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悠久的一门学科，以《周易》为代表一系列经学术数，构成了易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不同学流与门派，易学可谓集中华文明之大成。同时，易学又是古今以来争议最多的一门学科：早在西汉时，当时的易学就分流成以理论研究为主的经学、和以探索生活实践为主的术数，此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此两者间的争论就没有停歇过；到了近代，易学又遭遇西方科学体系的强力冲击和颠覆，易学又被推上了“中西之辩”的风口浪尖。至今，对易学褒扬者与贬损者都不乏其人，并且都各执一词言之凿凿——在无数次争论后，易学非但没有如大众逾期的那般“真理愈辩愈明”，反而呈“越搅越混”之势。
有斥之如迷信、有赞之如圣谕、更有神化之、盲从之、欲铲除之而后快的各色人等举不胜举；再加上各种商业利益的参合其中，易学更是被包装的面目全非、无从识别——“易学”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都能往其中塞；“易学”又成了个大染缸，什么进去了都失了本色；“易学”最终成了个大江湖，各色人等都可渔利其中。至此，易学就像个被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仅凭其表象已经难以考证其身世来历、也无从知晓其父母源出；易学成了个谁都能要、但谁都不管的野孩子，大雅之堂鄙视其乡土迂腐气、江湖乡野嫌弃他学究酸儒味。在被精英与大众几乎同时抛弃的今天，易学之难、可见一斑，易学之危、无以复加！
那么，若要拯救这垂死的易学，我们又该做什么、从何做起呢？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若要拯救今日垂死之易学，就须探究其生辰来源。所幸的是，借助现代科学的技术进步、再结合不断出土的考古证据，我们可以不断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进而还原出易学之本真。鄙人于此不自量力，以图一揭易学发展史之千年来龙去脉。至于其中功过是非，相信“一千个人眼里，会出一千个哈姆雷特”，自有他人评说，此文就不趟这浑水了。

易学之源——上古天文学
一、 种植业的发展需要掌握时节变换的规律
二、 准确的技术工具——太阳
三、 立竿测影
四、 从圭表到星象
五、 为何不是月亮
六、 恒星
七、 北斗
八、 黄昏
九、 从北到南
十、 二十八星宿
十一、 天赤道
十二、 月食与二十八星宿
十三、 月食位点与月相变化周期
十四、 二十八宿名称起源考
十五、 星宿变迁
十六、 黄道与岁差
十七、 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与黄道的建立
十八、 黄道观测的起源与发展
十九、 从十日到十二次
二十、 “观象授时”历——帝王的财源
易学诞生——天文历法与人文世事的联姻
二十一、社会的需求催生易学的问世
二十二、易学萌芽《夏小正》
二十三、先天八卦
二十四、五行与河图
二十五、失落的中天八卦
二十六、洛书
二十七、后天八卦
二十八、十天干与五行生克
二十九、十二地支与六合六冲
三十、 岁星纪年与三合三刑
三十一、金土局与六十甲子纳音
三十二、中医五行
三十三、乾坤与后天八卦命名
三十四、易理源头——《周易》
三十五、易术鼻祖——奇门遁甲

