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
1、落第童生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春天的一个上午，在广东提督学政衙门门前。
好多广州市民聚集在此看着学政衙门门前放出来的生员榜，半个月之前，两广的童生在这里参加了生员录取考试（也叫院试）。通过院试的童生叫做“生员”，也就是老百姓们耳熟能详的秀才。秀才是古代读书人考取功名的开始，有了秀才的功名，就可以获得国家在好多政策上的照顾。比如说：秀才可以蠲免田赋、可以按月从学政衙门领取助学金（禄米）等。
在榜前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来自广东花县的男子正失落的望着眼前的榜单，他今天来的很早，投宿客栈的鸡还没打鸣，他就下床草草洗刷了一下，连早点都没吃就匆匆来到了学政衙门的门前。这位男子就是咱们这部文章的主人公之一--洪秀全（当时还叫洪仁坤）。洪秀全是有理由感到心慌和紧张的，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参加过三次童生试并且还都落榜了，洪秀全家其实并不富裕，爹娘也就是个普通农民，他上面还有俩哥哥，俩哥哥为了能让洪秀全能够上学读书早早地就辍学在家务农，只是可惜，洪秀全不是读书的材料，第三次落榜之后，洪秀全受了极大的刺激，开始变得魔怔起来，说话也开始变得让人感到很不正常，但是他的魔怔其实是装给别人看的，内心其实还是对功名有着莫名的渴望。所以他一边继续着他的不正常，一边吊儿郎当的私下瞅两眼四书五经。就这样，日子就熬到了道光23又一次的院士。应该说，对于这一次院试，洪秀全是付出了很少的努力的，但是又怀着一种想碰碰运气、期望幸运之神驾临在自己头上的强烈愿望。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句摘选于《曹刿论战》里面的原话很能说明洪秀全第四次参加院试的情况，很显然，他再一次的落榜了，至于说落榜的原因，我想应该就是“三而竭”了吧。一大早起床来到提督学政衙门前等待放榜，放完榜单后，洪秀全就开始在上面寻找自己的名字，虽然心里原已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当落榜的事实清晰的显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洪秀全登时就感觉自己的头似乎有点儿眩晕，一股非常难受的感觉涌上心头，这种感觉不是悲伤、不是愤懑，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状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复杂情感中裹挟着无助与失落。
没有人可怜洪秀全，因为当时的洪秀全就是一个落第读书人，连个秀才都考不上的读书人，而且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以他灰溜溜的回到了花县老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洪秀全的父母兄弟乃至花县的乡党眼中，四次应童子试失败的洪秀全定然是个读书的负面典型。洪秀全回到家中也定然会承受来自各方的白眼儿和讥讽。洪秀全就在讥讽和白眼儿中度过了难熬的一天又一天，当然他也没闲着，史书对洪秀全在第四次落第到去广西桂平发展拜上帝教这段时间的历史没有记载，但是可以想见：洪秀全也得吃饭、也得养家，联系他在1836年在广州收到的那本《劝世良言》后的表现来看，他这段时间应该是在研习自己和上帝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为拜上帝教的创立奠定理论基础，捎带手向周边的人宣扬自己不是一般人，是上帝的排行第二的儿子，是神子。其实单纯就洪秀全日后成为太平天国的天王来看，耶和华有这样一个儿子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四次院试落榜、第三次落榜后精神故意失常、第四次院试落榜、亲人和乡党的讥讽和白眼儿让这个三十大几的青年最终放下了科举的幻想、然后走向另一个幻想--创建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春天的一个上午，在广东提督学政衙门门前。
好多广州市民聚集在此看着学政衙门门前放出来的生员榜，半个月之前，两广的童生在这里参加了生员录取考试（也叫院试）。通过院试的童生叫做“生员”，也就是老百姓们耳熟能详的秀才。秀才是古代读书人考取功名的开始，有了秀才的功名，就可以获得国家在好多政策上的照顾。比如说：秀才可以蠲免田赋、可以按月从学政衙门领取助学金（禄米）等。
在榜前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来自广东花县的男子正失落的望着眼前的榜单，他今天来的很早，投宿客栈的鸡还没打鸣，他就下床草草洗刷了一下，连早点都没吃就匆匆来到了学政衙门的门前。这位男子就是咱们这部文章的主人公之一--洪秀全（当时还叫洪仁坤）。洪秀全是有理由感到心慌和紧张的，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参加过三次童生试并且还都落榜了，洪秀全家其实并不富裕，爹娘也就是个普通农民，他上面还有俩哥哥，俩哥哥为了能让洪秀全能够上学读书早早地就辍学在家务农，只是可惜，洪秀全不是读书的材料，第三次落榜之后，洪秀全受了极大的刺激，开始变得魔怔起来，说话也开始变得让人感到很不正常，但是他的魔怔其实是装给别人看的，内心其实还是对功名有着莫名的渴望。所以他一边继续着他的不正常，一边吊儿郎当的私下瞅两眼四书五经。就这样，日子就熬到了道光23又一次的院士。应该说，对于这一次院试，洪秀全是付出了很少的努力的，但是又怀着一种想碰碰运气、期望幸运之神驾临在自己头上的强烈愿望。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句摘选于《曹刿论战》里面的原话很能说明洪秀全第四次参加院试的情况，很显然，他再一次的落榜了，至于说落榜的原因，我想应该就是“三而竭”了吧。一大早起床来到提督学政衙门前等待放榜，放完榜单后，洪秀全就开始在上面寻找自己的名字，虽然心里原已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当落榜的事实清晰的显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洪秀全登时就感觉自己的头似乎有点儿眩晕，一股非常难受的感觉涌上心头，这种感觉不是悲伤、不是愤懑，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状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复杂情感中裹挟着无助与失落。
