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是谁？一个神秘的人，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他是毛的媒人、国际关系专家，还是一位老资格的审美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顾问。康生微妙的政治艺术、优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制能力，甚至令毛都着迷。而最神秘的，却是他曾经担任的秘密情报工作生涯。


康生则是个冷酷而有自制力的操纵者，他用艺术手腕来进行毁灭，他可以把鉴赏能力与情报工作的敏感度融入一种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犯罪的欢愉中。

很少有局外人知晓毛和康生之间的关系，对外人来说，知道的很少。毛在一些方面受康生的影响不是一点点。

尽管康生是最后一个进入毛的核心圈的人，但他却是毛最依赖的人。

毛的其他亲密战友都是2、3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他们大多数人在长征期间同毛结下了牢固的关系，而那时候的康生正逗留在莫斯科。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回国之前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他很快就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康与毛性都是情相投的知识分子，康生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比较有教养的，康生利用毛的某些不满来反对那些自以为比主席优越的知识分子。康生和毛在一起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最初在延安，以后在北京，而后在晚年巡视国家的途中，一起讨论政治、中国历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帮助润色毛的诗词和推敲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文。

毛则赋予康生巨大的权力。康生干了许多与人民为敌的罪行，但他仍被安排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并受到保护免遭批评。一九四七年，在山西省林县主管土地改革时，康生施行的政策几乎灭掉了当地的地主和富农，使许多干部对他产生憎恶；一些领导人义愤填膺，但毛却认为应把康生的一些工作方法挑选出来，做为反“右倾的一次胜利而广为赞扬。身为毛在国际共产主义集会上的代表，康生在适当的时候会随意歪曲会议记录，挑选他认为主席想听的东西汇报，并给自己带来荣誉。其他出席那些会议的领导人都不敢对康生的说法提出质疑，而毛相信，如果从康生那儿听到什么事情，那就是真的。

康生还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江青的密友和旧相识，康生和江青在一九二四年山东省诸城相遇，关于当时的情况，有几个版本，下面我会详细提到。那时康生二十六岁，江青十四岁。十三年以后，当江青在延安引起毛的注意时，精明的康生热切地帮助了她的追求。毛周围的人曾怀疑江青是国民党间谍，但是康生为她担保，使毛可以同她结婚，这赢得了他们夫妇终生的感激。



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康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煽动者之一。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江青和四人帮这些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的激进派集团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如何更好地将这场运动转向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在胡耀邦的报告中，康生是“‘四人帮’的黑顾问和刽子手……康生的黑手伸到全国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没有他作后台，‘四人帮’只不过是四个小丑。

康生如果不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可能被清算之前就病死去的话，或许会同四人帮一起受到审判。康生死于四人帮被逮捕的十个月。不过，以康生的阴谋技巧、求生存的本能和在党内的资深地位，可能会拯救他和他的激进派同盟者。胡耀邦推测道，如果他没死的话，“四人帮”可能不会垮台。

康生是个阴谋家和勾心斗角的能手。除了毛泽东以外，他与每一位资深领导人密切交往的时候实际上都欺骗了他们。遭受康生迫害的一大串名单可以构成一座中国的名人纪念馆。在他一生的最后阶段，康生做出一件背信忘义的杰作，指控他最亲密的盟友江青通敌。但是他生平的最后一次成功指控，却是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康生同毛最后一次会面，他提醒毛，有人要翻文化丈革命的案，应当清洗掉。毛泽东在康生死后听从了劝告。

康生非常狡诈。他喜爱以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把兴趣置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使他得以消除公众的怀疑并隐瞒他的大部分罪行。他活了七十七年，尽管受到普遍的憎恨，但康生寿终正寝在他自己的床上，不是死于敌手，而是死于癌症。

康生的一生是享乐主义的一生。年轻时候的康生在家乡曾因诱奸父亲的小妾而闻名。康生非常溺爱他的北京纯种爱犬，这是过去专为皇室预备的。但养宠物并不是康生唯一的闲瑕生活乐趣，他还雇了一名厨师，这个厨师曾替溥仪烧过菜。康生赞成共产党所有的清教主义戒律，只要不干涉到他头上。在他心中，他是高于统治大众法律之上的。

康生还是位画家和书法家，以他非常罕见的才能而闻名，左右手都能同样熟练地使用毛笔。他作为一名收藏家和艺术家，收集了很多绘画、瓷器、青铜器、砚台徊古代手稿，这些都是他曾帮助摧毁的文化宝藏。康生有自己的审美爱好。

在众多围绕着康生的传奇中，他变成了幽灵般无所不能的恶魔。当年他的对手，军统头子戴笠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次空难中丧生时，许多人都认为康生是此次行动策划者，其实不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架载有十二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军用飞机坠毁在山西省的一座山脉中，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康生的对手。这次空难又被说成是康生搞的破坏。其实也不是。一九七一年林彪在出逃途中死于飞机坠毁中，又有人怀疑是康生干的；其实他们都错了。

康生还被指责要为60年代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柯庆旌和前国民党将军李宗仁的死负责，李宗仁背叛了国民党，并且投靠共产党。这次康生又是清白的，柯庆施在吃过一顿辛辣的川菜后死于心力衰竭，李宗仁则因年老体衰而殁故。
每当一桩不可解释的悲剧在中国发生时，康生的名声就变得如此，他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怀疑对象，关于康生那些未被证实的罪行和纯为推测的神秘功绩，几乎表明了他的权力所在，同样也激发起很多人的想像力。



因为康生具有那种恶魔般的神秘性。

下面我们就来慢慢揭一揭传奇康生的神秘面纱。。。。。。。。。

一八九八年，当清王朝进入它衰败的最后阶段时，一个富二代出生在了山东半岛一个名叫大台庄的镇子上，他就是康生。


康生原本姓张，但是为了追随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文人风尚保持一致，他在三十五岁更名为康生之前，曾改过好几次名字。尽管他出生的省份很贫穷，但是康生的家庭却是山东省南面横跨胶县和诸城两县的中等规模的地主。尽管家产随着每一代人的降生而逐渐减少，但是康生的父亲张发祥，却有着200多亩土地，这使他成为县里大的地主之一，在那里只要拥有50亩土地就算是很不错的了。

