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徐水“大跃进”亲历记（4）

到了11月份，炉内温度不够，铁熔化不足，铁水流不出来，结果堵了炉。
热情高昂的建设者们还硬要顶牛向科学宣战，炉长带头披着浇湿的棉被，钻进热气逼人的炉膛去砸堵炉的铁块，每个人砸几下就得撤下来，把结在炉内的煤铁混合块撬出来，各战区就把这样的东西上交。
在徐水火车站上，这样的怪物堆积如山，也不知道送到钢铁厂有什么用，而这个“战绩”又将计入今年的钢铁产量中去了。
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批评大炼钢铁“有得有失”而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指责他是有意说成“有失有得”，以否定这场运动。
但依我在徐水的所见所闻，干脆应当说是“一无所得”，还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和损失。这笔得失账该怎么算呢?

办流动党校和“过关”

在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的理论宣传工作中，我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和无奈。
理论书本上的ABC和现实中的种种问题经常冲突，使我言不由衷或无言以对，真是苦恼极了。
我把在钢铁工地上了解到的情况向许邦仪作了汇报后，他告诉我，现在炼铁工地集中了不少各公社的领导干部，正是办流动党校的大好时机。
他让我在工地试办一两期，取得经验再推广。
我回到工地后立刻组织起流动党校，并确定了密切结合学员工作和思想实际进行教育的原则，先后讲了四次课，内容包括党员的权利义务，什么是共产主义，党的群众路线等。
讲课利用晚上或劳动空隙时间，学员是从各战区抽调出来的党员干部。
给他们讲课真是困难极了。最多讲十来分钟主持人就要高喊：“嘿，醒醒啦!”他们劳动一天太累了。
但当我联系到谎报产量、砸锅、毁水车和强迫命令等问题时，听众立刻清醒了，纷纷交头接耳起来。
我抓住时机提出问题，让大家自由发言。在这里没有什么压力，大家也就敢讲真话，几乎异口同声反映上级定的指标太高，完不成要么“插白旗”，要么撤职，没办法只好谎报，谎报了还有奖励。
针对这种情况，我分析说，上级下达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客观原因，但主观上我们做干部的不应只考虑个人得失，而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和党的整体利益。
谎报了产量虽能插上“红旗”，但上级根据你所报产量调拨粮食支援穷困县怎么办?现在整天吃白薯粥就是谎报的恶果。
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但又问我：“你讲得很好，很在理，可任务下来怎么办呢?”
我硬着头皮激动地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论面对多大的压力，都应把保护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向党讲真话。多少先烈就是这样做的。”
我只能用这完全正确的原则回答他们了。
我自感在当时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形势下，理论工作者在现实面前却如此无能为力。
这期流动党校受到了许邦仪的表扬，说办得很有特色，提高党员干部的觉悟是根本的，是长期起作用的，鼓励我继续办下去。
他安排下一期流动党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过好“十关”，即：劳动关、集体关、家庭关、分配关、能为官能为民关、等级关、生活习惯关、道德关、差别关、听党的话关。
他说公社化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产生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更谈不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他强调说这“十关”不单是针对农村干部，对我们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严峻的考验。
我按照这“十关”对干部的思想进行了调查，并结合自己的体验准备党课教材。
比如“劳动关”，我调查了一位女劳模的情况，让她现身说法讲移栽大白菜的技术，借以说明大跃进不光是盲目拚体力，更重要的是善于学习科学知识；
关于“集体关”，调查中了解到不少干部认为“一切归公”就是集体化了，我则说明私有观念产生的基础是私有制，一夜可以实现集体化，私有观念却不能一夜消除，要加强主观努力；
“家庭关”的调查和自省最令我难堪，我深感自己远未过关，只要一见当地幼儿园的孩子在泥土地上滚爬，我就想起自己丢在北京的幼儿们。
母亲来信不断告急：大儿子误食蓖麻子中毒，二儿子患脑膜炎在医院抢救，小儿子患严重的蛔虫病等等。
我却在这里硬着头皮说孩子送幼儿园可以解放生产力的大道理。妇女干部当场驳我说：许多妇女劳力并未解放，她们大多不出工，到幼儿园去招呼自己的孩子了。
我被驳得哑口无言。实际上我心里也在想：要求广大农民过好这一关的当权者们，自己是否过关了呢?这是否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和常情呢?……
越在下面调查研究，我的课越没法讲了。流动党校关于“过十关”的教育，就这样流产了。
种种矛盾和思想深处的巨大冲突，使我困惑，也促使了我进行了冷静的思考。
我问什么叫“听党的话”，干部回答：“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上级指示坚决执行。”
我又问：“上级派下高指标，执行就要谎报，这叫听党的话吗?”大家哑然。
我说：“实事求是才叫真正听党的话!”他们摇摇头叹息。
在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冲突中，我终于意识到，在当时历史转向的条件下，盲从并非“听党的话”，应当根据实践去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是非，这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真正的“听党的话”。
据此，我返回学校后，联系徐水下放的实践给学生讲课，批评“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学生很欢迎。
虽然不久就受到批判，说我否定徐水成绩是“右倾思想”，但我自认为在实践中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对我的后半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1958年令我终生难忘。
《徐水“大跃进”亲历记》作者：刘炼

