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官方的，十年的历史官方记载《复旦校史》都在这儿了，本人可没有贪污。不信可以去复旦大学BBS查看原文。

本人不加任何评论，转发也不等于同意或证实。


其一：
第二节 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复旦大学的许多共产党员、著名学者、爱国民主人士和绝大多数
的师生都遭受到各种程度的打击和折磨，但是他们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坚持社会主
义的立场始终没有动摇，并且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第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复旦教师担负起教育工农兵学员的任务。从1970年起，复
旦共招收6届工农兵学生，总数达5000余人。当时进校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仅有
小学、初中程度，学习期间政治活动频繁，受批判"智育第一"的影响，专业课程被削减
很多。如物理系根本不设理论课，只教96学时的电工。历史系不设世界古代、中古史课
程，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也只搞几次讲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还是努力设法把
课程教好，努力辅导学生学习，使这批工农兵学员的文化和专业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
高，有的学生还学得相当出色。其他如办培训班，函授教育等等，在传授科学知识和技
能方面也是很有益的。

第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广大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1．历史地理研究室在谭其骧教授的带领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编绘《中国历史地图
集》，取得了重大成果，1974年春《图集》1-8册送审本已陆续出齐。

2．外文系教师参加编纂《新英汉词典》，1974年11月全部校样修订完毕付印。该词典共
有8万余条，500多万字。

3．世界经济研究所余开祥教授主编（世界经济研究所部分教师合作）《战后世界历史长
编》开始出版。

4．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被迫接受"改造"时，研究船体数学放样项目。曲
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获得成功，为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5．数学系与江苏石油勘探队联合进行石油地震勘探数字处理获得新进展。

6．数学系尚汉冀研究内燃机配气机构计算方法、程序和应用，获重大经济效益。

7．物理系教师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如埋藏式心脏起搏器
、半导体材料中痕量碳的带电粒子活化分析、中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国第一台生物医用
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等等。

8．电光源实验室在蔡祖泉的带领下，研制成25千瓦水冷电极短弧氙灯、大功率卤素钨灯
、直流镝钬电影外景灯等新型光源和核爆炸亮度测试仪等成果。

9．化学系高滋等教师在1972年起负责研制石油化工中的甲苯歧化生产苯和二甲苯催化剂
获得成功。

10．生物系教师在1971-1976年间，共进行了68项科研工作，并取得若干成果。


其二：


第十一章 动乱年代

第一节 动乱的十年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6日，复旦大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复旦大学是这场
灾难中的重灾区。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
命"初步发动。

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曾力图跟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并为此作了种种准备，但
总是显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6月3日，复旦"停课闹革命"。6月4日，校园里贴出大字报。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8月11日，复旦成立了上海市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造反组织--"红卫兵战斗组"。

10月19日，校党委会根据中共上海市委通知，停止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党员停止过
组织生活，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是，复
旦由于动乱仍在发展，无法复课。

11月13日，受上海市革会委派，原空四军组成军训团进驻复旦。军训团的首要任务是推
动复旦校革会的建立。

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8月26日，上海市革会派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1056人进驻复旦。工宣
队进校后，就在上海市革会王秀珍的授意下，于9月5日对复旦全校5000多名师生住所进
行突击性的搜查行动。他们以搜查"凶器、黑材料、破四旧"为名，实际上是清查有关江
青、张春桥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材料，到处翻箱倒柜，影响极为恶劣。

工宣队进校后，即与军宣队、校革会成立"三结合领导小组"。1970年2月成立学校党的核
心小组。1970年8月召开中共复旦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新一届党委会。从此，"三结合
领导小组"即以正式党政领导机构的身份执行着极"左"路线，又受张春桥亲信的直接控制
。在张春桥和上海市革会布置下，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第一，大搞所谓阶级斗争，混
淆了是非，颠倒了敌我。第二，是开展所谓"革命大批判"，出版《学习与批判》杂志，
为极"左"路线摇旗呐喊。第三，进行所谓教育革命试点，为其制造"两个估计"提供所谓
理论依据。所谓"两个估计"：一是说"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
阶级的政"；二是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第四，大搞批林批孔，大批复辟回潮，评法批儒，影射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五，
以复旦大学中共党史教材组名义，出版《中共党史讲义》，全面篡改和歪曲党的历史。
第六，开展评《水浒》、批投降派活动。第七，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
动。第九，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指传播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言论等）。第十，编写
调查报告集，炮制所谓"张春桥思想"。调查报告到1976年10月形成初稿，未及发表，江
青反革命集团即被粉碎。

其三：

原复旦大学“文革”死难者不完全名录

1966年，物理系教师毛青献，被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控他讲过“黑话”。他在
复旦大学的灯光球场被“斗争”，身上浇了墨汁。毛青献不堪侮辱，在学校跳楼身亡。


1966年，谈家桢教授的妻子傅曼芸被“斗争”后，不堪屈辱，自杀身亡。

1966年，中层干部叶绍箕被“斗争”后自杀身亡。

1966年8月8日上午，化学系教授赵丹若被化学系的学生“斗争”，戴高帽，罚跪，脸上涂
黑，游街，并且被打。“斗争会”开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斗争会”结束后不久，赵丹
若倒地气绝身亡。

