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李纯继位不久，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发生一件大事：前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副使刘辟回到蜀地后，意图擅自接替正使职务称留后，出兵对付东川节度使李康，把他囚禁，西蜀很有成为像北方那些不听命藩镇的危险。鉴于德宗平藩镇一路跌跌撞撞，加上蜀地历来号称天险，确实需要慎重。
年仅十七岁的宪宗得到元老大臣杜黄裳支持，认为刘辟不成大器。更重于的是，朝廷不能没有西蜀这个财富之地，天下各地藩镇林立，很多只是表面遵从朝廷，假如西蜀再这样，那么京师失去后方钱粮供应，大唐前途堪忧。宪宗觉得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坚定讨伐刘辟的决心，并接受建议派遣神策军大将高崇文出兵，为了尊重大宦官俱文珍，让其负责监军。
高祟文出身河北幽州（被视为渤海高氏后裔，当然属于唐代延续门阀习气的点缀），本为平卢军将领，代宗出奔陕州，有过营救之功。德宗平定各藩镇后，高崇文跟随韩全义入神策军行营，尤其在贞元五年（798），以区区数千人在佛堂原击破吐蕃三万众立下大功，受封渤海郡王，后加开府仪同三司，最终接替韩全义为西北夏、绥、银、宥四州节度使。
正因高崇文在代宗、德宗时有过出色表现，得到朝野信服，高崇文领军南下西蜀，顺利解决刘辟。李康提出要雪耻，俱文珍指责他不能抗击敌人反而将其杀了。凯旋后，俱文珍因功升迁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总管宫内事务。后与众宦官不和，离开宫廷到元和八年病故。
高崇文在西蜀发掘不少原来韦皋手下的官员，荐房式、韦乾度等人。段文昌也在蜀中，但高崇文当时并没有推荐他，而是回到朝廷的李吉甫深知段文昌有大才，决定提携他。不过，笔者认为可能没那么简单。
高崇文离开西蜀，正是段文昌的亲家武元衡来接替。武元衡与李吉甫的关系很好，武元衡又是段文昌岳父，所以具备疏通关系的机缘。而段文昌之所以能够尝试疏通，源于段文昌早在李吉甫在忠州做刺史（今重庆忠县一带）时就以诗文去拜会过，相隔数年可能李吉甫不会有太深印象，需要有人提醒才想起提拔，这个中间人，应该就是前去西蜀坐镇节度使的武元衡。
高崇文返回京师，于元和四年（809）身故，年六十四岁，追赠司徒，赐谥号“威武”。他的儿子有两个或三个之说，且名字互相矛盾，但孙子高骈后来还是晚唐有重要作用的人物。
顺宗李诵及俱文珍都在元和前期身故，由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对大宦官俱文珍不少褒辞，反而对顺宗短暂的皇帝生涯很多批评，引发后世很大非议。不仅如此，俱文珍生前，韩愈对他刻意攀交情。很早就作诗歌颂俱文珍，如《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客观来说俱文珍在地方监军确实有能力，也用人得当，所以才会提升很快。
之后写《永贞行》又称二王八司马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要知道八司马中像柳宗元、刘禹锡与韩愈到底交情怎样，尤其韩柳千百年一直并称，但说一句至少他们是文友恰如其分，如此形容他们，显然韩愈不可能随便为之，的确他站在俱文珍一边，对顺宗及二王八司马有相当大的意见。