同许多耕种自己土地的山东农村士绅不一样，张发祥不亲自从事任何农业劳动。他把他的大部分土地都出租给佃农，佃农们以一半的收成支付地租，这使张家能够轻松愉快地过着舒适的生活。张发祥除了原配康生的母亲之外，还讨了一个妾，这在山东农村是罕有的家运昌盛的标志。相对的富裕使张发祥和他的两位同样富有的兄弟在大台庄及之外的地方具有一定威望和更广泛的关系。在大台庄那样的村庄里，在家里雇一个仆人当时都是稀罕事；而康生的父亲却共雇了8名。一个男帐房来记录他的地租收入，一个男丁种蔬菜，一个男仆人打杂，另外五名妇女就专门为他的大家庭烧饭做菜和料理家务以及照看张家的孩子。

大台庄的全体居民都姓张，而且康生的父亲和叔伯都是张姓氏族当地分支中最有势力的成员。康生确实是个如假包换的富二代。


康生上面还有三位哥哥：张宗彝、张宗开和张宗儒。作为幼子的康生在家庭里备受宠爱，不管在家里还是家外，他都可以为所欲为。


康生在大台庄度过了他的十六岁，他家是一座有三十二间屋的房子，房子周围砌着防御土墙以防止流匪的骚扰。防御土墙的外面则是佃农们用石头和泥砖垒成的土屋，挤作一团。直到一九三八年，张家一直拥有大台庄的房子，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胶县和邻近的诸城县城，许多富户都逃往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躲避战祸。


康生的曾祖父张鸿义曾是京师国子监的贡生，这在当时是一种特殊的学术成就的标志。康生的祖父张葆元，也是一个勤奋和公认的儒家文化学者。康生的父亲张发祥也通过了县级标准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取了“秀才”使他成为当地士绅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寻常一员，也使区别于那些粗通文墨的普通地主，作为一脉相承的儒家后裔，康生从小就接受的是传统儒家的教育。

张家的传统散发出浓重的知识分子气息，家里到处是古瓷、绘画、书法作品、最好的木制家具、砚台和笔架。随着岁月的流逝，后来康生参加了共产党，并上升到党的最高层。可他从未丢掉年轻时养成的兴趣，并且成了一名令人生畏的艺术和古玩专家。

康生风雅的父亲为大台庄的家起了一个相当富有诗意的儒学名称：南树德堂。对词语及词语游戏的热爱让张发祥给这个小儿子起过好几个名字，康生出生时的名字叫张宗可，随后又取了一个正式的成人名字：张少卿，当然，康生小时候也有个乳名，叫张旺。

七岁时，康生和他的兄长们和堂兄弟们一起，跟着家里聘请的家庭教师学习。像所有传统的中国教育一样，强调的是死记硬背的训练。学生们要熟练背诵和写出《三字经》和《千字文》等的全部课文，其目的在于为中国政治、历史、哲学的入门知识提供简单的识字课本，当时小小康生甚至不了解这些语词的意义。

只有在节日和各种家庭庆典时康生才可以稍事休息，康生被迫反复抄写一种作为儿童完全不能理解的古文。在掌握了这些初级课本之后，他被准许学习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被迫用这种陈旧的方式进行阅读，以康生那样年幼的孩子只能获得有限的见识，但却获得了一种文雅的中国人数世纪来所熟识的文学基础。面对古人的教诲，康生从未表现出十分尊重儒家的道德准则，不过，他已经意识列儒家的历史象征意义，以致他后来把“鲁”这个字用作艺名，在自己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上落款。

1901年，光绪皇帝下诏废除为官僚政治挑选新官员的传统科举制度，提倡以现代的、西方式的教育来取代之。于是，古典式教育失去了作为社会地位和晋升仕途的价值。尽管这发生在康生开始学习之前，但他父亲任希望用这种学习方法使他的儿子成为一名高贵的士绅。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给康生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帝制的垮台的一个结果把康生从那例行公事般的古典式教育中解放出来。但是，康生在张家家庭教师指导下所吸收的中国传统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书法家和画家所应具备的内在素质，甚至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莫斯科和延安那样远离中国艺术中心的地方，都不能抹去它。

在康生出生前近100年里，中国一直饱受贫穷、造反、少数民族起义和外夷入侵的折磨。1898年，就是康生降生的那一年，慈禧镇压了“百日维新”运动，旨在从内部重新使皇朝恢复元气的最后尝试。受到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员的支持，她处决了支持维新运动的六位官员，并把赞成维新的年轻光绪皇帝囚禁在紫禁城里。

就在那一年，德国人从中国又夺得一块“租界”，德国舰队的一个中队进入了胶州湾，强迫日益衰弱的北京清政权服从德国皇帝的要求。
当时义和团运动正掀起巨大浪潮。这个畏惧且仇恨外国人并以救世主自居的秘密团体，在西方以拳乱的名称广为人知。1900年，当它狂热的追随者们在华北横冲直撞，杀害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并包围在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区的时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义和团的使命是维护满清王朝，这个由满族入侵者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政权。从此，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各方的军阀，同那些想把国家推进到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彼此抗衡。

康生的出生的半岛，像一根手指，指向朝鲜它伸人黄海。以一个单独的省份而论，当时的山东显现出中国苦恼的最明显症状：人口过剩、贫穷不堪、盗匪肆虐，它是义和团运动的温床，又成为德国、英国和日本侵略者的目标。他们都盯着中国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想乘机捞上一把。


简而言之，康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乱糟糟失去控制的社会。

辛亥革命那年，康生十三岁。正处于青春期的边缘。接下来的三年里，在依旧受传统制约的农村环境中，他过着一种变幻不定、骚动不安的生活。清朝的崩溃给中国的沿海城市带来了新的西方思想，但是在大台庄那样的村庄，日常生活却没有什么变化。康生依然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疙瘩帽。

