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前的浮夸风？——论数千年来全国平均亩产一直低于100公斤
我的《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http://bbs.tianya.cn/post-no05-367592-1.shtml一文中曾提到：
根据《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余也非著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sjQ7rckwPWIxvdGzZG8-XFuGA9txx7l4dsjmVYtUBpOEMG3QIooQI6Y2W6ARC7XZG8CTCFjgy6ny4EAr1bUy6yDrbMcepKgjhRKjiwbYKS），我国历代粮食亩产最高是明清时期，北方平均亩产为1.3市石（小麦，折65公斤），南方平均亩产为2.6市石（水稻，折130公斤）。考虑到北方耕地远多于南方的情况，数千年以来，全国平均亩产一直低于100公斤。
有人无视我在文中的引用和随之的理论分析，大骂这是“搬出一两年的数字上下嘴皮子一碰”的数据，是“诽谤历史”“卑劣无耻的手法”！
可把我吓死了！
如此大的罪名我怎么背得起！所以只好抗辩一下。
仔细看了下@信息資料員、@信息资料员2016、@信息资料员2017的论述，发现吴慧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成了他的圣经或救命稻草。
所以，他言之凿凿：汉代“区田法”栽培粟可达到“亩产3904斤”、“清末有人按同样的方法实验二十年得到的产量是亩产两千斤”，“去汉未远的稽康在《养生论》中说：‘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上好的‘良田’亩产10石,是天下公认的高产水平。吴慧认为,小亩产粟10小石,折合今市制亩产937斤,已经接近亩产1000斤了”；
深信不疑：“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
亩产3904斤!!!
难道古代农业真有“九阴真经”，可以达到远高于超级稻的亩产？赶快学习一下。
1、从农技人员角度来解读“区田法”：
“区田法”首见于《氾胜之书》，原文为：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
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
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
凡区种，不先治地，便荒地为之。
以亩为率，令一亩之地，长十八丈，广四丈八尺；当横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间分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广一尺五寸；町皆广一丈五寸，长四丈八尺。尺直横凿町作沟，沟一尺，深亦一尺。积壤于沟间，相去亦一尺。尝悉以一尺地积壤，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积壤。
种禾黍于沟间，夹沟为两行，去沟两边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沟容四十四株。一百合万五千七百五十株。种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过一寸，亦不可令减一寸。
凡区种麦，令相去二寸一行。一行容五十二株。一百凡九万三千五百五十株。麦上土令厚二寸。
凡区种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行容九株。一百凡六千四百八十株。
区种荏，令相去三尺。
胡麻相去一尺。
区种，天旱常溉之，一百常收百斛。
上农夫区，方深各六寸，间相去九寸。一亩三千七百区。一日作千区。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亩用种二升。秋收区别三升粟，亩收百斛。丁男长女治十亩。十亩收千石。岁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
中农夫区，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亩千二十七区。用种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区。
下农夫区，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三尺。一亩五百六十七区。用种半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区。
区中草生，茇之。区间草以剗剗之，若以锄锄。苗长不能耘之者，以（句刂）镰比地刈其草矣。
区田法具体做法：
首先是深挖作“区”。区田法的田间布置有两种﹐即沟状区田和窝状区田﹐沟或坑就称为“区”。沟状区田的规范作法是将长十八丈﹐宽四丈八尺的一亩土地﹐横分十八丈为十五町。町宽一丈五分﹐长四丈八尺。町与町间有宽一尺五寸的行道。每町又竖挖深一尺﹑宽一尺﹑长一丈五分的沟﹐作物即点播在沟内。窝状区田是在土地上按等距离挖方形或圆形的坑，坑的大小﹑深浅﹑方圆﹑距离﹐随作物不同而异，作物即点播在坑内。
区田法技术特点：
A、作区深耕。区田在土壤耕作上的特点：区内深耕，不耕区外的土地。这种做法是甽种法和代田法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防风防旱，保墒保肥和作物根系的发育。
B、点播密植。尤其是窝状区田种粟，各小区(坑)下种二十粒，一亩三千七百区，合7.4万株，远超出了正常密度（3万株）。
C、溲种重肥。区田法须播前溲种(以肥料和可以防虫的物质处理种子)和在区内施用重肥，如粟﹑麦﹑大豆等每小区(坑)要施“美粪”（优质腐熟粪肥）一升，瓜甚至要一石。而且这还只是底肥，按常规管理至少还有拔节肥或穗肥。
D、精耕细作。区田法注重中耕除草，保墒和灌溉。如播种后覆土的厚度都有要求，不能厚，也不能薄；“区种麦”播后还采取“以足践之”或“以掌抑之”的办法进行镇压，以达到“种土相亲”的要求。
区田法是汉之前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集大成者，开创性地综合运用“深耕”、“密植”、“全苗”、“重肥”和充分利用日光等技术要点，这是必须肯定的。
可为什么“亩产高达3904斤”的区田法没有在大范围内普遍推广？
从其布局看，沟状区田类似于宽窄行条播法，窝状区田则类似于“稀大窝、四方蔸”，便于通风透光，提高植株对日光的吸收利用率；其它“深耕”、“密植”、“全苗”、“重肥”等措施也一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并都被列入了“农业八字宪法”。因而其推广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难度，但历史上为什么屡屡被提起却从未大范围内普遍推广？
原因是：
首先，区田法是靠多施肥料和精耕细作来争取高产的，肥料来源先姑且不论，以人工而言就相当可观。“上农夫区，一亩三千七百区，一日作千区。”中下田情况亦相似，仅作区，一亩就需要三至四个劳动日。在管理上也同样费工，“区中草生，茇之。区间草以剗剗之，若以锄锄，苗长不能耘之者，以鉤镰比地刈其草矣。“因此，区田法所要求投入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集约度要远大于代田法，且不能利用畜力和机械，无法长期维持，只能成为一种救灾济急之法。
其次，如果真的“丁男长女治十亩”就可“支二十六年”，到了人均耕地仅5、6亩的明、清早已是“种田如绣花”精耕细作到了极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完全不是问题。但是，《氾胜之书》“区田法”亩产有很大的浮夸成分，历代效仿和试验者不乏其人，甚至大跃进时期的增产方法也基本都是在“区田法”之上增减，产量也确有提高，但远远达不到《氾胜之书》的记载。例如：
《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兼论其在中国农业史上应有的地位》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362.html
最后，“区田法”所必需的肥料来源无法解决。每小区(坑)要施“美粪”（优质腐熟粪肥）一升甚至一石作为底肥，每亩总用肥量“美粪”2000公斤以上，这就造成了“区田法”在小面积试验时尚可以“广泛搜积、集中使用”的方法来解决肥料问题；但如果大规模推广其对肥料的需求量就远远超过了化肥问世之前农业社会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区田法”必定在“庶尽地力”之后，因无法及时足量地补充“NPK”导致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总结：
区田法并不是“九阴真经”，不存在什么特殊技术，其简化版：宽窄行条播法、“稀大窝、四方蔸”，和“深耕”、“密植”、“全苗”、“重肥”等方法现在也在广泛采用。一个试验或论文的结论，必须可以被其他人以相同条件进行重复，才能证明其结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偶然获得的错误结论。吴慧引用、计算的数据最欠缺的就是“可重复”。“区田法”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从长期以来的生产实践来看，“亩产3904斤”在相同的试验措施下却根本不可能再现。即使依《氾胜之书》所记的较高植株数目，而且假设有效分蘖、每穗粒数和千粒重都以目前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计算，也仍然达不到那样高的产量。所以略为严谨的农业史学家均对此抱怀疑而只是有条件地仅对其方法予以引用。
根据《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余也非著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sjQ7rckwPWIxvdGzZG8-XFuGA9txx7l4dsjmVYtUBpOEMG3QIooQI6Y2W6ARC7XZG8CTCFjgy6ny4EAr1bUy6yDrbMcepKgjhRKjiwbYKS），我国历代粮食亩产最高是明清时期，北方平均亩产为1.3市石（小麦，折65公斤），南方平均亩产为2.6市石（水稻，折130公斤）。考虑到北方耕地远多于南方的情况，数千年以来，全国平均亩产一直低于100公斤。
有人无视我在文中的引用和随之的理论分析，大骂这是“搬出一两年的数字上下嘴皮子一碰”的数据，是“诽谤历史”“卑劣无耻的手法”！
可把我吓死了！
如此大的罪名我怎么背得起！所以只好抗辩一下。
仔细看了下@信息資料員、@信息资料员2016、@信息资料员2017的论述，发现吴慧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成了他的圣经或救命稻草。
所以，他言之凿凿：汉代“区田法”栽培粟可达到“亩产3904斤”、“清末有人按同样的方法实验二十年得到的产量是亩产两千斤”，“去汉未远的稽康在《养生论》中说：‘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上好的‘良田’亩产10石,是天下公认的高产水平。吴慧认为,小亩产粟10小石,折合今市制亩产937斤,已经接近亩产1000斤了”；
深信不疑：“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
亩产3904斤!!!
