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时期的幸福生活
扶持的东西不可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毛主席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有正面教员…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最先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是身为当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胡的绩伟，提口号，发社论。就是这个当时“左”的发狂的主，后来摇身一变又“右”得要命，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最先发明“两个凡是”的郑必坚，现在被美国国务院佐利克则公开夸奖为“有识之士”。所以极左、极右是一家
你的表演，很卖力，也很精彩，巧舌如簧、颠倒黑白。毛泽东：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最先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是身为当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胡的绩伟，提口号，发社论。就是这个当时“左”的发狂的主，后来摇身一变又“右”得要命，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最先发明“两个凡是”的郑必坚，现在被美国国务院佐利克则公开夸奖为“有识之士”。所以极左、极右是一家
你的表演，很卖力，也很精彩，巧舌如簧、颠倒黑白。毛泽东：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我爷爷他们那一代人，对毛主席怀有极其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我们现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邓小平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为什么通不过？无非是这些老人们亲身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亲身体验过旧社会的苦难。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容易被忽悠，容易被欺骗。面对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有人不是反省自己存在的问题，反而醋意大发，将其污蔑为是毛泽东搞了“个人崇拜”！其实，古今中外，搞“个人崇拜”的何止万万千千？但是，有几人像毛泽东那样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的如此崇高的威望？他们视人民为阿斗，以为几句忽悠就能欺骗天下所有的人，这不是笑话吗？有一首诗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我们这里，在旧社会，除了极个别的大地主，即使是一般的地主，平时也需要吃糠咽菜，穿的衣服也是补了又补，一般的贫苦农民就更不用说了。当然，由于我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没有切身体会，也就是听老一辈的人说说而已。不过，现在是信息社会，我可以通过网络查找一些老一辈人接触不到的宏观资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我们这里，在旧社会，除了极个别的大地主，即使是一般的地主，平时也需要吃糠咽菜，穿的衣服也是补了又补，一般的贫苦农民就更不用说了。当然，由于我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没有切身体会，也就是听老一辈的人说说而已。不过，现在是信息社会，我可以通过网络查找一些老一辈人接触不到的宏观资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里包含有丰富的内容。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二千万，而到抗战时期，一百年过去了，仍然只是四万万同胞。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一次不很完整的人口调查，是通过食盐的消费量，采取计口授盐的方式推算出来的。从那时起，四万万同胞就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当然，这样的推算很不准确，但也算是有一定的依据吧，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当时没有多少文化娱乐活动，也没有什么计划生育之类的意识，中国人满脑子还是“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传统观念，一对夫妻生个十个八个的也不稀奇。但一百年了，中国人口并没有增加多少，这些已经出生的人口都到哪里去了？答案非常残酷：大部分应该是饿死了。民国时期，即使是风调雨顺，每年饿死几百万人，也是常态。
