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至柔无为 时间：2016-01-22 08:16:48
@李汎A 2016-01-21 19:07:33
@至柔无为
再向你请教，毛主席在朝鲜战争，指挥过那个战役，而且是战果辉煌！金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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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汎A 2016-01-22 13:36:19
让毛泽东刮目相看的抗美援朝战中的前国军中将曾泽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31dae00101hhso.html
5月间，曾泽生因车祸负伤回国治疗，受到了毛泽东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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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毛泽东刮目相看的抗美援朝战中的前国军中将曾泽生】这是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的战役？看样子你是真的拿不出来了，既然【5月间，曾泽生因车祸负伤回国治疗，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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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作为战术家 蒋介石是拙劣的外行
2016年01月25日 08:23
来源：人民网 作者：佚名
http://news.ifeng.com/a/20160125/47218118_0.shtml
813人参与 23评论
核心提示：周恩来：作为一个战术家，他（蒋介石）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蒋介石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周恩来曾评蒋介石：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

原编者按：近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答问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答问录，收录了周恩来同志1936年至1971年期间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以及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答问、散发的声明等文稿64篇，约30万字；书中同时收录83幅珍贵历史图片，图文并茂。书中收录的1936年7月9日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一文中，周恩来同志回答埃德加·斯诺的提问“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时表示，“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原文如下：

埃德加·斯诺：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

周恩来：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试图用猛攻来夺取阵地。一九二七年的武汉战役中，蒋介石带领一个师在别人失败后进攻那个城市，把全部力量用于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个师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复了那种错误。他袭击了由孙传芳防守的那个城市，并拒绝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师。孙传芳撤退，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赶入城墙和河流之间的陷阱。蒋的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拥有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一师三个师，但他只用了第一师。叶剑英（现在是东征的红军参谋长）那时统率第二十一师。蒋的愚蠢使叶厌恶，不久就离开了他的指挥部。

在这次陕西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进攻红军并歼灭他们。陈诚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他拒绝这么做，怕遭伏击。我们截取到他给蒋介石的复信。我们实在欢迎这种集中，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于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把张学良部队六千人解除了武装。对南京说来幸运的是，蒋介石并不经常亲自在前线指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楼主：至柔无为 时间：2016-01-25 13:19:06
楼主：至柔无为 时间：2016-01-22 08:16:48
@李汎A 2016-01-21 19:07:33
@至柔无为
再向你请教，毛主席在朝鲜战争，指挥过那个战役，而且是战果辉煌！金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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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汎A 2016-01-25 15:27:38
@李汎A 2016-01-22 13:36:19
让毛泽东刮目相看的抗美援朝战中的前国军中将曾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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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朝鲜战争里那个战役是毛泽东自己亲自指挥的？你绕了一大圈，连个正经屁都没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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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问题只有敢于脱裤子放屁的人才敢放出了！

@李汎A 2016-01-21 19:07:33
@至柔无为
再向你请教，毛主席在朝鲜战争，指挥过那个战役，而且是战果辉煌！金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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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你第一个问题：1+1等于几？

楼主：至柔无为 时间：2016-01-28 08:10:13
@李汎A 2016-01-21 19:07:33
@至柔无为
再向你请教，毛主席在朝鲜战争，指挥过那个战役，而且是战果辉煌！金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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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汎A 2016-01-28 18:46:44
请教你第一个问题：1+1等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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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的文化知识，还有在天涯混，还有发主帖，懂得羞耻二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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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回答，

八旗军的衰败在康熙平三藩时已充分暴露
2015年09月17日10:14 新华网 我有话说(2,076人参与) 收藏本文
作者：宫玉振，原题为：《治国困境：无法持续的盛世》
http://history.sina.com.cn/bk/mqs/2015-09-17/1013125685.shtml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等，这些辉煌的盛世是所有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回忆。然而王朝不断循环的现实表明，中国历史上再伟大的盛世也只能维持于一时。那些无法持续的盛世，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困境。

困境一：集体腐败导致的王朝政治周期性紊乱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表明，统治者对百姓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带来的往往是王朝的速亡。因此历史上那些明智的统治者都会以轻徭薄赋、量入为出为基本国策，避免对百姓的搜刮过度，也就是所谓的“仁政”。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往往被认为是实施“仁政”的结果。

然而，“仁政”的前提是君主与官僚必须进行自我约束，以“明君贤臣”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明智的统治者一定是强调“为政以德”的。然而在现实的政治中，对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来说，道德的约束力永远是有限的。缺乏权力的制约，缺乏高于王权的法律，君主可以随意地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财产。只要他愿意的话，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他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

对于官员来说同样如此。尽管官员被要求清正廉明，但道德的自律无法约束官员的逐利冲动，无法防止官场腐败的蔓延，而官场集体性腐败的结果是统治成本的不断上升和治理效率的不断下降，最终使整个社会无法正常运转。以道德的自许始，以腐败的结果终，这个剧情几乎在历代王朝都不断地重复上演。

困境二：人口增长导致的周期性土地危机及社会失序

土地占有相对平均、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这是形成盛世的基础，而盛世的结果必然是士民繁庶，人丁兴旺。但是，土地总是相对有限的，盛世所带来的人口增加，必然会带来土地的紧张。再加上禀赋、机会、权力等因素的差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贫富的不断分化。

在土地是主要社会财富的时代，贫富分化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土地向特定人群不断集中。当土地集中由于人口增加而进一步加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失去土地而变成流民，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社会的失序。

为了应对失序的社会，王朝往往就不得不打破过去奉行的轻徭薄赋、量入为出的政策，开始实施强征，而强征又必然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于是每个王朝都挥之不去的噩梦——周期性的农民起义传统便开始形成。动荡与破坏导致王朝循环，人口下降，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得以缓和。然而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旧王朝的鼎盛最终成为追忆，人们也就开始在新的王朝中期盼着又一轮盛世的出现。

