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史拾遗》
孙子考入了北大，我对北大也有了兴趣。于是，从过去搜集的资料里，把有关北大的内容整理出来，编写了本书，仅供北大写校史的老师们考证选用。
碧薇萍 2018年5月21日星期一

【大事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北京大学
（1949—1966）
1949年底，北大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1951年秋～1952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政府仿效苏联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的部分师资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校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北大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北大医学院独立为北京医学院（后改为北京医科大学）；北大地质学系与清华大学等校有关系科﹐组建了北京地质学院（已更名中国地质大学）；北大学法律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已更名中国政法大学）。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迁校址于原燕京大学校址，原来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著名学者云集北大，奠定了北京大学文理两科在中国长期领先的地位。
1954年重建法律系（原北大法律系已有48年历史，1952年并入了今中国政法大学）。
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223名学部委员中，在北大在任教师有28人，居中国高校之首。1955年，为了尽快建立中国的核工业体系，北大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原子能人才培养基地——物理研究室（技术物理系前身）。此外，北大在中国最早培养半导体专业人才，并在中国计算机研究起步阶段就办了计算机学习班。
1956年重建图书馆学系。开展肃反运动。
1957年反右运动中，北大七百余名师生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开展大跃进、向党交心、双反等运动。
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发生批判“两校调查组冤案”。由于政治活动频繁，人文社科研究受到干扰。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视为此阶段北大最突出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但文章发表后就遭到了批判。
1960年重建政治学系。据1966年的统计，北大时有在校生近九千人。这期间北大培养的毕业生有百余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这段时间，北大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如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
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开始纠正各种失误，同年整顿高校工作，提高了北京大学的教学质量。
1965年3月起，北京大学开始在陕西汉中建设新的校区（时称“653工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的策划授意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佩云，指责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该大字报曾遭到北大广大师生的强烈反对。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大字报。6月，改组后的北京市委宣布撤销陆平、彭佩云的职务，设工作组代行北大党委职权。
7月，北京市委撤销北大工作组，江青点名要求聂元梓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
9月，校文革正式成立，聂元梓执掌大权。聂元梓被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北大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京大学的很多干部、教师被打成“黑帮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残酷迫害。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有冤假错案1000多宗，400余户被抄家，知名学者饶毓泰、翦伯赞、俞大絪在内的60余人非正常死亡。
1968年5月16日，校文革设立“监改大院”（也称“黑帮大院”，俗称“牛棚”），关押干部、教师218人，对其进行迫害。
1969年，七千余名北大师生被下放鲤鱼洲（位于江西南昌，是血吸虫疫区）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1970年6月27日，在停止招生四年后，北大开始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第一届入学新生2242人，其中北京总校1676名，汉中分校148名，江西分校418名。
1973年8月，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和北京有线电厂等单位合作在北大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简称150机）。标志着中国电子计算机技术前进了一大步。
197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建成启用，是中国当时面积最大、设备最好、藏书最丰富的高校图书馆。
【北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给知识分子“洗澡”——思想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也就是“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不仅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要创新，意社会意识形态也要创新，即清除资产阶级唯心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思想，才能为新中国服务。1950年6月6日，**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席在会上讲：“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有一段讲话极具代表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满脸都是龌龊”，所以“在革命的进程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是从属，只能是工农兵的服务员，而且只有这样，革命队伍中才有他们的地位”。他甚至提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时时洗脸抹身，自己洗，让群众帮助洗，让党帮助洗。只有这样经过不断的改造，才能希望改变成为一个合格的服务员”。
于是，在1951年秋～1952年秋在中国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
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则是从1951年9月下旬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首先开始的。
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向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主席在会上致开幕词，说道：“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这次会议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进入了一个高潮。
同年11月30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说:“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主席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同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社论中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这是说，从一个阶级的观念形态的转变，不是几次会议，一个运动所能全部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练，像主席教育我们要经常扫地，经常洗脸一样。”
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1952年秋基本结束。
改造的步骤：学习文件——检查反动思想——群众帮助“洗澡”——交代历史问题——清理整顿知识分子队伍。
这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当时的情况看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运动的形式来解决，这种方法并不合适。同时在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转变要求过高、过急，采取的方法简单粗暴，所以，伤害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和尊严。

2、北大校长马寅初“开了头炮”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倡的。
1951年6月1日，马寅初走马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就率先在北京大学开展了“暑期学习会”，组织教职员集中学习。马寅初说，这次学习是为了让知识分子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此期间，全国18个专业会议在京召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只要我们有些知识，就要受到这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马寅初听了这个报告，很受鼓舞，决定响应周恩来，把暑假学习政治的经验推广开来，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同时邀请周恩来到北大讲演。
1951年9月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12位教授响应周恩来8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
9月7日，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书面汇报了这次学习情况。并进一步说：“北京大学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10位教师。”
在接到马寅初的正式邀请函之后，周恩来立即将邀请函转给主 对北大此举十分赞赏，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有主席首肯，周恩来便第一个接受马寅初之邀，到北大讲演，并指示教育部：“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学的先生以及同学代表也请来。”周恩来同时责令教育部对北大教师政治学习问题加以研究。教育部的结论是：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高校都很有必要，应当推广到京津两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决策就此形成。

3、周总理作报告现身说法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北大教师干部四百多人参加。
周恩来一开始即讲：北京大学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作报告，我想既然给北大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商量，这个报告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七个部分：一、立场问题；二、态度问题；三、为谁服务的问题；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问题；七、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报告内容，主要是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
在报告中，周恩来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改造思想，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周恩来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因此就必须向进步理论请教，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说，现在自己虽然担负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但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周恩来的报告特别讲了南开校长张伯苓的事。他说:“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遣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
周恩来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翁文灏。他说:“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威望，他的这次讲话令知识分子非常感动。他还讲了梁漱溟。他说:“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论述了取得正确的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性。他说，每一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和抱什么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中间立场、中间态度是没有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
他恳切希望教师们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他要求大家建立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来的报告洋洋洒洒，长达五个小时。语气温婉，用词谦和，循循善诱，苦口婆心，与会者深受感动。最让与会者感动的是周恩来以身作则，以大国总理之尊，而公开解剖自己。
一位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
马寅初说：周恩来的报告“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以这种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晚年回忆：“前一段时期的领导同志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接着讲到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用意应该是两层。一是提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关人人都要过，躲是躲不过去的，必须认真对待。但同时，思想改造虽然由《武训传》批判引出，但思想改造不同于《武训传》批判，不会沿用《武训传》批判那样严酷的政治斗争模式，所以不必害怕；再一层用意则是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用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来领导思想改造，“士可杀不可辱”，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着强烈的自尊心，所以即便知识分子是被教育者、被改造者，也应该对知识分子待之以礼。
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报告确实作用很大。知识界的人心从此基本安定，没有出现很严重的惶恐情绪。运动的实际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要走样，相对于此前的《武训传》批判和此后的政治运动而言，走样还不算太离谱，可以说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平和的一次。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以后，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内，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划清界线。

