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后记——我们没有时间和选择余地
1、我在第一个章节就论证了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没有工业化因素“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而人均口粮200公斤就是饥荒的边缘。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3亩，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以下，在前30年结束时，人均耕地已仅有1.86亩。
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如果不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1980年就必将面对“人均耕地1.86亩×100公斤/亩”这个残酷的算式，先不说能否买到粮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能有外汇购粮吗？届时，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没有工业化平均亩产50公斤的黑非洲，虽然进口或受援6千万吨粮食后人均口粮也只有210公斤，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2年报告称：饥饿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有约一半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数百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和与之相关的疾病。但是，他们还有2、30亿亩宜耕荒地可以开垦。
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是农药化肥良种农膜的生产基础，是农业获得高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必须在人均耕地滑下深渊前达成这一目标。
2、“超英赶美”并非攀比，而是危机的紧迫使然。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在人均上却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50年代初或二战前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事实上中国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粮食亩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40公斤。但是，人均耕地的继续下降又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间徘徊，远低于发达国家。幸而现在已有大量工业品出口，换回的棉、油、糖等农产品数量已相当于8亿亩以上的境外耕地，这才保障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3、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就已极为庞大。
时间紧迫，国家大，人口多，目标“高”，而人均基础工业产品仅为当年“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的日本人均的100、200分之一；在连化纤和合成氨技术也被“巴统”严密封锁的同时，技术人员全国数量却还不及美国一个“托拉斯”……“超英赶美”就意味着所需投入极为庞大。
这其中不仅有包括钢铁、化肥、化纤在内的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基础工业建设；还有因“巴统”的封锁而被迫投入巨额资金去“重新”研发尿素合成塔、钢轧机、水压机等技术；还有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等体系的建设；还有对数千年以来“皇权不下县”、宗族宗法、小农经济等等政治经济制度的摧毁、改造和新制度的建设。
这些都只能依靠自己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建设，不可能神赐天降。
就这么一个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其建设成本就已经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一穷二白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在此之余，还有多少钱来投资发展食品、造纸、日化等轻工业？
4、有充裕的资金、外汇就可以平衡发展。
1949年台湾省人口770万（同年大陆人口5.4亿），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不计其原本就好于大陆的基础（设施、教育……），美国对台经援和军援总额约为48.64亿美元（见《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http://view.news.qq.com/zt2013/yztw/index.htm）。不计军援和贷款，美国从1950至1965年，对台经济援助共17.85亿，超过1952年台湾GDP总额。不考虑军援的资金替代作用等对经济的促进，仅用经援总额除以1949年人口计算，台湾人均受援232美元；以人口比例计算等于大陆得到1252亿美元，这个金额是欧洲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金额的10倍，或1950年苏联GDP（约1000亿美元）的125%，或美国GDP（2930.7亿美元）的43%，或大陆GDP的5倍！
以上数据不包括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和带政治色彩的商业贷款，而这是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援外的主要形式。如台湾在1961~1971年先后从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国际银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欧洲银行团等获得9.5亿美元贷款。70年代“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等更为依重于国外贷款。其中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其中外国贷款24.3亿美元（见《蒋经国时期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研究》）。郭焕圭、赵复三的《台湾之将来》则提到：截至1982年底，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予台湾的资金计达205亿美元。
50、60年代美援占同期台湾资本形成的34%，且美援在台湾的对外贸易中，每年弥补财务及劳务入超额约91%。从1952年到1961年，在台湾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的7.9%中，‘美援’占了6%的比重（彭付芝：《台湾政治与经济》）。而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国经援的作用下，台湾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GDP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GDP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援助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实际提前了20-30年。
在两岸都最为困难的50、60年代，台湾的工业化启动资金是每人一两千美元外援（含贷款等），而大陆是砸锅卖铁、甚至是卖血而来的每人一两千人民币……这就是区别。
如果真能如某些人幻想的一样，1949年后国府执政大陆，美国人就会一时脑残送来3500亿美元（按美国对台经援军援总额和1949年两岸人口比例计算）——1949年大陆GDP的14倍！再加上大量的优惠贷款（台湾未查到总额，但韩国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有了这笔横财，中国就肯定不需盘剥农村，不需压制消费，就可以在“轻重工业并重”的情况下，30年内建成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
但这可能吗？
5、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同于韩、新、台等，人口少进口量少，自己规模生产反而不划算，又有充裕的外汇，所以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其余进口解决。而中国即使仅从节约资金和外汇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尽可能自己规模生产而非进口。例如1953年青霉素规模生产研制成功就将青霉素从35美元一支的高价变成了0.1元人民币一支，投资成本数年内就赚了回来。再如，建设3712万吨的钢产能投资了800亿美元，而以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这个金额能买到4亿吨钢；但是，中国前30年已累计产钢4.3亿吨，最为关键的是，这3712万吨的钢产能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其本身和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提供上千万的工作岗位。
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和重工业内部广泛紧密的产业关联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中国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必须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在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前，在基础工业原料生产能力满足基本需要之前，中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化纤等原料来生产化肥、农药、农机、布料等等，也没有外汇来建设一个悬在空中的轻工业。这种继续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钉”连技术含量最低的基础工业生产都不能全面占领的“工业化”注定只是空中楼阁。
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决定了中国只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否则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
而仅仅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保障10亿人口达到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所需的基础工业产品的产能建设，就已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时间极为紧迫，资金极为窘迫，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1、我在第一个章节就论证了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没有工业化因素“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而人均口粮200公斤就是饥荒的边缘。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3亩，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以下，在前30年结束时，人均耕地已仅有1.86亩。