难道古代农业真有“九阴真经”，可以达到远高于超级稻的亩产？赶快学习一下。
1、从农技人员角度来解读“区田法”：
“区田法”首见于《氾胜之书》，原文为：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
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
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
凡区种，不先治地，便荒地为之。
以亩为率，令一亩之地，长十八丈，广四丈八尺；当横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间分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广一尺五寸；町皆广一丈五寸，长四丈八尺。尺直横凿町作沟，沟一尺，深亦一尺。积壤于沟间，相去亦一尺。尝悉以一尺地积壤，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积壤。
种禾黍于沟间，夹沟为两行，去沟两边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沟容四十四株。一百合万五千七百五十株。种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过一寸，亦不可令减一寸。
凡区种麦，令相去二寸一行。一行容五十二株。一百凡九万三千五百五十株。麦上土令厚二寸。
凡区种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行容九株。一百凡六千四百八十株。
区种荏，令相去三尺。
胡麻相去一尺。
区种，天旱常溉之，一百常收百斛。
上农夫区，方深各六寸，间相去九寸。一亩三千七百区。一日作千区。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亩用种二升。秋收区别三升粟，亩收百斛。丁男长女治十亩。十亩收千石。岁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
中农夫区，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亩千二十七区。用种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区。
下农夫区，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三尺。一亩五百六十七区。用种半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区。
区中草生，茇之。区间草以剗剗之，若以锄锄。苗长不能耘之者，以（句刂）镰比地刈其草矣。
区田法具体做法：
首先是深挖作“区”。区田法的田间布置有两种﹐即沟状区田和窝状区田﹐沟或坑就称为“区”。沟状区田的规范作法是将长十八丈﹐宽四丈八尺的一亩土地﹐横分十八丈为十五町。町宽一丈五分﹐长四丈八尺。町与町间有宽一尺五寸的行道。每町又竖挖深一尺﹑宽一尺﹑长一丈五分的沟﹐作物即点播在沟内。窝状区田是在土地上按等距离挖方形或圆形的坑，坑的大小﹑深浅﹑方圆﹑距离﹐随作物不同而异，作物即点播在坑内。
区田法技术特点：
A、作区深耕。区田在土壤耕作上的特点：区内深耕，不耕区外的土地。这种做法是甽种法和代田法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防风防旱，保墒保肥和作物根系的发育。
B、点播密植。尤其是窝状区田种粟，各小区(坑)下种二十粒，一亩三千七百区，合7.4万株，远超出了正常密度（3万株）。
C、溲种重肥。区田法须播前溲种(以肥料和可以防虫的物质处理种子)和在区内施用重肥，如粟﹑麦﹑大豆等每小区(坑)要施“美粪”（优质腐熟粪肥）一升，瓜甚至要一石。而且这还只是底肥，按常规管理至少还有拔节肥或穗肥。
D、精耕细作。区田法注重中耕除草，保墒和灌溉。如播种后覆土的厚度都有要求，不能厚，也不能薄；“区种麦”播后还采取“以足践之”或“以掌抑之”的办法进行镇压，以达到“种土相亲”的要求。
区田法是汉之前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集大成者，开创性地综合运用“深耕”、“密植”、“全苗”、“重肥”和充分利用日光等技术要点，这是必须肯定的。
可为什么“亩产高达3904斤”的区田法没有在大范围内普遍推广？
从其布局看，沟状区田类似于宽窄行条播法，窝状区田则类似于“稀大窝、四方蔸”，便于通风透光，提高植株对日光的吸收利用率；其它“深耕”、“密植”、“全苗”、“重肥”等措施也一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并都被列入了“农业八字宪法”。因而其推广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难度，但历史上为什么屡屡被提起却从未大范围内普遍推广？
原因是：
首先，区田法是靠多施肥料和精耕细作来争取高产的，肥料来源先姑且不论，以人工而言就相当可观。“上农夫区，一亩三千七百区，一日作千区。”中下田情况亦相似，仅作区，一亩就需要三至四个劳动日。在管理上也同样费工，“区中草生，茇之。区间草以剗剗之，若以锄锄，苗长不能耘之者，以鉤镰比地刈其草矣。“因此，区田法所要求投入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集约度要远大于代田法，且不能利用畜力和机械，无法长期维持，只能成为一种救灾济急之法。
其次，如果真的“丁男长女治十亩”就可“支二十六年”，到了人均耕地仅5、6亩的明、清早已是“种田如绣花”精耕细作到了极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完全不是问题。但是，《氾胜之书》“区田法”亩产有很大的浮夸成分，历代效仿和试验者不乏其人，甚至大跃进时期的增产方法也基本都是在“区田法”之上增减，产量也确有提高，但远远达不到《氾胜之书》的记载。例如：
《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兼论其在中国农业史上应有的地位》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362.html
最后，“区田法”所必需的肥料来源无法解决。每小区(坑)要施“美粪”（优质腐熟粪肥）一升甚至一石作为底肥，每亩总用肥量“美粪”2000公斤以上，这就造成了“区田法”在小面积试验时尚可以“广泛搜积、集中使用”的方法来解决肥料问题；但如果大规模推广其对肥料的需求量就远远超过了化肥问世之前农业社会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区田法”必定在“庶尽地力”之后，因无法及时足量地补充“NPK”导致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总结：
区田法并不是“九阴真经”，不存在什么特殊技术，其简化版：宽窄行条播法、“稀大窝、四方蔸”，和“深耕”、“密植”、“全苗”、“重肥”等方法现在也在广泛采用。一个试验或论文的结论，必须可以被其他人以相同条件进行重复，才能证明其结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偶然获得的错误结论。吴慧引用、计算的数据最欠缺的就是“可重复”。“区田法”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从长期以来的生产实践来看，“亩产3904斤”在相同的试验措施下却根本不可能再现。即使依《氾胜之书》所记的较高植株数目，而且假设有效分蘖、每穗粒数和千粒重都以目前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计算，也仍然达不到那样高的产量。所以略为严谨的农业史学家均对此抱怀疑而只是有条件地仅对其方法予以引用。
2、粟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也不靠谱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说全国粮食亩产水平“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事实上吴慧推算的这几个数据的实现难度还远高于小面积的“亩产3904斤”。它们已经高于了良种化和保障化肥农药的粟全国平均亩产（1986年101.6公斤、2012年162.6公斤），而1949年全国平均粟亩产仅为56.5公斤、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仅为68.6公斤（播种面积的亩产）。
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关于粮食亩产的古今对比问题（209页）中为其高得离谱的古代亩产数据辩解：“说这一时期（近代）农业生产量不仅比汉唐而且比明清还高，这怎么能算是合乎情理？难道亩产‘一百四十斤’反而能出现汉唐盛世，粮食储备充足；亩产‘二百五十斤’反而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粮食贸易繁盛，而亩产‘近三百斤’就偏偏是弄得民不聊生，‘粒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一年需从外国进口几百万担的大米、几十万担的面粉?”
这段话的逻辑都是混乱的。
农业总生产量和亩产是一回事？汉唐人口多少？人均耕地多少？民国人口多少？人均耕地多少？
汉唐盛世亩产‘一百四十斤’但人均数十亩耕地，当然粮食储备充足；民国亩产‘近三百斤’但人均耕地仅4亩（1949年下降到3亩），当然民不聊生。
“从城乡人口总的来说，供养全部人口的消费量，需一人四市亩，才过得去。这个比例关系其实古已如此，固不独清时为然”（第149页）的说法更是和明、清亩产343市斤和367市斤的数据明显冲突，平均消费1400市斤粮食只能算“才过得去”？
能不能回答我：如果粟真能达到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以其抗旱耐瘠的优良特性和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惯，玉米怎么可能在明、清取代它的地位？！
如果不用化肥，玉米这种公认的高产作物也无法大面积达到亩产200市斤。
3、事实上，很多研究农业史的人（包括余也非、吴慧在内）都犯了一个错误，把在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亩产数据与现代的统计数据等量齐观，曾看到史志宏《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粮食亩产量及总产量再估计》绪言中介绍：
“本次收集的亩产数据在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广度上均远超过以往的研究。前人如郭松义、赵刚等先生以及其他研究者已经发布的清代粮食亩产数据，也包括笔者本人过去贡献的，总数约计1000多个，其中南方稻作数据不超过1000。而本项研究收集的南方各省稻作产量数据，仅据录入数据表的事例统计，总数即已达2319个；由于有些数据是经过处理合并计算的，原始数据的实际数量至少在1万个以上。在地域分布上，前人的数据多集中在苏、浙、皖的江南地区以及江西、两湖、广东、福建等省，而四川及广西、云南、贵州等在清前期亦有大面积水稻种植的省份的数据则相对较少。本项研究除进一步在前人已有研究基础的各省收集事例外，在过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几省，也收集到了大量事例，从而使亩产数据在各省的分布更加均衡。清代南方各省州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总数，根据《清史稿·地理志》统计，大约只有900出头（包括台湾），即便算上土州、土县、土司，也就1000稍多。笔者收集到亩产数据的行政单位的数量超过其半数，可以说已经覆盖了南方水田稻作区的绝大部分地方。”
即使勤勉如斯的该学者的数据来源也不过“收集到亩产数据的行政单位的数量超过其半数”，并且，这个行政单位还只是州县一级，而州县驻地周边却往往是水利设施较好较富庶的地方，和其它地区可能有较大的亩产差异，而“崇山密菁”、地瘠水瘦、广种薄收、看天吃饭之地往往正是“山径险恶之处，士人不能上下”之地。
所以：古代文化昌盛能有较大概率留下农业数据的绝大多数地区也正是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
所以，先不说吴慧他们的单位折算等计算是否有问题，基于这样一种文字描述和记载之上而不作修正的研究，其成果肯定会因数据来源偏重于富庶文盛地区和缺少贫穷落后地区的数据而偏高。即使是今天，江苏省的粮食平均亩产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
再如，今天一个对农业一无所知的人仅仅通过报刊杂志来了解农业，他只会看到：无论南方的水稻还是北方的玉米小麦，新闻报道动辄就是亩产1000、2000斤；农业学刊所刊登的品种试验报告，因为属小面积试验，亩产上2000斤并不罕见；甚至更慎重一点，随便问几个进城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也会告诉你现在亩产1000多斤很正常很普遍，1500上下也不少……但是，如果只是如此地走马观花，你能想象今天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实际上仅有353公斤？
4、研究农业史的人普遍犯的另一个错误是：论文中以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数据所折算的耕地面积较真实面积普遍大为偏低。这种偏低并不仅仅是因为主观上的漏报、隐瞒耕地，还有客观上的技术原因。