一、种植业的发展需要掌握时节变换的规律：

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因为人有探索客观现象、发现客观规律、并以此改造客观环境的能力。因此，易学的出现也盖不外乎此理，在《周易》的《系辞》中也对易学的出现做了相关说明，“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成千上万年前，为何我们的祖先在还需解决温饱问题上耗费了大多数精力的时候，还会把剩余的极为有限的精力用于研究“八卦”“五行”等易学问题上呢？显然这种精力的花费不同于小猫小狗在嬉戏中掌握生存技能那样，是种个体的、随性的、没有代际联系的短期行为；而是群体性的、有目标的、存在代际传承的长期行为。那么先祖如此大费周章的来发明“易”，其根本目的又何在呢？
根据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发现，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应该不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所以“易”的发明应该也处于新石器时代。而一般认为：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最大变化在于，农业从早先的以狩猎、采集、打渔为主，过渡到了以种植业为主、兼具畜牧等相关行业。这个变化反映出人类已从被动适应自然环境转变为主动利用自然环境，在此打个比方：渔猎采集相当于“现货交易”，就地取材、有啥逮啥，没有长期等待的时间成本和风险；而种植养殖更像“期货”，现在的投资须在未来才能兑现，因此有显著的时间成本和风险。所以，相比于无需精确定量时节变化的、“来啥吃啥”的渔猎农业，搞种植业就需要做出更精准的时令预判，才能保障未来的收获；否则就很有可能面临，到了收获季节却一场空的局面，一旦出现此局面，那可是有温饱之虞和性命之忧！但相比于渔猎采集、种植畜牧的生产效率高出了不止一大截：同一片土地若能养活一个猎人的话，那么相应可养活五六个、或更多的农民。因此就冲着这明显的利润，当时的就有一部分敢于冒险探索的人也，愿意舍弃唾手可得的“现货”式农业渔猎采集，而从事承担巨大时间成本和风险的“期货”式农业种植畜牧。
在确定了生产目标后不难想到：当时的先祖必需掌握一些能提前预告自然时节变化的“信号”，才能早做打算以筹备未来。因此，探索和掌握时节的变换规律成了当时发展种植业首当其冲的瓶颈，也是必须被攻克的难题。在长期的劳作中，人们会发现植物生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光、热、水、土等因素上。在这些因素中，有些因素是可以通过人为作用来改变的，如修水利、耕耘等；但还有些因素是人所无法改变的，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为就是光与热。因此人们会发现：在摆脱了一些自然束缚的同时，还必须适应自然环境带给种植业的另一些不可逾越的束缚——时节变换带来的光与热变换。而掌握时节变换的规律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我们的祖先又会如何破题呢？

二、准确的技术工具——太阳

现代科学体系告诉了我们一个常识：地球的光与热都来自于太阳。虽然我们的先祖并不知道“日心说”之类的现代科学知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切身体会来感知昼夜交替和四季变换带来的温度与光照与气温变化。因此，我们的祖先认识到：太阳是一切光与热的来源，要掌握光与热的变化规律就必须先掌握太阳的运行规律。
在进行探索前，首先就必须攻克一个难题——找到准确的计时工具。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轻松获得各色各样的计时工具，“找计时工具”对现代人来说就不是个问题——但在蒙昧初开的远古，要从自然界中找到能一种准确的计时工具，还真是件非常难办的事。于是人们围绕着“寻找计时器”这一课题，展开了各种搜索工作。最终，成果也是丰富的：有人通过候鸟迁徙找到了四季变化的时间段，有人通过某些植物生长中的变化发现了时节变化的线索，还有人通过风雪雷雨自然现象中找寻时节变化的规律，等等……虽然大家的探索成果不少，但绝大多数的这些自然现象都有一个相同的软肋——这些自然现象在每年的出现时间上并不固定（如候鸟的迁徙会受当年气温变化的不同而，在年与年之间出现多日的时间跨度变化，其他类似），无法通过这些自然现象来进行精确到“每天每日”的时间测量。
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筛选后，我们的祖先终于找到了一种不受四季冷暖变化影响的、出现在每年同一日的固有变化——天体的运行。而在众多天体中，太阳本身又是个不错的观测对象。无论风霜雨雪寒暑冷热，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而且每年的同一天，其运行节奏又是几乎完全相同的——古人于是认识到，太阳固定的运行节奏，是可用于做精确计时工具的“计时器”。于是，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观测太阳的规律性变化，并将其准确表达出来。