4、北大教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的信
1951年11月8日，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北大教授作家沈从文，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一出来，收中即只有一件事，放下包袱，去掉感伤，要好好的来为国家拼命作事下去，来真正做一个主席小学生！因为国家实在太伟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现的潜力，无一处不可以见出。党在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实在是无所不至。许多地方减租反霸中已把封建武力和土豪特权打垮。许多地方人民都站起来作了主人。青年人更加可爱。到路上，有些穷人听说我们从北京来，都说是“主席关心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这句话不仅表现人民信赖，实在还是无可比拟的力量！我们活在北京圈子里的人，见闻实在太小了，对于爱国主义的爱字，如不到这里地方来看看，也是不会深深明白国家人民如何可爱的！三三，要努力工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还是要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要对工农干部更虚心的学习，对学生特别热心，国家实在要所有工作干部，都如此来进步。
1951年11月19日，沈从文给妻子的信中说:少拿点钱，多做点事，用作多久以来和人民脱节的自赎。看看这里干部的生活俭朴和工作勤苦，三姐，我们在都市中生活，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把国家给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如北大不即要我们搬，务必去和张文教同志商量商量，拿一半薪已很多。余捐献给 去好，还公家好。我相信你是能理解，能做到的。比起来，我实无资格用国家这个钱！我们不配用国家那么多钱的。不配用。你来看看即明白了。同一封信中还说；我们在这里，有三个人带毛选来，在一张桌子一盏清油灯下同读，也是一件极动人的事情，或极意外的事情。各有所得，各有所体会，但又有某一点完全相同，即对于是这个重要历史文献的深一层理解。三个人中一个是郑昕，北大哲学系，我们的团长。一个查汝强，北京市党部，我们的秘书长。和周小平一样，才廿六岁，十五岁即工作。一个是我，一点不懂政治，却深深懂文学如何和历史结合，和人民结合，和某一阶层结合，用何种方式莱表现，即可得到极高政治效果的土改队中无固定职务的工作人员。
这几天村中正在斗争一个大地主，由全村农民把一二十年前一二斤甘蔗或相似小事，到拉壮丁家小死亡大事，一个一个的申斥，特别是老婆婆对于乡保长兼地主的申斥，事越琐碎越使人起严肃感。因为这即是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封建的彻底消灭，新国家基础的建立，都由之而来。也只有从这个严肃而残酷的斗争发展中，来读毛选之《实践论》和日来北京方面文艺工作者检讨文件，才更深一层明白个人提高学习政治认识的重要，以及文艺服从国家要求的重要性。

5、季羡林教授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
周恩来报告后，北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时北大领导把教师“洗澡”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然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
北大东语系系主任季羡林从印、缅访问归来，立即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解放初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平生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通过“洗澡”，不但把季羡林思想和灵魂中的“污泥浊水”洗得十分彻底，而且洗出了“原罪”感，洗出了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不可企及的神圣偶像。
他继续写道：“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声名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手？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我左思右想，沈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
从季羡林先生的记叙中，读者可以了解他当时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洗澡”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刻程度，及其令人吃惊的彻底性。这是未曾经历过运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现在看来，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一次清除资产阶级旧思想，学习*主义新思想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培养忠诚与驯服的运动。有了上述的思想转变，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好多好多年”，季羡林便背上了“原罪”的沈重十字架，踏上了永无止境的“忏悔”之路。

6、朱光潜教授被“群众监督”

在北大，像季羡林一样的虔诚信徒，还有不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沈舟，想一举过关。检讨书写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许多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持会议的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仍然没有通过。
北大“洗澡”运动最后剩下的两个困难户是：经济学系的周炳林教授

和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这两位教授都因为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已经在自己所在院、系作过多次检讨，未获通过，又在全校大会上作过三次检讨，仍未获通过。4月8日，周炳林教授在法学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五百四十多条意见，足见群众革命热情之高。周炳林教授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于是，马寅初校长、钱端升院长亲自到家中看望周炳林，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法学院为了帮助周炳林教授检查过关，甚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对他思想进行研究。运动到了这个地步，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说了算，群众认为不满意，便需继续检讨下去。马寅初校长不知如何是好。4月18日马校长专门主持会议，研究周炳林教授在全校大会检查的有关事宜，甚至动员周炳林教授的党员女儿给周做工作。最后，周炳林教授表示愿意
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查。
主席得知此事后，4月21日写信给北京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以外，像周炳林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林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
主席的批示下达后，4月22日周炳林教授在*广场举行的全校大会上作思想总结和检讨，终获通过。朱光潜也随之通过检讨。
5月1日，马寅初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庆祝伟大的五一节》。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运动中批判了违*同纲领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思想，全校空前大团结，一片新气象。今年的五一节是北京大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里补充一笔。主席在信中提出“除了张东荪那样的个别人”以外，其余均可帮助过关。显然，张东荪是划分敌友的标准。张东荪何许人也？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了，而在当年却是个有名人物。据《建国以来主席文稿》第三册422页介绍：“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同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派飞机来接高级知识份子，将他们送往台湾。外文专家英千里等走了；北大名教授、美学权威朱光潜拒绝接受机票，毅然留下，静静地等待北平的解放。他后来兴奋地对人说，北京解放使他“恢复了青春”。但好日子没有几天，就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成了反面教材。北大专门搞了一个批判会对他进行批判，甚至画了漫画来丑化他。为了过关，他不得不搜罗自己的各种“反动观点”，给自己戴帽子，丑化自己。的骂自己“站在反动文学方面”，“作为没落剥削阶级的一个代表”，“为着要保卫我多年积蓄的那一套腐朽家当”，“以螳臂挡车的气概，去抵抗革命文学的气概，去抵 抗革命文学的潮流”。
朱光潜检讨说：“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读者们放弃积极斗争，而这在无形中也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说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标榜“中间路线”迟早要和反动政治“同流合污”。
1946年，季羡林任北大东语系主任时，朱先生任北大西语系主任，两人的办公室相距不远，师生间经常见面。季羡林在《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一文中回忆说：“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中国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这说明朱先生对党是信任的，是乐观的。
但是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先生因有“政治历史问题”，在全校大会上检讨三次，也未获通过。后来，由于主席的批示，他才同周炳林教授一起勉强过关，但仍受到“群众监督”的处理。
朱光潜那时已五十五岁，但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尽管他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政治历史问题受到群众监督。朱先生从城里搬来燕园，住在校医院附近的一所年久失修的平房内。朱先生的夫人奚女士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上班，住集体宿舍。老房子夏天雨多，时常漏雨。保姆李妈因年迈，还要由朱先生亲自从粮店背米回家。当时朱先生的工资评得很低，大约是讲师的待遇。傅鹰先生为他打抱不平，说北大西语系只有朱光潜最有学问。直到1956年，朱先生的工资才定为高教一级。
朱光潜先生不光“最有学问”，而且文章写得好。季羡林说：“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是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文章。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

