可比，而新军则受制于弹药匮乏。此外，原定的起义总指挥、讲武堂教官胡万泰觉得信心不足找借口躲起来了，起义各部只好各自为战，更是难以成事，最终很快被镇压下去。

平定起义后的朱家宝拍激起事端，不敢像3年前镇压马炮营起义得手后那样大开杀戒，只是下令将安庆新军全部解散。

然而朱家宝的平静日子也没过几天，随着苏、沪、杭等地的光复，安徽的民心更加不稳，而其上游已经光复的九江则给安庆发来电报，宣称准备派兵来以武力迫使安庆独立。九江和安庆虽然分属两省，但在长江上航道相邻，一处的军队乘船几个小时就可以杀到另一处，因此颇有唇亡齿寒之势。也就是说，安庆只要一日不独立，九江就一日不踏实，因此九江的新政府极度关注安庆的局势，不惜刀兵相见。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压力下，安徽咨议局的议员们以及众多安庆士绅纷纷向朱家宝施加影响，劝其尽快独立，同时还劝他将江防营调回南京，安庆当地最好不要被外来的兵力所控制。

关键时刻，朱家宝只好向一个人请示对策，但这个人并不是张人骏了，此刻的两江总督已经自顾不暇，能保住屁股底下的南京就算不错了。朱家宝请示的人，乃是内阁总理袁世凯。

袁世凯虽然只比朱家宝大一岁，但却对后者有伯乐之恩。当年朱家宝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时，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就慧眼识珠，将其一路提携，由知府、按察使直至巡抚。慈禧死后袁世凯虽然下台了，但朱家宝因为成功平定了熊成基马炮营起义，因此安徽巡抚的位置也算坐稳了。

这次，袁世凯对朱家宝的指示是“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垫成见，贻误大局”。

朱家宝心领神会，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并且将江防营请回南京，把被解散的部分新军又召回来维持安庆局势。同时，与苏州情况类似，巡抚朱家宝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安徽都督。

此外，同盟会会员王天培成为了副都督。民国时有过两个王天培，另一个王天培是贵州人，生于1888年。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王天培是安徽人，生于1880年，留日士官，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的第一批参加者，归国后在安徽陆军测绘学堂任职。

之所以选了两个正副都督则是由于各派意见不一，咨议局为了地方上的平稳力挺朱家宝，而激进的新军和革命党并不满意这个安排。无论是三年前还是几天前，朱家宝都用铁腕镇压了起义，革命党对其恨之入骨，但由于也推荐不出比朱家宝更有威望的都督人选，只好先要求设立一个副都督来平衡一下。

到了第二天，咨议局又提出由于其他独立的各省都没设副都督一职，因此将王天培的职务改定为军事总监。不过，无论是副都督还是军事总监，革命党方面都不满意，到了11月11日，王天培以受武昌军政府黎元洪都督委派为名，联合部分军人逼宫，赶朱家宝下台取而代之。

随后，新都督王天培要求全城居民数日内必须剪去辫子，这也招致了城内一些保守派的不满，忠于朱家宝的原巡防营统领刘利贞趁机联合城内多种势力又逼走了王天培，再迎接朱家宝回归都督之位。

紧接着，前新军62团军官刘国栋以及起义前突然消失、现在又突然出现的胡万泰也各自带领一部分人马自立为王，这样在安庆城内，竟然有了三个政权同时存在。

造成这种乱象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数日前起义失败后新军的解散，现在虽然又召回来了一些新军，但已经处于失控状态，连长以上的军官几乎没有，众人各自为政，难以形成有震慑力的军事力量。于是在江防团撤走后，安庆也就进入了山中无老虎的状态，警察、巡防营、军校的学生、零散的新军，大家谁也不服谁。

而就在此刻，九江的一支队伍悄悄启程，沿江而下，直奔安庆杀来。

（四）南京篇

1911年11月6日，南京。

两江总督署内，张人骏望着已经为数不多的下属官员们，喃喃说道：“独立不独立，你们大家随便吧，送我去下关就行。”

下关是南京的码头，从此处乘船经上海出海，就可以回到京津以及直隶了，那里是张人骏的家乡。

这位65岁的两江总督，此刻已经暮气沉沉、意兴阑珊。

从总督署到下关码头很方便，甚至有铁路直达，当时富庶的江苏不仅有了南京到上海的沪杭铁路，还在南京城区内修建了从下关到白下路之间的铁路，也就是说在一百年前，南京就已经有了中国第一条城市轻轨，所谓“扬子江头看落霞，秦淮河上响鸣蛙。乘车直入华灯市，风鼓铁轮送到家。”就是当时的写照。

虽然去码头坐船如此方便，但面对张人骏的提议，下属们却无人做声附和，大家心里清楚：此刻南京城的主人，早已不是两江总督张人骏，而换成了手握兵权的张勋。

当苏沪杭先后光复的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云贵已经独立（后面的章节会详细讲到），两广、福建也风声鹤唳、箭在弦上（事实上，这三个省几天后也都独立了），换句话说，整个中国南方各省的独立趋势已经彻底不可逆转了。这样一来，长江以南就只剩一座孤零零的南京还属于大清。

而北京方面对于南京的态度居然也是暧昧的，作为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已经不对孤悬江南的南京抱有希望，他更看重苏北、皖北的徐州、蚌埠一线，那里才是更重要的战略要地（三十多年后，徐蚌果然成为了国共之争的转折点）；而满清皇族们则担心一旦南京发生武装起义后，城内的旗人将成为屠杀的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免遭战火，南京城内的很多官员和名流士绅们已经开始秘密筹划，准备效仿苏州模式和平易帜，由张人骏做新政府的都督，江宁布政使樊增祥做民政长。张人骏虽然不完全反对独立，但也坚决不肯加盟新政权，于是坊间又有让樊增祥或者张謇出任都督的传闻。

然而，这一切的努力都在大清死忠张勋那里碰了壁，他甚至在张人骏面前拍了桌子，坚决反对独立，同时另一位巡防营统领王有宏也站在张勋一边，于是，南京和平光复的希望彻底破灭。

樊增祥等官员见独立不成纷纷跑路了，唯独张人骏却被张勋秘密监控着，想跑都跑不成。张勋本来是张人骏搬来制约新军第9师的救兵，不料请神容易送神难，张人骏这次算是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作茧自缚。

张勋能如此一手遮天，原因就在于此刻第9师已经离开南京，如此一来全城的兵力都是他的江防营人马，张人骏这个两江总督也成了张勋手里的汉献帝。

说到第9师，就要再接着说一下上一节刚刚提到的1908年太湖秋操。秋操演习的双方是湖北的新军第8师以及江苏的新军第9师，阅兵大臣则是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以及陆军部侍郎荫昌。

演习过程中，随着慈禧、光绪驾崩以及熊成基在安庆发动马炮营起义的消息传来，端方开始担心第9师趁机造反与熊成基呼应，因为熊成基恰恰就是从第9师出去后又加入了安庆的第31混成旅的。

而在第9师里面，17旅的33团更是最让人无法放心的，33团曾经的团长是镇江人赵声，在南京带领手下士兵野外训练经过明孝陵的时候，已经秘密加入同盟会的赵声特意停下来，大讲特讲朱元璋赶走蒙古人建立汉族大明朝的故事，排满之心昭然如揭。由于赵声的言行过于惹眼，后来的他只得离开第9师去了广东，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病故于香港。

基于33团的这种激进背景，端方有先下手为强在太湖解决掉该团的念头，具体方法则是用湖北的第8师将33团包围，然后命令全团缴械，如果33团不从就让江面上的海军先对其炮轰，然后再由第8师围歼。

对于端方的这个计划，第9师师长徐绍桢大惊失色，拼死苦劝，最终端方长叹一声，只好作罢。

毕竟徐绍桢还是忠心耿耿的，听到慈禧、光绪双双驾崩的消息曾哭得死去活来，因此端方对他还是信任有加。而且端方的这个方案也过于激烈，说不定会在全国的新军内激起更大的反弹，毕竟双帝刚死，各处都要稳定第一。

秋操总算平安过去之后，回到南京的端方开始采取小刀割肉的策略，一点一点地将第9师中的疑似革命党都清洗出去。同时，清廷也开始大力扶持驻扎在长江北岸的江防营（最初是姜桂题率领，1910年改由张勋接手），在装备、兵饷等方面都对江防营加以倾斜，摆明了就是来钳制一江之隔的第9师。

讽刺的是，当初端方想借第8师之手解决激进的第9师33团时，他是觉得第8师更可靠，然而短短3年之后，恰恰就是这个第8师发动了武昌起义，要了大清的命。

甚至，这个第8师里面的31团和32团，还直接挥刀要了端方的命。

端方之死以后会详细讲到，总之，排在第八序列的军队，都不好对付。




端方

武昌起义后，张人骏调江防营过江来进入了南京，第9师的处境更加尴尬，一山难容二虎，两方军队的小摩擦时有发生，张勋与徐绍桢之间也势同水火，二人差点在宴会上就翻脸拔枪，多亏在场的张謇打圆场才没有酿出事端。

这种情势之下，江防营与第9师之间必须有一个离开南京，而且离开的也不可能是忠心耿耿的张勋，只能是时时刻刻被清廷提防着的第9师。

于是第9师里很多下级军官对徐绍桢提议，不如干脆反了，把仅有的子弹发下去，每个士兵也能分到三五发，先拼个鱼死网破再说。

然而犹豫良久之后，徐绍桢的决定是：带第9师出城，移师到距离南京30公里以外的秣陵关，条件是他们到那里后张人骏要给补充弹药。

对于徐绍桢的要求，张人骏满口答应，但等到10月30日第9师真的开拔走了，弹药的事却被张人骏拖了下来。本来嘛，张人骏的心腹大患就是第9师，徐绍桢想从他手里拿出弹药，岂不是与虎谋皮？