1967年，新闻系副主任伍必熙，在复旦大学第八宿舍3号楼西侧4楼跳楼自杀，尸体无人收
拾，在3号楼下的水泥地上整整放了近一天。

1967年，化学系总支副书记戚翔云（住复旦大学第五宿舍）在“隔离审查”中跳楼自杀身
亡。

1968年5月15日，化学系教授严志弦被毒打致死。红卫兵把打得还剩一口气的严志弦教授架
到家门口，大声砸门，然后就把重伤的严志弦撂下就走了。他的妻子说，早晨出去还是活
活的一个人，回来还没过门槛，就咽气了。

1968年11月30日,中文系主任朱东润之妻邹莲舫，因丈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她作为家庭
妇女也遭到复旦宿舍居民批判，并被罚带病打扫宿舍大院。1968年11月30日含冤自缢。死
后还遭到批判，定为“畏罪自杀”。

1968年，外文系教授樊英被迫害自杀身亡。

1968年，生物系教授焦启源（住复旦第九宿舍），在“隔离审查”时自杀身亡。

1970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园长、共产党支部书记李秀英（家住复旦第四 宿舍B区
14号），惨遭迫害后在复旦学生楼3楼跳楼自杀。

文革中，历史系教师范明如自杀身亡。

文革中，历史系共产党总支书记吴维国自杀身亡。

文革中，历史系教师陈显道自杀身亡。

文革中，体育教师钱行素因其曾任“东亚体育学校”校长的丈夫无辜被判刑，她受牵连被
迫害，绝望中钱行素在厕所上吊自杀身亡。

文革中，副校长李铁民自杀身亡。

文革中，干部郭仁杰自杀身亡。

文革中，外语系刘德中教授夫妇自杀身亡。

二、原上海医科大学“文革”死难者不完全名录

文革中，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一医政治教师徐老师被迫害致死。时值今日，徐老师的家属依
然生活在思念亲人的伤痛中，不愿回忆往事。

三、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文革”死难者不完全名录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复旦大学五十年前的今天。


1969年报上发表《五四运动五十年》，时间真快，一转眼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五十年了。


邓贼当局，对这次大革命胡乱地做了一个《决议》，完全抛开历史真相，乱下了一个“结论”，然后提出“历史宜粗不宜细”的公然篡改历史后，就不准人民群众探讨历史真相的法西斯训令，就只许人民按他们的判决相信，不许疑问了。连历史资料都被大批地销毁，美国倒把文革资料尽量地收集全的，以致美国可以在世界上骄傲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美国；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美国。”确实等到我们这批文革亲历者死光以后，只好到美国去研究文革了。既然美国的研究者也不是文革的亲历者，自然他们也不可能提供一个真正的文革真相。


大家可以看看官方的《复旦校史》，竟然就这么一些，甚至从1966年10月19日到1967年10月14日，整整360天一个字都没有。甚至连年份1967年都没有了。


可以肯定，原本他们是写了一些的，不算多也不算少，可是看来看去，他们总是感到这也忌讳那也不宜存留，最后连年份1967年也一起删除了。


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这以后中央的要求交出销毁把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活跃分子的黑材料，他们删除了，学生为此进行了二十多天的静坐、还有一些学生进行了五天的绝食抗议，他们删除了。学生不得不自己起来查封黑材料，即抢黑材料的行动，他们称之为抢档案，被删除了。官司打到周总理哪儿，周总理说我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要复旦党委把黑材料交出来烧掉，他们隐瞒了，他们不是最最热爱周总理吗？他们谩骂周总理，并且说要到国务院去，把国务院的顶上打两个洞，这样的精彩表现被删除了。


官方的《复旦校史》说：“10月19日，校党委会根据中共上海市委通知，停止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党员停止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完全是胡说八道。


陈丕显、曹荻秋确实下了所谓的校党委停止对文革的领导的“指示”，当时在复旦对此反对最最激烈的真实我和我的战友Z，我们指出对好的党委领导来说，不该停止他们的领导。但是对于对抗文革的党委来说，这是把他们保进洞。事实上复旦的走资派，也确实没有停止活动。还是在暗中指使保守派对抗文革。复旦党委被罢官是在1966年12月3日。即使如此，也没并没有真正罢官。12月底，上海在陈丕显、曹荻秋等指使下，刮起了一股经济主义的妖风。煽动一些人闹待遇，给中央提供压力，企图把上海滩搞瘫。复旦大学也有一些人到所谓被罢掉的党委代理书记王零哪儿去要求给钱，王零居然签字批了八万元钱，居然在复旦的财务室照样可以取到钱。等到我们知道了去阻止，已经有八万元钱流失了。有人听到我们这样说后，说，照这样，复旦党委的官，你们并没有罢掉。——事实正是如此。