以解放后的耕地面积数据为例：根据历年统计数据，民国时期全国耕地面积14~15亿亩，1949年146,822万亩，1995年142,461万亩。然而1996年，在首次部分采用遥感测绘、计算机制图等方法、历时十三年完成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后却发现，全国耕地面积一夜之间增加了52,598万亩！之后2007~2013年全面应用航空、航天遥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首次“全国一张图”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束后的统计结果：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为203,077万亩。
事实上两次全国土地调查后新增加的耕地面积绝大部分是之前未进入统计的耕地因新的技术手段显露出来而被“发现”进入统计，并不是真正的新增加。综合两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技术成果可以认定：1995年全国耕地真实面积不是14.25亿亩，应为22亿亩！
而造成假象的原因除主观上的漏报、隐瞒耕地外，还有客观上的技术原因：土改和公社确定划分耕地面积时农村90%以上是文盲，偏远山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大部分基层干部连面积计算公式都不会，根本不可能用丈量、制图的方式来确定面积。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因此沿用了一种巧妙简单实用的方法——以产定亩。即如果确定基准田、土亩产为2市石（市担）即200斤稻谷或包谷，就以此来用各地块产量来折算成耕地的上报面积：这块田常年产4市石（市担）稻谷，那么就是2亩田，那面坡常年产70市石（市担）包谷，那么就是35亩地。因为其巧妙简单实用，实际上自古以来，包括后来土地下户时确定承包面积，除坝区好地外，地形复杂的山区一直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这种情况实际也就是部分学者提到的“地亩换算”，“中等土地按一亩一分七厘到两亩甚至更大的比率折成纳税亩。贫瘠等级土地按两三亩的比率，或者提高到七八亩的比率折合”。（注：[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312页。）
与之类似的还有“以种定亩”，光绪《滁州志》卷2之2《食货志·土产》就提到滁州州城一带“田以种计，大率种一斗得田一亩”；而距离不远的来安县却是“每种一石，计田三亩零”，即约每种3.3斗计田1亩。以1斗=0.1石（担）≈10市斤，和现在每亩2市斤左右的用种量相比，“大率种一斗得田一亩”尚勉强可用耕作方式和种子不同解释，但每亩用种33市斤就肯定是瞒报耕地面积了。
参考资料：《中国1961-2009年统计耕地面积_世行数据_新浪财经_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shsj/20121005/161013294353.shtml
事实上直到现在，因土地承包证是用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的数据颁发的，所以新旧两套数据依然同时在使用。所以我们县的最新农经报表，上报的耕地面积（不是播种面积）数据是全县97933亩水田，161142亩旱地，合计26万亩，但国土局地籍年度变更调查上报的耕地总面积为56万亩。这两套数据可能要等新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完成后才会统一。
=待续=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说全国粮食亩产水平“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事实上吴慧推算的这几个数据的实现难度还远高于小面积的“亩产3904斤”。它们已经高于了良种化和保障化肥农药的粟全国平均亩产（1986年101.6公斤、2012年162.6公斤），而1949年全国平均粟亩产仅为56.5公斤、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仅为68.6公斤（播种面积的亩产）。
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关于粮食亩产的古今对比问题（209页）中为其高得离谱的古代亩产数据辩解：“说这一时期（近代）农业生产量不仅比汉唐而且比明清还高，这怎么能算是合乎情理？难道亩产‘一百四十斤’反而能出现汉唐盛世，粮食储备充足；亩产‘二百五十斤’反而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粮食贸易繁盛，而亩产‘近三百斤’就偏偏是弄得民不聊生，‘粒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一年需从外国进口几百万担的大米、几十万担的面粉?”
这段话的逻辑都是混乱的。
农业总生产量和亩产是一回事？汉唐人口多少？人均耕地多少？民国人口多少？人均耕地多少？
汉唐盛世亩产‘一百四十斤’但人均数十亩耕地，当然粮食储备充足；民国亩产‘近三百斤’但人均耕地仅4亩（1949年下降到3亩），当然民不聊生。
“从城乡人口总的来说，供养全部人口的消费量，需一人四市亩，才过得去。这个比例关系其实古已如此，固不独清时为然”（第149页）的说法更是和明、清亩产343市斤和367市斤的数据明显冲突，平均消费1400市斤粮食只能算“才过得去”？
能不能回答我：如果粟真能达到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以其抗旱耐瘠的优良特性和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惯，玉米怎么可能在明、清取代它的地位？！
如果不用化肥，玉米这种公认的高产作物也无法大面积达到亩产200市斤。
3、事实上，很多研究农业史的人（包括余也非、吴慧在内）都犯了一个错误，把在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亩产数据与现代的统计数据等量齐观，曾看到史志宏《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粮食亩产量及总产量再估计》绪言中介绍：
“本次收集的亩产数据在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广度上均远超过以往的研究。前人如郭松义、赵刚等先生以及其他研究者已经发布的清代粮食亩产数据，也包括笔者本人过去贡献的，总数约计1000多个，其中南方稻作数据不超过1000。而本项研究收集的南方各省稻作产量数据，仅据录入数据表的事例统计，总数即已达2319个；由于有些数据是经过处理合并计算的，原始数据的实际数量至少在1万个以上。在地域分布上，前人的数据多集中在苏、浙、皖的江南地区以及江西、两湖、广东、福建等省，而四川及广西、云南、贵州等在清前期亦有大面积水稻种植的省份的数据则相对较少。本项研究除进一步在前人已有研究基础的各省收集事例外，在过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几省，也收集到了大量事例，从而使亩产数据在各省的分布更加均衡。清代南方各省州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总数，根据《清史稿·地理志》统计，大约只有900出头（包括台湾），即便算上土州、土县、土司，也就1000稍多。笔者收集到亩产数据的行政单位的数量超过其半数，可以说已经覆盖了南方水田稻作区的绝大部分地方。”
即使勤勉如斯的该学者的数据来源也不过“收集到亩产数据的行政单位的数量超过其半数”，并且，这个行政单位还只是州县一级，而州县驻地周边却往往是水利设施较好较富庶的地方，和其它地区可能有较大的亩产差异，而“崇山密菁”、地瘠水瘦、广种薄收、看天吃饭之地往往正是“山径险恶之处，士人不能上下”之地。
所以：古代文化昌盛能有较大概率留下农业数据的绝大多数地区也正是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
所以，先不说吴慧他们的单位折算等计算是否有问题，基于这样一种文字描述和记载之上而不作修正的研究，其成果肯定会因数据来源偏重于富庶文盛地区和缺少贫穷落后地区的数据而偏高。即使是今天，江苏省的粮食平均亩产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
再如，今天一个对农业一无所知的人仅仅通过报刊杂志来了解农业，他只会看到：无论南方的水稻还是北方的玉米小麦，新闻报道动辄就是亩产1000、2000斤；农业学刊所刊登的品种试验报告，因为属小面积试验，亩产上2000斤并不罕见；甚至更慎重一点，随便问几个进城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也会告诉你现在亩产1000多斤很正常很普遍，1500上下也不少……但是，如果只是如此地走马观花，你能想象今天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实际上仅有353公斤？
4、研究农业史的人普遍犯的另一个错误是：论文中以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数据所折算的耕地面积较真实面积普遍大为偏低。这种偏低并不仅仅是因为主观上的漏报、隐瞒耕地，还有客观上的技术原因。
以解放后的耕地面积数据为例：根据历年统计数据，民国时期全国耕地面积14~15亿亩，1949年146,822万亩，1995年142,461万亩。然而1996年，在首次部分采用遥感测绘、计算机制图等方法、历时十三年完成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后却发现，全国耕地面积一夜之间增加了52,598万亩！之后2007~2013年全面应用航空、航天遥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首次“全国一张图”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束后的统计结果：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为203,077万亩。
事实上两次全国土地调查后新增加的耕地面积绝大部分是之前未进入统计的耕地因新的技术手段显露出来而被“发现”进入统计，并不是真正的新增加。综合两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技术成果可以认定：1995年全国耕地真实面积不是14.25亿亩，应为22亿亩！
而造成假象的原因除主观上的漏报、隐瞒耕地外，还有客观上的技术原因：土改和公社确定划分耕地面积时农村90%以上是文盲，偏远山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大部分基层干部连面积计算公式都不会，根本不可能用丈量、制图的方式来确定面积。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因此沿用了一种巧妙简单实用的方法——以产定亩。即如果确定基准田、土亩产为2市石（市担）即200斤稻谷或包谷，就以此来用各地块产量来折算成耕地的上报面积：这块田常年产4市石（市担）稻谷，那么就是2亩田，那面坡常年产70市石（市担）包谷，那么就是35亩地。因为其巧妙简单实用，实际上自古以来，包括后来土地下户时确定承包面积，除坝区好地外，地形复杂的山区一直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这种情况实际也就是部分学者提到的“地亩换算”，“中等土地按一亩一分七厘到两亩甚至更大的比率折成纳税亩。贫瘠等级土地按两三亩的比率，或者提高到七八亩的比率折合”。（注：[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312页。）
与之类似的还有“以种定亩”，光绪《滁州志》卷2之2《食货志·土产》就提到滁州州城一带“田以种计，大率种一斗得田一亩”；而距离不远的来安县却是“每种一石，计田三亩零”，即约每种3.3斗计田1亩。以1斗=0.1石（担）≈10市斤，和现在每亩2市斤左右的用种量相比，“大率种一斗得田一亩”尚勉强可用耕作方式和种子不同解释，但每亩用种33市斤就肯定是瞒报耕地面积了。
参考资料：《中国1961-2009年统计耕地面积_世行数据_新浪财经_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shsj/20121005/161013294353.shtml
事实上直到现在，因土地承包证是用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的数据颁发的，所以新旧两套数据依然同时在使用。所以我们县的最新农经报表，上报的耕地面积（不是播种面积）数据是全县97933亩水田，161142亩旱地，合计26万亩，但国土局地籍年度变更调查上报的耕地总面积为56万亩。这两套数据可能要等新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完成后才会统一。
=待续=
那么明、清真实耕地面积是多少？
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丙辰“官民田土共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八十一亩”再加上“屯田子粒地共六十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亩八分六厘三毫”，明代耕地面积为12254291顷，1明亩折0.92市亩，即11.27亿亩耕地。
郑正/马力/王兴平所著《清朝的真实耕地面积》http://www.docin.com/p-240245673.html认为“清朝官方统计耕地数只是收取赋税的计量单位，这个数大大低于真实的耕地面积。……这个面积根据近年来土壤和耕地普查以及卫星照片分析，实际值应为约20亿亩。 ”《对清前期耕地面积的综合考察和重新估价》http://www.doc88.com/p-6761107004282.html周荣进一步推算历年耕地面积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9.47亿亩，雍正二年（1724）16.02亿亩，乾隆十八年（1753）17.80亿亩，嘉庆十七年（1812年）22.40亿亩，道光二十年（1840年）21.04亿亩。
