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

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是指人类所经历和所创造的一切，即人类的全部过去。有时，历史也指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和思考。
我们也常说：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成为历史。
但实际上，成为历史的却只有人类生活的很小一部分，人类生活中很多动人的场面、精彩的时刻并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而是在人类的不断发展的进步中被时间呑没了，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来。
作为普通人，虽然我们十分不情愿，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地会成为被历史遗忘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平凡，我们的生活太简单，我们根本就进入不了历史的大视野。
历史记录的是人类的整体，进入历史的个体，总是一些“英雄”、“精英”、“伟人”（曹操进入历史的思维是：不流芳千古，就遗臭万年）；历史记录的是人类发展的过程，进入历史的事件，总是一些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
因此，我们与历史没什么关系，历史是别人的历史。

历史是谁创造的？

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说法：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但创造历史的人民在哪里呢？在历史中怎么就见不着他们的身影？
丘吉尔说：“创造历史的叫好办法是写历史。”爱德华•卡尔也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
可见，历史可不是人人都可以玩的玩意，历史只是会写历史的人的专利。
人民？人民有机会书写历史吗？应该没有多大的可能。汉武以前的人民在哪里？如果没有司马迁，我们也许就会丢失很长一段历史；正因为有了司马迁，我们便拥有了一段引以为荣的历史。
作为人民的一员，我历来就比较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地位，从来也不敢奢望去创造历史。

历史真实吗？

记不清是谁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又有人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虽然我们用不着怀疑人类的历史，但我们每个人心中却有自己的历史。历史也许真实地在那里，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历史却只在自己的心里。因此，历史既是真实的，也是不真实。
怪不得鲁迅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时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依我理解，前者是说：《史记》是历史中和精品，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后者是说：《史记》又是文学作品，是司马迁的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是真实的历史吗？这个问题用不着回答。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更加准确有记载，只好认司马迁的帐了。
例如：关于南京大屠杀，任何一个国人都不会怀疑；但到了日本人那里就不一样了，日本就还有很多人怀疑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么个才过去几十年的事情，在不同的国度就会有差距这么大的认为，更不要说没有文字记载、没有照片资料的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事情了。

历史有什么用？

古人说：读史，使人明智。好象还说过：读史，可以知兴衰，知更替。总之：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得到很多的启迪。
历史就在那里，许多人都知道历朝历代兴衰成亡的过程，都能准确地评判别人的过错得失。但历史也只是历史，在人们需要它的时候，它是教育别人的好材料；但不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被束之高阁，没人睬。
李自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领导农民起义时期，他是一个比较英明的领导人；当取得全国政权后，特别是山海关兵败后，他就渐渐忘掉了历史的教训（郭沬若为此专门写过一篇《甲申三百年记》，虽然不理解他当时的意图，但我总觉得挺有深意）。
个人崇拜也好象是那样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曾经是中共认为应该吸取的教训；但没过多少年，我们的个人崇拜好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能说没有历史在前面昭示吗？但历史在那里昭示是一回事，现实往往又是另一回事。
你能说那些当局者真的就“迷”了吗？也许他们从来就清醒着，但因为需要他就自“迷”一下。
你能说旁观者就真的“清”吗？也许旁观者才是真正地“迷”着，从来没有清醒过；因为这些旁观者总是由当局者主宰着、控制着。

怎样解读历史？

虽然历史是由书写历史的人创造的，但好在书写历史的却并不总只有一个人。很多人都有创造历史的雄心也好、野心也罢，他们总是从为同的切入点创造着历史，为我们解读历史提供多视角的资料。因此，在解读历史时，应该是“偏信则暗，兼信则明”。
这个道理是再浅显也不过的，人人都懂。但事实上，历史却往往被强势的声音解读着。
这是一种全世界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没有那一个种族，没有那一个阶级，没有那一个国家，没有那一个群体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解读历史；不但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解读，还不允许别人从自己的立场去解读。
怪不得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虽然偏颇了些，但很多人在解读历史的时候，的确有一种十分功利的心。而历史又是沉默无言的，它没有为自己辩解的能力。
历史被误会了，也就只有被误会了；历史被曲解了，也就只有被曲解了。如果有机会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那自然是好事；但没有这样的机会又怎么样呢？人类不会因为历史被误会、被曲解就不前进、不进步。

