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寄语
世人皆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2016年，赵雷的民谣歌曲《成都》面世之后，迅速在全国大街小巷蹿红。在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中，当赵雷站在台上演唱这首曲子时，台下的观众及嘉宾却情不自禁为之泪目。成都，到底有何魅力，让我们为之热爱，为之感动，甚而为之动容流泪。
或许，我们能找到一万条热爱成都的理由。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人，也都有他心目中的成都。
成都，是一座历史悠久之都。随着金沙文明遗址的发掘，早在3000年前的古蜀国杜宇时期，成都很可能就开始作为蜀王朝都城（主城）而存在。开明时期，受周朝建都影响，“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成都的名字便开始沿用，直至今天从未更名。成都，3000年城址不变，2500年名字不改，这在国内绝无仅有。综观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能够保持两千年以上城址从不迁徙的城市只有两座，那就是苏州和成都。
成都，是一座浪漫之都。两千多年前，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月夜私奔，成为流传千古的浪漫爱情故事，甚至被司马迁破例写进历史典籍《史记》，并传颂至今。自古诗人例到蜀，成都也成了众多诗人最向往的理想与浪漫之地，并留下数不甚数的美丽诗篇。“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晓看红湿处，花簇锦官城”，这些诗句正代表了诗人们对成都的无限热爱与赞美。
成都，是一座包容之都。从秦灭古蜀以来，就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外地移民进入成都，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更是规模庞大。直至今天，成都仍然源源不断接纳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到这里生活与就业。而成都人从不排外，对外来“移民”总是那么友好与包容，让大家总感温情脉脉，并迅速融入当地的生活，而成为新的“成都人”。
成都，是一座经济与文化之都。成都自诞生以来，便一直作为蜀地政权的都城或中原王朝的西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一直未有衰落。反观国内很多的历史名城，如邯郸、汴梁（开封）等似乎都已风光不再。秦时，李冰治水都江堰，让成都平原逐渐成为富庶丰饶的天府之国；西汉时，成都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同时列备五都，成为当时的一线城市；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成都人口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80800户，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隋唐时期“扬一益二”，享誉天下，与扬州并列为当时最繁华的国内城市。成都在长期的历史中，也一直作为陆上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发挥着重要的贸易中心城市的作用。以蜀锦、丝绸、茶叶、邛杖等为代表的商品一直源源不断的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流向缅甸、印度、中亚，甚至欧洲。
成都，是一座美食之都。川菜作为“八大菜系”之一享誉国内外，其中的名菜更是数不胜数，麻婆豆腐、东坡肘子、宫保鸡丁、夫妻肺片等，每一道川菜和小吃背后都有着生动的故事背景以及文化内涵。火锅作为成都的代名词，更是让这座城市增添了一种不分昼夜的市井生活气息。此外，各种成都小吃如钟水饺、赖汤圆、甜水面、老妈兔头等更是数不胜数。2010年，成都成为亚洲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美食之都”。或许，成都是这座星球上最“不缺吃”的城市，也无益是热爱生活的吃货们最理想的人间天堂。
成都，是一座旅游与休闲之都。市区内，杜甫草堂、武侯祠、锦里、宽窄巷子、望江楼、大熊猫基地等著名景点繁多，让你怎么也逛不完。市区附近更是不乏许多自然景观。由于四川盆地与紧邻的横断山脉构成的特殊地貌，造就了蜀川无数的自然美景与人文风貌，近到都江堰、青城、峨眉、乐山大佛、西岭雪山、九寨沟，远到延绵起伏的横断山脉，更是隐藏了无数神秘雪山、冰川、草原、峡谷、河流，以及丰富多样的藏羌彝民族文化长廊。
此外，成都作为一座现代化国际都市，也是时尚、科技、创业之都。
全球著名的旅行人文杂志《孤独星球》于2018年度曾将成都列为亚洲十大最佳目的地，其中四川省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地区，与韩国釜山、泰国清迈、日本长崎等亚洲旅游胜地共同名列榜单当中。成都也被评选为“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是成都第12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第11次蝉联冠军。
或许，很多人对成都的热爱，更体现为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热爱之情，成都当之无愧。作者本人也不例外，这也是写作本书的最大初衷与动力。当然，作为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终鼓起勇气，激励自己，竭尽全力去完成这项任务，以便让更多的朋友深入了解这座城市深厚而悠久的历史。
成都由于其历史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地位的特殊性，更像是中国历史的缩影。因此，成都的历史，是一部百花缭乱的城市史，有上古帝王与奇人异士的民间传说、英雄豪杰的谋略纷争、宫廷政治的明争暗斗、王朝政权的兴衰荣辱，也有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更有诗人骚客的对酒当歌。或许，这才是成都这座古都真正的文化底蕴与魅力所在！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力图通过几个特点去呈现成都的过往：
（1）以历史时间轴的先后顺序，精选成都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人和事，让读者更加清晰、生动地了解成都的来龙去脉。
（2）本书并非严肃的学术性历史书籍，也非以构造人物形象为主的小说，而尽量以通俗的“故事体”的方式去尽量展现历史，力求生动、通俗、易读，让各个年龄层次、文化及生活背景的朋友都能接受并喜欢这种阅读方式，并有所收获。
（3）以成都的历史发展为核心，兼顾中原王朝（中央）王朝的历史背景框架，让读者在了解成都历史的同时，也了解成都发展与中央王朝的历史逻辑关系。或许读者在读完此书的同时，对3000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故事主要人物能有更全面立体的认识。如此，读者朋友便能从有限的篇幅中取得更多的知识宽度，或许这是作者最大的愿望。
（4）适时加入作者自己对历史中人与事的理解和评价，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仅代表个人观点，权当讨论与交流。
（5）书中部分图片素材来自网络，如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协调。在此，向您表达深深的感谢！
（6）本书有别于传统的朝代史，而是以一城作为背景展开历史。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涉及的事件与人物较多，加之篇幅有限，如何合理把握分寸，无疑难度极大。同时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诸多错误和纰漏之处，在此向严谨的专业学者表达深深的歉意！
“英雄儿女终相去，留得芳菲三千年”！希望读者朋友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更能了解和爱上这座三千年的历史文化之城！

全稿约37万字，欢迎朋友门后续关注和支持！

第一章 古蜀
（目录）
第一节 横断山脉起，东部有平原
第二节 蚕丛至鱼凫，三王创世纪
第三节 杜宇与开明，西南大国起
第四节 开明渐衰落，秦惠灭巴蜀
（正文）

第一节 横断山脉起，东部有平原
在中国西部，有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脉并列而行、延绵不断，形成数千公里的山脉。山脉间重峦叠嶂、高峰林立，这里山脉为骨，河流为血，冰川、奇峰、海子、草原，相间而缀，形成了世间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其中贡嘎雪山、梅里雪山、四姑娘山、玉龙雪山、雀儿山、格聂神山、央迈勇神山、雪宝顶等一众名山，相拥而集，犹如星罗棋布，点缀着这片群山纵岭。这里便是号称山的王国的“横断山脉”。
横断山脉的诞生还得前溯到亿万年前的地球的地质运动。在当时，目前所属的横断山脉以及青藏高原、四川大部分地区，皆属于一片汪洋大海。2.8亿年前（地质年代的早二叠世），今青藏高原是波涛汹涌的辽阔海洋。这片海域横贯现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地区，与北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沟通，称为“特提斯海”，或“古地中海”。大约2.4亿至6000万年前，印度板块漂洋过海“一路向北”，“冲”向欧亚大陆，在与欧亚大陆“接吻”的过程中，在巨大的地质压力作用下，构造了今日的亚欧大陆格局以及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形态。其中，今青藏高原地带剧烈隆起，继而形成今日的世界屋脊。此外，在板块“碰撞”的过程中，同时向东西两端释放压力，东端与杨子板块相互挤压，在压力作用下形成绵长的断层和褶皱地带，险峻而紧密的横断山脉据此形成。
“横断山脉”这一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但更多人更倾向于始出于一位清末官员黄懋（mào）材。黄懋材，字豪伯，1843年出生于江西宜春上高县，从小勤奋好学，立志报国。16岁中秀才之后，放弃了科举考试。他博览群书，精通数学、天文，尤其谙熟地理测量，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清朝末年，控制印度的英帝国觊觎西藏已久，对西藏一直虎视眈眈。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为加强边防，在征得朝廷同意后，特派黄懋材到川、滇、藏、印边境地区进行地理人文综合考察。黄懋材一行人从成都出发，翻越大象岭、大雪山，跨过大渡河、泸定桥，当来到澜沧江、怒江附近时，看到绵延不绝的群山南北而行，区间河流迅疾而下，阻断东西的连接和交流，因此给这一带山脉取了个形象的名称“横断山”。自此，横断山脉的名字便开始被引用。
横断山脉被世界熟知，离不开“香格里拉”这个美丽而令人神往的名字。而“香格里拉”闻名于世更离不开一位20世纪初的一位美国探险家洛克。1922年，美国农业部派遣一位名叫约瑟夫.洛克的考察员深入云南进行植物科考并收集标本。洛克到达丽江后，在经历一系列奇丽的际遇与冒险后，到达了被世人称为“地球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洛克详细记录了探险过程中独特的人文风貌和自然风景，并将相关的日志和照片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洛克发表的内容给一位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带来了丰富的灵感与素材，便开始创作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并于1933年出版。这本书面世后很快引起了西方世界的轰动，点燃了世人对“香格里拉”这个世外桃源、理想王国的激情与向往，“香格里拉”的名字自此也被世界所熟知和追捧。香格里拉就存在于横断山脉的某个角落，也正是横断山脉复杂而独特的自然风貌孕育了香格里拉。
横断山脉的东侧，便是四川盆地。数亿年前，横断山脉还未形成时期，四川盆地还属于海浸盆地。约1.9亿年前，“印支运动”使盆地边际逐渐拱起成山，被海水吞没的区域逐渐抬升，由海浸盆地逐渐转化为湖泊盆地，被地质学家们称为“巴蜀湖”。约7000万年前，发生了又一次剧烈的地壳运动“燕山运动”，盆地四周山地持续隆起。距今大约200至300万年前，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地质结构进一步剧烈变化，巫山水系逐渐“切断”巫山，形成今日的著名自然景观长江三峡。至此，四川盆地的水系开始汇入长江。
随着水系的外流，四川盆地也逐渐从湖泊盆地转化为大陆盆地。同时，在漫长的岁月中，盆地西北的横断山脉发育出许多冰川，伴随着冰川融化以及雨水汇集，许多沙石、泥土随着岷江、沱江等河流顺流而下，堆积于西部的龙泉山脉与龙门山（属邛崃山脉）之间的洼陷地带。经过漫长的岁月，堆积物越积越多，平均厚度超过300米，冲击面积超过9500平方千米，这便是今日的成都平原的由来。


图1-1-1 横断山脉及四川盆地地形图（感谢原作者 地图帝）
成都平原是扬子地块的一部分，基底在八九亿年前已经形成，地体稳定。另外由于沉积岩厚度较深，达到数千米，对地应力的吸收和消化起到极大作用。因此，虽然与龙门山断裂带很近，仍不会积累强的地应力而酿成破坏性地震。
成都平原的形成离不开漫长的地球地质运动，更离不开横断山脉水系的孕育。两江过一原、两山夹一原，这种罕见而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既孕育了富庶的天府之国，也为成都提供了绝美的自然风光。这里风景优美、气候怡人、土地肥沃、水系发达、雨水充沛、植被丰富、动物繁多。植物种类达到约2700种，脊椎动物约578种，其中世界范围仅有的活化石大熊猫便生活在这里。
在成都平原邛崃山脉与龙泉山脉之间，有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成都，她被世人称为北纬30度线上的“神秘之都”，这是一个拥有灿烂文明的神秘地带。数千年前，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均在这条纬线上最早绽放出文明的光彩。1986年以后，三星堆、金沙遗址等古蜀文明遗址相继被人们发现，出土文物艺术水平登峰造极，引发了人们对神秘纬线上古蜀文明的种种遐想。
无论怎样，正是横断山脉滋养了成都平原，而成都平原则滋养了美丽富庶的天府之国，也滋养了成都这座近3000年历史的文化之都。