根据《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和“一调”、“二调”和国土资源公报相关数据，建国后真实历年耕地面积应为：
1949年约16亿亩，此后以生态恶化和耕地质量下降为代价，大力垦荒，耕地逐年递增，至90年代达到峰值22亿亩左右，此后每年净减耕地0.1~0.2亿亩，全国2012年耕地面积19.5亿亩。1949年至今历年因城市、道路、工厂等经济建设因素以及其它因素（如退耕还林、灾毁等）而占用的耕地累计在10亿亩以上。
参考前述原因，及《清实录》记雍正初年耕地面积就已达8.9亿亩，终明一朝及清雍正元年（1723年）纳入漏、隐耕地在内的真实耕地面积在10亿亩以上。此后小冰河期过后气候转暖，东北柳条边废驰，西北宁夏、河套垦荒和内地围湖毁林开荒等原因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例如：湖北“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东北早在乾隆中叶仅奉天旗地即已开垦4000万亩（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真实耕地面积至咸丰元年（1851年）增长至16亿亩。清末及民国因战乱、灾荒等原因，耕地面积在15亿亩（太平天国、抗战）~17亿亩（同治、1933前后）间徘徊。1949年耕地面积16亿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8.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5亿亩（见《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
我们把这些以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数据所折算的大为偏低的耕地面积还原之后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如《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90、191页，吴慧以耕地面积7.4亿亩、粮食耕地面积6.3亿亩，人均粮食耕地降至1.45亩（亩产367市斤*1.45亩=人均粮食532市斤）作为道光十三年社会危机渐起的计算基础。但是，耕地面积7.4亿亩这个数据明显有问题。雍正元年（1723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真实耕地面积由10亿亩增长至16亿亩，道光十三年（1837年）真实耕地面积肯定在15亿亩以上。如果按15亿亩修正后，道光十三年人均粮食应在1070市斤以上！这已经远超今天（870市斤）和吴慧所推算的汉唐盛世差不多了，与1949年的人均粮食418市斤相比完全称得上“大康”，怎么也不应爆发太平天国和白莲教（席卷5省历时9年）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吧？
只有全国平均亩产是181市斤（粮食耕地面积的亩产）而不是367市斤，才会出现道光十三年人均粮食532市斤，社会危机渐起的情况。
5、补充一下，国际上粮食的对应口径是谷物（grain），而粮食全国平均亩产在农业上常用的有两个口径，“耕地面积的亩产”和“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区别在其亩产计算的分母不同。分母换算公式为“耕地面积”*复种指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经作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在解放后因工业所需的经作用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逐年下降，1950年为88.81%，1980年为80.09%，2010年为68.38%。由于这一变化，在1949年以后“耕地面积的亩产”低于“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1949年以前两者大致相当或前者略高。例如：1949年粮食总产1.1亿吨，耕地面积约16亿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8.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5亿亩，“耕地面积的亩产”约70公斤，“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68.62公斤；2012年粮食总产5.9亿吨，耕地面积19.5亿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4.5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7亿亩，“耕地面积的亩产”301.75公斤，“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353.45公斤。
我所提供的亩产数据如无说明都是指“播种面积的亩产”，但在1949年以前两者无法区分时也只能混合使用。
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01页）及很多农业史论文中使用了另一种口径的全国平均亩产：“粮食耕地面积的亩产”，其大致为“耕地面积”*85%=“粮食耕地面积”，所以其亩产量应*85%才能口径吻合。
6、有很多人无非是出于“祖上也曾宽过”的心理，所以愿意相信这些高得离谱的数据，会主观、盲目地相信唐、宋、明甚至清末人均口粮会超过1100甚至1500市斤——虽然这些数据超过了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粮食消费水平（包括饲料用粮，但扣除出口和工业用粮），而2012年中国人均口粮也不过435公斤。
但是，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水平的构成无非就是：耕畜、水利、广泛使用的优良品种、农具、农业技术。和“区田法”存在的问题一样，汉代至清末所广泛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在今天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但吴慧所算出来的高得离谱的亩产量在同样的技术措施（无化肥、大面积、“深耕”、“密植”、“全苗”等）下无法再现，我们怎么可能相信“汉代281市斤”是全国的粟平均亩产？
不过，我们确“祖上也曾宽过”，《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http://www.cssn.cn/gj/gj_gjwtyj/gj_oz/201310/t20131026_592283.shtml中提到：
16世纪“每英亩16蒲式耳还是一个较为适中的估算，折合中国市制，相当于1市亩产55公斤。”
“就整个18世纪而言，迪恩等的估计即20至22蒲式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取21蒲式耳，即相当于1英亩产438公斤，折合中国市制，相当于1市亩产72公斤。”
即使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包括整个欧洲，在广泛使用化肥之前其农业水平仍然比中国低得多。
=待续=
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丙辰“官民田土共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八十一亩”再加上“屯田子粒地共六十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亩八分六厘三毫”，明代耕地面积为12254291顷，1明亩折0.92市亩，即11.27亿亩耕地。
郑正/马力/王兴平所著《清朝的真实耕地面积》http://www.docin.com/p-240245673.html认为“清朝官方统计耕地数只是收取赋税的计量单位，这个数大大低于真实的耕地面积。……这个面积根据近年来土壤和耕地普查以及卫星照片分析，实际值应为约20亿亩。 ”《对清前期耕地面积的综合考察和重新估价》http://www.doc88.com/p-6761107004282.html周荣进一步推算历年耕地面积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9.47亿亩，雍正二年（1724）16.02亿亩，乾隆十八年（1753）17.80亿亩，嘉庆十七年（1812年）22.40亿亩，道光二十年（1840年）21.04亿亩。
根据《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和“一调”、“二调”和国土资源公报相关数据，建国后真实历年耕地面积应为：
1949年约16亿亩，此后以生态恶化和耕地质量下降为代价，大力垦荒，耕地逐年递增，至90年代达到峰值22亿亩左右，此后每年净减耕地0.1~0.2亿亩，全国2012年耕地面积19.5亿亩。1949年至今历年因城市、道路、工厂等经济建设因素以及其它因素（如退耕还林、灾毁等）而占用的耕地累计在10亿亩以上。
参考前述原因，及《清实录》记雍正初年耕地面积就已达8.9亿亩，终明一朝及清雍正元年（1723年）纳入漏、隐耕地在内的真实耕地面积在10亿亩以上。此后小冰河期过后气候转暖，东北柳条边废驰，西北宁夏、河套垦荒和内地围湖毁林开荒等原因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例如：湖北“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东北早在乾隆中叶仅奉天旗地即已开垦4000万亩（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真实耕地面积至咸丰元年（1851年）增长至16亿亩。清末及民国因战乱、灾荒等原因，耕地面积在15亿亩（太平天国、抗战）~17亿亩（同治、1933前后）间徘徊。1949年耕地面积16亿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8.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5亿亩（见《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
我们把这些以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数据所折算的大为偏低的耕地面积还原之后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如《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90、191页，吴慧以耕地面积7.4亿亩、粮食耕地面积6.3亿亩，人均粮食耕地降至1.45亩（亩产367市斤*1.45亩=人均粮食532市斤）作为道光十三年社会危机渐起的计算基础。但是，耕地面积7.4亿亩这个数据明显有问题。雍正元年（1723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真实耕地面积由10亿亩增长至16亿亩，道光十三年（1837年）真实耕地面积肯定在15亿亩以上。如果按15亿亩修正后，道光十三年人均粮食应在1070市斤以上！这已经远超今天（870市斤）和吴慧所推算的汉唐盛世差不多了，与1949年的人均粮食418市斤相比完全称得上“大康”，怎么也不应爆发太平天国和白莲教（席卷5省历时9年）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吧？
只有全国平均亩产是181市斤（粮食耕地面积的亩产）而不是367市斤，才会出现道光十三年人均粮食532市斤，社会危机渐起的情况。
5、补充一下，国际上粮食的对应口径是谷物（grain），而粮食全国平均亩产在农业上常用的有两个口径，“耕地面积的亩产”和“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区别在其亩产计算的分母不同。分母换算公式为“耕地面积”*复种指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经作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在解放后因工业所需的经作用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逐年下降，1950年为88.81%，1980年为80.09%，2010年为68.38%。由于这一变化，在1949年以后“耕地面积的亩产”低于“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1949年以前两者大致相当或前者略高。例如：1949年粮食总产1.1亿吨，耕地面积约16亿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8.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5亿亩，“耕地面积的亩产”约70公斤，“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68.62公斤；2012年粮食总产5.9亿吨，耕地面积19.5亿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4.5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7亿亩，“耕地面积的亩产”301.75公斤，“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353.45公斤。