第28章 从“天堂”坠入“地狱”（1）
从河北省徐水县县城广场往东，开车不到十分钟路程，就能看到八四村村委会，村委会对面是“毛主席视察纪念馆”。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的到来，不仅使这个原名“大寺各庄”的村庄改变了名称，也使8月4日变成了徐水人每年逛庙会的日子，在当时更让理想的狂热激荡中国。
毛泽东视察这个小县两天后，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随身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
“共产主义试点”制定的目标是：徐水县于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徐水人民将过上“人间天堂”的幸福生活。
不料，随后3个月，鼓噪一时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就黯然落幕。到1959年底，徐水的老百姓就坠入了“地狱”。
起落之间，徐水的命运既取决于时代的命运，也取决于自身对形势的迎合，还有地方领导人的个人性格。

徐水来个大人物
1958年8月4日，徐水县大寺各庄虚岁16的郑德伸看到村里的干部一早就忙碌起来，把一些旧屋子的土坯墙拆掉，用碎土坯把通往县城的土路修得平平整整。
他问，这是谁要来啊？村干部说，这回要来个大的！
在村里粮食加工厂负责发电和碾磨粮食的郑德伸很快见到了这位大人物。已经66岁的他说起51年前的那个下午，仍然会语速加快。
下午4点左右，郑德伸正忙着加工粮食，一大帮穿着蓝衣服的人进了加工厂，站成两排。“裤袋里都鼓鼓的，有枪。”
然后，他就看见毛泽东大踏步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我一眼就认出毛主席了，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毛泽东问郑德伸：多大了？16。为什么不读书呢？不爱读。将来准备做什么呢？开飞机。旁边有人说：雄心壮志。郑德伸说，他当时不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知道，他20多岁时就提出要在中国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毛泽东早期文稿》454页)
1958年的毛泽东自信满满：“前人乌托邦的理想，将在我们的手中实现。”
徐水，因为在1957年的杰出表现被毛泽东视作理想实现的起点。
1957年冬天，徐水县委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徐水的运动固然是响应中央号召，但是其饱受旱涝之苦的辛酸史是更大动力。
翻阅徐水县的历史档案，仅1931年至1940年十年间，就有四年发大水外加一年大旱。
刚刚34岁的张国忠在这一年就任徐水县委第一书记，他大搞群众运动的才能在兴修水利的运动中得以展现。
徐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人”的劳动大军，经过一冬一春，徐水在境内三条河流的两岸修建了51座蓄水库，在平原利用洼地等建成了127座平原水库。
这些水库被极具想象力地命名为“葡萄串”和“满天星”。徐水的成就经《人民日报》社论放大，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随后向中央报告了徐水兴修农田水利的情况。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在毛泽东视察徐水之后，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一到访。
此外，还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3560个单位、95738人到徐水视察、参观和访问。
印度、缅甸等49个国家的大使、代办、专家也来了，另外还有24200多人预约，说也要到徐水看看。
徐水不得不紧急打报告让仰慕者错开时间。
叶圣陶拜访过徐水后写道：“草棉宛如木芙蓉，秆粗叶大成林丛。”黄炎培也写了一首《红徐水》，徐水真的红了。