康生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他爱好的吹笛和拉板胡上，他还喜欢看地方戏，这是他以后迷恋戏曲的最初渊源。

康生在青少年时期就对探索各类事物很有兴趣，大台庄的集市大约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在城镇的空地上，人们聚集在那儿做买卖，陶醉在五光十色的娱乐中。集市不仅仅只是商业，更有娱乐。各种卖艺的，舞刀弄枪者，以及表演当地山东狮子的演员，娱乐了来往的商人、农民、小贩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康生有时也像那些那样打扮时髦的年轻人一样，在市场上四处闲荡，与巡回剧团的女演员打情骂俏，与那些梳着长辫子、发辫子缚着红缎带的姑娘搭话；绑红缎带是当地姑娘未婚的象征。


当农村中大多数的家庭除了让他们的孩子辛苦耕作之外别无选择时，富二代的康生却有着是一伙士绅公子哥朋友。在他这个狂野的青春时期，他和他的富二代的朋友们把时间消磨在茶馆、饭店和剧院里。在这个时期，康生同大台庄周围村庄的许多三教九流的人结拜过兄弟。

年轻的康生对拳脚非常有兴趣，在一帮舞枪弄棒损友的指导下，康生掌握了很多传统的拳术。

随着康生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日益难以管束。他在性方面的探索行为和对斗殴的嗜好深深冒犯了他父亲的儒家情怀。1914年，康生16岁，他的严重不轨行为终于超出了张发祥的忍耐限度。那时，村里到处是关于张发祥幼子的丑恶可耻行为的流言蜚语。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丢脸，张发祥夫妇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得将难以驾驭的康生锁在家里。

康生的拜把兄弟中虽然大都是损友，但也有几人具有较好的影响力，其中一位就是陈舜庭，他求见张发祥并且最终说服，纠正康生的不轨行为其实还有一个更有效和更有远见的办法，那就是让康生和他一起去青岛附近的德国传教士办的中学去念书。

尽管张发祥害怕儿子会被灌输一脑袋的外国思想，怛还是勉强同意送康生去上学。毕竟，他不可能把康生关上一辈子。于是在1914年，康生离开了家庭，第一次离开大台庄，同陈舜庭一起去青岛的礼贤中学上学。除了送康生上青岛的学校去之外，张发祥还用了另外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方法来约束他小儿子的不安分。那就是张发祥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同他儿子成婚，1915年，当康生从学校回家度假时，同邻近陈家庄的有钱人陈玉桢的女儿陈宜结了婚。

有钱人陈玉桢无疑对他女儿的这桩婚事是感到满意的。论条件，康生无疑是符合当地任何一位想结婚的年轻姑娘。他出身显赫家庭，才华横溢，受过适当的教育，看上去很可能有会有一个灿烂的前程。而且青年时期的康生非常英俊，前额高挺，鼻子坚挺而形状完美。

康生同陈宜的这段婚姻只持续了9年时间。在9年间生育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张玉瑛；一个儿子叫张子石。1924年，康生动身前往上海，留下陈宜和他的两个孩子同他的父母在一起，这是后话。

我们再说当时康生与同陈舜庭一起去青岛的礼贤中学上学，康生第一次看到了令人眼花撩乱的现代世界，这个世界远远地超越了他心目中的中国古代文明。青岛距离康生的家乡并不遥远，但是它给青年的康生的感觉却像是另外一个国度。

青岛座落在一个把胶州湾美丽的自然港同黄海分隔开的尖岬上面，1898年青岛就成了德国的殖民地。在这之前，青岛一直只是渔村，在德国人的治理下，它迅速发展成一个西式的现代化城市，俗称“东方的小德国”和“中国的威尼斯海滨浴场”。德国人建造的红屋顶住宅半隐半现于常青的绿叶中，那是从北欧引进的；还有被栅栏围起的教堂和带有塔楼、柱廊和庄严外观的雄伟公共建筑。除了大多数带有东方特征的居民以外，青岛可能会被误认为一座十九世纪晚期的欧洲海港城市。宽阔、清洁的马路，各种公用设施，纵横的有轨电车线路，甚至还有一种新式的电话系统，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建成的。德国人还在青岛建立了一座啤酒厂，它采用的是来自崂山附近的自然泉水，直到今天，它还在继续生产着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青岛啤酒。这个依然保留着过去外国统治时期的建筑遗迹的城市，如今仍是无数游人的避暑胜地。

青岛是德国人非凡精力的明证，但是随着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德国殖民地的梦在1914年被粉碎了。日本人认为，这场欧洲大战提供他们夺取德国在山东占领地的好机会。1914年9月间，就在康生抵达这个城市没多久，日本人包围了由一连串要塞和炮台防守的青岛。战事一直拖到11月初，那时，占优势的日本军队攻破了德国人的防线，并且击沉了德国军舰杰格尔号和凯瑟琳·伊丽莎白号，迫使德国人放弃了这个城市。在战斗的相持阶段，青岛遭到炮轰，发电厂遭到毁坏，一些市民被打死。这种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所进行的为争夺中国土地而进行的战争，无疑强烈加剧了中国人仇视外国掠夺者的情绪。

对于生活在青岛的中国人，包括康生在内，殖民地主人的更替并未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得胜后的日本人继续把青岛视为一个现代的自治城市管理着。在修复了因战争而遭破坏的设施以后，他们依然按照由以前德国管理当局细致拟定的计划，继续扩展着青岛市。日本占领者还是允许德国居民继续滞留。在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就包括理查德·卫立姆，一位德国的传教士兼学者，他创立并继续管理着康生正打算去学习的那所学校-----青岛礼贤中学。