如果这些数字还是不够生动，不够直观的话，我再举几个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下面是几个大名鼎鼎的著名人物的情况：
1，朱德
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中是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的：“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现在的问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当时没有多少文化娱乐活动，也没有什么计划生育之类的意识，中国人满脑子还是“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传统观念，一对夫妻生个十个八个的也不稀奇。但一百年了，中国人口并没有增加多少，这些已经出生的人口都到哪里去了？答案非常残酷：大部分应该是饿死了。民国时期，即使是风调雨顺，每年饿死几百万人，也是常态。
如果这些数字还是不够生动，不够直观的话，我再举几个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下面是几个大名鼎鼎的著名人物的情况：
1，朱德
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中是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的：“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2，雷锋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望城县雷锋镇人。雷锋的祖父雷新庭，多年靠种地主唐四滚子10亩田，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在高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得了重病。雷锋3岁那年冬天，地主唐四滚子，逼雷新庭一定要在年关前还清租债，雷新庭年关时节含恨去世。
雷锋的父亲雷明亮，一九三八年被抓夫，遭到国民党逃兵的毒打，造成内伤残疾，回到家乡后边养病边种地勉强度日。一九四四年又遭到日寇毒打，伤势加重，翌年秋天死去。
雷锋的哥哥雷正德，十二岁时外出当童工，在繁重劳动的折磨下得了童子痨（肺结核）。一天，他昏倒在机器旁，轧伤了胳膊和手指。被解雇后又到一家印染作坊当了童工，由于劳累过度，肺病加重，又无钱医治，没几天就死去了。
雷锋的弟弟被饿死在家中。
雷锋的母亲张元潢，出生在一个铁匠家里，十几岁后被送到雷家做了童养媳。成婚后辛苦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在公爹．丈夫、大儿子、小儿子相继辞世后生活日益艰难，后受到地主的凌辱及逼害，于一九四七年中秋之夜悬梁自尽。
年仅7岁的雷锋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活了下来。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望城县雷锋镇人。雷锋的祖父雷新庭，多年靠种地主唐四滚子10亩田，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在高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得了重病。雷锋3岁那年冬天，地主唐四滚子，逼雷新庭一定要在年关前还清租债，雷新庭年关时节含恨去世。
雷锋的父亲雷明亮，一九三八年被抓夫，遭到国民党逃兵的毒打，造成内伤残疾，回到家乡后边养病边种地勉强度日。一九四四年又遭到日寇毒打，伤势加重，翌年秋天死去。
雷锋的哥哥雷正德，十二岁时外出当童工，在繁重劳动的折磨下得了童子痨（肺结核）。一天，他昏倒在机器旁，轧伤了胳膊和手指。被解雇后又到一家印染作坊当了童工，由于劳累过度，肺病加重，又无钱医治，没几天就死去了。
雷锋的弟弟被饿死在家中。
雷锋的母亲张元潢，出生在一个铁匠家里，十几岁后被送到雷家做了童养媳。成婚后辛苦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在公爹．丈夫、大儿子、小儿子相继辞世后生活日益艰难，后受到地主的凌辱及逼害，于一九四七年中秋之夜悬梁自尽。
年仅7岁的雷锋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活了下来。
3，陈永贵