我歇不住！我要赶英美！
在徐水体验生活并任县委副书记的作家康濯作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写道：“(8月4日)这是徐水人民幸福的一天。”
但刚上小学五年级的袁金祥没觉得这一年有多幸福，他们家去年刚买的一个大板柜在春天的时候被村子里拖走了，“高级社还要更高级，先把财产‘共’一下”。
袁金祥和16岁的姐姐每天都要去看曾经属于自家的柜子，“要也要不回去，心里生生的疼”。
不光是衣柜，农具牲口全部都被没收至合作社。
袁金祥所在的正村乡韩家营村在1958年春天开始并户。“我家有三间土坯房，将每间单独隔开，三间住三家。后面那家人的房子当厕所，前面是我大爷大娘家，当幼儿园。”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并社”指示，要将农村中平均规模容纳164户的合作社并成千户以上的“大社”。
这个“大社”被视作共产主义的雏形，也是人民公社的前身。
8月上旬，毛泽东河北、河南、山东走了一圈之后回到北京。
在随后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获得通过。
决议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实际上，从上年10月起，“大跃进”已经作为方法和口号鼓动着人们的热情，整个国家陷入狂热，大跃进可以视作经济建设上不切实际的盲动，而人民公社则是政治体制上的“大跃进”。
毛泽东离开徐水的当天晚上，大寺各庄农业社宣布成立人民公社。
第二天，徐水县委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县委书记张国忠讲话的题目简明而有鼓动性：《向共产主义进军》。
他说自己讲得不一定对，但是共产主义公社就是“大车牲口要归公有，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机器……一共(“共产主义”)就富了，共好了(亩产)是2500斤。”
张国忠代表徐水县委要求全县都要成立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
康濯采写的《毛主席到徐水》《徐水人民公社颂》系列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看起来徐水的老百姓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从心眼里拥护。
大寺各庄村民郑大中的母亲献出全部一千多斤存粮，“献煤的、献几百斤上好面酱的，多得很，并且立即就送到食堂里去。”
自留地早已消失，树木、苇田甚至过去入社时候牲口大车的投资，也都在纷纷要求全部献出，有的人甚至是非要献出不可，他们说：“快让我献了吧！这是我的一块病，献出了，病就好啦！”
夏天里你走进人民公社的供销部还没开口，售货员就会抢先招呼：“同志，热啊！快歇歇！喝瓶汽水，还是来瓶桔子汁？”
徐水全县31.8万多人，已经有31.2万多人吃食堂。全县1554个食堂，6882人做饭，许多食堂还正在建小灶，好给社员改善伙食呢。
另外一方面，徐水人干劲十足。腿肿了的老汉田老忠坚决不入幸福院，他说：“我歇不住！我要赶英美！”
遂城人民公社谢坊村有个“卫星猪场”，目标是把猪养到5000斤；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想要亩产12万斤小麦！
康濯也被这个设想震惊了：“我实在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任何人听说过这种事。”
但是主持试验田的刘廷奎胸有成竹：
先让伏天的太阳照晒翻开的土，然后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和匀；施底肥30万斤；种籽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粪大烧芽；土地叠成堆形，利用沼气养育；人工降雨浇灌，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籽1000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长80粒小麦，就是亩产12万斤。