历史会给我们什么？

有些人在被别人误会、曲解时总爱说一句话：好在还有历史。
我们希望历史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想：既然现在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那就寄希望于历史吧。
有时，历史真的给了我们公正的东西；但大都数时候，历史也无能为力，历史也只能含含糊糊地告诉未来，历史也只能顾左右而言它。
因此，我们为能过多地寄希望于历史，我们得紧紧抓住现实。现实不能给予我们的，历史更不能给予我们。历史通常会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逗号，历史有时也许也会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历史也许还会给我们一串串连续的省略号，但历史永远也不会给我们句号。
如果我们过多地寄希望于历史，放弃了现实，那我们就会丢掉人类最宝贵的东西。

历史有性别吗？

历史应该没有性别。
历史应该是记载人类发展轨迹的，而人类又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共同延续的。
历史应该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的历史。
但翻开中外历史，我们很难找到女性的身影和女性留下的痕迹。
虽然我们认真一些，也能在历史中找到一些女性的影子，也能找到对人类历史多多少少有些影响的女性。比如：国史中出现过的褒姒、吕雉、班昭、武曌、那拉氏……又比如：世界史上出现过的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但和一直主宰着历史的男性相比，她们是那样的稀少，是那样的柔弱，是那样的无足轻重。
就是她们，也全都是守成维持的，没有一个是开国创业的；也全都是依靠特殊位置取得统治地位的，没有一个是凭借自身力量夺权天下的。
在男权社会里，历史不可避免地由男人主导，不可避免地由男人创造，不可避免地由男人书写，也不可避免地呈显男性。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就只是男性的历史。
因此，历史是有性别的，是男性的。正如“历史”在英语中被表述为“hjstory”那样，历史（history)是他的（his，请注意：这里没有her）的故事（story）。

历史可以重写吗？

既然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是由书写历史的人创造的。那么，历史就会被一个又一个胜利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反复书写，反复创造。
因此，历史是可以重写的。
但重写的历史究竟还是不是真正的历史呢？
有时是。当重写者不是出于个人、集团、阶级、政党的目的，而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时，他重写的历史就是真正的历史。
有时肯定不是。当重写者是出于个人、集团、阶级、政党的目的，对历史进行改造、加工时，他重写的历史就肯定不是真正的历史了。
虽然从理论上很好区别，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明确的界线。正如小偷不会在自己的脸上标明自己是小偷一样，篡改历史的人也不会自己告诉你：我在篡改历史。不但不会这样，他还会利用他手中掌握的强势媒介反复告诉你：我是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很多并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来说，真还没有办法区别他是在恢复，还是在篡改。
我也没有办法区别，但我总是相信最初的记载。
因为没有办法区别，所以我总是希望不要轻易重写历史，即使真的需要重写，也应该将原来已经存在的历史放在那里，让大家鉴别，让大家对比，让关心历史的人去认真分析。
让不同的声音存在，也许保持历史公正性的唯一办法。

历史在哪里？

历史已经过去，有些历史永远过去了（比如“中山舰事件”随着蒋介石的去世永远成为了秘），从此消失了；有些历史有幸被人记录下来、创造出来了，现在还存在着。
但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存在的历史呢？
史书！我们一般都会得到这样的结论。的确，史书里记载着许多历史，记载着许多过去岁月里的金戈铁马、沙场征战，也记载着许多宫闱秘斗、兄弟相残，还记载着许多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但这些都是历史的正面，都是些堂而皇之上得了厅堂、拿得上餐桌的东西。还有很多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有很多普通士兵的细微情感，还有很多在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进不了史书，进不了历史学家们圣洁的视野……这些，也许可以称为历史的反面，是人们没法看到的历史。
因此，史书（特指正史）能给我们的只是历史的一面，我们不能从它们那里了解历史的全貌。
那，我们从哪里才能找到全面的历史呢？
我一直悲观地认为：我们不能找到全面的历史，我们已经无力去寻找已经逝去的过去全部。
但稍微全面一点的、比较全面一点的东西总还是可以找到的。要找到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跳出正统史书的圈子，走向民间，走向野史，甚至走向口述历史、走向传说、走向文学艺术作品……将这些不入历史学家“法眼”的东西与记载得十分完美的正史结合起来考察，也许会使历史更全面一些，更可信一些。