卫立姆是一位卓越的干才，对知识领域具有广泛的兴趣。


他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却被中国的古支明迷住了。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热情赞赏者，卫立姆积极支持各种保护中国古代智慧及文化的尝试，使它们免遭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力量的侵蚀。他是某些保守的政治俱乐部，如‘尊孔文学社”的重要成负。卫立姆做为一个传统儒教价值的保护者，在1906年受到满清皇朝的承认，当时因“卓有成效地教授经典和井井有条地管理学校”而受到嘉奖，这也是促使康生父亲张发祥最终愿意送儿子到他在青岛的这所学校读书的原因。

有钱人陈玉桢无疑对他女儿的这桩婚事是感到满意的。论条件，康生无疑是符合当地任何一位想结婚的年轻姑娘。他出身显赫家庭，才华横溢，受过适当的教育，看上去很可能有会有一个灿烂的前程。而且青年时期的康生非常英俊，前额高挺，鼻子坚挺而形状完美。

康生同陈宜的这段婚姻只持续了9年时间。在9年间生育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张玉瑛；一个儿子叫张子石。1924年，康生动身前往上海，留下陈宜和他的两个孩子同他的父母在一起，这是后话。

我们再说当时康生与同陈舜庭一起去青岛的礼贤中学上学，康生第一次看到了令人眼花撩乱的现代世界，这个世界远远地超越了他心目中的中国古代文明。青岛距离康生的家乡并不遥远，但是它给青年的康生的感觉却像是另外一个国度。

青岛座落在一个把胶州湾美丽的自然港同黄海分隔开的尖岬上面，1898年青岛就成了德国的殖民地。在这之前，青岛一直只是渔村，在德国人的治理下，它迅速发展成一个西式的现代化城市，俗称“东方的小德国”和“中国的威尼斯海滨浴场”。德国人建造的红屋顶住宅半隐半现于常青的绿叶中，那是从北欧引进的；还有被栅栏围起的教堂和带有塔楼、柱廊和庄严外观的雄伟公共建筑。除了大多数带有东方特征的居民以外，青岛可能会被误认为一座十九世纪晚期的欧洲海港城市。宽阔、清洁的马路，各种公用设施，纵横的有轨电车线路，甚至还有一种新式的电话系统，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建成的。德国人还在青岛建立了一座啤酒厂，它采用的是来自崂山附近的自然泉水，直到今天，它还在继续生产着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青岛啤酒。这个依然保留着过去外国统治时期的建筑遗迹的城市，如今仍是无数游人的避暑胜地。

青岛是德国人非凡精力的明证，但是随着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德国殖民地的梦在1914年被粉碎了。日本人认为，这场欧洲大战提供他们夺取德国在山东占领地的好机会。1914年9月间，就在康生抵达这个城市没多久，日本人包围了由一连串要塞和炮台防守的青岛。战事一直拖到11月初，那时，占优势的日本军队攻破了德国人的防线，并且击沉了德国军舰杰格尔号和凯瑟琳·伊丽莎白号，迫使德国人放弃了这个城市。在战斗的相持阶段，青岛遭到炮轰，发电厂遭到毁坏，一些市民被打死。这种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所进行的为争夺中国土地而进行的战争，无疑强烈加剧了中国人仇视外国掠夺者的情绪。

对于生活在青岛的中国人，包括康生在内，殖民地主人的更替并未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得胜后的日本人继续把青岛视为一个现代的自治城市管理着。在修复了因战争而遭破坏的设施以后，他们依然按照由以前德国管理当局细致拟定的计划，继续扩展着青岛市。日本占领者还是允许德国居民继续滞留。在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就包括理查德·卫立姆，一位德国的传教士兼学者，他创立并继续管理着康生正打算去学习的那所学校-----青岛礼贤中学。

卫立姆是一位卓越的干才，对知识领域具有广泛的兴趣。


他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却被中国的古支明迷住了。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热情赞赏者，卫立姆积极支持各种保护中国古代智慧及文化的尝试，使它们免遭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力量的侵蚀。他是某些保守的政治俱乐部，如‘尊孔文学社”的重要成负。卫立姆做为一个传统儒教价值的保护者，在1906年受到满清皇朝的承认，当时因“卓有成效地教授经典和井井有条地管理学校”而受到嘉奖，这也是促使康生父亲张发祥最终愿意送儿子到他在青岛的这所学校读书的原因。

由卫立姆创造并管理着的青岛礼贤中学明显不同于深受西方影响的其他沿海城市里新建的西式院校。学校有28名德国籍教员、9名中国籍教员。课程分西式与中式，在很多教学方面都体现了传统的中国思想。因为卫立姆认为西方的知识本质上是功利主义性的，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则是智慧和道德的泉源。教授人文学科的是由卫立姆从德国招聘的教员来传授的西方实用课程，如科学、地理学和德语。另外由中国招聘的传统学者使用那套儒家的教材“四书五经”，再对学生作为在政治和政治学方面教育的基础。

卫立姆作为一名严格的校长与纪律实施者，卫立姆禁止他的学生随意走出校园，禁止报纸、政治讨论，禁止学生不经监督自行接近城市。其结果是，康生和他的校友们在这一系列的规则下，只能粗略地熟悉了西方的思想，获得了一种相对狭窄的、受到歪曲的世界观。他们虽然也了解当时中国大地正发生的事情，但是对别处的发展却任然是一无所知。

德国人卫立姆对中华文明的尊重给当时还太年轻的康生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若干年以后，他还经常忆起在青岛礼贤中学做卫立姆的学生时，曾遇见过的那些旧满清皇朝的著名官员，其中就有赙仪的私人教师陆润库和曾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状元的王寿彭。在清王朝垮台之后，他们都曾在卫立姆的邀请下，在这所中学内得到了过庇护。

就在康生进入青岛礼贤中学读书的时候，热爱中国文化的卫立姆正在润饰他那部不朽的翻译著作《易经》。用卫立姆的话来说，这本书包含了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智慧，《易经》极其强调世上人事的流动性和偶然性的概率作用，而不是强调所谓的一致性。我们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卫立姆一定向康生和他的同学们讲授过他所能理解到的《易经》。