困境三：承平日久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周期性衰败

几乎所有新的王朝都是依靠武力来建立的，军队是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基础。然而一旦盛世来临，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军队战斗力的维系便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出现所谓的武备渐弛。更重要的是，历代王朝出于控制军队的需要，往往会采取“以文制武”的策略，把军事力量纳入庞大的官僚体系之中，其结果是导致军事力量本身的官僚化，而这就会进一步导致军队体制的僵化与内部管理的腐败化，从而使军队一步步丧失战斗力，由此历代王朝的军事力量也就很难摆脱周期性衰败的宿命。


如明代的军队在明初的时候有相当的战斗力，然而到正统年间已经“手不习攻伐击刺之法，足不习坐作进退之宜，目不识旗帜之色，耳不闻金鼓之声”，到崇祯年间更是“矢折刀缺，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辄堕”，以至于“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

八旗在清朝初年号称“劲旅”，然而入关之后，随着战事的减少，军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其衰败在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乾隆年间更是出现了检阅时“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可笑场面。八旗衰败之后，绿营成为清政府维持统治所依赖的武装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营也日趋衰败，到了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和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时，身为国家正规军的绿营已经是不堪一用了。

军事力量的衰败导致的是统治者失去应对内忧外患的基本能力，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动荡，盛世外强中干的真相就会一下子被捅破，王朝也就会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

(责编：hunan)
文章关键词： 康熙 八旗军 三藩

毛泽东51年为何发怒称：要把岸英从朝鲜调回来？
http://news.ifeng.com/a/20160129/47284868_0.shtml

时间过了不久，王鹤滨来到菊香书屋院内，见叶子龙正从毛泽东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与他打了个照面。叶子龙忧郁地对王鹤滨说：“没办法，岸英牺牲的事，主席还是知道了。”王鹤滨表示自己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便追问是谁告诉主席的。叶子龙无可奈何地说：“我送文件给主席，尚未离开，主席就带着怒气发话了：‘把岸英调回来，他怎么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主席发了脾气，他不知道岸英是调不回来了，我只好向他讲岸英同志牺牲了，这是另一个翻译同志写的……我接着讲了岸英同志牺牲的经过，主席听后惊呆了……”

刘思齐曾向毛泽东提出把毛岸英的遗体运回祖国安葬，但毛泽东一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打消了刘思齐的想法。刘思齐后来离开毛家，改名刘松林，与一位空军干部组建了家庭，生有两个孩子，这是后话。

@李汎A 108楼 2016-01-28 18:46
楼主：至柔无为 时间：2016-01-28 08:10:13
@李汎A 2016-01-21 19:07:33
@至柔无为
再向你请教，毛主席在朝鲜战争，指挥过那个战役，而且是战果辉煌！金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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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你第一个问题：1+1等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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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的文化知识，还有在天涯混，还有发主帖，懂得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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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须回答：1十1等于几即可，不会没人教你吧！

@李汎A 117楼 2016-01-30 12:49
楼主：至柔无为 时间：2016-01-30 08:42:14
@李汎A 108楼 2016-01-28 18:46
楼主：至柔无为 时间：2016-01-28 08:10:13
@李汎A 2016-01-21 19:07:33
@至柔无为
再向你请教，毛主席在朝鲜战争，指挥过那个战役，而且是战果辉煌！金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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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你第一个问题：1+1等于几？
就这样的文化知识，还有在天涯混，还有发主帖，懂得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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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真的需要给你请个家教，帮你回回炉

【文从沈梦】六十年前的北京一天
2016-01-30 18:10:11 文从沈梦视点
六十年前的北京一天

57年留苏学生给邓小平让座为何被毛泽东制止
2016年02月01日 08:04
来源：百年潮 作者：朱祥忠
http://news.ifeng.com/a/20160201/47315308_0.shtml
16371人参与 111评论
核心提示：这时坐在毛主席身边的苏红同学才发现，人群后面还站着邓小平同志，她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请他坐下。毛主席却一把拉住她，打趣地说：“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让他为人民服务，站一会儿没关系。”





邓小平与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5年3期，作者：朱祥忠，原题为：《听毛主席作报告》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活动并出席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首脑会议。我们留苏的同学们一直关注着代表团的活动，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果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我们，17日上午到莫斯科大学听报告，毛主席要见我们了。

17日一大早，在莫斯科学习的本科生、进修生、实习生，还有部分军事学员3000多人早早挤到学校礼堂，希望目睹一下毛主席的风采。

上午10点左右，驻苏联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李滔宣布，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国内形势报告。陆定一的无锡口音很重，很多人听不懂，讲了好几个小时，同学们有点坐不住了。但主要还是大家最想见毛主席，他能否来、何时来，还没有确切消息，所以听报告思想不集中。大家不断向主席台递条子，主持报告会的刘晓大使则不断地翻看，微笑着对陆定一说：“都是一个内容：要求见毛主席。”

后来听使馆的同志讲，其实毛主席对留苏学生很关心。他一到莫斯科就向刘晓大使询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刘晓大使汇报说同学们非常想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我也非常希望见到他们。我今年5月在北京就与到访的伏老（伏罗希洛夫）说过，我不想当国家主席，想到大学当一名教授。我非常愿意同青年们在一起，他们年轻，思想活跃，很开朗，常听听他们的意见，很有好处。我想麻烦你这位大使，去安排一下和学生们见面。”

陆定一的报告直到下午3点才结束。大家利用这一休息时间，吃了点随身带来的食品。这时刘晓大使向大家通报说，由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进入关键阶段，工作十分紧张，昨天毛主席忙了一天，夜里又通宵工作未眠，今天早晨才睡下，等毛主席醒后才能来会场见大家。这个消息使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毛主席太辛苦了，应当让他好好睡一觉，只要他能来，我们等多长时间都行。

下午6点，水银灯突然都亮了起来，把会场照得如同白昼。每人都使劲地睁大眼睛向主席台望去。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了，毛主席、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刘晓大使陪同下，依次走上主席台就座。顿时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和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大厅。沸腾的情绪久久平静不下来。毛主席走到讲台的前沿，从左边走到右边，含笑着向大家频频招手问好，并示意大家坐下来，开始讲话。

毛主席的讲话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报告，而是同大家聊家常一样，有问有答，台上台下，欢声笑语，连成一片。