我们需要历史理论吗？

学历史的时候，老师总是讲：以什么什么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是最好的、最先进的、最正确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因此，在写毕业论文时，我引用了许多老师所说的那主义的经典原文，自然，论文通过了，我也毕业了。
但后来，特别是没事读古史时，总是涌出一阵又一阵的怀疑：古人是怎样研究历史的呢？那时还没有最好、最先进、最正确的那主义，他们怎么也照常在进行历史研究呢？而且，研究的成果不是在今天还被我们运用着吗？
于是，从心底里生出一些对老师讲那东西的怀疑来：历史究竟需不需要理论？
认真一想：那理论还真没多大意思。对我这样只读史的人来说，理论是奢侈的东西，是多余的东西。有理论，我读到的也只是历史事实，只是历史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没有理论，我依然会读到历史事实，依然会读到历史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
当我现在看到当时用那主义武装起来书写的历史中说：安东尼与埃及女王相勾结那“勾结”一词时，真有点想反胃；当我又看到当时那主义武装起来书写的历史中说：“必须指出，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样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这样的表述时，真是不知说什么才好。
也许，研究者们确实需要点方法论什么的，但如果硬要阅读者也跟着那理论走，是不是显得有些滑稽呢？
因此，我希望我读到的历史只是事实。至于应该如何认识这些事实，那是读者自己的事。
这，也许是我现实不太喜欢读现当代史的原因了。

大历史与小历史

所谓“大历史”是指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宏大事件和英雄人物，指的是记录人类整体成长、成熟过程的那部分历史，这类历史总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一切，所以也可以称为整体性叙事。所谓的“小历史”自然是与“大历史”相对而言的，指那些并不一定影响历史进程的微观过程和普通人物，指的是记录个人成长、成熟的那部分历史，由于多从个人的角度进行记录，所以也可称为个体记事。
当然，这“大”与“小”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大，也没有绝对的小；这“大”与“小”又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没有小无以成其大，没有大无以容其小。“大历史”由一个个的“小历史”构成，“小历史”存在于“大历史”之中。
作为正式的历史，当然得主要倾向于整体性叙事，只有那样，才能将历史的大致轮廓描绘出来，才能让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历史的发展脉络，才有可能将历史说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但仅有大历史是不够的，人们在体察整体性叙事的同时，还希望能深入微观的层面，还希望把握个别人物的内心，还希望在“小”中寻找“大”的活力与生命。
因此，从古到今，历史总有“正史”和“野史”的分别。那“正史”主要体察的是整体性叙事（当然也有曲意篡改），可以称为“大历史”。而那“野史”多为个人所著，主要研究“正史”没有涉及的个体记事（当然也有道听途说），可以称为“小历史”。
研究历史，应该将大历史与小历史结合起来；书写历史，应该注意大历史与小历史的互补互渗。如能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将更真实，将更的人情味；历史，也将成为生动的过去，鲜活的过去。