现在许多人一说到红卫兵和造反派，就好象青面獠牙，乱冲乱撞，权迷心窍的人。说实在的，当时我们真的没有任何为个人争权夺利的野心，甚至根本不懂得为无产阶级夺权的重要。实际上我们个个都是害怕自己沾上权字。根本不懂得，天下不可一日无政府，在复旦党委罢官以后，理应立即成立相应的机构取而代之，我们根本不知道，尽管十六条里提出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此时我们却没有想到应该火速成立校文革了，结果却被走资派钻了空子，造成八万元钱流逝的损失，尽管后来我们还是把八万元钱追了回来。事实上在复旦革委会成立后，还是没有真正懂得权的重要。像复旦的食堂，大权就是被一小撮贪污盗窃分子所控制，结果食堂伙食越来越差，价钱越来越贵，一直到1969年工宣队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贪污集团还是被他们跑脱了。


本人准备把我在复旦大学亲历的文革过程写出来，不过半个世纪过去，许多细节也记不得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尤其作为一个红卫兵造反派，都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历史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文革前我们根本不懂历史。现在热衷于看邓贼的充斥荧屏的历史剧的人们当然更不懂历史。文革前夕报上已经就历史研究展开多年的争论了。我们住在复旦学生宿舍2号楼，我们对面是历史系的6号楼。受当时的报上影响，历史系几乎天天在争论，甚至影响我们中午午休。


其实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见得真懂历史。文革前许多文科学生的文科知识未必比理科更懂些。当然文科学生确实有出于对这一学科的爱好才报考的。但是不少人却是数理化水平一塌糊涂，考文科可以不考数理化，才报考文科的。许多理科生正因为学习成绩好，所以真正的历史地理文学等知识也不赖，甚至超出许多文科生。当然有一些文科生是确实有这个兴趣，才报考的，比如说，复旦的谭启泰就是想当记者才读新闻系的。中四十二人（“过河卒”战斗小组）就是文学水平比较高考中文系的。但是历史系水平高的就凤毛麟角了。毛主席早就说过，能出历史学家吗？能出哲学家吗？


那时候我们班上有的同学甚至提出怪问题，难道这些学历史的就是把以前早已过去的事情吵吵嚷嚷一番，就算他们的工作。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就不一样了。半年，仅仅半年，真正的文革派，红卫兵造反派，不约而同地一人一本历史书认真读了起来，就是说话也不一样了，开口中国社会，闭口天下大势，早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了。革命斗争真的是锻炼人，看到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原本也不过下层没有文化的生产劳动者，造反不久也认真地读起书来了，就可以知道，这就是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结果。


相比之下，科班出身学历史的，未必真正懂得历史，他们绝不是历史学家。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6月1日正式爆发的，我将从6月1日开始把我仔细回忆的历史，逐日发表出来。同时尽量考证其他历史资料，因为我没有了文革中我收集的历史资料。


文革中我对文革历史资料的收集，极其热心。但是毕业后，我却要到四川去，那么多的资料，显然带不走，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仔细审阅，能舍弃的就舍弃，可是总是舍弃了一大堆，还留下了一大堆，仍是带不走。就这样前后三次，每次都是大大地忍疼割爱了，还是一大堆。我一个同学说，像你这样是永远整理不好的，要不要我来帮你忙。我才知道他如何帮忙呢！可是不得不请他来帮忙，他的方法很简单，用绳子一捆，全部送到废品回收站卖了废纸。回来后我们用大家卖废品的钱吃了一顿。当时我除此以外没别的办法，我肯定带不到四川，现在想想真可惜，这些都是原始资料啊！但是我还是有保留的，我把一捆中央首长讲话早就收到家里了，一时也带不到四川，准备以后回上海探亲带回。可是到后来我到上海探亲，已经不在了。也被我父亲当废纸卖了。这样我就一无所存了，留下的只有我的记忆。随着年龄加大，也在不断地遗忘。


事件顺序不会忘，但是具体几月几日是很不容易记住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事情的发展过程，如果具体时间有差错或写明遗忘，请大家谅解。凡是知道这段历史的网友可以补充。

今天六月一日，五十年前的今天，复旦大学的晚上的广播中播出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校为此震动。许多人站在广播喇叭地下听取广播。听后议论纷纷，压倒性的意见是，赞成这张大字报。许多人强烈地声讨陆平、宋硕、彭佩云等人对抗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的做法。

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发表。有没有人在私底下议论中反对？这种不光明的做法，没有看到。显然后来暴露出来的走资派是反对的，保守派中也有人反对的。这在现在不言而喻了，他们也不会否定。但是长期以来没有任明确地表示过。即使走资派打倒时，也没有说他们不赞成这张大字报。

这一天晚上时间同学们基本上是在议论中度过的。看来意见绝对一致。

今天6月2日。

五十年前的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以及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还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复旦大学山雨欲来风满楼。

有人贴出大字报，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声讨三家村、北京前市委、彭真，以及宋硕、陆平、彭佩云等人。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战。