陈永贵，1914年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沾城镇小南山（今属大寨镇）一个雇农家庭。父母为他起名荣贵（后改名永贵），乳名金小，为的是图个吉利。然而，陈家既没有因“荣贵”一名而荣华富贵，也没有因“金小”的降生而带来钱财，反倒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陈永贵祖籍沾城镇西石山村（今属巴洲镇）。祖父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农民，虽有几亩薄田，却难以养家糊口，只好为人做牛做马，饥寒度日。到了陈永贵的父亲这辈，境况更加凄苦，命运更为悲惨。兄弟五人竟没有一人顺利走完一生。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又名陈科妮，排行老二，从小在大寨一带扛长工，勉强度日，直到30多岁时，才在穷伙计的帮助下，和小南山李拐旦的女儿李小妮成了亲，在小南山的一眼破土窑里安了家。成家后，先生一女，又生二子，长子即陈永贵。随着三个孩子的先后降生，陈志如靠扛长工再也无力支撑这个家，妻子只好带着孩子去讨饭。1919年，“松溪河暴涨，冲毁两岸粮田甚多”，庄户人颗粒无收。为了糊口，陈志如只得挑起一副担子，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五口返回了老家石山村。然而，翌年全县普遍干旱，从春旱到秋，直到9月14日才下了一场透雨。庄稼绝收，饿殍遍野。面对饥饿的一家，陈志如走投无路，只有鬻女卖妻，把他们卖到有粮吃的人家。他先含泪将女儿卖到了本县窑沟村做童养媳，又忍痛将妻子和还在襁褓中的幼子卖给了和顺县固壁村一个姓杨的农家，只留下陈永贵这一个儿子。6岁的陈永贵亲眼目睹了一家人的无奈离散，母爱和姐弟亲情的骤然丧失，凄惨的遭遇对刚刚懂事的他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也就在这一年，陈志如在卖掉妻儿后，一担箩筐挑着陈永贵和全部家产逃荒到了大寨。
到大寨后，陈氏父子在三岔沟一眼破旧窑洞安了家，算是有个了遮风避雨之所。然而，苦难并没有到此为止，陈志如仍在为生活奔波，为活命苦苦挣扎，始终无力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来养活儿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的他，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在祖坟前痛哭一场后，用一根绳子吊死在坟前的一棵老松树上。
陈永贵，1914年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沾城镇小南山（今属大寨镇）一个雇农家庭。父母为他起名荣贵（后改名永贵），乳名金小，为的是图个吉利。然而，陈家既没有因“荣贵”一名而荣华富贵，也没有因“金小”的降生而带来钱财，反倒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陈永贵祖籍沾城镇西石山村（今属巴洲镇）。祖父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农民，虽有几亩薄田，却难以养家糊口，只好为人做牛做马，饥寒度日。到了陈永贵的父亲这辈，境况更加凄苦，命运更为悲惨。兄弟五人竟没有一人顺利走完一生。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又名陈科妮，排行老二，从小在大寨一带扛长工，勉强度日，直到30多岁时，才在穷伙计的帮助下，和小南山李拐旦的女儿李小妮成了亲，在小南山的一眼破土窑里安了家。成家后，先生一女，又生二子，长子即陈永贵。随着三个孩子的先后降生，陈志如靠扛长工再也无力支撑这个家，妻子只好带着孩子去讨饭。1919年，“松溪河暴涨，冲毁两岸粮田甚多”，庄户人颗粒无收。为了糊口，陈志如只得挑起一副担子，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五口返回了老家石山村。然而，翌年全县普遍干旱，从春旱到秋，直到9月14日才下了一场透雨。庄稼绝收，饿殍遍野。面对饥饿的一家，陈志如走投无路，只有鬻女卖妻，把他们卖到有粮吃的人家。他先含泪将女儿卖到了本县窑沟村做童养媳，又忍痛将妻子和还在襁褓中的幼子卖给了和顺县固壁村一个姓杨的农家，只留下陈永贵这一个儿子。6岁的陈永贵亲眼目睹了一家人的无奈离散，母爱和姐弟亲情的骤然丧失，凄惨的遭遇对刚刚懂事的他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也就在这一年，陈志如在卖掉妻儿后，一担箩筐挑着陈永贵和全部家产逃荒到了大寨。
到大寨后，陈氏父子在三岔沟一眼破旧窑洞安了家，算是有个了遮风避雨之所。然而，苦难并没有到此为止，陈志如仍在为生活奔波，为活命苦苦挣扎，始终无力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来养活儿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的他，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在祖坟前痛哭一场后，用一根绳子吊死在坟前的一棵老松树上。