自顶一个

三、立竿测影

太阳耀眼的光芒使人对其无法直视，更何况太阳高悬天际、也没法用一般工具直接测量——所以要测量太阳的运行轨迹，必须采用间接手段对其进行检测。如此这般，则找寻相关的间接检测手段成了整个检测工作的关键所在。
通过实践发现，有阳光照射的物体，一定会有相应的阴影。由是，人们不难联想到：只要将某一有固定长度或高度的物体，长期固定在某一能被阳光全天候全方位照射的地方，那么就可以通过测量此物体阴影的变化来追索出太阳的运行规律。于是，人类最早的计时工具和方法出现了——立竿测影。
所谓“立竿测影”，就是将一根木杆树立在一片露天的空旷地上，通过观测每日每时木杆影子的长度和角度变化来测算具体的时节和时点。通过“立竿测影”法的原理，在其具体应用上，可以做如下推测：
立竿测影法最先可能是用于测量每日中时点的变化，因为太阳东升西落的运行轨迹变化会在不同时点上留下不同角度的阴影，通过测量阴影角度的变化来测算具体的时点，后来被用作时辰报点的“日晷”就是依据此原理制成。然后随着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测量后，通过积累的大量数据会发现，同一个时点在每年不同日子里，其杆影的长度也呈现周期性的规律变化。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北回归线以北、北极圈以南，发现：每年天最炎热的时节里，太阳运行的轨道相对靠近北部，此时的杆影相对偏短；而每年最寒冷的季节里，太阳运行的轨道相对最靠南，此时的杆影相对偏长。为了准确测量此变化，我们的祖先又做了更精确的测量：以每日正午太阳运动至轨道最高点、杆影最短时的杆影长度为基准，准确测量一年四季中每一天正午时刻杆影的长度，然后记录下每天此时杆影的长度，从而得出四季流转中太阳运行的规律。通过数据比对，不难发现一年中必有那么一天日影最长、一天最短，这最短的一天就是被后世称为“冬至”的那天、最短的那天就是“夏至”。在确定了冬至和夏至这两天后，在由冬至到夏至和夏至到冬至的两个半年里再进行对半分，则得到了“春分”和“秋分”这两天。（虽然春分和秋分在立竿测影上并无显著特征，但这两天在确定“天赤道”的方法里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通过测量杆影长度变化来确定一年内具体的每一天的方法，后来演化成“圭表法”。

在掌握了“圭表法”计日后，人们自然会因为杆影的长度的几个特征数值，而注意到一年中四个特殊的日子——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而这四个日子在圭表上则反应为3道被着重标记的刻线：冬至点标线离测杆基点最远、夏至最近、春分和秋分时标线到基点的距离等于测杆长度，如下图所示：

因为这三道线在圭表法中是一年时节四等分的依据，所以其重要性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我们的祖先为了彰显其重要性，还将其作为文饰而到处刻画。从一些考古发掘出的出土文物中就可见一斑，如下图所示的象牙梳就是大汶口文化的遗物，其表面就刻画了一圈呈“8”字形回旋的“三”字纹：

这种“三”字纹很有可能就是后世阴阳八卦的原型；不过，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今日之“阴阳”。虽然从红山文化发掘出的玉器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已经有了雌雄两两相比的概念、并有向“阴阳”概念发展的趋势，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定当时也会有从“阴阳”推演出的“八卦”。况且，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事物的发展大多会经历从简单到复杂、从孤立到联系的过程；而即使是相对简单的各只有三道线、共八个卦象的先天八卦，其中也包含了不少的数理计算——因此，很难想象“八卦”能被一蹴而就的发明出来、而应该是经历了反复推演变迁后所得的研究成果，八卦应该有更原始更单纯的雏形源出。所以八卦的雏形起源于没有“阴阳”之分的“三字纹”是种合乎逻辑的推测；后世的八卦很有可能就是“三字纹”与“雌雄相匹”这两种意识交融的成果，两者交融从而催生出“阴阳八卦”。
从考古上看，华夏先祖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掌握圭表测量的技术，安徽含山一距今5600年至5300年的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一块玉制龟板上就有表述土圭测日的痕迹，如图所示：