我所提供的亩产数据如无说明都是指“播种面积的亩产”，但在1949年以前两者无法区分时也只能混合使用。
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01页）及很多农业史论文中使用了另一种口径的全国平均亩产：“粮食耕地面积的亩产”，其大致为“耕地面积”*85%=“粮食耕地面积”，所以其亩产量应*85%才能口径吻合。
6、有很多人无非是出于“祖上也曾宽过”的心理，所以愿意相信这些高得离谱的数据，会主观、盲目地相信唐、宋、明甚至清末人均口粮会超过1100甚至1500市斤——虽然这些数据超过了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粮食消费水平（包括饲料用粮，但扣除出口和工业用粮），而2012年中国人均口粮也不过435公斤。
但是，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水平的构成无非就是：耕畜、水利、广泛使用的优良品种、农具、农业技术。和“区田法”存在的问题一样，汉代至清末所广泛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在今天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但吴慧所算出来的高得离谱的亩产量在同样的技术措施（无化肥、大面积、“深耕”、“密植”、“全苗”等）下无法再现，我们怎么可能相信“汉代281市斤”是全国的粟平均亩产？
不过，我们确“祖上也曾宽过”，《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http://www.cssn.cn/gj/gj_gjwtyj/gj_oz/201310/t20131026_592283.shtml中提到：
16世纪“每英亩16蒲式耳还是一个较为适中的估算，折合中国市制，相当于1市亩产55公斤。”
“就整个18世纪而言，迪恩等的估计即20至22蒲式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取21蒲式耳，即相当于1英亩产438公斤，折合中国市制，相当于1市亩产72公斤。”
即使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包括整个欧洲，在广泛使用化肥之前其农业水平仍然比中国低得多。
=待续=
那么，农业社会的中国粮食亩产水平究竟是多少？
1、首先从土壤肥力供需情况分析：
以下是我《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一文中所分析的：
仅以作物最重要的3种生长元素之1——氮计算，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约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需20~30亩的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另：南方的河池所能提供的塘泥也是同样情况，不再分析。
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不考虑经济作物用肥，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当然，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也被广泛用作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明后期甚至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但是因来源有限、产量有限、肥效有限、或作用有限（只能用于改良特定土壤，不能补充氮等），对农业生产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所以在化肥问世之前，无论有多好的水利、良种、良法，木桶效应就决定了农业不会有高产。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盛世”，在保留必要的柴草山（约24亿亩）后受限于“合理耕地”的总量（约12亿亩），以最好的耕作管理、技术和品种，全国粮食可持续的总产极限为：1.2亿吨，合理供养人口为3~4亿人。
2、从现在的粮食产量的构成分析：
先从“3414”试验说起。科普一下：“3414”试验不是什么“搬出一两年的数字上下嘴皮子一碰”的数据，而是根据测土配方的要求，全国几乎所有县（包括我）实施了多年的试验，网上一搜就是一大堆，我贴出的《富民县农业局“3414”田麦试验报告》http://www.kmfmagri.gov.cn/km/fm/news5822/20100823/532293.shtml只是其中一个：
如果其它太专业懂不起，就看表6吧：
不用化肥的“处理1”亩产157.3公斤仅有“处理9”（370公斤）亩产的42.5%。
《玉米3414肥料田间试验初报》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_FJ9Qg9HAU7Xk3yDiY4MFstMPPy6xij24p0fu4LIeo20psTzLIFszabyZhc_T1_OM0TRYUkbYrNJgTzQnHMIzfB3POGpYUhd7q2YH0CTWa
专业分析不用去看，只看表2就很容易看出：
A、在现代管理之下，小面积玉米达到500公斤以上亩产是很容易的。
B、不用化肥的玉米亩产（315.71公斤）仅为最高亩产（630.17）的一半。
C、非专业人员对农业的记载往往偏重于小面积的特殊事件。而在这个试验中就可以看出，小面积的最高亩产（630.17）远远高于全国粮食平均亩产353公斤。
“3414”试验的方案设计吸收了回归最优设计，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肥效田间试验方案。“3414”是指氮、磷、钾3个因素、4个水平、14个处理。该方案除可应用14个处理进行氮、磷、钾三元二次效应方程的拟合以外，还可分别进行氮、磷、钾中任意二元或一元效应方程的拟合。例如：进行氮、磷二元效应方程拟合时，可选用处理2～7、11、12，求得在以K2水平为基础的氮、磷二元二次效应方程等等，以找出肥料最佳用量。此外，通过处理1可以获得基础地力产量，即空白区产量，所以其试验成果也可用于分析是否施用化肥的产量对比。
此外：
联合国粮农组织从1961年~1989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大规模肥料（NPK）试验计划（FP）表明，主要粮食作物的60089个试验中，加权平均的总PI值（化肥的增产量）为10.3kg/kg。另一项在孟加拉、埃及、印度、菲律宾、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8500个水稻试验和6100个小麦试验结果的研究表明（Ahmed，1979）：每kg氮肥（N）平均增产稻谷（籽实）在14～20kg之间，增产小麦籽实在17～21kg之间。在排除种、肥、药的多因素叠加优势后一般认为，单纯化肥的贡献大体是：在粮食总产中化肥的贡献在30%～40%，而在增产的粮食中，化肥的贡献在50%～60%。
一个试验得到的结论，必须可以被其他人以相同条件进行重复，才能证明其结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偶然获得的错误结论，这才是《“3414”试验报告》和我的试验可以让人完全信服的原因。
看了这些试验报告，只要略会思考的人都不会相信古代会有“亩产3904斤”、“亩产二千多斤”和“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的高产。
这些试验只是剔除了农业生产中化肥的作用，其它还有良种、农药、农膜……如：普遍认为在良种方面，60年代的矮杆水稻、70年代的杂交水稻的增产效果均约为20~30%。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个人认为，自1949年以来平均亩产增加的280公斤中，单纯化肥因素约占40%，单纯良种因素约占20%，单纯水利因素约占10%，单纯其它因素（如农药减灾止损、农膜、农机等）10%，多因素综合叠加（包括化肥、良种、水利、农膜、农机等）因素约占20%。
201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是353公斤，但如果把这些工业化成果全部从农业生产中剔除，那么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将是现在的多少？30%？还是20%？
我认为绝不会超过100公斤/亩，和今天的印度相当。
=待续=
1、首先从土壤肥力供需情况分析：
以下是我《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一文中所分析的：
仅以作物最重要的3种生长元素之1——氮计算，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约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需20~30亩的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另：南方的河池所能提供的塘泥也是同样情况，不再分析。
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不考虑经济作物用肥，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当然，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也被广泛用作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明后期甚至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但是因来源有限、产量有限、肥效有限、或作用有限（只能用于改良特定土壤，不能补充氮等），对农业生产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所以在化肥问世之前，无论有多好的水利、良种、良法，木桶效应就决定了农业不会有高产。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盛世”，在保留必要的柴草山（约24亿亩）后受限于“合理耕地”的总量（约12亿亩），以最好的耕作管理、技术和品种，全国粮食可持续的总产极限为：1.2亿吨，合理供养人口为3~4亿人。
2、从现在的粮食产量的构成分析：
先从“3414”试验说起。科普一下：“3414”试验不是什么“搬出一两年的数字上下嘴皮子一碰”的数据，而是根据测土配方的要求，全国几乎所有县（包括我）实施了多年的试验，网上一搜就是一大堆，我贴出的《富民县农业局“3414”田麦试验报告》http://www.kmfmagri.gov.cn/km/fm/news5822/20100823/532293.shtml只是其中一个：
如果其它太专业懂不起，就看表6吧：
不用化肥的“处理1”亩产157.3公斤仅有“处理9”（370公斤）亩产的42.5%。
《玉米3414肥料田间试验初报》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_FJ9Qg9HAU7Xk3yDiY4MFstMPPy6xij24p0fu4LIeo20psTzLIFszabyZhc_T1_OM0TRYUkbYrNJgTzQnHMIzfB3POGpYUhd7q2YH0CTWa
专业分析不用去看，只看表2就很容易看出：
A、在现代管理之下，小面积玉米达到500公斤以上亩产是很容易的。
B、不用化肥的玉米亩产（315.71公斤）仅为最高亩产（630.17）的一半。
C、非专业人员对农业的记载往往偏重于小面积的特殊事件。而在这个试验中就可以看出，小面积的最高亩产（630.17）远远高于全国粮食平均亩产353公斤。
“3414”试验的方案设计吸收了回归最优设计，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肥效田间试验方案。“3414”是指氮、磷、钾3个因素、4个水平、14个处理。该方案除可应用14个处理进行氮、磷、钾三元二次效应方程的拟合以外，还可分别进行氮、磷、钾中任意二元或一元效应方程的拟合。例如：进行氮、磷二元效应方程拟合时，可选用处理2～7、11、12，求得在以K2水平为基础的氮、磷二元二次效应方程等等，以找出肥料最佳用量。此外，通过处理1可以获得基础地力产量，即空白区产量，所以其试验成果也可用于分析是否施用化肥的产量对比。
此外：
联合国粮农组织从1961年~1989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大规模肥料（NPK）试验计划（FP）表明，主要粮食作物的60089个试验中，加权平均的总PI值（化肥的增产量）为10.3kg/kg。另一项在孟加拉、埃及、印度、菲律宾、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8500个水稻试验和6100个小麦试验结果的研究表明（Ahmed，1979）：每kg氮肥（N）平均增产稻谷（籽实）在14～20kg之间，增产小麦籽实在17～21kg之间。在排除种、肥、药的多因素叠加优势后一般认为，单纯化肥的贡献大体是：在粮食总产中化肥的贡献在30%～40%，而在增产的粮食中，化肥的贡献在50%～60%。
一个试验得到的结论，必须可以被其他人以相同条件进行重复，才能证明其结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偶然获得的错误结论，这才是《“3414”试验报告》和我的试验可以让人完全信服的原因。