说到整个唐代的文学，韩柳都是无法绕开的坐标，可关于韩柳的交情实在误解很多。前半生中，柳宗元和韩愈并无太多交集，但他们认识的确很早，在科举进士期间就已经认识，韩愈是贞元八年，柳宗元是贞元九年，柳宗元比韩愈小五岁。且不说当时参与王叔文的是非，韩柳一生多数时候的志向兴趣都不同。
比如韩愈是坚定的儒生，而柳宗元却开明得多，崇佛一面还比较突出。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的家族堪称崇佛之家，父亲柳镇、岳父杨凭都是天台宗俗家弟子。多年来受他们影响，柳宗元的许多碑文、塔铭、序文都专为寺庙所写。如《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就是受岳父杨凭之托而作，碑文写完接着又写了一篇《阴记》。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曾重修大云寺，撰有《柳州复大云寺记》。而韩愈在贬谪期间，众所周知还坚决上书反对宪宗迎佛骨，几乎丢了性命。
柳宗元和刘禹锡前面交情更深，一度称得上志同道合。哪怕谈论“天”这个哲学和唯物观混合的意象，他们与韩愈的分歧也很大。柳宗元有《天说》，刘禹锡有《天论》，这个论说的大背景就是柳宗元批评韩愈唯心色彩的学说，痛批老天能“赏功而罚祸”的幼稚观点。
柳宗元主无神论，反封禅；韩愈崇儒虽然说不上多么错误，但他的为人表现一直很功利，他请封禅意图讨好宪宗，好比他写《顺宗实录》和《永贞行》流露的观点也很明显。韩柳论史官，论为师，论从僧游种种看法见解全都不同于柳宗元。
由于多年以来，韩柳几乎被认为是推动古文发展的主力，这一行为初衷也被解释为意图通过一些论说文字恢复纯正的儒家思想，即便都是崇儒，韩柳双方也有很大分歧。
后来从清代到五四时期，再到新中国以后的近百年里，韩愈一直被各种批评，柳宗元一直被称颂，虽然不同历史阶段的出发点不同，甚至有不少误读成分（比如六七十年代在韩柳二人身上能找到儒法之争的矛盾），事实上都公认韩愈的文和人是颇为割裂的，也就是儒家精神所推崇的种种，韩愈并没有做到。柳宗元并不像韩愈那么只推崇儒家，反而他的文和人比较统一，符合儒家士大夫的高洁品格，千百年来才一直被后人景仰。
在思想根源上，韩愈推崇所谓道统，唯心色彩很重，这是继承汉代以来儒家神学化、迷信化的古板特色，标榜孔子是“通天教主”（就是后来明代著名小说《封神演义》的大反派），这也是当时论天的背景。
柳宗元在儒学方面比较开明，之所以参加王叔文的团队，就是希望实行“致君尧舜上”的现实角度。他曾向儒士陆淳求学，另一志同道合的吕温也是陆淳弟子。而陆淳又是经学家啖助弟子，是唐代《春秋》学的重要传人，他们都不是刻板的尊周，柳宗元在贬谪以后写《六逆论》就是批评古板的用人和评价人才的观念，他的古文始终充满求变的精神，在复“古”的形式一面可能比韩愈还深奥难读，柳宗元的用典经常多过韩愈。
韩愈的《原道》《师说》等文章坚持阐明道的重要，比如阐发孟子“浩然正气”等内容。儒学本来只是古代各种学问之一，但后来不少人有鉴于儒学的没落，为了恢复其地位，把儒学的功用往往加油添醋地“神化”，所以像韩柳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是有重大分歧的，《天说》是最重要的思想论据。
从柳宗元自身出发，某种意义上，他代表唐代文化包容多元的一种典型。之后到宋代古文，儒家学说被进一步正统化、理性化。那么，在中唐阶段柳宗元与韩愈之间的大辩论，正为宋代理学的出现奠定最重要的一环。柳宗元为儒学去神学化，还原思想本质的意义正在于此，可见陈弱水《柳宗元与唐代思想的转型》一书对韩柳关系与思想特点的分析。