第29章 从“天堂”坠入“地狱”（2）
跑向“共产主义天堂”
徐水急急忙忙朝共产主义进发的时候，沿途却发现还有比自己更“接近”共产主义的单位。
于是，就在张国忠号召全县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后不久，长达几十万字的《关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远景规划(草案)》出台。
根据这个规划，徐水县在不远的1963年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全世界第一”。
现实却并不乐观。见过毛泽东的郑德伸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名字被写成了“郑德生”，他自己又改成“郑德申”，但人还是那个人。
大寺各庄因为毛泽东8月4日的到来改叫八四村，并且立刻成立了人民公社。郑德申不明白，为什么村子换了个叫法，乡亲们就活得不明白了。
为了将那些放上天的卫星变成现实，徐水人跟中国其他县城的人们一样无所不用其极。
红薯本来是一尺五的间距种一颗，变成了一寸五一颗；小麦种子以前是用手点的，现在是把一口袋种子放在地头，然后用一块木板平推到地里。
“过了几天，小麦发芽把土都顶起来，根就不着地，全死了。”
大田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高玉生为了能高产，用狗肉汤浇灌作物。
在郑德申看来，这并不算出格。社员们挖坟地，将挖出的棺材板搭成人字形，盖上一尺五的土种红薯。
“人站在旁边都能感觉到肥料的热力，别说庄稼了。没长出大的，也没蔫，反正就是没动静了。”
人民公社供销部很快施行了新的售卖方式，货架敞开，社员拿了商品后凭自觉往箱子里投钱。
“那不是瞎搞嘛，很快供销社就没钱进货了。”
公社不仅高估了人的自觉性，也高估了人的积极性。袁金祥说：“白天地里干活，晚上挑灯夜战，谁有这么大精力啊。”
1958年的袁金祥刚刚12岁，晚上要跟几个孩子推水车。推到后半夜，就专门叫个孩子敲击水车的闸板，查夜的人远远听着有嘎达嘎达的声响，觉得没问题。
“连小孩都知道弄虚作假，觉也没少睡，地也没多浇。”但是千万不能被监工发现，真要被发现，一脚就踹地上了，绳子一捆就送农场去劳改。
要么就是被辩论，袁金祥说：“说是辩，其实只准别人辩你，不准你辩别人。
一堆人把你围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称为‘滚煤球’。个个都冲你吐唾沫，你还敢不服从，不好好干活吗？”
50多年后，袁金祥认为徐水在大跃进中至少存在浮夸、强迫等问题。
坠入“人间地狱”
1958年10月18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在徐水劳动的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徐水县主观主义、强迫命令、虚假现象不少。
毛泽东将报告转批给河北省委领导，末了写道：“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失望之情，弥漫于字里行间。
这年的11月2日至10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徐水是“独立王国”，“急急忙忙往前闯”。毛泽东说，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了。
徐水头上“共产主义试验点”的王冠颓然跌落，但事态越发严重。
第二年徐水人每天的口粮从六两到四两再到三两。夏天的一天，袁金祥和伙伴去食堂打饭。队长说，看你俩挺机灵的，去树上摘树叶吧。
刚开始是榆树叶、槐树叶，后来还有杨树叶，在水里把苦味泡走掺着粮食吃。
“1959年下半年就开始死人。我爷爷是1960年饿死的，在生产队里看瓜，饿得受不了吃好多甜瓜，然后就拉稀，一拉稀就不行了。原本体质相当好，一米八的大汉。”
人们开始吃谷糠，“吃到肚子里拉不出屎，用铁丝弯成钩子往外掏。”
袁金祥说自己印象深刻，1960年的一天，他所在的韩家营村死了7个人。
人们努力让自己能活下来，办法就是“偷”。郑德申说十个人里面，“有五对都是贼”。
袁金祥说：“人人都是贼，偷集体的东西不丢人。谁偷得多谁家就活得好，谁不偷谁家里就死人。”
徐水县档案馆的资料冷冷地记录着：1959年，徐水因营养不良等原因导致患浮肿病人数达2447人，因浮肿病死亡329人。到1961年1月达到最高峰，全县病亡1642人。这一年，徐水县人口呈负增长趋势。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对于浮肿病并非不知道。徐水“反五风”运动中的一份揭发材料写道：
“1960年10月，灭病办公室根据掌握的情况，向市委汇报了浮肿病人1200多名(实际人数还多)，张知道后，就大批办公室，并追问各公社党委书记，因公社原报83个浮肿病人，追逼到只有3个浮肿病人为止，并让办公室把浮肿病改为其它病这才罢休。”
面对到来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这一次，徐水仍然紧跟形势，但张国忠没能跟上。
30日，中央、河北省委和保定市委组织了900多人的工作组到徐水协助工作。
工作组一到，就宣布张国忠停止工作。不久，这位红极一时的土皇帝就被逮捕入狱。