看了这些试验报告，只要略会思考的人都不会相信古代会有“亩产3904斤”、“亩产二千多斤”和“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的高产。
这些试验只是剔除了农业生产中化肥的作用，其它还有良种、农药、农膜……如：普遍认为在良种方面，60年代的矮杆水稻、70年代的杂交水稻的增产效果均约为20~30%。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个人认为，自1949年以来平均亩产增加的280公斤中，单纯化肥因素约占40%，单纯良种因素约占20%，单纯水利因素约占10%，单纯其它因素（如农药减灾止损、农膜、农机等）10%，多因素综合叠加（包括化肥、良种、水利、农膜、农机等）因素约占20%。
201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是353公斤，但如果把这些工业化成果全部从农业生产中剔除，那么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将是现在的多少？30%？还是20%？
我认为绝不会超过100公斤/亩，和今天的印度相当。
=待续=
3、从历代人口数量分析：
明朝及清前期（东北、西北垦荒前）纳入隐匿耕地在内的真实耕地面积至少也有10亿亩，如果按吴慧的粟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总产1.4亿吨粮食。即使“社会发达的时候，……生活指数追求高一些，消耗的粮食就多了”，人均口粮300公斤以上时怎么也不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暴发农民起义吧？1949年的中国、现在的黑非洲和印度人均口粮也仅有200公斤多点。
这样算下来，中国早在汉、唐就至少可养活4.7亿人。
但是，古代中国不仅从未曾达到这个人口数量，在玉米等高产作物普及之前甚至连这个数量的一半都达不到。
历史上的几个人口高峰分别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6300万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7200万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8500万人，宋徽宗宣和元年14000万人（占城稻广泛种植），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4000万人，明世宗嘉靖元年17000万人（岭南开发），清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20000万人（玉米等高产作物广泛种植），清咸丰元年43600万人。（见《中国古代人口损耗数据简列》http://www.docin.com/p-684180624.html）
这些人口高峰实际就标志着历史上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情况，人口*人均口粮=粮食总产=耕地总面积*平均亩产。2012年中国人均口粮435公斤，姑且认为“盛世”更高一点人均口粮500公斤（虽然“盛世”之后紧随的农民起义和人口减少证明粮食不可能如此富足）；由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17000万人和清雍正元年（1723年）19000万人反推，可大致算出当时粮食总产约为0.85亿吨和0.95亿吨；以10亿亩耕地计算，全国平均亩产约为85公斤和95公斤（明至清亩产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玉米的普及），亩产水平达到农业社会的极限。明末因小冰河气候亩产极不正常，清却因小冰河过后气候转暖，柳条边完全废驰、西北垦荒等原因，咸丰元年（1851）耕地面积增长至16亿亩，但因耕地质量下降和水、旱、蝗灾连年不断，粮食总产增长不大（约1.2亿吨上下）。人口却在“盛世”中增长至43216万人，清末的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为此惊呼：“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天地之力穷矣！”于是，太平天国爆发，人口损失超过1亿，人、地矛盾缓和后方有“同治中兴”。
此后，因垦荒已危及生态（如科尔沁沙漠化），土地过度利用导致平均耕地质量进一步下降，再加上战乱、灾荒等因素使亩产水平更无法恢复，人口的增长就只能以生活质量的进一步降低为代价了。
根据《表象与事实：近代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研究》http://wenku.baidu.com/link?url=hbZ7zvH_50eN13NRGvQkCXxXBo_beGe1_JSJrbfezKhdSUeN7Z_9SRNeFlpJ3JugaozWvQ1cRa0HZtP5xsnR0Z6NERbS9VVRLTOb06acl4i所引用、推算数据（所用数据中最高为吴传钧《中国粮食地理》估计的1931~1936年22省平均年产25.5亿市担，折合1.275亿吨），整个民国时期含稻、麦、玉及杂粮在内的粮食（谷物）总产一直在1~1.4亿吨间徘徊。按16亿亩耕地计算，全国平均粮食亩产在62.5~87.5公斤之间。
1949年中国16亿亩耕地总产粮食1.1亿吨，平均亩产68.62公斤，5.4亿人人均口粮209公斤。
结论：数千年以来，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一直低于100公斤！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说全国粮食亩产水平“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是错误的。
所以，请回答我：
如果没有工业化因素，谁能为我解释，数千年“包产到户”粮食平均亩产也不曾高于100公斤，1984年怎么就上了240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
至于@信息資料員、@信息资料员2016、@信息资料员2017那些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来的“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农村当然不是工业社会，但是绝对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和《纪念中国的克伦威尔，唐末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巢》之类的奇文大作就以后再谈了。
=待续=
明朝及清前期（东北、西北垦荒前）纳入隐匿耕地在内的真实耕地面积至少也有10亿亩，如果按吴慧的粟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总产1.4亿吨粮食。即使“社会发达的时候，……生活指数追求高一些，消耗的粮食就多了”，人均口粮300公斤以上时怎么也不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暴发农民起义吧？1949年的中国、现在的黑非洲和印度人均口粮也仅有200公斤多点。
这样算下来，中国早在汉、唐就至少可养活4.7亿人。
但是，古代中国不仅从未曾达到这个人口数量，在玉米等高产作物普及之前甚至连这个数量的一半都达不到。
历史上的几个人口高峰分别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6300万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7200万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8500万人，宋徽宗宣和元年14000万人（占城稻广泛种植），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4000万人，明世宗嘉靖元年17000万人（岭南开发），清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20000万人（玉米等高产作物广泛种植），清咸丰元年43600万人。（见《中国古代人口损耗数据简列》http://www.docin.com/p-684180624.html）
这些人口高峰实际就标志着历史上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情况，人口*人均口粮=粮食总产=耕地总面积*平均亩产。2012年中国人均口粮435公斤，姑且认为“盛世”更高一点人均口粮500公斤（虽然“盛世”之后紧随的农民起义和人口减少证明粮食不可能如此富足）；由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17000万人和清雍正元年（1723年）19000万人反推，可大致算出当时粮食总产约为0.85亿吨和0.95亿吨；以10亿亩耕地计算，全国平均亩产约为85公斤和95公斤（明至清亩产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玉米的普及），亩产水平达到农业社会的极限。明末因小冰河气候亩产极不正常，清却因小冰河过后气候转暖，柳条边完全废驰、西北垦荒等原因，咸丰元年（1851）耕地面积增长至16亿亩，但因耕地质量下降和水、旱、蝗灾连年不断，粮食总产增长不大（约1.2亿吨上下）。人口却在“盛世”中增长至43216万人，清末的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为此惊呼：“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天地之力穷矣！”于是，太平天国爆发，人口损失超过1亿，人、地矛盾缓和后方有“同治中兴”。
此后，因垦荒已危及生态（如科尔沁沙漠化），土地过度利用导致平均耕地质量进一步下降，再加上战乱、灾荒等因素使亩产水平更无法恢复，人口的增长就只能以生活质量的进一步降低为代价了。
根据《表象与事实：近代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研究》http://wenku.baidu.com/link?url=hbZ7zvH_50eN13NRGvQkCXxXBo_beGe1_JSJrbfezKhdSUeN7Z_9SRNeFlpJ3JugaozWvQ1cRa0HZtP5xsnR0Z6NERbS9VVRLTOb06acl4i所引用、推算数据（所用数据中最高为吴传钧《中国粮食地理》估计的1931~1936年22省平均年产25.5亿市担，折合1.275亿吨），整个民国时期含稻、麦、玉及杂粮在内的粮食（谷物）总产一直在1~1.4亿吨间徘徊。按16亿亩耕地计算，全国平均粮食亩产在62.5~87.5公斤之间。
1949年中国16亿亩耕地总产粮食1.1亿吨，平均亩产68.62公斤，5.4亿人人均口粮209公斤。
结论：数千年以来，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一直低于100公斤！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说全国粮食亩产水平“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是错误的。
所以，请回答我：
如果没有工业化因素，谁能为我解释，数千年“包产到户”粮食平均亩产也不曾高于100公斤，1984年怎么就上了240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
至于@信息資料員、@信息资料员2016、@信息资料员2017那些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来的“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农村当然不是工业社会，但是绝对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和《纪念中国的克伦威尔，唐末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巢》之类的奇文大作就以后再谈了。
=待续=
@春过雪消 @EFamer2007 2015-07-11 11:12:00
一九五八年水稻亩产一万伍千公斤，红暑十万公斤，玉米棒子个就用牛车拉，你们都是小儿科。
-----------------------------
我的数据是1958年全国平均亩产103公斤。
如果你要相信2000年前亩产3904斤，相信1958年亩产万斤也不足为奇。
一九五八年水稻亩产一万伍千公斤，红暑十万公斤，玉米棒子个就用牛车拉，你们都是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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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数据是1958年全国平均亩产103公斤。
如果你要相信2000年前亩产3904斤，相信1958年亩产万斤也不足为奇。
@碧励 2015-07-10 23:30:46
俺听家里人说俺那的水稻以前亩产只有两三百斤
-----------------------------
根据县志和我单位的试验记载：我这个县的水稻品种民国时以本地“白足鹅”等为主，品种退化严重，单产最高也仅百余公斤。1952年开始引入川大、农大系列，但因山区气候特殊未成功，后陆续引入南特号、洋早谷、珍珠矮、矮脚南特、成都矮8号等，于70年代初本地品种基本全部更换为矮杆品种，单产上升至200公斤以上。此后又引入桂朝2号、泸科3号、广二104等中杆品种替换了矮杆品种。1976年以后大力推广杂交水稻，先后引入汕优、岗优、二优系列等100多个品种，大规模种植30多个品种，在80年代实现了杂交水稻的普及，并辅以化肥、农膜的推广和耕作制度的改良，单产突破了400公斤，现在耕作水平较高的坝区最高可达600公斤以上。