另一方面，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关系，两人从年轻时就要好，据说一起向皇甫阅学习书法，同为贞元九年进士，还一同结交王叔文扶持太子李诵。虽然没多久就同遭贬谪，刘禹锡要侍奉母亲，柳宗元主动提出互换，自己去永州，足见那种肝胆相照的义气。
柳宗元不管是在永州还是更远的柳州，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坚持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整顿风俗，取消弊端。如针对买卖奴婢，柳宗元实行奴婢做工积累时间，最终可以通过努力恢复自由，这就是真正儒家宽仁为怀，重视民生的体现。柳宗元被贬之后，与韩愈的书信诗文往来才逐渐增多。
韩愈的确关心问候柳宗元，但柳宗元从不提及无辜或委屈，这是韩愈、刘禹锡终生无法企及的。像刘禹锡刚到湖南朗州，就向受宪宗加封宰相的杜佑套近乎，写长信《上杜司徒书》洋洋洒洒表示受到冤枉和蛊惑，希望杜佑能看在自己曾为他当幕僚的份上施加援手，跟着还向李吉甫拉关系。
刘禹锡通过诗文结交像武元衡、裴度、令狐楚等实力派大臣非常频繁，与另一著名诗人白居易相交，甚至超过早年和柳宗元的交情。到晚年穆宗长庆二年在夔州写《谢上表》，提到贞元末年的王叔文称弄权之辈。在《子刘子自传》提到对方更贬称“寒酸王叔文”，对早年投身顺宗李诵的往事显得十分懊悔。虽然刘禹锡有才，论风骨比柳宗元差太多了。
元和十一年（816），韩愈通过裴度赏识，官拜中书舍人转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不久拜刑部侍郎，跟随裴度讨淮蔡，终于渐渐升高地位。韩愈在袁州刺史离任时，曾举荐当年八司马之一的韩泰，对文学上号称挚友的柳宗元一字不提。并非韩愈不当柳宗元是朋友，问题就是他们之间的交情恐怕并不是后人想象那种志同道合的亲密挚友。
韩愈对平定淮西这等大事非常积极，居然孤身前去说服毗邻淮西的汴宋宣武军韩弘出兵相助，包括提出以千余人突入蔡州擒获吴元济，足见韩愈的确有胆色，也有眼光。最终都知道是由李愬出色完成任务，令韩愈没能亲自立下大功，始终耿耿于怀。
闹得沸沸扬扬的《平淮西碑》风波，就是韩愈所写碑文只为他的伯乐裴度说话，丝毫不提李愬的功绩，可见他的“郁闷”，甚至碑文都忘了要给皇帝留面子。韩愈为获得上级欢心太过功利，最终宪宗也对韩愈不满，又让段文昌重新写碑文，还提拔加制诰。
以上种种就可以看出，韩愈绝不是偶尔或无心，生平始终都如此。甚至拿钱说一些违背原则的话，实在有损儒家士大夫的名声，这就是后世很多人都批评韩愈的关键。之前贬官江陵，荆南节度使裴均看重韩愈，对他比较好。裴均死时声名狼藉（他为裴行俭、裴光庭一门后人，史称荒纵无法度），使重金也没人肯为之作铭。韩愈竟“为序饯锷（裴均之子），仍呼其字”表示关系亲近，为此遭大臣批评。
柳宗元贬谪以后，因无人提携，最终早逝，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称：“士穷乃见节义”，对柳宗元的人格由衷钦佩。论文学水平他们可以切磋高下，可韩愈一生推崇儒家的精神道义，饱尝浮沉，于节操品格这一点他和刘禹锡等注定不及“独钓寒江雪”的高士柳宗元。
元和二年（807），杜黄裳出镇河中府，李吉甫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协助宪宗积极求治。杜黄裳年过七旬，虽然老成持重，但已经不符合宪宗的雄心。