我之所以抄录这些文字，是因为这些血泪浸透的文字，非常形象的告诉了我，旧社会究竟残酷、黑暗到了何种令人发指的程度。我也是在了解了这些苦难之后，才真正理解了我爷爷他们为什么会对毛主席、共产党怀有那样极其真挚的感情。尽管我并没有经历过这些刻骨铭心的苦难。
有人总是试图告诉我们，民国时期，社会和谐安宁，诗情画意，一幅美丽的田园风情，哪里有什么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纯粹是有人蓄意挑拨。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下面，我继续叙述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有人总是试图告诉我们，民国时期，社会和谐安宁，诗情画意，一幅美丽的田园风情，哪里有什么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纯粹是有人蓄意挑拨。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下面，我继续叙述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三四岁就开始上学，由于年纪太小，很多事情都已经没有了印象，只有两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是前面已经说过的，由于不写作业被老师留校，不让吃饭，直到我爷爷找来后，才被允许回家；另一件事，就是我经常性的丢铅笔。
那时农村很穷，也没有多少文具，无非是铅笔、本子、课本什么的。我的家庭，因为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所以，在基本的学习用品上，从来都是尽可能的保证我们的需要。所以尽管我还小，但我从来就没有缺少过铅笔、本子、课本什么的。
想不到的是，有人就把主意打在了我的身上。
我开始上学后没几天，家里人就在我回家时发现，我的铅笔不见了。至于什么时间不见的，怎么不见的，我根本就说不上来。虽然经过再三启发，我仍然是一脸的茫然。我奶奶虽然很心疼，但铅笔还是不能不给我买。于是，在再三叮嘱让我小心之后，又给了我一支铅笔。结果，放学回家后，铅笔还是照样丢失了。再询问，仍然是一脸的茫然。刚开始时，家里还有点怀疑是我贪玩，自己不小心把铅笔弄丢的。于是用刀在铅笔头上边刻个槽，然后用结实的线绳把铅笔绑紧，再绑到我的衣服上。然而当我放学回家后，铅笔依然不翼而飞，胸前只剩下被人用刀割断后轻飘飘的半截线绳。再问，依然是一脸茫然，我根本就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了。
没办法，后来只得把一根铅笔截成几小节。
那时农村很穷，也没有多少文具，无非是铅笔、本子、课本什么的。我的家庭，因为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所以，在基本的学习用品上，从来都是尽可能的保证我们的需要。所以尽管我还小，但我从来就没有缺少过铅笔、本子、课本什么的。
想不到的是，有人就把主意打在了我的身上。
我开始上学后没几天，家里人就在我回家时发现，我的铅笔不见了。至于什么时间不见的，怎么不见的，我根本就说不上来。虽然经过再三启发，我仍然是一脸的茫然。我奶奶虽然很心疼，但铅笔还是不能不给我买。于是，在再三叮嘱让我小心之后，又给了我一支铅笔。结果，放学回家后，铅笔还是照样丢失了。再询问，仍然是一脸的茫然。刚开始时，家里还有点怀疑是我贪玩，自己不小心把铅笔弄丢的。于是用刀在铅笔头上边刻个槽，然后用结实的线绳把铅笔绑紧，再绑到我的衣服上。然而当我放学回家后，铅笔依然不翼而飞，胸前只剩下被人用刀割断后轻飘飘的半截线绳。再问，依然是一脸茫然，我根本就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了。
没办法，后来只得把一根铅笔截成几小节。
文革时期没有工作日不能饮酒的规定。我因为太小，不知道其他家庭是怎样招待公社干部的，但公社干部下乡到我家吃派饭，一般都是有酒有肉，热情款待的。我因为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很受宠爱，常常端着小碗被叫到桌边给我夹上几筷子好吃的，我爷爷还要端起酒盅，让我抿上一点。那个时候农村请客，喜欢把酒到在酒壶里，放到火上加热后再喝，这样一方面可以使酒里的甲醛等有害物质挥发出去，另一方面可以加速人体对酒精的吸收和分解。所以我当时喝酒的感觉是热辣辣的。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培养前对酒的兴趣，除非是在酒桌上迫不得已，否则，即使是再好的酒，我也基本不碰。
文革时期的农村，尽管物质比较缺乏，但精神生活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那个时候，集体常常组织文艺宣传活动，一般是在天黑之后，拉起幕布，挂上雪亮的气灯，敲锣打鼓进行各种演出。不过由于当时我太小，内容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能记得的是，当时演出时，常常需要到我家，借用我父亲实行军衔制时的军装，特别是大盖帽，这是装扮反派人物必不可少的道具，如王连举之类的。