从此玉龟板上看，当时的古人不仅知道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还有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概念。至此可以认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了一套相对精确的计时方法，可以通过太阳的变化来测算出今天处于一年四季中的哪个节点上、今时又是一天中的哪一个点刻上。有了这种精确的计时方式，何时进行种植业的播种收获就有了准确的依据，种植业才能高效的运行而规避因择时错误而带来的巨大损失。这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上是个重大的进步，有了种植业的发展，人类就能用同样面积的土地养活更多人，从而释放剩余劳动力来从事其他工作、为人类的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二三四2 2015-07-31 08:09:22
@青廷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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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关注

@一二三四2 2015-08-01 10:39:57
快更快更，我对老祖宗的东西爷感兴趣，你这是自己总结的吗，有哪些书可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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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靠自己总结。通过天文软件不断总结，外加些猜想。

四、从圭表到星象

“圭表法”纪日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力条件下，所能运用的一套最有效的计时方式。但这套方法在当时却有个明显的短板——需要有专职的观测员脱产（种地）从事日象观测，并且需要长期（跨年度）固守在某一固定地点才能有效展开工作。这两个问题放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下来看，简直不是问题，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却是个重大难题：
首先，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各聚落的人口总数是相当低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的一般的城邑也就能容下千把人的人口、其规模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村。受当时的农业水平限制，当时的粮食亩产量是相当低的，不及今日的十分之一（当时的耕种主要为“刀耕火种”、纯粹靠山吃山，没有灌溉、施肥等人工助产手段）。所以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要每个村都来供养几个专职的天文工作者是件力不从心的工作。村里人各种各的地，也仅能保证温饱无虞，还要防备各种天灾人祸带来的风险——所以一个小城邑或村落的有限剩余农产品是难以一套专职的天文观测班子的。因此，当时有限的生产能力是不支持绝大多数城邑村落来长期从事“立竿测影”这一脱产工作的。
其次，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也难以保证个人能长期固守某地从事立竿测影工作。众所周知，最早的种植方式是“刀耕火种”，即：先以石斧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枯根朽茎、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不翻地、利用地表草木灰作肥料、播种后不再施肥、一般种一年后易地而种。这种一年一转移的生产方式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普遍的种植方式，如果天文观测人员也跟着进行转移，那么所测得的日影数据必然会引入年际间的地域误差，这对确定具体时节的精确度是会造成重大影响的。
另外，使用立竿测影法就必须先清理出一片大面积的平坦开阔的露天广场，这样才能保证阳光不受遮蔽阻挡的照射到测影杆上。这问题在田亩连片的后世也不难解决——但在灌木连片成林的洪荒年代，要开垦出一大片空旷地也绝非易事。这也需要耗费不少的人力才能办到，对一般的小城邑或村落而言，也是笔沉重的经济负担、没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力也是难以承办此事的；若是在山区就更困难了。
从以上几点中不难看出：以立竿测影为原理的圭表法纪日，虽然在技术上能保证计时的准确度，但其人力投入也较大、一般村落难以负担其高昂的经济花销——所以圭表法纪日难以全面推广，我们的祖先需要更经济实惠的方式来解决年内纪日的问题。但此时在太阳观测技术上已经难以再有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了，于是人们就将目光从白天太阳转移到了夜晚的星辰，希望从星辰变化中找到与太阳运行相关的规律，来降低纪日工作的经济成本、以利于推广普及。