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毛主席发现有些同学听不懂湖南话“世界”两个字，便用英语说：“世界就是world。”那时同学们会英语的不多，多数人还是听不懂。

毛主席又问刘晓大使：“世界”俄文怎么说？刘答：“米尔。”于是毛主席就解释说：“米尔是你们的，当然我们还工作，在管理国家，米尔也是我们的。但是，你们看，我们都老了，好像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台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这时全场又响起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

@李汎A 117楼 2016-01-30 12:49
楼主：至柔无为 时间：2016-01-30 08:42:14
@李汎A 108楼 2016-01-28 18:46
楼主：至柔无为 时间：2016-01-28 08:10:13
@李汎A 2016-01-21 19:07:33
@至柔无为
再向你请教，毛主席在朝鲜战争，指挥过那个战役，而且是战果辉煌！金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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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你第一个问题：1+1等于几？
就这样的文化知识，还有在天涯混，还有发主帖，懂得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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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1十1＝多少都不敢回答的傢伙，你作狗都资格不够

清朝靠什么打江山、坐天下？
http://history.sina.com.cn/bk/mqs/2015-10-21/1022127021.shtml
2015年10月21日10:22 时代周报 我有话说(483人参与) 收藏本文
清军入关时兵数仅20万余，连同眷属并奴仆最多百万，进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之后，却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效平定汉族等各民族、各种政治势力的反抗，建立起对全国持久而稳固的统治，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谜。

东北， 正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是他们的大后方所在。图为辽宁沈阳故宫八旗亭与敬典阁。东北， 正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是他们的大后方所在。图为辽宁沈阳故宫八旗亭与敬典阁。
作者：定宜庄

雍正帝形容驻防八旗在地方为“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却让人不知不觉，这是满族统治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手段日趋成熟的表现。至于如今人们多认为八旗入关后作用越来越微弱，其实正是清廷制造的假象，是他们刻意要达到的效果。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蒙元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统一中央王朝，但它在中国的统治时间，要比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长得多，持续了将近300年之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

清军入关时兵数仅20万余，连同眷属并奴仆最多百万，进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之后，却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效平定汉族等各民族、各种政治势力的反抗，建立起对全国持久而稳固的统治，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谜，是令历史学家倍感兴趣并希图解开的一个历史之谜。

但在中国人乃至中国的学者看来，将这一现象渲染成为“历史之谜”，却未免有些过甚其词、大惊小怪。因为事实似乎很清楚，清朝能坐几百年的天下，那是因为他们“汉化”了，“汉化”使他们继承了汉唐宋明等中国传统王朝的一整套统治制度，这是他们得以维护数百年统治的基础。

其实老一辈史学家早已指出过，清朝的统治特点，是沿袭明而不同于明，正是这些不同于明之处，造成清朝统治得以成功的诸多特征，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八旗制度。清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一再强调“八旗为我朝根本”，极言这一制度对他们统治的重要性。

本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根本”，都不可能长久地稳坐天下，这是一个常识。而八旗制度与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共存亡，恰是满洲统治者未曾被完全“汉化”的证明。可惜的是我国的清史学界迄今为止对此仍未予以充分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在国家纂修清史的这场耗资巨大工程中，竟然没有为“八旗制度”留下一席之地，在数十个专述典章制度的“志”中，竟然不列“八旗志”。

八旗劲旅：“打江山”的根本

从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立大金国的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算起，到1644年入关占领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个水滨山野、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统一诸部、开国奠基、攻占辽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这一系列的功业，所用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对此，深想的人其实不多，泛泛说起，便提到女真(后来的满洲)人的骁勇善战。殊不知骁勇善战的北方诸民族，呼啸驰骋于山林草原并不自满洲人始，何以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一场叱咤风云的、有声有色的活剧？这除了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的出场之外，还需要的，就是组织。正如同金代女真不仅有完颜阿骨打，还有“猛安谋克”制，后起的努尔哈赤能够克敌制胜，靠的不仅是骑射技艺，更重要的，是八旗这个后来成为清代制度的组织。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是满语(niru)，本义为“大箭”，派生义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十人围猎群体。明朝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年，公元1601年)前后，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首次进行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统管，改编后的牛录被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以纯色为辨。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再次对牛录组织进行改造，完善了牛录—甲喇—固山的体制。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为满洲八旗的源起。

八固山 (八旗)是牛录组织的扩大，也继承了牛录的组织特点，首先是兵民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其二是军政一体，有事抽调，无事归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作战时绝无粮饷军器之运转，军卒皆能自备而行，这是八旗劲旅行军作战骁勇神速的原因之一。

皇太极即位后，在八旗满洲之外又增设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从此八旗有满洲、蒙古和汉军之分。从此擅长突骑野战的八旗蒙古成为满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长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汉军八旗的加入，对于原来只轻骑兵、轻火器的满洲人来说，亦有莫大助益。但八旗仍是八旗，权力始终集中在满洲贝勒手中，是绝不可旁落的。

1644年入关时的八旗劲旅，在对农民军与明朝残存势力的战争中以一当十，摧枯拉朽，那是八旗武力最精锐、最强盛的时期。

入关后的“巩固根本”

当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面对着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复杂、极其险峻的局面。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们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劲旅之外，还能有谁？由明军的降兵降将编成的绿营，人数虽然数倍于八旗，他们又岂敢依恃？他们殚精竭虑，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使为数如此之少的精兵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何依靠它来维持清朝在这样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复杂的国土上的统治。并因此而对八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其宗旨，当然是要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