徐绍桢倒也未必天真到会相信张人骏的敷衍之词，他只不过需要找个理由带军队离开南京以及江防营，此刻第9师手里弹药匮乏，一旦起了冲突肯定处于下风，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先暂时撤走，伺机而动。

第9师到了秣陵关后，有一个人来见徐绍桢，就是柏文蔚。

柏文蔚是安徽人，1905年夏天曾经协助陈独秀一起建立岳王会，随后又凭借好友赵声的关系加入了第9师，在赵声手下当营长，并且趁机创立岳王会南京分会。到了1905年冬天，柏文蔚又带领岳王会南京分会的全体会员秘密加盟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可谓老资格的革命党了。

1906年，同盟会员孙毓筠自日本回国到了南京，秘密运动新军，被发现后被捕，与他同为安徽老乡的柏文蔚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也开始被当局注意，因此柏文蔚不得不离开第9师，出关去了东北从军，还在那边结识了吴禄贞。

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中部总会曾经派范鸿仙来运动第9师。范鸿仙也是安徽人，颇具文采，曾经赏识和提携过少年时的胡适，而在同盟会里，他是与于右任一起主办该会喉舌《民立报》的笔杆子。

对于运动军队，文人范鸿仙多少有些力不从心，随即他与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协商后，又从东北请回了曾经在第9师中任过职的安徽老乡柏文蔚来做策反工作。

柏文蔚到了南京后一直与第9师的中下层军官们联络，等到部队被迫移师秣陵关后，他觉得时机成熟了，才来面见老上级徐绍桢，劝其领导起义。

这次徐绍桢终于下了决心，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徐绍桢继续保守求稳，万一底层军官们跟着柏文蔚直接动手了怎么办？哪还不如徐主动起义，起码不丢掉对军队的控制。还有一点就是，柏文蔚代表同盟会承诺：一旦起义成功后，将推举徐为江宁都督。

此外，由于上海的起义已经箭在弦上，柏文蔚表示上海光复后他可以调拨大量的弹药过来，这也让徐绍桢吃了颗定心丸。

11月3日晚，徐绍桢召集军官们宣布了起义的决定，并且做了人员分工：柏文蔚去上海联络弹药，原17旅旅长孙铭去镇江改任18旅旅长，原师参谋长沈同午接手17旅的旅长。

现在就要说说第9师的具体分布了，第9师下辖17、18两个旅，17旅以及师部直属的骑兵、炮兵、工程兵等一直驻扎在南京，我们前面讲的发生在南京的故事都是指这部分人马。

而18旅并不在南京，这个旅下辖35、36两个团，旅部和35团驻镇江，36团驻江阴。武昌起义爆发后，这两个团的中下层军官都已经磨刀霍霍，两个团长（35团团长敖正邦、36团团长陶澄孝）感觉形势不妙，全都找借口离开了部队，于是张人骏和徐绍桢将36团也调到了镇江与35团汇合，由18旅的旅长杜淮川直接指挥。

随着更多省份新军起义的消息陆续传来，这两个团的军心更加不稳，杜淮川发现自己也无力掌控了，干脆托病请假。于是，徐绍桢委派孙铭改任18旅旅长来接手镇江的新军，同时让孙铭在镇江伺机发动起义，然后17旅从秣陵关北伐，18旅则从镇江西进，两路夹击，会师南京。



徐绍桢

就在徐绍桢布置停当、只等着柏文蔚的军火到来时，又一个人物的出现搅乱了局势。

这个人叫苏良斌，原来是第9师的一个排长，因故被开除，随后苏良斌回到了家乡湖北并且参加了共进会。共进会乃是武昌首义的骨干力量，但苏良斌并没全力投入起义工作，直到起义成功，看到周围其他人都当上了新政权的官员后，苏良斌才后悔莫及。

随即苏良斌向武昌军政府主动请命去南京策动起义，对于急需各地起义来分散压力的武昌方面来说，这当然求之不得，于是立刻应允。

有了武昌军政府的旗号，苏良斌再次返回了南京，并且在城内秘密联络上了一些力量。11月6日，苏良斌来到秣陵关面见徐绍桢，宣称他可以策动城内的巡防营以及督署卫队起义，时间就在11月9日凌晨，因此希望徐绍桢的人马同时杀到南京来，里应外合。

这对于已经决心起义的徐绍桢来说确实是个好事，但问题在于此刻柏文蔚的弹药还不见踪影。由于秣陵关不通铁路，那么柏文蔚从上海将弹药装上火车后，总不能运到南京车站送给张勋吧？最多了也就是运到镇江火车站，然后还需要那边的18旅先起义光复镇江，接着再将弹药从镇江通过马车转运到秣陵关，也就是说，9日凌晨之前很难到位。

犹豫良久之后，徐绍桢还是应允了苏良斌的计划。已经50岁的徐绍桢老谋深算，一向谨慎从事，为何这次决定冒险？

从已经独立的各省情况来看，光复是大势所趋，很多地方只需走走过场，因此徐绍桢不得不考虑到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万一苏良斌在城内起义没遭到太多抵抗就取得了成功，而徐绍桢在秣陵关按兵不动，那么徐对于南京的光复就没有丝毫贡献，在未来新政权的权力分配时将会十分被动。

而就当时南京城内的形势来看，张人骏已经有所动摇，光复最大的阻力无疑来自张勋，但也有传闻说，早在11月3日徐绍桢同意起义之前的数日，柏文蔚与张勋曾有接触，张勋甚至表示他也可以附和独立，条件是徐绍桢离开，然后将手下的第9师交给张勋控制。

由于难度太大，柏文蔚与张勋密谋的这个事最后没有达成协议，或者说清廷死忠张勋也许是玩诈降，一旦他控制了第9师后也不会真的起义。但对于徐绍桢来说，如果不想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中出局，就必须掌控主动权，现在恰好有了苏良斌这个机会，徐决定要赌一次。

到了7日的上午，苏良斌又派人送信到秣陵关，说是起义需提前一天，也就是8日凌晨实施，希望徐绍桢配合，这次徐觉得此举过于仓促没有同意，他让送信人回去告诉苏良斌，临时改变计划会导致部队来不及准备，因此还是按最初约定9日凌晨再动手。

送信人赶回南京时已经是7日下午，由于这两天城里风声鹤唳，此刻城门已关，送信人被拒之门外。

再说城里的苏良斌，虽然没能见到送信人带回徐绍桢的回复，但子夜过后，也就是8日的凌晨时分，急于建功的他还是点火为号，随即南京城内的部分起义人员开始进攻两江总督署，由于势单力薄，他们很快就被张勋的江防营赶来镇压了。

同时，张人骏也从总督署被转移到了位于北极阁的张勋的司令部里，既是加以保护，也是变相监视。

再说秣陵关这边，8日天亮以后，徐绍桢将17旅以及炮团、马团、工程营等组成了一个混编旅，由沈同午作为前线总指挥，大队人马直奔南京。由于最初约定的起义时间是9日凌晨，现在也该出发了；此外有传闻说昨晚的南京已经爆发起义，张人骏也自杀了。

8日下午，17混编旅来到了南京城下，此刻有确切消息传来，昨晚城内的起义已经被镇压，张人骏也没死。不过消息还说，城里可能依旧有革命党，等着里应外合。

刚刚走马上任的沈同午立功心切，下令连夜攻城，33团主攻南面的雨花台，34团以及炮兵、工程营等主攻西面的水西门，东面则寄望孙铭从镇江带18旅来进攻。

由于士兵每人只有可怜的三五发子弹，炮兵也没有炮弹，进攻没能取得任何进展，镇江方面也看不到援军到来。到了后半夜，沈同午改变计划，将西面的队伍也调到南面，全力死攻雨花台这一个点。

到了9日天亮时分，依旧进攻未果，由于起义前的众人被其他各省轻松光复的消息所振奋，一直以为南京唾手可得，群情激昂之下难免轻敌，此刻却发现困难太大，因此士兵们士气低落、厌战萎靡，已经有了溃败的迹象。

忽然之间，天降大雾。

这种天气下，部队自然无法攻城，再说了，就算没有雾，谁还愿意赤手空拳去送死？更何况，经过一夜的交火，城中的守军已经看出了义军弹药匮乏的窘境，一旦天色大亮后乘机杀出来，城外的义军岂不就成了人肉活靶子？

三十六计走为上，士兵们开始各自为政、趁着雾气掩护四散而去，沈同午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无疑，徐绍桢这次的赌博，彻底输掉了。

雾中的金陵城，则是影影绰绰、一片朦胧。

（五）镇江篇

1911年11月9日，镇江。

道署街上的常镇道台衙门内，镇江军政府的都督林述庆将江苏都督程德全发来的一封公函撕了个粉碎：“德全衰朽无能，因人成事，余岂下人者，乃藐视余耶？”

在此前一天，镇江刚刚光复，不过，和徐绍桢盘算的不一样，他派去的孙铭被彻底排斥在了起义之外。

驻防镇江的新军总计有五个营，以36团1营营长林述庆为首的这五个营长之间互通气息，已经完全控制了军队，旅长杜淮川和两个团长敖正邦、陶澄孝都被架空，也就只好撂挑子了。

林述庆是福建人，在福建武备学堂上学期间，学堂的校长就是徐绍桢。后来新军第9师创立，徐绍桢成为师长，林述庆赶来投奔，进入了33团，随后受团长赵声影响，思想开始走向激进。

林述庆后来被调到同为第9师的36团当营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同为福建老乡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五大负责人之一的潘祖彝（另外四人为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取得联系，密谋起义。

同时，此刻还有镇江当地人李竟成也在秘密活动。李竟成儿时是赵声父亲赵蓉曾的学生，因此与赵声关系极好，曾经在赵声的33团当过排长。赵声离开第9师前往广东、香港等地活动时，李竟成一直在追随。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赵声病故，李竟成回到江苏，在陈其美的领导下先在上海、无锡等地为同盟会招募敢死队员，随后与赵声的两个弟弟一起回到家乡镇江来策动起义。