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如果不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1980年就必将面对“人均耕地1.86亩×100公斤/亩”这个残酷的算式，先不说能否买到粮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能有外汇购粮吗？届时，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没有工业化平均亩产50公斤的黑非洲，虽然进口或受援6千万吨粮食后人均口粮也只有210公斤，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2年报告称：饥饿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有约一半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数百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和与之相关的疾病。但是，他们还有2、30亿亩宜耕荒地可以开垦。
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是农药化肥良种农膜的生产基础，是农业获得高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必须在人均耕地滑下深渊前达成这一目标。
2、“超英赶美”并非攀比，而是危机的紧迫使然。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在人均上却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50年代初或二战前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事实上中国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粮食亩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40公斤。但是，人均耕地的继续下降又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间徘徊，远低于发达国家。幸而现在已有大量工业品出口，换回的棉、油、糖等农产品数量已相当于8亿亩以上的境外耕地，这才保障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3、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就已极为庞大。
时间紧迫，国家大，人口多，目标“高”，而人均基础工业产品仅为当年“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的日本人均的100、200分之一；在连化纤和合成氨技术也被“巴统”严密封锁的同时，技术人员全国数量却还不及美国一个“托拉斯”……“超英赶美”就意味着所需投入极为庞大。
这其中不仅有包括钢铁、化肥、化纤在内的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基础工业建设；还有因“巴统”的封锁而被迫投入巨额资金去“重新”研发尿素合成塔、钢轧机、水压机等技术；还有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等体系的建设；还有对数千年以来“皇权不下县”、宗族宗法、小农经济等等政治经济制度的摧毁、改造和新制度的建设。
这些都只能依靠自己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建设，不可能神赐天降。
就这么一个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其建设成本就已经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一穷二白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在此之余，还有多少钱来投资发展食品、造纸、日化等轻工业？
4、有充裕的资金、外汇就可以平衡发展。
1949年台湾省人口770万（同年大陆人口5.4亿），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不计其原本就好于大陆的基础（设施、教育……），美国对台经援和军援总额约为48.64亿美元（见《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http://view.news.qq.com/zt2013/yztw/index.htm）。不计军援和贷款，美国从1950至1965年，对台经济援助共17.85亿，超过1952年台湾GDP总额。不考虑军援的资金替代作用等对经济的促进，仅用经援总额除以1949年人口计算，台湾人均受援232美元；以人口比例计算等于大陆得到1252亿美元，这个金额是欧洲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金额的10倍，或1950年苏联GDP（约1000亿美元）的125%，或美国GDP（2930.7亿美元）的43%，或大陆GDP的5倍！
以上数据不包括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和带政治色彩的商业贷款，而这是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援外的主要形式。如台湾在1961~1971年先后从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国际银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欧洲银行团等获得9.5亿美元贷款。70年代“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等更为依重于国外贷款。其中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其中外国贷款24.3亿美元（见《蒋经国时期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研究》）。郭焕圭、赵复三的《台湾之将来》则提到：截至1982年底，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予台湾的资金计达205亿美元。
50、60年代美援占同期台湾资本形成的34%，且美援在台湾的对外贸易中，每年弥补财务及劳务入超额约91%。从1952年到1961年，在台湾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的7.9%中，‘美援’占了6%的比重（彭付芝：《台湾政治与经济》）。而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国经援的作用下，台湾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GDP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GDP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援助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实际提前了20-30年。
在两岸都最为困难的50、60年代，台湾的工业化启动资金是每人一两千美元外援（含贷款等），而大陆是砸锅卖铁、甚至是卖血而来的每人一两千人民币……这就是区别。
如果真能如某些人幻想的一样，1949年后国府执政大陆，美国人就会一时脑残送来3500亿美元（按美国对台经援军援总额和1949年两岸人口比例计算）——1949年大陆GDP的14倍！再加上大量的优惠贷款（台湾未查到总额，但韩国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有了这笔横财，中国就肯定不需盘剥农村，不需压制消费，就可以在“轻重工业并重”的情况下，30年内建成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
但这可能吗？
5、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同于韩、新、台等，人口少进口量少，自己规模生产反而不划算，又有充裕的外汇，所以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其余进口解决。而中国即使仅从节约资金和外汇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尽可能自己规模生产而非进口。例如1953年青霉素规模生产研制成功就将青霉素从35美元一支的高价变成了0.1元人民币一支，投资成本数年内就赚了回来。再如，建设3712万吨的钢产能投资了800亿美元，而以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这个金额能买到4亿吨钢；但是，中国前30年已累计产钢4.3亿吨，最为关键的是，这3712万吨的钢产能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其本身和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提供上千万的工作岗位。
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和重工业内部广泛紧密的产业关联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中国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必须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在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前，在基础工业原料生产能力满足基本需要之前，中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化纤等原料来生产化肥、农药、农机、布料等等，也没有外汇来建设一个悬在空中的轻工业。这种继续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钉”连技术含量最低的基础工业生产都不能全面占领的“工业化”注定只是空中楼阁。
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决定了中国只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否则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
而仅仅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保障10亿人口达到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所需的基础工业产品的产能建设，就已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时间极为紧迫，资金极为窘迫，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之后记——我们没有时间和选择余地
1、我在第一个章节就论证了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没有工业化因素“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而人均口粮200公斤就是饥荒的边缘。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3亩，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以下，在前30年结束时，人均耕地已仅有1.86亩。
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如果不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1980年就必将面对“人均耕地1.86亩×100公斤/亩”这个残酷的算式，先不说能否买到粮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能有外汇购粮吗？届时，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没有工业化平均亩产50公斤的黑非洲，虽然进口或受援6千万吨粮食后人均口粮也只有210公斤，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2年报告称：饥饿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有约一半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数百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和与之相关的疾病。但是，他们还有2、30亿亩宜耕荒地可以开垦。
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是农药化肥良种农膜的生产基础，是农业获得高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必须在人均耕地滑下深渊前达成这一目标。