变革的第一步，是制定旗饷政策，使八旗官兵向职业军人的方向转变。这是入关后八旗制度最深刻的一项变革。

入关后的八旗官兵倾其全力投入战争，清廷虽然也沿袭入关前旧制为他们分配了“份地”，但他们却不可能仍然沿袭入关前“兵农不分”的传统，利用土地来进行生产。随着八旗“份地”大量丧失与转手，越来越多的八旗兵丁丧失了从土地获取收入的经济来源。为解决这一问题，使八旗兵丁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征服战争，清廷甫一入关，即制定旗饷政策。八旗兵丁的收入，以月饷和岁米为主，又视兵种之别而有等级之分，此外还有岁米，为每名每年24斛。这便是清代所称“铁杆庄稼老米树”的由来，所谓“铁杆庄稼”，说的就是这种收入的稳定性。清廷对八旗兵丁的一切采取“包下来”的办法，用官费为他们建造房屋，凡遇红白喜事均由官给赏银，迁徙时由官给一切用度。重大变革的另一项，是建立驻防八旗制度。

清朝建都北京，本着“居重驭轻”的用兵原则，将八旗精锐半数驻于京城，是为禁旅。同时亦不忽视对广大地方的控制，做法是在全国各大省会、水陆要冲、边疆海防，派遣八旗长期驻守，以控扼京师以外所有最重要的军事据点，是为驻防。这样一支不仅常驻于边疆，而且常驻于腹里内地的制度化的武装力量为历朝所未有，是满洲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主要工具。而它所监视、控制的主要对象，则是绿营。

清代绿营额兵60万-80万，以标、协、营、汛的组织系统分散驻扎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关隘、水陆交通要冲，形成严密的控制网络，而对这支人数远较八旗多出数倍，又是由汉人、特别是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的明军降兵降将组成的军队加以监视和控制，并对地方起着巨大威慑作用的，则是10万八旗驻防。以10万八旗兵控制数十万绿营，再以人数比八旗驻防多出数倍的绿营兵控制全国百姓，恰好像是以臂使手、以手使指，作为用兵措施，十分高明。

晚清驻守广州的八旗兵。晚清驻守广州的八旗兵。
军 绿营

“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

驻防八旗有两个特点，历来未被史家关注，却是理解八旗制度入关后对清朝统治所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

其一，清朝统治者虽然在实质上，对强化八旗驻防的镇压作用始终未曾放松，但做法上却竭力让八旗退居幕后。无论驻防何处，八旗官兵都集中居住，自建“满城”或“满营”，从不与民人混居，亦从不轻易出动，地方上若有治安问题和骚动，都由绿营出面处理，令他们充当恶人角色。但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则可就近出兵。雍正帝形容驻防八旗在地方为“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却让人不知不觉，这是满族统治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手段日趋成熟的表现。至于如今人们多认为八旗入关后作用越来越微弱，其实正是清廷制造的假象，是他们刻意要达到的效果。

其二，驻防八旗事实上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为直省驻防体系，位于中原各省和长城沿线，与京旗一样，依靠朝廷的钱粮为生，以当兵挑甲为生活的唯一来源。另一部分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区的旗丁，他们直到清朝中期，仍然保持着亦兵亦民的传统，对旗饷的依赖远远少于关内旗人。而站在前台的，却始终是驻守于江宁、杭州、西安等繁华省会的旗兵，以为他们就是驻防八旗的全部，他们的贪恋享受、懒散无能，也就意味着八旗劲旅战斗力的衰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清史稿》对清代兵制的变化所作的评述，见卷一百三十《兵志》：

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粤、捻，湘军初起，淮军继之，而练勇之功始着，至是兵制盖数变矣。……以兵兴者，终以兵败。呜呼，岂非天哉！

如今学界的说法多来源于此并予以引伸，使之几乎成为公论，那就是八旗兵力早在康熙朝平三藩时即已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绿营，太平天国之后绿营又被新兴起的湘军、淮军代替。但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准确理解和引述这段话，因为至少字面上看，他们忽视了《清史稿》所谓的绿营、乡兵甚至湘军淮军，起到的还是“辅之”、“助之”的作用，事实上从全局来看，主力还是八旗。只不过这支作为八旗主力的劲旅，始终处于后台的位置而已。

这里所谓的后台，是与位于前台的京旗以及直省驻防八旗相对而言的，指的就是驻防八旗中非常重要的东北三将军所辖官兵，而东北，正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是他们的大后方所在。东北三将军属下的八旗驻防和部落兵与直省的驻防八旗，是位于一个统一政权之下、存在同一军事制度即八旗驻防制度中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乾隆朝平定准噶尔部，在新疆设伊犁驻防，建立军府制度，奠定了如今被学界高度赞扬的“大一统”的基础，凭借的主要兵力，就是从东北调拨的索伦兵、锡伯兵，以及从宣外一带调拨的游牧察哈尔兵。

八旗武力的衰落

八旗衰落与清朝统治的衰落同步。清朝19世纪出现统治危机，其中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兵力的衰落，这种衰落又以八旗武力的衰退为主要标志。八旗武力衰落的原因不能仅仅以“腐败”来一言蔽之，它背后牵涉到的问题复杂而深刻。谈19世纪危机而不谈军事，谈军事而只谈湘军、淮军却不谈作为清朝统治“根本”的八旗武力的衰微，就找不到症结所在。

危机的根源，在于无论统治者如何粉饰，八旗制度毕竟是建立在民族统治、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不管嘴上怎么高喊“满汉一家”，在做法上，“首崇满洲”才是他们的宗旨。这首先就表现在旗饷制度建立后产生的负面作用上。

入关后建立的旗饷制度，断绝了旗人务农经商等其他谋生来源，日久遂成为一个完全信赖朝廷豢养为生的寄生阶层。清中叶以后政府有限的财力又无法供养日趋繁衍的八旗人口，从而产生了清朝特有的“八旗生计”问题。它首先出现于京师，然后波及内地各省驻防，最后危及边疆，严重动摇了八旗这一“根本”的根基。清廷解决这一危机的方式，是一批批地将占据食饷份额的开户人、汉军旗人排除出八旗，以保证满洲旗人的生计，最突出的一项举措，就是乾隆朝将八旗内的开户人、另记档案人和八旗汉军等非满洲成分“出旗为民”，直接导致了八旗驻防武力的衰退。成为八旗驻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第二，乾隆朝之后清朝统治地域越来越广，对西北的征服和建立驻防将军，耗费大量额兵和财力。清廷因此而在直省诸处驻防大量裁减兵员，拿这些兵数与饷银，从东北等地调遣大批少数民族部落兵。由于这些部落兵都属半粮半饷，一名直省驻防马甲的钱粮可以供养两名少数民族兵丁，在当时确是成功划算之举，但对于直省诸处驻防兵力的损伤，到太平天国起事时便凸显出来。


