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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被自己的士兵扔到山涧里！这样离心离德的部队，那还会有什么战斗力？一个没有凝聚力的部队一切都谈不上。
孙立人写过长长的一篇有关“驭兵之术”的文章，把这篇文章和蒋百里、毛泽东、粟裕的军事著作摆在一起，如果我们抛却他们的政治立场不论，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奥秘：一流的军事家就是洞悉人性最深刻的人。
这些人能在各种复杂的局面中，极度准确的迅速的感知到人的心理变化和利益诉求——无论是我方的还是敌方的。就像一个对猎物习性极其了解的猎人，知道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陷进、诱饵才能捕到猎物。
洞察人性的能力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能力，对一流的作家，军事家，企业家和任何一个领导者来说，这种能力必不可少。苹果的总裁乔布斯，对苹果产品的设计者的要求是：要把界面上的水滴，做的逼真到要让人有想舔一下的冲动；要让使用者在十秒钟的时间内，从一千首歌中找到自己想听的歌。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在这个世界上手机的功能都差不多，但唯有苹果手机能后来居上，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苹果手机“直接无缝”对接到人的情感需求和体验上。
而能做到这种境界，都源于乔布斯对于人性的深刻了解，他用他的产品和你沟通，一下子就能沟通到你的心坎里。他知道现在的客户最想要的是什么——在手机基本功能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客户最想要的用起来很“爽”的体验。
而毛泽东知道当时最广大的农民，最想要的是土地。于是我军与“国军”打仗时，我方经常向对方那边喊：“王小二，别打了，你家刚分了八亩水田。”这类宣传直接“秒杀”“国军”的最后一丝斗志，世世代代没拥有过自己的土地，怎么着？共产党什么条件都不要，就分给地了，这种措施带来的愉悦感，把当时最绝大多数的农民蕴含的能量，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释放出来。
蒋百里和孙立人对中国社会大的趋势的理解，当然没有毛泽东深刻，但是他们相对来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在军事层面对中国的了解，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蒋百里和孙立人都曾分析出中国士兵，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原因。
中国士兵不怕牺牲、勇于吃苦的原因？不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这样的光荣传统吗？
这种答案很像教科书里的答案，但未必符合实际情况。
而蒋百里和孙立人则认为，中国士兵之所以拥有这个特质，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士兵来说，战争时的生活水平，和平时的生活水平相差不是太大。也就是说当时老百姓即使不打仗，生活境遇也够悲惨的了。
这个原因也许我们现在多人不太理解。
我们从一个侧面，看看当时大多数人——也就是农民的生存状态。
国共打仗时，我军的很多士兵连吃的白面都不认识，他们竟然用一袋袋白面来修筑工事，后来被陈昌浩发现才给制止住。
很多士兵没见过牙膏，他们把牙膏装在口袋里，当糖吃。
陈锡联的警卫员，没见过马桶，还以为是用来腌鸡蛋的罐子，便揭开盖，去里面摸，结果摸了一手屎，
甚至一直到解放战争时，连当时已经是高级指挥员的陈锡联，都不认识金砖，还以为是铜块，竟然用来垫床腿，有的甚至扔到了粪坑里。
其实人的知识结构，是和他们的生活水平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一些从没见过金属，一直使用石器的部落，他们把从西方殖民者那里得到的铁钉种在地上，希望这些铁器能长出来。
而对照一下同时期西方已经发展到了的经济水平，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差距有多大。
孙立人和蒋百里对中国士兵，这种特质的分析既深刻，又务实。只有务实，才能设计出最高效、最科学的制度。
就像西方的间谍机关，曾经有这样一个“务实”的规定：假如你不幸被捕，你必须坚持48小时，因为这48小时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让很多同志逃生。严刑拷打很难熬，不能奢求每个人都是电视里、小说里那种超级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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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的心脏是在左边，但是大概有百万分之一的人的心脏是长在右边的——这种说法不是八卦，而是李政道，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到过的。
张爱玲在九岁十读红楼梦，就感觉到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味道”不一样，这当然是一个文学天才异常敏锐的感受力。
在印度洋边某个岛上的一个小渔村里，一个当地的头人忽然感到种种说不出的异常，他当机立断，把所有的村民，不论男女老少，马上召集起来，并带他们爬到附近最高的山上，当几十米高的海浪袭来的时候，这些村民们幸免于难。这个头人之所以能感觉到这种“异常”，也许他不止一次从先辈那里听说过，那就是“世界末日般”海啸来临时的预兆。他的生存环境和知识结构，造就了他对海洋敏锐的感受力。
这些都说明，在一个缤纷复杂的世界中，人在生理、还对某些事物敏锐度上，差别是很大的。
咱们中国人是特别注重感觉、而不是逻辑的民族。所以我们从感觉和体验出发，总结出了很多很“奇妙”的规律，诸如：
如果一个女孩子突然喜欢吃辣，就说明她有生理欲求了。
一个女人如果人中有痣的话，很可能就会得子宫肌瘤。
在春天地气是上行的，所以即使没有风，风筝一样能飞起来。但是秋天地气是下行的，所以如果没风的话，风筝就放不上去。
……
这些从西方的观点都是很难理解的。
在战场上，这种神秘的“感觉思维”，同样重要。面临多种选择时，能比别人更清晰的感觉出每种选择导致的结果。并坚信自己的感觉，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这是一种非凡的能力。
孙立人就有这种能力。
当杜聿明命令撤退野人山时，作为下属的孙立人拒绝执行。在国民党内，直接和上司如此顶牛的恐怕不多。孙立人作为美国弗吉尼亚军校的高材生，和一般的国民党将领很不一样——不一味强调服从或者效忠，他非常重视避免无谓的牺牲，把士兵的生命权益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前面提到过，在孙立人不提倡成立敢死队之类的——这可是中国部队常用的攻坚方法。
为什么不进野人山？因为孙立人知道，那简直就是地狱。
野人山，在缅语中被成为“胡康河谷”意思就是“魔鬼居住的地方”。我们前文中提到过这种丛林的生存条件有多艰苦。
有多艰苦呢？
杜聿明带进野人山的部队时是4万人，而出来时，却只有8千人。也就是5个人中只有1个人或者出来。
我们通过事例，感性的了解一下，野人谷有多可怕。