第30章 徐水的土皇帝
有《人民日报》肯定，有上级撑腰，张国忠搞大跃进理直气壮，冲锋在前。
他对农民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县搞了200多个营。他成了最高司令官、徐水的“土皇帝”，金口玉言，说一不二。
徐水档案馆保存的1961年5月5日张国忠的一份材料中，记录着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个人情况：
张国忠，男，现年37岁，河北省定县西阳村人，1939年入党，1940年参加工作。1958年至1960年11月任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市(地)委委员。
当时在徐水挂职锻炼给张国忠当副手的作家康濯回忆：
我在徐水县那一段，写了一些报道，《人民日报》都发了。有些稿子我写得数字低见报时数字变高了，这是人民日报给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打电话往高里加的。
尤其在产量问题上，我曾问过张国忠：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
张国忠说：是达不到。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
他说：这么喊就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
我说：你得实事求是！
他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为了让徐水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们和他一起紧跟形势，张国忠的干部政策向年轻人倾斜。
有人揭发张国忠的工作作风说，张国忠的干部政策，“一是年轻好看没麻子；二是所谓能干，他经常在干部和群众大会上喧嚷：‘老干部是绊脚石，没好的，是无功受禄。’”
于是，在张国忠担任徐水县委第一书记任内，七个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平均年纪不够30岁，平均党龄6年。
另外一方面，张国忠对于胆敢质疑其政策的干部、群众采取高压政策。轻则辩论，重则逮捕。
所谓的“辩论”慢慢在农村演变成了绑、打、吊、罚、送劳改等办法。
有县委领导干部召开会议讲：“我县建了三个农场，每个农场都需要1000多人，赶快逮捕，往农场送。哪个乡完不成任务，劳改党委书记。”
张国忠的话就是法律。群众反映说，他当时奉行的是“四大政策”：大逮捕、大捆绑、大斗争、大劳改。
他说每亩小麦播种100斤，就一斤也不能少；他宣布要拆20年以上的旧房，以增加肥源。全县马上就拆了3万3千多间房，弄得农民没地方住。
他的指示必须句句执行，否则你就要倒大霉。
比如他指示全县搞密植，要求每亩山药种植数要达到15万棵。有的农民接受不了，可又不敢公开对抗，就采取“镶边儿”的办法：仅仅在地边密植。
张国忠得知后，专门横穿庄稼地，检查地中间。随行公安人员带着绳子、铐子。
果然，很快就发现一块山药地中间密度不够。张国忠板着脸问：“哪个队的？”一个队长硬着头皮承认是自己队的。
张国忠当即命令：“绑起来！”牵着继续走，走了4块地，又绑了4名队长。
张国忠下令把5人带进村里，绑在大树上，就地召开现场会，批判他们弄虚作假，反对大跃进，并让积极分子进行了一番皮肉教育。然后送县看守所。其中一个叫高老先的队长，3个月后死在县大狱。
1958年8月和 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指示县乡村三级都要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
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358人。张国忠认为“逮捕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大跃进”。
这一年，徐水共逮捕4643人。其中31人死亡，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既然是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就得大干苦干拼命干，劳动强度非常之大，白天黑夜连轴转。什么措施使得老百姓这么拼命呢？一言以蔽之，威慑。
比如辩论会、插白旗、反右倾等等。如果你干活情绪低落，老偷懒，就要开会和你辩论，表面是辩论，其实就是斗争，组织积极分子批判你，羞辱你，再不老实就打。
干部们公开说：搞不搞大跃进是立场问题，打人只是方法问题；打人是为了打出干劲，打出大跃进的局面。
徐水还发明了 “全民肃反”的口号，说这是根据主席指示所制定。
主席在1958年11月说：1957年右派分子鸣放，地富反坏也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1958年8月份，徐水县为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责成县公安局，成立了“徐水县集训大队”。
所谓集训大队，实质上是拘留所，管理着劳改犯。对有碍人民公社、大跃进发展的人员，对徐水县的发展有不满、说怪话的人员，都要集中到集训大队，看管起来，限制人身自由，进行劳动改造。
张国忠对有不同意见的人，最厉害的一招儿就是“全民肃反”。反他张国忠就是反县委，就是反党、反革命。要坐县大狱、判刑，给你整个屁滚尿流。
8月份一天晚上，徐水县召开了一次大型电话会议。规模很大，一直开到县直机关、乡、村干部，其内容是辩论徐水县长李焕章。
因李焕章县长对当时徐水欺骗上级、强迫命令、大搞浮夸风等做法不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即认为县长对大跃进不满，是大跃进的绊脚石，给跃进中的徐水泼了冷水等等，在电话会议上进行了批判和声讨。
在电话会议声讨县长李焕章的同时，还批判了抽调在农村下乡搞中心工作的徐水县银行行长张连森，以右倾保守等莫须有的罪名，当晚予以逮捕，押送到县集训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但粮食就那么多，再怎么吹，也还那么多。吃完了就要饿肚子。张国忠说徐水县1958年全年产粮12亿斤，可到冬天却出现了粮食短缺。
农民们被饥饿所迫，晚上冒着隆冬严寒，偷偷跑到庄稼地里去刨挖丢在地里的山药和红薯。大量农民因营养不良而浮肿。
次年1月，经上级一再追查，县委被迫上报的浮肿病人为2447人，因浮肿病死亡329人。
1960年3月29日，徐水县老河头公社有26个村的550名农民因吃野菜中毒，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其中4人不治身亡。
第二天张国忠却在北京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说：如今的徐水县人民公社，工业产值一年翻三番，粮食增长１．３倍，社员生活水平超过前两年的综合水平，群众称人民公社是“铁打的江山金饭碗”。
随着徐水县饿死人越来越多，真实情况逐渐显露，年轻有为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终于开始走下坡，不久以欺骗党中央毛主席之罪，被逮捕入狱。
整整20年后，徐水县委撤销了对张国忠的处分，因为“不应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在当时政治形势和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央、省、地委各有责任。”