第三，出于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以及自康熙以来就认为绿营不足恃的思想，清廷对于绿营这支军事力量始终缺乏充分的信任。自雍正朝开始，清廷即将八旗驻防中的大量汉军出旗，挑补当地绿营额缺；乾嘉以后绿营兵缺更逐步向八旗开放。八旗官兵挤占绿营兵缺，是八旗将自身危机转嫁到绿营身上的反映，结果一是导致两支经制兵的离心离德，一是八旗中被裁汰的兵丁搀入绿营，导致绿营风气的进一步败坏，最终使绿营兵力更加衰微、不堪使用。

从上述三点分析可知，直省八旗驻防是清朝八旗兵力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却又在太平天国事件中首当其冲，损失极为惨重。杭州、江宁和河北沧州等处驻防均遭覆灭，其他诸处也因损失兵力过半而大大削弱。清朝武功，也正是由直省八旗最先被打开的一个缺口，尽管因北部边疆的部落兵的入关挽救于一时，但当清廷不得不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江南等地与太平天国等势力对抗的时候，对于西北边疆的无暇它顾，也最终导致无可挽救的败局。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八旗军事力量受到的致命打击，正是19世纪中国出现统治危机的直接反映。而八旗制度的解体之日，也是清朝的灭亡之时，二者如影随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hunan)
文章关键词： 清朝 八旗

八大上毛泽东不作报告 实为接班人做准备？
2016/02/09 17:19 大众文摘杂志社



对个人崇拜的思考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作为一位人民爱戴的领袖，毛泽东本应在八大会议上多说一些话，作为党的主席，应在大会作政治报告。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在八大会议上很少发言，他主要宣读了才几千字的开幕词。他这样做是有一定目的的。后来有人称他为“八大半幕后人”。

斯大林事件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件大事。所以，在中共八大前后包括八大期间，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共产党如何克服个人崇拜进行集体领导的问题。

苏共二十大后，经过毛泽东一字一句修改后发表的两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达了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正确看法和清醒的头脑。在后一篇文章中，他指出：

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面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致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

为了防止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设想。比如他向党中央提出了中央分一、二线的设想，支持更年轻的同志主持一线工作，他准备退居二线，做些政策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再当党的主席。八大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书记处设立总书记，中央常委除了七大时的毛、刘、周、朱外，又增加了更年轻的陈云和邓小平。

“还是多几个人好”

关于陈云和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常委，这里还有毛泽东的一些讲话。

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时就说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毛泽东向七届中央委员会介绍了作为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中的邓小平和陈云。

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从毛泽东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邓小平的欣赏。

毛泽东还向大家推荐了陈云。他说：陈云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他是工人阶级出身。

由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八大的领导班子人选是作过认真考虑的，并主要由他提议安排的。他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十分注意集体领导问题，注意提拔年轻干部担任重要职务。而对自己，他也是十分明智的。他要让大家都来参与，都来管理国家，而不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八大会议上，除了致开幕词外，再也没有其他什么长篇讲话。

毛泽东在八大会议上不作主题报告，有意地把刘少奇等人推向前台，让他们经受锻炼，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以便在党内上层起成一种民主气氛。实际上，毛泽东虽然在会上没有作主题报告，但在会前，他对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审定都倾注了全部心血。八大的各主要报告都是毛泽东主持修改审定的。

反对个人崇拜的失当之处

另外，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八大党章，就会发现，里面加写了这么一句话：“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由谁来当名誉主席呢？毛泽东在1961年回答蒙哥马利谁是他的接班人的问题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护林，顶住了。

……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立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求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主席呢？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接班人的问题，确实经过深思熟虑的。

八大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曾经设想要建立一种制度，从制度上保证新老接替和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57年4月30日，他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时，更明确地表示到二届人大时一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问题。他说，瑞士有7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可以吧！毛泽东还提出要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一次。这种考虑和设想，除了是在考虑改革党和国家的制度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接替、确保长治久安以外，用个人权力欲的观点是很难作出解释的。

不过毛泽东在考虑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时候，也有失当之处。他在八大上提议从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这从反对个人崇拜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毕竟还是把“毛泽东思想”看做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更少地把它看成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因此这种修改对于党的建设和指导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伟大事业，明显是不适当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才达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摘自《红旗飘飘》主编/李庚辰）

刚刚看了军事频道播放的有关美国60年代联邦调查局违法行为的记录报道：米提亚事件参与者叙述的美国，值得一看

张国焘荒谬肃反：陈锡联因在街上买早饭被抓险遭处决
2016年02月16日 09:13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夏明星等
http://news.ifeng.com/a/20160216/4744793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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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叫上班里的十几个伙伴，孙玉清拿出几个铜板，我们大家也凑了点，在街上买了几根油条和一碗鸡血汤，每个人都尝了尝。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张国焘的‘肃反’政策，我们就成了‘吃喝委员会’的成员。





张国焘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5年7期，作者：夏明星、姚凯、龚图文，原题为：《陈锡联上将军旅逸事》，为节选。

“小钢炮”绰号不胫而走，徐向前惜才挺身相救

1930年6月，徐向前指挥红一师攻打平汉路广水以南一个叫杨家寨的据点，歼灭国民党地方军阀郭汝栋部两个连。然后，红军又利用郭汝栋急于报复的心理，在杨家寨以东的杨平口设伏。敌人一个团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徐向前一声令下，部队冲向敌人，敌人被压缩在一个高地上负隅顽抗。陈锡联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心里有些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班长孙玉清鼓励他说：“小陈，不要怕，跟在我后面，学着我的样子，往前冲！”有班长在前面做榜样，陈锡联胆子大了起来。他学着孙玉清的样子，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把大马刀，嘴里大喊“冲啊！冲啊！”人也忘记了害怕，随着大部队冲上了高地。杨平口战斗，红一师毙伤俘敌数百人并生俘敌团长，取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敌人一个团的大胜利。此时，陈锡联参加红军不到半年，就在战斗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7月，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这次是攻打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教导三师第五团。该团驻防在平汉路上一个叫花园镇的地方，装备不错，有步枪、机枪、迫击炮，但由于是教学单位，战斗力相对不强。于是，徐向前决定长途奔袭20公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15岁的陈锡联，在长途行军中始终走在前面。天亮时，红军突然发起进攻，陈锡联又奋勇当先，抓住了敌军一个书记官，缴获了一支红色派克钢笔。