历史与演义

很小，就听一些下巴留着白胡须的老人说：唐扯谎，宋日白，假封神，真三国。说：《隋唐演义》是扯谎（四川方言，相当于普通话的“撒谎”、“说假话”）的，《水浒传》是日白（四川方言，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吹牛”、“瞎侃”）的，《封神演义》是虚假的，而《三国演义》是真实的。
当时，一直以为真是那样：《三国演义》是真的。后来，才知道，《三国演义》也不是真的，是在“真实”基础上的“演义”、“再造”，说得上真的那“三国”，叫《三国志》。
但奇怪的是：喜欢《三国演义》的人却大大地多于喜欢《三国志》的人。原来，喜欢历史“演义”的人多于喜欢历史“事实”的人。
史事记载的是脉络，是梗概，是宏观的过程，是整体性叙事，比较纯粹，比较枯燥，比较理性。而演义呢？将历史事实进行了一番发挥、演绎，依托历史进行文学创作，将历史与文学杂揉在一起，显得很亲切，很人性，很感性。史事读着，大家都知道那是事实，是时间前进的过程和脚印，没什么悬念，没什么想象，没什么认同，全是必然；读了，也只是增加点知识，也只是认识一下过去。而演义呢？读着，让人觉得是活生生的人在过去时空里的跳跃、奔跑，让觉得那是与今天既很一致又很不相同的实实在在的生活，这里有想象，有创造，多为偶然。
文学与历史一沾上边，在气势上就先得了一分。古今中外，很多文学名著，都对历史事实的演义、演绎、想象、创造……
历史在演义中深入人心，历史在演义中更加辉煌。

借古喻（讽）今

古者，过去之时间、逝去之日子也；古者，已经作古之人、已经为古之事也。古者，历史也！
今者，现在而今眼目下之谓也；今者，我等正在享受之时间，正在经历之事件也。今者，现实也！
古与今是相对而言的，今天的今在明天就是古，现在的古在昨天却是今。古与今是相辅相成的，古与今既互相对峙，也彼此交流。也不知是真弄不清古与今的分别，还是故意模糊古与今的界限，我们在古与今的问题上总有许多令人叹服的作派与风格。
借古喻（讽）今便是文人们的一种高超技艺。当当权者需要古事支撑自己的行为时，当统治者需要历史印证其思想时，文人们就会“欣欣然”从历史中寻出蛛丝马迹进行演绎、诠释，将历史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上他们定制的舞台。古者已“古”，自然无法开口，只好由着借者乱“借”一气；借者为“今”，自然不顾事实，为达目的想当然地“古”上一番。正因为有借古喻（讽）今的存在，许多人都会对历史产生一种类似胡适先生的想法：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被借来之“古”已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被借来之“古”已经“变味”，何能达到喻今、讽今之效？越是乱“借”一气，越是让人觉出“借”者之心莫名可测；越是乱“喻”、乱“讽”一气，越是使人觉出喻者、讽者之浅薄功利。
“借”也罢，“喻”也罢，“讽”也罢，都是对历史的污辱和亵渎！
虽然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知兴衰更换，读史使人明潮起潮落。但历史只可读、可解、可明理、可知智，却不可乱“借”，更不能用“古”证“今”。
历史是客观的，也是需要尊重的。别看历史无言，历史自有其强大的力量。历史只会尊重那些尊重历史的人；你不尊重历史，历史也不会尊重你这样不尊重历史的人！

