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

一、广义的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密集度最高的时代。群英荟萃、争奇斗艳、众星闪烁、映彻天汉。历稽载籍，揆诸古今，绝无仅有。

二、但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成功率最低的时代。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功败垂成者不胜枚举。

人才辈出，群贤毕至，济济一堂，摩肩接踵，自然就会相互妨害、相互克制、相互冲抵，结果大家谁都无法获致真正圆满的成功。

汉末三国人才密度极高的原因有五：

一、东汉王朝主流意识形态之纯正空前绝后。

二、东汉教育之发达超迈古今。

三、东汉人才选拔之机制最可称述。

四、汉末三国战争及人才竞争之剧烈亘古罕见。

五、上天对此一时代高灵投入力度之大，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

一、东汉王朝主流意识形态之纯正空前绝后

遥瞻三代，夫子虽有夏尚忠，殷尚质（尚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之酷评，毕竟上古中国之物质文化、语言文字均不够发达。彼时的意识形态、钟鼎遗文、虫书鸟篆终究给人以诘屈聱牙、词不逮意、稚嫩青涩、混沌未辟之观感。直至春秋战国，天降圣贤，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公孙龙子及杨朱、荀卿、韩非等大咖纷纷出世，道家、法家、兵家、墨家、儒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术数家、方技家、神仙家、小说家、纵横家等百家奇峰突起、异彩纷呈，地球龙头之学术思想始告成熟，足可与同期古印度、古希腊之贤哲高士连镳并轸、并驾齐驱而无愧色矣。

秦灭六国，兼容并包但偏重法家，其弊在于轻教化而尚功利。汉初尊黄老，尚无为，其弊在于放任自流。汉武虽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揽申韩之秘术，阳儒阴法，霸王道相杂揉，故“上下相驱，以刻为明”，不仅是亡秦之失，也是孝武之失。

而魏晋南北朝之后，佛学深入中国。中土之学术思想泾渭合流，渐趋出世，渐趋柔靡，渐趋保守内敛，以至于颟顸浑浊，是非不分，畴昔君子发扬韬厉、刚健中正之龙德，已不能复睹于神州震旦。

思想驳杂，首鼠两端，大批高端人才走入寺庙道观或隐于草野，失去社会责任感，不愿起而淑世牖民，正是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失活，中华文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唯有东汉二百年间，前弊已息，后弊未炽，其意识形态最为纯粹，得天之大中至正。

众所周知，光武帝本来就是王莽时代的洛阳太学生，在军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光武朝之功臣，多半亦属儒生。“邓禹为光武同学，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之子孙明帝、章帝皆深受儒学之陶冶。“当时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门、羽林之士，莫不受学。朝廷对儒术之极端提倡，较之西汉远过。”（见钱穆《国史大纲》）

因为意识形态纯正，制度完备，东汉之士人大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鹄的，关心政治，关注民生，见得思义，见危授命。其士风之淳美优良历来为古今学者所艳羡称颂。顾炎武说：“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钱穆先生说：“东汉时之优点是不以官位之大小来看人之高下，由光武帝重视严光开始，做帝王的重视钓鱼的，严光高于光武帝，故做人不一定要做帝王才算伟大。”两汉取士，皆不论贫富贵贱，不分地区畛域，且特重德行，故虽有滥进，而廉洁有为者居多。东汉之名士足以倾动天下，足以与朝廷禄位抗衡，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钱穆说：“大抵东汉至桓、灵之际，朝廷禄位已不如处士虚声，社会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统一以来世运一大转变也。”“大抵三国以下人物风流，全已于东汉启之。”“刘备三顾草庐，刘是四十多岁之皇族，诸葛亮二十多岁，却如此被看重，是由东汉士风而来。”

二、东汉教育之发达超迈古今

意识形态决定教育，而教育会衍生风俗。

司马光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东汉之时，“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语）鸿儒辈出，名士无数。以至于千年之后，苏东坡还在赞叹“学莫盛于东汉”。

东汉的教育体系由私学、地方学校、中央太学三部分组成。但地方官学发达不够，京都太学路途遥远，名额有限，且选送有一定之规，无法满足一个五六千万人口泱泱大国众多读书人的需求，故致私学极盛，家塾经馆遍地，蔚为壮观。

夏商西周三代，学在官府。（汉人认为诸子百家皆出于西周王官之学。因为惟官有书，惟官有器，惟官有师。）而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至战国已臻极盛。秦末战乱，私学犹存，讲诵弦歌不辍。汉初数十年，私学教育从未停顿。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人才，大抵均出自私学。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没有禁遏私学。西汉时今文经学官守，《诗》《书》《易》《春秋》等皆“立学官”，而古文经学则主要在民间私学内传授。儒家以外的各家学术能保存下来，更是全赖私学之力。随着私学力量的日益增强，到东汉末它甚至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崇高地位。