关键杜黄裳是韦执谊岳父，韦执谊从元和元年就被贬崖州（今海南岛三亚），经常念叨营救女婿，临终前还上表（杜黄裳死于元和三年）。宪宗虽然对杜黄裳很尊重，对韦执谊参加王叔文一伙却很不满（当时宪宗李纯才二十岁，毕竟还是血气方刚），元和七年韦执谊死于海岛，仅四十八岁，这才同意将其归葬家乡。
这一年还有一场危机，就是宗室李锜在润州准备起兵，幸好没有酿成大祸。李锜属于比较远的皇亲，是高祖李渊的从兄弟，比较有名李神通后人。在德宗年间为润州刺史，兼浙西观察使、盐铁转运使，属于掌管苏杭湖一带经济的肥差。德宗到宪宗是唐代财政最艰难的时期，巴蜀和江南是支撑唐朝的支柱。李锜这个职务可见非常重要，可他在那里非常贪婪，利用经济之便私下武装了亲兵，培植势力。
顺宗在位虽然只有半年，但为调整弊端做了各种努力，尤其王叔文本人就主要抓住财赋这一根源，免去李锜的观察使和转运使职务，为了安抚，另安排浙西节度使头衔。宪宗继位，李锜一直疏通希望恢复转运使职务，没有获得同意，李锜就谋生反抗之心。
但李锜本属宗室纨绔子弟，哪有什么韬略或能耐。当各地兵马在往润州进发时，属下张子良已经联合李锜外甥裴行立将其擒获，李锜和儿子李师回押赴京师问斩，妾侍郑氏、杜氏入宫。这两位妾侍在晚唐都很出名，郑氏被宪宗一度宠幸，生下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宣宗李忱。而杜氏被宪宗儿子李恒收纳，后来李恒为穆宗，杜氏负责照顾皇子漳王，但漳王卷入风波被贬，杜氏流落民间，被大诗人杜牧写进诗歌哀叹，就是著名的《杜秋娘诗》。
李吉甫之前外放十余年，深知百姓疾苦，鉴于藩镇贪婪，便奏请皇帝让节度使属下各郡刺史负责理事（为后期藩镇军划归刺史掌握奠定基础）。李吉甫还建议禁止州刺史擅自谒见本道节度使，禁止节度使以岁末巡检为名向管内州县苛敛赋役。
李吉甫了解宪宗的目标，拉开元和年间解决藩镇的大幕。在高崇文平定刘辟后，李吉甫就建议高崇文、严砺分别节度西川（治今四川成都）、东川（治今四川绵阳市三台县），使两川相互制衡。他在一年多时间内调换了三十六个藩镇的节帅，使得节度使难以长期有效地控制某个藩镇。
李吉甫回京师一年多，气象大为改观，宪宗非常欣赏。元和三年科举考试，李吉甫却无心惹出一段著名公案。当时，李宗闵、牛僧孺、皇甫湜等几个士子不约而同借考试发表对时局的议论，为长达四十多年的朝臣派系纷争点燃导火线。
从当时的实际来说，牛僧孺等文章应对，建立在总结德宗以来天下税赋方面逐步破坏，从现象背后讨论相关原因，附带进行一些相关批评，言辞各有锋芒，主要矛头指向君主身边“小人”，明面肯定不是李吉甫，那是指德宗年间宦官用事，当然有无暗地指向，根本无法说清。
不过李吉甫当时风头正劲，对士子文章很敏感，认为就是借题发挥，把李吉甫同德宗时期负责理财的“小人”联系起来，担忧会影响他的宏图大业。一时欠缺考虑就把几个新人统统贬谪出去，结下所谓牛李两大阵营的恩怨。
毕竟李吉甫这一鲁莽行为反而落下口实，感到身处是非旋涡，就推荐裴垍为相，出任淮南节度使。裴垍正好接手调整税收，获得宪宗赞赏。跟着裴垍推荐了李绛、韦贯之、裴度、李夷简等人，全都为宰相。而李吉甫在地方三年也做了许多好事，领民众修筑富人塘、固本塘、平津堰（在江苏高邮）等工程，灌溉农田万顷，还奏请朝廷免去当地百姓数百万石欠租。
元和六年（811），裴垍病重，宪宗又把李吉甫召回任宰相。经过数年深思熟悉，从开源节流角度建议裁汰繁冗官员。唐宪宗采纳，减少官员八百余人、属吏一千七百余人。同时建议把宗室婚嫁收归自主，当时宗室嫁女基本由内侍宦官掌控，为所谓门当户对，全要贿赂宦官才能达到目的。唐宪宗同意给诸王之女统一升为县主，有朝廷有关部门安排嫁娶，避免宦官从中谋私。
在这期间，唐宪宗李纯完成了第一次对河朔藩镇动武，结果花了一年多时间，却灰溜溜的收兵。