按照一些舆论的宣传，当时“左”风盛行，人人自危，这似乎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有人竟然胆大包天，居然敢用人民解放军的军服充当坏蛋的服装。造反派没缝还想生蛆呢，如此现成的题材，还不大做文章？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玄乎，农村人哪有这样神经的？我父亲的服装多次被借用去充当坏蛋的表演服，从来就没人说过什么，更没有人因此找过我们的麻烦。
按照一些舆论的宣传，当时“左”风盛行，人人自危，这似乎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有人竟然胆大包天，居然敢用人民解放军的军服充当坏蛋的服装。造反派没缝还想生蛆呢，如此现成的题材，还不大做文章？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玄乎，农村人哪有这样神经的？我父亲的服装多次被借用去充当坏蛋的表演服，从来就没人说过什么，更没有人因此找过我们的麻烦。
毛泽东关于劳动者管理国家的一段话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除了宣传队之类有组织的演出，社员自发的娱乐活动也不少，生产队集体劳动时，相互之间讲点笑话，唱唱歌，起个哄什么的，还有故意撂凉腔的，往往能引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疲劳也随之一扫而空。文革时期的年轻人多，特别是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劳动之余，在休息的时候，免不了弄些掰手腕、翻跟头、摔跤之类的乐子，借此调剂调剂单调的劳动，比起后来一家一户一个人或几个人孤孤单单的干闷活，有趣多了。现在，农村的青壮年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一般只剩下老人和留守儿童，已经没有多少人气了。
有一次，我爷爷和社员们一起在地里劳动，我则在一边玩耍。突然，一个社员一不小心惊动了一只野兔。野兔还以为被人发现了，从藏身的地方一窜而出，动作又快又灵活。这一下可引起了正在干活的社员们的惊喜，大家一下子就来了劲，一大群人大呼小叫着，追的追，堵的堵，一会儿的功夫就逮住了这只可怜的兔子。由于当时在场的，就我的岁数最小，所以虽然我并没有出什么力，但看在我积极呐喊助威的份上，这只兔子就成了我的战利品。
有一次，我爷爷和社员们一起在地里劳动，我则在一边玩耍。突然，一个社员一不小心惊动了一只野兔。野兔还以为被人发现了，从藏身的地方一窜而出，动作又快又灵活。这一下可引起了正在干活的社员们的惊喜，大家一下子就来了劲，一大群人大呼小叫着，追的追，堵的堵，一会儿的功夫就逮住了这只可怜的兔子。由于当时在场的，就我的岁数最小，所以虽然我并没有出什么力，但看在我积极呐喊助威的份上，这只兔子就成了我的战利品。
当时我就欢天喜地的把兔子带回了家。为了让兔子吃好，还专门到地里割了些青草放在兔子旁边，准备长期喂养这只兔子。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来不及干其它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看昨天刚逮的兔子，结果发现兔子竟然死了。我爷爷说，野兔在野地里野惯了，气性大，可能是生气气死的。
当时在生产队，最精彩、最刺激、最经常，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看羊顶架。
羊顶架极容易组织，对场地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有一块相对宽敞的地方就可以了。双方约定后，两边各自牵来一头公羊，然后在人们的起哄声中，抓住羊角带着跑几步，随即顺势松手，两头公羊便会猛地碰到一起，发出惊天动地的撞击声。然后，两头公羊会各自后退，随即再猛地碰到一起。这一活动的群众基础很好，而且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有时，即使是正吃着饭，饭场上只要有人提议，一般都能得到积极的响应。
当时在生产队，最精彩、最刺激、最经常，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看羊顶架。
羊顶架极容易组织，对场地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有一块相对宽敞的地方就可以了。双方约定后，两边各自牵来一头公羊，然后在人们的起哄声中，抓住羊角带着跑几步，随即顺势松手，两头公羊便会猛地碰到一起，发出惊天动地的撞击声。然后，两头公羊会各自后退，随即再猛地碰到一起。这一活动的群众基础很好，而且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有时，即使是正吃着饭，饭场上只要有人提议，一般都能得到积极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