五、为何不是月亮

夜晚的星空中最明亮、也最易被观测到的天体，当首推月亮。今天我们所用的传统农历，也是以回归月的29.5天为一个周期来纪月，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纪月方式，所以往往也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古以来都是这么纪月的。那么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
首先，出土文物并不支持此观点。在整理安阳殷墟的出土甲骨时，学者们就发现：殷商甲骨中有不少在“十三月”所做的占辞，但当时各个月的时间也并不固定，最少的仅28天、最长的有32天——可见当时并没有形成一套持久稳定的纪月方式。从出土文物所示内容以及专业学者的研究来看，中国古代制定出一套完整的以月纪年的方法(19年7闰)，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中后期。还有，从近些年挖掘出的山西陶寺天文台遗址来看，最早的纪月方式似乎并不是一年12个月、而是一年10个月。今天地处西南的彝族依然使用一种一年十等分的十月历。由此可见，今天所用的“19年7闰”的农历并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自古有之，理所当然”。很有可能初始的纪月方式并非以回归月的29.5天为基数基准。
其次，要发现“19年7闰”的月相变化规律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人的潜意识里，喜欢以2、3、5这三个数为起点、并通过对这几个数的不断扩大倍数来寻找物理运动的数理关系。但“19年7闰”中的两个数“19”和“7”都是质数、与2、3、5之间不存在倍数关系，所以要找到19与7之间的数理联系并不容易。
另外，直到春秋战国前，古人的平均寿命也就40多岁——那就意味着人的一生一般也就能见到两个完整的“19年”轮回而已。所以个人要在有限生命中，通过有限的天文数据积累来归纳总结出“19年7闰”的年月周期，也是件很难办到的事。只有当天文观测数据足够多时，才能建立可靠的数理模型——按统计学的观点来看，至少需要20组数据的分析才能达到样本足够大、偏差低于5%的数学要求。因此，很难想象在新石器晚期，在有限的观测记录和艰难的保存手段下，我们的先祖就能积累足够多的数据来发现“19年7闰”的月相变化规律。
综上所述，月亮虽然是夜空中最容易被观测到的天体，但其本身独特的运动规律让人难以捉摸，故以月亮的运行轨迹为坐标来简洁明了的追踪和表述太阳的运行轨迹是难以实现的，我们的祖先必须去找到其他的标记方式来标记太阳的运行规律。但夜空中除了月亮外，就是漫天星辰了；在这么多的星辰中，又该挑选哪些既有明显特征，又能被明显观测到的星辰呢？

@四季无冬 2015-08-03 08:50:49
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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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关注

六、恒星

在漫天的星辰中，首先排除的就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这是西汉以后对五大行星的称呼，东周以前并不如此命名）。虽然这5颗星的运行轨迹完全不同于其他星辰自东向西的运行规律、各有各的特色且易于辨认，但这五大行星的运行并不遵循固定轨迹运行、会令初学天文者感到难以捉摸：水星（古称辰星）和金星（古称太白）只有在日出前或日落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还不是全年都能看到；火星（古称荧惑）红色的色泽在漫天星辰中显得与众不同，但其时快时慢的运行轨迹让人难以捉摸；木星（古称岁星）和土星（古称镇星）是自西向东运行、与其他星体的运动方向相反，而且它们的运行周期太长。五大行星与众不同各具特色的运行轨迹使得它们难以被用于作为纪年纪月纪日的基准星，所以它们首先被排除出候选名单。
其他的星辰虽然都是每晚自东向西运行，且星与星之间的距离与位差始终保持恒定——这也是“恒星”一词的由来——但在数以万计的星辰里，究竟哪些星辰作为基准的标志星比较合适呢？
仰望夜空会一目了然的发现：整个夜空的恒星在从黄昏到黎明的整个黑夜里，都是像太阳那样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并且也是沿着与太阳运行轨道类似的圆弧轨道运行。于是，人们自然会思索：能否在这漫天的繁星中找出些易于被观测、并有显著特征的星，作为计时的基准标识、并以此为基础制作一套报时系统呢？
经过反复的观测，我们处于北半球中高纬度的祖先终于发现：所有恒星的圆弧运动都似乎是在围绕同一中轴做圆周运动，而这个中轴就在天穹上的顶点应该在北方天空的某一点上，这个点就是所谓的“北极”。如《晋书?天文志》就明确指出：“北极，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天之枢也。”随着更多更深入的观测，人们又发现：这条“中轴”并不与地平面平行，而是与地平面成一定角度的夹角；而天空中北半球的某些星也因此在一年四季中的无论哪一天都能整夜出现在夜空中，这一片天空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恒显圈”；另一大部分星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是无法被观测到的，这片天空面积所占的比重在夜空中最大，这里的星辰运动轨迹差异也最大。当然，还有一部分星因为地轴倾角而始终无法被观测到、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恒隐圈”，但这部分始终看不到的天空显然不在当时古人的考虑范围中，因为这片看不到的天空显然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于是，我们的祖先从恒显圈和非恒显圈入手，找寻具有可操作性的天文线索。