2、“超英赶美”并非攀比，而是危机的紧迫使然。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在人均上却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50年代初或二战前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事实上中国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粮食亩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40公斤。但是，人均耕地的继续下降又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间徘徊，远低于发达国家。幸而现在已有大量工业品出口，换回的棉、油、糖等农产品数量已相当于8亿亩以上的境外耕地，这才保障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3、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就已极为庞大。
时间紧迫，国家大，人口多，目标“高”，而人均基础工业产品仅为当年“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的日本人均的100、200分之一；在连化纤和合成氨技术也被“巴统”严密封锁的同时，技术人员全国数量却还不及美国一个“托拉斯”……“超英赶美”就意味着所需投入极为庞大。
这其中不仅有包括钢铁、化肥、化纤在内的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基础工业建设；还有因“巴统”的封锁而被迫投入巨额资金去“重新”研发尿素合成塔、钢轧机、水压机等技术；还有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等体系的建设；还有对数千年以来“皇权不下县”、宗族宗法、小农经济等等政治经济制度的摧毁、改造和新制度的建设。
这些都只能依靠自己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建设，不可能神赐天降。
就这么一个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其建设成本就已经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一穷二白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在此之余，还有多少钱来投资发展食品、造纸、日化等轻工业？
4、有充裕的资金、外汇就可以平衡发展。
1949年台湾省人口770万（同年大陆人口5.4亿），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不计其原本就好于大陆的基础（设施、教育……），美国对台经援和军援总额约为48.64亿美元（见《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http://view.news.qq.com/zt2013/yztw/index.htm）。不计军援和贷款，美国从1950至1965年，对台经济援助共17.85亿，超过1952年台湾GDP总额。不考虑军援的资金替代作用等对经济的促进，仅用经援总额除以1949年人口计算，台湾人均受援232美元；以人口比例计算等于大陆得到1252亿美元，这个金额是欧洲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金额的10倍，或1950年苏联GDP（约1000亿美元）的125%，或美国GDP（2930.7亿美元）的43%，或大陆GDP的5倍！
以上数据不包括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和带政治色彩的商业贷款，而这是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援外的主要形式。如台湾在1961~1971年先后从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国际银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欧洲银行团等获得9.5亿美元贷款。70年代“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等更为依重于国外贷款。其中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其中外国贷款24.3亿美元（见《蒋经国时期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研究》）。郭焕圭、赵复三的《台湾之将来》则提到：截至1982年底，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予台湾的资金计达205亿美元。
50、60年代美援占同期台湾资本形成的34%，且美援在台湾的对外贸易中，每年弥补财务及劳务入超额约91%。从1952年到1961年，在台湾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的7.9%中，‘美援’占了6%的比重（彭付芝：《台湾政治与经济》）。而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国经援的作用下，台湾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GDP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GDP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援助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实际提前了20-30年。
在两岸都最为困难的50、60年代，台湾的工业化启动资金是每人一两千美元外援（含贷款等），而大陆是砸锅卖铁、甚至是卖血而来的每人一两千人民币……这就是区别。
如果真能如某些人幻想的一样，1949年后国府执政大陆，美国人就会一时脑残送来3500亿美元（按美国对台经援军援总额和1949年两岸人口比例计算）——1949年大陆GDP的14倍！再加上大量的优惠贷款（台湾未查到总额，但韩国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有了这笔横财，中国就肯定不需盘剥农村，不需压制消费，就可以在“轻重工业并重”的情况下，30年内建成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
但这可能吗？
5、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同于韩、新、台等，人口少进口量少，自己规模生产反而不划算，又有充裕的外汇，所以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其余进口解决。而中国即使仅从节约资金和外汇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尽可能自己规模生产而非进口。例如1953年青霉素规模生产研制成功就将青霉素从35美元一支的高价变成了0.1元人民币一支，投资成本数年内就赚了回来。再如，建设3712万吨的钢产能投资了800亿美元，而以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这个金额能买到4亿吨钢；但是，中国前30年已累计产钢4.3亿吨，最为关键的是，这3712万吨的钢产能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其本身和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提供上千万的工作岗位。
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和重工业内部广泛紧密的产业关联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中国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必须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在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前，在基础工业原料生产能力满足基本需要之前，中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化纤等原料来生产化肥、农药、农机、布料等等，也没有外汇来建设一个悬在空中的轻工业。这种继续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钉”连技术含量最低的基础工业生产都不能全面占领的“工业化”注定只是空中楼阁。
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决定了中国只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否则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
而仅仅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保障10亿人口达到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所需的基础工业产品的产能建设，就已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时间极为紧迫，资金极为窘迫，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1、我在第一个章节就论证了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没有工业化因素“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而人均口粮200公斤就是饥荒的边缘。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3亩，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以下，在前30年结束时，人均耕地已仅有1.86亩。
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如果不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1980年就必将面对“人均耕地1.86亩×100公斤/亩”这个残酷的算式，先不说能否买到粮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能有外汇购粮吗？届时，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没有工业化平均亩产50公斤的黑非洲，虽然进口或受援6千万吨粮食后人均口粮也只有210公斤，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2年报告称：饥饿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有约一半儿童营养不良，每年数百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和与之相关的疾病。但是，他们还有2、30亿亩宜耕荒地可以开垦。
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不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是农药化肥良种农膜的生产基础，是农业获得高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必须在人均耕地滑下深渊前达成这一目标。
2、“超英赶美”并非攀比，而是危机的紧迫使然。
中国工业化时间紧迫，人口却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所以即使在1980年工业总规模超过英、法之后，依然是“总量巨大”、“增速辉煌”与“人均不足”并存。
就以工业的骨骼——钢来说，在人均仅300克钢连每户打把锄头也不够的基础上，“以钢为纲”钢产量前30年间增长235倍，1980年产钢3712万吨，接近德国（4384万吨），超过了法（2318万吨）英（1128万吨）；增速远高于日、德、美等国的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快增速！
但是，在以骄人的高速增长30年后，中国人均用钢量仍只有38公斤，仅有发达国家人均用钢量的1/10！所以“解放”车还得用红松板做车厢，有的地方还在用“竹筋混凝土”、“水泥船”。
然而，要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仅全国粮田以最低标准10公斤/亩就需1500万吨化肥（折纯）），要保障化肥、农药、农机、医药、纺织工业的原料、工厂建设和交通运输，10亿人口按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至少还要有50万吨乙烯、50万吨化纤、800万吨硫酸、8000万吨水泥、3000亿度电……除了钢铁工业外，还要有冶金、能源、机电、机械、铁路、船舶、汽车、医药化工、合成纤维、建筑材料、基本化工原料等等……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前30年的工业建设在发展速度和总量上极为辉煌，工业规模从与比利时相当提高到了超过英法，在人均上却只是让中国达到了日本在50年代初或二战前的人均工业规模。