杜聿明的一个副官生病掉队，在一个大树下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就变成了一堆白骨——被蚂蚁给吃了。野人谷连蚂蚁都如此凶猛。

蚂蟥，蚊子，各种毒虫，疟疾，登革热，猩红热，拉肚子，都是对人生命的巨大威胁，并且没食物吃，当时正当是雨季，雨点大的像小型的鸡蛋，几分钟就能在地上下一两尺，如何睡？地上的沼泽有的齐腰深，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杜聿明手下虎将、也是和杜聿明同属黄埔系的戴安澜，受伤躺在担架上，一同和杜聿明撤入野人山。由于艰苦的自热环境，伤口恶化，最终没能走出野人山。戴安澜有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司机王培清，这次戴出来征战没有带王培清，而是把他留在家里照顾家人。一天夜里，在后方的王培清好像在半梦半醒之间、迷迷糊糊的做了个奇怪的梦：他梦见戴安澜穿着一身整齐的军服，走进一个在山上的庙里，然后推开庙门，看了一会，接着便把门庄重的关上。
等王培清醒后不久，就接到了戴安澜阵亡的电报。后来据当时在戴安澜身边的参谋证实，戴安澜就是死在一个山上的庙里。

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杜聿明也不能幸免，患了登革热，在担架上昏迷了两昼夜。为了抬他，二十多个年轻的士兵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一个还有他的警卫营营长。

二十多年后，一帮缅甸克钦帮的游击队员进入野人山打游击。当他们进入一个被藤萝遮蔽住洞口的山洞时，他们惊呆了：里面是满满的尸骨！这就是杜聿明当年穿越野人山时，某队士兵来这个山洞里避雨或者休息，因为野人山的山洞一般都有瘴气，加上这些士兵太劳累太虚弱了，以至于集体死在这个山洞里。

像杜聿明戴安澜这样的高级将领，无论是病了还是受伤，都会有人抬。但是普通的士兵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伤病而丧失行动能力的话，那就等于眼睁睁的等死。
在野人山行军中幸存下来的远征军老兵王伯方，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
王伯方当时是连长，有一个和他感情很好的士兵，脚受伤不能行走，王伯方舍不得丢下他，就一路背着。
但当来到一处地形很陡的山坡下，每个人必须扯着绳索才能爬上去。王伯方面临一个异常艰苦的抉择：
继续背着这个受伤的士兵走，已经不可能了，只能把这个把这个伤兵留下来，这里就是他生命的终点，但是看看这个年轻的伤兵，眼睛里满是活下去的渴望，况且很快就能走出野人山了。
该怎么办？
后面的长官看到王伯方他们几个犹豫不前，就连忙过来看个究竟。当长官了解情况后，当机立断，悄悄的在王伯方耳边下了命令。
王伯方没有办法，只能眼含热泪按长官的命令做——悄悄的拉上冲锋枪的最后一颗子弹，趁那个年轻的伤兵不注意，一枪结果了他。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在没有后方的、流动的遭遇战中，伤亡率往往很高，因为即使你受的伤不重，可一旦丧失行动能力，也只能被留下等死，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总不能让别人背着你突围吧，如果那样的话，总体的伤亡率更大。
孙立人的部队要幸运的多。因为他们没有进野人山，而是直接撤进印度。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孙立人因为救过七千多英军士兵，所以被英国授予荣誉勋章，在英国享有崇高的声誉。这就为孙立人成功撤入印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要是换做中国别的部队，根本没可能。
当时的印度，正是鼎鼎大名的“圣雄”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而甘地自己对于对抗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并不热衷，他甚至宣称，如果英国人不让印度独立的话，他有可能考虑和希特勒合作。
蒋介石当时曾经专门坐飞机去印度拜会甘地，希望说服甘地一起抗日。一开始甘地还礼貌性的应付几句，后来干脆懒的理蒋介石了，一言不发的支起他的纺车，纺起棉花来，弄得蒋介石非常尴尬。
甘地这个人，在世界上是以“道德完人”的形象著称。不过他的某些行为在一般人看来也非常怪异：
比如他为了能消除自己的性 欲，而采取一种特殊的按摩方法——具体方法是用一块柔软的湿布，轻轻摩擦外生殖器，同时撒上冷水。在摩擦之前，包皮应盖住龟头。
冷水之中应放进一个板凳，与盆中水的高度和座位相近。病人坐在凳子上，两腿放在浴盆外，生殖器位于水面，轻轻摩擦，千万不可引起疼痛。在甘地看来这种摩擦浴不仅能起到清洁生殖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还能激发人对精液流出生殖器的反感。
另外此外甘地还和侄孙女摩奴在一张床上睡， 这是为了训练自己对女性肉体的抵抗力。
蒋介石的偶像曾国藩也热衷于这种“道德完人”的训练，曾年轻时非常好色，有时去朋友家做客，竟然在酒席上和朋友美丽的小妾聊个没完，甚至惹的朋友为此翻脸。曾国藩回来后，在日记里骂自己是禽兽，但是第二天还是色性不改。
蒋介石年轻时，和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如出一辙：一边和女人乱搞，一边在日记里骂自己是禽兽。荷尔蒙和自己的所谓的道德冲突的非常厉害。