七、北斗

今天我们说到“北斗”，大家会马上联想到呈勺状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北半球较为明亮的一组星，不仅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观察到了这一组亮星，北半球其他中高纬度的先民也都看到了它们，譬如古希腊所划分的大熊星座就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星座、生活在北极圈的萨米尔人也有类似的北斗星座，等等。



为什么北半球的先民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北斗七星作为计时工具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北斗七星是夜空中最容易被区别和观测的一组亮星：
首先，北斗七星处于天空北半球的恒显圈中，一年四季都能在夜空中被观测到，观测北斗七星可保持一贯连续。其次，北半球的亮星比南半球的少，而北斗七星又是北半球中少有的一组亮星，所以北斗七星是相对最容易被识别和区分出的一组亮星。观测者在追踪北斗七星的运动轨迹时就不会被其他亮星干扰、并误认在其他亮星上，对天文初学者来说“易标识”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基于以上两点，北斗七星就自然成为居住于北半球中高纬度各地先民的首选天然“报时器”。



公元前2000年，黄河流域的星象夜景
我们的祖先在对北斗进行长期观测后发现：在日内的整个夜晚中，北斗七星围绕着北极点最圆周运动。而经过长期的进一步观测后，人们发现：若选择每天同一固定时间观测北斗七星，那么将其全年的在此时间点上（每天）所处的位置进行连线，得到的依然是一个以北极为原点的圆周。因此，人们会思考：能否以每天日内的一个固定或相对固定的时间点位为基准，通过观测北斗七星的位置来确定每日处于年内的哪个具体时间节点上、从而制作一套相对圭表法而言更加简单易懂的纪日方法呢？

@lady涞吸毒 2015-08-04 22:09:45
@青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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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的关注。按现在这速度更新主要有这些原因：
首先，本人时间有限，只能业余时间更新；而且在更新时还要校对一下，甚至有不小的改动。其次，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帖子尽量往前顶的时间长一些，一次更完的话那就直接沉底啦。另外，本帖总体而言是先易后难，第一部分天文篇还是比较简单易懂的，复杂的在第二部分的易学篇，若一开始就高速更新的话，那么到后面就可能被绕的云里雾里了（其实我在写作摸索的时候也经常被绕的云里雾里的），所以还是稳扎稳打的比较好。

@一二三四2 2015-08-05 11:59:36
尝试过看星星，可惜找不出什么北斗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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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城市光污染比较严重，干扰星光。其次，因为岁差运动的原因，北极点与地坪的距离比上古近的多，所以现在即使是黄河流域也不是整夜都能看到北斗了。而且你所在地的维度越低，观察北斗隐于地下的时间越长。像处于北回归线的玛雅-阿兹台克文明就因为维度太低而难以观测北斗，而用其他星代替。至于北极，以前是无星的，勾陈五进入北极点也不过近500年的事。所以现在找北极反而比古代容易。