赵翼说：“民间学风，自西汉哀、平下迄王莽时已大盛。。。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由于经学极盛，经学大师的学生多至无法容纳，所以有的及门受业，有的则只要挂上一个名字，便叫做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也。）

到了汉朝中后期，私学的学习或教学经历也是选仕、做官的重要依据。显示了汉代政治的高度实用性与灵活性。征诸史籍，可以说，三国时的各方诸侯，名君名臣名士，大半都受益于私学的造就滋养。

东汉许多私学的教学水平并不亚于太学。有些大师、隐士的精舍、经馆且欲驾而上之也。因为它的课业设置可以更全面，更高深。【汉代私学教学内容广泛。官学以儒家经学为主，百家杂学和自然科学主要靠私学传授。譬如黄老、法家、兵家、医学、天文、数学、历法、音律、图谶、预测等。司马迁著《史记》，世为太史令。班固著《汉书》，也算是家学渊源。】老师也可能更杰出、更厉害，仿佛孔子、柏拉图、释迦牟尼。【私学大师的学术造诣不低于，甚至高于太学博士，这种状况在东汉尤为突出。现查东汉100多部经学著作，90%都出自非博士的私学大师之手。】名师的高足，除了直接聆听老师的教诲，还可以和同学、老师一起辩论、商榷，各抒己见，相互启发，教学相长。

汉末官学，一郡一国一般设一校或数校，洛阳有太学。官学在馆舍的数量和生徒的人数上都远远不及私学。除此之外，私学还承担着全国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儿童的启蒙教育重担。汉代的太学生在肄业或学成之后，往往也要向校外的著名经师巨儒请教，以求锦上添花，更上层楼。

在那个时代，民间大儒教授数百人、千余人，数千人者不胜枚举。许多私学宗师，都是正在做官或退居林下者。正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并非我们想象中的落第举子、乡野腐儒。

在家学中，有专门“治经”的士族，例如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自西汉丞相杨敞起，即名人辈出，其后代杨震、杨彪、杨坚，杨广、杨素、杨玄感等都赫赫有名。唐太宗的杨妃、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唐玄宗的杨贵妃，唐朝的十几位杨姓宰相，宋代的杨家将等，都出自此关西第一望族。（杨修是太尉杨彪之子，袁绍的外甥。弘农杨氏也是四世三公。）
汝南袁氏，家传孟氏《易》，累世专攻一经。自袁安到袁敞，到袁汤，再到袁逢，袁隗，四世居三公位。以曹操之强，都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依靠袁绍。在历史上，这个家族出过两个僭越称帝，然后马上一败涂地的名人。汉末袁术割据淮南，得传国玉玺后称帝，不久败亡。民国袁世凯也是贪心不足，僭越称帝，不久败亡。（袁世凯也是汝南袁氏后裔，其家族宗谱以“汝南家声旧，舜裔世泽长”自诩。）看起来，袁姓没有当皇帝的命啊。
颍川阳翟郭氏，家传《小杜律》(小杜律：西汉杜延年世称小杜。东汉法律大多源于延年。)，专攻刑律法令。自郭弘、郭躬以后，子孙至三公之一的太傅者一人，廷尉者七人，封侯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二十多人。侍御史之下者更加众多，可谓望族矣。汉末的郭嘉、郭图都是颖川阳翟人。或许是这一门的旁支？
上面这种有家传的，自然可以形成私学。
徒弟从师父那里接受传承后，也可以设立私学。

比如京兆人杨政，在建武年间，从代郡人范升那里，接受《梁丘易》的传承，开设私学，有徒弟数百人。
济阴人曹曾，从乐安千乘人欧阳歙那里，获得《伏生尚书》的传承，开设私学，有徒弟三千。
东汉大儒郑玄，先上太学，然后师从京兆人第五元先，东郡人张恭，扶风人马融，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虽然家贫躬耕，也有弟子数千人。

汉代的太学教师称“博士”。汉代的博士弟子，武帝初设仅五十人；昭帝时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为了笼络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君光武帝登基后，戎马未歇，先兴文教。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即起营太学，访雅儒，采阙文，以弘儒家仁义之道。后又置博士祭酒一人统领十四家博士，使太学成为一个有校舍有组织有领导的非常正规的教育机构。故四方名儒学士雾集云屯于京师洛阳。太学规模宏大，"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
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在太学亲自行礼讲学“……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