在道德和修身上很有追求的蒋介石，对在这方面的大师级人物甘地，想必是非常崇敬的，但是在他急需甘地支持时，这位印度的圣人却让他碰了这么大的一个软钉子，蒋介石的心情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而甘地——我们前文曾经说过——还给当时的希特勒写过写过一封信，无非希望是用自己的道德体系，去说服希特勒——简直是痴人说梦。
道德究竟是什么？
其实道德没什么神秘的，它的目的其实很实用——就是为了人类能更好的生存发展，使人类能够生存发展下去。
实用？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发展？不会吧，比如“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允许自由恋爱，必须有“媒妁之言”才能结婚，等许多过时的道德，曾经促进了人类更好的发展吗？这不是压抑人性吗？
别忘了我们过去是农业社会，人们的交往圈子非常狭窄，生活非常封闭，没有网络，没有相亲大会，没有Party，更没有facebook, 人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异性，而不太有机会接触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异性。的如果提倡自由恋爱，或者对男女之间的接触没有限制的话，乱伦和近亲结婚的比例会高的吓人。
可想而知，男女在青春期，蓬勃的荷尔蒙会对异性和性有极度的渴望，而在农业社会中，生活沉闷封闭，如果让真正处于青春期的、有血缘关系的异性充分接触的话，很容易发生大面积的近亲繁殖。
这对种族的延续极其不利，会被自然选择淘汰。
因为人类进化了38亿年，在人类的基因里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往往不表现出来，如果近亲结婚的话，这些潜在的疾病爆发出来的概率就会极大的增加，所以“不能乱伦”，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之一。
人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标准——不吃同类。
人吃人的现象在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或者在极少数的“食人部落”里都有，但是在人类总的发展中，所占的比例极小。
如果人吃人成为人类一种普遍现象的话，人类的整体生存延续就会面临巨大危险。
因为很多疾病是在不同的物种间流行，比如你吃一只鸡，这只鸡即使携带病菌，但是不一定会对人构成致命的威胁。就是说一种瘟疫病毒能让鸡百分之百死亡的话，未必能对人有同样致命的杀伤力。但是如果“人”大规模的吃“同类”的话，死人所携带的病毒，就会大规模的传播，这样人类早就灭亡了。
自然界虽然有动物吃同类的现象，但是相对于它们的主要的食物，仍然只占极少的比例。据生物学家研究，在地球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动物——这些动物就是大规模的吃同类——这些动物很快就灭亡了。
不过鼎鼎大名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专门列出一个“人部”，就是说人的毛发、指甲、牙齿、屎尿、唾液、乳汁、眼泪、汗水、人骨、胞衣（紫河车）、体垢、月经、人势（阴茎）、人胆、结石……经过加工后，都可以入药。头发可治伤寒、肚疼；男性阴毛治蛇咬；人魄（人吊死后的魂魄）可以安神定魄。
人魄是什么玩意儿？按李时珍《本草纲目》里的说法，就是人上吊死后，在他上吊的地方的正下方的土里，会有一块木炭样的物体。要赶快取出来，要不然就会沉下去了，不但如此，如果这种东西不即使取出来，很快就会有人再一次在这个地方上吊。把这种炭一样的东西挖出来后，可以用水磨碎后服下，可以镇心，安神魄，定惊怖、颠狂。
甚至大便也有用：
将甘草粉碎为末，装入直径约4～6厘米的竹筒内，竹筒口用布片塞紧并用松香封口(注意一定要将竹筒外皮和竹青刮去，以利渗透)。将竹筒浸入清水粪坑中2～3个月(一般是于冬季浸入，翌年春季取出)，用清水漂洗20天左右，每日换水1次，至无臭味为度。待阴干后将竹筒劈开，取出圆柱形的粉甘草，晒干即得。
这就是被称为“人中黄”的一味中药，人的大便在这里好像成了腌制咸菜的菜汤。这种“人中黄”呈圆柱形，有以下特性：
呈暗黄色泽，虽甘草粉末凝集，但纤维纵横交织依然可见，外表附有残存的竹膜，气味特殊，略坚硬但易剥落。 功能：清热、凉血、解毒。 主治：治伤寒热病、大热烦渴、热毒斑疹、丹毒、疮疡。

在这次蒋介石与甘地的会见中，甘地的几句话使蒋介石很受触动，甘地说：“世上只有受难者才知道受难者的苦痛，所以我对中国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怀着很深的同情。但是，阁下，贵国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国，那么请问，为什么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盟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呢？可见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
没办法，中国当时太弱了，所以中国的很多事情根本没有主动权，例如，美国援助的物资，各个战区都有全权支配权，但是唯独给中国的，却需要美国方面的史迪威批准。这些让蒋介石很受伤，并且在日记里抱怨。
但是孙立人当时在国际上的地位却算是个异数。