第二节 蚕丛至鱼凫，三王创世纪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是唐代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对蚕丛及鱼凫开创古蜀国那段久远历史的感叹。
1871年达尔文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中大胆推测，现代智人由古猿进化而来，人类始祖诞生于非洲，而后开始走向世界各地。人类诞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分歧。中国的大部分科学家通过在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从200多万年年前的巫山人到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其时间跨度是连续不间断的，并以此说明中国地区的人类是自己演化而来，与非洲并无关系。
不管怎样，人类从原始社会过度到文明社会，一定存在着复杂的自我演变、迁徙，以及相互纷争、交融。国家、民族的概念也在这个复杂的过程逐渐演化、变迁或消亡。语言、文字、战争、征服、屈服、宗教、想象、认同、融合，让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变化莫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部分族群在肉体上被彻底消灭，而大部分存活的族群，或在内部继续传承，或继续与外族纷争，或在被外族征服后逐渐接受并融合。
在讲述古蜀人历史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巴蜀与四川的概念。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四川地区被称为梁州。在周朝，巴国与蜀国属于两个不同国家。在更久的远古时期，巴、蜀属于两个发源于不同地域的部落族群，彼此没有关系。巴人最早居住在湖北省西南部。在殷商时期，为反对殷纣的奴隶统治制度，巴族曾支持周族参加过武王伐纣的战争。后来在逐渐对外征服和发展的过程中，区域进一步扩大，活动范围主要为今日的湖北恩施、汉水流域、重庆、四川东南，北面甚至达到汉中东部、贵州东部（古夜郎国）地区。秦灭巴蜀前，巴国与古蜀国曾长期处于纷争状态。秦灭巴蜀以及六国后，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将巴国区域和蜀国区域分别改为巴郡和蜀郡。汉初，增加广汉郡。汉武帝时期，阿坝、雅安、西昌、凉山、宜宾等地分别设郡，并统属于益州。东汉时仍统称益州。三国时统属于蜀国。晋代开始，分为梁、益二州。唐代改益州为剑南道，梁州为山南道。四川的得名，开始于宋代，后期的几百年内四川的名字一直没有改变并沿用至今。
让我们的目光再次回到古蜀。据记载，古蜀时期由三代蜀王先后统治。汉代扬雄所撰的《蜀王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或作“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蜀志》也有记载：“（帝颛顼）（zhuān xū）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鱼凫。”从记载中理解，三代蜀王各生活了数百年，并先后对蜀地进行统治。
关于古蜀的可靠文字资料记录较少，大部份只是片言只语，比较模糊，且带有相当神话传说色彩。但我们认为，其真实的发展历程仍然逃不开历史规律，而影响历史发展规律则脱不开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社会矛盾与人文关系，以及人性、感情、生理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因此可见，上面的记载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存在很多不可信的地方。实际上蚕丛、柏濩、鱼凫不可能生活数百岁，蚕丛、柏濩、鱼凫很可能是三个部族（或部族联盟）的名字，并且这个名字与他们的创始人有关，各个部族的存续年代皆超过数百年，三个部族曾先后出现在成都平原，并因为争夺利益而发生长时间的纷争。
欲说古蜀人的祖先，需要将时间前溯到更久远的时期。在远古时代，在今青海、甘肃的黄河上游地区居住着一个叫羌的部落氏族。他们以打猎、游牧为生。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以及游牧名族依水草而居的迁徙特性，远在三皇五帝的漫长时期中，便开始延着横断山脉，从岷江上游逐渐向南迁徙。在逐渐迁徙的过程中，羌族的子孙们开始出现了分散发展的情况。其中一部分人逐渐改变了游牧的习惯，开始在低下的平原河谷以农业为生。汉代曾以“氐”字作为“高低”的低，因此这部分人被后来成为氐。
这部分人大约于距今5000-6000年前后，逐渐从横断山脉的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西部边缘地，主要为今日的汶川、茂县和灌县一带，并与当地的土著名族冉族进行了一定的融合，这群人逐渐演化为最早期的一支古蜀人。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分散在川西高原各地，大部分成为了今天的羌族人。羌族人一直以羊作为图腾对象，而羌与羊古语中同音，故称其为羌人。
在这群从岷江而下的氐族人中，有一支叫蚕丛氏的部族较为强大。蚕丛部族以农业、畜牧为生，尤其擅长养蚕。“蜀”字从象形意义分析，即一颗桑树下面寄着一只虫子，这也许就是对蜀人养蚕的形象表述。“蜀国”向来有“蚕丛之国”之称，这里桑蚕丝绸业起源最早，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也与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兴起以及蜀锦享誉天下不无关系。
中国曾有蜀族为皇帝后裔的传说，蚕丛氏是黄帝之子昌意与蜀山氏女所生儿子高阳（即颛顼zhuān xū）的后代。因系支庶，被分封到蜀地作侯伯。据记载，黄帝曾居住在西北，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属于氐羌系统。以后曾有一支南下而定居于岷江。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史籍一直称岷江为长江的正流。因此，这与蜀族人属于黄帝后裔的说法基本吻合。
蚕丛氏部族先期主要居住在今汶川、茂县一代的山洞中。据记载族的人穿着和长相十分奇特。《华阳国志》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又云：“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三星堆遗址的确出土了不少与蚕丛氏相貌一致的器物，如人像面具中的纵目式面具和椎髻左衽服饰等，印证了古蜀传奇人物蚕丛的存在。
蚕丛很可能就是蚕丛部族的创始人，其最大功绩是“教民蚕桑”。当时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居住的民族是从川西北高原上沿邛崃山脉下来的以牧为生的羌人(也称邛人)，蚕丛劝导他们种桑养蚕，使大部分羌民定居下来，跨入农桑时代。蚕丛死后，《华阳国志》记载说：“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在岷江上游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不断发现石棺葬残墓，这或许就是蚕丛氏时代留下的遗迹或遗风。
蚕丛外出巡行常着青衣，因此被人们呼为青衣神。蚕丛死后，后族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为了祭祀“青衣神”，当地人在瓦屋山蚕丛氏墓前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青衣川主庙和圣德堂。北周时将此地命名为青神县，至今美名依旧。青神县人还在城北建立青衣土主祠，每年正月二十一为土主会，百姓身着青衣，聚集在祠里敬香祭祀。不仅如此，还把流经青神的一条美丽江河名之为青衣江，亦名平羌江。
后来随着农业发展的需要，蚕丛氏部族延着岷江，穿过灌口，将活动区域进一步向东南面的成都平原发展。这个时期大致处于中原的夏朝。
另外，在成都平原西北部地区，住着另一支叫柏濩（灌）氏的部族，在文字记载中关于柏濩的资料极少。大部分人认为柏濩氏部族很可能是曾长期居住在今都江堰市灌口、观坂一带的土著部族。不过，作者认为，柏濩氏部族也可能另有来源。这主要来源于“柏濩”在各种记载资料中也有“柏灌”的译写，而“柏濩”很可能是在众多旧典中引用时由“柏灌”一词派生或通假而来。而“柏灌”从字义理解即“柏树丛（林）”。由此可见，柏灌氏最先很可能是一支生活在柏树繁茂的地区。他们的生活工具、生活环境、生活习俗与柏树息息相关，故而得名。而在四川盆地中部、川东，及川东北等方向的丘陵地带柏树林众多（比如今遂宁、南充、绵阳、达州一带），而成都平原及其西部山区一带却很难见到类似繁茂的柏树生长覆盖区。因此，柏灌部族很可能是来自与成都平原东部相邻的川中地区，即龙泉山脉以东的丘陵地带，核心区域很可能在今天的川中遂宁一带，更远古时期甚至可能来自更远处的川东或川东北。古籍编写者并未注意到四川盆地的实际地貌，故未作相关描写，可考的资料也极少。假如柏灌部族后来从川中方向向成都平原发展，与来自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蚕丛部族相遇而发生纷争也是必然结果。
此外，另一只部族鱼凫氏，也延着岷江，即经今天都江堰与汶川县之间的茶坪山南下进行发展。三个部族在向外发展的过程中先后来到成都平原并发生相遇，为了抢夺资源和生存空间，部族之间便发生了长期的矛盾与纷争，相达数百年。
第一次胜败应该在蚕丛氏部族和柏濩氏部族之间发生。这次战争让蚕丛氏部族的势力彻底从成都平原消失。蚕丛氏被柏濩氏打败后，一部分残余族人逃离至今天云南姚安和四川凉山西昌一带，另一部分族人则留在成都平原融入了鱼凫氏的统治。《史记》记载有：“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姚即今云南姚安，巂即今凉山西昌一带。
柏濩氏部族取得胜利后，统治势力的存在时间应该相对较短，故相关资料记录极少。柏濩氏部族在后来的争夺中被鱼凫氏部落打败，并融入了鱼凫氏部落。至此，鱼凫氏部落基本统一了成都平原大部分地区，成为了成都平原名副其实的主人。
关于鱼凫，成都平原也流传这样的传说：
据说温江万春镇境内有条马坝河，在古时候非常大，河宽三百六十丈，深不见底。那时，河的南北两岸有两个王国，百姓们都靠打鱼为生。在南边的王国里，有个中年人，聪明勇敢，渔民们都很佩服他，就拥戴他当了打渔头。北面王国的大王凶残贪婪，捐税日益严重，老百姓们无法忍受。打渔头便带领老百姓推翻了那个大王，重新建立了一个王国。因为大家都以打渔为生，打渔需要鱼老鸹下水逮鱼，鱼老鸹是一种野鸭，古称凫，因而这个王国就取名叫鱼凫国，打渔头也被称为鱼凫王。鱼凫王继续向外扩张，接着把今郫县犀浦、花园、德源一带占了。后来，鱼凫王继续打下了彭州，又带人马去进攻绵州。绵州那边十多个小王国联合起来对付他，鱼凫王被打败，带领人马丢盔弃甲南逃，后面追兵跟着追赶，直到马坝河边。当时马坝河边没有渡船，鱼凫王心急如焚，毫无办法。正在危急之时，突然，河面上一道金光，瞬间飞来满天的鱼老鸹，浮在河面搭成了一座桥，鱼凫族人赶紧过桥跑回南面。等到追兵到此，鱼老鸹已飞走，无法过河，只有退兵。后来，鱼凫王为了感谢鱼老鸹搭救之恩，也为了方便两岸百姓往来，就在马坝河上修了一座桥，取名鱼凫桥。
传说鱼凫王以鱼凫故都（今成都市温江区）土地上种植柳树作为鱼凫古城的疆界。古蜀人开始广植柳树，春天伊始，万树吐绿，柳丝摇易，万柳迎春，故温江城区也叫柳城。有关鱼凫氏的传说和遗迹，现多存在于成都平原以及四川盆地南部和东部。现温江境内有古鱼凫城，温江万春镇有鱼凫村。成都南面的新津、彭山、乐山，乃至岷江汇入长江处的南溪县北三十里都曾有鱼符津的地名。鱼凫一词，多数学者认为就是四川地区常见的鱼鹰，又叫鸬鹚，俗称鱼老鸹。此外鱼凫氏的来源，也正好与《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颛顼（zhuān xū）所化的鱼妇（即鱼凫）有关。书中有载“风道北来，……是为鱼妇”，即是从神话学的角度反映出来的鱼凫氏的来源。而“颛顼死即复苏”，更从这一古人特有思维方式的角度，反映出鱼凫在成都平原建立蜀王国的史迹，表明鱼凫氏与颛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鱼和鱼鹰的雕像和图案。大部分人认为，正是鱼凫氏王朝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明。
鱼凫氏部族通过战争的胜利扩大了其权利范围，随着统治区域和被征服的外族人数的增加，过去那种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组织关系和管理方式显然不能适应规模日益强大的群体。这个时候，过去的“王权”则需要上升到“君权”，并通过宗教、礼乐、法律等方式加强其的统治能力。鱼凫氏在完成对蚕丛氏、柏濩氏的征服后，代表着古蜀从各自分散的部族联盟转化为真正的国家，古蜀也从前期的原始社会末期形态转化为奴隶制社会国家的雏形。从此，古蜀迈入了相对文明的时代，古蜀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古蜀鱼凫王朝建立后，定都于今日的广汉，并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明”。三星堆文明是长江上游最早期的古代文明。其初创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公元前17世纪，终结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11世纪。
鱼凫王朝建立后进一步向四面八方征战，疆域进一步扩大。其以三星堆为首都，成都平原为统治中心，疆域最大时北至汉中，东至巫山，并以西南夷为后方屏障。古蜀王朝的汉中成为其重要的军事要口，在此地经常与北方的商朝发生战事。尽管如此，在东部边缘的渝东鄂西之地，却一直相对安静，这里正成为古蜀国与中原王朝最重要的文化和商业交汇之地。