分久必合与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第一回起首就是这样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个观点颇有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味道。在大中华还处于分裂状态今天，这句话更是特别上心，读着让人倍感亲切，真的点品醇酒的意味：回味悠长！
中国的历史也真是这样的，总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时分时合，时合时分。抛开传说中的历史不说，从信史角度考察：夏、商、西周，基本上算是大一统，到战国便分得厉害，在中国本土“七雄”之外，还有二三十个有主权的小诸侯，还有处于中华文明影响之下的所谓戎、狄、夷、蛮等；秦灭六国，建立了全国的统一政权，西汉、东汉继之，东汉后，又是“三国”时期，你争我伐好多年；短短的两晋之后，又是南北朝对峙；隋唐之后，更是乱得可观五代十国；就是宋朝，也有西夏、辽、金在中华大地上并存；然后是元、明、清、中华民国的统一；民国时期，真正的统一好象从来就没有；新中国建立以来，台湾就一直存在着一个与大陆分庭抗礼的“国家”……
为什么这样分分合合、时分时合呢？
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就喜欢过这样分分合合、时分时合的日子吗？
现在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在这里说：分久必合。是啊，已经分了几十年了，应该合了，香港、澳门已经合了，台湾也应该合了吧！但在分久必合之后好象还有一句：合久必分！说“分久必合”这一句时，是忘了“合久必分”这一句呢，还是因为那是太久远以后的事，没有必要去考虑呢？
我总是想：如果能长期地“合”，为什么一定就要“久”后必“分”呢？
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究竟是偶然，还是规律？从世界各国的历史考察，好象并非规律！既然并非规律，更因为这话里玄机无限，我们在谋求统一时，是不是最好不要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理由呢！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很多时候，不得不佩服司马迁。两千多年前，被“宫刑”后，他站在历史之外，冷峻道来：“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这几句话，不观其义，只闻其声，也音韵合谐，朗朗上口，一气呵成，气势不凡。如果审视其要义，了了几句，便将治国为君之道，师古参天之法，审时度势之义，阴阳盛衰之理，表达得如此精准清楚，就更让人不得不对古中国的人文成就发出由衷的赞叹。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个道理谁都懂，谁都喜欢说，谁都知道其正确性。但喜欢读，感觉它正确，是一回事；牢记它，随时随地贯彻它，却又是一回事。当我们清醒时，我们也许能时时刻刻地以“前事”来警告自己，来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但当我们糊涂时，一切“前事”都得让位于自己好恶，让位于虚无飘渺的幻象，让位于所谓的当前需要，还美其名曰：这是，创新！
创新，固然不可少。没有创新，国家也好，民族也好，就没有活力，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但创新，却应该脚踏实地，也应该师古法天遵从客观规律。脱离实际，脱离规律的创新，注定要遭受重创，注定要失败。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了；这样的记忆，我们不需要再添加任何新的内容了。
其实，很多所谓的“新生事物”，初看起来是“新”的，但认真审视，却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新”。新与旧，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概念，熟新熟旧，已经不好分清；更何况，昨天的新在今天已经是旧，而今天的旧就是昨天的新。这不断变换角色的新与旧中，显然有一个恒古不变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规律吧！而这称为“规律”的东西，也许就是不应该忘记的“前事”了！可，谁在“师”呢？又是怎样在“师”呢？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进行了人称“窑洞对”的谈话。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同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不知“周期”这东西，可不可以称为“规律”，希望它们是有区别的。几十年过去了，“窑洞对”的主客都已作古。但他们谈论的话题，话题所涉及到的问题，却依然值得今天的国人深思。我知道：黄炎培的周期理论，不适合现在的中国。但历史却总在默默地昭示，让我们想起许多周期性的东西。好多个王朝，就是循着黄炎培的周期理论，“其兴也勃焉”地由小到大，由大到强；然后又“其亡也忽焉”地由盛而衰，由衰而亡。
近看王树增的《长征》，心里不时地涌动着感动：为那一代人的信仰追求和前赴后继勇于牺牲的精神而感动。但很多时候，也涌出一阵阵的幻灭：今天的人，还有那样的追求和信仰吗？还会那样前赴后继勇于牺牲吗？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很庸常低俗，我总是认为：今天，基本上找不到那样的人了！
我真诚地希望：黄炎培的周期理论只是一种理论，是不会出现在现实社会里的。但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上看下看，又觉得他说的话正在慢慢成为现实，他指出的那些现象正在我身边的社会里很时尚地流行起来。难道真的就是“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难道真的就是“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难道真的就是“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看来，我们要“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路，毛泽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小人与君子