美国人发了四枚勋章给孙立人。英国给孙立人发了女王勋章，以表彰他在仁安羌救了数千英军。
史迪威非常喜欢孙立人，并且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欢，以至于后来回到美国，还忘不了在家人面前，时常念叨孙立人多有能力、多能干。连史迪威的孙子，都对这个“孙将军”的很多事迹记忆深刻。
在1945年的时候，盟军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亲自邀请孙立人到欧洲战场参观。孙立人在这次参观中，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巴顿等世界一流的军事将领。
这次欧洲之行令蒋介石很眼红和吃醋：在临行之前，孙立人去见蒋介石。按说这本来是好事，蒋介石应该感到高兴和自豪——自己手下的将领能获得这样的荣誉。
可是没想到的是，孙立人刚一进屋，蒋介石就大骂起来：
“谁要你去的，为什么不邀请我，为什么不邀请其他的将领？”
这令孙立人非常的不爽。
老蒋的嫉贤妒能的能力，确实够严重的。
孙立人为何这么招英美的喜欢呢？
他在美国教育的背景，流利的英文能力，很西化的思想，都使美国看着他很有好感、亲切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作战能力。
我们关于孙立人的作战能力说了很多，现在综合盘点一下他的超级作战能力，包括他和林彪的交手。
在中国的所有将领中，孙立人干掉的日本人数量，当之无愧排第一。
孙立人干掉日军5个师团，一个旅团，共计九万人，注意，这还是日本人承认的。
并且这些都是日军的精锐部队，其中有最精锐的第十八师团，也就是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那个师团，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在八莫作战时，这个18军团除了十几个人侥幸逃跑，其余全部被孙的部队干掉。
据当时跟随孙立人部队的、美国摄影师大卫奎德回忆说：这些日本人作战能力非常凶悍——占领新加坡时，这些日军俘虏英军联合部队13万7千多人，而自己竟然只伤亡100多人！
但是就是这么凶悍的日军，却被孙立人几乎是全部给吃掉！难怪史迪威曾评论说，中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这可不是华而不实的外交辞令，而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因为美军也有一支2千9百多人的“麦之队”，专门复杂切断日军的补给线，但在和日军作战时，好几次处境困难，都是孙立人的部队帮他们解围。
孙立人是日本人的克星。以至于有人称他是“日本的屠夫”。

从1904-1911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年都会至少有一次革命党人策划的暗杀活动。而刺杀的对象，都是满清的高官。
在如此频繁的暗杀活动中，革命党当然会有伤亡，其中死的最惨的应数是革命党人徐锡麟，他是在死前被砸碎睾丸（对男人来说，这是极大的痛苦），然后被挖出心肝并被炒吃。但这并没有震慑住革命党，反而激起了更猛烈的暗杀风潮。这些很有“亡命之徒”精神的革命党人，使满清高官人人自危。
这种暗杀活动，在1911年达到了顶峰——5次。但这一年留在历史上的，不是这5次暗杀，而是终结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帝制的大事件——辛亥革命。
历史是很微妙的，一个偶然的事件有时却能改变整个历史的面貌。比如在一战中，英国二等兵亨利•坦迪，曾经准备射杀一个德军士兵，但当他发现那个德国兵负伤时，就放了他。被他放了的德国士兵，有一个举世皆知的名字——希特勒。如果坦迪当时击毙希特勒，那么整个世界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而辛亥革命，充满了微妙之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对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印象极为深刻，并让国民党在这方面多多向共产党学习。孙中山的这种认识和他的革命经历很有关系，因为早期的革命党确实在“组织能力”方面水平很低——辛亥革命以前的十多次革命，无不是以失败告终。即使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有误打误撞、撞大运的成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看辛亥革命的经过就知道了。
1911年9月24日，革命党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在武昌召开，并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这两人就成为起义的最高指挥者。另外，会议制定起义的一个重要策略，我们可以称为“斩首行动”——就是把对方的最高指挥员干掉，使对方处于群龙无首的慌乱状态，所谓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当时在武昌的最高军事首脑是湖广总督瑞澂，那当然就是要起义时首先干掉瑞澂。
这个瑞澂可是很有来头的：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孝庄皇太后娘家那一支的。他的爷爷，就是曾代表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大学士琦善。这样显要的背景自然使瑞澂从小养成就仗势欺人，吃喝嫖赌的习惯，很有纨绔子弟的作风，是当时著名的京城“三大恶少”之一。这样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诸多品质：狂妄、高傲、愚昧、贪生怕死。
瑞澂家的“愚昧”是有传统的，他的爷爷、曾经官至大学士、直隶总督的琦善，在一封给皇帝的奏章中，曾经这样写到：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国家中，英国距中国最近；
——西方人以牛羊肉磨粉为粮；
——西方人每日必食茶叶、大黄，以助消化，否则“大便不通立死”；
——中国受欺的原因是不善用茶叶、大黄，如果中国断绝了茶叶、大黄的供应，西方人即无法生存。
作为如此高层级的官员，竟然无知到这种地步，真的让人啼笑皆非。这种愚昧多少也传给了瑞澂。但这样的对手对革命党来说，遇到这样的对手应该是个好消息。