8月，红一师西越平汉路，袭占湖北云梦县城，并诱敌深入到黄安县（今红安县）四姑墩（今属大悟县）一带，对跟踪追击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共歼敌2个团大部另加1个营，缴获迫击炮3门、机枪3挺、长短枪400余支，是为著名的四姑墩战斗。

这几仗下来，陈锡联在红一师中出了名，被战友们称为“小钢炮”。对此，他回忆说：“在这几次战斗中，我因冲锋在前、打仗勇敢而受到营、连首长的表彰。有一次，营长高汉楚在战后讲评时说：‘小胖（陈锡联小名）人小志气大，打仗很勇敢，就像一个小钢炮！’‘小钢炮’是当年红军认为最厉害的武器。营长这么一说，大伙都不叫我‘小胖’而喊我‘小钢炮’了。从此，‘小钢炮’这个绰号就在部队中传开了。”陈锡联后来很快当上了班长。


1930年10月红军攻下河南光山县城以后，陈锡联在大街上遇到了老班长孙玉清，这一平常的相逢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对此，陈锡联回忆说：“他见到我，也很高兴，拍了拍背上的匣子枪说：‘我当连长了。’他看我生活很苦，就说：‘我还有几个铜板，明天早上请你们吃点东西。’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叫上班里的十几个伙伴，孙玉清拿出几个铜板，我们大家也凑了点，在街上买了几根油条和一碗鸡血汤，每个人都尝了尝。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张国焘的‘肃反’政策，我们就成了‘吃喝委员会’的成员。因为我是班长，所以他们就要来抓我。”“那个时候，谁要是被扣上‘吃喝委员会’成员的帽子，抓起来就不得了。就在这时，徐向前军长视察部队到了我们团，有人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听说有“小钢炮”之称的陈锡联被抓，徐向前发火了：“几个小孩子，家里穷，跑出来参加革命。肚子饿了，在一起吃点东西嘛，什么‘吃喝委员会’！抓了的，放掉！没有抓的，不许抓！徐老总发了话，那些人不敢不听，就没有再来抓我。”对于徐向前的救命之恩，陈锡联终生铭记：“张国焘搞的‘肃反’，师、团的干部被杀的不少。如果不是徐老总保护，我一个小班长，说杀也就杀了。”

1990年9月，徐向前病危。陈锡联急匆匆赶到医院，望着病床上已经昏迷的老首长，不禁热泪盈眶：“徐老总啊，战争年代你救了我一命，现在我真想救你一命啊！”

1994年9月，中央军委委托陈锡联等人前往山西太原，出席徐向前元帅铜像落成揭幕仪式。当时，陈锡联的身体虽不好，可他对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诚恳地说：“战争年代徐帅救过我一命，今天就是搭上我这条老命也要去参加。”

南阳事件：两位开国将军险丧生自己人之手
2016年02月17日 08:16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裴毅然
http://news.ifeng.com/a/20160217/47461333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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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1914—1999），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死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裂争。深秋之夜，叶飞带一个连上浙江庆兴南阳村与粟裕见面，遭到“挺进师”的重兵围捕，即发生了红军火并的“南阳事件”。粟裕掷杯为号，捉拿省委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叶飞。





叶飞 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09期，作者：裴毅然，原题：闽浙游击区的粟裕与叶飞

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1914—1999），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死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裂争。

闽浙边“临时省委”

1934年7至8月，中革军委派遣寻淮洲、粟裕的红七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的红十军会合。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到极大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等被捕。1935年1月底，新败的抗日先遣队残部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中央分局根据政治局1月15日电令，责成闽浙赣省委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全师538人共拥有长枪445条、重机枪4挺、轻机枪8挺。“挺进师”随即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创建苏区根据地。这支红军在闽浙边界进进出出，来回作战。同年4月，开辟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10月，刘英、粟裕的浙南“挺进师”与叶飞的闽东“独立师”在闽东北寿宁县境不期而遇会师。联席会议上，针对国民党组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国民党军力对付红军游击队，而各红色游击区自失去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的联系后，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形势很为不利的情况（《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大家认为如果浙江、闽东、闽西三区取得密切联系，哪怕只在战略上配合一下，有所策应，也会有利得多。刘英提议由闽北的黄道同志担任三块根据地的书记，黄道乃1923年入党的“老资格”。但因一时联系不上黄道，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共11人），来自中央苏区的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为政委。由于各游击队电台都已破坏，失去与中央及上级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遵义会议，“临时省委”只能日后再报中央与上级核准。

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重点放在开辟浙南游击区。叶飞看到刘英、粟裕离开浙南根据地没有后方，回旋余地太小，主动将闽东四块游击根据地中的鼎平根据地让给刘英；同时见突围后的“挺进师”仅剩200余人，再将鼎平独立团划给“挺进师”。可以说，“临时省委”初期的合作相当愉快。

分歧是如何产生的


此前，浙闽两地红军游击队基本沿用中央苏区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公开建党建政。这套苏维埃运动策略，虽然有利于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但从长远看，“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它社会阶层。”（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1983年8月22日《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此外，浙西南红区距铁路不过数十里，白军以几十倍力量压下来，一块小小红区，目标非常突出，难以经受白军反复持久的打击。为此，粟裕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从实际出发，适当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也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以增加对敌斗争力量。当粟裕向刘英提出上述意见，刘英认为这些意见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十分反感，从此与粟裕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分歧。