没有人可怜洪秀全，因为当时的洪秀全就是一个落第读书人，连个秀才都考不上的读书人，而且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以他灰溜溜的回到了花县老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洪秀全的父母兄弟乃至花县的乡党眼中，四次应童子试失败的洪秀全定然是个读书的负面典型。洪秀全回到家中也定然会承受来自各方的白眼儿和讥讽。洪秀全就在讥讽和白眼儿中度过了难熬的一天又一天，当然他也没闲着，史书对洪秀全在第四次落第到去广西桂平发展拜上帝教这段时间的历史没有记载，但是可以想见：洪秀全也得吃饭、也得养家，联系他在1836年在广州收到的那本《劝世良言》后的表现来看，他这段时间应该是在研习自己和上帝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为拜上帝教的创立奠定理论基础，捎带手向周边的人宣扬自己不是一般人，是上帝的排行第二的儿子，是神子。其实单纯就洪秀全日后成为太平天国的天王来看，耶和华有这样一个儿子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四次院试落榜、第三次落榜后精神故意失常、第四次院试落榜、亲人和乡党的讥讽和白眼儿让这个三十大几的青年最终放下了科举的幻想、然后走向另一个幻想--创建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
2、冯云山
应该说，洪秀全理解了在广州布教无法取得成功的原因。因此，他就去寻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另图传教。不过他在寻找布教地带的思路上与我们在上一章里说的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洪秀全当时并没有选择广西，而是去了广东北部的一个叫连山厅的地方，在苏轼的《惠州一绝》诗里面，有这样一个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个连山厅大体就应该是这么个地方，岭南、粤北，山脉纵横的山区。有了这样一个铺垫，我们就可以联想一下这个地方当时的经济状况了。首先，这个地方肯定很穷；其次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应该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脑子里面想的也就是对粮食、对衣服、对钱的初级而又强烈的渴望。所以说，贫穷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翻开洋洋二十四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大凡王朝末世，农民起义一般都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缺衣少食的贫苦人也没啥见识、韬略，终其一生都在为土地、粮食奔波劳碌。他们的脑海里没有四书五经、没有琴棋书画、没有自然科学思想，有地就可以种地、种地就可以打粮获取布匹、就可以有饭吃、有衣穿，这就是古代中国农民对于人生的朴素思考。
史书上说到这儿的时候，往往为农民的起义附带上很多看似深刻而又一贯的原因，比如说：土地兼并、赋税繁重、天灾人祸等等。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看我们周边的具体的生存环境后我们其实并不难发现：贫困地区的贫困其实与土地兼并、赋税的加派关系并不是很大，不管是什么朝代的地方政府，只要说这个地方穷，他们一般都是少征税甚至不征税的，因为官府其实也是明白的：与获得一点儿可怜的税金而言，激起民变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你当官的没有完成上级的缴税和徭役指标顶了天儿也就是让皇上或者吏部革职，但是你要是因为征税而激起民变那问题就大了，因为就算没被民变的群众攮死，逃回去也得让皇上砍了头。至于说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有的，但应该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么残忍，古代土地兼并的方式主要就是有钱人和卖地的人以地契合同的形式确认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农民终其一生，自身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块儿土地，卖地肯定不是因为强买强卖，人家地主也犯不着强买强卖，第一不缺那点儿地（你不卖我买别人的）；第二不缺那点儿钱（农民的地值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就是了，犯不着计较那一文两文）。真正的原因是：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统治制度。从秦始皇一统六合开始到清末，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就是：天下以农为本。并且限制国家其他产业的发展，皇帝和官僚想尽一切办法想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让他们好好种地，多打粮食和布匹，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高低就体现在粮食、布匹、铁器的生产能力上。这样想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管理制度下的中国大众成为了国家职业规划棋盘上的一枚枚棋子，他们恪守着自己的本职，无复他念，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儿上进念想的话，那就是读书科举。考上进士固然是好的，但是一般来讲在古代一个人如果能参加科举考试，那说明这个人家里过的应该还是将就的，起码有田种、有饭吃。但是如果连饭都吃不饱，整天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时，这群人就会萌生一些其他的想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是这样，当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安身立命的最根本的东西之后，他发现：他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国家的农业经济架构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在种地以外、其他的可以吃饭的职业，所以当这种情况在一个地区比较普遍时，它便成为了动乱滋生的温床。洪秀全去的这个粤北山区大体就是这么个情况。