随后，林述庆与李竟成联手，林述庆掌握新军，李竟成有当地人脉，背后都是上海的同盟会支持，尤为关键的是，3日上海起义，4日凌晨江南制造局光复，这样镇江新军的弹药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只要上海那边把子弹运来，林述庆带领18旅这5个营的新军随时可以起义。

到了11月4日晚，孙铭从秣陵关匆匆赶到镇江上任，接手18旅旅长。前任杜淮川的职责是维持军队稳定，肯定与林述庆等激进派下属不和，而3日晚上的秣陵关会议上，师长徐绍桢已经确定了起义的宗旨，因此此刻孙铭与林述庆等人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然而，事情绝非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林述庆等人并不欢迎孙铭的到来。镇江的起义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这时的孙铭帮不上什么忙，更何况，众人已经认可推举林述庆这个前营长来担任光复后的镇江都督，你再弄个大旅长来怎么安排？

孙铭也嗅出了这种味道，到任后干脆装聋作哑，闭门不出。

5日苏州光复后，镇江与上海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阻隔，铁路当天就可往返。6日这天，上海方面的20万发子弹被运到了镇江，弹药充足的新军士气高涨，7日下午在镇江东南面的京岘山上正式竖起起义大旗，随即，巡防营、水师炮台等武装力量也都一面倒地选择跟随新军起义。

到了8日，眼看大势已去，在当地士绅的劝说下，镇江的行政最高官员、常镇道台林景贤以及旗营的统领载穆都选择了不抵抗，随后林述庆带队入城，镇江一枪未发和平光复。

新的镇江军政府在原常镇道台衙门内成立，林述庆就任都督，起义的原18旅的五个营也重新整编为镇军。

值得注意的是，镇江并不是省会城市，而省会苏州此前已经光复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镇江成立的不是军政分府而居然是军政府，这就看出林述庆的野心了。

果然，当程德全以新任江苏都督的身份发来公函，要求镇江改为其下属的军政分府时，被林述庆断然拒绝。



林述庆

1911年11月9日，镇江。

江边的三益客栈门口，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正在集合，准备跟随他们的首领徐宝山渡江，去往对岸的扬州。

扬州当地没有新军，由巡防营驻扎，其中大部分人马还被他们的统领王有宏带去南京听从张勋调遣了，城内的治安则由商人们组织自卫队负责。

武昌起义之后，一个叫做孙天生的人开始在留守的巡防营中秘密活动，他自称是被清廷通缉的革命党领袖孙文的弟弟，受哥哥委派来光复扬州了。

11月7日，孙天生带着几十个巡防营士兵大举着光复大汉的旗子，大摇大摆进入扬州城，城内的自卫队不便阻拦，围观百姓更是喝彩不断，队伍就这样直奔两淮盐运使司衙署而去。

苏北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盐业产地，所谓“煮海之利，两淮为最”，每年这里的盐税额就占了全国盐税总额的六成以上，因此元明清三代朝廷都专门设置了两淮盐运使司这个机构来加以管理，地点就位于扬州。因此，尽管扬州当地的最高行政官员是知府，但由于两淮盐运使级别更高，所以盐运使司衙署才是扬州真正的政治中心。

听到革命党起义进城的消息后，两淮盐运使增厚以及扬州知府嵩峋都跑了个无影无踪，孙天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盐运使司衙署。在旁人的提示下，他以扬州都督的名义在全城发布了光复通告，同时宣布三年之内免交各种赋税，着实让城里的百姓高兴了一把。

其实，孙天生只是个跑江湖的戏子，甚至可能连戏子都不是，而是妓院里的杂役。总之，这个孙天生可谓天生胆大，居然就如玩游戏一般地光复了扬州。可惜，接下来的他就玩不下去了，他哪里懂得如何管理这么大的一个繁华城市？

和他一起起义的那几十个巡防营士兵呢？这些人从盐运使司衙署库房里抢了一批金银财宝后也四散而去。

11月8日这天，扬州实际上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度过的，当地士绅们无比焦急，在得知对岸的镇江已经光复后，扬州商会的代表在9日来到镇江，请求都督林述庆派人去接管扬州。

意向高远、急于扩张的林述庆当然不会放掉送上门的地盘，于是委派徐宝山的人马出征扬州，徐宝山则更是求之不得、跃跃欲试。

徐宝山外号徐老虎，早年是混黑道的，专门贩运私盐，后来势力越来越大，大到何种地步呢？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徐宝山曾经给当时的江苏巡抚鹿传霖写了封信，信中说荣禄挟太后以驭天下，竟然敢幽禁了当朝皇上，我徐宝山愿意带自己的人马北上杀入京师，去解救光绪帝。同时，徐宝山向百姓宣称他接受了光绪皇帝的密旨，要北上勤王，清君侧。

别说鹿传霖，就连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此刻北方义和团已经兴起，局面日趋混乱，而刘坤一本人也是东南互保的积极分子，因此他并不准备去派兵武力镇压徐宝山，但也不能在自己的地盘上还留着这么一股猖狂的势力啊？

最后还是张謇出了个主意：招安。随即，由张謇出面保举，徐宝山的走私人马摇身一变，成了刘坤一旗下的缉私营，专门打击其他的贩私势力。于是，官府方面实现了维稳的目的，徐宝山则既有了公务员身份，又可以合理合法地铲除竞争对手，警匪一家、其乐融融。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人骏本来希望借助巡防营的力量制约不稳定的新军，这其中就也包括了驻扎在镇江的徐宝山的缉私营，张人骏还特意拨给了徐一笔款子让他招兵买马，严防革命党。

但越是久闯江湖之人，越善见风使舵。李竟成与徐宝山有亲戚关系，光复前的11月3日，林述庆、李竟成、徐宝山三人之间曾有一次密谋，林述庆和李竟成代表同盟会承诺，一旦光复成功，将来苏北的盐业全部由徐宝山控制。于是徐老虎倒戈，选择了加盟到起义阵营。

现在镇江的起义刚刚成功，扬州就来人求援，林述庆、徐宝山自然顺势应允，乐享其成。

11月9日，徐宝山、李竟成带着人马出征扬州，把原来的扬州“都督”孙天生吓得躲进了妓院，可惜还是没能逃脱，被徐抓到后杀掉。

11月10日，徐宝山在扬州成立镇江军政府下面的扬州军政分府，徐任军政长，日后又光复了周边的泰州、盐城、阜宁等多处地盘，渐渐在苏北坐大。

1911年11月9日，镇江。

城外西面的金鸡岭（也称京畿岭）上，一支马队正要启程。

带队的是柏文蔚以及孙铭，马车上装的是十万发子弹、两千颗炸弹（效力相当于手榴弹）、三百发炮弹以及五百支手枪。柏文蔚没有食言，从上海拿到了大批弹药，经火车运到了镇江后，再转马车去往秣陵关。

走到半路，对面来了垂头丧气的零散士兵，柏文蔚这才知道攻打南京的起义已经失败，弹药自然也就不必送去了，只好返回镇江。

随即，在林述庆的支持下，柏文蔚开始在镇江竖起大旗接收17旅溃败过来的残部，并且纳入了镇江军政府的编制，至此，原第9师彻底不复存在，被林、柏二人瓜分。

17旅旅长沈同午也到了镇江，眼看着自己的人马被他人收编却无能为力，只好悻悻地回了家乡常熟。

同时，第9师师长徐绍桢也到了镇江，但只能住在旅店里等着被林述庆接见，虽然以前人家是你手下的学生以及小营长，但现在今非昔比、时过境迁了。

果然，林述庆不仅拒绝接见老长官徐绍桢，甚至说出了“他居然还有脸来见我”的狠话。

林述庆如此反感徐绍桢，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林述庆是正宗革命党，在他看来，慈禧死时如丧考妣的徐绍桢根本不是出自真心发动起义，只是个顺风使舵的投机者。

其次，就算不考虑动机只看结果，毕竟徐亲自领导的起义也彻底失败了。前期的他太求稳，既交出弹药又撤出南京，对清廷步步退让；后期又太冒进，轻信苏良斌，不等弹药到位就草率出击。

当然，林述庆个人有小算盘也是不争的事实。徐绍桢派17旅攻打南京的南面和西面的同时，曾经要求孙铭率18旅自镇江出击，攻打南京东面的朝阳门，两路夹击，让守军顾此失彼。

但孙铭这个临时空降的旅长哪里还指挥得动军队？更何况镇江光复后，原新军第18旅的建制已经不存在，被重新整编为镇军第1旅，除了林述庆成为镇江都督统领一切外，剩下的另外四个营长也成为了新的镇军旅长、团长、参谋长等等。

也就是说，孙铭连原来那个没实权的18旅旅长的名分都没有了，两手空空的他只好求助于林述庆，希望林派兵出击南京支援17旅，林述庆则对此请求置之不理。

话说17旅攻打雨花台虽然失利，但伤亡人数还不足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如果剩下的人马回归秣陵关，保持编制还在，也不至于被镇军吞并，那么为何军中将士不是开了小差、就是跑去了镇江呢？

中国自古管从军叫“吃粮当兵”，吃粮在前，当兵在后。军队不种地、不打鱼，但一定要抢地盘，什么地盘？当然是富庶的地盘，这样才能给养充足，酒足了、饭饱了，士兵才会为长官卖命。

秣陵关是偏僻之地，根本养不起第9师17旅。如果没有起义的话，南京的张人骏虽然不给他们发子弹，但起码还会负责他们的给养，毕竟他们仍然是隶属大清的军队。但一旦起义后刀兵相见了，就必须把南京抢下来，一旦打不下来的话，留在秣陵关只能是等死。所以说，徐绍桢的秣陵关起义可谓是最能体现“破釜沉舟”这一成语的出处：一旦输了，就连釜（吃饭的家伙）都没了。