因为耕地的日削月瘠，在前30年，中国就如燃狱中的囚徒，能在烈火覆顶前破壁而出就是海阔天空，否则就只能永沦绝境。
事实上中国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粮食亩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40公斤。但是，人均耕地的继续下降又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只能在300~400公斤间徘徊，远低于发达国家。幸而现在已有大量工业品出口，换回的棉、油、糖等农产品数量已相当于8亿亩以上的境外耕地，这才保障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
3、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就已极为庞大。
时间紧迫，国家大，人口多，目标“高”，而人均基础工业产品仅为当年“几乎夷为平地，物资限量供应”的日本人均的100、200分之一；在连化纤和合成氨技术也被“巴统”严密封锁的同时，技术人员全国数量却还不及美国一个“托拉斯”……“超英赶美”就意味着所需投入极为庞大。
这其中不仅有包括钢铁、化肥、化纤在内的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基础工业建设；还有因“巴统”的封锁而被迫投入巨额资金去“重新”研发尿素合成塔、钢轧机、水压机等技术；还有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等体系的建设；还有对数千年以来“皇权不下县”、宗族宗法、小农经济等等政治经济制度的摧毁、改造和新制度的建设。
这些都只能依靠自己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建设，不可能神赐天降。
就这么一个仅能保障吃饭穿衣的重工业体系，其建设成本就已经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一穷二白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在此之余，还有多少钱来投资发展食品、造纸、日化等轻工业？
4、有充裕的资金、外汇就可以平衡发展。
1949年台湾省人口770万（同年大陆人口5.4亿），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不计其原本就好于大陆的基础（设施、教育……），美国对台经援和军援总额约为48.64亿美元（见《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http://view.news.qq.com/zt2013/yztw/index.htm）。不计军援和贷款，美国从1950至1965年，对台经济援助共17.85亿，超过1952年台湾GDP总额。不考虑军援的资金替代作用等对经济的促进，仅用经援总额除以1949年人口计算，台湾人均受援232美元；以人口比例计算等于大陆得到1252亿美元，这个金额是欧洲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金额的10倍，或1950年苏联GDP（约1000亿美元）的125%，或美国GDP（2930.7亿美元）的43%，或大陆GDP的5倍！
以上数据不包括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和带政治色彩的商业贷款，而这是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援外的主要形式。如台湾在1961~1971年先后从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国际银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欧洲银行团等获得9.5亿美元贷款。70年代“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等更为依重于国外贷款。其中仅“十大建设”就耗资2580亿新台币，折合71.7亿美元（占1971年~1977年的GDP总额近7%），其中外国贷款24.3亿美元（见《蒋经国时期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研究》）。郭焕圭、赵复三的《台湾之将来》则提到：截至1982年底，美国等西方国家给予台湾的资金计达205亿美元。
50、60年代美援占同期台湾资本形成的34%，且美援在台湾的对外贸易中，每年弥补财务及劳务入超额约91%。从1952年到1961年，在台湾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的7.9%中，‘美援’占了6%的比重（彭付芝：《台湾政治与经济》）。而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国经援的作用下，台湾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GDP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GDP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GDP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援助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实际提前了20-30年。
在两岸都最为困难的50、60年代，台湾的工业化启动资金是每人一两千美元外援（含贷款等），而大陆是砸锅卖铁、甚至是卖血而来的每人一两千人民币……这就是区别。
如果真能如某些人幻想的一样，1949年后国府执政大陆，美国人就会一时脑残送来3500亿美元（按美国对台经援军援总额和1949年两岸人口比例计算）——1949年大陆GDP的14倍！再加上大量的优惠贷款（台湾未查到总额，但韩国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有了这笔横财，中国就肯定不需盘剥农村，不需压制消费，就可以在“轻重工业并重”的情况下，30年内建成最基本的完整重工业体系。
但这可能吗？
5、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不同于韩、新、台等，人口少进口量少，自己规模生产反而不划算，又有充裕的外汇，所以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其余进口解决。而中国即使仅从节约资金和外汇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尽可能自己规模生产而非进口。例如1953年青霉素规模生产研制成功就将青霉素从35美元一支的高价变成了0.1元人民币一支，投资成本数年内就赚了回来。再如，建设3712万吨的钢产能投资了800亿美元，而以二战后的最低钢价200美元/吨计算，这个金额能买到4亿吨钢；但是，中国前30年已累计产钢4.3亿吨，最为关键的是，这3712万吨的钢产能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其本身和上、下游产业链可以提供上千万的工作岗位。
中国巨大的消费规模和重工业内部广泛紧密的产业关联决定了只要没有技术和政治因素的阻碍，中国经济模式绝对只能是“租不如买、买不如造”，必须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在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前，在基础工业原料生产能力满足基本需要之前，中国不可能依赖进口海量的硫酸、烧碱、钢铁、化纤等原料来生产化肥、农药、农机、布料等等，也没有外汇来建设一个悬在空中的轻工业。这种继续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钉”连技术含量最低的基础工业生产都不能全面占领的“工业化”注定只是空中楼阁。
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决定了中国只能勒紧裤带，不惜代价地尽快工业化，否则中国将连“黑非洲”也不如！
而仅仅保障最简单的生存需求——吃饭穿衣，保障10亿人口达到日本50年代初的人均标准所需的基础工业产品的产能建设，就已让没有殖民地和外援的中国搜净了家中最后一个铜板……
时间极为紧迫，资金极为窘迫，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
世界因“中国变美好”而变美好——从青蒿素谈起
据诺贝尔奖官网的最新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5日中午11时30分，屠呦呦获2015生理学或医学奖。
其实无需炸药奖来肯定，青蒿素每年挽救数百万人生命的功绩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在我看来，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Satoshi Omura的功绩远远不及屠呦呦等，他们共同获奖只是因为“西方的偏见”。
对中国的成就的评价也同样如此。
在某些人眼里
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牺牲和努力，而是二战之后忽然就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善良的上帝”，结果，这个世界“自然而然”就太平了，就“和平与发展”……
所以，列强一夜之间忽然良心发现了，军舰看厌长江风景了，特权耍够了，关税管腻了，上百亿的债权也免了……
所以，混乱了数十年的中国“自然而然”就和平了，粮食亩产“自然而然”就从70公斤增长到了200多公斤突破了农业社会从未超过的高限，一夜之间就能年产数千万吨化肥，分文不化就建设了数千万吨钢铁的产能！
可为什么“善良的上帝”没有看到10亿人的印度国内活动着100多支，目的不同（政治、宗教、民族、经济），规模不同，活跃程度不同的非法武装。
而据不完全统计，同为10亿人的非洲自1960年至1990年先后发生政变、兵变160次，其中1989年至1993年35次。每年发生10场以上的国内战争或局部冲突。
在2000年以后发生的被国际社会关注的就有：
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科特迪瓦内战、苏丹达尔富尔内战、也门内战、索马里内战、刚果（金）、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尼日尔、马里，以及卷入国与国战争的利比亚、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仅大湖战争就有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刚果（金）、津巴布韦、安哥拉、纳米比亚、苏丹、乍得等国先后参战，并绵延至今……
至于不为国际社会所知的武装冲突就无法计数了……
这和当年4亿人的民国，英、美、法、日、德背景的各路军阀大混战的场景有得一比吧。
更何况，
即使1949年开始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善良的上帝”，“和平与发展”可以从天上掉下来，你又凭什么保证“和平与发展”会掉到我们头上，而不是非洲印度？
即使“善良的上帝”赐予了所有国家“和平与发展”，我们难道只是坐着看就能达到今天的成就？
即使“善良的上帝”赐予了所有国家“和平与发展”，是否我们现在水平不及日本、台湾就只能算是失败？
是否微软营业额到现在都还不及IBM的一半，而我家隔壁二狗子白手起家现在都身家百万在电脑城有10个铺位了，所以比尔盖茨就是个借“善良的上帝”赐予和IT大潮“自然而然”发家的笨蛋？
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人均寿命还不到40岁，和百年前没两样，也和中国百年前没两样。之所以我们可以说二战之后“和平与发展”是主流，是因为在中国“和平与发展”是主流，非洲人只会同意战争和混乱是主流。
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全球每年有超过3亿起疟疾病例，年病亡人数超过1000万。这一情况直至2000年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没有改善，全球仍有近3亿起疟疾病例，数百万人死亡，如塞内加尔（1200万人）2006年疟疾患者为150万人,死亡率为18%。据世卫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有33亿人受到疟疾威胁，有2.47亿人感染了疟疾，其中100余万人死亡，局势在2007年5月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设立“世界疟疾日”在中国积极参与、支持下，大规模发放青蒿素抗疟特效药后才有所好转。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12月13日在日内瓦发布《2011年世界疟疾报告》称，……目前最为重要的抗疟疾药物是青蒿素类药物，……全球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下降趋势。2010年，在全球106个疟疾流行的国家和地区，共出现2.16亿个病例，65.5万人死于疟疾，死亡病例较2009年减少3.6万人。但是，在部分国家仍不容乐观，如世界卫生组织驻布隆迪代表处负责人Dismas Baza博士表示，2011年布隆迪疟疾发病人数达每千人391例。
