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文明》第17篇:隋唐时代，华夏社会出现的重大新变局

北周、隋、唐是三个有裙带关系的王朝，唐高祖李渊的妈妈、隋炀帝杨广的妈妈、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是亲姐妹，都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所以隋、唐是有鲜卑血统的姨表亲建立的政权，即李渊与杨广是表兄弟，且他们都属北周的贵族阶层，权力和实力都承延于北周。

隋、唐两个朝代的建立，手段过程都很相似。隋文帝杨坚是北周的实力派权臣，曾让北周皇帝很不安，几次想动杀机，但最终侥幸幸免，这就注定了杨坚必然取代北周，只是时机问题。儿皇帝的上位，给了杨坚权倾朝野的机会，他借机诛杀了宇文氏族的其他几个藩王，又击败了最大的政治宿敌，最后逼儿皇帝把帝位禅让于他，隋王朝就此建立。李渊同样是在前朝动荡不安之际，借机拥立儿皇帝，之后又胁迫儿皇帝禅让帝位给他，从此开启唐王朝。

隋、唐的建国方式，以及他们长期侍奉胡人政权的这种文化气息，都与传统儒士礼法不太相融，加之从曹操时代就开启了一波刻意打压名门望族风气，试图通过打压儒士来稳定统治，隋唐对儒同样并不重视，所以隋、唐时代儒家思想及儒士的境遇有了一个大转折，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科举制度的产生。

隋朝建立后，废除了前朝的沿用的九品中正制，改用科举的方式选人。科举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寒门或平民子弟，这些之前没有名望地位的百姓，有了加官进爵的机会，因此科举也被视为中国社会权力继春秋战国后的又一次下放，普通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到政治治理中来，不可否认，这对社会的繁荣发展当然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但这种选用人的制度，也有明显的弊端，虽然之前都是在名门望族后代中选任官僚，但多数情况下，这些儒士大家的后代与科举产生的官僚相比有一定的优势。首先，这些人大多数(当然也有少数劣迹之人)受家传影响，精通儒学和治国和人之道，加之名望显赫，在基层社会有很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治理起社会来驾轻就熟，大多能与民众无缝衔接，可以很大程度上缩短与民众的距离感，而科举往往偏重于文采，文采与实际才能往往是有差距的，这就是这些科举进士阶层与士人官僚的区别。其次，这些从士人中产生的官僚，权力、名望、地位都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依赖黄帝的恩赐，所以这些人往往腰杆比进士阶层硬，底气更足，进士阶层受黄帝的恩赐很大。科举制度的产生，基本上结束了儒家选人用人的体系，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儒家思想和士族阶层的进一步没落。新的科举进士阶层的诞生，也加剧了两个阶层之间的争斗。

隋、唐时代儒家士族没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佛教、道教的兴起，以及广泛传播和深入到国家政治和民众生活中。佛教、道教作为一种思想和信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被政治上层和士族名流所接受，进而逐渐渗透到治国理念，所以这个时期，开启了中国社会三教大融合的时代，即佛教的中国化和佛教与道教、儒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也正是基于这三教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儒家思想和儒士阶层从隋唐开始对政治的影响力趋于减弱。

隋、唐的繁荣，得益于权力的下放和税负的改革，使得商人和平民阶层成为一种新生力量活跃于社会舞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和文化(尤其是市井文化)的兴盛，带动了城与市的融合。但在国家治理层面，依然存在现实的问题，在传统的儒家士族被打压和溃散后，新的通过科举产生的进士阶层气质、影响和号召力整体偏弱，缺乏定国安邦的知识和技能，不能很好的替代传统士族进行国家治理，尤其表现在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上显得无能为力，这是造成外戚宦官专权和藩王割据的重要原因。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欢迎关注天山老狼公号，一起切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