而镇江的地位虽然不及南京，但起码也是个繁华重镇，既有铁路、又有长江水路，与已经光复的苏州、上海连成一片，交通便利，无论给养还是武器都有保障，哪怕混不好了再跑路，都比秣陵关方便百倍。

所以，此刻半点地盘都没有的徐绍桢相比于坐拥镇江的林述庆毫无优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马被夺走。

此外，11月3日秣陵关会议上的一次人事安排也为徐绍桢最终失去17旅埋下了伏笔。当时军中一度有传闻，说17旅旅长孙铭早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也是革命党，那么对于徐绍桢来说，由于远在镇江的18旅已经没把握掌控得住了，那么眼皮下的17旅就必须攥在手里，而如果孙铭也是革命党的话，就算徐绍桢起义了，光复后也很有可能被孙铭取而代之，或者是架空。

故而徐绍桢用了一招一石二鸟，调孙铭去镇江，死马当活马医，反正18旅已经失控，再差又能怎样？同时他任命一直在自己身边做参谋的沈同午接手17旅，因为沈是徐绍桢当时完全可以控制得住的。

可惜，善于纸上谈兵的沈同午没能打下南京，更要命的是，刚刚上任的他对于17旅的控制力极差，这才导致了一场简单战斗的失利后却引发了如此巨大的溃败。

徐绍桢绝非看不到沈同午无法彻底掌控17旅的事实，但他也没别的办法，只有这样，17旅一旦打下南京后，沈同午才依旧会毕恭毕敬地请徐绍桢入主。而如果是原来的正牌旅长孙铭带着17旅打下了南京，那么孙铭凭借此赫赫战功以及老部下的拥戴一举崛起，完全有可能在南京的新权力版图中挤徐绍桢出局。

后来的孙铭彻底心灰意冷，远走上海做了寓公，不再过问任何政界、军界之事。

沈同午则不甘寂寞，民国后又先后投奔过袁世凯、孙传芳，以及……日本人。


再说柏文蔚，他为何改弦易辙与林述庆联手？柏最初确实是和徐绍桢合作，但徐绍桢没等柏的军火到位就冒险赌了一把，结果输掉了军队和地盘，成了光杆司令，而林述庆则拥有镇江的掌控权，两者孰轻孰重再明显不过了。

而对于林述庆来说，他虽然对徐绍桢、程德全这些 “投机者”不买账，但柏文蔚是比他资格更老、履历更硬的革命党，因此林述庆在柏文蔚面前是牛不起来的，相反倒是笼络有加，于是他们二人携手，林有镇江的地盘，柏有上海同盟会军火的支持，可以顺利将第9师17旅的残部吃进。

由于柏文蔚是安徽人，这部分兵马后来被称为了淮军，从而区别于林述庆直接掌控的镇军，但他们在名义上还是属于镇江军政府，这样林述庆旗下除了嫡系镇军，还有柏文蔚的淮军以及扬州徐宝山的兵马，同时，长江上的海军的部分舰艇也起义投奔了林述庆（海军的内容以后会详细写到），这样一来，短短数日内镇江快速崛起，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完全可以与周边的南京、苏州、上海分庭抗礼。





柏文蔚

1911年11月9日，镇江。

旗营里，他们的首领载穆自杀了。

年过花甲的载穆不仅是旗人，而且是正宗的皇族，康熙第十四子允禵的后代，如果当年雍正篡改遗嘱的传说是事实的话，那么载穆才是此刻应该坐在紫禁城里当皇帝的那个人。

当然，那个传说只是不合逻辑的野史。

载穆之所以自杀，大概也是因为身上的血统让他无法淡定地以一个降将的身份苟活于世吧。

遗书中，他希望起义者们信守诺言，不要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旗人。









1911年11月9日，镇江。

火车站上，原江苏陆军小学校长陶骏保从车上昂首走了下来，浓浓的秋意遮不住他的满面春风。

陶骏保与徐绍桢、林述庆之间都是老熟人，徐绍桢在福建武备学堂当校长时，陶是老师，林是学生，后来徐当了第9师的师长，陶和林也都在第9师中任职。

相对而言，陶和林之间关系甚好，虽然陶只比林大三岁，但林对自己这位曾经的老师很佩服，此时林述庆当上了镇江都督，马上将暂住上海的陶骏保请来做自己的参谋长。

陶骏保本身就是镇江人，这次回来也算是衣锦还乡了，不免心中得意。

令陶骏保无比开心的还有另一个理由，他终于把沈慧芝拿下了。

沈慧芝是上海迎春坊的名妓，与大姐灵芝、二姐采芝号称四马路三朵花（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当时是上海的青楼聚集地），其中尤以慧芝色艺双绝，最招客人喜欢。曾经有一个京城的贝勒爷将其赎身带走，但由于贝勒爷突然暴病而亡，沈慧芝只得又重回迎春坊。

接着，又有松江第一富商钱有石挥金如土与沈慧芝订立婚约，但此刻的沈慧芝却又和大姐灵芝的客人、当时的《时报》主笔大才子史量才搞在了一起，令钱有石与史量才之间剑拔弩张。好在钱、史二人有个共同的朋友、也是上海滩著名报人的张竹平，经过他的调解，并且又为钱有石介绍了一位官宦家的千金小姐，钱这才撤销了与沈慧芝的婚约，让史量才独占了花魁。

然而史量才的艳福也没享受几天，由于陶骏保也曾是沈慧芝的客人，并且一直对其念念不忘，有一天打探到沈慧芝的下落后，直接带着几个卫兵去了史量才家，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秀才遇到兵”，文弱书生史量才只得眼巴巴看着沈慧芝被陶骏保带走。

此刻的陶骏保既官运亨通，又金屋藏娇，心里乐开了花。

陶骏保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命运就在前方不远处等着他，脸上带着冷冷的狞笑。

（六）江浙联军篇

1911年11月11日，苏州。

江苏都督府的参谋厅内，徐绍桢的辫子被剪了下去，同时他默默祈祷，希望最近这一个月的霉运，也能一同被剪掉。

9日的镇江，徐绍桢在老部下林述庆那里几乎吃了个闭门羹，虽然最终在周围人的劝告下，都督林述庆还是接见了徐绍桢，但二人见面后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好在到了苏州以后，另一位老下级顾忠琛又让心灰意冷的徐绍桢振作了起来。顾几乎是强迫着徐绍桢剪去了辫子，既然已经造反了，就要有个革命党的样子。接着，顾又划拨了5万大洋给徐绍桢，让他继续招兵买马。

当然，更关键的一点是，顾让徐绍桢耐心等待，从上海那边，很快将传来对徐有利的好消息。

顾忠琛是无锡人，曾经在安徽武备学堂做过教官，后来也到了南京第9师著名的33团当教练官，因此结交了一大批激进派军官。

1907年徐锡麟起义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后，原布政使冯煦接替了安徽巡抚的职务，由于冯与顾忠琛同为江苏老乡，私交不错，因此冯煦将顾调到了安庆任第31混成旅旅长。

在清末，驻扎重要省份的新军的最高职务是师长，比如江苏、浙江、湖北，而像安徽、江西这些省份就是旅长最大了，所以说顾忠琛已经做到了安徽军队内的最高职务。随即，他又将原第9师里的一批激进分子招到了安庆的31混成旅，比如冷御秋、熊成基、倪映典等等。

到了1908年，熊成基发动起义失败，顾忠琛虽然没直接参加，但最起码这些革命党都是他招过来的，自然也脱不了干系。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本来是要将顾忠琛砍头的，但是顾的族叔顾栋臣是学部郎中，与端方关系不错，在顾栋臣以及冯煦两个人的苦苦求情之下，端方只好对顾忠琛网开一面，死罪免去，按失职处理，流放去了张家口。

武昌起义爆发后，顾忠琛秘密潜回家乡，并且参与了程德全易帜的谋划。在苏州和平光复后，程德全在江苏都督府设置了参谋厅管理军务，程德全挂名参谋总长，钮永建、顾忠琛任参谋次长，由于钮永建一直在上海，因此实际上就是顾忠琛全权管理参谋厅。

那么顾忠琛让徐绍桢等待的上海方面的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呢？这就要从这几天的南方各省光复大势说起。

截至11月9日，南方的两广、云贵、江浙、江西、安徽、福建、两湖都已经光复，再加上北方的陕西、山西，就算清廷还没推翻，但独立各省也完全可以先组成一个临时政府了，至于下一步是战是和可以再从长计议。

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武昌军政府又敏锐地赢在了起跑线上，黎元洪在11月9日第一个公开提出组建“临时中央政府”的倡议，并电邀独立各省派代表到武昌商议。由于武昌已经是首义之地，一旦再以盟主之势主持了各省代表的会议，那么它肯定会顺势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就是民国的新首都，同时，黎元洪成为开国元首的态势也呼之欲出。

而在此刻的江浙一带，成立新政府一事也在紧锣密鼓地张罗，以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等几大都督在台面上运作，同时还有赵凤昌、张謇等民间大佬的幕后操盘。（张謇前面已经多次介绍了，赵凤昌这个人物则需要在后面的章节里细细描述）

最终这批人确定了两条腿走路、文武并行的策略，所谓“武”就是组建江浙联军尽快光复南京，而“文”就是邀请已光复各省尽快派代表来上海开会，确定组建临时政府之事。

江浙乃富庶之地，从来都是国库税收的主力，满清皇帝要定都北京，江浙人士当然没办法，而现在好不容易共和了，因此一定要设法将首都挪到江南来。同时，作为拥有孙中山、黄兴等老资格革命党的同盟会，也绝对不愿意看到黎元洪坐大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同盟会与江浙立宪派达成了一致的目标，一定要和武昌竞争未来政治中心的地位