7、北京大学周炳林教授洗“热水澡”

北京大学“洗澡”的一批教授中，以周炳琳先生洗澡的水最热。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在学术界很有名气，为人也很正直。他的检讨本来是很坦白的，就是做自毁式的自我批评，甚至骂自己的祖宗三代。群众向他进攻，他就是不承认那些恶语诬陷加在他头上的罪过。这样便形成了僵局。他被认为是旧文化界的顽固堡磊。一方是坚决不认被诬赖的错误，一方是当作堡磊进攻。这样形成了骑虎难下。所以几次检讨斗争，都过不了关，最后还是动员他的家人。他的儿女和妻子、儿子多是党员和团员。学校动员他们在斗争会上检举周炳琳的罪过，同时回到家里再行劝说。这样搞了很长时期，周炳琳已经形成孤立。没有了朋友――朋友们在运动中都划清了“敌我界线”；凡是被斗争的人，就是敌人，谁也不许同情他，而且要以他为敌。同时也没有了家人，周炳琳于是沈默不言。运动高潮过去，他的案子是以不了不之。据周鲸文说，以后他再见过周炳琳，他的脸上始终有不愉快之色。
《北京大学纪事》一书中披露了当时的情况，对比周鲸文的回忆，应该说是非常真实的。以下是本书中涉及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时的记载:
1952年2月24日，工作组党组开会研究教师思想改造学习问题。会议认为群众要求提高了，对教师思想总结（洗澡）不仅要求暴露真实思想，还要求分析批判。这里有个要求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需要开个会，组织已经洗澡的人中思想总结好的人作典型发言，以具体事实解决洗澡的问题，推进运动。
1952年2月24日:经济学系周炳琳教授在法学院师生大会上作检查。群众对他的检查很不满意，要求他对破坏“一二九”等历次学运问题、封锁北楼阻挠学运问题和解放后发表的一些不好的言论进行检查。
1952年2月27日:校党委召开干部会，讨论布置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工作。工作组党组书记张文岑传达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的讲话精神，并结合我校情况提出:教师洗澡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愿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大多数人过关后剩下少数即可以开学。前一段的问题是领导上方针不明确，要求过严，一律对待，反而放松了重点。下一段，第一二类人洗澡可以快一些，但也不能马虎。
1952年2月27日:周炳琳在法学院师生大会上作第二次检查。群众对他的检查仍非常不满。周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承担一切后果”。
1952年2月27日:市高校节委会办公室向各校节委会发出通知。通知说，各校院都已进入打虎高潮，为制止贪污分子互订攻守同盟，防止自杀、逃跑，对拒不坦白者采取隔离的办法是必要的，但必须高度警惕，防止发生自杀事件。
1952年3月7日:西语系朱光潜教授在该系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因其它系来旁听的人很多，不得不数易教室，最后在新膳厅举行。朱检讨后，与会者一致表示不满。有五位西语系的教师和学生在会上发言，对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揭发和批判。
1952年3月12日，马寅初校长和法学院钱端升院长到周炳琳教授家中看望周。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
1952年4月1日:“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有关朱光潜教授的思想座谈会。曹联亚、郑昕、孙承谔、汤用彤、杨人鞭、向达、金克木、季羡林、文重等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帮助朱光潜教授提高和加深对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
1952年4月8日:法学院全体师生在新膳厅举行大会，周炳琳教授作第三次检讨。与会师生对周的检讨仍不满意。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540条意见。
1952年4月9日:朱光潜教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第三次检讨。
4月10日:全校师生大会对朱光潜教授第三次检讨提意见，先后有十四位教授、讲助、和同学发了言。最后由马寅初校长作总结发言。他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据群众意见，彻底批判自己的思想，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一方面来。他号召全体师生再接再厉，肃清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在北大的领导权。
4月14日:马寅初校长召开分学委会，研究如何帮助周炳琳教授做好思想总结及检查。钱端升汇报法学院同人结合周的思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准备在下次会上发言，对他进行帮助。
4月16日:马寅初校长召开座谈会，对周炳琳教授进行帮助。汤用彤、钱端升、向达、罗常培、孙承谔、金克木等二十位教授参加。新从朝鲜归国的曾昭抡、张景钺教授也赶来参加。会后，周认为这样的会对他确有帮助。
4月17日:周炳琳找马寅初、汤用彤二位校长及分学委会金克木教授，表示愿和群众一起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并请马校长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教师和同学，希望大家多来帮助他。
4月18日: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分学委会，研究周炳琳教授在全校大会思想总结和检查的有关事宜。
4月20号:北京市委报送主 并党中央的北京高等学校三反运动演示文稿中说:为了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派人同他谈话。在张奚若、马寅初等同周谈话和周的女儿（党员）做工作后，周的态度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讨。
4月21日，“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分学委会，再次研究了周炳琳教授在大会上做思想总结和检查。周检查后有十四位教授、讲助和同学发言，对他进行帮助。
7月30日:周炳琳教授在法学院师生大会（其它院师生参加，共约1000多人）上作检讨。周这次检讨较诚恳，对自己的过去有认识，并体会到党与群众对他的帮助。大会对他的进步表示欢迎。
1952年5月22日——23日:忠诚老实运动的准备开始阶段。第一批干部159人的学习于22日、23日进行。工作组党组书记袁永熙做了动员报告。他说，运动中除个别的人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历史问题，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问题。领导人必须自己先扔掉包袱，然后再愉快地去领导别人。运动中要坚决贯彻‘自发自觉，不追不逼’的原则。经过两天学习，这批人共交代问题119件，交代问题的人数占参加学习人数的75%。其中:一般性问题60人，反动社会关系51人，一般政治问题8人。各级有关领导对交待问题者做了结论。
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原则上是和风细雨，不搞大批判，但具体到每一个单位，又不尽相同。汪敬虞回忆说:“我记得在科学院刚展开运动不久，曾参加过一次北京大学周炳琳教授的批判会。那是在一个可容上千人的大礼堂里举行的。当时我看到面无表情的周先生坐在台下正中，两旁坐的是他的亲属，有人告诉我那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大会上除了群众一个接一个上台批判以外，还有周先生亲属的揭发。他们也走上台，带着激愤的表情对自己和亲人进行声色俱厉的揭发批判。这种场面，在后来的反右等等运动中，看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但在建国初期第一次看到时，却很不习惯，觉得异乎常情。
周炳琳最后能过关，还是因为主席说了话。1952年4月21日，主席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批语中说:“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作法。”
“洗澡”终于完成，运动渐渐停止，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
沈从文被解聘，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
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胡适之子胡思杜（1921.12.27－1957.9.21），不愿随父离京赴台而留在北京，后进“革大”学习，是沈从文“革大”政治研究院的同学，为二班七组学员。“革大”学员宁致远回忆：胡思杜在学习期间思想激进，在墙报上写文章批评同学，认为他们想吃“小灶”是“不知天高地厚”，是资产阶级思想。 他1949年9月入学，1950年9月毕业。其毕业的“思想总结”第二部分为《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曾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胡思杜“革大”毕业后分
配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政治教员，1957年“反右”中自杀。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它为以后历次运动提供了一种模式：开始是大会动员，小会学习；然后是自我检查，群众批评或批判；再后是典型引路，人人过关；高潮是大会批判，定性处理；结尾是落实政策，甄别*。除*以外，历次运动的过程大体都如上所述，概莫能外。