这本关于世事运行方式的古代经典，其影响后来也反映到了康生的日常生话和政治模式中。由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定仔细地揣摩过此神书！并且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地加以引用。

1917年的夏天，康生从青岛礼贤中学毕业了。

天资聪明的康生在此期间选修了多种技术学科，基本掌握了德语。虽然外国的现代文明很吸引康生，但他还是个很恋家的人。毕业以后，他并没有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滞留在大城市青岛，而是回到大台庄，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当康生回到家乡时，大台庄已不是3年前他离开时那田园诗画般的乐园了。

自从辛亥革命满清皇朝垮台以后，山东农村的法律和秩序也岁之迅速瓦解。德国人和日本人轮换的占领，导致了社会的失序。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急剧增加，动乱的社会最终影响到康生的那个家庭。在他回家三个月以后某个秋天的夜晚，一伙打算绑架有钱地主来索取大笔赎金的匪徒，袭击了张家大院。

这个事件以后，惊惶不安的张发祥把大家庭搬迁到更为安全的有着城墙的诸城，它位于更接近青岛的正西面。因为康生母亲的祖父就住在诸城，张家在那里也拥有好几块土地。张发祥选择了在诸城的南街，建造了一幢气魄非凡的房子，那是一座两层的塔楼，周围修了一道坚固的围墙，墙上还建有警戒的门房。

诸城是个有三万人口的古老乡镇，从地图上看，与大台庄和青岛呈三角形地势。诸城也像山东其他地方一样深受西方的影响，但经济上仍然以种植大麦、小米、高梁、小麦和蔬菜为基础。诸城狭窄的石板街上依然挤满了轿子、苦力、二轮运货驴车、乞丐和沿街叫卖的商贩。

但这个小镇里依然热闹，生活一样的多姿多彩。各类戏曲由流动剧团定期上演，表演着中国历史和传奇的剧目。小贩们出售山东面食包子和馒头。在饭馆、酒店和鸦片烟馆里，卖唱的姑娘们曲调照样的诙谐，愉悦着当地士绅和有钱游客的生活，她们为客人们点烟枪并且同一些相好睡觉。

年轻的康生和他的家庭在诸城安顿好以后，就在当地的教师讲习所学习了一年。然后，从1918年到1924年，他在一所县立小学教习音乐，也兼教其他课程。按他的说法，这所小学完全只是一所旧式学校。这个时候的康生，又一次被命运拉回到少年时代的那种生活方式。


就在张家搬到诸城的这一年，康生又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张裕先，两年之后，他又换了名字，变成了张叔平，这名字一直沿用到一九二四年，那年他启程前往将改变他一 生的上海。

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政府在面对日本人要求继承前德国在山东领地的权利时的软弱无能，北京的学生们开始示威游行！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基于反殖民主义的激情，五四运动对山东的刺激最深。

在北京学生闹事这场运动的背后，山东省的国际地位一直是最根本的争论点。而且民族主义、对外国人的憎恨，特别是对日本人的反感，冲击着山东的狂热。诸城及周围地区的城镇与乡村，是广泛的学生运动场所。当时的激进领导人之一，不久后成为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杰出人物的王烬美，当时来到诸城帮助指导激进民众抗议军阀政权斗争，五四运动所遍及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又一次唤醒了康生同学，使他意识到外国列强使中国蒙受的羞辱。

原本在青岛礼贤中学专心学习，偶或专注于寻欢作乐的康生，在此期间突然认识到他生活的这个国家，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中，被学生共有的爱国冲动所振奋，他也开始参加当地的示威运动，并有意识的阅读在诸城散发的革命书籍和杂志，并体验着处于运动核心的那种狂热。

1965年，康生会见新西兰的共产党领导人威尔考克斯说，就是在那时（1919年）他冲破了“地主家庭”的束缚并抛弃了他的姓氏“张”，而改用了“藤生‘这个名字。

当然，康生的说法只是为了给他的脸上贴金而已，他想给人造成他是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形象。事实上，当年的康生既没有像他对威尔考克斯宣称那样抛弃他的家庭，也没有离开诸城去一个更现代化的城市闹革命，恰恰相反，当五四运动已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人的心头燃起了激情以后，康生仍留在诸城，继续在那所县立小学教了五年多的书。他继续陶醉在富人们更为颓废的娱乐消遣中。

当然了，康生也不是只吃喝玩乐，他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国大地的演变。他一直在阅读着当时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中影响越来越广泛的各类激进文学作品，同周围进步的朋友们讨论中国问题。他尤其同其表兄弟李宇超和一个诸城本地的年轻作家孟超越来越亲密，这两人都怀有激进的抱负。而同时，康生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因为张发祥越来越不满意他这个儿子的轻薄和他认为的难以管教。


就在这时，命运让康生认识了一 个人，并和这个人的关系几乎持续到他五十年后死去为止。此关系不但对康生未来的政治生命，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进程，都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康生呆在诸城的最后一年，他二十六岁，他遇见了一位名叫李云鹤的14岁小姑娘。14年后，这个当年的小姑娘成为了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并成为康生同毛交往的特别通道。


关于康生和江青是如何相识的，有好几种说法。

按照仲侃的说法，位于诸城中心南街上的张家住宅，同江青所住的城东的住处之间，步行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尽管康生和江青不是真正的邻居，但是他们住处的地理位置导致那位年轻姑娘每天都会沿着南街步行去上学，所以他们得以见面相识。

另一种说法是，江青和康生是在其任职的小学里相遇的。因为江青曾告诉洛克姗·维特克，即那位采访并写过她的权威性传记的美国学者，她小时曾在诸城一所“县立小学”里读过半年书。而诸城县大概只建立过一所这样的学校，她上过康生任教的学校可能性非常大。


而最使人感兴趣的说法，是由作家朱仲丽提供的，她是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的未亡人。她说：江青的母亲当年在张家做过女仆，江青曾在张家的仆人房里住过。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康生的批评者们在70年代未声称他同江青早期有过关系的说法就变得有可能了。但朱仲丽的说法是一种非正式的，她叙述的许多插曲也许就是虚构的。