第三节 杜宇与开明，西南大国起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在《锦瑟》一诗中引用“望帝啼鹃”的故事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无限思念之情。
望帝，何许人也？西汉扬雄《蜀王本纪》中有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华阳国志》也曾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名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这些记载描述的正是第二代王朝的创立者杜宇。从记载字义理解，杜宇来源于朱提，取了与一位来自江源的女子朱利，并自立为蜀王。实际上，杜宇当然不是神仙，不会从天下凡，成为蜀王也不会是简单的自立而成。朱提，即今天的云南昭通一带，江源，即今日四川的崇州一带。综合上面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杜宇创国的过程：鱼凫王朝末期，一位叫杜宇的人从今天的云南昭通一带来到蜀地，他善农耕技术，教会了当地老百姓很多新的农作技术。在当时社会阶段，农耕技术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杜宇很快得到当地不少族人的拥戴。后来，杜宇与今崇州一带的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望族女子朱利结为夫妻，这是一次对杜宇命运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联姻。杜宇在妻子族人的支持下，再加上自己出众的领导能力及号召力，在当地逐渐形成一方实力较强的势力，并对鱼凫王朝形成威胁。
鱼凫王朝末期正处于中原王朝更替之际。商纣的残酷统治，让四周诸侯及人民奋起反抗。周武王带领的周族成为了这支反抗力量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商朝与古蜀关系长期不好，双方曾在古蜀北部边境经常爆发大大小小的战争，而周族与古蜀关系则一直交好。
公元前11世纪的某一年，太公姜尚，派使节入蜀，联络蜀王，会同西南巴、濮各部，相约次年春天，会师盂津，进军朝歌。《华阳国志》对此曾有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而这只”巴蜀之师“很可能就是来自鱼凫王朝，当然也包括来自东面的巴国。
鱼凫王朝在支持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将主要的精锐部队派往北方中原。当然，武王伐纣的战争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公元前11世纪中下叶的某一年，当决定商、周最终命运的“牧野之战”（主流说法认为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在中原大地如火如荼的准备着时，在古蜀国也在酝酿着一场重要的战争，这场战争也决定着鱼凫王朝的命运。
由于鱼凫王朝长时间将精锐部队外调，造成了蜀国国内的军事空虚，从而为蜀国的政权带来了危险。此时，鱼凫王朝已在奴隶制的统治下达数百年，长时间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而此时，如日中天的杜宇势力则很可能利用了这个绝好的时机，对鱼凫王朝进行了致命的一击。
商朝末期的某一年，在今成都平原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交战的双方正是杜宇一族与鱼凫王朝。杜宇势力攻入鱼凫王朝的都城广汉，鱼凫君主带领军队在广汉都城与之交战，鱼凫势力逐渐失利，最后被杜宇势力追赶到成都平原西部山脉，鱼凫势力从此退出古蜀的历史舞台。
鱼凫势力失败后去了哪里呢？《蜀王本纪》曾有记载：“(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华阳国志》也有记载：“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两书所说的“便仙去”和“得仙道”皆是后人对前蜀王隐讳的说法，加上“庙祀之于湔”的表述，证明鱼凫君主在与杜宇的战争中很可能被杀，其残余族人逃至湔山一代躲藏起来。湔山即今天四川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之间的茶坪山一带。《蜀王本纪》又记载：“ 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大意是杜宇统治确立后，原鱼凫势力败逃至湔山的族人，又从湔山出来，归服杜宇王朝，重归家园，安居乐业。
至于参加武王伐纣的古蜀勇士们命运如何，却另有一段故事。鱼凫王朝被灭并没有影响古蜀勇士在中原战争中的发挥，他们继续参加伐商的战斗。周朝灭掉商朝后，周武王大肆封赏，蜀军首领被封为伯，还把族中女子井姬嫁给其首领为妻。在渭水之南、清姜河（今陕西宝鸡市）西岸，古蜀勇士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鱼国”。以“鱼”作为国名，似乎是寄托了勇士们对鱼凫故国的无限思念与复国的强烈愿望。据记载，鱼国最强盛时，南界曾越过秦岭，达到嘉陵江上游，但却始终未能进入成都平原，收复他们曾经的故土。20世纪90年代，陕西鱼国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人很自然地让人跟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联系了起来，这件青铜人的手势跟青铜大立人一样，显得夸张，并且跟身体明显不合比例，他手里似乎拿着和青铜立人一样的东西。据学者考证，认为鱼国遗址出土的鸟、象、鱼、龙、猪等青铜器，都可以找到三星堆文明的痕迹。遥远的鱼国跟三星堆古蜀国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或许，它本身就是蜀人兴建的国度。
杜宇击败鱼凫王朝后，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新一代蜀国君主。当然，从客观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军事叛乱。而为了“美化”自己的形象和新政权的合法性，杜宇很可能开始对世人宣称自己是“天人”，推翻鱼凫王朝自然是“顺应天意”，这也是中国历史中新生君主对自己出生背景进行美化的一贯方式，细节虽有不同，目的和效果却大相庭径。由此看来，后来民间对杜宇“从天堕”的传说便具有了一定的根据。
杜宇王朝建立的时间大致与西周的建立时间一致。周朝建立后对四周诸侯进行了大肆分封，新生的杜宇蜀国政权也获得了周朝的认可。这应是此时双方政权在政治方面相互需要的必然性，也是蜀国一贯作为周族（周朝前身）传统盟友的必然结果。新生的杜宇王朝也特地派出使臣到周朝进行朝贺。《逸周书·王会篇》曾记载：西周初年，周成王在成周举行诸侯大会，“成周之会…… 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孔晁注：“鸟有文彩者。皋鸡似凫。”所谓有文彩而似凫的皋鸡，实即鱼凫王朝的神物和标记。这与三星堆出土的彩凫相符。新生蜀国在诸侯大会中向周成王献凫，其意义正如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告捷、献功、荐俘于周王廷一样，表示告以对鱼凫王朝政权的彻底推翻和取代。
至此，古蜀国的第二王朝——杜宇王朝由此拉开序幕。
关于新王朝的国都，杜宇当然不会继续选择鱼凫的广汉旧都。历史以来，除部分隔代王朝可能选用相同的都城，新生王朝很少选择前朝的旧都作为政治中心，这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总结起来就是“去旧迎新”，即去除“旧朝人”的“纸灰复燃“和“复辟“思想，同时通过新的政治中心树立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和开创性。
那么，杜宇王朝的都城选在哪里？《华阳国志》曾有关于杜宇王朝都城的记载，“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在今郫县一带。瞿上，今双流县牧马山一带。另有人认为杜宇王朝先期建都于成都，而到后期才“移治”郫邑。《蜀王本纪》有记，“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可以看出郫邑作为“下邑”，实则另有“上邑”相对应，“上邑”很可能便是成都的旧名，而郫邑一直作为成都的第二都城（副城）存在。
杜宇王朝先期定都成都的说法还源于金沙以及十二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关于商周之际的成都，由于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以及其他相关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当时它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并且具有王都气象的城市，它从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1世纪，即杜宇王朝建立初期）一直持续发展到西周末春秋初（即公元前771年，东周初期），中间没有间断，春秋以后走向衰落。开明王朝的开国年代（杜宇王朝末期），据《华阳国志》记载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以及《路史·余论》所记“开明氏传三百五十年”等，从其亡于秦之年（公元前316年）往上推算，约相当于公元前7世纪初。因此，西周末期由于成都开始走向衰落，杜宇王朝将都城迁至副城郫邑便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由此看来，在3000年前的杜宇王朝初期，成都很可能首次作为蜀国的都城（主城）而出现于成都平原，并在300多年的杜宇王朝时期创造了灿烂的金沙文明。当然，当时还没有出现“成都”这个名字。
杜宇王朝在建立后，不论在国家形态、文化模式，还是在政治制度、生产模式等方面，与之前以三星堆文化为内涵的鱼凫王朝相比，皆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从文化模式上看，是以礼乐文明取代了神权文明，从政治制度上看，是以官僚政治取代了神权政治，官职制度基本采用了近似中原周朝的模式。在鱼凫王朝时期，生产方式主要为农耕、畜牧、渔业。杜宇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农业耕作生产方式的重要地位，使蜀国成为了西南区域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国家实力相之过去大大增强，这意味着古蜀在文明演进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关于杜宇王朝的疆域，《华阳国志》在描绘其强大时写道：杜宇“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囿”。由此可见，杜宇王朝北面疆域为汉中，这与鱼凫时期基本一致，南面抵达今青神县，西面为今芦山、天全，东面至嘉陵江，而以岷山和古南中（今凉山州、宜宾地区，以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为附庸。可以看出，杜宇王朝时期的势力范围已远远跨过成都平原。
历史的变化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说周朝取代商朝伴随着古蜀杜宇王朝取代鱼凫王朝，那么，东周与西周的交替，同样伴随了一次古蜀王朝的更替。
大约公元前7世纪初，蜀国出现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蜀王本纪》对整个事件的经过记载如下：“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如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 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
上面的故事充满着荒诞的神话色彩，尤其对鳖灵来历的描述。实际上鳖灵不可能死而复活，其作为荆人也不可能在死后逆流而上漂流至杜宇王朝都城郫附近。从这段文字分析，开明族很可能是来自于川东的某个民族，熟悉水性，善于治水。最初到达川西时居住在乐山一带。进入成都平原后，归属于杜宇王朝统治。成都平原是一片复合冲积平原，夏秋之际，山洪经常爆发，肆虐着成都平原。自古以来，治水就是蜀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中国历史中的上古时期，善于治水的能人也往往能成为百姓的领导者，比如大禹。杜宇王朝末期，成都平原经常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杜宇王朝无能为力，便开始选拔治水人才。从“荆”而来的开明则最后挑起了这个重担，开明也被杜宇王朝拜为“相”。开明带领蜀人决开玉垒山，经过多年的大力治水，使得蜀民得以安居乐业，因而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随着开明影响力和功绩的增长，自然对杜宇的王权构成了威胁，“相”与“君”之间的矛盾便开始爆发。
通过开明、杜宇双方长期的明争暗斗，开明一族经过精心的策划，在某一天，终于让杜宇在武力胁迫之下被迫让出了王位。
开明的成功，更像是某种“政变”。各种记载中关于杜宇由于开明治水有功，故“ 委国授之“、“遂以国禅” 等说法，以及杜宇与开明妻通而有愧，于是禅位于开明的说法，极不可信。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基本没有出现主动禅让于外族的现象，主要是通过斗争而来，比如战争、政变、胁迫、谋篡。而开明与杜宇的更替很可能是其中的一种。通妻、羞愧、禅让的说法，很可能是开明在取得统治后出于“美化”己方的目的。即使开明的离奇身世也可能是对外神话宣传的结果。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将出身进行神话的开国帝王比比皆是，这只是加强自身统治的一种政治手段。当然，杜宇王朝经过几百年的统治后，末代君主开始变得无能，渐渐失去民心，这也很可能是开明取而代之的重要因素。
杜宇灭亡后，《蜀王本纪》曾载：“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太平寰宇记》记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 我望帝魂也。’”《华阳国志》也隐晦地记载：“（望）帝升西山隐焉。”从各种记载中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望帝在失败后很可能像鱼凫势力一样，逃亡于成都平原西部山区，后来曾试图卷土重来重新夺回王位，但最终失败，从而悲愤而死。这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杜宇与开明之间，并非禅让。
民间后来衍生出杜宇的灵魂幻化为杜鹃的传说，“望帝啼鹃”、“杜鹃啼血”也成为了凄美动人的民间神话故事。唐代众多诗人皆有对杜宇化鹃的描述和感慨。李白在《宣城见杜鹃花》曾有诗云：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胡曾《咏史诗·成都》：
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
年年来叫桃花月，倾向春风诉国亡。
罗邺《闻子规》：
蜀魂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向花枝。
满山明月东风夜，正是愁人不寐时。
杜甫也曾在《杜鹃行》一诗曰“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此种心境描述，正是表达了后人对杜宇的无限同情和哀思。
西周末年，中原王朝西周在周幽王的统治下内外交困，“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更是成为西周灭亡的前奏。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国与犬戎攻入镐京（今陕西西安），周幽王被杀，其太子宜臼被立为王，是为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或春秋、战国）。大约100年后，蜀国的开明王朝也开始拉开序幕。
关于开明王朝的记载，据《华阳国志》所说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以及《路史·余论》 所说“ 开明氏传三百五十年”等，说明开明王朝共经历了十二代君主，统治时长约350年左右。第一世开明帝也称丛帝，年号“万通”。丛帝后有卢帝、保子帝、开明尚，这是12世开明君主中可考出名字的4位君主的名称。
开明王朝建立后，前期继续沿用了杜宇王朝的旧都郫作为都城。直到开明九世将都城迁移至成都。《路史·余论》卷1有记载：“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至于开明九世移都还有一段传说。话说有一天晚上，开明君主梦中见到都城的城郭向东南方向发生了迁移，醒来后认为这是“上天神意”的安排，从而决定把都城迁往成都。《华阳国志》对此作了记载：“ 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当然，这个梦到底做没做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很可能是开明九世的一个措辞。关于开明前期的都城也存在另一种说法，《太平御览》曾引用《蜀王本纪》载：”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广都樊乡即今双流华阳一带。《蜀王本纪》也曾记载说开明五世将都城迁至成都。关于以上两种说法，目前暂无精确的考证。无论如何，开明王朝时期，成都再次作为蜀国的都城已成公认的事实。
无论是开明五世还是开明九世移都成都，这个时候“成都”这个名字便开始被采用。假如以开明王朝每代君主平均统治时长为30年计算，这个时间大约为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至此之后，成都这个名字一直沿用约2500年至今而未曾改变。
成都的得名，很可能是蜀人受周人的影响，宋《太平寰宇记》有述：“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
开明王朝建立后，古蜀国力达到其最为强盛的时代。政治制度采用君主世袭制，官职制度基本采用了类似中原王朝的制度。同时，还建立了完善的礼乐制度和祭祀制度。“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处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一种全盛时代。
除了少部分上层统治阶级外，广大被统治者被编制固定在一种称为“ 五丁”的社会组织中。所谓“五丁”，从文献记载分析，主要使用于各种劳役，如凿山开道等公共工程、王室迎送等，其中的成员称为“ 五丁力士”。
开明时期，蜀国经济也得到大力发展，尤其手工业较发达，“成造”漆器精美绝伦。此外还出现了官方市场“成都市”，个体商贾的贸易近至汶山（今岷山）、笮都（今雅安及凉山一带）和僰（今宜宾一带），远至夜郎（今贵州安顺）、滇越。
开明王朝的实力相比杜宇王朝大大增强，这也进一步增长了古蜀国对外扩张的雄心。
在开明王朝时期，秦国一直是蜀国的主要敌人。自开明二世起，古蜀国开始了南征北伐的脚步。蜀国北境是与中原交通的重要门户，不仅是蜀国的国防要地，也是力图北进的战略方向。《华阳国志》记载：“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雍，即今陕西凤翔县，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开始作为秦国的国都。秦德、宣、成公时期，秦国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开明二世时期（约公元前7世纪中叶），此时距秦迁都至雍后不久，东面又与晋国相争，此时蜀国很很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将版图北扩到雍的陕南汉中盆地一带。
此后，蜀国与秦国在边境汉中一带长期处于此消彼长的拉锯态势。据资料记载，春秋末（公元前476年）前后，蜀国在与秦国交战中曾经被打败，不得不与秦交好，秦历共公二年（公元前475年），蜀人曾到秦国进行进贡。秦历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国取得蜀国的南郑（今陕西汉中），蜀国失去汉中要地，秦曾派左庶长在南郑筑城以防蜀。秦躁公二年（公元前441年），南郑曾发生叛乱。此时，秦与蜀的北方交界收缩至今广元七盘岭一带。不过，南郑的反叛很可能得到蜀国的暗中支持。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蜀国取得南郑，同年秦国“伐蜀，取南郑”。至此之后，蜀国逐渐失去与秦国抗衡的能力，不得不与秦国示好。《史记.秦本纪》有记“惠文君元年（公元前337年），楚、韩、赵、蜀人来朝”便说明了这种关系。
此外，开明王朝也在东面进行扩张，东界已越过嘉陵江。在长江一线，开明王曾于公元前377年伐楚，取楚之兹方（今湖北松滋县），楚因此修建扦关（今湖北宜昌西）来防御蜀。此时，蜀的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清江之名即为蜀人所取。
公元前7世纪下叶，开明三世曾西征青衣羌地。《华阳国志》记载：“（保子）帝攻青衣”。青衣，今雅安芦山一带。《舆地纪胜》中“ 芦山县”下记其地有“ 开明王城”，又引注说此城是“开明王所筑“，为保子帝亲征青衣时在当地所设的行帐，班师后此地继续用来留驻军队。
此外开明三世也大举向南兴兵，沿岷江南下，征服僚、僰之地。《华阳国志》载保子帝“ 雄张僚、僰”。僚指夜郎，今贵州安顺一带，被蜀国控制后成为其附庸。僰，僰侯之国，今四川南部以宜宾为中心地区，长期居住有僰（bó）人，故名僰。《华阳国志》说：‘’僰道有故蜀王兰。”兵兰指驻兵营寨，说明此处是蜀王为进攻僰所筑的营寨。
由此可知，开明王朝曾北伐秦雍，南征僚僰，东进清江，西攻青衣。至战国时代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已成为中国西南名副其实的实力大国。