8、沈从文被解除北大教授的职务到历史博物馆作职员

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以刻划美丽的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而闻名于世。国民党撤离北京的前夕，当局曾将飞机票送到沈家，沈断然拒绝，等着解放军进了城。
开始，沈从文的处境还不错。当北京大学搞起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时，沈就成为靶子。在大字报的围剿下，连他的妻子也怀疑他是不是犯了反革命罪。在绝望之中，他割喉、切腕企图自杀，获救未死。
运动后，沈从文被解除北大教授的职务，安排到历史博物馆作职员，在历史博物馆默默无闻地做着登记、保管文物等琐细、具体的不为人知的工作。只有他的部分亲友如汪曾祺、黄永玉以及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同事，跟他常有往来。
每当这些朋友来看沈从文，沈从文往往显得很热情，说起他发现、保管的心爱文物，则如数家珍。一些小文人（编辑呀，小说爱好者呀）爱说点当今文坛上的事儿，也常常问及沈从文，“可还在写作？”“您的小说选为什么选得那样少？”……每当这种时刻，夫人张兆和总是以眼色、微小的动作，暗示沈从文“三缄其口”。这种微妙的局势，自然被编辑们感知了。他们知道，那阵子要请沈从文重新拿起笔来是很难的事。张兆和呢？私下里被沈从文戏称为“政委”，意思是说：你是为我“把关”的人，首先是把住我的口舌关，不要乱说乱动啰！
他的作品在台湾被禁，因为他留在大陆“匪区”；他的书从大陆所有图书馆中消失，则是因为他“反动”。他的作品的纸型都被出版社销毁了，存书全化成了纸浆，谈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书籍、论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开“沈从文”这个名字。他的名字消失了，消失得如此彻底，连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都不知中国曾有一位叫做沈从文的作家，有过一本叫《边城》的小说。

9、季羡林没有出卖良心

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季羡林结识的前辈作家、学者老舍、冯友兰及业师吴宓等人，解放后都各自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当年在批判上述几位大师，同时也是季羡林的恩师、业师的时候，季羡林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虽然季羡林当时“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由于他对几位恩师和崇敬的前辈知之甚深，对他们的道德文章都十分了解，因而，他的态度始终是保持沉默，而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反戈一击”，致恩师于死命，以求自保。
现在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尚未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上述几位大师的文章。访问当年东语系的领导，也没有人记得季羡林曾经写过批判文章。当然，这并不说明季羡林有什么先见之明，也不能说明他当时对大批判持保留态度，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季羡林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老实人，一个不做违心事情的人，一个不损人利己的人。在当时扱其复杂的境况下，能做到实事求是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下面引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季羡林当时的心态和他的为人之道：
“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10、批判蔡元培的思想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除了检讨自己过去“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外，还得批判北大前校长、中国现代教育界先驱蔡元培先生的“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表示“我们除了宣布胡适（亦为北大前校长）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
当年蔡元培去世时，周恩来曾送挽联“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主席给蔡的挽联写的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学者们自掴耳光并不等于就可以免受批判了。
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痛斥自己“亲美反共反人民”的检讨更是做了好几次。可是他躲不过大会批判，当他的女儿（本校研究生）奉命登台“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指著他的脑袋训斥时，他只能默默恭听，没有张口的份儿。
陈伯达当著全校师生的面，这样声色俱厉地训斥名学者冯教授：“冯教授！你过去放毒，近来写文章消毒，这远远不够，远远不够！”可怜这位老教授，当初国民党请他搭机南下赴台湾，他曾以极大的勇气拒绝，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临时担任清华校务会议主席，迎接了党。现在受到如此侮辱，只因对方是中央的高官，他竟忍气吞声，不敢辩一个字。
傅鹰教授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解放军的大炮 使我相信了新的政府是勇敢的、革命的。于是我这个受过辱的中国人就回来了。然而，…… 大学里箕研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令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