逡巡于历史，总会遇到所谓的小人与君子。小人，与个人体格无关，指心理黑暗、行为卑劣、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与小人相对，心胸开阔、光明磊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被称为君子。孔子在《论语•述而》里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认为：君子不为名牵，不为利役，俯仰无愧，坦荡自得；小人不为名牵，便为利役，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自然就长戚戚了。
君子不仅是人们赞颂的对象，也是为人努力的目标。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坦荡荡”的君子，不当“长戚戚”的小人。深入人的内心，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向善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所以，君子如阳光下挺拔的树，挺立于风霜雨雪中，自在自得，有着广阔的市场和无限的人气；小人却只能蛰伏在见不得光的阴暗角落，提着杀人不见血的刀子，等待月黑风高夜的到来。
但历史却总与我们开玩笑：历朝历代，古今中外，人人都喜欢的君子，在与人人都痛恨的小人较量中，却总是败下阵来，而且败得一塌糊涂，令人找不着北。原来，喜欢君子是一回事，要做成君子却是另一回事。君子必备的正直、梗介、认定真理不回头等性格，在政治斗争中，与善于察颜观色、好汉不吃眼前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性格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后汉书•黄琼传》说：“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做君子，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为了所谓的原则，不得不牺牲许多人生乐趣；在与小人的争斗中，不得不反复品尝失败滋味。
理论上，小人与君子，是绝对对立的两种人，泾渭分明，水火难融。但人性深邃复杂，君子与小人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就是同一个人，有时是君子，有时却是小人。比如李斯，在谋陷韩非时，明显是个身陷利碌权势的小人；但被赵高谗害在刑场上将被腰斩问儿子说“牵犬东门，岂可得乎？”时，却很有君子风度。其实，每个人都是君子与小人的集合，君子与小人不仅仅在现实生活里争斗不已，在人的身体内也彼消此长，纠缠不清。人的一生，或许便是君子与小人不断冲突的过程。没有纯粹的君子，也没有纯粹的小人。古语云：“万恶淫为首，论行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寒门无孝子。”可见，心行合一是多么的不容易。谦谦君子，可能曾经心理阴暗；卑鄙小人，有时却会情真意切。当君子理念成为人性的主体、主宰你的内心时，你就是一位君子；相反，让小人意识占据你灵魂的制高点，你就会沦为小人。

铁与血

1862年9月26日，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下院演讲时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句话，使他赢得了“铁血首相”的称号。在“铁血政策”的主导下，普鲁士先后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战争，三战皆胜，扫除了统一道路上的障碍，使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所谓铁与血，应该是指以铁为主体的武器和以生命为代价的牺牲。这两者，是人类历史行进、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所有的政治斗争，都离不开炮火硝烟，都必然会流血。翻开历史的任何一页，字里行间都会散落出陈旧的铁锈，都会浸润出殷红的鲜血。其实，铁与血，早在俾斯麦说这句话之前，就已经成为政治的本质。白起坑杀几十万降卒，固然残忍，但如果不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不打击关外六国的气势，秦国又怎能一统天下？《庄子•胠箧》有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国，岂能轻易“窃”来，不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岂能开朝立国？唐朝曹松的《己亥岁》诗：“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虽是谴责战乱伤民，但却从另一角度证明：政治中出现铁与血的必然。
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说：“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这个被统治者奉为圭臬的观点，其实质仍然是铁与血：让人畏惧，就必须有“铁”的手腕，就必须让那些不畏惧的人付出“血”的代价。
今天，“铁血”的内涵外延都与俾斯麦时代大不相同，“铁”多指综合国力与先进科技，“血”多指利益受损与颜面扫地。但其实质却出于一辙：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足够的“铁”，就会流“血”，就只能挨打受欺。“大棒政策”、“炮舰外交”，骨子里不就是“铁血”吗？世界警察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到处开战，所凭借的就是综合国力与先进科技基础上的强大军事机器。所谓韬光养晦，协商解决，委曲求全，其实就是不想流“血”，不让“铁血政策”找到用“铁”的理由，在暗地里追赶成长，逐步强大。

