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心悸的株连
文革中一人出事，全家株连甚至波及亲属、朋友、同事，现在想起还令人心悸。

我家插队的三站生产大队当时有40多名上海知识青年，都是来自黄浦区的。那几年部队招兵、推荐上大学，他们居然一个也不够条件。原因是在政审时，他们每个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亲属有问题，或因有海外关系。这其中也包含了当时红的发紫的乔冠华的叔伯弟弟。

我家的兄弟姐妹因所谓“家庭问题”保送上学、参军、招工、入党时，均都受到各种刁难。哥哥已经被基层推荐上学，主管局一句他家庭有问题就被别人顶替。矿山政工科李科长在讨论推荐上大学的名单时推荐我，被子弟校的一位女领导一句他家庭有问题就给否决了。招兵时我不敢报名，不敢奢望入党，就连当个木匠学徒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1977年参加高考，我的档案里写着家庭有重大政治问题，而具体是什么问题？一句也没说！1979年父亲平反时，光烧毁的“罪行材料”就三大档案袋。

1977年高考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极“左”的的思想并没有消除。当时北大法律专业招生，要严格政审，只要贫下中农子女、党员，说是怕“坏人”钻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做准备。

其实新中国的株连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只不过文革更有过之无不及而已！1949年以来株连始终不断。我一个叔伯大姐1955年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考分高出录取分数线不少，但新闻系是要严格政审的，不能让“坏人”及他们的子女钻进来 ，大姐家庭政审不合格不被录取。她不服气，第二年接着报，但现实给她以残酷的打击，分再高也不录取你，致使她终生与大学无缘。

一个株连政策把社会主义的本义玷污了，它把许多优秀中华儿女拒之社会主义建设大门之外，使许多海外优秀的中华儿女无法报效生育他的祖国和民族。在株连政策大行其道的时候，裙带关系渗透着各个领域，腐蚀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当权者的老婆飞扬跋扈，肆意妄为，任意践踏国家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的秩序，将本来就很可怜的法律踩在脚下，狞笑着向她们的所谓“仇人”疯狂报复。一个制度的锐变就在苍生眼前蔓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