八、黄昏

在开始动手制作新的报时器后，遇上最大的难题就是：选择哪个具体时间点上北斗七星的方位变化，作为全年观测分析的基准呢？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简直都不是问题，只要大家对个表、定个时不就解决了吗？但遥想在四五千年前的远古，别说钟表、当时连个钟摆沙漏都没有、甚至漏刻之类的最原始计时工具也没有，而日晷圭表之类需要阳光照射才能报时的工具在夜晚又起不到丝毫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确定具体的计时基准点呢？
经过反复摸索，人们发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新石器时代），一天内有两个时间节点相对其他时段最容易把握——黄昏和黎明。这两个时间节点的观测，相对其他时段又有何优势呢？
首先，黄昏时太阳刚落山、黎明时太阳即将跃起，此时天空由亮转黑或由黑转亮，这两个转换过程都是在相对较段的时间内完成的，一般都不超过三刻钟。相对于慢慢黑夜，这两个时间节点的时间跨度是小得多的，因此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进行星象观测所得的数据也能保证相对最大的精确度。
其次，在这两个时间点里观测天象，也能与日晷计时做有效结合。因为，在黎明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露头时，已经能有一缕阳光照射到了日晷上、通过日晷已经能大概知道了具体时间；而此时光线还很微弱，不足以照耀整个天空，此时西方的天空还处于夜色中，依然能在此时看到西方天空的星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黄昏，此时太阳即将西沉，西边的最后一缕阳光还能照射到日晷上、但已经无法照耀东方天际，东方夜色已露、东方星辰随之显现。



黎明天象



黄昏天象
在确定了两个最佳观测时段后，又当在两者中选择哪个时间作为基准观测时间点呢？是黄昏，还是黎明？根据各种记载和文献来看，我们的祖先首先选择了黄昏作为观测基准时段。那么相比于黎明，黄昏的优势又在哪呢？
首先，人的自然作息规律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般在天亮后人才会醒来、在日落后人才会休息——所以黄昏时刻，人还处于一天中的活动周期内，此时个人更能专注精神从事天文观测、并且在此之前有充裕的时间做与之相关的准备工作。反观在黎明时分进行观测的话，人刚从睡眼惺忪的状态中醒来、人的精神和体能状态都远未达到最佳状态；若要提前做准备工作的话，更是要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摸索，这在缺乏人工照明的远古可是件难度不小的工作。由此可见，两相比较后，显然在黄昏时刻观测天象更有利于天文工作的展开，先祖最早约定的天文观测基准时间也因此被定格在黄昏时刻。
在确定了黄昏为基准观测时刻后，再来看北斗七星在一年内的黄昏中有哪些个具有典型特征的方位变化。经过观测发现，在冬至前后的冬季中，黄昏时刻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北方；在夏至前后，黄昏时指向南方；在春分前后，黄昏时刻指向东方；在秋分时刻，黄昏时刻指向西方。这就是战国著作《鹖冠子》中所指的：“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由来。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又在四个对角线上加入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概念，加上原有的“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一年因此被八等分、形成了“八节”的概念。
至此，人们终于制作出了另一套年可用于年内纪日的报时系统。并且相比于圭表法，北斗报时系统的操作更方便：圭表法必须常年固定在某一固定区域，并配有专职天文观测人员，才能有效运作；而北斗报时系统的要领简单，每晚黄昏时刻仰天一望就一目了然，易学易操作。因此，北斗报时系统就成了当时普罗大众所熟知的计时器，北斗的文化影响力也由此奠定！