我们物理二系有两个专业，一个是原子核物理，属于二班，另一个是放射化学，属于一班。男生居住在学生宿舍二号楼，我们二年级住在二楼，我们022班男生27个，其中24人居住在三个寝室中，剩下我们三个住在233寝室。另外还住有5个放射化学021班的同学。放射化学共有29个男生，另外24个业主在三个寝室中。我们隔壁231寝室有个反射化学的同学陈文华，出于对陆平等人的义愤，画了一张漫画《负隅顽抗》。可是他的画技实在不敢恭维，以至于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画中是陆平站在一个很高的椅子上，手拿一顶很大的帽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往革命群众头上扣去。因为他画技不好，只画了六个革命群众，画得很小，几乎要被大帽子全部扣住，他的本意是陆平等人用反党大帽子压制群众。

漫画贴出去以后，引起了许多学生的围观，有人从中看出了“问题”，被不少人认同。

他们认为作者是站在陆平等人的立场上，要继续负隅顽抗，要用大帽子压革命群众，而且把革命群众画得那么小，尤其看到革命群众只有一人在举手呼口号更使他们生气。

于是他们说，物理二系肯定有问题，有人还在负隅顽抗，准备给群众扣反党大帽子。漫画作者一定有背景。……

哈哈！才没有背景呢。我们都了解陈文华，所以在物理二系没任何人谴责陈文华等，但是外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提出要揪后台，说到了现在还有人这么猖狂，一定有来历。

陈文华沉不住气了，他急得满头大汗跑去要把漫画揭下来，受到厉声的阻止，说：“既然贴出来了，为什么要揭下来，贴着，让它贴着。大家瞧瞧。”陈文华只好不揭。

后来深为系领导和政治指导员们信任的我班某某某，到了现场，对大家解释，并且把画揭了下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还有人比陈文华更加焦头烂额。那就是学校领导。

哈哈！当时复旦大学不少学生，就好象《水浒传》里的李逵，手拿两把板斧，不知道要落到谁的脖子上。

而复旦走资派就好象守着一个火药桶，唯恐哪儿擦出星星之火，引起猛烈的爆炸。

其实陈文华当时倒是完全真心诚意的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后来他是造反派，当然也是红卫兵。——真正的红卫兵，不是保守派的假红卫兵。

政治指导员告诉我们，学校党委要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誓师大会”。我们就到教室里去。据某些人的回忆录，大会在下午四点正开始。

党委代理书记王零，在动员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宣布“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进行到底，绝不收兵”。

王零的声音也嘶哑了。他的话引起了大家暴风雨般的掌声。

后来蔡祖泉同志也出来讲话。蔡祖泉是公认出生的电光源专家，研制了一大批新的电光源，在学生中有极高的威望。当然那也引起了一阵阵的掌声。

开会以后，讨论，并且说明天各班要开会，大家对文化大革命表态，要大家作准备。

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我的发言提纲。当然是积极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按照昨天全校誓师大会上宣布的，今天开始停课闹革命。

各班都召开动员誓师大会，每一个人都在会上发言。自然都是表态坚决和三家村、彭真、陆平、宋硕、彭佩云等黑帮斗争到底。每个人发言后，都高呼“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还有“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等。大家也都跟着喊。

有一个人别出心裁，喊的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万万万岁！！！”这在大家面前显得特别而突然。引起了议论，当然也没有反对的。

——据回忆，这好像不是我们班上的，而是在广播里讲话、表态。记不起是不是昨天学校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轮到我上去讲话时，我手拿着提纲，可是只说了一两句，就突然非常激动，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我极力企图平静下来，可是一直不能平静，虽然手里拿着发言提纲，却再也想不起如何说了。经过一段时间，还是平静不下来，就高喊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草率地下台了。

当时看来大家都非常热爱党中央和毛主席。

是不是都是真的？当初也没能去想。但是至少我自己虽然没有说出话来，却是千真万确是真的，完全真诚的。当然如果大家都是真诚的，后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事了，全校就只有一派了。

根据后来的经历看，我看有的人就是假的。当然不但造反派都是真的，就是当了保守派的，也有一些可能是真的。然后，另外一些人是真、是假就只有天晓得了。在现在，在邓贼复辟以后，哈哈！肯定全都自己跳了出来。这些人在当时把许多真正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造反派，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不怕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全部打成了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活跃分子，实际上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反毛分子呢！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五·七一“的话说，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可是当时良莠难分，大家说的几乎是一样的话。

一个个表态下来，这真花时间呢！昨天时间被排得满满的，今天又是一天满满的过去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想一想该另外做些什么。

今天6月4日，一早起来，政治指导员李新泰就要我们去看大字报。

到了大字报栏，贴了一个长篇幅的大字报《打倒封建余孽周予同》。该大字报一横长篇幅声讨周予同的罪行。他最大的罪行就是“劈逆鳞”。大字报中解释道，批逆麟就是要杀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中央比作龙，龙的脖子下的鳞是反着长的，叫做逆鳞，他要来劈，也就是要杀党中央、毛主席的头。

绝大多数同学连周予同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但是看到大字报理揭露的罪行，也义愤起来。纷纷写大字报，表示声援或者批判周予同。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

政治指导员李新泰又组织了全班同学讨论，会上大家也纷纷表态。

具有人回忆，这一天晚上7时，全校师生员工召开大会，表示庆祝，会场也是罕见的沸腾，王零、蔡祖泉同志都讲了话，然后是各系代表，从讲稿到演讲技术都很不错，大家很满意。大会之后，许多系又分头开了小会。或许我们系就是那以后开的。会后又让大家去写大字报。