而且各国普遍出现了发病率未和病死率同步下降的现象，原因就在于，青蒿素可以治好疟疾降低病死率，但是对导致发病率居高不下的恶劣生存环境无能为力。
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大不一样。
建国前，整个中国不仅对疟疾没有防治措施，甚至也没有较可靠的疫情资料。只有零星记载但也可窥见其肆虐，如云南思茅地区一个商镇1918年时有7000户35000人，因为疟疾流行，居民大量死亡逃亡，到解放时只剩下717户1092人。解放后的疫情资料为年发病最高达3000万例；由于当时没有特效药物治疗，疟疾病死率非常高（10%以上）。另有资料称，山东省疫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的年发病率高达10%—20%，甚至有的地区高达50%—70%。
但在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含赤脚医生）建立后，尤其七十年代初青蒿素研制成功和化学制药工业的发展起来后，年发病率和病死率快速下降，年发病率从3000万例下降至90.4 万例（1984 年），病死率从10%以上降到低于1%，2011年报告发病率仅有0.7万例，无死亡病例。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因“中国变美好”而变美好，而不是相反。
据诺贝尔奖官网的最新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5日中午11时30分，屠呦呦获2015生理学或医学奖。
其实无需炸药奖来肯定，青蒿素每年挽救数百万人生命的功绩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在我看来，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Satoshi Omura的功绩远远不及屠呦呦等，他们共同获奖只是因为“西方的偏见”。
对中国的成就的评价也同样如此。
在某些人眼里
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牺牲和努力，而是二战之后忽然就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善良的上帝”，结果，这个世界“自然而然”就太平了，就“和平与发展”……
所以，列强一夜之间忽然良心发现了，军舰看厌长江风景了，特权耍够了，关税管腻了，上百亿的债权也免了……
所以，混乱了数十年的中国“自然而然”就和平了，粮食亩产“自然而然”就从70公斤增长到了200多公斤突破了农业社会从未超过的高限，一夜之间就能年产数千万吨化肥，分文不化就建设了数千万吨钢铁的产能！
可为什么“善良的上帝”没有看到10亿人的印度国内活动着100多支，目的不同（政治、宗教、民族、经济），规模不同，活跃程度不同的非法武装。
而据不完全统计，同为10亿人的非洲自1960年至1990年先后发生政变、兵变160次，其中1989年至1993年35次。每年发生10场以上的国内战争或局部冲突。
在2000年以后发生的被国际社会关注的就有：
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科特迪瓦内战、苏丹达尔富尔内战、也门内战、索马里内战、刚果（金）、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尼日尔、马里，以及卷入国与国战争的利比亚、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仅大湖战争就有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刚果（金）、津巴布韦、安哥拉、纳米比亚、苏丹、乍得等国先后参战，并绵延至今……
至于不为国际社会所知的武装冲突就无法计数了……
这和当年4亿人的民国，英、美、法、日、德背景的各路军阀大混战的场景有得一比吧。
更何况，
即使1949年开始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善良的上帝”，“和平与发展”可以从天上掉下来，你又凭什么保证“和平与发展”会掉到我们头上，而不是非洲印度？
即使“善良的上帝”赐予了所有国家“和平与发展”，我们难道只是坐着看就能达到今天的成就？
即使“善良的上帝”赐予了所有国家“和平与发展”，是否我们现在水平不及日本、台湾就只能算是失败？
是否微软营业额到现在都还不及IBM的一半，而我家隔壁二狗子白手起家现在都身家百万在电脑城有10个铺位了，所以比尔盖茨就是个借“善良的上帝”赐予和IT大潮“自然而然”发家的笨蛋？
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人均寿命还不到40岁，和百年前没两样，也和中国百年前没两样。之所以我们可以说二战之后“和平与发展”是主流，是因为在中国“和平与发展”是主流，非洲人只会同意战争和混乱是主流。
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全球每年有超过3亿起疟疾病例，年病亡人数超过1000万。这一情况直至2000年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没有改善，全球仍有近3亿起疟疾病例，数百万人死亡，如塞内加尔（1200万人）2006年疟疾患者为150万人,死亡率为18%。据世卫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有33亿人受到疟疾威胁，有2.47亿人感染了疟疾，其中100余万人死亡，局势在2007年5月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设立“世界疟疾日”在中国积极参与、支持下，大规模发放青蒿素抗疟特效药后才有所好转。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12月13日在日内瓦发布《2011年世界疟疾报告》称，……目前最为重要的抗疟疾药物是青蒿素类药物，……全球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下降趋势。2010年，在全球106个疟疾流行的国家和地区，共出现2.16亿个病例，65.5万人死于疟疾，死亡病例较2009年减少3.6万人。但是，在部分国家仍不容乐观，如世界卫生组织驻布隆迪代表处负责人Dismas Baza博士表示，2011年布隆迪疟疾发病人数达每千人391例。
而且各国普遍出现了发病率未和病死率同步下降的现象，原因就在于，青蒿素可以治好疟疾降低病死率，但是对导致发病率居高不下的恶劣生存环境无能为力。
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大不一样。
建国前，整个中国不仅对疟疾没有防治措施，甚至也没有较可靠的疫情资料。只有零星记载但也可窥见其肆虐，如云南思茅地区一个商镇1918年时有7000户35000人，因为疟疾流行，居民大量死亡逃亡，到解放时只剩下717户1092人。解放后的疫情资料为年发病最高达3000万例；由于当时没有特效药物治疗，疟疾病死率非常高（10%以上）。另有资料称，山东省疫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的年发病率高达10%—20%，甚至有的地区高达50%—70%。
但在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含赤脚医生）建立后，尤其七十年代初青蒿素研制成功和化学制药工业的发展起来后，年发病率和病死率快速下降，年发病率从3000万例下降至90.4 万例（1984 年），病死率从10%以上降到低于1%，2011年报告发病率仅有0.7万例，无死亡病例。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因“中国变美好”而变美好，而不是相反。
转：
一：中国人的能力——把高科技卖成白菜价
轮胎、防弹装备、润滑油等，都需要的石墨烯，以前是高端材料，国际市场上5000元一克，2013年，宁波建成了年生产能力300万吨的生产线，石墨烯成本价格降为3元一克.......
通信行业的交换机的一块板，15年前国外卖20万，10年前，国内企业开始生产，5年后价格降到一万，欧美厂商大多倒闭不见。
水泥厂的磨机用减速机，当年国外的减速机卖1000万一台，国产化之后价格只要300万，国外的大型减速机厂商玩完。
集成电路行业，计算机需要的8086芯片，在上世纪80年代初都需要进口，现在价格5元，成本近乎为零的东西，那时中国只能在国际上高价买。当某微电子所做出了0.6um的集成电路生产工艺后，市场价格降到了今天的5元钱......
新能源市场，2010年，中国进口烷烃类气体，国际市场报价45000一公斤，然后我们努力培养了福建的一个国内供应商，烷烃类气体价格降到了28000。
2004年，15英寸面板，市场价260美金，中国政府在液晶面板行业投入了1000亿，现在50英寸超大面板价格只要180美元.....15寸的更是只要60美元....
2010年发改委共批了35个城市50条地铁线路的建设，国外同期价格6000亿，而咱们国产化后只需要4000亿，这4000亿至少能创造40万人以上的岗位。
二：垄断毁灭者——中国人
通过这上面，大家看出问题了么，中国人不会做之前，这些东西都是天价，但一旦我们能够生产后，这些东西都成了白菜价。别跟我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不会让资本家放弃丰厚的垄断利润，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打破了垄断！
差不多再有几年就能飞了，怕你个屁！
欧洲人优越生活不是天生应该的
而垄断利润，让欧洲人一天工作5小时，一周工作四天！他们的优越生活不是天生应该的，而是吸取了我们国家的血液。
欧洲人的生活不是凭空出来了，当中国人不能造东西的时候，他们能把五块钱的东西卖成五十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一辈子工作，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交给了欧美国家养着他们可以休闲度假。可以让他们长着一张没被欺负的脸。
印度人好吧，民主国家，美苏最爱。到现在印度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冤大头。养活着美、俄、法、英几大军火贩子。价格贵的离谱不说，经常延迟交货，再讹诈一笔。印度这样的朋友，全世界都会喜欢啊。中国如果也这样，就不会“世界为敌”了。这是我们要的吗？中国把自己的血汗钱去当冤大头，人民生活怎么提高？
悲催的日本人民
当年有一种叫做买办的存在，他们的富可敌国。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品行甚至非常值得称道。这些人巨富的的基础之一就是垄断贸易的暴利。当你无法生产一样产品的时候，这种暴利是非常惊人的。
胶卷时代，全球有成熟彩胶技术的只有四个国家。美、德、日、中。中国的叫乐凯，没错，非常矬。但是乐凯卖15的话，柯达在中国很难卖过30。而在苏联，这个价格卖到100。那么这个价格下苏联人民的净福利损失就是70元。假设俄国的买办阶层都不持有美国绿卡，只赚取10的利润。实际的结果就是以损失60的整体国民福祉，创造了极少的暴富者。无论这个交易过程如何形式合法如何买卖公平，它带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工业界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在关键技术和设备上实现国产化，才是真正共同富裕的方法。否则只有一小撮买办人富裕起来。
三：工业化是强国之本
为什么要工业化国产化，就是为了让我们有一张不被欺负的脸。
什么叫被欺负的脸？请看土耳其2009年开始的防空导弹采购计划！
土耳其属于北约成员，招标的是欧盟的紫苑导弹，爱国者3，中国的红旗9和俄罗斯的S300。美国人报了天价，不允许技术转让，不让土耳其组装生产，俄罗斯阳奉阴违，只愿意提供S300，不愿意提供S400，价格天价，欧洲紫苑导弹不愿意转让技术。
中国的红旗9防空导弹
只有中国价格合适，性能中等偏上，还愿意转让技术。然后呢？然后宣布中国中标，然后呢？迫于北约和老美的压力，土耳其被迫中止了这笔合同！
什么叫被欺负的脸？这就是被欺负的脸！
伊尔76运输机
再说一个运输机的话题，中国曾经向俄罗斯买了好几十架伊尔76，因为我们自己造不出大运。后来因为成本问题，我们不愿意再增加费用，合同被冻结。最近俄罗斯说，要么升级到伊尔476算了，但你得加费用，中国直接给拒了，加费用别想，赶紧把伊尔476给我拿过来，别废话，要不劳资不买了，老子的运20差不多再有几年就能飞了，怕你个屁！
没有工业化国产化，哪来这么高速发展的经济，没有国产化，我们能有这么多高铁？我们的高铁能出口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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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防弹装备、润滑油等，都需要的石墨烯，以前是高端材料，国际市场上5000元一克，2013年，宁波建成了年生产能力300万吨的生产线，石墨烯成本价格降为3元一克.......