缇萦


当母系氏族社会昙花一现之后，历史进入了男性主导的时代。在男性主导的历史里，记载女性的笔墨少得可怜。翻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能够在历史中留下姓名的女性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后妃，随帝王进入历史；一类是才女，随自己的作品进入历史。
但缇萦却是个例外：她既不是后妃，也并没有什么传世的作品，但她却进入了历史。
缇萦，全名淳于缇萦，西汉临淄人，著名医学家淳于意之女。
据《史记•孝文本记第十》记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徏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其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及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发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在我看来，太史公将这段文字安排在《孝文本记第十》里，意图很明显：希望通过缇萦这件事来张扬汉文帝的悲天悯人孝悌之心（汉文帝也是后来宣扬的“二十四孝”的主角）。当然，也不排除司马迁有更重要、更深层次的意图：通过这件事，通过汉文帝之口（“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狠狠地谴责一下在自己身上使用“腐刑”（肉刑之一种）的汉武帝刘彻。
生活中的缇萦成为历史中的缇萦，有历史的必然性。
西汉初年，指导社会的理论还比较庞杂，虽然没有春秋战国时期那样丰富多彩、争鸣不已，但秦刚刚“坑儒”，汉武“独尊儒术”的时代还未到来。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知还比较宽容，还没有大一统的儒家理论来钳制人们的思想，来卑视女人的存在。“唯小子与女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类蔑视女人的教条还没有出笼。这样的文化氛围，这样的社会风气，为缇萦走上前台、走进历史提供了比较优越的大环境。
淳于意是医学家，不是儒生，家中无男孩，只有五个女儿。我估计：缇萦肯定有一个比较和善宽容的家庭环境。因为没有儿子，淳于意肯定会有意识地培养女儿们、特别是作为“少女”的缇萦。缇萦应该是生长在一个可以读书习字，可以抛头露面，可以思考问题的家庭里。虽然淳于意在气愤时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但当缇萦决定陪他一起上京时，他却并没有反对，这说明他多多少少还是相信自己的女儿的。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家庭，为缇萦的成长成才、走进历史提供了良好的小环境。
但生活中的缇萦成为历史中的缇萦，也有许多偶然的成分。
如果缇萦的“申诉”被官僚机器呑噬；或者被一些文牍主义者按照“政策”回复一下：不行，你的要求不符合“政策”规定，你父亲“有罪当刑”，你回家去吧，不要在这里生事了；或者她写不出那既自伤自怜又感天动地还令人反思的“书”；或者那“书”不能上达天听，她也许就进不了历史。
如果汉文帝不是一位悲天悯人的孝悌之君；或者他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或者他不对缇萦提出的“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必过自新，其道无由也”的观点进行“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的反思，也不“除肉刑”，她也许就进不了历史。
如果司马迁不被汉武帝处以汉文帝已经“除”掉的“肉刑”（而且是“肉刑”中最污辱人的“腐刑”），不对“肉刑”对人身体和心理的戕害有深切的体会并深恶痛绝；或者受了“腐刑”就自暴自弃，不思进取，不“愤而作《史记》”；或者即使作了，却不用“春秋笔法”谴责当时的“明君”，也许就不会记载这件事，她也许就进不了历史。
可见，缇萦之存在，依然是存在于男人的历史里，存在于男人书写的历史里，存在于歌颂或者谴责男人的历史里。
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理论一统天下，儒家的教条深深地锲入历史，在《史记》中活鲜鲜、生动可触、有思想、有文采、敢作敢为的缇萦也逐渐被异化为一个符号：孝！她也因此而进入了《二十四孝》的两种续编——《后二十四孝》和《女二十四孝》。
但是，缇萦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子女尽孝的范例，也不仅仅是给我们留下了一则机缘巧合、感天动地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缇萦在2000多年前，对“刑罚”（此为现代意义上的“刑罚”）的思考，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我无法从缇萦所处的时代和缇萦的思考入手，认真地研究西汉时期的“刑罚”制度，对其进行深层次的人性思考；也无法破解缇萦作为一个远古时期的女性，为什么能提出“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这样深刻的思想。我希望有人能认真研究一下，好好提升一下缇萦对于历史的的意义。
不知在缇萦的故乡——山东淄博有没有什么纪念缇萦的东西？不知缇萦的思想和行为对那里的女性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