全校师生万众一心声讨周予同。就这样又是一天。

官方的《复旦校史》是这么说的（见上面）：

`　　第一节 动乱的十年


`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6日，复旦大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复旦大学是这场灾难中的重灾区。

`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初步发动。

`　　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曾力图跟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并为此作了种种准备，但总是显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　　6月3日，复旦"停课闹革命"。6月4日，校园里贴出大字报。


其实复旦大学的大字报在6月2日已经有了。是拥护党中央，声援北大的聂元梓等同志，声讨陆平等人。

大概因为数量没6月4日多，而且实在也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所以在积累的大字报资料中没有他们的位置。

这儿说6月4日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却没有一字指出大字报的内容。也根本不提复旦党委和王零等人召开的大会。居然这一切都可以空洞过去。

其实这一天的大字报，全部是贴周予同的，而且正是复旦党委和王零等组织的。大多数同学怎么知道周予同？尤其我们理科，听都没有听说过。

事实证明，周予同正是复旦党委和王零抛出来的，也是他们组织历史系、政治系同学连夜或一早赶写出来的。王零组织的全校大会，各系各班召开的会议，居然也可以不提。这种《复旦校史》不是在欺骗读者吗？

完全用空洞的内容，替复旦党委和王零等人开脱，把责任归罪于中央发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大字报可以不说内容的吗？各种不同人出于各种不同目的写出的大字报，理应做出不同的评介。《复旦校史》的作者们显然是说，凡是大字报都是错误的。所以不应该存在大字报，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权利。

可是每人都有一张嘴，他还可以说，“某月某日，出现了人们说话的声音。”不提人们说的是什么话，不是让大家来评论花是正确还是错误，反正说话就是错误，人民群众根本不应该说话。

毫无疑问，1966年6月4日，复旦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其实都是说的复旦党委和王零等人需要说的话。当然群众是没有责任的，对周予同的批判，也不能说都是错误的。群众的义愤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复旦党委的行为决不是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可以解释的。他们绝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作为。以后还要详细说到。

今天6月5日。

一早起来，政治指导员李新泰，叫我们大家快去看，去看著名《红缨枪》战斗小组的文章。

该“战斗小组”显然不同于其他的大字报，其大字报栏在马路中央，专门的报栏，还有玻璃门遮蔽。

政治指导员告诉我们，《红缨枪》是复旦大学党委的机关报，相当于全国的人民日报的地位。是复旦党委指挥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报刊。按照《红缨枪》的去做，就是听党的话。

大家都去看了，内容就是批周予同的。具体我已经记不得了，不知道目前还有文稿抄件在世吗？但是可以肯定，即使有，官方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看官方的《复旦校史》居然在写文革时，没有一个字提到复旦党委当时还搞了一个机关报《红缨枪》，要全校学生服从它的指挥。后来围绕《红缨枪》的几个月的争论论战，批判辩解等等，居然都不提了。

看了《红缨枪》以后，当时也确实没有看出问题，吃了早饭，就组织大家讨论，写大字报。

政治指导员宣布，为了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系里另外给我们指派了三个政治指导员。

其中两个是1964年毕业没能分配出去的“储备生”，他们在系里的工作就是打杂，下乡四清，这次给我们当政治指导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班上的学生，6月2日奉命去熄火的某某莫。

下午又是小组讨论，我们班上分了三个组，每个组陪伴一个新派的“政治指导员”，他们也不说话，让我们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拿出笔记本，不时地记着什么。一直到两个月后他们悄悄地撤走，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记了什么。后来才知道，至少某某某记了我的“罪行”，还夸大其词。比如：在6月21日，中午，说我骂他和另外一个叫做崇国民的同学“死人”。而且从文中的语言看，似乎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我没骂他，至于我对崇国民，也是开玩笑，那个时候我和他绝对没有政治观点上的分歧。至少我不知道和他有什么政治风气。还有，说我说他的“脸色铁青”，他刮了胡子，确实铁青呀。不了这成了我的政治罪行。具体到6月21日再说。

哈哈！聂元梓大字报说北大党委的陆平、宋硕、彭佩云等人，提出“加强领导”、“坚守岗位”，我们不是被加强了领导，也被坚守了岗位了？

为了加强领导，派了四个政治指导员，全班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派了一个政治指导员监视着，我们每个学生都必须坚守在小组会上，按照复旦党委的要求，批判周予同，没人越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不妥。

其实就好象美国在南越搞的战略村，又像日本鬼子在东北搞的大屯，也就是将介石在江西和福建的“移民并村”，把人民群众分割监视着。这一套自古以来就有的，隋末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樊子盖就是如此分割监视人民群众的。

可是我们居然被监视在集中营里而感觉不到，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每个班都是如此。看来复旦党委要把复旦学生如此监视到文化大革命混过去。他们不是把矛头针对黑帮，而是用周予同来顶缸，他们不是把精力用到文化大革命上，而是用到监视学生上。