第四节 开明渐衰落，秦惠灭巴蜀
在开明王朝前期统治蜀国的大部分期间，中原正处于春秋时期，此时中原大地群雄逐鹿、烽烟四起，东周王朝名存实亡。各路诸侯拼命的玩着联合、纵横、吞并的互吃游戏。经过长期的纷争，公元前475年，战国七雄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原开始从春秋步入战国时代。
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即位。公元前360年，秦孝公为增加秦国国力，大力引进人才，其中就包括来自魏国的商鞅。秦国于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实行两次商鞅变法。秦孝公死后，尽管商鞅被秦惠王所杀，但秦国经过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新的生产关系迅速确立并日益巩固，秦国成为新型的地主阶级政权，国富兵强，实力大增。
公元前4世纪，秦连年发兵攻魏，夺魏河西地，又东渡黄河，略取魏之上郡15县，同时又频出伐韩，攻赵。公元前318年，秦于函谷关大败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之师，之后秦国声势大振，势如破竹。
此时，西南的蜀国王朝已进入到开明十二世，虽基本脱离落后的奴隶制，但仍属于初期的领土封建制，没有转化为更为先进的地主制经济。蜀国虽然物产丰富，但经济的增长无法适应政治制度的日益变化。蜀国统治阶级也出现了日益衰败的迹象。我们可以从相关的记载中窥见一二。
《华阳国志》曾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武都（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曾有一名女子，貌美如花，蜀王纳为妃子，非常宠爱。但女子由于水土不服，欲归故土，蜀王为了挽留她想了很多办法，甚至亲自作《东平之歌》以作取悦。但女子最后抑郁而终。蜀王悲痛不已，派遣五丁力士前往女子的故乡武都运土至成都，为她修筑墓地。该墓地占地数亩，高一丈七，墓上竖有石镜，蜀王希望妃子可以每天从墓地出来梳妆打扮。后来“武担山”便因此而得名。三国时期，刘备也曾在这里即“蜀汉”皇帝位。从成都至武都，相隔遥远，蜀王由于想念妃子而劳民伤财，大肆修建，致民怨四起。蜀王由于长期沉浸于对妃子的痛苦思念，还作《臾邪歌》《龙归之曲》等歌曲，让人日日演奏，荒废朝政。
公元前356年，秦国王宫诞生了一位王子，名叫嬴驷，他便是未来的秦惠王。40年后，正是他终结了古蜀国的命运。公元前337年，随着秦惠王即位，秦国正式开启了灭蜀的进程。
《华阳国志》曾记有一则故事：秦惠王即位后，蜀国派使臣前往秦国致贺。秦惠王为示友好，准备赠数名美女入蜀。蜀王深受感动，派人到秦都城朝见并答谢。秦惠王知道蜀王好色，便准备将五名女子嫁于蜀王，蜀王派五丁力士前往迎接。到达梓潼时，见到一条大蛇进入洞中，其中一人捉住大蛇尾部，但仍然控制不住大蛇，于是五人相助拉出大蛇，结果至山崩地裂，五丁力士及五名女子皆被压死于山石之下。蜀王悲痛万分，在成都修筑起思妻台。
《太平御览》记录了另一则故事：“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蜀。蜀王从万余人传猎褒后，卒见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筒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稽首，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故事的大意是，秦惠王时期，蜀王不肯降秦（秦王极可能先期曾劝降蜀王），秦国一时也找不到伐蜀的时机和理由。蜀王为彰显实力率万余人狩猎于两国边境汉中一带，与秦惠王发生会面。秦惠王赠给蜀王一筒金银财宝，蜀王回赠礼物，而后蜀王所赠的礼物全部化为泥土。秦王大怒，但臣子们却大喜，恭贺秦王：“土即地也，蜀王是给大王献地（蜀地）来了，秦必然灭蜀也”。
这些故事情节虽然有些离奇，但从侧面隐露出蜀国统治阶级的衰败迹象。此时，秦国的先进性与蜀国的落后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秦国灭蜀也是秦国统治阶级的集体决心与信心。因此，蜀国的灭亡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要致富，先修路”，同样，“要灭蜀，先修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秦国灭蜀战争的物资军力输送问题，同时也是占领蜀地后进行有效统治的必要条件。我们相信这一点在秦惠王心中属于灭蜀之前的最重要的战略构想。当然，路要修，还不能“打草惊蛇”，秦惠王则对此则做了精密的计划。


