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从618年开始，原因？自然是因为这一年李渊称帝，大唐成立了。当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资治通鉴》的纪年——这一年标注的是武德元年，而从这一卷开始，通鉴将其归为唐纪。本书立足于《资治通鉴》，史实部分以其叙述为主，除非通鉴叙述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否则，不会太多参考其他史书，这主要是基于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而是想要通过史实，去挖掘一些其他东西，至于这东西具体是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相关史实叙述的书籍已经很多很多，用“汗牛充栋”这个词，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写作手法多种，语言风格多样。所以我就不打算在这方面多费精力，当然主要是因为我多费也没用，因为我自认不可能比其他人在这方面做的更好。我主要是想谈谈在读通鉴过程中，在唐纪部分的我的一些想法和分析。不管对不对，全不全，反正是骡子是马，我拉出来骝给大家看看。当然，对了最好，不对也对大家是一个启发，就像爱迪生试验过的那么多种灯丝一样。好了闲话不多说，下面正式开始。


第一章 武德元年
（1）（正文）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唐王既克长安，以书谕诸郡县，……有司复书，日以百数。
（孔目说）“剑履上殿，赞拜不名”，这是一种君予臣的“殊礼”，就是上殿不解剑、不脱鞋，赞拜不呼名、只称官。既然是殊礼，那就意味着常人享受不到。对于皇帝来说，给予殊礼，有主动情愿的，也有不得不给的。那这个地方会是哪种情况呢？正文讲了，“唐王既克长安”，这表示啥呢？我李渊如果明着说要，你就得给；我李渊没明说，你得看着办。所以隋恭帝杨侑不得不“识时务”，做俊杰啊，因为皇位是人家赏的，而且人家还有能力随时收回。我在想，杨侑小朋友（此时13周岁）在夜深人静时，会不会偶尔感叹一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呢？
另外，此处再赘述一下，很多人都会有疑问，李渊明明有能力做皇帝，而且几个月后确实也做了皇帝，为什么他不此时就做皇帝呢？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很麻烦，而且单纯地讲道理，也会感觉很苍白无力。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你和你对象是属于一见钟情的，然后认识好几个月，最后你们领证结婚了，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和你对象刚一认识的时候不去领证呢？
最后再引申一下。李渊从得到殊礼，到书谕诸郡县，哪怕到后面的“九锡”，一直到最后的禅让成功，其实都是李渊称帝的一个个步骤，就像你带着你对象先给你爸妈认识，然后你又去你她家里，再然后双方父母坐一起商谈，然后领证，办酒席。试探，判断，决定，执行——这是你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的步骤。