其实一直到现在，复旦没有任何学生惹了他们。他们却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我们。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学生们大多认真地阅读。政治指导员也组织讨论。陪伴的面对大家发言，还是默默地记着什么。

今天六月六日。

王零他们算是舒了一口气。在党委和其他一些人内部，他不无得意地总结经验道，自从北大大字报公布以来，上海二十一个高校除了复旦大学以外，没有一个党委不受冲击的。经验有三条，第一就是抢先开会，第二是抢先表态，第三就是抛出了周予同。最后他总结道，当洪水来临的时候，你要想不淹到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别的地方掘开一个口子，把洪水引到别的地方去。

洪水果然都引到周予同哪儿了。在那个时候，复旦党委大概还不准备在老教授里打倒一大批，只准备打倒少数人，所以如果现在他们要说自己在文化革命里“保护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还算是有理的，只是联系到以后的情况那就是脸皮太厚了。所以在《复旦校史》里他们也没有自吹，只好留下一大批空白。

“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确如此，可我们还蒙在鼓里。那以后复旦党委乘机对学生“加强”了“领导”。我们班上新派进了两个人，加上把一个学生升了级，弄出了四个政治指导员。全班总共只有三十一个学生，分三个组，几乎天天按党委的安排开会“学习”、“批判”。他们就一声不吭地在一边，拿出笔记本也不知道在记什么，我们没想到问他们当然也不好问他们。而我们则“坚守岗位”，一切都按着党委的布置坐在那儿搞他们安排的“文化革命”。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文章指出：
从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们，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表面是人，暗中是鬼。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吃人的笑面虎。他们常常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作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反面文章，贩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私货。那些打着假红旗的敌人，要比打着白旗的敌人狠毒十倍。那些披着羊皮的狼，要比不披羊皮的狼阴险十倍。笑面虎要比张牙舞爪的老虎凶恶十倍。糖衣炮弹要比真枪实弹厉害十倍。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钻到我们“肝脏”里面来的敌人，比公开的敌人要更危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和高度的警惕。
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阶级敌人是不打不倒的。被打倒了，它还想爬起来。搞掉了一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线。打倒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登台表演。

《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指出：

混进我们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别有用心地掩盖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把严重的政治斗争，硬说成是什么“纯学术的问题”， 是什么“不同意见的讨论”， 打出了一面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 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相对抗。他们疯狂地叫嚷什么要“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 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叫嚷什么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的斗争要“谨慎”， 要“慎重”， 不要“揪住不放”等等， 等等。 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欺骗群众，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就是要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就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把无产阶级的天下搞乱，以便时机一到，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多年来，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 放手让牛鬼蛇神出笼，配合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一直在大肆放毒，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你们的毒草，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什么人批准。可是，当我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展开反击战的时候，你们对工农兵群众，对无产阶级左派，采取的又是什么态度呢？凡是批判毒草的东西，你们都扣下来，有的一压好几年。你们左一条清规，右一条戒律，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吓唬工农兵。你们吹捧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 仇视和压制代表无产阶级的、 战斗的新生力量， 不准工农兵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权威”， 不准工农兵起来闹革命。

你们果真是讲平等吗？ 不，完全不是这样。 当你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你们是何等猖狂，何等霸道。你们对那些资产阶级“专家”、 “学者”的东西， 奉若神明，视为至宝，大登特登，大讲特讲，大演特演，大捧特捧。 你们对工农兵的东西， 甚至象那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却看得一钱不值，公然污蔑为“庸俗化”、 “简单化”、 “实用主义”的典型， 一棒子打入冷宫。这难道算是平等吗？ 你们放了那么多毒， 我们刚一反击，你们又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竟然给无产阶级左派戴上一顶“学阀”的帽子， 污蔑我们的反击是什么“武断”， 什么“以势压人”。 我们要问，究竟什么是“学阀”？ 谁是“学阀”？ 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 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 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要负隅顽抗，拒绝批判，打击无产阶级左派，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 这难道也算是平等吗？


邓贼复辟三十八年多了，回想起来，这篇文章说得多么好啊！复辟以来人民群众的一切民主自由权利全被剥夺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示威游行组织群众组织的权利，工人的罢工的权利全被剥夺。邓贼一上台就搞了个公安部队，后来改成武警，稍不如意对人民群众的镇压就来了。甚至发展到壹玖捌玖年的大屠杀。到处都是对舆论的监控和镇压。

就以天涯社区来说，在全国的官方网站中还不算最最霸道，即使如此还是动不动地删除、封杀，本贴子我有一份对人民日报社论《横乁扫一切牛乁鬼蛇乁神》的分析，指出是刘骚妻指使陈乁伯乁达写的，并不完全正确，没有突出重点整走资派，就前后被删除了三次。

今天六月八日。


复旦大学党委机关报《红缨枪》又出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具体时间记不起了，放在今天吧。