11、燕京大学的“洗澡运动”（1）
1949年2月3日，北平举行解放军入城式。燕京大学师生从清晨三四点钟起床，在校长陆志韦的带领下，冒着严寒到清华园火车站乘车进城参加宣传和庆祝活动。解放军入域后，陆志韦校长欢欣鼓舞，他给美国的朋友们写信，用“廉洁”“黎民政府”“中国的希望”来形容他眼里的新政权。
1951年2月12日，教育部正式接管燕京大学，从此燕大从美国教会私立大学变为国立大学。那块由蔡元培题写的老校匾，也由主席的手书“燕京大学”代替。
1951冬～1952春燕园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不少人都成了贪污犯、“大老虎”(大贪污犯的代称)的嫌疑犯，很多都被“隔离审察”，无需任何实证、无需司法部门批准，单位或“工作组”即可非法拘留公民。
对不沾经济的大学教师，则搞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运动。具体作法是按系划分，由青年助教开始，逐渐上升到老教授，人人“洗澡”。就是每人讲自己的基本经历和思想历程，并作自我批判。被称为“自我教育”。
同时还有学生参加，帮助分析、批判。直到学生没有意见，算是“通过”了。
一切“帮助”批判，都是单位领导事先安排好了的。对于领导认为是“进步教师”的，对其帮助实以表扬为主，很快就过关。而对领导认为“落后”、“反动”的“重点人，则“组织火力”大加鞭笞，并且总“不满意”，多方刁难，不予“通过”。直至最后还可以“挂起来”。
当时燕京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由市委派的以蒋南翔为组长、张大中为副组长的工作组领导。
文学院确定的“重点人”是历史系聂崇歧、齐思和二教授，他们曾参加1946年《华北日报》公开发表的所谓十八教授的反共声明，聂还是发起人之一。因此在运动中经工作组批准，对其二人隔离审查。心理系沈璋教授因被人检举，骂过党，所以也被短期隔离写检查。
这次运动被整的“校级重点人”，是著名学者、校长陆志韦教授和著名民主人士(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哲学系张东荪教授。
为了形成“对比”。先树立“表现好的典型”，组织全校师生大会听取某些教授的典型“自我思想检查”，先由著名民主教授雷洁琼(民进中委)、翁独健教授，以及1949年由英国回国的侯仁之教授作“检查”。这些发言事先都由工作组帮助定稿，工作组并与学生干部联系，让他们在大会中间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纸条，由主持会者宣读。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大会。
然后，就批判“坏典型”，对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进行大会批判。事先由工作组分别向学生干部介绍“批判”他们的要点，其实是组织学生(主要是党、团员)向大会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最后“轰”下台来不予“通过”，挂了起来。

“批倒、批臭”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是由工作组组长传达的上级决定。
开批判会批判校长陆志韦那天，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听会，会议现场还通过广播连线清华大学的另外一个会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涌入校长办公室，搜集文化侵略的罪证。学生们轮流上台讲话揭发，被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的陆先生的女儿，也上台控诉自己的父亲。
从历史上看，陆志韦校长一贯同情进步学生运动，在1948年国民党搜捕进步学生之际，陆校长仗义执言，抗拒国民党军警，保护了进步学生。其后又坚决拒绝美国十三教会差会(教会派出传教的机构)托事部要求燕京大学随国民党南迁，并动员绝大部分教师留校，迎接新政权。应该说他对解放事业是有功的，故参与了欢迎党中央、主席由西柏坡进京的行列，此后又参加了第一次政协会议。（未完待续）

12、燕京大学的“洗澡运动”（2）

为什么要“批倒”陆校长呢?
表面原因：在北平围城期间，他下令物理系(由助教朱××)安装了美军剩余物资中的短波电台，与驻南京美国大使馆大使司徒雷登联系，报告过燕京大学的安危。不久奉西郊军管会命令拆除了这架电台。


北平解放后，南北通邮，他曾多次写信给美国托事部，报告燕京大学一般情况，特别是财务情况(当时燕京教员和高级职员以美元计薪)，要求汇款。作为美国教会办的大学的负责人，这些通信应属正常，并没有什么国家机密，何况陆校长也不掌握什么国家机密。
但是在“批判”时，一方面“批”他亲美、崇美，甘作奴仆，另一方又要他“交代”泄漏国家机密的“罪行”。
深层原因：当时，上级决心铲除美国在华教育界、宗教界的影响。陆先生是美国在华办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又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密切，所以，必须把他批倒斗臭，肃清其流毒。
另一基督教界代表人物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先生也差不多有同样的遭遇。接踵而来的“院系调整”，陆志韦教授也就被调离学校，到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坐冷板凳去了。
工作组要求教师人人洗澡，洗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在个人思想上留下的影响。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让极少数有严重反动思想的人向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
目睹校长陆志韦受批判的巫宁坤教授，很快也迎来了自己的批判会。他在会上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检讨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一名学生积极分子不满他的检查，提出了一件能证明他 “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的往事。巫这才想起，曾经有一位女生向他问及中国的新闻与美国的有何不同，他想也没想地回答，“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一连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这也能算新闻吗?”
“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按照苏联模式重组。燕京大学停办，燕大的一些院系被拆分，剩下的部分并人北大。工科并入清华；经济系调整到新成立的中央财大；政治系并入中央政法大学；教育系并入北师大……而著名的社会学系早在改国立后一分为二，分作民族系和劳动系。燕京大学不复存在。
那次院系调整正赶上 ，受政治的影响太大，把英美的教育模式完全与苏联模式对立开来；否定了很多学科，对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些学科是一种摧残，导致很多学科出现了断层。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时说要“和风细雨”，但实际上，尤其后期，特别对待个别人物却是“狂风暴雨”，没有必要地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包括被重点批斗的如陆志韦先生。事实上，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靠拢党、敬佩党的，虽然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总之1951~1952的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虽有一定成果，但也种下了以后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的恶果的种子。