孙武他们制定的“斩首行动”大概是这样的：在瑞澂住的总督衙门后围墙，有一个鞋帽店，而瑞澂的卧房也恰好贴着后围墙，所以只要爬上鞋帽店的二楼，然后向瑞澂的住处扔几颗炸弹。
这个斩首行动的本身策略应该是很正确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却有很多问题，比如炸弹的威力问题、投掷的准确性等等，都是很有技术性含量的难题。不过孙武是炸弹方面的专家——他在日本学的就是野外战术和炸弹制造，这都能给这次斩首行动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但是事情的进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调配炸药时，意外爆炸。爆炸马上引起了租借巡捕的注意，更要命的是革命文告、名册、旗帜、符号等均被俄警搜去，并且交给了瑞澂。
什么引起了这次意外爆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个是说，一个叫刘同的少年来看孙文制造炸药，并且是叼着烟来欣赏的。在一个炸药的制造场所，有人竟敢吸烟！并且孙武也没有及时的制止？犯这种低级错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孙武专业水准就很有问题。
因为根据常识，爆炸反应的最大的特点是反应的高速性，许多普通化学反应放出的热量有时虽然比炸药放出的热量多，但反应过程进行缓慢，而爆炸反应在十万分之几秒至百分之几秒内完成，比一般化学反应快千万倍。所以爆炸一旦开始，就瞬间完成，根本没有方法阻止。在炸药的制造场所，不但明火要绝对禁止，就是对盛放炸药的容器和静电等因素都要全面考虑。在易燃易爆的场所，所有的明火都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个煤气泄漏的房间里，连灯都不能轻易开，因为开灯的瞬间，开关会产生电火花从而引起爆炸。
这个“抽烟”引起爆炸的版本，不但提到刘同在边抽烟边看孙武制造炸药，还提到刘同把烟蒂扔进了装满炸药的桶里，这样引起了不可避免的爆炸。
刘同是谁？是革命资深人士刘公的弟弟。家境优越，当时只有十六岁。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角度，做出这种愚蠢的行为到是有可能。
另外一个引起爆炸的版本是“操作失误”。就是说孙武在制造炸药的过程中，操作不当而引起爆炸，这种倒是很好理解。
但那种版本是真实的呢？这已经无从考证了，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对爆炸的原因都含糊带过。尤其是到后来，第一当事人孙武先是支持袁世凯，然后慢慢的淡出政坛隐居起来，所以爆炸的真实原因，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孙武因为爆炸暴露，瑞澂拿到名单，并且革命党方面组织非常混乱，名单被官方缴获后，并没有组织有效的撤离，甚至很多人不确定名单上到底有没有自己。这种种的迹象都显示瑞澂处在主动方。
但是，这个曾是京城“三大恶少”之一的瑞澂，在后续的处理中却败笔频出，处置严重失当。 可以说历史上所谓的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瑞澂的行为还多少的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人性是复杂的。瑞澂这个小时候顽劣的花花公子，长大后在晚清腐败的官场中相对来说却不是很坏，做官比较清廉，据说还笃信佛教，以至于对逮捕到三个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他竟然不忍心处决，最后还是他的师爷张梅生替他下的命令。在他的信仰体系中，好像觉得只要多积善就能消灾免祸，万事太平，这种一厢情愿的愚昧往往事与愿违。
拿到名册，抓了几十人，砍了三个人的脑袋，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一时间人心惶惶，有些未必很有决心起义的革命党人也沉不住气了——因为瑞澂的这种举动很自然的让他们感觉到这些满清大员们正在调兵遣将，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捕杀行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这是一个人很正常的反应。
历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就这样开始了。原定的最高首脑孙武和蒋翊武都已经逃走，所以这场起义其实是底层军官和士兵自发的小规模哗变，一开始人数并不多，很多部队仍处在观望状态。只要是瑞澂能够镇定自若，拿出背水一战的勇气，这场起义很难成功。并且瑞澂一方守城用的武器中还有机枪。
机枪出现后，才真正使战争中的“以一当百”的战斗力真正的得以实现。
1893年，罗得西亚50名步兵和区区4挺马克沁机枪便轻松击退了多达5000名祖鲁人的进攻，战场上留下了3000具尸体。
1895年，阿富汗奇特拉尔战役和苏丹战役中，士兵在马克沁机枪下死伤累累。1898年，苏丹的恩图曼之战，2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在进攻中，有多达15000人是倒在马克沁机枪的阵地前的。
1899年开始的布尔战争中，布尔人在冲锋时遭到了马克沁机枪的毁灭性打击，损失超过70%以上。
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武器不是原子弹、也不是大炮，而是机枪。有这么好的守城的武器装备，只要瑞澂能下决心死守，那将会成为革命党人的噩梦。
但是这个瑞澂一听到枪声，就马上在墙上挖了个狗洞，急急忙忙带着一家老小撤到军舰上、做出了随时逃走的架势。主将先逃，可想而知，留下防守的士兵那还会有士气守城。并且守城的主将张彪也是个无能之辈，他是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娈童”——就是张之洞的男性性伴。据说张之洞有“龙阳癖”，用现在话说就是同性恋。张之洞曾经最宠爱的是一个叫赵凤冈的男仆人，这个仆人依仗张的权势作威作福，当时的人曾做一副对联戏曰：“两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冈”，张彪就是赵凤冈一类的人物。利用这样的关系得到的地位，在领军打仗方面无能就很好理解了。
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种微妙的因素中，出人意料的成功了。