全校学生反正每天都是同样的生活，被圈禁在各个小组讨论、写大字报。一般来说写的大字报还必须交给政治指导员审批，批准后，才能贴出去。控制越来越严。

面对着学生对于单纯地批周予同已经出现不再满意思想倾向，复旦党委决定提高调子，所以后来的《红缨枪》里，把周予同由封建余孽升级为反共老手。

我们却没有对这一变化有什么不同凡响的影像，而是悄悄地过去了。但是总的来说大家还是停留在批判周予同上。

《红缨枪》又出了第二期和第三期，每次政治指导员都叫大家去看。原因很简单，经过一段时间揪打周予同，学生中有人感到不满足了，他们要揭批其他人的问题。而《红缨枪》一出来，就把看看要冷场的批周予同运动又煽了起来。原来他们给周予同定的性是“封建余孽”觉得不够了，按王零指示——那是党委打倒后我们才知道，升级为“反共老手”。学生的批判也就跟着升级了。但是党委自己并没出面，而是一切由《红缨枪》出面。下面又是由政治指导员出面，所以学生们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党委的主意。当时学生对党委都还是拥护的，既然如此大家也就跟着走了。

大概就是在今天，批周予同到了上海的报上。

有人回忆，6月10日才看《红缨枪》第二期。那么不是6月8日发表的。

学生还是被圈禁着，天天小组讨论，写大字报，让政治指导员审批，提出修改意见，然后修改贴出去。

李新泰彻底使得我们失望了。当有人提问他作为政治指导员，是不是知道江凤记等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不是压制学生。学生们只是要听他说说江凤记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可是他还有一个“理论”，叫做“是牛鬼蛇神我就揭发”。其实我班还没有谁说江凤记等是牛鬼蛇神，或者“三家村”，但是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实在解释不通。不管江凤记等是不是牛鬼蛇神，或者“三家村”，你作为政治指导员，对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总应该知道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上级给他们定性牛鬼蛇神，他就揭发，不然不管他们实际态度如何，正不正确，他都不说不管。坏人坏事都是先揭发出来才能定性，哪有等到定了性才能揭发的。等到定了性才能揭发，那就永远无法定性。

其实如本人虽然经过了解，听取三年级同学的意见，也不过认为江凤记等人镇压学生是错误的，没有认为他们是“三家村”，或者牛鬼蛇神。但是如果这样，他们的镇压就可以不揭开了？认为只有事情充分揭发开来，才能纠正他们的错误，排除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字当头》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发表的政论性的文章。提出当前首先是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把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违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问题等全面揭发出来，最后才能定性。

我说过了，《牛虻》里的亚瑟，有两个神父，第二个神父使他失望了，第一个神父蒙泰里尼他还崇拜他就像崇拜上帝一样。我也有两个神父，以前我历来认为李新泰不过比不上姜德安，现在在关键时刻他彻底使我失望了，于是我在日记本上写上了“想念姜指导员”，那可是真心想念，希望他能够回来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带领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前进。

后来我同寝室的同学，也是我后来的造反派战友，偷看了我的日记，在上面批了两个字“肉麻”。说实在，后来我自己也觉得确实肉麻。我给那个战友起了个绰号叫做“黄蜂”，并不是骂他、贬低他，而是确实肯定他能够像黄蜂那样针刺，一针见血，想用针灸医病那样，使我得以反思。在那个时候，确实说得上，我就像亚瑟崇拜蒙泰里尼一样，崇拜姜德安就像崇拜上帝一样。

姜德安说来就来了。他原在乡下四清，他一回来，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涌了过去把他团团围住。说明大家还不是对他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希望他能够不至于像李新泰一样，能够给我们大家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在当前该怎么办。

可是他却根本不谈我们系里的现状，不谈我们该怎么办。而是夸夸其谈地大谈在农村四清中的阶级斗争情况。当时我们也没有觉得如何，说实在，他说的农村阶级斗争，全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说到底，他在农村的四清也不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路线走，根本没有说到农村的干部队伍的情况，既不说好，也根本不提有没有走资派。他说的阶级斗争，都是把矛头指向农村的普通农民，甚至贫下中农的。究竟什么问题我也记不得了，都是农民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却作为农村的阶级斗争大讲特讲。最最严重的问题，不过是有一个农民打老婆。现在叫做家庭暴力。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认为农村的打老婆一时是无法解决的，男女不平等自然不好，但是不到合适的时机也是解决不了的，至少无法上纲到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给我们大讲特讲的农村的阶级斗争！

就在他夸夸其谈时，我和以前一样，把我写的大字报《揭字当头》的稿子给他看，其实就是给他审核。可是使我惊奇的是，这次他把我的稿子拿去，竟然稍微瞧一下（毫不夸张只有几秒钟）就甩在一边，既不说好，也不说哪儿有错误，或者整个错了——我可是让他来审核的，他居然这个态度。当时我只是感到有些愕然，他还是继续大讲特讲他的农村的阶级斗争。后来就走了，原来领导调他到三年级那儿去了。他去做什么后来就知道了。