我也因工作原因曾亲自做过一些试验：
1994年：选择了两个最好的农家品种，和6个杂交玉米品种做品比试验，农家品种分两种密度，与杂交玉米一样的密度（2667株/亩）和较稀的密度（1333株/亩），此外所有管理方式完全一致，三重复，共30个小区，每小区10m2。最终结果是：单产最高的雅玉二号达到了516.3公斤，两个最好的农家品种无论何种密度，单产均上不了250公斤，最低的只有203.7公斤。而且这两个农家品种实际上都不是纯粹的农家品种，它们都是6、70年代引进的“墨白”和“金皇后”退化而成的，真正的原生农家品种因产量太差根本就找不到了。
2008年前后：因“测土配方”，又对化肥的作用搞了些分析比较试验，即“3414”方案（氮磷钾3因素、4水平、14个处理），试验方式同前，比较对象由品种换成了用肥方式。在水稻品种（岗725）及栽培措施完全相同，仅有是否施肥之别时，不施肥亩产247.1公斤，合理施肥亩产588.0公斤。在玉米上差异更大，同样是资玉二号，不施肥亩产139.5公斤，合理施肥亩产501.2公斤。
综合我的相关试验，结论：即使有最好的品种、最好的土地、最好的管理，在农业社会的传统耕作模式下，大田平均单产不可能高于100公斤。
俺听家里人说俺那的水稻以前亩产只有两三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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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志和我单位的试验记载：我这个县的水稻品种民国时以本地“白足鹅”等为主，品种退化严重，单产最高也仅百余公斤。1952年开始引入川大、农大系列，但因山区气候特殊未成功，后陆续引入南特号、洋早谷、珍珠矮、矮脚南特、成都矮8号等，于70年代初本地品种基本全部更换为矮杆品种，单产上升至200公斤以上。此后又引入桂朝2号、泸科3号、广二104等中杆品种替换了矮杆品种。1976年以后大力推广杂交水稻，先后引入汕优、岗优、二优系列等100多个品种，大规模种植30多个品种，在80年代实现了杂交水稻的普及，并辅以化肥、农膜的推广和耕作制度的改良，单产突破了400公斤，现在耕作水平较高的坝区最高可达600公斤以上。
我也因工作原因曾亲自做过一些试验：
1994年：选择了两个最好的农家品种，和6个杂交玉米品种做品比试验，农家品种分两种密度，与杂交玉米一样的密度（2667株/亩）和较稀的密度（1333株/亩），此外所有管理方式完全一致，三重复，共30个小区，每小区10m2。最终结果是：单产最高的雅玉二号达到了516.3公斤，两个最好的农家品种无论何种密度，单产均上不了250公斤，最低的只有203.7公斤。而且这两个农家品种实际上都不是纯粹的农家品种，它们都是6、70年代引进的“墨白”和“金皇后”退化而成的，真正的原生农家品种因产量太差根本就找不到了。
2008年前后：因“测土配方”，又对化肥的作用搞了些分析比较试验，即“3414”方案（氮磷钾3因素、4水平、14个处理），试验方式同前，比较对象由品种换成了用肥方式。在水稻品种（岗725）及栽培措施完全相同，仅有是否施肥之别时，不施肥亩产247.1公斤，合理施肥亩产588.0公斤。在玉米上差异更大，同样是资玉二号，不施肥亩产139.5公斤，合理施肥亩产501.2公斤。
综合我的相关试验，结论：即使有最好的品种、最好的土地、最好的管理，在农业社会的传统耕作模式下，大田平均单产不可能高于100公斤。
@边度花开 2015-07-13 20:58:26
楼主没有化肥之前小麦亩产不会超过200公斤，这不是官方记载是老百姓自己称的，自从有了化肥小麦迈进了400公斤时代，自从有了美国2胺小麦迈入准500公斤，再以后我就不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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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个人认为，自1949年以来平均亩产增加的280公斤中，单纯化肥因素约占40%，单纯良种因素约占20%，单纯水利因素约占10%，单纯其它因素（如农药减灾止损、农膜、农机等）10%，多因素综合叠加（包括化肥、良种、水利、农膜、农机等）因素约占20%。
201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是353公斤，但如果把这些工业化成果全部从农业生产中剔除，那么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将是现在的多少？30%？还是20%？
我认为绝不会超过100公斤/亩，和今天的印度相当。
楼主没有化肥之前小麦亩产不会超过200公斤，这不是官方记载是老百姓自己称的，自从有了化肥小麦迈进了400公斤时代，自从有了美国2胺小麦迈入准500公斤，再以后我就不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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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个人认为，自1949年以来平均亩产增加的280公斤中，单纯化肥因素约占40%，单纯良种因素约占20%，单纯水利因素约占10%，单纯其它因素（如农药减灾止损、农膜、农机等）10%，多因素综合叠加（包括化肥、良种、水利、农膜、农机等）因素约占20%。
201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是353公斤，但如果把这些工业化成果全部从农业生产中剔除，那么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将是现在的多少？30%？还是20%？
我认为绝不会超过100公斤/亩，和今天的印度相当。
@我是一个工程师 2015-07-14 13:24:49
顶楼主。
据我爸说法，没有化肥一亩水稻产量也就4,500斤，小麦更少，只有300斤。
现在我们本地的水稻产量在1000斤上下，好的能到1200斤，小麦在600斤的样子，油菜籽没有问过。
工业化对粮食的意义重大，没有工业化，就没有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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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从1961年~1989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大规模肥料（NPK）试验计划（FP）表明，主要粮食作物的60089个试验中，加权平均的总PI值（化肥的增产量）为10.3kg/kg。另一项在孟加拉、埃及、印度、菲律宾、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8500个水稻试验和6100个小麦试验结果的研究表明（Ahmed，1979）：每kg氮肥（N）平均增产稻谷（籽实）在14～20kg之间，增产小麦籽实在17～21kg之间。在排除种、肥、药的多因素叠加优势后一般认为，单纯化肥的贡献大体是：在粮食总产中化肥的贡献在30%～40%，而在增产的粮食中，化肥的贡献在50%～60%。
顶楼主。
据我爸说法，没有化肥一亩水稻产量也就4,500斤，小麦更少，只有300斤。
现在我们本地的水稻产量在1000斤上下，好的能到1200斤，小麦在600斤的样子，油菜籽没有问过。
工业化对粮食的意义重大，没有工业化，就没有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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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从1961年~1989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大规模肥料（NPK）试验计划（FP）表明，主要粮食作物的60089个试验中，加权平均的总PI值（化肥的增产量）为10.3kg/kg。另一项在孟加拉、埃及、印度、菲律宾、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8500个水稻试验和6100个小麦试验结果的研究表明（Ahmed，1979）：每kg氮肥（N）平均增产稻谷（籽实）在14～20kg之间，增产小麦籽实在17～21kg之间。在排除种、肥、药的多因素叠加优势后一般认为，单纯化肥的贡献大体是：在粮食总产中化肥的贡献在30%～40%，而在增产的粮食中，化肥的贡献在50%～60%。
@边度花开 2015-07-13 20:58:26
楼主没有化肥之前小麦亩产不会超过200公斤，这不是官方记载是老百姓自己称的，自从有了化肥小麦迈进了400公斤时代，自从有了美国2胺小麦迈入准500公斤，再以后我就不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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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过雪消 2015-07-14 09:35:01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个人认为，自1949年以来平均亩产增加的280公斤中，单纯化肥因素约占40%，单纯良种因素约占20%，单纯水利因素约占10%，单纯其它因素（如农药减灾止损、农膜、农机等）10%，多因素综合叠加（包括化肥、良种、水利、农膜、农机等）因素约占20%。
201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是353公斤，但如果把这些工业化成果全部从农业生产中剔除，那么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将是现在的多少？30%？还是20%？
我认为绝不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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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益云 2015-07-15 20:38:02
农药低估了，我家是洞庭湖平原，不打农药试试，两季亩产上350公斤都难。有农药基本能包子两季在600公斤以上。是综合的，不过我看好的是化肥、农药和良种。水利用处在我们哪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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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全国范围内，1949年如洞庭湖平原这样旱涝保收的耕地比例并不大，更多的是看天吃饭的低产地。
所以我那个比例应是较符合实际的。
楼主没有化肥之前小麦亩产不会超过200公斤，这不是官方记载是老百姓自己称的，自从有了化肥小麦迈进了400公斤时代，自从有了美国2胺小麦迈入准500公斤，再以后我就不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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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过雪消 2015-07-14 09:35:01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个人认为，自1949年以来平均亩产增加的280公斤中，单纯化肥因素约占40%，单纯良种因素约占20%，单纯水利因素约占10%，单纯其它因素（如农药减灾止损、农膜、农机等）10%，多因素综合叠加（包括化肥、良种、水利、农膜、农机等）因素约占20%。
201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是353公斤，但如果把这些工业化成果全部从农业生产中剔除，那么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将是现在的多少？30%？还是20%？
我认为绝不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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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益云 2015-07-15 20:38:02
农药低估了，我家是洞庭湖平原，不打农药试试，两季亩产上350公斤都难。有农药基本能包子两季在600公斤以上。是综合的，不过我看好的是化肥、农药和良种。水利用处在我们哪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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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全国范围内，1949年如洞庭湖平原这样旱涝保收的耕地比例并不大，更多的是看天吃饭的低产地。
所以我那个比例应是较符合实际的。
@春过雪消 2015-07-30 20:03:36
@信息資料員 、 @信息资料员2016 、 @信息资料员2017
请回答我：