历来评价宪宗李纯，都认可他志向远大，力主削平藩镇，也因为大体做到一些成绩，认可元和年间的中兴。但是，宪宗作为一个比较杰出的皇帝，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吗？对于唐代藩镇的出现已经几十年的事实，宪宗时期的军力财力都非常有限，如何可以一蹴而就？
宪宗需要清醒判断的是，到底是要彻底解决天下所有藩镇，还是重点削平几个出头不服朝廷管束的藩镇，然后以此重塑朝廷威权？显然，宪宗真正着手的是后者。可以看到，元和年间主要对付的就是成德、魏博、淄青平卢、淮西几大地方，与德宗年间并无什么区别。
当时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为德宗四镇风波后期归顺的勇将王武俊长子）于元和四年（809）死，年五十一岁，儿子王承宗被军士推举自领留后，向朝廷申报，长时间没有回音。当时其他淄青平卢势力壮大（算是合并为一个藩镇），李师道从兄长李师古接任时宪宗刚继位，无法对其处置。王承宗这边等来服软的迹象，还表示让出德州和棣州，局势看起来对朝廷有利，宪宗就想拿成德镇作为一个突破口，这才册封为成德节度使等头衔。
宪宗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期作为监督，分管德州和棣州（辖区变化比较大，北朝属于沧州乐陵郡，隋代始设棣州，从原渤海郡分出一部地方，偏今山东滨州市境内）。薛昌期为薛嵩第六子（薛嵩是初唐名将薛仁贵之孙，参与安史，著名说唐系列演义小说《薛刚》的人物原型，史朝义失败后，薛嵩领相卫等州归顺），这时田季安联络王承宗，认为献出两州地盘可亏大了，王承宗确实心有不甘，就私下囚禁薛昌期不让他赴任，重新占据德州、棣州。
宪宗大为震怒，于是削夺王承宗官爵，派心腹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军讨伐，聚集河东、义武、卢龙、横海、魏博、昭义等六镇兵马协助讨伐，号称二十万进军成德镇。
魏博镇田季安、昭义军卢从史实际都不肯出力，私下联络王承宗，甚至卢从史的军中每晚都赌博游戏。当然，吐突承璀毫无军事才能，卢从史本就是通过疏通吐突承璀启用效力，害得神策军将领郦定进战死。宪宗非常恼火，宰相裴垍建议令吐突承璀逮捕卢从史，吐突承璀约卢从史赌博，暗中埋伏壮士生擒卢从史，押往长安问罪，次年流放途中赐死。
这一次出动征战大半年劳而无功，吐突承璀只能灰头土脸回去复命。此前吐突承璀领军出征，朝中就有不少反对意见，以新近翰林学士白居易最为激烈。宪宗起初信心满满，将近一年疲软，反对声音又起，还是白居易最为突出，认为对王承宗继续用兵只会拖延时日，耗费钱财，建议罢兵。
宪宗当然不肯听从，战事又拖了几个月，王承宗上表把责任归罪卢从史的挑拨离间，并表示愿输租赋，许其悔过自新。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也上表说情，宪宗为了缓和局面，避免周边藩镇与成德又汇聚一起，就同意王承宗兼管德、棣二州，因此，这一次对藩镇动武要算失败收场。
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要求严惩领军的吐突承璀，可他是李纯从皇子时就跟在身边的心腹，只贬为军器使作为象征性处罚。随后还外放做淮南地区监军，到李绛死后又回到京师继续受宠。
元和七年（812），魏博镇田季安病逝，年仅三十三岁，其子田怀谏继任。季安按说是字，本名貌似田夔，但史书基本都称田绪儿子以季排行，比如他两个哥哥是田季和、田季直，没有留下本名。