那么江浙这边要用哪个城市来和武昌竞争首都呢？恰恰是还没光复的南京。

已经光复的苏沪杭虽然也都是响当当的大城市，经济繁荣、历史悠久，但在当时的政治地位是完全无法和南京媲美的。光复前上海的最高规格只是道台，苏杭稍高一点，也只是巡抚而已，而南京的规格是总督，是长江下游总计三个省（加上差点成立的江淮省，实际上是相当于四个省）的最高管理中心，绝非只管理一个省的省会级的苏杭可比（浙江、福建两省的最高管理中心浙闽总督署是位于福州而不是杭州）。

接着，我们看武昌和南京之间的比较，武昌虽然是首义之地，但南京也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那就是明朝开国时朱元璋是定都南京的，至今他的墓地还在南京的明孝陵。

在1911年时，如果你对中国的老百姓讲共和、讲革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是怎么回事，但一说到反清复明、恢复汉室，大家就立刻明白了，因此，只有定都南京，才能更彰显出“驱除异族，还我神州”的味道，从而赢得百姓的认同和支持。

事实上，数月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时，还特意去明孝陵以大明遗民的身份来祭扫朱元璋。

策略已定，江浙这边文物并举，一面组建联军准备进攻南京，一面由沪军都督陈其美出头，邀请已光复各省派代表来上海开会。

11月15日，苏沪杭三家以及部分省份的代表先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议，正式将该组织名称定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并且提名了上海都督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以及他的同乡好友温宗尧二人作为光复各省的外交代表，请其他各省认可。

这下子可让武昌方面火冒三丈，整个民国起义的第一枪是人家放的，组建新政府的提议是人家先说的，而且现在人家还正在跟清军浴血奋战，你们上海却节外生枝另起炉灶，这算什么事？

陈其美等人自知理亏，马上安抚武昌方面，说是没收到黎元洪9号的电报，所以误会了，不存在故意搅局的事，我们革命者都是团结的。

到了11月20日，更多的代表抵达上海后，大家开会确认：在新的政府正式成立前，武昌军政府即为临时中央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同时也成为了所有光复各省的最高领导人。

当然了，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黎元洪也要对伍廷芳、温宗尧二人的任命加以认可，也就是说，黎元洪保证了武昌方面以及他本人的正统地位，但外交权给了上海方面作为交换。

随即另一个问题也产生了，黎元洪坚持这个“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必须在武昌召开，一方面武昌是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则是已经有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的代表先期到了武昌。

同时，黎元洪派出了既是同盟会元老、又是湖北人的居正前往上海，力邀各省代表赶赴武昌。

黎元洪有理有据也有礼，代表们无奈之下只能去炮火纷飞的武昌开会，与此同时，各省还留了一个代表在上海负责联络事宜，这也为后来的变故埋下伏笔。

接着说攻打南京一事，江浙联军组成，其中浙江方面出兵3000人，由朱瑞带队；苏州方面由刘之洁带3000人；镇江则是林述庆的3000人、柏文蔚的2000人以及扬州徐宝山的2000人。这里面除了徐宝山的人马是前巡防营以外，其他几家都是前新军，战斗力较高。

上海方面则是洪承点的1000人，洪承点曾经是前安徽新军的排长，参加了熊成基的马炮营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粤港，又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上海光复后，陈其美招兵买马组建沪军，并且任命了洪承点来统领。

此外还有一支队伍，就是李燮和的光复军里面的黎天才部。黎天才出身是云南的彝族将领，1883年的中法战争中被当时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岑春煊之父）发现并赏识，到了岑毓英死后，黎天才则是由岑春煊一路提携，但在1903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期间，已经被岑提拔到广西南宁参将的黎天才因剿匪不力又被革职，随即黎便一直在广东赋闲。

前面讲到过，清廷启用袁世凯的时候也同时任命了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在上海做寓公的岑春煊只有一纸任命，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他希望可以带自己的一支嫡系卫队入川，于是奏请朝廷批准，由黎天才在广东又拉起一支600人的队伍，先乘船到上海与岑春煊汇合，再想办法入川。

黎天才的队伍抵达吴淞后，恰逢上海光复，这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又刚刚到了异地他乡，一起参加起义是唯一选择。由于当时控制吴淞的是李燮和，因此黎天才的人马起义后是隶属于吴淞军政分府，而不是陈其美的上海都督府。

光复会的李燮和不承认陈其美的上海都督府，自己拉起了由吴淞、闸北的起义力量组成的光复军，但李燮和是承认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地位的，其吴淞军政分府也是隶属于位于苏州的江苏军政府之下，因此同样要参加这次江浙联军的行动，派出的就是黎天才的这600人。

虽然上海方面出兵不是很多，但江南制造局可以提供大量军火，这样，兵精粮足的江浙联军秣兵厉马、摩拳擦掌，拿下仅仅靠张勋江防营守卫的南京指日可待。

万事俱备、只欠一个总指挥官。

同盟会方面本来是力挺黄兴担任这个职务的，可惜黄兴人还在武汉，而且他暂时也无意回华东来。

黄兴10月28日到达武汉时，正好是袁世凯被清廷赋予北洋军权的第二天，前线的冯国璋已经开始发力猛攻汉口，黄兴虽然率众奋力抵抗，但最终还是惨遭失利丢掉了汉口。由于此刻黄兴初来乍到，其指挥权又不是很清晰，因此这次失利也能被人理解。

随后的11月3日，黎元洪在武昌举办了隆重的拜将仪式，授予了黄兴战时总司令的地位，也就是说，黎元洪此后还是武昌军政府的最高官员，但实际上的军权已经分割出来交给了黄兴。

多年来指挥了多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刚刚又丢了汉口，黄兴自然希望好歹品尝一次打胜仗的滋味，哪怕打个平手呢？随着湖南等地援鄂军队的到来，黄兴也有了信心和计划：先反攻汉口，就算打不下来再回头死守汉阳，只要汉阳不丢，就算自己没输。

对于江浙这边来说，既然攻打南京的事指望不上黄兴了，徐绍桢就呼之欲出，成为了最佳人选。江浙联军各部队的指挥官里面，起义前最高官衔的也不过是团长，连个旅长都没有，因此师长级别的徐绍桢鹤立鸡群。

终于，在顾忠琛的苏州参谋厅，徐绍桢等来了自己东山再起的好消息，上海都督府提名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并电请其他参加该行动的都督府公认。

很快，江苏都督、浙江都督立刻通电应允，但是，镇江都督林述庆对此不予理睬。



陈其美

前面刚刚说了，此刻的镇江势力很大，除了林述庆直接控制的镇军，还有柏文蔚的淮军、徐宝山的扬州军挂在镇江的名下，江浙联军中的半壁江山都是人家的，尤其关键的是，这还是更重要的那半壁，因为镇军、淮军都是原来的第9师，战斗力强，对南京也轻车熟路，肯定是这次攻打南京的主力。

林述庆不认可徐绍桢，但是他自己也提不出更好的人选，这样的话，攻克南京这个事就要被搁置了，江浙各方、特别是上海的同盟会都开始对林述庆有所不满，于是柏文蔚在中间苦苦相劝，最终林述庆才勉强同意。

随即，江浙联军正式建立，徐绍桢为总司令，顾忠琛为参谋总长。然而，各路人马汇聚镇江后，徐绍桢与林述庆在战前会议上依旧水火不容，林述庆以备战工作还未完成为理由拒绝让镇军出征，一怒之下，徐绍桢要求辞职。

上海的同盟会急忙打圆场，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请程德全担任总司令一职，徐绍桢改任副司令。程德全的级别、地位足够高，但他是标准的文官，根本不会打仗，因此这个安排实际上是作战部署仍然由徐绍桢制定，只不过是通过程德全的名义来指挥林述庆，算是给了林述庆一个台阶。

对于这个办法，各方应对不一。徐绍桢还算勉强可以接受，从正职变为副职肯定丢面子，但自己现在是败军之将、光杆司令，缺乏叫板的资本，只能先韬光养晦，等打下南京有了战功再说。

程德全则是坚决反对，公开喊出的理由是自己不懂军事，实际上是根本不想趟这趟浑水，以他的治理地方的能力和威望完全可以胜任光复后的各种官职，无需再靠额外的军功来刷业绩，何况一旦当上总司令后也摆不平徐绍桢与林述庆的矛盾，更是给自己找麻烦。

而林述庆呢？前面讲过，他对于程德全并没有好感，不过出于策略考虑，他和军师陶骏保商议后发出通电，力挺程德全为总司令，但同时强调司令应该只设置一人，不要再设置副职，以免互相掣肘，贻误战机。也就是说，必须彻底让徐绍桢出局，镇军才会参战。

11月18日，陶骏保亲自跑到苏州去当说客，恳请程德全出马挂帅，被程德全婉言谢绝。

然而战事不等人，到了23日，徐绍桢只得先安排除镇军外的其他兵马出征。很快，24日、25两天，南京城外围的据点已经全部被联军肃清，黎天才的部队在北面控制了乌龙、幕府两山炮台，刘之洁的苏军从南面直逼雨花台。

主攻战场则在东面，徐绍桢坐镇麒麟门，朱瑞的浙军在马群与守军激战，攻下了孝陵卫，并且射杀了清军中仅次于张勋的二号大将王有宏。

张勋见势头不妙，开始凭借城墙死守城内，这样一来，联军也没有好的办法打进去，于是，紫金山上的天堡城炮台就成了此次战役的重中之重。

那个年代的炮击瞄准还没有太先进的办法，基本都是靠炮手目测，因此只有在制高点上才会有威胁，同时射程也会更远。而天堡城地势高耸、整个南京城都在它的炮口覆盖范围之下，故而天堡城有“金陵之钥”的称谓，也就是说一旦拿下天堡城，再坚固的南京之门也会被顺利打开。