13、张东荪“顽固不化”
就在众学者、教授、名人纷纷“自我改造”以求“过关”之际，不肯违心就范的张东荪却表现了异常的“顽固不化”。
张东荪，1886年生，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大清“末代进士”。 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燕京大学教授。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立后，张东荪曾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在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张退出袁的临时政府，开始办报议政。他主持的《学灯》副刊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后来他又转入哲学领域，被认为是当时“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并成为当时的文化思潮讨论中的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中，鉴于他是中国的著名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所以日本人试图拉拢他为日本做事。张东荪先后四次自杀（均未遂），以死抗争，不做汉奸。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曾被日寇关押；抗战胜利前夕，他秘密参加了民盟，成了民盟北方组织负责人。
北平解放前夕，国共双方希望就和平解放北平问题进行谈判。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从西直门秘密出城，将傅作义的态度转达给解放军平津总指挥林彪和聂荣臻，他对北平和平解放出了力。主席事后在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自己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张东荪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对新中国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一边倒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这样的政治态度，又拒不“改造”。
就在张东荪“顽固不化”、抗拒改造的时候，发生一个突然事件：他被定为“叛国罪”和“美国特务”。
事件经过是这样的：
张东荪认为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对中国不利，但张知道凭他的能力要想改变国家的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通过民间渠道调解中美关系。这时，张东荪认识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的王志奇。
1950年初，王志奇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很焦虑，他希望王带话给美国国务院：“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为了表示自己的能力和份量，张将当时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和可能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交给了王。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出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于是张东荪被定为“叛国罪”和“美国特务”。
张东荪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多次想自杀谢罪。
主席胸怀宽大，出面救了张东荪，使得他没有锒铛入狱。但是，他所担任的各种职务都被解除了，只在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照发工资。
思想改造运动中，张东荪作完第一次检讨，群众的意见很多，风头已经不对。他接着作第二次检讨，这时学校已经预备好了很多关于张东荪一生的历史材料，如他给人提书面引用西方一位作家的话:“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之类；这些材料都刊登在燕京校刊为张东荪特出的专号上。
他在民盟的老朋友周鲸文回忆说:
有一天晚上他由燕京大学进城来，在他的大儿子张宗炳家我们会面了。他说:“情形搞得这样，我的方寸已乱！”我了解当时党为他布置的情况，我很冷酷的问他一句:“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六十三”。我回答说:“已经六十三，你还怕什么！”他体会了我的用意，向我点了点头。接着我们谈论一会儿。我以死的心情对待我的老友，临别时，我还觉得是残酷、难过，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又有何话可说。
张东荪先生又在燕京大学大会上又作了第三次检讨，群众还是不许他过关，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和责难。周鲸文回忆说:这时在会外，统战部李部长和徐副部长奔走于民盟主席张澜和主席之间。主席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张澜先生说:“东荪先生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李部长说:“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
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这个“美国特务”是应有之义。但他“出卖情报”之事严格保密。所以批判他时，不谈出卖国家机密，只是组织学生“轰”了三次，“挂了起来”。
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除了免去张的人民政府委员职务外，仍为教授，住燕园内高级住宅，生活待遇不变，只是撤消了个人用汽车，保存了他的面子。
但一个“美国特务”怎会有上课的资格？赋闲家居的张东荪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
五十年代中期，张东荪的一个学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他，只见他身穿陈旧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苍老，低着头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认出的样子。
1968年，82岁的张东荪再次入狱，关在著名的秦城监狱，长达五年。五年里，他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他病死狱中后，家人才得到消息。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后，她也因此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革命群众“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
张东荪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七年。事实上，他与父亲张东荪同时被关在秦城监狱，只是在漫长的好几年的时间里，父子俩竟然互相都不知道对方也在这里。长期的牢狱生活使张宗炳精神一度错乱，直到释放后才慢慢恢复。
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张东荪的二儿子—著名物理学家、英国毕业的物理学博士张宗燧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张东荪的长孙张鹤慈被关押在劳改农场长达十六年，次孙张佑慈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实际服刑时间十年）。

14、历史学家顾教授日记
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很复杂的，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有恐惧感，但同时也对新政权存有幻想。他们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能说没有一点自觉性，但主要还是外在的压力。这一点从当时著名历史学家顾教授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顾教授在日记中说:“1951年春，镇反运动起。六月，妻兄等被捕，因为《顾某嘱》。七月十三日，抵苏，本拟理书，不意遇李文实之变，彼前几日在苏被捕。‘今年渠到苏，极欲闭门读书，而政府竟不许之，未免可惜。’十一日，返沪。十二日，又离沪赴宁，为妻兄事设法。”
七月九日，运动正式开始。“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
1952年山东《文史哲》3月号上发表了童某《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某《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这两篇文章，顾教授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
顾教授1952年7月13日日记中说:“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
7月19日:“予在三反中是一个不重要的脚色，本想不出什么来。自听了两天的报告与提意见，居然想出十一条，然皆鸡毛蒜皮也。盖贪污、浪费，在旧社会中本亦视为恶德，故予兢兢不敢犯，兹所提者皆平常不视为贪污者也。”
7月23号:“近日每夜必药，可见血压又高。在此紧张场合中，何法使血压正常耶！。”
7月30号:“竟日开互助小组，论个人思想。李某来，大声斥责，至六时半散。……李同志因本组同人认识不够，批评不真切，帮别人提意见亦不足，破口大骂，真有‘到此方知狱吏尊’之感。”
7月31号:“人家自我批评，必要我加以批评，这在我是极困难的事。我从小养成的习性，要我六十岁改了，真是天大的难事。”
8月9 号:“听李信交待思想，未及半，即为李某喝住。……李信为人，拘谨之甚。生平唯做教员，亦无害人民之事实。思想交待，在彼实无可交待者。然而不能不交待，则唯有硬带帽子，把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等往头上套。李某知其非也，不俟其说毕，即令停止改写。此实难事，盖彼如不套，便不得作交待矣。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李信已两夜不眠，逼之过甚将成精神病，更可怜！”（7月24号日记中说:“予所开贪污单，解放前一千二百余万，解放后四十八万。予戏语剑华云:‘可套金刚经语曰:所谓贪污，即非贪污。’剑华大笑。”）
8月11号:“本来十五、十六两日上海学院供应大学入学生考试，思想改造可停两天，今又改变，试场易地，改造不停，则予之检讨书势不得不在夜中作矣。真正逼死人！为吴芳言之，她说客观困难要用主观努力克服。”
8月12号:“王善第三次交待，毕，开互助小组讨论，逼得他大器。……以李信之简单，且多悔过之言，而提意见者仍极多。渠已四五日不能睡，不能食也。”
9月1号:“今日诸人对予所提意见，毛举细故，不中予病，盖有此形式，大家不得不说话，而要说者已于上次说过也。思想改造而落形式主义，亦难乎其为改造矣。”
9月10号:“闻丁山已于今春逝世于山东大学。此人性倔强，不能与时屈伸，宜其然也。”
9月12号:“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学习中终日开会，无写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间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发愈剧，至近日而非服药两三次不可，‘脑息定’至不生作用。”
8月3日，顾教授在给祝瑞开的信中说:“其时适值刚在上海学院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终日冗忙，无暇作答。学习毕后，积搁之事太多，整理至今，迄未就绪。我辈在社会工作者，苦于人事之烦，既不能读书，又不能真正学习。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从无思考之余地。”
（摘自《顾某日记》）