谢谢大家关注，不会太监的。

@懦夫奋臂 2011-03-08　21:53:41
等到花儿也谢了，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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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一直关注，会加油的

@国王老爹 2011-04-16　19:10:51
清找先生：
拜读大作两年了，仍在心织笔耕？
写功不错，知识面与认真程度感人！
何时决定出版啊？网友们都在等待呢，定能畅销！
若有机会操作出版当十分荣幸！本人是漓江出版社老编辑（编辑部主任），好书稿会签约给你高版税的。我们是广西省级社（天津百花、上海文艺、广东花城、广西漓江，四社曾称出版界的文艺社四大金刚）会以各种形式加大宣传。欢迎到桂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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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啊，有机会一定合作

up

汪精卫得知日本轰炸美国的珍珠港后，痛苦绝望的以头撞墙，嚎啕大哭。因为他知道，美国一参战，日本必败。而日本人一败，他的汉奸罪名就坐实了。汉奸什么待遇？就是像秦桧那样，遗臭万年，上到祖宗八代，下到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跟着“享受”骂名，永无出头之日。
虽然秦桧的曾孙秦钜，后来抗金兵战斗中壮烈牺牲，也算是个民族英雄，但秦钜的知名度可没法和汉奸曾祖父秦桧相比。
秦桧和汪精卫还有一个共同点：字写得好——秦桧是非常有造诣的书法家，据说现在的仿宋体就是秦桧创立的；而汪精卫的字，在当时也很出众。
但是一个汉奸的罪名，就足以抹煞你的一切优点。
当时世界上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听说日本人竟然把美国的珍珠港炸了，很高兴、很如释重负的说了一句：我们总算赢了，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这个重量级人物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
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最需要一个能凝聚民心的领袖。这种领袖不好当，因为压力太大了。
据蒋纬国回忆：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退到重庆的蒋介石，经常在晚上洗澡时，在浴室里拖着长腔喊“妈呀”，然后呜呜大哭。
能不压力大吗——全国人民都眼巴巴的看着你，盼着你，指望着你，服从着你，你的一个命令就能决定无数人的生死。面对强大的敌人，你不得不调动所有的心力、智慧、意志去筹划。
在强大德军进攻下的丘吉尔，面临的境遇和蒋介石其实一样：苦撑。
因为时差的原因，蒋介石得知珍珠港事变是在凌晨四点多，那时他在重庆郊外山上的别墅里。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的蒋介石，在得到这一消息后，兴奋异常。天刚蒙蒙亮，就心情无比畅快的坐着滑竿，下山开会去了。
而珍珠港被炸的消息，也许迅速在重庆传开，人们涌向街头，敲锣打鼓，像过年一样。
按现在很多人的思维逻辑：美国被炸死那么多人，咱们敲锣打鼓庆祝，是不是有点那个……
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可以用两个字评论美国人的被炸：活该！

因为美国在1939年1月以前，还一直卖给日本人飞机零件和炸弹；
直到1940 年8月以前，一直都卖给日本人汽油、机器及军用物资；别忘了那时日本已经侵略中国9年了。
虽然美国后来帮助中国抗日，但那不过是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之间其实很少有正义可言，只有利益。
而美国在建国后，将近200年的时间内，本土还真没受到过攻击。日本人真是个子虽小胆子却很大，竟敢攻击世界头号强国，确实很有亡命之徒的气质。
不过打仗靠胆子是不行滴，还需要实力。实力包括很多方面，但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钱——打仗就是打得财力。
我们看一组数据：
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天耗费1.94亿美元；
到越南战争就达到每天2.78亿美元；
而到了海湾战争，则每天的花费飙升至11.2亿美元。
所以在人类所有活动中，最烧钱的就数战争了。世界一流富翁玩个游艇、古玩、豪车之类的也许不费劲，但是战争他们肯定玩不起。
当年美国著名将军巴顿，在组建坦克部队时，因为部队资金短缺，没钱向军火工厂买坦克需要的零件，而使很多坦克报废。是巴顿自己掏腰包购置坦克零件，硬是把坦克部队装备起来。至于花多少钱，巴顿一直透露，也没找美国政府报销。但我们知道，巴顿家够有钱的。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战争有多烧钱：
拿破仑时期，消灭一个士兵要耗费3000美元，到二战时要20万美元，朝鲜战争时要花57万，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消灭一名敌军要花600万美元。
600万美元啊！即使在高房价的北京、上海，也能买一幢不错的房子了。
为什么越来越贵？因为用的武器原来越高科技了，消耗的能源也越来越多。不过钱不白花，一个高科技、高消耗的部队，打起仗来就是爽，有多爽？我们看看朝鲜战争中，美军打起仗来有多痛快，就知道了。
在朝鲜战争中，一次美军被志愿军包围，一般来说，战斗被包围是最危险的，因为一旦被围困，就往往出现下列状况：
弹药缺乏——打仗没弹药，差不多就是等于送死了。吴三桂能带几十名骑兵，把老爹从几万名后金士兵的密集包围中救出来，这种奇迹，只能在冷兵器时代能出现。放在现在，那么多人拿着枪即使不瞄准，只要来个“乱枪打鸟”，就能把吴三桂他们打成筛子。
所以，现代打仗归根结底，就是双方PK火力。一被包围，弹药供应就会被掐断。打到最后，被包围的部队恐怕只能用石头了。
食物缺乏——大兵未动，粮草先行。没饭吃、没水喝，不用别人打你，你自己就崩溃了。蒙古骑兵作战过程中，如果食物极度缺乏，他们会十个人中选出来一个，杀掉作为“军粮”。至于选谁，往往是抽签决定。
伤兵得不到救治——战斗中，如果被包围，受伤的士兵就得不到有效救治了，原本可以不死的士兵，就可能很快死掉，这使士兵打起仗来也很有思想压力。
而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却没有以上的种种惨状——因为他们有制空权。弹药，食物，伤兵都用飞机来运送。
弹药可以放开用，从天明打到天黑，又从天黑打到天明。不论有没有开炮的必要，他们至少三十分钟就开火射击一会，这样是防止武器在严寒中被冻住。
并且美军的军官会督促士兵，每二十分钟必须换一双干爽的袜子，防止脚被冻伤。这样的仗打起来，要少死、少残废多少人。
这就是美国人的作战，一流的装备、一流的财力，还有一流的火力。
美军的打仗还有一个人性化的地方：一个地方要不要死守，必须有一定层级的军官签字才能决定，否则保命是第一位的，该撤就撤。
而中国志愿军的作战特点，在美国人的眼中，又是如何呢？
美国人发现志愿军的指挥系统缺乏弹性，虽然士兵作战顽强、不怕死，可一旦情况有变，中下级指挥官无权擅自决策，并且很难请示上级调整战术。
相比之下，美军更强调前线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自由发挥。
美国人还发现，中国人最多可以高强度地连续作战两天，但有限的弹药、食物、医药乃至体力，加上美国空军的强大火力，中国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很有限。任何一场战斗，只要打到第三天，即使非常占优势，中国部队都会被迫撤退。
没钱打仗，苦啊，要拿比对方多几倍的命换战果，有时还不一定换到。我们但从作为一个人的立场考虑一下：在朝鲜战场上，作为一个志愿军的死亡概率、和作为一个美军的死亡概率有多大。
而抗战期间，杀日本人最多的中国将领孙立人，其强大的战斗力，也离不开美军的硬件和软件的支持。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里，还有一个曾经和巴顿是同班同学的中国人——温应星