现在都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就带着极大的权力欲参加进来。从李新泰和姜德安的表现来看，这根本不通。大家都对他们寄托了极大的愿望，希望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好好领导大家。可是真正不要领导的不是学生，而是他们。李新泰面对学生只会痛哭流泪，姜德安却在大家对他寄托了极大愿望围上去时——不就是要他起到领导作用吗？可是他却置眼前的重大政治事件于不顾，故意夸夸其谈毫无关系的农村阶级斗争，何况根本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对农民斗争。甚至我把我写的大字报底稿交给他审核，他瞟一样就扔在一边。如果我写得不好，也该提出你的意见嘛，以前不管我们写了什么都要找出一些“问题”来，现在关于如此大的政治事件的表态怎么可以不闻不问了呢？说到底，他不赞同我的观点，也不准备指出错误，大概是准备到时候秋后算账吧！这是政治指导员的做法吗？

后来我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其他历史经验说：自古以来没有真正的夺权，只有弃权。李新泰和姜德安都是例子。就是江凤记等人也是例子。

我还是把大字报《揭字当头》抄写后贴了出去，也著名某战斗小组，一些同学表示赞同我的看法。我说同意我的看法的都是战斗小组的。

复旦党委派了一个副书记刘洁到我们系里来。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来。反正第二天下午开会时，才看到她。

当我们都在物理二系内部忙碌、思考时，复旦大学整个地翻了天。王零原来洋洋得意地说，全上

海而是一个高校，只有复旦大学在北大大字报发表后没有受到冲击，并且还总结了经验，除了假意表

态开会逝世以外，特别是掘开大堤把洪水泄到别的地方，可是终于封锁不住了。

首先，化学系三年级陈健炜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就只有这么几句话“同学们，把矛头转过

来，指向复旦党委里的牛鬼蛇神，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这在后来被红卫兵造反派公

认为“复旦大学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接着有人出来批判《红缨枪》，因为政治指导员们都说

《红缨枪》是复旦党委的机关报，是通过《红缨枪》来领导复旦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党中

央和《五·一六通知》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都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可是你们却要我们把精力放在批二周，千军万马“追穷寇”上。

不久就有大字报出来反击，把这些同志说成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

我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些大字报。等到吃晚饭我出去看时，大字报栏里陈健炜等同学的大字报已

经不见了，只有一些残片和反击的大字报。

我看大字报一直走到老教学楼，也离复旦大学老校门不远。突然听到有人高喊“打倒陈传刚”，紧接着，成千的人涌了过来，把一个人围在中心，对着他高喊“打倒陈传刚”，我才知道这人就是陈传刚。后来我们才知道，陈传刚绝对不是自己需要，后者偶然到复旦来的，而是有人打电话给他，一个神秘的电话，要他到复旦大学来。这无疑又是王零和复旦党委的一个阴谋。6月20日复旦的学生已经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复旦党委，他们在这个时候让陈传刚到复旦来，可以断定，那个第一个高喊“打倒陈传刚”的人，正是复旦党委和王零安排在下在老校门等候着他呢？而且可以肯定，新校门口也一定有人等着他。他们就是要用陈传刚来转移视线，把复旦学生的视线转移到他的身上。非常遗憾，后来复旦党委和王零倒台后，虽然这在大家眼中已经成了共识，居然没有明确地要王零交代，也没有要其他任何人揭发整个策划过程，以及站在校门口等待的、第一个喊出“打倒陈传刚”的究竟是谁。

在复旦大学的这个六·二〇事件，已经退潮。

我们班上的学生指导员某某某这个星期天是回家的，晚上他回到学校。一到我们系——不知道有没有和谁接触过——就表态，说物理二系的这个事件是反党事件，三年级同学是反革命。总算和李新泰和姜德安比他有自己的明确的态度。对他，虽然不过是一个同学，我以前也是向上帝一样地崇拜的。但是这次我却不能对他苟同。

三年级出身工人的同学，在复旦大学附中受到歧视，去贴大字报又何罪？怎么就成了反党了？难道工农的子弟就是应该被歧视的？江凤记等撕下大字报，镇压三年级同学有何道理？同学们反对镇压怎么就成了反党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不是明确地说：

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对于工农子弟，对于抵制他们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的学生，极端仇视。这些保皇党订出许多办法，从招生到教学，从学期考试到毕业分配，都千方百计地来限制、排斥、刁难和歧视这类好学生，甚至对他们进行极粗暴的斗争。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却出现打击工农出身的子弟的情况，这怎么正常？？？对照《人民日报》的社论，我觉得三年级的同学没错，江凤记等政治指导员或许不是“三家村”，但是他们是错定了。不知道某某某为什么要把三年级同学打成“反党分子”？为什么把罪名加得那么大？

当然如果某某某和复旦党委、刘洁、系里的领导、姜德安等交谈过，受他们指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由他出面首先把三年级同学打成“反党分子”那是万无一失的途径。复旦党委和物理二系的领导可以不负责任，即使有人反感，或者有上级领导批评把学生打成反党分子，镇压学生运动，也可以推托说不过是个别同学的行为。事实上，复旦党委和其他学校比，最最狡猾的就是如此，一方面把学生大批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活跃分子，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不出面，内部划定，准备到时候秋后算账，但是开始却一直让学生出面，就是政治指导员，也是尤抱琵琶半遮脸。出了事情让他们负责，党委躲在后面。这完全是经阿布的人的鬼蜮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