15、燕京大学邓教授日记
从邓教授思想改造时期的日记中，也可看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教授的遭遇和心态。邓教授日记记载:
一九五二年正月十二日；“钟翰来言，昨聂检讨，党总认为不满，令其再行检讨，从政治背景追求，又谓党团于予未赴会，始终无丝毫不满之意，且备极爱护。令人心感。又谓科学院来函问予思想改造情况。”
正月十四日:“下午阎简弼、俞敏自行检讨，陆为家长或土皇帝，沈则恶霸，聂封建把头，阎、俞狗腿子也。不知何以糟到如此，陆万万不能辞其责。数年来，陆提拔沈、聂诸人，一脚踢倒老教员，以便独断专行，而不料也有今日。阎尚攻孙铮作诗诽谤余攻陆越权包庇，兼攻高、宋、孙亦有派系，险哉！”
正月二十日:“晨李文谨自行检讨。下午四系讨论会，阎简弼暴露沈、聂辱骂领袖，群情奋激。由学校常务委员会开会，将沈、聂二人先行隔离看管。童狂悖一至于此，盖天夺其魄矣，不胜愤悒。阎又言:沈骂我为老妖，蒋家胡同妖气冲天。不知何以开罪于彼，更不知何所取义。此皆陆志韦心腹，陆之胡涂可知，予与之相处六年有余虽隐忍不较，而遘闵既多，受侮不少，自叹孤弱而已。”
正月二十四日:“晨八时半，小文学院开会，翁独健、王钟翰自行检讨。……下午开干部会议后，王钟翰、高名凯来。钟翰言翁检讨甚好，彼则揭发事实甚多，晚七时尚有会，匆匆去。李陶钦来，校中广播说，东荪八日检讨不诚实，明日再行检讨，须就司徒关系、沦陷期间、汉奸关系一一说明。外文系更要求向全体师生检讨。”
正月二十五日:“晨间开会，林赓补充检讨，并总评近数日李、吴、翁诸人检讨。下午，张东荪再行检讨。”
正月二十六日；“晨，小文学院开会，定明晨批评张东荪检讨，下午续会，沈、聂、阎皆勿须再作检讨，令其作自白书。张、陆则须向大会检讨。党部似欲就此告一段落。钟翰早晚皆来，去:他系学生有诘我不开会者，属明晨必往，答以大风或过寒则不去。”
正月二十七日:“晨起甚早，九时讨论会对张东荪检讨作批评。……晚翁独健来言王钟翰检讨虽已通过，然不老实，尚持保留态度。细问之，亦不能举实例。”
二月初一日:“开会中，宣布运动从下星期起，只由干部与教员负责，并由教员领导，学生此次报名检讨者一百一十一人，通过者七十八人，未报名者四十余人。张、陆、聂、沈四人须向大会检讨。”
二月初五日:“下午一时，校中大会讨论张东荪第三次检讨，六时始毕，尖锐批评，俱有录音，尚未大骂。”
二月初六日；“《快报》伍愉凝发言:谓张东荪始终未抛弃反动立场，一贯反马列，反苏，反人民，反革命，而亲美，谓为完全失望。《快报》原要求彻底老实，要求彻底改造，以墨涂去。伍，学生会主席也，尚称张先生。昨日党员张世龙则直乎其名矣。照伍‘完全失望一语’，似不令张再作检讨。而昨夕开幕之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有张、陆、赵再作深刻检讨标语，似张尚未脱思想范围。然学生中已有高喊撤职者矣！”
二月初七日；“问张东荪事，去避嫌不敢。往昔吾识子之面，今吾识子之心矣。”
二月十一日:“下午赵作第五次检讨，非难蜂起，陆递延。钟翰来谈燕校三反重心在消除美帝文化侵略影响。张、赵、陆三人为消除目标。自美帝文化侵略毒害展览后，予已心知此义矣。”
二月十三日:“高名凯来言:陈梦家坦白贪污三亿；唐兰坦白贪污金条七十条；赵万里贪污之数不详。此举所谓羞死人。又言张东荪向本校及中央政府、民盟总部请假反省。翁独健来，以高在坐，未深谈，唯言张、陆、赵三人皆已不能任教。与予所料合。
二月十五日:“高名凯来，言昨日民盟总部开会决定张东荪停职（盟内）反省，限期交待。晚七时开大会向赵紫宸提意见者百余人，有要求撤职查办者，至十二时一刻始毕。赵受洋人豢养，为之效力作谍至去冬犹未停止。”
二月十七日:“晨，钟翰来言赵情形最严重。下午二时至五时，陆志韦作第三次检讨，提意见者九百余人。”
二月二十二日；“晨往女体育馆注射防鼠疫针，不往者为不爱国，予恐被不爱国之名，蹒跚而往，则人员拥护，皆恐被不爱国之名者。……下午二时，文学院开会控诉陆志韦，要求撤职查办。陆先不来，督之，乃夫妇俱来。会毕先去，节约委员会乃宣布慎重考虑群众要求。恐撤必不可免，能留教席与须看处理之宽严矣。”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教授会议对陆检讨之认识及体会。多人发言后，工作组张大中宣布昨晚与陆谈，颇有觉悟，又言陆乃是中国人民，仅丧失立场。如遂加以帝国主义分子之罪名，未免过重。始终称陆先生，与昨日会场中，新闻系一年级学生高某，因其父高青山昔年被校中辞退，遽高呼:陆志韦跪下者，情势顿异。”
二月二十四日:“高名凯、王钟翰来言:今日之会，定陆为买办阶级，较帝国主义分子稍轻。张大中宣布陆前夕作函托彼转致教部请求撤职查办，有愿悔而死，不愿死而悔语。此即所谓觉悟，亦即所谓新材料也。料教部有批示，故张谓群众当尽力帮助陆坦白。翁独健遂谓罪行大小，应视坦白程度而定，需要群众多数意见，不需要少数恩怨意见。翦公起而驳翁，谓群众意见未错，毋乃文不对题。”
二月二十六日:“又言: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下一运动为整干，即忠诚老实运动，人人须交代历史，与三反有关者仍继续进行。未知交代是与思想结合否？亦未知北大、清华同须整干否？”
（摘自《邓某日记》）