27日，洪承点的沪军开始攻打天堡城，没有任何进展，他的队伍是临时拼凑的，战斗力本身也是平平。于是28日，徐绍桢又换了朱瑞的浙军来攻打，依旧不得要领。

江浙联军一筹莫展之际，又一个消息传来：湖北战场上，汉阳失守了。

武昌与汉口、汉阳之间虽然有长江阻隔，但汉阳的龟山地势高耸，整个武昌都在其炮火的覆盖之下，与天堡城的炮火可以覆盖南京是同样道理，因此汉阳一失，首义之地武昌已经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同时，江浙沪等都督府也都接到了黎元洪的密电，内容就是此刻的武昌军政府正在和袁世凯停战议和，那么这边的南京也最好是暂缓攻打，否则你们打南京，不等于逼着袁世凯打武昌吗？

在名义上，黎元洪与江浙这边各都督的关系其实是上下级了，于情于理，为了保住武昌，南京这边也该先缓一下。

然而，徐绍桢这边马上接到了上海送来的大量军饷，以及一个指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组织敢死队，务必打下南京，不要管武昌。

（七）武汉篇


1911年11月30日，汉口，北洋第一军的临时指挥部内，冯国璋忿忿不平地将一封电报扔在了桌上，不顾有众多下级军官在场，大声抱怨道：“宫保为何夺我封侯！”

宫保就是指袁世凯，因为他曾被封为太子少保。

11月1日，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后，湖广总督的位置就空了出来，于是清廷又任命了魏光焘接手这个位置。

魏光焘的资历足够硬，他乃是曾国藩的湘军中的人物，先跟过曾国荃，后来追随左宗棠，自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升迁，曾做到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两江总督等高位。但因为一贯用人唯亲，因此魏光焘在朝中也颇受非议，加上年事已高，因此在1905年68岁时被罢官，回乡养老了。

此刻的满清权贵们还是不想赋予袁氏太多权力，既然已经让你坐镇中央了，那么湖广这块地盘就要让出来，可惜此刻众大臣们跑的跑、降的降，资格威望足够的人选没有几个，只好启用一个已经74岁的老头子，也真是无奈之举。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清廷再次下旨：湖广总督的位置在魏光焘没上任前由王士珍代理。

这次任命算是稍稍靠谱了点，王士珍是袁氏手下的北洋三杰之首，湖广总督这个位置如果不给北洋系，那么武汉前线的北洋军又怎能卖力打仗？

随后，袁世凯作为总理开始组阁，王士珍是陆军大臣的人选，湖广总督的位置再次空闲，由于那时的袁世凯已经进京就职发号施令，湖广总督让谁当就全凭他的一句话了，于是他又任命了手下的亲信段芝贵为湖广总督。

3天之后，袁世凯再次任命了段祺瑞接手湖广总督，段祺瑞虽然年龄比段芝贵大，但辈分上却是段芝贵的宗侄，不过，段祺瑞是赫赫有名的北洋三杰之一，其能力绝非段芝贵这个“政坛第一皮条客”所能比。

不知大家注意到一点没有，这个职务的人选变来变去，但没有一次落到正在武昌前线卖力征战的冯国璋头上，尽管冯同样位列北洋三杰，资格足够。

坐不上湖广总督还不要紧，还有更憋屈的事等着冯国璋。

27日，冯国璋拿下了汉阳；28日，清廷立刻下旨册封他二等男爵的勋号；29日，急于建功立业的冯国璋一面隔江炮轰武昌，一面向北京的袁世凯请战，准备过江出击武昌，并立下军令：三天之内绝对拿下武昌；但到了30日，袁世凯的回电却是：停战，与对方议和。

冯国璋有所不知，早在26日他攻打汉阳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袁世凯却在北京通过英国大使朱尔典向汉口的英国领事馆发出信号：请从中调停，我要与黎元洪议和。

赢家急匆匆地找输家去求和，自然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仅冯国璋蒙在鼓里，连对手都是一头雾水。


汉口失守的当晚，在武昌军政府的会议上，总司令黄兴已经很悲观了，他提出干脆不做无谓的抵抗，放弃无险可守的武昌，全体人员转移到江浙一带，一起打下南京。

武昌军政府的上上下下都坚决反对这个提议，一旦放弃武昌去了江南，就意味着从将来政治重心的争夺战中彻底出局，首义元勋们怎能接受？军务部长孙武甚至拔出佩剑怒斥黄兴。

11月28日，黄兴向黎元洪辞去总司令一职，乘船去了上海。和整整一个月前来的时候一样，他还是要装扮成上海红十字会的医生。

只不过，来的时候豪情万丈，此刻却是……“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与鄂江潮”（黄兴诗）




黄兴

而在武昌，黄兴走后，讨论依旧在继续进行。很多人心里清楚，武昌是根本守不住的，之所以反对黄兴的提议只是不愿去江南寄人篱下罢了，因此这时又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案：先把军政府迁到距离武昌一百六十里以外的鄂州，等待南方各省援军到来后再图大业。

当然，也有很多人声言要血战到底、绝不可后退一步，各种声音相持不下。

关键时刻，有“黎菩萨”之称的黎元洪依旧面色沉稳，不慌不忙，一派大将风度，他最后拍板：“绝不撤退，坚守武昌。”随即任命蒋翊武接手黄兴留下的总司令一职。

众人齐声赞叹，黎都督有气魄。

其实，黎都督能有这样的底气，全是因为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早就奉朱尔典之命将袁世凯的议和意图传了过来，黎元洪和他们每天都在互通声气，只不过在正式缔结停战协议之前必须严守秘密，因此交战双方的绝大多数人还都蒙在鼓里。

有意思的是，在正式停战之前，冯国璋虽然在袁世凯的指令下无法出击，但炮轰还是可以的，于是总有零散的炮火落在武昌城内，黎元洪等高官为了安全还是不得不离开了武昌城区，退到了十里之外的卓刀泉，由于这个范围依旧可能被清军炮火击中，于是又退到了六十里之外的王家店。

并非黎元洪贪生怕死，但现在他的身份是临时国家元首，一旦有了伤亡，那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损失。



1911年11月30日，汉口。

就在北洋军第一军总指挥冯国璋对于不能打下武昌耿耿于怀时，与他相隔不远的的英租界顺昌洋行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话说南方光复各省的代表们很是苦命，本来是在太平安逸、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上海开会，结果却被黎元洪力邀到了武汉，由于清军炮弹不时落进武昌城内，大家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还怎么开会？直到英国领事馆出面，愿意接纳代表们去汉口租界开会，才得以化解了这个尴尬。

代表们刚刚在顺昌洋行就位，武昌军政府那边就有负责外交的胡瑛到来，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重要议题。

湖南桃源人胡瑛最早是黄兴的华兴会成员，自然也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他和另两位同乡宋教仁、覃振一起并称“桃源三杰”。 1906年年底萍浏醴爆发起义时，胡瑛来到武昌策动日知会响应，但被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觉察，事败后胡瑛被捕，判了无期徒刑。

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胡瑛得以出狱，并且被委任为都督府民政部外交司的司长，但为革命坐了大牢的胡瑛怎可屈居于民政部部长汤化龙之下？于是他自行将外交司改为外交部，与民政部平级，换句话，他的顶头上司只可以有都督黎元洪一人。

前面章节已经写过，武昌新政府成立后的几次外交战都出手不俗，因此胡瑛的这种行为也得到了默许，只苦了汤化龙，其民政部已经名存实亡，于是到了10月25日，都督府只好又重新设置部门，这次弄出了一个编制部长给汤化龙，但汤已经看出眉目，干脆就没有上任。到了汉阳失守后，汤化龙和同样失意于武汉的黄兴一起离开了这块伤心之地，转往未来新的政治中心江浙去发展了。


11月30日，就在南方各省代表进入汉口的同时，袁世凯的幕僚蔡廷干和刘承恩从汉口出发，来到了对岸的武昌，对军政府提和。前几天袁世凯都是借助于英国人与黎元洪私下联系，此刻则是正式的官方行为。

前面第四章里写到过，10月27日时，蔡廷干和刘承恩就曾经来武昌提和，但当时的民军不仅占据着武汉三镇，还打赢了刘家庙之战，士气正旺，因此以黎元洪为首的军政府自然是一口回绝了袁世凯的要求。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武汉三镇只剩武昌一个还暂时掌握在民军之手，也已经岌岌可危，因此黎元洪从内心早就希望停战了，但是，心里这么想不等于嘴上可以这么说，老谋深算的黎元洪提出：武昌已经是新民国的临时首都，它的安危是全国的事，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我们几个武昌军政府的官员可以决定的，现在刚好新民国的“全国人大”正在对岸的汉口召开，所以，是否与北军停战应该由代表们集体决定。

这才是玩政治，该往里抢时要会抢，该往外踢时也要会踢。

黎元洪不是正宗的革命党，起义后是被裹挟着参与的，只不过后来黎都督的大名已经四海远扬造成了既成事实而已，但这不等于他手下的那些起义元勋们真心拥戴他。那么，一旦黎元洪直接表态接受了清廷的议和，哪怕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也依旧会授人以柄，将来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人以此作为他对清廷“妥协求和”的证据来攻击他，威胁到他的政治前途。

故而，黎元洪把这个问题踢给了各省代表，如果代表们决定打，那就只有打了；但如果代表们都同意议和，以后就不能指责说是我黎元洪贪生怕死、对敌人妥协。

袁世凯那边也很配合，刻意要等到代表们抵达汉口开会的当天才派出使者到武昌提和，难道是巧合吗？无非是他和黎元洪之间的默契甚至双簧罢了。

那么，各省代表如果一定坚持要打怎么办？袁和黎岂不前功尽弃？

但事实是，当胡瑛将这份停火协议的内容通报给各省代表们后，大家是决不会坚持开打的，因为，袁世凯给出的条件，太优厚了。

袁氏提出的停战协议分为两个：一个是武汉的，一个是全国的。武汉的停火协议由这个战场的双方最高指挥官冯国璋和黎元洪签署即可，北方那边尽管冯内心一百个不情愿，但袁世凯的命令他也只好执行，因此南方这边只要代表们同意，然后盖上黎元洪都督的大印，这个事就算促成了。