（2）（正文）王世充既得东都兵，……，世充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击密，桥先成者先进，前后不一。虎贲郎将王辩破密外栅，密营中惊扰，将溃；世充不知，鸣角收众，密因帅敢死士乘之，世充大败，争桥溺死者万馀人。……。世充不敢入东都，北趣河阳。……。世充独与数千人至河阳，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还东都，赐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于是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各举所部降于密。窦建德、硃粲、孟海公、徐圆朗等并遣使奉表劝进，密官属裴仁基等亦上表请正位号，密曰：“东都未平，不可议此。”
（孔目说）关于王世充渡洛水攻打李密失败这件事，还是很值得想一想的。首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有两个，一个是王世充的“鸣角收众”，还有一个是李密的“帅敢死士乘之”。而这两个原因归根结底是一个原因，就是王世充的“鸣角收众”，为什么？原文中有两个字很关键，就是“因”和“乘”，因为两这个字明确了李密之所以会“帅敢死士”，就是因为利用了王世充的“鸣角收众”，乘了这个机会。那为什么王世充会“鸣角收众”呢？因为“密营…将溃；世充不知”。这里，就涉及到了从古至今军事上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战场指挥官如何及时准确地掌握前线的战况。现在的信息化时代，美军士兵的装备中包括各式各样的传感器，甚至每个士兵还有一台微型电脑。当然，这是在一千四百年后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的解决之道。以这个标准要求那时候的王世充，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王世充不知道李密的营寨情况，原因在哪？我认为原因在于“世充命…桥先成者先进，前后不一”。战场的决策，一方面基于战场实时信息的掌握，另一方面又在于对战场形势的合理正确的预测，或者说估计，这个既包括战前预测，更包括战时估计。而战时估计的准确性，既与指挥官的个人军事修养与战争经验有关，也与战术安排与战场布置有关。大家都知道，不管预测什么，一个整齐有序的状态都会远比一个混乱状态容易准确的多，比如股票市场，正常情况下的市场总体的走势分析，会远比极端情形下，更容易且更准确。王世充的这个命令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先成先进，会更容易激发将士的斗志，因为先进往往意味着立功、立头功、立大功的可能性更大。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前后不一”意味着无序，无序意味不可测。而且还意味着，一旦失败，其影响会被成倍的放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银行挤兑，与证券市场的“羊群效应”。而王世充的情况也验证了这点——“争桥溺死者万馀人”。所以，军队本身还是需要以秩序作为基础。或者既然是以激发士兵战斗力为主的战争，那就不要随意“鸣角收众”，不见李密营彻底攻破，就不随意收兵。当然了，有所得必会有所失。放开来想，王世充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会碰到，比如政策制定的反复性，是不是要求政策制定者要三思慎重呢？最后这个问题再以军事而论，《孙子兵法》讲“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事后，不晓得王世充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这地方，又或者读到时，他是否会想起那一天，与那一天死去的万余人？
“世充独与数千人至河阳，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还东都，赐金帛、美女以安其意。”这一句，我理解，至少有两点要注意。首先，为什么世充要“自系狱请罪”？是为了正军纪吗？或许是，但肯定不会是全部。如果王世充是彻底的老大，自己行为自己负责，完全是不需要自系狱的。那么王世充的自系狱说明了什么？还不是老大啊——在东都洛阳的地位，还远未达到一言九鼎的程度，这从后面斩杀元文都与卢楚事件也能够窥知一二。而奇怪的是，越王不但赦免了他，还赏金赐女，不知道的人肯定还以为王世充立下了不世之功呢，这岂不是反常至极么？其实，这恰恰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此时王世充在东都的地位很特殊。如果只是一般的在外将领，恐怕不会有这种待遇，哪怕东都存在一个能在军事上和王世充相抗衡的将领，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王世充一旦大败，恐怕越王想不惩罚，那位将领都不依。所以，搞平衡确实是御下手段中顶顶紧要的。因此总结一下，此时王世充在东都 的地位，就是朝政未独揽，军队已独掌。
至于上表劝李密正号位的众人的心思，应该是各有不同吧。窦建德等人的奉表劝进，是不是在捧杀呢？是不是在帮自己树立靶子吸引火力呢？虽然此前也有人正了号位，但是，毕竟当时主要的战略要地的几股势力，可没人玩正号位，李密要干的话，那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会不会被噎死？至于裴仁基等人上表，我估计，无外乎三种情况：①连外人都劝李老大这么干了，我们不这样做，会不会让老大起疑心；②李老大如果听劝正了号位，那我们是不是就立下了从龙之功，会不会没有赏赐？③拜托，我们真是为了李老大着想好不好，不要把我们想的那么猥琐。你们猜，裴仁基他们到底是哪种/些情况？

（3）（正文）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
（孔目说）第一遍看的时候，真没注意这一段。第二遍看的时候，才注意到一个字“救”。何谓“救”？《辞源》释义是：①阻止；②救助，救护；③治；④鞋头的装饰；⑤姓。后面三个释义不用管，肯定说不通。那么此处的“救”到底是前面两个释义中的哪一个？如果是“阻止”，连起来讲就是“二李督率众军队十多万人阻止东都”。此时东都王世充新败，“屯含嘉城，不敢复出”。所以不可能是去阻止东都方面实行的主动进攻——因为压根就不会有主动进攻。所以，只能是“救助，救护”的意思。常规而言，军事上面的救援，只会是救己方或者盟友，没见过在军事上有“学雷锋做好事”的。此时东都是王世充等人占据的，而他们奉立的也是越王杨侗，和李渊等人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一方。最多从名义上而言，此时他们都是披着大隋朝的外衣。但是东都的旁边是李密等人，他们不算大隋朝的人，他们是“反贼”。这商人是“无商不奸”，其实军事上也是“无利不起早”。那唐王李渊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刚才讲了，此时王世充是锐气尽丧，东都方面是损失惨重，而反观李密，“钲鼓之声，闻于东都；未几，拥兵三十万”，声势如此之盛，大有一鼓作气陷东都。如果真的攻陷东都，后面会怎样？恐怕就会挥师向唐了吧。两虎相持最好，因为没有精力他顾。二战时候的英法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英国的政策，历来主张制衡。而二战中，法国被德国攻陷，果然，英国大祸即至。所以，此处“救东都”，就是为了让东都不陷，将李密牢牢的按在东都。

