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述》：
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来到（似乎还有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紧急，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前委关于1929年1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将那原文念给王佐听（王佐不识字），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我说：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五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上面事情来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来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特委向部队说明袁、王“罪恶”后，将其部队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以前我们没有预闻，以后也未干预此事。

李立回忆：
杀袁文才、王佐是在一九三○年过年的那一天。袁文才当时住在东门的一角，王佐住在北门，把往吉安的路。他们俩把住两个口子。毛 下山一个礼拜后，彭老总也跟着走了，后来，他们去了吉安，袁、王两人不愿打吉安。当时吉安驻了敌人两个师。袁、王不服从命令，永新县委王怀就写了一个报告，说袁、王如何如何坏，就把他们干掉了。当时当时叫朱昌偕打袁文才，工农兵政府 彭文祥打王佐。袁文才住在东门，朱昌偕通过口令进去，到袁文才住处，揭开袁文才的被子，问袁文才，土匪住在哪里？袁文才一听来头不对，正想摸枪，朱昌偕就开枪，把袁文才打死了。那天，我也在城里，城里听到了枪响，很快就乱起来了。一直搞到天亮，结果袁文才部的枪一支也没有搞到，他们都跑回宁冈了。王佐听到枪声，就慌忙过河想跑，结果淹死在河里。在下游大捞到他的尸体。活着的都被缴了枪。后来，袁、王部队全部反水，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又拉起队伍，与我们作对，一直到解放。

何长工听说：
我听说是彭德怀率部由永新出发打天河，特委的王怀亲自跑到彭德怀那里，说袁文才、王佐太荒唐，倾巢而出，占领了永新城，威胁了特委的生存，要彭德怀保护特委。彭德怀在特委的要求下派队伍去解决袁、王问题。袁文才被朱昌偕打死了，王佐逃跑时掉在河里溺水死了。王佐的部队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克昌，一个是刁飞林，还有一个参加秋收起义的干部艾成斌（艾是行伍出身，当过土匪），他们几个人冲出来就打了白旗。

滕代远叙述经过：
一天，特委书记朱昌偕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来到军部，说湘赣边特委在永新开会，袁文才、王佐把枪摆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装交给他们指挥，特委没有办法，要红五军支援，把他们解决掉。当时我们错误地只听了一面之辞，彭德怀同志即下决心，派一个纵队，在总队长郭秉生的带领下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

江华：
在他们被错杀后，王佐的弟弟王云隆收容袁、王残部，又“反水”为匪，占据井冈山。从那时起，直到全国解放，红军游击队再也不能上山。毛泽东同志曾对我说过：“袁文才、王佐对革命是有帮助的。没有袁文才、王佐的联合，我们是不容易进井冈山的，就是进去了，也站不住脚。”

中共六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份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防工作，决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何长工：袁文才开小差
袁文才是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半路逃回来的。他在东固时，受到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影响。他在那里看到了党的“六大”的决议，其中有一条是土匪部队改编以后，领头人仍要处决。于是，他就动摇了，离开部队又跑回井冈山。
这样王佐就很紧张了。袁文才从东固回来后约个把月，王佐找到我，他对我说：党代表，我有重要事要与你商量。我的老庚这个家伙落后，开小差回来了，把我气得要死。我说：那好办。第一，宁冈县委开会处罚他，严重警告；第二，他要出来工作，不能消极，但职务不能当纵队长、副纵队长，他不能搞你部队的鬼，袁文才的那个营，他不能干涉，他不能管部队的事；第三，要防止他自杀，要说服他的老婆当他的警卫，监视他的手枪，防止他行凶打人，也要防止他因犯了错误想不开而钻牛角尖自杀。他能接受这些意见就出来工作，将来我就到毛委员那里给他消差，说他犯了错误我已经处罚了。王佐听后，说：这个主意好！好！
袁文才要我一定要我到毛委员那里替他担保、消差。他就怕毛 整他。我说我碰到毛委员就替他报告，毛委员会接受我这个意见的。他才放心。以后两个月里，我和袁文才谈了五次话。这样，袁文才情绪渐渐稳定，又出来工作了。他一稳定，王佐也稳定；他一波动，王佐也波动。因为他是王佐的灵魂。我离开井冈山时，第五纵队都交给王佐了，还给了他一百多支新枪、几千发子弹。

熊寿祺记袁文才开小差
在离开井冈山时，把袁文才带走了，让他当红四军参谋长，可是，他在东固跑了回来。为什么把他带走呢？袁文才是地方军队的头头，也是个党员，袁文才对毛 的话，是愿意听的，对于其他人讲的话，就不大愿意听。所以有些人怕制服不了他。把他带走，其他人就感到放心了。

毛委员为袁文才、王佐说情
陈正人回忆：
红五军上山之后，毛 在茨坪传达党的“六大”决议，彭德怀、袁文才、王佐都参加了。“六大”决议中对于土匪的政策有杀其首领、争取其群众的决定。毛 传达时，没有讲这句话。当时党内对袁、王采取什么政策是有争论的。永新县委和宁冈县委对袁、王的意见很多，他们主要以王怀、龙超清等为代表，倾向于按“六大”决议对土匪的政策杀掉袁、王。毛 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讲明袁、王虽然过去是土匪，但早已接受了党的领导，他们都已经入了党（袁在一九二六年已入党），他们支持红军上井冈山，不能按“六大”决议中对土匪的政策执行，要争取他们。毛 说服了要杀袁、王的人，并且研究了继续团结、教育他们的方针。