至于全国的停战协议则比较复杂，需要南方这边先明确最高领导，然后再和袁世凯之间互派代表慢慢谈。

这里的奥妙在于，这两个停战协议是可以分别独立签署的。此刻南北交战的主要战场只有两个：武汉和南京。在武汉，北军占了上风，不仅已经拿下了汉口、汉阳，攻下武昌指日可待；但在南京却是民军的优势，打下南京也不在话下。

那么，此刻的南方代表完全可以只签订武汉的条约，从而保住武昌，同时那份全国的停火协议则不着急，等打下南京再说。这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怎能放过？

袁世凯一生在没有外界压力下主动签署的最丧权辱“国”的条约非这份协议莫属，只不过他出卖的是满清这个“国”，得益的是民国。

最终，除了同意签署武汉的停战协议以外，南方代表们还做了几个事情。

首先，再次明确武昌军政府暂时代理民国中央政府的职能，也就是说南方独立各省的最高领导人目前还是黎元洪。

其次，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临时政府的组建做好了法律上的准备。

此外，还有一个内容被确定，那就是：“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八）江浙联军篇（续）


1911年11月30日，南京。

就在这一天，当袁世凯向南方抛出橄榄枝、并且一纸电报捆住冯国璋手脚的同时，江浙联军对天堡城的再次强攻开始了。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不仅重金悬赏召集了敢死队，而且加入了一支新的队伍：林述庆的镇军。

24日的时候，江浙联军已经开始攻打南京，但镇江的林述庆还在按兵不动，于是江苏都督程德全匆匆赶来，劝林述庆以大局为重，尽快出兵。

林述庆与陶骏保发现，由于徐绍桢已经开始攻打南京，那么此刻的林述庆已经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为何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徐绍桢打南京，无非两个结局，打下了或者没打下。

假如打下了，那么徐绍桢凭借战功坐上江宁（南京）都督几无悬念，而江苏都督也已经有程德全了，那么无论将来新民国成立后的江苏是一个省还是两个省，都督只能在徐绍桢以及程德全之间产生，而林述庆已经和徐绍桢翻脸，如果现在再不给程德全面子，将来自己的地位会很尴尬。

那么一旦徐绍桢打不下南京呢？确实，那样的话徐绍桢两战南京都失败了，会从此名誉大跌、很难有竞争力了，但林述庆的日子也未必好过。第一次攻打南京失利确实是徐的责任，但这一次徐绍桢完全可以用林述庆抗命不遵作为一个借口，而江浙沪各地的大佬们也会对林述庆抱有怨言，林还是会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所以，对林来说，最佳的出路就是出兵，而且必须是作为主力来打，不惜一切代价打下南京，然后再利用自己这次的战功来同徐绍桢竞争江宁（南京）都督的职务。而一旦坐上江宁都督，在南京很有可能成为南方政府首都的背景下，林的地位就会得到更大的强化，绝非名不正言不顺的镇江军政府都督可比了。

11月26日，林述庆带兵从镇江出发。30日，镇军加入了攻打天堡城的战斗，经过一夜苦战，到了12月1日早晨，天堡城终于被攻下。


至此，形势立刻逆转，联军占据着天堡城，开始炮轰南京。

炮弹呼啸着从朱元璋的陵墓上空飞过，一路向西。

首发遭受打击的是距离天堡城最近的富贵山炮台，20余炮之后，这个炮台被彻底摧毁，守卫炮台的清军跑了个无影无踪。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太平门以及北极阁，太平门是东边联军进城的必经之处，北极阁则是张勋的指挥部所在，同时张人骏和铁良也在这里。

眼看大势已去，张勋、张人骏和铁良三人面面相觑、各怀心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三人现在最恨的人只有一个，这个人既不是革命党，也不是攻打南京的徐绍桢，而是大清的内阁总理……袁世凯。

铁良恨袁世凯还可以理解，毕竟二人一直是死对头，可张人骏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张勋虽然不是出自最正宗的小站嫡系，但受到袁世凯赏识、提携的他同样也是袁的一员北洋大将，他们为何会恨袁？

自从江浙联军成立并公开号称要攻打南京的那天起，张人骏和张勋每天打给袁世凯的求援电报就没有停过，但袁世凯的回复是你们能打就打，打不过就撤到徐州，我这里无兵可派。

眼看着援兵没有指望了，但随后的另一条消息又带给了张人骏和张勋一些安慰，那就是武汉那边袁世凯在和南方政府谈判，一旦和谈成功，南京之围不是同样可以解救了吗？张人骏和张勋对此满怀希望。

谁料袁世凯内心早就暗暗将南京视为送给南方政府的礼物，蒙在鼓里的张人骏和张勋未免很傻很天真。

早在袁世凯复出前的1911年5月份，他和张謇在他的隐居地洹上曾有一次彻夜长谈，张謇看好袁一定会再次出山干一番大事业，而袁则向张謇以及他身后的南方士绅们释放出强烈的友好信号。

前面一章写到了，张謇可谓袁世凯的伯乐，对其有提携之恩，但在袁平步青云、前途无限之际，两人的关系又产生了裂痕。随着张謇退出政坛、专心经商，二人渐行渐远，但后来袁世凯强烈支持立宪的态度又开始拉近了二人的关系，同时袁世凯这些年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位置上做出的各种业绩也令搞实业的张謇赞叹不已，二人的交往又开始密切起来，随着5月洹上的深谈，二人的关系无疑有了更大的修复。

11月13日，袁世凯自湖北进京就任内阁总理，三天后公布内阁名单，十位大臣中张謇赫然在目，荣膺农工商大臣一职。

不过，此时的张謇已经在沪上和江浙大佬们谋划南方新政权的建立，因此对于大清政府任命的这个官职不感兴趣，婉言谢绝。

但这段时间张謇与袁世凯之间的秘密电报一直往来不断，磋商时局，而在谈到南京状况的时候，袁世凯暗示张謇。他绝不会出兵援助张人骏以及张勋。

张謇马上将这个信息告诉了程德全，于是程德全信心满满地从苏州出发，先去镇江游说林述庆，接着又来到前线为江浙联军鼓劲。



张人骏

再说南京城内，张勋、张人骏、铁良三人见已经回天无力，只得派人出城求和，并提出四点要求：“一不伤人民性命，二不杀旗人，三准令张勋率部北上，四准令张人骏、铁良北上。”

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则表示，可以接受一二四条，但第三条需要修改，张勋的江防营必须交出武器以及他们手中的80万库银，然后被遣散，而张勋本人要先软禁起来，等到新政府成立后再释放。

这个要求自然不会被张勋接受，和谈宣告破裂，而天堡城在手的徐绍桢则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明天（12月2日）中午12点以前得不到满意的回复，更大规模的炮击就要开始。

当天深夜，南京西侧城墙，现在的清凉山“鬼脸城”处，一个箩筐从城墙上被绳子系下，反复几次后，将城墙上的数人送到了城外的荒地上，看上去，像是逃避战火的难民。

夜色中，他们匆匆地逃往江边，远处的江面上，日本军舰“秋津州”号在等待着他们。

原来，这几人是张人骏、铁良以及他们的贴身随从，见与徐绍桢谈判不成不能公开离开，只好偷偷跑路。

就在一个多月前，张人骏还对武昌起义时逃到军舰上的瑞澂颇为不以为然，但现在堂堂的两江总督也不得不步了湖广总督后尘，甚至更丢脸，因为瑞澂好歹还可以跑到大清的军舰上，而此刻长江上所有的大清海军都已经起义投奔了民国，因此张人骏不得不委身于日本军舰……要知道，张人骏和日本人可是死对头。

张人骏和日本人的恩怨主要有两次，都是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发生的。第一次是日本人偷偷侵占了东沙群岛，张人骏则文武并举，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交涉，一面派水师提督李准率舰艇出征，终于将国土收回。

第二次则是流亡日本的革命党重金包了一艘日本货船“二辰丸”号，准备偷偷将军火运给广东的革命党，结果被清军截获，双方产生冲突，清军士兵一怒之下撕毁了船上悬挂的日本国旗，于是酿成了外交事端。本来在东沙事件中就和张人骏结下梁子的日本人迎来了报复的机会，不仅提出金钱索赔，更是要求张人骏向日本国旗磕头谢罪。

此刻的慈禧已经病入膏肓，朝廷上下本着稳定第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竟然准备答应日方的这一无理条件。好在当时广州有个叫做端纳的来自澳大利亚的记者，被张人骏聘请为顾问，他出谋划策，联合全广东所有商家对日发出通牒：一旦对张人骏的羞辱发生了，那么整个广东都会掀起抵制日货的活动，最终出于经济上的考量，日本政府只好对此不了了之。

有意思的是，1911年12月时，端纳恰好也在南京，不过现在的他已经站在了张人骏的对立面。在广州结交了胡汉民等人之后，端纳开始秘密与革命党合作，而到了上海光复之后，端纳更是成为了外交总长伍廷芳的顾问。

这次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端纳亲临前线，一面向全世界报道战况，一面帮助联军出谋划策。

进入民国以后，端纳与孙中山、蒋介石、宋氏姐妹、张学良等都私交甚佳，以至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派都能接受的唯一斡旋人选就是他。


1911年12月1日的深夜，张人骏登上了长江上的“秋津州”号，桅杆上的日本国旗在瑟瑟的江风中猎猎有声，撕扯着张人骏的耳膜。一瞬间，三年前珠江上“二辰丸”号的国旗仿佛劈头盖脸向他罩过来……张人骏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

望着身边的铁良疑问的目光，张人骏喃喃地说：“真他娘的冷啊。”