图1-4-1 古蜀道示意图
秦惠王一面与蜀交好，互赠国礼，以隐瞒灭蜀计划，蜀王对此毫无察觉。另一方面极力寻找秦兵南下伐蜀的大道。相传秦惠王用计使蜀王开道，蜀王中计，引狼入室，自取灭亡。《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记载：“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同循）路灭蜀，因曰石牛道。”故事的大意是：秦惠王准备伐蜀，而蜀无觉察，秦国便制作了石牛，并将金子置于牛的尾部，号称此牛能拉出金子。蜀王贪婪，对此深信不疑，便令五丁力士到秦国迎接金牛。但由于金牛体积庞大，故派了大量五丁力士修筑蜀国至秦国的道路。后来，秦便派张仪、司马错延着金牛道灭掉了蜀国，后来这条道又称石牛道。
既然蜀国已经帮助秦国将石牛道（金牛道）修成，秦军伐蜀已畅通无阻。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寻找师出有名的借口和战机了。
而此时，蜀国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政治动荡，也为秦国灭蜀带来了绝好时机。
向来，蜀国与巴国长期为世仇，并常年发生战争。第十二世开明王分封至汉中重镇的王弟苴侯却私下与巴交好，蜀王震怒。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王亲率大军伐苴侯，占领葭萌（今广元昭化）。”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此举正为秦国灭蜀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会。对于蜀国统治集团的内乱，秦国群臣喻之为“蜀有桀、 纣之乱”，将其视作夏朝与商朝的末代暴君夏桀和殷纣，其内乱程度可见一斑。巴、苴同时告急于秦，为秦军南下灭蜀提供了充分借口。
对于秦南下伐蜀还是东进伐韩，秦国内部也有相当分歧。为此，秦惠王为统一思想，广开言路，召集群臣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也成为了决定蜀国最终命运的会议。大夫张仪主张伐韩，逐鹿中原，诛周主之罪，取九鼎宝器，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以成王业。大夫司马错则主张伐蜀，他从秦国实际国情出发，从富国强兵的利益着眼，针锋相对地指出：“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副，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如伐韩挟取周天子，则于义、于利、于形势皆不利。并且，伐蜀还可一并取巴，进而谋求东伐楚国，（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五国伐秦的盟军虽然败于函谷关，但各国仍然具有相当实力。秦若进取中原，出于唇亡齿寒的道理，必遭诸国进一步合力反抗，秦国失败的风险极大。其结果很可能如司马错的分析，“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
与此相反，司马错的意见则是从充实国力的角度出发，同时避开中原诸国的压力，提出“广国”、“富兵”、“缮兵”的目的，正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商鞅的一贯思想。与此同时，司马错也看到了巴蜀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先得蜀而后东进灭楚，再图中原。总体来说，张仪的观点偏冒险和激进，而司马错的观点偏于稳健。秦惠王经过充分听取群臣辩论，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观点。
关于司马错，我们需要特别了解一下。司马错，秦国少梁人，即今陕西韩城南一带，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八世祖。其孙子司马靳，曾为白起部将。司马错身世背景史料未有详细记载，不过可以从司马迁的口中略窥一二。据司马迁回忆，其先人“重黎”乃是古帝颛顼时代的人物，司掌观天制定历法之职，其后人在夏商周三代也皆从事此职。后来到了周宣王（公元前8世纪初）时，重黎的后人因失去职务而外走，创立了司马氏一族。在周惠王、周襄王时代（公元前7世纪），司马氏的先人离开周室赴晋国。这支后人跟随晋国将士投奔秦国，被秦人安置于少梁（今陕西韩城一带）。后来这一家族又在列国之中开枝散叶，留下了很多名人后代，如后来司马懿所属的河内司马氏家族，赵国大剑客司马蒯聩。而留在少梁这一支，出现的第一位名人，便是司马错。司马错在秦国曾历经秦惠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对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商鞅为秦国强大奠定了前期的经济基础，白起、王翦成为秦国后期纵横中原的“战神”，那么司马错则作为秦国崛起中期建立巴蜀大后方的首臣。从上面司马错对伐蜀的见解中看出其高度的战略眼光，其大局观正与500多年后隆中对时诸葛亮分析看天下大势的观点颇有几分相似，所谓“三分天下，蜀汉必居其一”正是此意。秦惠王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接受了司马错的观点，司马错也获得了秦惠王巨大的信任和支持。司马错在此之后蜀地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伐巴、伐楚的过程中，都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曾作诗《登司马错古城》概括司马错一生：
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故垒清江上，苍烟晦乔木。
登临直萧辰，周览壮前躅。堑平陈叶满，墉高秋蔓绿。
废井抽寒菜，毁台生鲁谷。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遗镞。
楚塞郁重叠，蛮溪纷诘曲。留此数仞基，几人伤远目。
公元前316年秋，秦惠王派遣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大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开明王仓促应战，亲率蜀军迎战秦军于葭萌（今广元昭化）。整个战争过程中，秦军几乎以压倒性的优势碾压蜀军，蜀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正如司马错前期所言“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开明王带残兵败逃至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北），被秦军追杀。开明王的王太子及蜀国太傅、丞相等率残部再逃至逢乡，败亡于白鹿山（今四川彭州北）。同年十月，平定了蜀国之后，张仪、司马错继续挥兵东进，顺利的占领了巴，并俘虏了巴王。至此，秦国取得巴蜀之地，蜀国宣告灭亡。
秦灭巴蜀后，将过去的巴国设为郡。在蜀地，则并没有立即设郡，而是将原蜀王之子封为蜀候，基本维持了原蜀国的行政体系，另派陈壮（另作陈庄）为相，张若为蜀国守，专以辅佐蜀候。
此外，秦灭蜀时，开明王的众多公子中并未完全降蜀。号称安阳王的蜀王子曾率三万部族流落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今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文郎国），自称为安阳王，建都于古螺（今河内东英县），时期长达百余年。公元前206年，瓯雒国被秦朝将领赵佗（即后来的南越武帝）所灭。

古蜀 部分相对枯燥，后面部分会更通俗，大家敬请期待！

第二章 秦
目录
第一节 蜀地封三候，张若筑成都
第二节 李冰置蜀郡，千古治水功
第三节 始皇灭六国，卓氏入临邛

正文
第一节 蜀地封三候，张若筑成都
秦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16年），秦入主巴蜀，蜀地告别独立的西南王朝时代，开始以一地方行政区域的身份归属于秦国统治。此时中原大地仍处于战国中后期的烽烟之中，直至约百年后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灭六国，战国结束，中国完成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大秦帝国才以东方帝国形象首次出现在人类历史。
公元前316年，秦入蜀初期，司马错曾首任（兼任）蜀郡守。同年，张仪、司马错率兵东进灭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司马错的职位主要体现为军事身份。此时，秦国还处于灭巴蜀的过程中，整体处于战争前后的过渡时期，蜀地行政管理机制还未正式形成，司马错作为军事首领，自然便担当了这个临时的蜀郡守身份。
秦惠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公元前324年秦改元），司马错兼任两年的蜀郡守后，调回咸阳。根据朝廷旨意，一是在他离蜀前，分别从巴郡、蜀郡中划出一部分区域新设立汉中郡，二是物色了蜀王一个王子“通”，封为蜀候。司马迁在《史记》曾记：秦“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贬蜀王更号为侯”，说明秦所封蜀侯乃是前任蜀王族后裔。此外，另派陈壮为相，张若为蜀“国守”，开始辅以治理成都。在此过程中，蜀地暂未像巴一样正式设郡。实际上，公子通封为蜀候，证明其在秦灭蜀的过程中可能“态度较好”而未被“灭族”，封侯后也没有多少实权，主要是出于秦治蜀地初期的一种过渡政策，为了安抚当地百姓和势力，更多体现为象征意义。而此后蜀地真正的军政权力主要掌握在秦国委臣张若等人手中。
在秦国统一蜀地初期，政治并不稳定。蜀地归秦后，各地地方势力代表还有相当实力，过去开明王朝时期蜀地边缘地区的大部分夷族势力此时也不在秦国有效势力范围内，各地大大小小的叛乱时有发生。秦统一蜀地前，成都平原主要为古蜀原住民居住，故张仪、司马错在伐蜀前说蜀为“戎狄之长”，班固也认为巴蜀、广汉本为“南夷”。
秦国为了进一步稳定对蜀地的统治和发展蜀地经济，首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移民，第二件是建城。自秦入蜀后，蜀地便开始了长达300余年的移民历史，整个过程贯穿秦汉。
公元前314年，蜀地曾开始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据记载，秦惠王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若以一家五口计算，仅这一次就大约五万人左右。从当时的秦版图看，这批移民可能主要来自于秦国本土。当时尚未修筑栈道，这支移民队伍由关中而入巴蜀，跋山涉水、延绵数里，在当时来看，算是场面壮观且规模宏大。移往巴蜀的具体地点未有记录，但从分封蜀侯同时移民，并旨在应对“戎伯”看，应是移往蜀地的核心地带成都平原一代。再考虑到秦政府很快就在成都平原兴建成都、郫，临邛3座城池看，这批移民大部分人很可能移居在这3座城的范围之中。秦武王2年（公元前309年），秦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在蜀地，为针对新的移民政策，还特地颁布了《为田律》。1980年四川青川县出土的“青川木牍”记载了相关事件及田律内容。
公元前311年，秦国为巩固统治，安置蜀地移民，以及进一步发展生产，开始了大规模筑城。成都作为蜀地的经济及政治中心，修筑成都自然成为了一项重要工作。此外还在成都附近郫县、临邛（邛崃）修筑了城池。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战争强度非常剧烈，各国对城防概念非常重视，皆尽其力将都城以及重要城市的城墙建设得坚固而厚实，以保证军事防护目的。城防的重要性可以从战国末期一场著名的战争“邯郸之战”中略窥一二。公元前259年，秦昭襄王遣五大夫王陵率军从上党（今山西长治东南）进攻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军民对秦国深怀“长平”之恨，上下同心，坚城死守。秦军久攻不下，日渐人困马乏。赵国同时派人求助于魏、楚。出于唇亡齿寒的厉害关系，公元前257年12月，魏、楚两国军队先后抵达邯郸城郊进击秦军。在三国军队内外夹击之下，秦军大败，损失惨重，秦将郑安平所部2万余人被联军包围而投降。邯郸之战对秦国的扩张造成巨大冲击，从而也推迟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步伐。从此战侧面也可以看出邯郸之城的坚固，致使赵国能坚持两年左右直到联军达到，从而改变了战争的走向，避免了赵国的灭亡。