（4）（原文）东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进散官二品，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
（孔目说）读到这一段，大家第一反映是啥？我估计不出意外，四个字会不自觉地在脑海中蹦出来——卖官鬻爵。紧接着，就会再有两个字出现——腐败。再然后，就是大厦将倾、国将不国。再然后……这些印象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既有这些印象形成，那自然是有形成的道理的。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卖官鬻爵”会出现那些情况，或者说问题为什么如此之多。一个常见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有卖官，自然有买官；既然有买有卖，那自然买的人是把这当成生意了，当成了生意，自然就会考虑不亏本，甚或赚钱的问题，于是，大捞特捞一笔，自然是买官人的必然选择。当然了，这个原因只是其中最可能的原因，自然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买官的人通常不具有治理能力，这会导致政府无能；再比如，买官太多，不管大小，你还得发薪水吧，于是政府开支大增。这里，很多人会存在一个疑问，买官的人，一般不是都会付出非常高的价钱嘛，那么点薪水，相对于他们的出资，算得了什么。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对一般的官爵的卖家和发薪水的老板没有认识清楚——发薪水的，一般是国家；而卖官的，一般是皇帝或者权臣。这里要讲清楚，一般情况下，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大体趋势而言，大部分情况，皇帝的收支与国家的收支，是两条线的，所以皇帝小金库自然与国库是不能完全的混为一谈的。
好了，我们还是来看这里的具体情况。属于卖官，这是确定的。至于卖官原因：“东都乏食”；卖官结果：“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我们脑洞大开地来想一想，如果东都最后夺了天下会怎样？如果没夺天下，那自然是“灭”了不谈。如果夺了天下，会不会符合前面一段分析的三个情况。首先，先对照一下，是不是皇帝或权臣为了自己的小金库而卖官的呢？不是，因为人都讲了，“募守城不食公粮者”，通俗点讲，就是既出人又出力而且不要伙食费的给“进散官二品”，这可没有现钱交易。其次，会不会出现当官无治理能力？以及第三，会不会出现做生意似的大捞特捞？这两个问题我一并回答：不会。原因就是：“进散官二品”。什么是散官？《隋书•百官下》记载“又有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并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无职务者为散官。”这段话清楚的告诉我们，散官不理事，所以无治理能力不可怕，散官无职务，所以不要怕大捞特捞。因此啊，我们回头仔细想想，元文都的这个建议，还真不失为一个“好点子”。当然了，也不是全无问题。比如，如果得了天下，那么多的散官，薪水还是要会付的，你战争时候不付没关系，得了天下还赖帐，那就是“国品”有问题了。站在商贾角度，花钱能买到政治地位，不失为一笔好买卖，毕竟那时候的商人的地位还是不同于现在的。好了，这个话题就此结束，最后，我倒是有个问题了：为什么不选择价高者得这样的拍卖方式来卖官呢？

（5）（原文）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郑元璹将兵出商洛，徇南阳，左领军府司马安陆马元规徇安陆及荆、襄。
（孔目说）商洛就是现在的陕西商洛，南阳就是现在的河南邓州一带；安陆是现在的湖北安陆，荆，是现在湖北荆州一带，而襄，就是指现在的湖北襄阳。郑元璹这一线，正好插在湖北与河南之间，北可攻李密、王世充，南与马元规配合，可阻朱粲、萧铣。

（6）李密遣房彦藻、郑颋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以梁郡太守杨汪为上柱国、宋州总管，又以手书与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钩斩袂，不敢庶几。”汪遣使往来通意，密亦羁縻待之。彦藻以书招窦建德，使来见密。建德复书，卑辞厚礼，托以罗艺南侵，请捍御北垂。彦藻还，至卫州，贼帅王德仁邀杀之。德仁有众数万，据林虑山，四出抄掠，为数州之患。
（孔目说）黎阳，在现在是属于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梁郡，即宋州，为现河南商丘、安徽宿州与山东荷泽一带。卫州，即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一带。林虑山现属河南省林州市。房彦藻、郑颋招抚线路，大体是从河南往河北这一带。而杨汪势力范围，在山东、安徽、河南交界处，在东都洛阳以东，如果与李密相配合，可对王世充形成夹攻合围。
此处讲“昔在雍丘，曾相追捕”，通鉴在第183卷描述的“…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转寄密于游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从侄怀义告其事，帝令怀义自赍敕书与梁郡通守杨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围秀才宅，适值密出外，由是获免…”前后相对应，不得不让人感慨啊。换了常人，在不思量之下，听到李密此言，或许真会感动的涕泗横流，如此大仇都能释怀，真是“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比海更高远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不过，再想想，似乎有点不对味啊。我猜啊，说不定杨汪在接到李密的信时，心里早就嘀咕上了，“李密靠得住，母猪能上树”。当年被追的像丧家之犬，老丈人都被杀，就真的能放下吗？而且还是在杨汪没有主动真心归附时，仅仅出于招揽之意。如果真的能，那问题就更严重了，是不是以后为了更大的利益再出尔反尔呢？——政治人物，可以有博大的胸怀，但是绝对不能没有底线。不过，从“汪遣使通意，密亦羁縻之”能看出来，李密真的就是随便那么一说，而杨汪也真的只是随便那么一听。
至于窦建德，前面上书请求李密正号位，现在李密遣使让窦建德去见自己算是让他去“践行诺言”，窦建德立刻就原形毕露了。想想窦建德也不容易啊，做老二哪有自己说了算来的舒服，不过李密势大，还不能得罪，而且他自己也要谋生存求发展——或许他该听听《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地球人都知道我活的很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