温应星回国后，和孙立人一样，有一段时间都在宋子文手下做过团长。宋家姐弟，从小受到是地道的美国教育。所以有人说，宋家的第一母语不是汉语，而是英文。
美式教育出来的宋子文，行事风格有时也很“另类”——宋子文一家定居美国纽约后，有次宋子文10岁的外孙，放学回家时，发现几个男孩悄悄的跟踪他，好像要抢劫，便急忙跑进附近的电话亭，给当时已经69岁的宋子文打电话，几分钟之内，宋子文和秘书就开车疾驰而来，身上还带着枪。
这很有美国牛仔风格。
去美国后的宋子文，仅仅回过台湾一次，并最后老死在美国，不过他死的方式有点特别——吃东西噎死的。
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人们总觉得自己门派的武功好——“美国派”的宋子文，当然喜欢孙立人、温应星，这些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军事人才。
一个工匠一天生产一根针就非常不容易了。但如果把这根针的制作过程，分成十个工序，每个工人只做一个工序，那么效率就会极大提高。
因此，一个高效的社会，就是按人的才能和特长分配工作。但中国往往不是这样。
作为军事人才的温应星，在成为宋子文手下团长前，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公安局局长。那时上海黑社会势力很大，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黑帮老大，在上海呼风唤雨。在1928年，黄金荣就曾向拜他为师的杜月笙，得意洋洋的炫耀：蒋介石也曾拜在他门下。
要是这样算起来，杜月笙和蒋介石从某种意义上，还是同门师兄弟。
可见当时黑社会的势力是多么强悍。
一个官员，如果没有自己的团队，往往被架空。作为海归的温应星，被“空降”到黑恶势力无孔不入的上海做公安局长，这很像标准的香港警匪片模式。
不过这工作可太不适合美式教育出来的温应星。
直到现在，很多留美学生，不愿意回来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各个公司、单位的人事关系太复杂，我在美国待习惯了，喜欢简单点的生活，不想活的太累。
美式教育的宋子文，经常和蒋介石发生冲突，被蒋批评为“飞扬跋扈”。敢在蒋介石面前摔椅子、砸板凳，被蒋关过禁闭。
美式教育出来的孙立人也以脾气“率直“著称，他喜欢“犯上”，经常和长官“顶牛”，最后被蒋介石软禁数十年。
这就是典型的“美式处事风格“——直接、坦率、有意见喜欢当面挑明，不喜欢背后扯淡，把效率放在第一位。
但这种处事风格，在中国会很受挫折。
曾国藩祭祀时，看到道光帝的屁股肥大，禁不住在文章里慨叹，皇帝丰满的、充满活力的“龙臀”是国运昌盛的象征。
众所周知的越王勾践，被吴国俘虏后，为了换取吴王夫差对他的好感，并表示自己完全臣服之心，竟然主动吃夫差的粪便——因为勾践声称，自己可以通过粪便的味道来诊病。这下把正在生病的吴王夫差感动的不轻。
但悲催的是，勾践这次吃屎的代价是沉重的——患上了严重的口臭。估计是吴王夫差的粪便里的细菌感染造成的。最后是手下的大臣范蠡，找了一种叫“蕺”的草，才总算把这恼人的口臭治好。
以上这两个例子，才是标准的中国权谋的精华版本——不怕肉麻的拍马屁、忍耐、装孙子、以换取自己实力的增强。
就是所谓的行高于人，人必非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霜打露头青，出头的椽子先烂。
温应星用他率直的美式风格PK局面险恶的上海黑社会，很有点堂吉诃德，拿着枪骑着马、顽强地和风车搏斗的悲凉感。

就像《无间道》一样，那时上海警察局里的很多警察，本身就是黑帮成员，这些潜伏在官方机构里的“黑帮警察”中，包括侦缉总队队长卢英——他是黄金荣的得意门生之一。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身边潜伏着的敌人最可怕。
明的敌人是老虎，而暗的敌人就像是病毒；老虎虽然可怕，但是它在明处，容易防范。但病毒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从一个针尖大的小伤口，它就可能钻进去感染人体，使人送命。
即使是皇帝，也怕这种“渗透型 ”敌人。
唐朝时，唐敬宗李湛，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当蜡烛被一阵风吹灭时，被身边的宦官干掉的。
他的弟弟唐文宗李昂即位后，可能哥哥的遇害事件，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所以李昂对宦官非常憎恶。特意和当时的宰相秘密策划，准备诛杀这些可恶的太监。皇上杀太监，还要和当时的宰相绞尽脑汁想计策？可见当时的宦官势力有多强。
不过计策在实施过程中，提前露马脚。被宦官们识破，堂堂的皇帝李昂，也被宦官们绑架劫持。参与其中的六十多个官员，全部被宦官们捕杀。
这就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不过白居易当时不在首都长安，而是在洛阳，不然白居易也很可能在这次事件中被干掉了。
温应星上任不久就发现，在黑帮横行的上海，他这个名义上的上海警察局局长，其实能做的真的很少。
比如手下的侦缉总队队长卢英告诉他，只要上海市一换警察局长，市民就必须要换门牌号，因为每换一次门牌号就能收一次钱，而收到的钱分三份：新上任局长一份、卢英和手下一份、市长拿一份。
类似的规定很不合理，但什么都合理的话，那他们也就不是黑帮了。
这就是“潜规则”，即使是公安局长也难以抗拒的潜规则。
那时，如果有谁得罪黑社会老大的话，基本上死定了。因为“警匪一家亲”，当时和黑帮作对，政府是保护不了你的。一旦在上海被黑社会追杀的话，相对比较安全的避难场所是租界。
大家都知道淞沪会战期间，“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故事——其实也就四百多人，为了迷惑日军，宣称八百人——竟能阻挡日军四昼夜。这样的战果，除了这四百多名中国士兵的英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挨着租界。
不但挨着租界，并且在四行仓库附近还有一个很大的煤气鼓。所以租界当局警告日军，两方作战枪战可以，可千万别用炮。因为一旦煤气被炮击爆炸，周围一英里的人就会被炸死。因此，日军和“八百壮士”作战时，一炮都没敢打。
对于“八百壮士”的生存，租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租界也成了上海市民暂时躲避日军魔爪的“安全岛”。
在《西游记》里有这样的情节：孙悟空让唐僧、沙僧坐在地上，然后画了个圆圈把他们圈在里面。这个圆圈就能阻挡妖魔鬼怪的伤害。
其实在现实中，还真有这样的界线——并没有险要的地形，只是一条线而已，站在线那边就可能被杀，而在线另一边却会安全无事。国境线就是这样的有神奇作用的线。
你要是有机会去看中朝边境旧的鸭绿江大桥，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座桥靠朝鲜的那段被炸断了，而中国这边的却完好。为什么呢？
因为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时，后勤物质都通过鸭绿江大桥运送，所以这些军用物资就堆放在鸭绿江大桥边上的安东。中国没有对美国宣战，所以美军不敢肆无忌惮的轰炸中国领土。但中国和朝鲜国境线是弯弯曲曲的，而飞机只能飞直线，因此，美军炸弹免不了有落到中国领土上，这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以至于使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很紧张——别忘了那时有中苏军事同盟条约，轰炸中国，就可能招致苏联的反击。为了不使战争扩大，杜鲁门强令当时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无论如何都不许再让炮弹落到中国领土上。
搞的美国空军很郁闷，因为这在技术上是非常难把握——既要炸大桥，还得不让炮弹落到中国境内，因此很多数据要算的特别准，飞机飞到一定位置后，得赶紧往回飞。
这种空中轰炸憋屈的麦克阿瑟只想骂娘。