田怀谏的排行颇有争议，他有田怀理、田怀询、田怀让等一众兄弟，《新唐书》认为他和父亲田季安一样是幼子，《旧唐书》却认为是长子，考虑到田季安的成长背景和婚嫁情况，虽然田怀谏是嫡妻元氏所生，但恐怕是幼子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不过，就算是长子接班也不到二十岁，要控制魏博军有相当难度。
魏博镇从代宗开始，就要算唐代中期以后的历史故事最重要的配角。田季安之父田绪是田承嗣亲子，杀了继承田承嗣事业的从兄田悦夺回魏博镇基业。
田绪尚代宗第十女嘉诚公主（贞元时安排，出嫁时德宗亲自送别长安，在望春亭为嘉诚公主饯行）。嘉诚公主虽嫁给田绪，但没有生孩子，田绪为人粗鄙，公主嫁他本出于笼络和监管，两人关系并不亲近。由于公主看出田季安为幼子很得宠爱，所以亲自管教，希望为田家培养一个忠诚唐室的接班人。
田季安继承田绪位子时只有十五岁，嘉诚公主在的时候，他还很小心谨慎，元和初公主薨逝，田季安开始肆意妄为，发泄多年的压抑。当时担任衙内兵马使的田兴（也是田承嗣的侄儿）经常规劝，田季安很反感，认为收买人心，贬去地方任职，甚至还不安，想借故害死他，田兴以伪装风湿病躲过一劫。
由于田怀谏接班也年幼，田季安的夫人元氏希望众人拥戴，上奏朝廷称留后。李吉甫劝宪宗出兵收复魏博，推荐薛平为义成节度使。但另一宰相李绛反对，李绛为人刚正不阿，人品其实无可挑剔。
谁知朝廷还在辩论纠结的时候，魏博那边已经发生变故。田兴受田怀谏招揽，回到魏博希望安抚局面，田怀谏想借重田兴帮助处理事情。结果另一心腹蒋士则经常坏事，众将都很痛恨，决心拥戴田兴为主帅，杀蒋士则等一伙十多人，占据节度使府衙。
田兴上奏朝廷有意归顺，唐宪宗也感意外，但田兴肯尊重朝廷，又得军中支持，就让田兴为魏博节度使，改名田弘正。田弘正成为几大藩镇少有主动表忠心的，尤其魏博自田承嗣数代以来都给朝廷添乱，受周围不少藩镇拉拢，所以宪宗对魏博不再像之前成德那么鲁莽，采取比较现实和稳健的策略。让田弘正负责魏博镇，至少这一河朔重镇暂时没有危险了，田怀谏母子则迁往长安居住。
在李吉甫与李绛都在朝廷期间，不少史书记载他们关系不和，经常争吵。但这个时候谈不上互相针对，他们之间并非意气之争。李德裕后来在文集中对此有过分辨，不少人觉得他是对父亲回护，但若分析唐代朝臣争论的发展，李吉甫等大臣在宪宗时的局面和文宗、武宗、宣宗时的局面绝不一样，李德裕的说法有一定可信度。
李吉甫又绘制《河北险要图》呈献，宪宗将地图挂在浴堂门壁上，每逢议论河北局势，都对李吉甫大加赞扬。李吉甫在地理图志方面是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很早就志向远大，留心各地地理，最终在元和八年（813）完成《元和郡县图志》，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
这部图志继承发展了汉魏以来地理志、图记、图经的优良传统，除了记录地理各项内容，还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八到、贡赋等内容，这是以往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没有的，李吉甫的这个创新在后来的地理志、地理总志都有所继承。
李吉甫于元和九年（814）病故，年五十六岁。之前李绛也因为腿脚有病调离相位，安排为礼部尚书。宪宗继位后前往西川治蜀七年的武元衡于元和八年回朝拜相，接手李吉甫的任务，由于魏博镇这一要害比较顺利地解决，唐宪宗开始准备大展拳脚再动手处理其他藩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