通信行业的交换机的一块板，15年前国外卖20万，10年前，国内企业开始生产，5年后价格降到一万，欧美厂商大多倒闭不见。
水泥厂的磨机用减速机，当年国外的减速机卖1000万一台，国产化之后价格只要300万，国外的大型减速机厂商玩完。
集成电路行业，计算机需要的8086芯片，在上世纪80年代初都需要进口，现在价格5元，成本近乎为零的东西，那时中国只能在国际上高价买。当某微电子所做出了0.6um的集成电路生产工艺后，市场价格降到了今天的5元钱......
新能源市场，2010年，中国进口烷烃类气体，国际市场报价45000一公斤，然后我们努力培养了福建的一个国内供应商，烷烃类气体价格降到了28000。
2004年，15英寸面板，市场价260美金，中国政府在液晶面板行业投入了1000亿，现在50英寸超大面板价格只要180美元.....15寸的更是只要60美元....
2010年发改委共批了35个城市50条地铁线路的建设，国外同期价格6000亿，而咱们国产化后只需要4000亿，这4000亿至少能创造40万人以上的岗位。
二：垄断毁灭者——中国人
通过这上面，大家看出问题了么，中国人不会做之前，这些东西都是天价，但一旦我们能够生产后，这些东西都成了白菜价。别跟我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不会让资本家放弃丰厚的垄断利润，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打破了垄断！
差不多再有几年就能飞了，怕你个屁！
欧洲人优越生活不是天生应该的
而垄断利润，让欧洲人一天工作5小时，一周工作四天！他们的优越生活不是天生应该的，而是吸取了我们国家的血液。
欧洲人的生活不是凭空出来了，当中国人不能造东西的时候，他们能把五块钱的东西卖成五十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一辈子工作，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交给了欧美国家养着他们可以休闲度假。可以让他们长着一张没被欺负的脸。
印度人好吧，民主国家，美苏最爱。到现在印度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冤大头。养活着美、俄、法、英几大军火贩子。价格贵的离谱不说，经常延迟交货，再讹诈一笔。印度这样的朋友，全世界都会喜欢啊。中国如果也这样，就不会“世界为敌”了。这是我们要的吗？中国把自己的血汗钱去当冤大头，人民生活怎么提高？
悲催的日本人民
当年有一种叫做买办的存在，他们的富可敌国。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品行甚至非常值得称道。这些人巨富的的基础之一就是垄断贸易的暴利。当你无法生产一样产品的时候，这种暴利是非常惊人的。
胶卷时代，全球有成熟彩胶技术的只有四个国家。美、德、日、中。中国的叫乐凯，没错，非常矬。但是乐凯卖15的话，柯达在中国很难卖过30。而在苏联，这个价格卖到100。那么这个价格下苏联人民的净福利损失就是70元。假设俄国的买办阶层都不持有美国绿卡，只赚取10的利润。实际的结果就是以损失60的整体国民福祉，创造了极少的暴富者。无论这个交易过程如何形式合法如何买卖公平，它带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工业界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在关键技术和设备上实现国产化，才是真正共同富裕的方法。否则只有一小撮买办人富裕起来。
三：工业化是强国之本
为什么要工业化国产化，就是为了让我们有一张不被欺负的脸。
什么叫被欺负的脸？请看土耳其2009年开始的防空导弹采购计划！
土耳其属于北约成员，招标的是欧盟的紫苑导弹，爱国者3，中国的红旗9和俄罗斯的S300。美国人报了天价，不允许技术转让，不让土耳其组装生产，俄罗斯阳奉阴违，只愿意提供S300，不愿意提供S400，价格天价，欧洲紫苑导弹不愿意转让技术。
中国的红旗9防空导弹
只有中国价格合适，性能中等偏上，还愿意转让技术。然后呢？然后宣布中国中标，然后呢？迫于北约和老美的压力，土耳其被迫中止了这笔合同！
什么叫被欺负的脸？这就是被欺负的脸！
伊尔76运输机
再说一个运输机的话题，中国曾经向俄罗斯买了好几十架伊尔76，因为我们自己造不出大运。后来因为成本问题，我们不愿意再增加费用，合同被冻结。最近俄罗斯说，要么升级到伊尔476算了，但你得加费用，中国直接给拒了，加费用别想，赶紧把伊尔476给我拿过来，别废话，要不劳资不买了，老子的运20差不多再有几年就能飞了，怕你个屁！
没有工业化国产化，哪来这么高速发展的经济，没有国产化，我们能有这么多高铁？我们的高铁能出口到国外？
在经济结构上，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1949年为1：2，1978年变为3:1，现在为5：1。在税收比例上，农业直接税占比1950年为39%，1979年变为5.5%，现在几乎为0%。
在就业人口上，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12.0%（2486万人）；1980年24.8%（10525万人），较1952年增长323.4%；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229.6%达到34687万人。
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7.4%（1531万人）；1980年18.2%（7707万人），较1952年增长403.3%；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183.4%达到21842.10万人（这已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人口）。
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80年24.8%。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80年18.2%（7707万人）。 楼上的胡涂傻瓜却还在信口雌黄“工业化了27年，到死全国还百分九十农民”。
信口胡扯有意义吗？要反驳我的文章却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
在就业人口上，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12.0%（2486万人）；1980年24.8%（10525万人），较1952年增长323.4%；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229.6%达到34687万人。
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52年7.4%（1531万人）；1980年18.2%（7707万人），较1952年增长403.3%；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183.4%达到21842.10万人（这已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人口）。
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80年24.8%。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980年18.2%（7707万人）。 楼上的胡涂傻瓜却还在信口雌黄“工业化了27年，到死全国还百分九十农民”。
信口胡扯有意义吗？要反驳我的文章却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
@york992 2016-06-03 12:15:27
现在不是放开了吗，人口数量并没有减，，为毛还要放开生育，，只做加减法的不是小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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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另一篇文章里的：
隐隐浮现的粮食危机