张勋

12月2日的早晨，张勋也带队离开了南京，自西边的汉中门出城，渡江去了江对岸的浦口。徐绍桢虽然没有接受张勋整编制退出南京的条件，但微妙的是，大家看一看江浙联军包围南京的军力部署，黎天才的光复军占了北面，刘之洁的苏军占了南面，朱瑞的浙军、林述庆的镇军则在东面主攻，唯独西边临江一侧，是空白点。

也就是说，徐绍桢还是把退路给张勋留了出来，他们二人是死对头，徐此举当然不会是出于私情，而是一种策略。如果真的不留退路，谈判又不成，不等于逼张勋和联军死磕到底吗？那样就算能打下南京，联军也会付出更多伤亡。

当然，联军也不会太便宜了张勋，细心人应该会注意到，联军中柏文蔚的淮军、徐宝山的扬州军还没在此前攻打南京的战斗中出场，因为他们就埋伏在浦口，趁机截击了溃退中的张勋，张勋所携的银两大部分被缴获，张勋和残余的队伍则退向了徐州。

再说南京这边，林述庆的镇军在2日上午11点首先入城，先后占领了两江总督署、电报局、银行等地，并且收编了没跟张勋逃走、愿意归顺的部分巡防营人马，同时，署名为“临时江宁都督林”的安民告示也贴满了南京街头。

下午，徐绍桢以及大队人马入城，他本人率联军司令部也奔向了两江总督署，由于此处大部分地盘已经被林述庆占领，他们只能栖身于后院，随后不得不迁往咨议局。

针对林述庆自立为王的举措，徐绍桢马上做出反应，他以退为进，号称自己无力善后，请江浙各方另行推举江宁都督。

随即，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声称江苏各界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整个江苏省内不再像大清时设置两个行政中心，而是统一以南京为省会，取消苏州的省会地位，由程德全移驻南京来担任整个江苏省的都督。

至于林述庆呢？则被推举为出征临淮总司令，希望他带兵北上，先取淮北，再图河南。

很明显，苦差事交给你，而打下的江苏这块权力蛋糕则没有你的份了，换谁会乐意？为了说服林述庆接受，同盟会大佬宋教仁亲自前往南京加以劝说。

林述庆虽然有一百个不服徐绍桢的理由，但对于程德全则无力反对，何况自己前些天还公开力挺过程德全担任联军总司令，因此他在12月3日晚表示欢迎程德全入主南京，自己准备出兵北伐。

但在12月6日宋教仁到来后，林述庆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服从整个江苏省只能有一个都督的大局，我可以把镇江都督和临时江宁都督两个位置都取消了，那么，隶属于江苏省的上海县为何还有都督府的设置，陈其美凭什么保留都督称号？

不管之前的林述庆如何自私争权，起码在这个问题上，他说的有道理。早在一个月前，就有十三位江苏名流上书陈其美，强调了上海隶属于江苏的事实，希望陈其美将都督府改为军政分府，划到程德全位于苏州的江苏都督府名下，但既然当时连镇江的林述庆都不肯居于苏州之下，陈其美就更是对提议不屑一顾了。

不过现在打下了南京，江苏全省可以统一行政权了，最大刺头林述庆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陈其美如果还在上海搞独立王国，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但此时上海都督的去留已经不是陈其美个人野心的问题，而是同盟会在未来江浙地区争夺权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江浙两省的台面上，都督程德全、汤寿潜都是立宪派，而在私底下，另一大革命党光复会也在虎视眈眈，因此好不容易抢到上海都督位置的同盟会哪怕就是撕破脸皮不讲理了，也要把权力抓住。

基于这种前提，面对林述庆的质询，宋教仁也无法给出实质性的回答，只是天花乱坠地讲一些“大家革命都不是为了做官、要以大局为重”的大道理，不料一旁的陶骏保冷冷说道：“既然为了大局，那么有请陈其美都督率沪军和我们一起出征北伐如何？再有，既然革命不是为了做官，那么陈其美都督从李英石、李燮和两个光复上海的最大功臣手里抢夺都督宝座，又该作何解释？”

此语一出，能言善辩的宋教仁也哑口无言，心中暗想：陶骏保，我记住你了。

不过，虽然林述庆、陶骏保在道理上和气势上占了上风，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交出了南京，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林述庆在江浙联军中缺少盟友，成了孤家寡人。

刘之洁的苏军是程德全的嫡系，哪怕对同盟会也有不满，但绝不会与林述庆结盟；朱瑞的浙军呢？在林述庆的镇军加入战斗前，浙军才是东路攻打南京的主力，要牺牲有牺牲要贡献有贡献，但最后却被林述庆抢了头功，他们能不反感林述庆吗？

至于此前曾经在名义上隶属于林述庆旗下的柏文蔚和徐宝山则是态度暧昧，柏文蔚与上海同盟会关系密切，肯定要保持一致，而徐宝山则置身事外、准备趁机发展自己在江北的实力，二人都已经不买林述庆的账。

无奈之下，林述庆与陶骏保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与各方会商出兵北伐事宜。另一方面，为了保住大本营镇江，林述庆在取消镇江都督名分的同时安排镇江各界通电呼吁，恳请陶骏保担任镇江军政分府的负责人。

12月13日下午，陶骏保前往沪军都督府拜见陈其美，突然之间，大厅内士兵蜂拥而上，将其五花大绑，随后，在陈其美的主持下草拟了对陶骏保的宣判，主要有三大罪状，第一，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期间，他在镇江扣留了上海发出的军火，影响了联军攻城；第二，打下南京后抢先入城，造成局势混乱；第三，来上海后造谣生事，蛊惑人心。

结论是：死刑立即执行。

随即，上海都督府的卫队长郭汉章来执行枪决。

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五枪……十二枪、十三枪。

整整十三枪之后，血泊中的陶骏保才停下了呼吸，但依旧瞪着双眼。

看一看他的三大罪状就知道，第三条属于凑数，而第一二条就算属实，那也是林述庆的行为，陶骏保最多算是出谋划策而已。

那么林述庆呢？陶骏保的马车夫在都督府门外听到枪声，马上跑到林所住的三泰旅馆通风报信，林述庆大惊失色，夺门而逃。

如果同盟会和陈其美真的想连林述庆一起杀的话，绝不会抓陶骏保的时候还任其手下人悠闲的在门外等候，肯定一锅端了。由此可知，同盟会担心杀林述庆目标太大，万一激起镇军的军变怎么办？所以杀一个他手下的陶骏保立威即可，让各路人马看看和同盟会叫板的下场。

第二天，陈其美就此事通电南方各省都督，除了宣布陶骏保的罪行以外，还刻意强调了枪毙陶的决定是他和黄兴、程德全共同做出的。

但无论陈其美如何解释，这个行为都是漏洞百出：首先，作为上海都督这个职务本身的合法性都是个问题，其次，就算上海都督可以存在，那么由上海都督来宣判并枪毙并不属于他管辖的江苏省的军队高官，这是什么道理？

固然，陈其美刻意拉上了黄兴和程德全的名号，黄兴此刻已经担任新政府的大元帅，是最高元首，程德全是江苏都督，他们两人才可以算作陶骏保的上级。

但这里的问题又来了，此刻黄兴的大元帅一职也是非法的。前面已经讲过了，南方光复各省的代表都去了武汉议事，同时安排少量人留在上海负责联络，结果在同盟会的操纵下，这批联络员越俎代庖，选了个所谓的大元帅出来，但根本得不到各省的承认。

说来说去，只有程德全的江苏都督一职没有争议，但就算他有权审判陶骏保，同时利用陶骏保在上海的机会委托上海都督就近逮捕陶骏保，那么也该将陶骏保押送到南京审判。

退一万步讲，由于特殊时期怕夜长梦多，程德全就算是委托陈其美在上海把陶骏保斩立决了，那么事后也该是以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主对外了结此事，而现在的做法，怎么看都像是陈其美先斩后奏。

陈其美杀陶骏保是在12月13的下午，就在这天的上午，郭汉章清楚记得：“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和代理十七协统沈同午同来拜会都督陈其美，密谈甚久。”

很耐人寻味是不是？

后来，徐绍桢出任了南京卫戍总督，成为了孙中山以及同盟会（后国民党）旗下的一员大将。

再说保住性命的林述庆，他只好率队北伐，但南北议和已经开始，北伐无疾而终，同时林的人马处处受到排挤，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到了扬州，但此刻的徐宝山早就不再将林放在眼里，甚至将林所带的士兵强行缴械，林只得再次逃跑，成了光杆司令，最后去北京投奔了袁世凯。

民国正式成立后，袁世凯给了他一个军事顾问的闲职，国民党方面为了做样子，也给了他一个名誉理事，毕竟林有光复镇江和南京的功劳。

到了1913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与国民党翻脸，林述庆准备乘乱离开北京去南方收集旧部东山再起，但马上神秘暴病而亡。


同样在1913年，扬州徐宝山的立场是支持袁大总统，因此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传闻陈其美一心要置徐宝山于死地，对此徐老虎并不在意：自己是在无数次腥风血雨里杀出来的，现在又手握雄兵两万，你陈其美有本事就带兵打到扬州来，看我会怕你？

话说徐宝山有个风雅的爱好——收集古玩，当时他委托相熟的古玩商去上海买货，古玩商给他回信时，信件被陈其美派人截获。陈其美乘机布下机关，让人带着信件和一个匣子到了扬州，送到了徐宝山府上。

徐宝山见信件确实是古玩商所写，也就没有疑心，他误认为匣子里就该是日思夜想的古玩了，于是赶快吩咐手下人打开匣子。由于匣子盖得很紧，手下人怕弄坏了主人的宝物不敢用力，徐宝山见状一面骂手下人废物，一面接过匣子亲自打开，只听一声巨响，徐宝山被炸了个血肉横飞，当场毙命。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对徐宝山如此，对陈其美，未来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