图2-1-1 秦筑大城少城示意图
秦入蜀之前，作为“西南夷”的蜀国，在军事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一直与中原各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对“城池”的理解和建设也相差较大。开明与杜宇时期，古蜀在西南“一家独大”，一直对外使用武力进行扩张，而成都平原的都城却很少受到外部军事的直接威胁和攻击，所以不需较高强度的城墙进行防护。在金沙遗址的发掘中，虽然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及人口聚集地，但并未发现城墙的遗址。先秦时期，巴蜀城邑也普遍采用土筑城墙。如广汉三星堆、青城山下的芒城等。但古蜀国城池与中原诸国相比，二者在格局、材料、强度、功能方面相差甚远。
秦初，成都主要采用了关中的“版筑法”，按关中城墙规格在许多城邑新筑土墙，而这些土墙一般较薄，没过几年便被洪水暴雨冲洗垮塌。张若治理蜀地后，在修筑成都城的过程中自然将中原的筑城技术及理念带入了蜀地。《华阳国志·蜀志》载：“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二十里，高七丈......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左思《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刘逵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
成都城基本采用了咸阳的布局格局，并结合了周朝旧礼的建制，整体形状如龟，非方非圆，东西狭而南北长，大体为一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墙整体绕城约12里，墙高7丈。具体的城门及数量未有准确的资料记载，我们只知道其北面为“咸阳门”，南面有“江桥门”（今万里桥北向河对面），其余城门皆未可考。城墙下部分为仓库，上面皆有房屋、城楼、箭楼等，俨然一副中原城池的气派。
城墙内部城区整体分为大城与少城（小城）两部分。大城在东，是蜀郡郡府所在地，为蜀候、蜀相、蜀守治所及住处，主要体现为政治中心功能。据推测，大城南城墙在今文庙后街一带，北墙在今西玉龙街之南，东墙在今盐市口一带。少城紧接大城西，由垣墙相隔，并开“内门”相连，是主要工商业集中之地以及普通居民的居住区域，大部分秦地过来的移民也安置在此区域。少城的西南城墙在今通惠门之东、下同仁路口附近，北墙可能在今红光东路以南。成都衙府以前曾在赤里街，属于以前大城区域一带，张若将其迁至少城内。少城内修建了相关的工商业管理衙门，并任命了相关官员和丞，如盐官、铁官、市官、税官等。由此看来，少城主要体现了商业、居民居住等功能。
据说，当年建设成都的城墙很不容易，因为当地低洼潮湿，土质松软，需要取土填埋，故而屡次倒塌，花了不少时间。后来应地形而建，立基础于高处，最终造成了成都城市的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故而成都古代也有龟城之称。在古代，神龟是吉祥灵异的象征，人们便杜撰了“神龟示迹”的传说。晋代《搜神记》中说，秦惠王27年（公元前310年）使张仪（实为张若）筑成都城墙，屡筑屡塌。忽然，有一只大乌龟浮在江面，到了东南角死在那里。张仪问巫师其中道理，巫师说：“依龟的样子修筑城墙即可”。最终才将成都城墙修好，所以成都又叫“龟化城”。
成都此次筑城，确立了其后来2000多年的基本格局，其核心主城区历代基本未变，皆是在此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修筑成都的同时，张若等还组织人力在郫城（今郫都区北面）、临邛（今邛崃）修筑了城池。其中埤城周长7里，城墙高6丈；临邛周长6里，墙高5丈。秦地而来的大部分移民被分别安置在这三座城市。
此时，汉代曾属于广汉郡的雒县（今广汉北）也很可能初具规模，工商业也相当发达。如此，成都平原便开始形成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经济带+军事区”，并各有特色和分工。成都、郫城、雒县分别主要生产纺织品、铜器、漆器，而临邛则主要生产铁器，蜀人并利用这些产品与今云贵一带少数名族进行着频繁的贸易，这些产品最远甚至可能达到现越南红河三角洲及泰国东北部地区。这些产业，尤其铁器，成为后来秦国对外战争所需武器物资的重要来源。西汉时卓文君的先祖卓氏，以及另外的程郑氏一族，便是秦初从黄河流域迁至临邛，因制作铁器而富甲一方，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成都等三城的修筑工作大约直到到公元前310年9月结束。在成都筑城之际，秦王宫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311年开春，秦楚之间的丹阳之战刚结束，英明神武的秦惠王因重病而逝，享年46岁。秦惠王的一生很难用短短的文字概括，自19岁即位，车裂商鞅、东进攻魏、西灭巴蜀、伐取义渠，为政举措，鹰眼识才、任人唯贤，重用公孙衍、张仪、魏章、司马错等魏人，开创了一系列丰功伟绩，不愧为秦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代雄主明君。
公元前310年，秦惠王之子，19岁的嬴荡即位，是为秦武王。秦武王在位总体时间并不长，据说其好武斗，重用大力士，即位后便将张仪驱逐至魏国。公元前307年，23岁的秦武王因为与大力士孟说比赛举鼎而意外死亡。在秦惠王与秦武王权利交替的这段期间，外部与楚国正发生着激烈的战争，再加上秦武王仍较年轻，秦国内部的政局似乎并不太稳定。
公元前309年，蜀候公子通便利用了这个机会，与今云南姚安一带的两个奴隶制部族“丹”和“犁”暗中勾结，联合本地亲蜀势力以及亲蜀将士，意图反叛，进而“复国”。由于云南姚安一带在秦灭蜀之前与蜀统治阶级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此时成为蜀候的重要同盟。这一次叛乱似乎也得到了楚国的暗中支持，双方意图对秦共同发难，形成合击之势。秦的委臣陈壮，虽为“相”，实际上只是经常陪在蜀候公子通左右的“言臣”。蜀候本无实权，陈壮自然也成了摆设，陈壮因此在秦国内部被边缘化。此时的蜀地军政大权主要掌握在深受朝廷信任的张若手中。因此，陈壮暗中对秦或有不满，终被公子通许诺并利诱，合谋叛秦。
由于张若在蜀地一直掌控军权，故在蜀候叛乱初期便组织军力与蜀候军队对抗，并形成对峙。直到不久后秦国派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领军入蜀，镇压叛乱。
秦军到达成都后，蜀候军队的素质和战力无法与其抗衡。两军接触，蜀军便一触即溃，节节败退。此时，陈壮心生畏惧，担心蜀候失败后自身难保，便寻机杀了蜀候，以图脱罪邀功。司马错等人并未放过陈壮，依然按照军法诛杀了陈壮。对于此次叛乱，《华阳国志》曾有记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至此，第一任蜀候公子通的叛乱宣告结束。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逝世，18岁的秦昭襄王即位。同年，秦封蜀王子恽为第二任蜀候。但到秦昭襄王6年（公元前301年），蜀候恽曾再次发生反叛，秦国派司马错第三次领军入蜀，对蜀候势力进行镇压。恽死后，据说蜀中地方势力曾把他进行了神话，他们“为蜀候恽立祠，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由此可见，在秦统治蜀地初期，蜀候作为古蜀国后裔一直在当地具有相当影响力，而蜀地许多地方势力以及百姓仍对蜀国还有很深的情结，对秦似乎并无多少归属感。
秦昭襄王7年（公元前300年），秦再封蜀王子绾为蜀候。15年后，公元前285年，蜀候绾被疑反叛，再次被杀，“疑蜀候绾反，（秦）王复诛之”。自此，秦国便废止了蜀地封蜀候的惯例，委任张若为蜀郡守，蜀地正式设为蜀郡。
秦灭巴蜀后，如司马错所言，秦昭襄王时期，灭楚便自然成为了其下一步重要目标。秦国制定了由三个方向对楚国进攻的战略计划：北路由白起挂帅，出武关，向宛城、叶县、襄阳攻击前进，直逼郢都（今荆州）；另外两路由司马错统一指挥，西路军经大巴山，由巫峡进占西陵，将楚国从长江拦腰斩断；南路军从巴郡经武陵山，攻击黔中、沅江的广大地区，对楚国后方实施深远迂回。
公元前285年，在司马错的统一指挥下，张若率军从成都出发，向南发起攻击。当时，今宜宾、雅安、西昌等地皆为少数名族地区原住民，其中以笮人(今凉山南部）势力较大。秦灭蜀后，蜀地已失去对该地区的势力影响。张若率军攻下笮地后，继续乘胜进军，夺取了楚国在金沙江以南的部分地区，揭开了秦武力夺取楚黔中郡的序幕。
楚威王（公元前339年~公元前前329年）至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这段时期，今合川、铜梁以东一直被楚国控制，分属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巫郡的核心地区主要为三峡一带，其余大部分地区为黔中郡，俗称“巴黔中”。
公元前280年秋，司马错在蜀地补充军力及物资后，“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浩浩荡荡，从成都出发，顺岷江而下，首先夺回了“ 黔中”中的巴地、江州（今重庆），取枳城（今涪陵）。楚国被迫割让上庸、汉北地给秦，由此看出，司马错这次似乎未出三峡。司马错然后继续逆巴涪水（乌江下游）而上，夺取了楚黔中的临沅(今常德）等地。不久，楚大规模反攻，秦军大败，楚国收复大片失地，“复江旁十五邑距秦”。司马错也可能因为这次战事失利，再加上年事已高，自此从未带兵出征，逐渐退出秦国历史舞台。
公前前279年，“完璧归赵”发生后，秦国稳住了赵国这个强敌，拟全力对付楚国。白起的北路军势如破竹，击败楚军数十万，占领鄢、邓、西陵等地。次年白起再次出兵攻楚，攻陷楚国国都郢，楚为自保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所谓“楚得枳而国亡”，就指这次战事（“国亡”指失去国都郢）。
公元前278年，62岁的楚人屈原在极度悲愤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而自尽，留给了世人那首千古传送的《离骚》。
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任命白起为主将、蜀郡郡守张若为副将，夺取楚国的巫郡、黔中郡。经过充分准备的张若对楚国发动了重要一击，他的目标是夺回被侵占的盐泉。当时，四川盐源、盐边和云南华坪、永胜、宁蒗这片地方属于“笮”，金沙江对岸的丽江、大姚和姚安一带称为“江南地”，张若浮江而下，夺取了这两个地方，并攻入早先得而复失的黔中郡。此后，秦国留张若任黔中郡守，蜀郡守交由李冰接替。
回望这段秦治蜀的历史，即公元前316年~公元前277年，总共历时约40年，这段时期，蜀地似乎可以定义为“张若时期”。目前不少人对张若是否“执政”蜀地40年、蜀候身份是否为蜀王后裔或秦公子存在分歧，各种说法似乎皆有道理，对此，并无准确可考的依据和结论。排除此处分歧，我们结合这段历史，对这段时期蜀地的权利格局做一个总结，以便更好的理解当时秦对蜀地的统治情况。我们可以把张若作为代表蜀地忠于秦国的一派官员，而这与秦治蜀的大体格局并不矛盾：
（1）初期的蜀候制度主要为一种类似分封的制度，原因是秦国入蜀后，当地原住民仍有相当的“蜀人”情结，为防蜀人强力反弹，秦国很难直接强推郡县制的模式。此时封蜀候主要是一种初期的“柔化”、“探索”、“过渡”政策，后期通过移民，以及时间作用，逐渐让蜀人融入秦国，从而获得秦人的身份认同感及“主人翁精神”，历史上所有民族的融合皆是如此；
（2）蜀候与“相”的结合，更像是一种象征性，其权力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可能也会参与一些不太重要的行政事务。而“国守”一职更像是“监国”，类似过去的“监军”，负责直接向秦国朝廷汇报工作，因此掌握了真正的大部分实权，当然包括最重要的军权。因此这也导致了第一任蜀候公子通与“相”陈壮的不满，而反叛秦国。张若也正因为掌握军权，使其在蜀候反叛初期与叛军能形成对峙直到秦国派军入蜀镇压；
（3）随着第一任蜀候公子通反叛被镇压，秦国统治者一定有所总结和教训，进一步削减了蜀候的权利，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提高“国守”的重要性，张若的前期良好表现也获得了秦国的进一步认可，其实权也相应增长。因此第二任蜀候恽更像是一个摆设，基本只保留物质待遇，而不参与政事。
（4）所谓“事不过三”，为防叛乱第三次出现，第三任蜀候绾地位甚至比第二任蜀候更低。“疑蜀候绾反，（秦）王复诛之”，从“疑”可以看出，蜀候绾的被诛，可能与其毫无关系，只是蜀地一些地方势力的反叛而已。此时秦昭襄王已经充分认识到蜀候制度的弊端，已成其心头之梗，决定彻底终结这种制度，将蜀地改为直辖模式的郡县制度，故而找了一个措辞“疑反”之罪而杀掉蜀候绾，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5）张若很可能在秦未入蜀时便跟随张仪、司马错在中原南征北战，其品性、才能深得司马错等人的信任，此时，张若大概20岁出头。因此司马错初定蜀后的离任之际，便向秦朝廷举荐张若为“国守”，以军权稳定蜀地大局。当时群雄逐鹿，英雄辈出，20几岁身负重职并不为奇。
蜀候制度的结束，以及蜀郡的设立，使秦国彻底将郡县制推行至蜀地，标志着蜀地彻底告别过去古蜀国的“影子”，进而真正成为秦国地方的行政区域，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秦国在蜀地的统治。
秦昭襄王29年（公元前277年），年过六旬的张若自成都攻入楚黔中郡，后被秦任命为黔中郡守。至此，张若完成了其在成都约40年的执政生涯。张若在中国浩瀚的历史中犹如一颗繁星，寂寂无名，甚至连历史资料记载也含糊不清，但这40年中，自跟随司马错入蜀，后历经筑成都、移秦民、镇三候、诛陈壮、置郡守、攻楚国、入黔中，使其从一位最初年轻的将官走向成熟的地方军政首领。期间诱惑无数，也危机四伏，而其独善其身、立场坚定、稳定大局，始终坚持了一位国家官员应尽的本职与信仰，于国、于民、于心，无愧，既是智者，也是能臣。张若在成都的40年，完成了秦国顺利统治蜀地的过渡，让蜀地终成为秦统一中国的坚强后盾，无愧为中兴之臣，也应为中华民族为官为臣的楷模！
今天，当我们走在成都少城大街时，也不应该忘记这位曾经的蜀地郡守在2000多年前带领成都人民修筑成都时的艰辛与气魄！