1936年3月，国军罗卓英部经过几个月围剿，将主力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刘英判断国军“围剿”已结束，要求粟裕率“挺进师”返回浙西南以恢复游击区。粟裕则认为国军主力虽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但仅凭这一情况还不能判断“围剿”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因与粟裕意见不一，刘英即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的决定，并派许信焜任“挺进师”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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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事件：两位开国将军险丧生自己人之手
2016年02月17日 08:16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裴毅然
http://news.ifeng.com/a/20160217/47461333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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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师”抵达浙西南外围，了解到经过几个月“围剿”，浙西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其他领导干部除个别人走失，也先后牺牲，保留下来的少数基层干部与部队，已化整为零隐蔽起来。白军堡垒工事布得像围棋子一样，保安团队及地主武装仍在继续“围剿”，敌情仍很严重。这种形势下，“挺进师”如主动钻进敌人包围圈，正是对方求之不得的。“挺进师”政委许信焜坚持执行刘英的决定，但粟裕只进入浙西南地区进行几次奇袭，随即转入更广大地区打游击，未“坚决执行”刘英指示。如此这般，更加深了刘、粟之间的裂痕，并在临时省委及部队领导层传扬开来。

在与闽东领导人叶飞的关系上，刘英希望借重闽东独立师恢复浙南根据地，叶飞则认为独立师的首要目标是坚持闽东各区斗争，逐步恢复闽东根据地，再向外发展。此外，刘英提出内部肃反，派政治保卫局到闽东各根据地。叶飞最初不明白“肃反”是怎么一回事，很高兴政治保卫局前来帮助工作。但肃反很快扩大化，一些深受当地民众拥护的积极分子，甚至表现比较突出的共产党员都被杀了，闽东群众一片愤怒。叶飞这才紧急叫停肃反，但许多乡村还是爆发了追杀政治保卫局人员的行为。刘英与叶飞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缝。〔《叶飞与闽东六变》（下），《档案春秋》2014年第6期〕

“吃掉”叶飞与粟裕被捕

在失去与中央及上级联系的情况下，浙南、闽东两个游击区自行成立临时省委，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浙南方面还以“主力”自居。同时，因不知道遵义会议精神，受左倾肃反扩大化影响，互相都有抓错人、杀错人等误会之事，因此双方都有气。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矛盾，但刘英却几次提出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工作，藉以调虎离山，使叶飞脱离闽东。粟裕不赞成，认为这样不利于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亦不利于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而且也不符合成立临时省委之初衷。同时，对刘英派员出任闽东独立师政委，粟裕认为人选失当，不利于团结。但刘英拒绝粟裕的意见。

临时省委成立后，因刘、粟、叶三位主要领导经常分开活动，省委实际工作由刘英一人主持。刘英常常将个人意见强压下来，不仅引起闽东方面的疑虑与反感，亦使粟裕很为难，“我是经常在外面打游击的，对于这些问题只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也没能收到什么效果。”（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2月间，粟裕正转战浙闽边境，碰到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便手写一信，托他带给很有威望的黄道同志，希望黄道能出面召集会议，商讨三地游击区的协调配合。黄道为北京高师生，曾参与南昌起义，历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赣东北特区委组织部长、闽赣省委主要领导。刘英也曾给黄道写信联系过，但对粟裕此信十分不满，并引起恐慌。3月，刘英致信叶飞，宣布临时省委决定调叶飞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要叶飞来省委。此时粟裕是组织部长，他日后谈及此事时说：“这个决定无论在事前或事后，我都不知道，说明刘英同志既想把叶飞同志调离闽东，又想撤掉我这个组织部长。”

1936年2月，叶飞也在福建政和县见到闽北领导人黄道，向他介绍了闽东、浙南的情况，也谈到闽浙临时省委的分歧。叶飞提议成立闽浙赣省委，请黄道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三块游击区。黄道对采取统一行动表示赞赏，但提出一项条件：闽浙临时省委必须对前期工作做出总结，并恢复浙地根据地，然后才能成立联合的闽浙赣临时省委。叶飞回来后，在刘英召集的闽浙临时省委上，直率汇报了与黄道会面的经过，并毫无心机地将黄道的意见摆上桌面。这无疑是对刘英的打击。一直谋求建立三地省委的刘英此时改口：“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已经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又何必去建什么闽浙赣省委？有错误我们自己会纠正。如果你们有意见，那叶飞来当书记吧。”叶飞很惊愕，他促成三块根据地的联合，绝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他生气地回绝了刘英的嘲笑，临时省委会议不欢而散。

1936年6月，刘英以省委名义取消闽东特委，将闽东特委属下的三个办事处上升为特委，调叶飞到省委工作。这一决定遭到闽东特委的一致反对，决定不执行，叶飞仍实际领导闽东特委。刘英越来越感到叶飞对他领导地位的威胁，终于下决心除去叶飞。

1936年秋，活动于浙南庆元县境内的粟裕，接到刘英以临时省委名义发来的信，要粟裕趁与叶飞见面之机，将叶飞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刘英手令：


你要借会面的机会将叶飞逮捕，派专人押解鼎平。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响命令执行的任务，都将视为对抗和分裂省委。监督执行的部队随后就到，望速决。

粟裕十分震惊，不知发生什么事，但认为矛盾应在会议桌上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手段，但不得不执行刘英命令。深秋之夜，叶飞带一个连上浙江庆兴南阳村与粟裕见面，遭到“挺进师”的重兵围捕，即发生了红军火并的“南阳事件”。粟裕掷杯为号，捉拿省委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叶飞。

粟裕深知此时如将叶飞押至刘英处，已负枪伤的叶飞将很危险。“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闽东同志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南阳事件”导致闽浙临时省委的解体，被认为是我军重大损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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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事件：两位开国将军险丧生自己人之手
2016年02月17日 08:16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裴毅然
http://news.ifeng.com/a/20160217/47461333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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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粟裕未能押解叶飞到达省委所在地，刘英立即召开缺少闽东特委的闽浙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宣布开除叶飞、邵英平的党籍，同时提出“分裂省委”的问题，指斥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粟裕参与其事。会上，刘英还将转战浙闽边境、致信黄道、放掉叶飞，一一说成是粟裕“分裂省委”的具体行为。此前浙西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粟裕成为主要斗争对象，派一个班将他看押起来。