我曾说过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在“工业化”帮助下“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逃离了饥荒，但这并不意味着永世无忧。在中国，“耕地匮缺”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随着人均耕地的日益减少，粮食危机已又在远处隐隐浮现。
2012年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消费了6亿吨粮食（含饲用），占世界总量25%；0.8亿吨肉类，占世界总量的35%；2亿吨水果，占世界总量20%；6.8亿吨蔬菜，占世界总量超50%；0.5亿吨水产品，占世界总量约50%；食用植物油0.6亿吨，占世界总量50%；0.3亿吨蛋类，占世界总量约60%；0.12亿吨棉花，占世界总量近50%。
我国可稳定利用的耕地约18亿亩，因我国主要处于温带，大多数耕地只能种两季，东北、西北和部分华北地区甚至只能种一季，复种指数在1.3左右，正常年景农作物播种面积最多就是24亿亩多。以2012年为例，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24.51亿亩，为满足中国人的衣食需要，其中油料2.09亿亩、豆类1.46亿亩、薯类1.33亿亩、棉花0.70亿亩、糖料0.30亿亩、蔬菜3.05亿亩、瓜果0.36亿亩，再加上麻、药、烟、香（佐）料等经作，可用于粮食的播种面积也就16.68亿亩。雪上加霜的是，每年耕地面积还要因建设、污染和灾害减少0.15亿亩，及存在大量名义为耕地实际已改为园地（茶园、果园、桑园）和林地（退耕还林计划之外）的面积。
为保证粮食安全这一底线，最大地减少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同时满足国内需求，中国甚至已被迫在部分农产品的自给率防线上节节后退，2012年进口了棉花540万吨（对外依存度超40%），食糖375万吨（对外依存度约20%），食用植物油近1000万吨（对外依存度16%，如果加上进口油籽，对外依存度超60%），尤其油籽中的大豆甚至几乎是全面弃守，进口5838.5万吨，对外依存度80%以上！所有进口的农产品如果以国内单产计算，约相当于8亿亩的境外播种面积。即使这样，在生产5.9亿吨粮食后，我国仍进口了1398.3万吨谷物。
当然，如果大幅提高粮价，遏止并扭转耕地弃粮改经改果的趋势，应该还大有潜力可挖。乐观一点，在耕地日益减少的大趋势下确保粮食总产未来10多年仍维持在6亿吨以上问题不大。但这一政策牵扯太广，风险太大，而且虽然农民能增收，在大农业范围含棉、油、蔬、果在内的总产量增产效果却不见得会理想。
10年后预计中国将达到15亿人，而可稳定利用耕地将减少到16.5亿亩以下，人均耕地1.1亩。如果要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实际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粮食消耗将进一步上升），至少需要6.6亿吨粮食。另一方面，如果在此同时单产却无法提高，届时将只能生产5.5亿吨粮食，进口粮食将超过1.1亿吨。
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粮食问题绝不可能如某些“茅坑砖家”之言，依靠国际贸易解决。2012全球粮食产量也仅24亿吨（其中大米5亿吨），交易量不过2亿吨（其中大米0.3亿吨），而即使不考虑受制于人和由此而来的超高粮价（灾年预计可达1万美元/吨）等问题，谁能为中国人生产这1.1亿吨粮食？
中国只能靠自己，只能想方设法提高单产。
在前面的《53、正确看待农业八字宪法》中简单谈了下农业生产的主要技术因子，但其中“水”、“保”、“土”等主要作用或是抗灾稳产，或是提高工效，或是辅助措施。在全国长期产量曲线中可看作增产因素，但在技术角度可视为稳产因子、辅助因子而不能视为增产因子。总结历史经验，真正提高单产的主要因子一是“种”，二是“肥”，三是“工”。但是，中国现在的单产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再考虑到大量劣质耕地的存在，与美欧等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单位人力生产率也许很低，在同质耕地上单位面积生产率却并不逊色，现有农业科技水平下这三条增产之路均非坦途。
先说“工”，历史上农膜、大棚也曾极大地提高了单产和复种指数。但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自农膜、大棚之后，水培法和工厂化栽培限于成本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不可能大规模应用。除此外，绝大部分“工”都只能节约人力提高工效，迄今为止我再没发现任何能提高单产的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
又说“肥”，我上大学时的《肥料学》教科书上就明确提出在各项增产措施中，化肥增产作用要占40~50%。仅以氮肥而言，1980年调查的144个县中，亩产750斤以下、750~1000、1000斤以上的稻田，分别对应的平均亩施肥量为11.7、16.9、20.0斤。名山县1970~1985年的调查分析表明，粮食产量有81.94%是由氮、磷肥的变异决定的。
但是，随着施肥量的递增,单位肥料的效果逐渐减少,农业成本则随之递增,经济效益因而递降。通俗地说，就是如果某种作物施用10公斤化肥可以增加200公斤产量，那么施用20公斤化肥就只能增加300公斤粮食，……，最后毫无作用甚至减产。一般情况，中等肥力耕地上杂交玉米的最佳施肥量为纯氮约12公斤，氮、磷、钾适宜比例为3:2:3，亩产量可达500公斤以上，如果亩用纯氮在15公斤以上就纯属浪费和污染环境了。但如果是普通农家品种，这一数值就是6~9公斤，单产也只能达到300公斤。
单位肥料的效果递减的速度和极限最主要取决于品种，测土配方、缓释滴灌、新型高效化肥等手段只能局部改善、减缓这一趋势。“种”是增产的基础，“肥”是基础之上的手段，在目前的高达30公斤的亩均用肥和世界平均水平三倍的单产上，如果“种”没有突破，“肥”虽然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减少浪费污染，增加效益，但不太可能有10%以上的增产作用。
最终只能寄望于“种”。因为2/3的中国人是以大米为主食，自解放以后，我国就一直在为增产而不断地替换更新水稻品种，最为成功的有两次：20世纪60年代的矮秆育种，使我国水稻产量提高了30%, 70年代培育成功的三系杂交水稻又在矮秆、中秆水稻产量基础上再提高20~30%。但自80年代以来我国水稻新品种就再无突破，从“汕优2号”到“冈优”、“II优”，直至“D优”、“金优”、“中优”、“协优”，但大面积栽培试验产量始终不能突破650公斤，大田亩产在500~650公斤间徘徊。即使是两优培九、两优1128、Y两优1号等曾被寄以厚望的两系杂交水稻组合，在生产实践中或增产不“显著”，或虽然较三系杂交稻确有“显著”到“极显著”（方差分析结论）的增产，单产增长3~9%，但品种受天气影响很大，如果遇到高温干旱天气，产量与米质会急剧下降。
突破性进展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了C4超级杂交稻上。
1996年立项的“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现已进入第四期，但前三期的成果（如两系杂交水稻）并不理想，传统的杂交水稻育种手段潜力已尽。第三期超级稻之所以能够实现试验田亩产926.6公斤，品种固然好，但其中也有高效肥料辅助之功，而这种高效肥料现暂不能普及的情况让这个产量失去了意义。袁隆平也意识到杂交水稻的瓶颈，在2011年发表了《超级杂交稻的培育需要基因工程的加盟》。从现在报道的情况看，第四期主要是通过转基因手段，把稗草（抗逆）基因和玉米（C4）基因导入水稻基因中，通过优良的株型、强大的亚种间杂种优势和高光效的C4基因三结合，使光能利用率提高到2.5%，实现亩产突破1500公斤，大田普通栽培单产增幅超过50%达到1000公斤，在不增加水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1亿吨稻谷产量。如果再辅以普及新型高效化肥和其它措施，这一增幅还会更高，甚至达到100%以上。
这已是避免隐隐浮现的粮食危机的唯一希望所在。
现在不是放开了吗，人口数量并没有减，，为毛还要放开生育，，只做加减法的不是小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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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另一篇文章里的：