究竟是谁“上下嘴皮子一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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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料员2016 2015-08-02 08:38:52
我所有的ID所有版块回复全部显示“网络错误”，现在开了个翻墙软件才算是上来了。
当然是你。
当年姓毛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把古今中外都诽谤成“封资修”，对苏联的诽谤也不是他污蔑的“变修”以后开始的，亲自捏造斯大林49年主张划江而治的谣言散布不满就是证据。现在的毛轮子，到了像疯狗一样古今中外见人就咬的地步。
你不过延续了这个风气而已。诽谤 历史 技术，诽谤古代是“自然经济”，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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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下，“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说所有古籍都可以不加鉴别地引用，那你相信汉高祖是赤蛇吗？
还是那句话，汉代至清末所广泛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在今天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但吴慧所算出来的高得离谱的亩产量在同样的技术措施（无化肥、大面积、“深耕”、“密植”、“全苗”等）下无法再现，我们怎么可能相信“汉代281市斤”是全国的粟平均亩产？
你所引用的《明末清初清军屠杀人口总数规模之初步考察及相关人口问题》http://bbs.tianya.cn/post-no01-436163-1.shtml计算基础依然是吴慧所估算的亩产量，那么请你回答我：
1、“3414”试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所进行的相关试验“也是八十年代以前编造出来的”？
2、“从城乡人口总的来说，供养全部人口的消费量，需一人四市亩，才过得去。这个比例关系其实古已如此，固不独清时为然”（《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49页）的说法更是和明、清亩产343市斤和367市斤的数据明显冲突，平均消费1400市斤粮食只能算“才过得去”？
如果按吴慧的亩产量，道光十三年人均粮食应在1070市斤以上！这已经远超今天（870市斤）和吴慧所推算的汉唐盛世差不多了，与1949年的人均粮食418市斤相比完全称得上“大康”，怎么也不应爆发太平天国和白莲教（席卷5省历时9年）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吧？
3、能不能回答我：如果不用化肥，玉米这种公认的高产作物也无法大面积达到亩产200市斤。如果粟真能达到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以其抗旱耐瘠的优良特性和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惯，玉米怎么可能在明、清取代它的地位？！
如果是真正理性地讨论问题，就请你不要动不动就扣帽子，出口成脏。
至于你“战国之后的中国就已经不是自然经济”的观点，实在太搞笑了，而且和本贴无关，请不要以此转移话题。
在本贴中，只请你证明“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
不要循环证明，不要转进。
@信息資料員 、 @信息资料员2016 、 @信息资料员2017
请回答我：
究竟是谁“上下嘴皮子一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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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料员2016 2015-08-02 08:38:52
我所有的ID所有版块回复全部显示“网络错误”，现在开了个翻墙软件才算是上来了。
当然是你。
当年姓毛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把古今中外都诽谤成“封资修”，对苏联的诽谤也不是他污蔑的“变修”以后开始的，亲自捏造斯大林49年主张划江而治的谣言散布不满就是证据。现在的毛轮子，到了像疯狗一样古今中外见人就咬的地步。
你不过延续了这个风气而已。诽谤 历史 技术，诽谤古代是“自然经济”，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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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下，“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说所有古籍都可以不加鉴别地引用，那你相信汉高祖是赤蛇吗？
还是那句话，汉代至清末所广泛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在今天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但吴慧所算出来的高得离谱的亩产量在同样的技术措施（无化肥、大面积、“深耕”、“密植”、“全苗”等）下无法再现，我们怎么可能相信“汉代281市斤”是全国的粟平均亩产？
你所引用的《明末清初清军屠杀人口总数规模之初步考察及相关人口问题》http://bbs.tianya.cn/post-no01-436163-1.shtml计算基础依然是吴慧所估算的亩产量，那么请你回答我：
1、“3414”试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所进行的相关试验“也是八十年代以前编造出来的”？
2、“从城乡人口总的来说，供养全部人口的消费量，需一人四市亩，才过得去。这个比例关系其实古已如此，固不独清时为然”（《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49页）的说法更是和明、清亩产343市斤和367市斤的数据明显冲突，平均消费1400市斤粮食只能算“才过得去”？
如果按吴慧的亩产量，道光十三年人均粮食应在1070市斤以上！这已经远超今天（870市斤）和吴慧所推算的汉唐盛世差不多了，与1949年的人均粮食418市斤相比完全称得上“大康”，怎么也不应爆发太平天国和白莲教（席卷5省历时9年）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吧？
3、能不能回答我：如果不用化肥，玉米这种公认的高产作物也无法大面积达到亩产200市斤。如果粟真能达到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以其抗旱耐瘠的优良特性和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惯，玉米怎么可能在明、清取代它的地位？！
如果是真正理性地讨论问题，就请你不要动不动就扣帽子，出口成脏。
至于你“战国之后的中国就已经不是自然经济”的观点，实在太搞笑了，而且和本贴无关，请不要以此转移话题。
在本贴中，只请你证明“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
不要循环证明，不要转进。
@相濡江湖2014 2015-08-07 12:35:17
太长，看不懂，只知道58年有亩产13万斤的，不知道是否是世界最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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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数据是1958年全国平均亩产103公斤（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index）。
如果你要相信2000年前亩产3904斤，相信1958年亩产万斤也不足为奇。
太长，看不懂，只知道58年有亩产13万斤的，不知道是否是世界最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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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数据是1958年全国平均亩产103公斤（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index）。
如果你要相信2000年前亩产3904斤，相信1958年亩产万斤也不足为奇。
@春过雪消 2015-08-12 20:5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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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突扁桃体A 2015-08-12 22:02:07
你总爱拿1949年的数据，传统农业是有农家肥的
应该以1952-1954的数据为准
那是传统非化肥农业的极限
鄙视你的人格；过去的分析是有问题
但是你的一样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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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仅以作物最重要的3种生长元素之1——氮计算，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约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需20~30亩的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另：南方的河池所能提供的塘泥也是同样情况，不再分析。
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不考虑经济作物用肥，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当然，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也被广泛用作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明后期甚至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但是因来源有限、产量有限、肥效有限、或作用有限（只能用于改良特定土壤，不能补充氮等），对农业生产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2、1952-1954年全国平均亩产为87~88公斤。
3、鄙视你这种连文章也没看就在乱发言的人的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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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突扁桃体A 2015-08-12 22:02:07
你总爱拿1949年的数据，传统农业是有农家肥的
应该以1952-1954的数据为准
那是传统非化肥农业的极限
鄙视你的人格；过去的分析是有问题
但是你的一样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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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仅以作物最重要的3种生长元素之1——氮计算，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约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需20~30亩的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另：南方的河池所能提供的塘泥也是同样情况，不再分析。
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不考虑经济作物用肥，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当然，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也被广泛用作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明后期甚至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但是因来源有限、产量有限、肥效有限、或作用有限（只能用于改良特定土壤，不能补充氮等），对农业生产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2、1952-1954年全国平均亩产为87~88公斤。
3、鄙视你这种连文章也没看就在乱发言的人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