第31章 河北狂热大跃进（1）

1956年河北大跃进，因为出了“共产主义试点”徐水而名扬天下。
195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大跃进的偏差的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前，主席就看到了徐水问题的报告。在郑州会议上，毛多次批评徐水。
11月10日，郑州会议结束，主席拿起《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看了又看，最后批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
批完后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从此，徐水的报道很快在报刊上销声匿迹。

安国县的狂热不亚于徐水

主席的注意力从徐水转向了安国。8月间，主席到河北视察时，曾听取过安国的汇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国县1956年就建立了“集体农庄”，并且提出了“一年建成千斤县”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高指标。后来在“反冒进”中有所收敛。
1958年听了南宁会议传达之后，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在传达贯彻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以后，6月30日，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保旗夺旗”大会，强调“有了跃进的思想，才有跃进的奇迹”，把农业生产指标再次提高。
“粮食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皮棉200斤”。7月，河北省委、地委先后制定了工农业“元帅”、“卫星”标准，安国县为争夺“元帅县”，将指标第四次提高到平均亩产3000斤，高出省定的“元帅县”指标1000斤。
8月5日，主席视察了安国县，涞水县不服气，送来了竞赛协议书。于是，安国县又第五次提高指标，将粮食平均亩产定为4500斤，棉花亩产定为400斤，争取450斤。6月30日，安国县宣布：首创小麦亩产突破5000斤。
各地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1月，安国县上报了亩产3361斤的特大喜讯，比实际亩产330斤高出10倍以上。
为了强迫社员和某些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顺从，对一些社员和干部进行体罚和人格侮辱。
有29％的公社脱产干部有过体罚的行为。安国县还总结出一套“先务虚，后务实”的经验，用狠抓阶级斗争的办法，对不同意见的社员和干部，轻则辩论（即批判），重则体罚。

对这样一个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县，主席只知其表面，不知其底细。他轻听了某些汇报，就下结论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这面旗帜，有了主席的亲自鼓动，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一样，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肆虐一时，农民深受其害。
衡水县大搞“红旗粮海”、“红旗棉海”，“红旗公路”等样子工程，劳民伤财，破坏了生产。
仅“红旗棉海”就有42万亩，涉及到8个公社404个生产队。
大营公社划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垅沟就浪费了800亩地、8400多个工。
这个公社的10800亩不宜种棉的地也划在“棉海”内，结果每亩只收30斤籽棉。
“红旗粮海”总面积40万亩，在公路两倒，供人参观。
修红旗大街、新农村，共拆民房111户、603间，用工6万多。
为了迎接参观团，调集猪羊1200多只，结果死亡95％。
修衡南灌渠造成213名民工死亡。
地处内蒙高原南端的张北县，平均海拔1500多米，是高寒地带，土壤贫瘠，气候干燥。
在大跃进以前，平均亩产粮食100斤左右。在全国“放卫星”高潮的鼓动下，这个县提出了“实现亩产400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
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县委就组织“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张文光等三位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有不同看法，在一起议论过，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
新来的县委书记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海流图公社副书记因为胆小不敢放“卫星”，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
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实现“元帅县”的目标，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把这些煮成汤倒到地里。
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
但是，这些努力也没能实现亩产400斤的目标。然而，全县还是放出了亩产莜麦3012斤，亩产马铃薯24000斤、亩产小麦1176斤的“卫星”。还上报粮食总产量达4亿零735斤，人均占有粮食1770斤。