隐隐浮现的粮食危机
我曾说过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在“工业化”帮助下“也只是非常幸运地在最后一刻”逃离了饥荒，但这并不意味着永世无忧。在中国，“耕地匮缺”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随着人均耕地的日益减少，粮食危机已又在远处隐隐浮现。
2012年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消费了6亿吨粮食（含饲用），占世界总量25%；0.8亿吨肉类，占世界总量的35%；2亿吨水果，占世界总量20%；6.8亿吨蔬菜，占世界总量超50%；0.5亿吨水产品，占世界总量约50%；食用植物油0.6亿吨，占世界总量50%；0.3亿吨蛋类，占世界总量约60%；0.12亿吨棉花，占世界总量近50%。
我国可稳定利用的耕地约18亿亩，因我国主要处于温带，大多数耕地只能种两季，东北、西北和部分华北地区甚至只能种一季，复种指数在1.3左右，正常年景农作物播种面积最多就是24亿亩多。以2012年为例，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24.51亿亩，为满足中国人的衣食需要，其中油料2.09亿亩、豆类1.46亿亩、薯类1.33亿亩、棉花0.70亿亩、糖料0.30亿亩、蔬菜3.05亿亩、瓜果0.36亿亩，再加上麻、药、烟、香（佐）料等经作，可用于粮食的播种面积也就16.68亿亩。雪上加霜的是，每年耕地面积还要因建设、污染和灾害减少0.15亿亩，及存在大量名义为耕地实际已改为园地（茶园、果园、桑园）和林地（退耕还林计划之外）的面积。
为保证粮食安全这一底线，最大地减少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同时满足国内需求，中国甚至已被迫在部分农产品的自给率防线上节节后退，2012年进口了棉花540万吨（对外依存度超40%），食糖375万吨（对外依存度约20%），食用植物油近1000万吨（对外依存度16%，如果加上进口油籽，对外依存度超60%），尤其油籽中的大豆甚至几乎是全面弃守，进口5838.5万吨，对外依存度80%以上！所有进口的农产品如果以国内单产计算，约相当于8亿亩的境外播种面积。即使这样，在生产5.9亿吨粮食后，我国仍进口了1398.3万吨谷物。
当然，如果大幅提高粮价，遏止并扭转耕地弃粮改经改果的趋势，应该还大有潜力可挖。乐观一点，在耕地日益减少的大趋势下确保粮食总产未来10多年仍维持在6亿吨以上问题不大。但这一政策牵扯太广，风险太大，而且虽然农民能增收，在大农业范围含棉、油、蔬、果在内的总产量增产效果却不见得会理想。
10年后预计中国将达到15亿人，而可稳定利用耕地将减少到16.5亿亩以下，人均耕地1.1亩。如果要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实际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粮食消耗将进一步上升），至少需要6.6亿吨粮食。另一方面，如果在此同时单产却无法提高，届时将只能生产5.5亿吨粮食，进口粮食将超过1.1亿吨。
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粮食问题绝不可能如某些“茅坑砖家”之言，依靠国际贸易解决。2012全球粮食产量也仅24亿吨（其中大米5亿吨），交易量不过2亿吨（其中大米0.3亿吨），而即使不考虑受制于人和由此而来的超高粮价（灾年预计可达1万美元/吨）等问题，谁能为中国人生产这1.1亿吨粮食？
中国只能靠自己，只能想方设法提高单产。
在前面的《53、正确看待农业八字宪法》中简单谈了下农业生产的主要技术因子，但其中“水”、“保”、“土”等主要作用或是抗灾稳产，或是提高工效，或是辅助措施。在全国长期产量曲线中可看作增产因素，但在技术角度可视为稳产因子、辅助因子而不能视为增产因子。总结历史经验，真正提高单产的主要因子一是“种”，二是“肥”，三是“工”。但是，中国现在的单产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再考虑到大量劣质耕地的存在，与美欧等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单位人力生产率也许很低，在同质耕地上单位面积生产率却并不逊色，现有农业科技水平下这三条增产之路均非坦途。
先说“工”，历史上农膜、大棚也曾极大地提高了单产和复种指数。但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自农膜、大棚之后，水培法和工厂化栽培限于成本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不可能大规模应用。除此外，绝大部分“工”都只能节约人力提高工效，迄今为止我再没发现任何能提高单产的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
又说“肥”，我上大学时的《肥料学》教科书上就明确提出在各项增产措施中，化肥增产作用要占40~50%。仅以氮肥而言，1980年调查的144个县中，亩产750斤以下、750~1000、1000斤以上的稻田，分别对应的平均亩施肥量为11.7、16.9、20.0斤。名山县1970~1985年的调查分析表明，粮食产量有81.94%是由氮、磷肥的变异决定的。
但是，随着施肥量的递增,单位肥料的效果逐渐减少,农业成本则随之递增,经济效益因而递降。通俗地说，就是如果某种作物施用10公斤化肥可以增加200公斤产量，那么施用20公斤化肥就只能增加300公斤粮食，……，最后毫无作用甚至减产。一般情况，中等肥力耕地上杂交玉米的最佳施肥量为纯氮约12公斤，氮、磷、钾适宜比例为3:2:3，亩产量可达500公斤以上，如果亩用纯氮在15公斤以上就纯属浪费和污染环境了。但如果是普通农家品种，这一数值就是6~9公斤，单产也只能达到300公斤。
单位肥料的效果递减的速度和极限最主要取决于品种，测土配方、缓释滴灌、新型高效化肥等手段只能局部改善、减缓这一趋势。“种”是增产的基础，“肥”是基础之上的手段，在目前的高达30公斤的亩均用肥和世界平均水平三倍的单产上，如果“种”没有突破，“肥”虽然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减少浪费污染，增加效益，但不太可能有10%以上的增产作用。
最终只能寄望于“种”。因为2/3的中国人是以大米为主食，自解放以后，我国就一直在为增产而不断地替换更新水稻品种，最为成功的有两次：20世纪60年代的矮秆育种，使我国水稻产量提高了30%, 70年代培育成功的三系杂交水稻又在矮秆、中秆水稻产量基础上再提高20~30%。但自80年代以来我国水稻新品种就再无突破，从“汕优2号”到“冈优”、“II优”，直至“D优”、“金优”、“中优”、“协优”，但大面积栽培试验产量始终不能突破650公斤，大田亩产在500~650公斤间徘徊。即使是两优培九、两优1128、Y两优1号等曾被寄以厚望的两系杂交水稻组合，在生产实践中或增产不“显著”，或虽然较三系杂交稻确有“显著”到“极显著”（方差分析结论）的增产，单产增长3~9%，但品种受天气影响很大，如果遇到高温干旱天气，产量与米质会急剧下降。
突破性进展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了C4超级杂交稻上。
1996年立项的“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现已进入第四期，但前三期的成果（如两系杂交水稻）并不理想，传统的杂交水稻育种手段潜力已尽。第三期超级稻之所以能够实现试验田亩产926.6公斤，品种固然好，但其中也有高效肥料辅助之功，而这种高效肥料现暂不能普及的情况让这个产量失去了意义。袁隆平也意识到杂交水稻的瓶颈，在2011年发表了《超级杂交稻的培育需要基因工程的加盟》。从现在报道的情况看，第四期主要是通过转基因手段，把稗草（抗逆）基因和玉米（C4）基因导入水稻基因中，通过优良的株型、强大的亚种间杂种优势和高光效的C4基因三结合，使光能利用率提高到2.5%，实现亩产突破1500公斤，大田普通栽培单产增幅超过50%达到1000公斤，在不增加水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1亿吨稻谷产量。如果再辅以普及新型高效化肥和其它措施，这一增幅还会更高，甚至达到100%以上。
这已是避免隐隐浮现的粮食危机的唯一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