郑善致的回忆文章《活捉罗克绍和袁、王被杀经过》。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文章较长，可以用微信或QQ给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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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
1930年2月，袁、王部队下山到永新，对部队的动员口号叫：“五军要打吉安，我们守永新。”同年三月初，一个晚上在永新解决袁、王部队。解决袁、王部队的主力是红五军（由北门入城的），此外还有赣西南红军学校，永新一部分赤卫队。解决的口号是“袁、王反水了了！”解决时，袁、王戴红袖套，红五军戴戴白袖套，袁文才被打死在自己的房子里，王佐逃出东门过河，淹死在东关谭。为什么要解决呢？当时有的人说他们不听指挥，公开说他们“反水”，“反水”是没有的，是冤枉的，不听指挥则有的，或者有点闹独立性，但决不是叛变，这点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265页）

陈正人：
1930年2月间，彭德怀同志带了红五军到了永新。彭把袁、王部队也调到了永新。这时有人把袁、王的问题提出来了，并主张要缴袁、王的枪，王怀和龙超清竭力主张杀袁、王。结果在2月24日晚上，枪杀了袁文才，王佐逃跑淹死在永新河里。……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时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江华：
毛泽东同志曾对我说过：“袁文才、王佐对革命是有帮助的。没有袁文才、王佐的联合，我们是不容易进井冈山的，就是进去了，也站不住脚。”

张国华：
1951年入藏时，毛泽东同志找我个别谈话，其中讲到袁、王问题，讲解决袁、王是不对的。当时他没有讲哪个部队，后来我体会到是彭德怀同志不对。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武装对我们过去是有作用的，闹点独立性也不要紧，就是“反水”也不要解决。

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
苏兰春：
1930年1月，东南特区由狐狸背迁到龙王陂朱皇古家。一天，袁文才同志特区的陈次谋、朱斯安等人在朱皇古家楼上下棋，我也在场，他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下调令叫我们去吉安。陈说：袁猴（袁文才）你去打吉安，和红五军一起去打，容易打败敌人，是否把好枪留下，把县政府的一些烂枪带去，你们还怕搞不到好枪！袁说：我去也可，不去也可。但不去又不行，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有人告了我的状，今年年成不好。说着从内衣口袋拿出一本书说：“里面有一句‘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关难过。”

不杀罗克绍

1930年1月间，袁文才带领周桂春部下，王佐带领王佐带领刁辉林、艾成斌两个连，共计三百多人，日夜兼程，跑到茶陵江口，把罗克绍的住房围住，活捉了罗克绍并缴了兵工厂，把罗克绍押到龙市经过时，土籍人主张就在龙市杀掉，袁文才同志不同意，说杀掉罗克绍有什么用，罗克绍还有600支枪没有缴来，如果枪支缴齐了，打掉他有点益处。如果不愿缴枪支再做处理，是杀是关不为迟。在新城住了不久，把兵工厂迁到九保，罗克绍关在山上的棚子里。

袁文才五大罪状
苏兰春：
2月24日，袁文才、王佐同志带领着部队到了永新。第二天参加边界特委会议。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听信地方党龙超清等人诬告，摆了袁文才同志五条罪状，袁都一一作了辩驳弄得巡视员哑口无言，最后彭气愤地把白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袁说：我错是有错，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王佐同志是个大老粗，性子暴，也罢手枪打（拍？）在桌子上与彭清泉同志对斥起来，当天晚上就出了事。

土籍与客籍

造成袁、王被杀有多种原因：
一、袁文才同志解除了龙超清同志的枪。1928年2、3月间，有一次在长富桥杨家祠开会，龙佩戴了一支手枪。会上袁对龙说：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又不要上火线，不需要枪。于是当中解了龙的枪，使龙大为不满。
二、烧了土籍的信峰书院。因为突击的反动派、土豪劣绅……经常在此处商议进剿红军，所以袁文才就把它烧掉了（当时土籍有四个书院：新城有信峰书院，白石有鹅峰书院，古城有筍峰书院，龙市有奎峰书院。而客籍只有龙江书院一所。）
三、农民协会下了六七个通牒，捉拿土豪，其中有六个是土籍人，客籍有两人……因此上又说打土豪本地人吃了亏。
四、袁文才部队在茶陵捉到了罗克绍，土籍人主张杀掉，袁文才不同意，袁文才还亲自骑马到罗陂接，土籍人看到袁和罗并肩而行，更加恼火。
五、龙超清等人说袁文才同志中途逃跑。
在人事安排上，龙超清同志和袁文才同志也有矛盾，互相向对方安插自己的亲信。县工农兵政府 初是文根宗（土籍人），袁文才等也想安排自己的人，结果二任、三任是客籍的谢桂标、甘金皇。……实权都是客籍人手里。

牛眼睛与鹅眼睛

1930年2月湘赣边界特委会议期间，王佐私下对袁文才说：老庚，这次恐怕凶多吉少，还是把队伍退走，退到九龙关去，袁文才同志说，毛泽东哪会起这样的心？天也会黑半边。当时袁和王顶起嘴来了。袁说王是牛眼睛，把人看成禾桶大。王佐同志说袁是鹅眼睛，把人看得太小了，如果袁听了王的话，可能避免这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