经过一周的反复思考，粟裕从“不能分裂”的大局出发，被迫违心做了“声明”，斗争才算结束，获释出狱。此后，粟裕与刘英分开活动，各干各的，各打各的游击。

刘英遗文引发争议

抗战爆发后，“挺进师”编入新四军，闽浙边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刘英留在浙江，任省委书记，并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团长。1938年12月，再任闽浙赣三省特派员。1942年2月，因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往浙江急电：“饬速处决刘英。”18日拂晓，刘英牺牲于永康方岩马头山。原本人逝事远，何况还是“省部级”烈士，这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尘封于历史的褶皱里。偏偏刘英对这一段内讧耿耿于怀，1940年夏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撰文《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对这场“路线斗争”做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陈述。该文1954年8月载《闽浙皖赣边区史料》，再挑事端，引起浙南游击区一些老同志的不满。《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一书收入刘文（节录），内有一段：

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讨论了对××（按：应为粟裕）问题的处理……讨论了××同志三次声明书，并通过了省委给×同志的一封信……解决了许多无原则的纠纷，开展了反××为首的取消总的领导机关，破坏党内团结，取消浙江工作的错误的斗争，使挺进师及闽浙边全党的同志更加团结和巩固。

粟裕直到1980年才读到此文，12月28日，他致信总政、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陈述意见：

我认为其中一些重要情节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有一些重要观点也不能同意，而且里面违反实事求是地点了好多人的名。这篇文章的题目虽似个人回忆录，其内容却是对那一地区党的工作和斗争做总结性的阐述。刘英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没有同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交谈过，事后也没有送给我们看过，因而只能代表他的个人意见。为免研究党史的同志把这篇文章作为组织文件来对待，我要求将我的这封信列入有关档案。（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钻山林、宿野外，强敌环伺，每天拎着脑袋革命，如此弱小还闹不团结，猜疑争权，甚至差点“你死我活”。既要防外面的“国”，还要防内部的“共”，革命确实相当不易。用今天的眼光，这场起于末的内部裂争，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因还没有建立对待不同意见的民主机制，这才一遇“不同意见”，便会滑向暴力解决。

那会儿若真“解决”了粟裕，那么此后还会有“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吗？从这一角度看，历史确有相当的偶然性。


这场省部级以下的“路线斗争”，一直属“负面新闻”，直至1980年代才一点点被“回忆”出来。类似的事件不止一起，如张闻天的遗孀刘英在回忆录中也记述：1934年4到5月，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被抽调出来，任杨殷县扩红队长。杨殷县乃红区边境县，红白往来，扩红困难很大。潘汉年向中央局组织部长李维汉反映实况：不少壮丁跑到白区去了。李维汉一听，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扩红突击队长”给撤了。1935年2月10日，红军在贵州扎西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谁都可以上台去控诉左倾了，“右倾”的潘汉年仍不敢上台，只在台下捅捅刘英的膀子，撺掇她上去“放炮”。（《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讲真话难，从那会儿就开始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解决内部异见的程序设置，实在是必须完成的人文进步。

最近，陈毅之子陈丹淮少将对“南阳事件”的实质有一段分析：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刘英把个人当成了党，这种错误的观点已经危害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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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标签：南阳事件 红军 火并 开国将军

红军哪次违背毛泽东的指导而大败
2016年02月17日 08:25
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锡堂
http://news.ifeng.com/a/20160217/4746141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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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这次会议是红四军建军初期一次没有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教训的会议。它没有达到制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八月失败”。但这次会议对全军指战员随后深刻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和远离根据地的危险，奠定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锡堂，原题：沔渡会议前后的历史细节

电视剧《寻路》第14～16集记叙了红四军在酃县（今炎陵县）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前后。

沔渡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中共红四军第三次代表大会。当年参加过会议的二十九团一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李步云曾这样写道：“开会的大约有100多人，过去都是在会前选出大会主席。这次有人提名龚楚，结果被通过。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首先请朱德讲话。”

这次会议是红四军建军初期一次没有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教训的会议。它没有达到制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八月失败”。但这次会议对全军指战员随后深刻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性和远离根据地的危险，奠定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永新联席会议和杜修经的到来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两支部队会师后，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继在草市垇歼敌一个团以及在新、老七溪岭歼敌一个团后，6月23日，红四军又取得龙源口大捷，击溃赣敌两个师，攻占了永新县城。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遂川的北部，酃县的东南部，以及茶陵的西南部，总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全盛时期。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问题。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宣读了6月19日湖南省委关于完全同意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建立“以罗霄山脉中脉为根据地”的决议案。会议过程中，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又带来了湖南省委6月26日给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毛泽东看完信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分析形势后说：“面对两省敌人，仅仅用200支枪能守住井冈山吗？而湖南的敌人比江西的敌人要强大得多，如果我们冒进湘南，不仅根据地会丧失，部队也会遭到严重牺牲和损失。因此红四军必须留在井冈山。”毛泽东还说，脱离实际地搞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起义、城市暴动，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这些不是血的教训吗？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杜修经、龚楚和二十九团的许多干部则坚决主张执行湖南省委指示。两种意见争执不休。由于大多数同志对毛泽东意见的支持，杜修经表示暂不去湘南，向湖南省委汇报后再做决定，会议才停止争论，做出了暂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议。

恰在此时，国民党发动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毛泽东、朱德接到敌情报告，湘敌吴尚第八军两个师从茶陵、酃县向宁冈进攻，江西王钧、金汉鼎、胡文斗3个军也正向遂川、永新推进。为了粉碎敌人“会剿”，毛泽东、朱德当即商定了破敌之策，决定由朱德、陈毅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攻打酃县和茶陵，袭扰湘敌后方，迫使湘军回湖南，然后迅速返回永新，合击赣敌。与此同时，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在永新挡住赣敌，切断湘赣两军交通。他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部署，再三强调二十八、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决不能去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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