第32章 河北狂热大跃进（2）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挥比徐水持续时间长，不仅在1958年搞瞎指挥，1959年和1960年还继续搞瞎指挥。
省里不顾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现实，强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1958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积586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313万亩，废弃面积占46.6％。
1959年计划插秧450万亩，完成290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257万亩，废弃面积占11％。
1960年计划插秧500万亩，完成290万亩，收获不到200万亩。
1960年，沧县按上级分配的计划在运河东种了60万亩水稻，用了760万斤稻种。由于水源不足，收获面积只有12万亩，收获稻谷120万斤，不到稻种的六分之一。

大搞“丰产方”运动是河北省的创造。
所谓“丰产方”就是把一块地四周挖深沟，把土铲上去，形成一个一个的平顶金字塔。
在平顶金字塔顶和塔坡上种粮食。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
1958年搞了大面积的“丰产方”，1959年冬和1960年春省里提出“无地不成方”的口号，省农业厅在唐县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地干部参观30万亩小麦丰产方和8万亩甘薯丰产方。
1960年，省里提出种甘薯计划1500万亩，后又增加了1700万亩、2200万亩，最后定为2000万亩。
可是下面都是按1959年栽薯面积留的种、准备的地（1959年种1800万亩），劳动力又不足，难以落实省里的计划。
有的地方就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种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的现象。
有的地方到7月底、8月初还在栽薯。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只有350亩的薯种，而上级下达了1500亩的任务，结果荒地1200亩。
1958年，上级分配沧县张辛庄种水稻2000亩，由于没有水，只种了130亩，社员背着上级把剩下的地种了玉米、高梁。
公社管理区书记得知后，让社员把种好的苗儿拔出来，社员没全听他的话，秋后玉米丰收了，这位书记说：“不听上级的话，多打粮食也不光彩。”
还从这个村无偿调走粮食10多万斤。队里交粮不痛快，公社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来了个大清剿，翻走粮食4000多斤，“辩论”了干部，撤了队长的职。
共产主义风刮得最凶的徐水县和它周围，1958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
1959年1月，徐水县有2447个浮肿病人，死亡262人。徐水县容城公社浮肿病人死亡了23％，经过检查的20个病人中，有3户缺锅，两户没有热炕。
涿县方官乡祈黄于池村从1958年4月到12月共死亡57人，占该村人口的9.6％。
主席表扬的安国县严重缺粮。这个县伍仁公社伍仁大队原估产（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亩产405斤，总产38万斤，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28万斤，比估产少10万斤。应给农民留10万斤口粮，只留给4万斤。
1959年4月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但还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380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将近一倍。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大家认为，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但总产量达300亿斤以上，比1957年增产5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饥饿的现实超过了省委的估计。1959年3月，黄骅、任邱、静海、沧县、武清等县缺粮人口达80％以上。
邯郸地区的7969个生产队，缺粮的就有6650个生产队，占83.4％。
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其中主要是薯干），农民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充饥。
永年县农民因吃野草（苍耳子芽）造成127人中毒，16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时按量完成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1958年的错误作法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情况有所缓和。
但是，在1959庐山会议之后，开展了残酷的反右倾运动和反瞒产，掀起了“大办”的高潮，继续大跃进，终于把河北省拖入了大饥荒。