当然，关于康生和江青的最初交往，还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在这里我们就一一道来了。

时间飞快，到了1924年的夏天。康生渐渐对乡镇生活产生了厌倦，这种生活远离有着寓言般刺激和兴奋的现代化城市。基本上算是在镇乡生活了26年的康生，终于决定要为他所追求的东西动身前往上海。当然，与父亲之间不和谐，也是促使康生下决心离开诸城的原因。另传说，康生是因为嗜好赌博欠下了一屁股债，而被他父亲赶出去的。还有流传说他与父亲的小妾上床时被抓奸。但康生同他父亲之间肯定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在康生抵达上海以后，他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身为一个富二代，他应该有老爸的大力赞助。而康同学经济上的窘迫，完全可以推定是因为对其父亲所崇尚的儒教的严重冒犯，才可能促使他爹在对其的经济上采取了严重制裁。

康生的表兄弟李宇超和他那个思想进步的朋友孟超，伴随他一起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

离开诸城后，康生在两年后有一次简短的会家探访之外，从此康生再也没有回到他出生的家乡。

直到1947年，康生才又回到故乡。那时，山东大部分地方已经被解放军所控制，康生被任命为那儿党组织的负责

上海，当年的上海既是冒险家的乐圆，又是革命者的避风港。在这里，康生完成了他从富二代到献身于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的转变。

那个时代的上海，向每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招手。

当1924年7月康生第一次站在大上海繁华的街道时，上海已经是中国最拥挤的城市和远东最大的西式城市。对一位生气勃勃的二十六岁青年人来说，上海提供了各种不可预料的可能性，用现在李宁品牌的广告词来说，那是一切皆有可能！

各国的租界，各路帮派，博彩、跑马、走私和等级不同的春楼，不受约束的各种商业形式，整个发达的地下经济社会网络。名副其实的冒险家的天堂，一个可以让你挥金如土的城市。

大量有钱人吸引了数量不小的贼盗。上海一直是个充满机会的城市——从商业到文化、从犯罪到革命，它引诱者人们，甚至在他们的美梦已成泡影之后依然如此。

作为那时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城市，上海有许多外国居民，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当然还有黑人。从身份上看，这座城市有革命者，有前清遗老，有下野的军阀，有政坛的杀手，还有各国的间谍，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

沿着黄浦江边伸展的宽阔外滩大道，和热闹拥挤、领导内地潮流的购物街南京路，都矗立着时髦的装饰派艺术风格的摩天大楼。宽敞而又富丽堂皇的房子，座落在用围墙围起来的院子里，优雅的住宅区到处是花坛和树木。

赛马场和许多夜总会及酒吧为有钱人提供了无穷的丰富多彩的娱乐消遣。世界各地的各式烹饪实际上几乎在餐厅里都有供应，但是最受喜爱的是上海本地风格的烹调，以及上海的大闸蟹和其他海昧等精美特产。为了其他感官方面的取乐，上海还有着一种颓废的生活，那就是妓院，几乎同饭店一样多，千年前诗仙李太白就是在这样的场所把妹妹时写出了那些浪漫的诗篇。


随着奢侈、娱乐和各种现代便利设施的出现，上海理所当然赢得了“东方明珠”的声誉。

但是，别墅和公寓、私人俱乐部和餐馆，在当时上海的两百万人口中只占着一个很小的比率。大批的苦力和工人生活在难以忍受而又无法逃避的贫困中。上海又是个贫民的城市，当冬天来临，当寒风呼啸着刮过这座看似繁华的城市，乞讨者的尸体就像排泄物一般堆积在街道上。

疾病和犯罪到处蔓延，在这座城市，死亡同时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很多第一次来到上海的外乡人都会感到紧张不安，但康生却如鱼得水。因其曾在德国人建造的现代港湾城市青岛住过三年，这使他很容易在这个繁华城市里安居下来。在上海，有很多山东人，康生能够很容易的得到那些原先来上海发家致富的同乡的帮助。许多山东人加入了上海的青帮，这个组织控制着上海兴旺的下层社会。康生由于受到父亲的限制，手头比较拮据，但是他的家庭关系及他所受到的教育和他英俊的外表结合在一起，他在上海生活得也是不错。事实上康生过着一种有节制的学生生活，他从未面对过真正的经济困难。


在到达上海后不久，康生又一次改了他的名字。他保留了张姓，但采用了一个新的名字张耘。

同时，他和李宇超和孟超一起，进入了以激进作风而著称的上海大学学习。


上海大学是政治自由的产物，这种政治自由产生于这个城市的复杂和独特的法律地位：当时上海由三个独立的行政机构统治管理——英国、法国和中国的行政机构。市中心的公共租界，由英国人领导的上海市政委员会管理，这个委员会代表着一个由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其中美国和日本两国有主要发言权。毗连这块英国领地的南边是规模较小的“法租界”，这里是革命者的避风港。环绕着这两个外国租界的就是大上海，由中国人管理的贫民窟、居民住宅、大小工厂、混浊的小河和沟渠、供应市场的菜园和庙宇寺院，构成一幅杂乱的拼贴画。

1927年以前，上海周边地区实际上的军事统治者是军阀孙传芳，2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他极端保守的行政机构以极其无情和残酷的手段统治着上海和周围的省份。

相比之下，公共租界的法租界是专制主义大海中的自由孤岛。生活在这两个外国管区的中国居民相对自由与安全些，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海派”意味着任何现代的、外国的、有独创性和大胆的东西。

上海的外国租界吸引了走私犯、冒险家、投机家、骗子、军火商和间谍，同时还吸引了持异议的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诗人、小说家、革命家、败落的军阀和退隐的政客。康生在上海的时候，大部分中国最大胆的各类文化活动和激进知识分子都集中在上海地区。这个城市的出版社、书店和报纸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现代文学运动，而且许多中国最著名的现代作家先后都在这座城市工作过。其中就有在文艺圈中有名的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