第二节 李冰置蜀郡，千古治水功
公元前277年，张若顺利从楚国手中收回黔中及江南之地。此时，整体形势对楚国似乎非常不利，看起来即将被秦国所灭。然而之后一系列的秦楚交战中，秦国并未能按照前期“得蜀望楚”的战略进一步顺利推进，两国局势开始处于拉锯状态，秦国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
秦昭襄王34年（公元前273年），韩国受赵魏两国夹击，秦为求“战略平衡”转而救韩，白起率兵击退赵魏联军，至魏将芒卯大败而被俘。韩魏两国开始向秦国臣服，秦昭襄王便想利用韩魏兵力，在白起的率领下共同伐楚。后来，“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奉命来到秦宫极力向秦昭襄王调解，春申君利用其能言善辩的能力，分析了秦此时灭楚的“厉害关系”，秦昭襄王被春申君说服，与楚国化敌为友，结为同盟。公元前272年，随着楚国太子熊完作为人质来到秦国，秦楚之间开始进入约30年的和平时期。自此，司马错提出的“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的战略在秦国开始按下了暂停键。

秦国外部政治格局的改变也影响了蜀地的战略作用，蜀地也从开始从灭楚的军事中转之地，转为秦国的大后方，进入相对和平的稳定时期，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新修水利也成为了蜀地的重要工作。因此，在秦昭襄王心中，蜀地需要一次人士变动，过去以司马错、张若等对楚的“主战派”已不太适合治理蜀地，蜀地急需一位德才兼备的搞经济建设的人才来担任新的郡守。
秦昭襄王开始让周围的人推荐合适的人才，此时身为中尉的田贵等人极可能向秦昭襄王推荐了李冰。比《华阳国志》早100年的东汉应劭《风俗通》曾记载李冰战江神的神话。在故事开头明确指出，李冰是秦昭襄王任命。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曾引《风俗通》文，说李冰的升任，起因是“秦昭襄王听田贵之议”，又有”秦昭襄王得田廣之议，伐蜀郡，平之后，命李冰为守。”田贵、田廣极可能是同一姓名的讹写，其也应该是《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站在司马错一边主张伐蜀的“中尉田真黄”。此外，司马错、张若等人也可能参与了李冰的推荐，因为司马错祖上也是自晋国投奔秦国，某种程度上与李冰算是“老乡”，（关于李冰的身世后面有分析），因此他们彼此非常熟悉且关系交好，作为前辈的司马错因此非常信任和看好李冰。
李冰的身世背景历史资料资料中未有准确的记载，目前主流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来自山西运城（晋国），一是陕西（秦国），也有人认为其来自蜀本地的今四川什邡一带。
关于山西运城一说，源于1999年，山西的李氏后裔李保生读了一本名叫《都江堰》的书，书中提到了李冰的族属、生地至今不详。想起自家族谱中有对“始祖李冰赴蜀治水”的记载，他激动万分地给都江堰市政协发了一封信，从此李冰籍贯为山西运城（晋国）这种说法开始传开。不过李保生一族家谱，52代之前都没有记载，似乎很难成为直接证据。历史上存在很多家谱的总序里将前代名人列为始祖的现象，为何家谱只记录了第52代到70代呢？李保生解释：家谱修订之风在清朝才盛行起来，早先一般人家不会修订家谱。因此，此种说法并不能直接证明李冰来自山西运城。

另一种说法，李冰籍贯为秦国（今陕西）则最有可能，且与山西运城家谱一事并不矛盾。由《通志.氏族略》中可知，李姓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史记》明确记载李耳老家在楚国，后来李姓子孙主要分成赵国和陇西两支。通过对历史资料前后顺序综合分析表明，李姓的人最初分布在楚、晋国一带；当晋分为韩、赵、魏三家后，李姓便开始分散于这三国。后来，其中一些人为求发展，进入秦国谋生。
由此看来，李冰的祖籍很可能由楚，入晋，再流入秦国。而其入蜀任职的时候，则很可能是从秦国调入蜀郡。当然，也不排除李冰前期就跟随张若、司马错等人自秦入蜀，辅助治理蜀地，并且在“张若时期”，在后勤建设等方面表现出其充分的才能，且与属地百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受到百姓拥戴。后来，在张若转任黔中郡守时，李冰受到司马错、张若、田贵等人的极力举荐，从而被秦昭襄王任命为蜀郡守。
关于李冰为蜀人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李冰次子“二郎”后来被百姓称为二郎神，后人专门为其立有纪念的祠庙。二郎神额上有第三只眼即“竖眼”，这与古蜀先王蚕丛“纵目”相吻合。另外，祭祀二郎专用羊肉，这与古蜀羌人存在很大联系。因此李冰一族也可能是一直居住在蜀地的古蜀人后裔。
此外，李冰在任蜀郡守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目前大部分人认为李冰任蜀郡的时间在秦昭王30年至秦孝王之间（公元前276~公元前251年)。部分人也认为其开始任职蜀郡守时为公元前273年前后。因为这个时候正秦楚停战的政治大背景转化之际，李冰的上任是说得过去的。不过其上任时间很可能为公元前276年~公元前273年之间的某一年，因为张若攻入黔中郡、江南的战争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在此过渡时期张若很可能由于“战时临时状态”被任命为黔中郡的郡守，而此时秦军仍需要从蜀地输送大量军事物质，而水路则成为主要运输通道。此时蜀地水患较多，需要一位能力出众的人主导蜀地水利及航道建设工作，李冰很可能此时被任命为蜀地郡守。其初期治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灭楚的航道运输。直到公元前273年秦楚休战，同盟建立，水利工作才转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
大部分人认为，李冰出生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02年前后，建功立业、造福一方百姓曾是他自小的理想和抱负，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以及初期的职业生涯中，李冰努力学习水利、天文、地里、建筑等各种知识。

公元前277年~公元前273年期间，李冰正是30岁左右的青壮年之际，受到蜀郡守的任命后，李冰十分激动，也非常感激秦王及同僚的信任。此时的李冰，时刻告诉自己，未来工作，不可懈怠，不可辜负他人期望，不可辜负自己，建设蜀郡将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和信仰。他也时刻不忘教育和培养自己的爱子“二郎”，上任后不久便经常带着十几岁的儿子，东奔西走、不畏艰险，积极投入了治水工作，后来二郎也成为其重要的助手。
李冰上任前，成都平原一带水患无数。由于成都平原属于冲击平原，西高东低，岷江自横断山脉奔踊而出，尤其到了夏秋雨季，大量冰雪融水以及雨水，带着巨量的泥土和沙石，任意肆虐成都平原。每次洪水来临，成都平原便成为一片汪洋，百姓的生命财产以及庄家作物被洗劫一空。洪水退去，则又成为赤旱之地，庄家无收。长期以来，水患成为了西川百姓的最大心头之祸。
开始，李冰邀请了许多有经验的百姓，对当地地形做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充分听取他们的建议。大家发现岷江自西面陡峭山谷进入成都平原后，流速开始减缓，江水中带来的大量泥土沙石开始堆积，淤塞河道。一旦水势上涨，便容易导致洪涝灾害。这个关键的水势交界处就在今都江堰玉垒山一带。于是大家决定凿开玉垒山，对岷江进行分流。其中一面将水流引入成都平原，既达到缓解水势、降低灾害作用，又可以灌溉成都平原，从而转害为利。
李冰等人便因此设计了的具体的都江堰工程方案。工程从上至下主要分为鱼嘴分水提、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入水口三个主要部分。通过三者科学的结合，达到了对岷江分水、防洪、灌溉的作用。
工程第一步便是修建宝瓶口，以作为引流至成都平原的入口。宝瓶口位置当时在岷江东岸，当时还是属于玉垒山一部分，因此需要凿开玉垒山。不过要凿开玉垒山谈何容易。当时没有发明炸药，于是大家想出了“火烧+水浇+人凿”想结合的办法，先用柴火烧热岩石，再浇上冷水，通过热胀冷缩使岩石发生松动后，再利用人工开凿。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将玉垒山凿开一个宽20米、高40米、长80米的山口，取名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出来的石堆叫“离堆”，离堆为宝瓶口靠岷江主流方向的西岸。相比今日的工程技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开凿玉垒山的艰辛过程。
凿开宝瓶口后，为顺利将岷江引入宝瓶口，需要在宝瓶口上部河心修筑一道分水堰，也叫“金刚堤”。于是大家将大量装满鹅暖石的竹笼堆在江心的沙滩上，最终形成一个约800米长、宽75米、高120米的狭长小岛。如此一来，岷江被分成两条流向：分水堰西边（岷江靠西岸方向）为岷江主流继续顺流而下，被称为“外江”；另一边流入宝瓶口方向至成都平原（岷江靠东岸方向），称为“内江”。分水堰前端形状尤似一条大鱼的头部，因此被称为“鱼嘴”。
自鱼嘴分流处开始，内江入水口处河岸呈凹型，外江入水口处河岸呈凸型，整体形成一个弯道。由于弯道的水力学作用，大部分带有泥沙的主流进入外江，而内江水流则比较清澈，从而达到了良好的分沙作用。这样的设计被称为“二八分沙”。


图2-2-1 秦都江堰工程示意图
作为人工导流的内江，河床修得狭窄，且河床较外江更深，而外江河床宽阔且较浅。如此，枯水季节，百分之六十的江水流入河床更低的内江，保证了成都平原的供水量。当水量充沛季节，因为弯道动力学作用，水流大量冲向弯道内侧（外江一侧），大部分水从外江排走。通过如此巧妙的安排，无论枯水还是丰水季节，皆达到了自动分配内江、外江的水量，被称为“四六分水”。
为了更好的起到泄洪排沙的作用，李冰等人又在分水堰尾部与离堆之间修了一条长约200米的溢洪道，溢洪道河心修了一道“飞沙堰”，多余的内江水通过溢洪道流入外江。一方面，在洪水较大时，溢洪道可以自动泄洪，使多余的内江水流入外江主流；另一方面，利用江水直冲内江水底崖壁而产生的旋涡离心力，将泥沙从河道侧面的飞沙堰排走，从而避免泥沙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飞沙堰有效地减少了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沉积，剩余的沙石会在飞沙堰对面的回水区沉积，到时候再用人工将其疏浚。当时修建飞沙堰，也是采用竹笼装卵石堆填的办法，如今的飞沙堰已改为混凝土浇筑。
此外，李冰在工程处制作了专门的水位观察设施，即三个人形石桩，安置于水中，按照“枯水不淹足，洪水不过肩”的标准确定水位高低。这三个石人据传一直保存到清末，但今已不存在。另外，李冰等人还凿制了石马置于江心，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疏浚河道淤沙的标准。
公元前256年，李冰带领蜀郡老百姓，经过约18年的艰辛和努力，集合了无数的经验智慧，终于建成了这一闻名于世的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从此让成都平原远离频繁的洪水泛滥，也让成都平原成为川西粮仓与千里沃土。自此，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川之地也成为了丰饶富庶的天府之国。直到2300年后的今天，都江堰工程仍在发挥着其作用，灌溉着这片丰饶的土地，造福着世世代代的蜀川人民。