@aieachen 2011-10-29　19:56:25
温应星的处境和前文里的小诸葛白崇禧倒有几分相似，等看后文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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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白崇禧一开始当连长时的处境有点相似，但是两人差别太大了。

@fuxianzhi 2011-10-30　16:15:53
为了喜欢的帖子，必须有3000分，所以每次复印再粘贴，忘楼主别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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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复印到哪里？

@霹雳天网 2011-10-31　20:15:09
蔡元培是前清秀才，不可能参加殿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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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历史学家吴相湘编写的清史

这样的国境线简直就像孙悟空画的那个圆圈：只要在圈里待着，妖魔鬼怪就休想近身。
在中朝边境，淡定的排列着的一架架米格战斗机，战备物资堆积如山，而所有这些，美国人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却不能轰炸。
政治有时是一件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日本鬼子的残暴是令人发指的，但日本一宣布投降，很多日本兵表现，却令人诧异到震惊。按咱们一般的思维，这么强硬、凶残的日本兵，即使投降，一定也是处处与咱们抵抗，死不悔改。
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历史学家黄仁宇——当年也是接收日本人投降的国民党军官——曾带领已经投降的日军俘虏修公路。
据他回忆，投降后的日军俘虏非常听话，对管理者的命令绝对服从。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几个日军俘虏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生火取暖，那时老百姓的房子大都是茅草屋，所以很容易着火，所以这几个日军俘虏生的火，不知道怎么的，就把旁边的民房给烧了。
这几个日军俘虏，不但马上去跟被烧的房主诚恳道歉，还坚决要赔钱，于是整个团的被俘日军，为了凑够赔房子的钱竟一起挨饿。
这是那些奸淫烧杀的日军吗？为什么一政治上宣布投降，一个个变成了温顺的小绵羊？
这就是人性的复杂。
我们前面说过，一个权斗高手，必然是一个洞悉人性的大师。这样才能在险恶各种势力中，游刃有余的应付自如。
有人曾经问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你整天骂人，并且骂的都是些有权有势的人，为什么没被人干掉。
李敖回答：因为我不档别人财路。
一个斗争高手，知道什么“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在50万——25万年之间一直在打猎，而懂得驯养动物和种植农作物的历史只有五千年。所以人本质上就有嗜杀、富有攻击性的一面。
美国的CIA在审讯恐怖分子时，有一个原则：就是把恐怖分子还原到他成长的社会环境中，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唤起他人性部分。
这样说好像有点复杂。
简单的解释一下：假如你是一个恐怖分子，被美国相关机构抓捕，在抱着为信仰必死的决心接受审讯时，忽然主审官会对你说：“豆豆，能和我们谈一下……”你会非常吃惊，因为只有你妈、你爸、你最亲近的人才喊你“豆豆”。你会吃惊的想，这小子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不过这么一叫，那种温暖感不自觉的会从内心深处涌起。
这就是审问的技术含量：早已把你的各种背景摸得一清二楚，经过综合分析，运用各种高超的技巧，击溃你的心理防线。
当然，即使一般的审问，要想高质量的完成，都需要掌握很多技巧。
比如审问一个罪犯时，你问他：“昨天晚上在干什么？”
他回答：“看电影”。
接下来，你应该立即展开一系列发问：“和谁？几点的电影？哪个电影院？看的什么电影？……”
这样的发问方式，不但能检验是否他在撒谎，也能问出更多有效的信息。
人与人的斗争，绝少那种个体对个体的捉对厮杀，而是智慧、权谋、知识结构、经验的较量。人的真正可怕之处，不是拳头有多硬，而是头脑有多深邃。
但是作为美国军校系统出来的温应星，在上海复杂险恶的权力斗争中，学到的军事知识毫无用武之地。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军人，但绝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权斗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