正是由于上海这样的环境，为1921年由包括毛在内的十三人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

从1924年到1927年4月，国共一直是合作者，当时的国民党同苏联也是有着牢固关系的政党。康生所学习的上海大学，原先是一所师范学院，是在1923年改头换面，信奉共产主义的学师生夺取了学校的控制权。中共把大学从闸北郊区迁往公共租界的两幢花园环绕的西式别墅里。学生们都住在附近胡同的集体宿舍里。

大学校长由博学而受人尊敬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担任。于右任不常在学校里，学校实际上是由国民党员身份的邵力予管理，，但他同中共之间走的很近。学校里有两位共产党人开课，一是瞿秋白，二是邓中夏。在大学里邵力子不是唯一受到左翼影响的人。

康生很喜欢听瞿秋白的课，瞿秋白那的个人生活同他的才智一样名闻遐迩。瞿秋白曾卷入同女作家丁玲和他的一个女学生杨之华的三角恋爱，后来师生恋成功。瞿伙白把浪漫主义和革命热情相结合，对当时的青年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在苏联度过了3年，随手就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经验讲述的深入浅出。瞿秋白是个能激发他人革命热情的演说家。

杨之华后来曾回忆说，当年康生在听她丈夫上课时非常仔细，常作笔记。那些缺课的学生们总是找他帮忙补课。正是瞿秋白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生动描述与演说，使康生后来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康生刚进上海大学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他选修了社会科学系，这个系更能适应政治形势。他很快就沉浸在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的学习热情中。这些课程试图逐渐动摇传统社会中的信念，并为一个美好的崭新未来提供蓝图。

但是，上海大学的氛围毕竟是个训练革命家的场所，而不是培养学者的地方。正规的讲课只是教学大纲里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有讨论当代各种问题的研讨会。学生被鼓动与实践经验相结合，进行宣传工作，在街头散发传单和组织工厂里的讨论小组。他们的目标就是利用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潜在力量。

就在这所大学里，康生的激进思想最终化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刻识别，并且完成了同传统的决裂。五四运动积累的影响，他在青岛卫立姆的学校里所吸取的外国思想，以及同他父亲争吵的辛酸，这一切使他永远疏远了那个旧制度。受到瞿秋白和邓中夏那样雄辩家的影响，康生在共产主义中发现了一个在理智和感情上都使他感到满意的代用品，以取代他失去的儒教世界。

对康生来说，中国共产党具有吸引力，也是因为它有变成一种全世界事业的潜能，这种事业能给他带来权力和威望。


1925年初，在进大学大约6个月之后，康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首批新成员中的一员。

就在康生加入共产党之后不久，上级委派给他一个工作，去组织这个城市的左翼劳工运动。在上海，由于有大批贫穷的工人，发动劳工的群众运动是党优先考虑的事情。深受苏维埃思想影响的中国共产党，期望这个国家的革命会从这儿诞生。

1925年2月，康生参与组织了一次抗议日本公司的群众罢工。

罢工持续了三个月，直到一名日资工厂里的工头被打死，之后康生的一个同学顾正红在1925年5月15日被杀。这激起了一场危机。在5月30日这天达到高潮，这天，在公共租界举行了一场由共产党组织的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学生示威游行。这些示威游行是民众反抗外国剥削的里程碑，也是康生参加的第一次较为重要的共产党行动。

最初，日本人是示威的主要目标，但是当愤怒的示威者围着南京路上的老闸捕房打转时，上海市警察局的一个小分队，这支由英国人指挥的警力，在公共租界内惊惶失措地开了枪，打死10人，打伤50多人。警察的行动扭转了示威活动的重心，目标从日本人转向了英国人，引起了一股遍及全中国的狂怒洪流。反对英国商业利益的持续罢工和贸易禁运席卷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主要沿海城市。运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北京的英国公使馆里的全体中国工作人员都拒绝报到工作。


这次运动让康生同三位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接触，那就是刘少奇、张国焘和李立三。


由于五卅运动造成的紧张后果，警察开始密切注意上海大学的激进主义。日益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危险性，英国行政当局强迫上海大学迁出公共租界。校园搬回了闸北，占据了青云路上几间狭窄的房屋，离原先的地址不远。


这场危机过去以后，党的领导人委派康生担任上海总工会的秘书一职，这个职务开启了他稳步迁升到党的上层之途。1926年，他超越了街头组织者的水平，加入了上海大学内共产党活动的委员会。考虑到大学动员学生起来支持运动的作用，康生承担起一项重要的工作，他在已入党的年轻知识分子中建立起一个联络网。他还开始宣传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党内许多早期领导人都在这所大学里教课或者学习。

康生的几位老师，包括邓中夏、恽代英和张太雷，后来都被国民党捕获并杀害了。建国后，康生时常提到他同这些党的早期烈士之间关系。康生的一些同学在后来那个恐怖时期中幸免于难，一直继续着他们辉煌的历程。比如秦邦宪，来自浙江省，某文职官员的儿子，他自称为博古，王稼祥，安徽省的圣雅各高级中学的毕业生，他曾抗议阅读《圣经》和祈祷的必修课；刘晓，湖南人，受过美国基督新教教会的教育，受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位叫杨尚昆的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学生，他来自四川省的一个富裕地主家庭。


反英罢工结束后，康生又卷入了党领导的城市运动。不断的示威运动越来越变得雄心勃勃，而1926年底和1927年初的3次反对大上海的军阀的武装起义则达到高潮。1926年10月26日，一场对保守当局不顾一切的抨击展开了，康生站在最前列，在这第一次的工人起义中，他率领着一支学生支队。

然而，这次起义的生命相当短暂。经过几次血腥的遭遇战，政府武装击溃了装备低劣的工人和学生。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包括陶静轩和奚佐尧，同其他10个工人党员一起被处死。这次起义是一系列打算支援北伐的激烈行动中的第1次，北伐是由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发动的政治和军事战役，旨在消灭华中和华北的军阀，把国家统一在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政府之下。