第33章 热气腾腾的河北（1）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再次批评了反冒进，说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4月，河北按照中央精神，从本省里抓出几个右派典型批判。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刘洪涛及省工会主席杜存训被撤职，开除党籍。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光瑞被撤职，留党察看。
不久，原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梁双壁也因提意见被撤职，由康修民取代。
5月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点名批判了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右派分子。其中有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李世农、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广西省副省长孙作宾等等。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是在这次大会上被撤了职，罪名是右倾保守。
从此全中国迅速掀起了敢说，敢干的高潮。
刘某某原为湖北省第二书记兼省长。4月才调来河北省任书记处书记，相比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他身体健康，有能力，有魄力，干劲十足。当时49岁，正年富力强。初来河北，自然要好好干一番。大跃进正好给他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
5月30日，刘某某在河北省人委会上讲话，气宇轩昂地指出：贯彻总路线，实行大跃进的关键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扫除自卑感，敢想、敢说、敢干。
于是，各种敢说敢干的事例纷纷涌出。
6月10日，《河北日报》报道了河北魏县北皋乡六座楼农业社小麦亩产 2394斤。
6月21日，《河北日报》报道了邢台市大梁家庄乡东牛角庙村前进农业社小麦亩产4330斤。
6月30日，《河北日报》报道了河北安国县南楼底乡卓头农业社小麦亩产5103斤，创全国最高记录。
河北省徐水县声言将放出绝对世界第一的卫星：小麦亩产12万斤！
他们有什么诀窍呢？
据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载文介绍，徐水县原漕河乡党委第一书记刘廷奎说：
先让伏天的太阳晒翻过的土地，然后深掘7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混匀。
施底肥30万斤，种子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粪大烧芽。
土地垒成堆形，人工降雨浇灌，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
播种一千斤，每平方厘米一粒；每棵长80粒小麦，就是亩产12万斤。
原来如此！《人民日报》登的这条消息完全是用笔计算出来的一个理论值。
按每亩地有666.66平方米，即666.66万平方厘米，每平方厘米一棵小麦产量为0.2两，亩产就是12万斤还多。
1958年8月，天津市领导陪同主席视察，向毛夸下海口：水稻亩产可达10万斤。
怎么达到呢？他们也是利用缩微法。一亩地合666.66平方米，也就是说每平米只要达到150.15斤就算亩产10万斤。
于是集中精力物力，花功夫种一小片试验田。采取灯照、鼓风、浇肉汤等各种特殊措施。包括预先在打稻机里留些稻子配合。
验收时，只收割最密的1平方米。打稻时再将原来的稻子掺进来过秤，最后再乘以666.66，于是堂而皇之地创造了亩产12万4千斤水稻的奇迹，被《天津日报》报道，大加称颂。
徐水县是靠大搞水利一鸣惊人的。1958年2月，该县委在大年除夕提出“正月初十前全县实现水利化”的口号。征调12万劳动力日夜苦干，春节不放假，大年初一也照样干活。
8月4日，主席在省地领导解学恭、张明何、李悦农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下视察了该县大寺各庄。张国忠汇报说夏粮产量9千多万斤，秋粮可产12亿斤。
为了鼓干劲，解放思想，徐水县城的大街上画了许多宣传画：玉米高耸入云，小飞机在玉米中穿行；肥猪体大如象，老农民发愁自己的猪圈养不下；窝瓜上能坐一圈小孩玩丢手帕……徐水县似乎创造了神话中才有的奇迹。
而事实上徐水县1957年的粮食亩产刚刚138斤。
由于毛主席8月4日下来视察，大寺各庄连夜就成立了人民公社，定名为“徐水县东方红8.4人民公社”。
一切房屋、树木、鸡鸭猪羊、大车、牲畜等全归集体所有，社员实行工资制。
大寺各庄的农民郑大中和母亲当场献出全部存粮一千多斤，还有献猪的、献黄酱的、献菜的，全送给食堂。
农民们理解的集体化就是把个人的财产充公。
第二天主席视察了安国县。视察过程中，主席提出要并县并社，“搞万人大社”。“搞一乡一社”， “社是全的，要有工农兵学商”，“要推广徐水的经验，把青年武装起来，军事化”。
根据主席的指示，河北全省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并县并社的工作。
比如，张家口地区的13个县合并为5个县。原张北、尚义、商都、康保、沽源合并为张北县；原蔚县、阳原合并为蔚县；原怀来、涿鹿合并为怀来县……
全河北省一下子由原来的142个县并为58个。
真是越大越好！
就在主席视察安国县的时候，徐水县委第一把手张国忠召开了全县大会，号召向共产主义进军。他宣布：农民除了生活用品和私人存款外，车辆、牲口、农具一律归公。这就叫共产，这就叫集体化。他说：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

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8月6日来徐水视察，传达了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
他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副省长胡开明、省委秘书长尹哲、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等都参加了。
陈正人说：过去没有想到大跃进这么快，今年钢产量就能搞到一千二百万吨钢……明年就能超过英国，这样就逼得我们想问题了，就要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
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庄严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9月1日，《人民日报》断言：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