都江堰工程的伟大，更体现在其设计的精巧与智慧，整个工程并没有通过修建一道大型水坝对原有水势进行“围”、“堵”，而是利用自然的“地利”优势，进行“疏”、“导”，从而达到了一种自然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了中华名族的传统的“道”家思想及智慧，即“天人合一”，道即永恒，道即无形。
1940年代，日军曾准备炸毁都江堰，以截断成都乃至四川的生命线。于是，派出了最优秀的飞行员驾着战斗机飞至都江堰的上空。然而日军飞行员看到的只是无数条奔涌的河流，却没有找到一条想象中拦截江水的大坝。几枚炸弹投下去，看到的只不过是岷江的几朵浪花，最后日军只得失望而去。1943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冯玉祥将军的陪同下参观都江堰时，他激动地说道：“都江堰是中国的骄傲，它为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起了支持性的作用。”
修成都江堰后，李冰父子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万分感念和拥戴。父子两站在玉垒山上，看着岷江之水，心理涌起无限欣慰和感慨，李冰似乎兑现了年轻时建立丰功伟绩、造福一方百姓的理想。但他并没有因此自满而停下脚步，他时刻激励自己，只要生命还在，就让其继续发光发热，继续照亮这个世界，照亮一方水土与百姓。或许对于他来说，不停地做事，是一种习惯，只要活着，这种习惯就不会被打破，这或许就是一种根植于心深处的信仰。这个世界，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让坚持到最后，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做成伟大的事业！
在未来的郡守期间，李冰继续带领当地百姓完成一些列水利及民生工程，直至晚年。这些工程主要包括：
（1）疏通笮道文井江、穿羊摩江等疏导工程。这一工程沟通了成都平原文井江、武阳江、岷江的水路交通，开通了羊摩江等疏导与灌溉工程。
（2）穿两江入成都、建七星桥。该工程疏浚了郫江与检江（府河、南河前生），使府河、南河水量大增，成为成都稳定而充沛的水源，同时也使府河、南河经成都直接汇入长江，从而使成都成为长江中上游水路交通枢纽，让“门泊东吴万里船”成为现实。此外，在检江上建有万里桥、笮桥；郫江上有市桥、江桥、冲治桥、长升桥、永平桥，形似北斗七星状，故而得名七星桥。
（3）导洛水。这是李冰晚年的一次大型水利工程，疏通了洛水（今什邡石亭江一带，沱江上游河流）泄入沱江的障碍。
（4）治绵水。李冰晚年工程，治理了绵水（今绵远河，沱江上游河流，流经绵竹、德阳市中心）的引水灌溉工程。
（5）凿广都盐井。李冰在治水过程中发现了地下浅层卤水，受到启发，于是带领百姓开凿了我国第一口盐井——广都盐井（今成都双流），解决了成都平原百姓缺盐的历史。
（6）修筑僰人道。李冰在治水之后，带领蜀人采用与修筑都江堰类似的“积薪烧岩”办法，继续修筑僰人道。起自僰人道县，末至宜宾。秦朝末年，秦将常頞接僰人道继续开凿“五尺道”，经过传说中蜀帝杜宇的故乡朱提（今昭通），至云南曲靖，成为连通四川盆地至云贵高原的重要官道。
以上皆是李冰在蜀郡期间完成的一系列重要的工程。据说李冰是在导洛、治绵时期因劳累过度而逝世于今什邡。
197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公社出土了一件秦国铜戈，铭文有“二年，上郡守冰造”。有人推测是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的器件。“冰”作为冷僻字，在郡守级别中极少人使用，很可能是李冰的名字。因此，李冰很可能在公元前245年之前（即公元前251年左右）离开蜀川，调任至上郡守。另外，内蒙准格尔旗瓦尔吐沟秦墓还曾出土一件青铜戈，上有“十二年，上郡守寿造”，说明公元前235年（秦王政十二年）上郡守已不是李冰。因此推测，李冰约公元前235年已退休或离世。假如，其首任蜀郡守时为30岁左右，此时李冰大约为70岁。
不管李冰是否逝世于蜀川，还是后来转任至上郡，无可否认，其在蜀郡守期间，从未停止过解决民生的工作，从未放弃过其最初的信念和坚守，如果用一组词概括其一生，或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为合适吧！
李冰逝世后被后人尊为“川主”，四川各地修有不少川主庙，尤其都江堰东畔的二王庙名气最大，祭祀最盛，这或许是寄托了蜀川人民对李冰父子最深的爱戴和敬仰之情。
或许，对于李冰的最好纪念，是玉垒山前那一江横贯千古的清流之水！

@shenbjiang 2020-07-02 10:55:44
我也很喜欢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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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成都！

@lsyr87 2020-07-02 12:53:03
一直很喜欢古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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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化神秘而悠远，许多地方还有待学术界深入研究。

@onp627 2020-07-02 14:01:41
涨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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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第三节 始皇灭六国，卓氏入临邛
公元前251年，蜀地“李冰时期”结束。同年，秦昭襄王去世，享年75岁。其56年的执政生涯，可谓秦国历史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秦昭襄王时代是秦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决胜时代。期间，巩固了对巴蜀的统治，巴蜀的稳定，对秦以后的统一战争有巨大促进作用；启用范睢，采用“远交近攻”，为秦国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重用白起，秦军所向披靡，南挫强楚，北服燕赵，屡次重创诸国；灭义渠、东周，皆是昭王一生最重要的功绩。翦伯赞曾精辟的概括，昭王末年，“秦对六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秦昭襄王逝世后，太子秦孝文王即位。秦孝文王或许是由于前期压抑已久，导致此时过度“兴奋”，加上年事较高（53岁），仅在位3天后便离世。之后，秦庄襄王即位，3年后也离世。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嬴政即位。在其之后的26年中，在中原大地，秦国便开始进入了攻灭六国的最后冲刺。
公元前221年，齐国作为最后六国之一，在强大的秦国面前不战而降 ，齐王建被送至一个名曰“共”的地方，饿死于荒郊野外的松柏林间。至此，秦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这期间，蜀地历经了两任郡守。公元前238年，秦曾任命“金”为蜀守。之后，公元前210年，“武”任蜀郡守。

秦统一中国后，在云南设置了郡县制。公元前210年前后，秦国以蜀地为桥梁，拟加强对云南的统治，便组织了大量人力，从今天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开通了“五尺道”，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五尺道成为了蜀地通往云南的重要官道和商道，加强了蜀地与云南的进一步联通和交融。2200多年后的今天，仍能看到许多五尺道的遗迹，石板历经沧桑岁月的洗礼后，留下的骡马印痕和人行走后留下的印痕等清晰可见，使这里成为了历史悠久的天然博物馆。秦汉时期，通过五尺道与安南道(昆明—越南)的衔接，以及五尺道延伸线(到祥云)与博南道的衔接，从成都出发东可通越南，西可达缅甸，远致印度、阿富汗等地，这便是著名的陆上南方丝绸之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久，朝廷下令祭祀名山大川。当时全国共46郡，敕封的国家祭祀的名山大川总共18处，其中蜀地达到2处。蜀地将李冰时期修建的“三祠”中的渎山祠（今赵公山）、江渎祠列为官祠。秦王同时下令在都江堰渠首为李冰立祠。由此可见，蜀地、都江堰对秦国的重要性。无疑，李冰的功绩在秦王心中也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
蜀川之地经过20多年的“李冰时期”，通过大量的水利工程建设，使蜀地洪患得到基本解决，生产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成为了富庶丰饶的“天府之国”。蜀川也成为了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西南大后方。总结起来，成都平原对秦在统一六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粮食。据200多年后的公孙述时期记载，“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此粮仓从秦沿用至公孙述时，至少使用了300年左右，应是一规模很大的官仓。

其次是铁器。秦入蜀后，成都临邛一带的铁器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成为秦统一天下的重要物资。秦国征战中的许多兵器、工具、原料多出于成都。
临邛铁器产业的崛起，主要与来自于中原之地的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
秦入蜀后，秦国一直未停止向蜀地移民的步伐。公元前238年，在通往蜀地的移民队伍中，出现了一位大人物的身影——曾权倾朝野的丞相吕不韦。由于门客嫪毐叛乱，被嬴政诛杀，吕不韦受到牵连，被嬴政罢职流放至蜀地。途中，吕不韦回忆过去峥嵘岁月，年轻时奔走经商，曾富可敌国，后位极人臣，被秦王拜为“仲父”，一生可谓高光至极。反观眼前，家产血本无归，政治一落千丈，在蜀地又不知道将受到何种境遇。想到此处，悲痛不已，绝望之中饮鸩自尽，一代枭雄死在了入蜀的半路之上。
此时，在入蜀的队伍中，另有一批族人，在秦兵的监视与督促下，推着轮车，不远万里，坚持长途跋涉，从赵国奔赴蜀地。在未来的上百年历史中，他们在蜀地创造了巨大的商业奇迹，终成一方豪族，他们便是临邛卓氏。
战国时期，七雄并立，风云跌宕，秦国强势崛起，大有气吞山河之势。而紧邻秦国北面的华北平原，赵国也作为首屈一指的强国而存在。邯郸作为赵国首都，东接齐国，北通燕国，南连韩魏，西与强秦为邻，成为了战国时期的交通枢纽和一线城市，被称为“中央之国”，重商主义自然成为邯郸城的一大特点。邯郸附近铁矿资源相当丰富, 战国以来即为最负盛名的冶铁中心，也是当时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当时，邯郸的冶铁业与宛（今河南南阳）、棠溪（今河南西平)、临淄（今山东临淄北）和燕下都（今河北易县）等冶铁城市同享盛名。吕不韦曾在此经商，低买高卖，大发横财，家累万金，最后还“奇货可居”，做成了贩卖秦国君主的一笔巨大的“期货”生意。

根据一些零散的资料和传说琐记，卓氏家族久居邯郸，最初从一些小生意做起，在赵国经商数代人，并伴随着赵国的兴衰荣辱。据说其祖上贩过马匹，兼及木材、石料、布帛，由于精明能干，买卖越做越兴旺，逐步累积了资本，富甲赵国。祖上曾经帮助赵武灵王从遥远的蒙古贩来大量马匹，使赵武灵王的骑兵迅速壮大，通过“胡服骑射”，让赵国成为了军事强国，继而开疆拓土，驰骋于北方大地。
战国时期，青铜曾是最主要的金属资源，广泛用于武器和高端器具打造。由于铁器冶炼及锻造技术受限，故并未广泛普及。不过，卓氏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位具有工匠精神的冶炼专家、技术革新者。卓氏与只想通过低买高卖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他把冶铁事业一开始就面向了大众用户，向着普及化、专业化转变，而且通过技术的不断提升，让冶铁技术得到了大力发展。战国前期，老旧铁冶炼方式方法打造铁器费事费力，器械也极其简单，不但无法跟青铜比拟，更无法适应当时的农业生产需求。卓氏创新的“高温液体还原法”熔炼技术，是在石砌或者泥筑的炉中，使用木炭在摄氏1150°至1300°的高温下熔炼，得到液态金属后注入铁范铸成铁器，这样就可以制造出器形复杂精美的铁器，而且提高了铁器的品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为铁器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卓氏也成为了赵国及北方一带名副其实的“钢铁大王”。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赵国虽然富足繁荣，却抵挡不住秦国的铮铮铁蹄。公元前229年，秦王嬴政派王翦率军进攻赵国，秦军突破井陉口，攻下邯郸，俘虏了赵王迁，赵国灭亡，卓氏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钢铁帝国也随之坍塌。此前，卓氏在赵国的长年对外战争中，曾长期作为赵国的坚强后盾，为赵国提供军事所需的铁器物资。秦赵决战之际，也曾通过人力物力，与赵国上下同仇敌忾、散尽家财，积极参与“邯郸保卫战”。而赵国灭亡后，卓氏已有心无力，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秦国为防止赵国过去的地方豪族势力滋事作乱，没收了其大部分财产，同时为了发展蜀地经济，便将大批达官贵族及百姓发配至蜀地，卓氏一族也在其中。面对国破家亡，以及万里发配，卓氏并没有心灰意冷。卓氏在入蜀前，便早闻临邛地方有大量铁矿。于是他们遣散了大部分门丁，仅留下了极少懂得铁器技术的随仆工匠一起迁至蜀地。此时，他们心怀信念，告诉自己，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一定要坚持到临邛，因为那里有他们家族的希望。只要希望还在，就绝不放弃！
经过约3000里的长途跋涉，卓氏终于穿越了几乎整个秦国，从当时最北方的邯郸，来到了西南端的临邛。安顿好一切后，卓氏便开始了重启铁器的事业。调研完当地的铁矿之后，开始招揽百姓进行采矿，并让随行的铁匠带领大家铸铁。当时，秦国在当地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方法，以鼓励移民积极参与生产，这为卓氏的铁器事业带来了丰厚利润。卓氏的铁器不仅受到蜀地百姓的欢迎，也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大量铁器被政府用于对外军事扩张，临邛也成为了秦国最重要的铁器来源地。几年之后，卓氏通过努力，在临邛已富甲一方。约半个世纪后，卓家还出了位才女，名叫卓文君。
此外，鲁国程郑氏也靠在临邛铸铁发家，与卓氏皆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继卓氏、程郑氏之后，公元前210年，秦继续迁徙了一大批上郡（今陕西绥德）百姓到蜀郡临邛一带置业生活。他们或农或商，通过勤劳耕作或生产，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终让自己和子孙后代成为了真正的蜀川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