与许多书生味浓厚的同学不同，康生从山东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刀剑棍棒和徒手格斗方面的能手，因此他很胜任各类行动。善斗的康生在1927年担任了一个新的职务：他被调到了中共在上海三个区委之一的沪东区委工作，负责领导上海革命的主要力量——城市工人。这次的工作调动使康生同党的上层领导人更为接近。上海的三个区委向江浙地委汇报工作，而浙地委这个权力机构则直接从属于指挥上海和附近省份一切活动的中共中央委员会。

康生在接下来的两次起义中仍然处于中心位置。

第二次起义于1927年2月19举行，比上次10月份的规模更大，但还是被孙传芳元帅的盟友，以“狗肉将军”著称的军阀张宗昌的部队残酷镇压了。

第三次起义经过了更仔细地策划。1927年3月21日，随着上海全市十万多工人的全面罢工，起义开始了，选择的时间恰好是北伐军逼近上海的时刻。经过几个月的拉锯战，北伐军的势力开始扩展到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国民党广泛地使用宣传攻势，政治鼓动、城市起义和劳工骚乱的战略，来破坏以孙传芳和张宗昌为首的军阀势力。


3月的起义是由三位上海共产党人指挥的，他们是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位温文尔雅、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周恩来，他们与康生同年出生。周恩来在父亲去世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他是在淮安、沈阳和天津的亲戚中间长大的。周长着极其漂亮的外貌使他惹人注目，学生时代由于常在戏剧中反串角色，使他大出风头。

就是在后台，周恩来认识了他的粉丝邓颖超，一名属于激进的辩论团体“觉悟社”的学生；他们之间6年的恋爱史，使他们于1925年在广州结了婚。

1925年，在参加了国民党在汕头的战役之后，周恩来来到了上海，同当地的中共党员一起工作，组织武装起义。在3月这次起义中，康生的任务是动员和指挥这个城市东部的工厂、商店、报社、有轨电车公司、邮局和政府机关的工人。这个危险的工作使他处于战斗的第一线。3月21日上午7点，他收到地区委员会集中兵力并由他指挥的秘密命令。1小时内，他在老城的西门外、法租界西门路上的一所小屋子里，会见了20几位担任纠察的组织者。到早上10点，他的人马武装并准备完毕，康生就向设在闸北宝山路上、公共租界的边界线对面、四层楼高的商务印书馆内的中共总部汇报。

之后委派给康生的任务是进攻第五区警察局，然后参加对火车北站的进攻。对警察局的战斗是吃过午饭开始的。

得手之后，康生带着用警察局缴来的武器重新装备的人马，朝北火车站开去。这是一块上海的咽喉要地，一幢筑满工事并由军阀部队固守的砖砌大楼，他们不但配备了机枪、大炮和装甲车，而且还有一队白俄雇佣军的支援。康生直接参加的这场战斗主要发生在火车站周围的街道与胡同里，双方从一个街区打到另一个街区。到了晚上，军阀部队将大楼附近的建筑物付之一炬，起义者不得不暂停攻击，准备在第二天早上夺取车站，但是那些士兵在主要通道口都埋藏了地雷，起义损失惨重，进攻被击退了。


到了第2天晚上，上海的大部分军阀部队都已被武装工人消灭。只剩下火车北站这个唯一的抵抗中心。康生及同伴在傍晚又一次发起冲锋，终于迫使防守者退却。白俄人逃进了毗连的公共租界，而那些军阀士兵则跑的无影无踪。


晚上11点，康生和他的同事、沪西组织的领导人郭伯和，在广东路上一个新设的指挥中心向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进行汇报。在汇报了攻占火车站的经过之后，领导小组做了2个决定：建立一个临时“市民政府”；在湖州会馆大楼举行一次共产党积极分子的公开会议。


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以后，康生和郭伯和穿过空旷的街道回到了他们的驻地。那天晚上到处然着庆祝的篝火，康生和郭伯和在虬江路上一家深夜还在营业的饭馆门口停了下来，进去要2碗米粥和一瓶绍兴米酒。10年以后，康生写道：那时心中的愉快，至今思之，犹觉得快意。

中共在上海推翻军阀统治的这次胜利中功劳是肯定的。之后的上海迎来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他们在闸北组织了一个公社，接管了主要的政府大楼，接下来还忙于建立一个市民政府。但是，中共却没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他们自己。尽管已经察觉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一些动向。


那时，国民党中年轻些的干部有很多也是在苏联学习过的，而只有六年多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把自己的一些干部派往苏联学习，而且能量正在扩大，但仍微不足道，同更有威信和更为强大的国民党相比，在许多方面显然还都处于劣势。

蒋介石正是一颗冉冉生起的新星。当时斯大林相信对蒋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尽管蒋介石在同他们玩着狡猾的游戏，量他最终也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但是斯大林和中共产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力。长着一颗光秃的头、有着短而硬的小胡子和尖锐深刻的目光的蒋，将成为共产党的肉中刺，直到1949年。

蒋介石也曾留学日本。比康生、周恩来和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大十岁，他也具有同时代受过教育的人所拥有的抱负和痛苦。他的信仰混杂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对懦教的价值观。

回国后的蒋介石一直投身于这场共和革命。他同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各色人交往，尽管他的良师益友陈其美将军在1916年被暗杀，使他一度离开过政治，混迹于上海，并做了一段时间证券经纪人，既同富有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同青帮的头目交过朋友。但是他役能发迹，于是在1919年到广州，投入了孙中山的麾下。当孙中山开始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时，蒋介石于1923年去了苏联，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考察了红军。孙中山的俄国军事和政治顾问们在1924年帮助孙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唯一在莫斯科考察学习过的蒋介石，理所当然被挑选来做了这所军校的第一任校长。

蒋介石是个爱国者，他已发觉并感到烦恼的是：中国共产党已渐渐的为莫斯科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