公元前3000年，春分黄昏时刻，斗柄东指



公元前3000年，夏至黄昏时刻，斗柄南指



公元前3000年，立冬黄昏时刻，斗柄指东北

九、从北到南

以北斗七星的指向为依据，把一年的时间八等分，形成了最早的“八节”概念——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这种划分方式与今天通用的公历日历相比，相当于公历中“月份”的概念——公历是将一年12等分，与北斗八节的8等分大致相当。虽然北斗报时系统比立竿测影法简单易学，但此系统还是不能像立竿测影法那样精确到“日”、而只能纪“月”——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古人无法像后世那样用各种角度测量工具来测量北斗七星的角度变化，并通过角度变化来确认具体的“日”。可见，北斗报时系统对于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其实用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我们的祖先必须去探索更易于辨认的纪日法来满足农业生产对时令的要求。
从天象上看，北天恒显圈中的亮星除了北斗七星外，只有其他几颗孤星而已，所以要从恒显圈内找北斗七星以外的亮星做报时基准星的话，已经很难再成功了。因此必须将目光跳出恒显圈，从其他星辰中找。
于是，人们从天空的北半球找到了南半球，因为南天的亮星比北天多得多。但南天的星辰相比北天有个重大“缺陷”——南天的星都处于恒显圈以外，所以南天所有的星在一年内，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全天看不到的。而这个特点就决定了要以南天星辰为基准制作报时系统时，必无法像北斗七星那样，只以一组亮星就能解决全年的计时问题；必须以多组亮星的互补结合与共同使用，才能解决全年不间断连续纪日的问题。而要从南天众多的亮星中，对众多星辰做取舍、并筛选出一个有效的报时系统也绝非易事，这恰如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道的那样“人在纯粹的黑暗和纯粹的光明中一样，什么都看不清”——在眼花缭乱的南天众星中组织一套报时系统，所需要下的功夫绝非发现北斗计时那么简单容易。
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与付出，才能完成此重任。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的观测和探索，人们终于从南天中找到了一套比北斗更容易辨别的纪日方法——二十八星宿法。

十、二十八星宿

二十八宿是将天空中一些星按一定的规则、划为不同片区的一种星座划分方式，它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一项重大发明。虽然印度、波斯、埃及等地都有类似二十八宿的星座划分方式，但目前天文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然后向西传播至世界各地。如著名的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二十八宿是经西域传播到印度，因为在印度版的二十八宿中能发现其曾在北纬40度左右停留的痕迹。
虽然可以判定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但目前在二十八宿的具体产生时间以及创造原理等重要问题上还存在诸多分歧和众多学说。虽然在此方面目前已有不少突破和研究成果，但还缺乏能令众人信服的可靠结论。不过，历史的真相应该只有一个，只是我们现在还没能对其有完整全面的认识。那么，古人划分二十八星宿的依据是什么呢？
尽管我们现在对二十八星宿所产生的确切年代还难以定论，但通过运用如今的天文科学技术对二十八星宿进行研究和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打开天文软件“虚拟天文馆stellarium”，将时间设定在公元前3000年（即B.C.3000），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二十八星宿中绝大多数的星宿分布在天赤道附近（少数几个黄道星宿有后人修改的可能，以后另行讨论）。这一现象揭示了一种可能：我们的华夏先祖早在5000年的B.C.3000时，就已经发现了天赤道。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仅仅是巧合而已，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其原因有下：



首先，被选入二十八星宿的星并非都是亮星、另外还有不少亮星却没入围二十八星宿，如翼宿旁有更亮的五帝座、张宿旁有更亮的轩辕十四、井宿旁有天狼星、虚宿和危宿边有天津四和北落师门，等等。可见，二十八星宿的划分依据并非是为了观测的方便，哪颗星亮就选那颗；而是有其他依据的，并且为了配合此线索而不得不将一些亮星排除在二十八星宿体系之外、并补充一些亮度较低的星。
其次，目前所知的与二十八星宿有关的文献记载有《诗经》《尚书》等古籍，其成书年代约为西周至春秋的年代。如《诗经》中就有不少与二十八星宿有关的诗句，“月离于毕”“参昴小星”等等，《尚书》中《尧典》有“四仲星”的记载，其他还有些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也有相关记载。由此可见，二十八星宿诞生年代最迟也应该不晚于西周，应该在夏商两代、或更早的年代里。而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两代的这段时间里，只有在B.C.3000年——B.C.2000年的这段时间里，二十八星宿是主要分布在天赤道附近的。在这段时间的之前或之后的年代里，都没有类似天赤道那样的重要天文依据和线索，能将二十八星宿中串联起来。
此外，不少中外天文学家也都认为中国的二十八星宿是反映了（天）赤道体系、而非像西方黄道十二宫那样的黄道体系。综合以上各点来看：二十八星宿的初创年代应该在B.C.3000年——B.C.2000年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其划分的首要依据应该是各星与天赤道的距离远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