16、金教授与冯教授抱头痛哭
著名哲学家冯教授参加三反运动，多次检查四九年前后思想言行。第一次检查承认1949年前有“名位思想”，想当大学校长，1949年后有进步；第二次检查以名位思想为主，还承认有“反共拥蒋思想”，1949年后进步不多；第三次检查以反共拥蒋思想为主，承认1949年以后无进步，但只剩名利思想，没有反共拥蒋之心。均未获通过。
此期间，金教授曾来看望冯教授，金教授见了冯教授，谈到思想改造运动的检查，被迫违心自贬自损，俩人抱头痛哭。
冯教授又检查多次，还涉及对美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家的认识与态度等。最后，总算过了关。冯教授曾说，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他有一种思想，觉得不如辞职自谋生活，闭户著书。
杨教授当时在湖南大学，在日记中说:“1951年8月14日，晚夏作铭（鼐）来……又言马学良出版一兄弟民族语著作，序文录一歌颂法国教士碑文。书出后，高官陆某发现了问题，下令封存该书，作者检讨，收回赠本。郭沫若、罗常培皆自行检讨。以此近日出版事愈慎重云。”
这样一件小事，已让许多知识分子害怕了。1952年7月19日，湖大思想改造运动，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杨教授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六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又谓余教课负责，性格爽直，为同学所欢迎。”
“四日，余向历史系师生检讨。生平最大之错误，为应日本人之请续修《四库提要》一事。因好利之故，丧失民族立场，最可痛恨。次之则反对学生运动（抗日运动除外）。李毓尧长湖大，学生反对，余竟为李缓颊。及军人入校干涉，余始力助学生，则事已无及已。他如强调业务，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皆极端错误，急需改正。检讨毕，同事同学多人与余握手道贺，幸获通过。”
邓教授日记提到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情况，可以认为是一个是知名学者的真实处境。张东荪当时63岁，连做几次检讨也不能通过。
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反革命分子定了罪名。从此以后，张东荪在燕东园的小屋里过其软禁生活，朋友们想和他会面已无可能了。
在张东荪被斗争的同时，在燕京大学还有两个严重对象，一个是燕大负责人陆志韦，一个是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这两个人被斗争的情况的激烈甚于斗张东荪。在运动中，这两个人都过是停职反省的生活。

17、“自我批判”的生产流程
教授、学者们自损、自贬的“自我批判”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其“生产流程”大体是：首先先进行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学习文件、材料，提高思想觉悟，搞清这场运动的目的、意义和具体方针政策；领导带头作出示范；然后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批评、检讨），自损、自贬。然后，由群众进行“批评”，再自我批判，群众再批评，再自我批判……，直到群众满意为止，这时叫“过关”。
依靠“积极份子”大会批判、小会“帮助”，逼迫斗争对象自己认罪，是搞运动的惯用手法。在这场运动中，各大学的党委发动学生、职工，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对须交待“过关”的教授们进行围攻，追查历史。由于教授学者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不少人在国外留过学，谁也不能说自己是乾净的，他们只能低头认罪，痛斥自己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效忠的“罪恶“。
教授们在运动中做自我批判，又叫“洗澡”，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学校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用热水烫”。在检讨会上通不过，积极分子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这种检讨时内心巨大的痛楚。
杨绛的小说《洗澡》叙述道：
“洗澡”从文学研究社负责人傅今和范凡的自我检讨开始。序曲完了，进入主题——丁宝桂、余楠之类的书呆子登台亮相。这中间还有个小过门：安排丁宝桂们出去取经听“模范运动员”的典型报告。典型报告的特色可从丁宝桂们的感受中看出来：“丁宝桂私下对老伴儿感叹说：‘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越丑越美，越丑越香。像我们这种人，有什么可检讨的呢。人越是作恶多端，越是不要脸，检讨起来才有话可说，说起来也有声有色，越显得觉悟高，检讨深刻’。”
“余楠听了几个典型报告，十分震动，那么反动的思想，他们竟敢承认，当然是不得不承认了。他余楠可以把自己暴露到什么程度呢？他该怎么招供呢？”
具体感受各有千秋，但总的心态是一致的“胆战心惊”。丁宝桂们平生第一次领教群众运动的威力。众目睽睽难逃脱，谁还敢偷尖耍滑，藏藏掖掖呢？裤子脱得愈干脆、尾巴割得愈痛快，也就是说，愈是上纲上线地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愈能说明自己改造决心大，改造成绩大，愈易过关。于是，丁宝桂们完全打消了侥幸心理，竞相对号入座，“彻底牺牲”。
一般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生产过程，大致如上。重量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其生产过程又略有不同。如果把思想改造比作“洗澡”，则澡盆有大小之分。一般知识分子用小盆，即在小范围检讨；重量级知识分子多用大盆，即在大范围检讨。最大的澡盆是向全国人民检讨，能享受此种殊荣的，都是知名度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学术泰斗。北京市的重点单位是北大和清华，北大的重点人物有两个，一个是英语系教授朱光潜，一个是原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北大校方成功地组织了对他们的批判，曾得到赞扬。
几年以后的开门整风中，北京大学傅鹰教授对知识分子集体自辱的氛围有过生动描述：“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子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气来。”
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则回忆说：“我到校时，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运动中教师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成绩很大。但做法有些粗暴，不利于党群之间的团结，在党群之间造成隔阂。”
虽然要经受这样的折腾，出几身冷汗，但最终可以过关。一旦过关，往往如蒙大赦。《洗澡》中的丁宝桂在大家拍手通过了他的检讨之后，“放下了一颗悬在腔子里的心，快活得几乎下泪。他好象中了状元，又被千金小姐打中了绣球，如梦非梦，似醒非醒，一路回家好象是浮着飘着的。”

18、“洗澡”之后的三件要紧事

发动群众需要一股动力，动力总有惯性。运动完毕，乘这股动力的惯性，完成了三件要紧事。
第一件是“忠诚老实”，或“向党交心”。
年轻人大约都在受他们该受的教育。洗完澡的老先生连日开会，谈自己历史上或社会关系上的问题。有两人旁听做记录。
第二件是全体人员填写表格。
包括姓名、年龄、出身、学历、经历、著作、专长、兴趣、志愿等等。据说，全国知识分子要来个大调整。研究所或许要归并，或取消，或取消一部分，归并一部分。填上表格，大家就等待重新分配了。配在什么机构，就是终身从属的机构。有人把这番分配称为"开彩"，因为相当于买了彩票不知中什么彩。知识分子已经洗心革面，等待重整队伍。
第三件是调整工资。
各组人员自报公议，然后由领导评定，各人按"德"、"才"、"资"三个标准来评定自己每月该领多少斤小米。

* * * *
在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可说是亘古未见的奇观。那些学术大师、文学大师、艺术大师，在社会上享有怎样崇高的声望啊！人们骂政治，骂金钱，但从没骂过知识界，从没有怀疑知识界的纯洁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强烈的敬畏心理，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积淀。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真正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在社会上声望更著。但现在，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都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个别知识精英的失足不足为怪，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精英，竟然有着那样"肮脏"、那样"丑陋"的"本来面目"，与公众评价截然相反的"本来面目"，而这种"本来面目"据说并非外部强加，而是他们自己供认不讳的。这对知识分子传统形象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这对知识分子的自信力和自尊心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也就不难想象了。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有原罪，知识分子必须努力赎罪，已经成了定论，无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