斜挎着行李袋的洪秀全并不是只身一人来到这儿的，和他同行的是他的同乡好友--冯云山。对于冯云山这个人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对他单独讲述。冯云山是洪秀全拜上帝教的坚定追随者，他跟着洪秀全就钻进了连山厅的八排瑶山地区向那里的瑶族人发展教徒，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本人比较喜欢太平天国的这段历史，但是对于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我并没有钻进史书的海洋中去考个究竟，我不是史学家，写的也不是史书，我只是想通过写这部文章表述一下自身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一点儿属于我自己的看法，并将这些看法去与大家分享。其实就算是写的非常细腻详细也是没那个必要的，毕竟，读这篇文章的人未必就是怀着一颗想成为太平天国史学家的心理读的，长长见识、多少拓展一下视野也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去考究洪秀全在八排瑶山地区的传教成就，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的传教成果应该是好于在广州、在花县的成果的，这一点从后来太平天国的好多将领都是来自于广东就可以得到印证。
后来不只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洪秀全觉得传教工作太过辛苦的原因吧，他就又回到了老家，专心从事拜上帝教的理论创作。可是他的忠实教徒--冯云山确不这么想，他在这附近找了个地方先投宿了下来，想接着布教。从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起码对于洪秀全而言，冯云山确实是一个忠实厚道的人、是一个可以依靠信任的人。洪秀全见状也没多说，估计那个时候的洪秀全应该没想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组织一些懵懂教徒，从中弄俩钱儿花、过上个小康富足的生活应该是他最原始的想法。因为人是不可能先知的，“先知”只有释迦牟尼、安拉、耶和华才能做得到，耶和华的儿子理论上应该多少也有点儿这样的法力，但我觉得那也应该是耶稣却不包括洪秀全。所以没有先知能力的上帝次子--洪秀全就任由冯云山留下了。
“要是冯云山能在山区多发展教众，那就可以多收点儿管理费了；否则，对我也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毕竟我又没在那儿，一切事和我无关。”怀揣着这种想法的洪秀全就此别过，回家了。我想要是他知道冯云山后面在紫荆山区的活动成果，那么他或许会选择和冯云山一起去广西的。
应该说，洪秀全理解了在广州布教无法取得成功的原因。因此，他就去寻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另图传教。不过他在寻找布教地带的思路上与我们在上一章里说的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洪秀全当时并没有选择广西，而是去了广东北部的一个叫连山厅的地方，在苏轼的《惠州一绝》诗里面，有这样一个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个连山厅大体就应该是这么个地方，岭南、粤北，山脉纵横的山区。有了这样一个铺垫，我们就可以联想一下这个地方当时的经济状况了。首先，这个地方肯定很穷；其次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应该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脑子里面想的也就是对粮食、对衣服、对钱的初级而又强烈的渴望。所以说，贫穷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翻开洋洋二十四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大凡王朝末世，农民起义一般都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缺衣少食的贫苦人也没啥见识、韬略，终其一生都在为土地、粮食奔波劳碌。他们的脑海里没有四书五经、没有琴棋书画、没有自然科学思想，有地就可以种地、种地就可以打粮获取布匹、就可以有饭吃、有衣穿，这就是古代中国农民对于人生的朴素思考。
史书上说到这儿的时候，往往为农民的起义附带上很多看似深刻而又一贯的原因，比如说：土地兼并、赋税繁重、天灾人祸等等。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看我们周边的具体的生存环境后我们其实并不难发现：贫困地区的贫困其实与土地兼并、赋税的加派关系并不是很大，不管是什么朝代的地方政府，只要说这个地方穷，他们一般都是少征税甚至不征税的，因为官府其实也是明白的：与获得一点儿可怜的税金而言，激起民变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你当官的没有完成上级的缴税和徭役指标顶了天儿也就是让皇上或者吏部革职，但是你要是因为征税而激起民变那问题就大了，因为就算没被民变的群众攮死，逃回去也得让皇上砍了头。至于说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有的，但应该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么残忍，古代土地兼并的方式主要就是有钱人和卖地的人以地契合同的形式确认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农民终其一生，自身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块儿土地，卖地肯定不是因为强买强卖，人家地主也犯不着强买强卖，第一不缺那点儿地（你不卖我买别人的）；第二不缺那点儿钱（农民的地值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就是了，犯不着计较那一文两文）。真正的原因是：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统治制度。从秦始皇一统六合开始到清末，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就是：天下以农为本。并且限制国家其他产业的发展，皇帝和官僚想尽一切办法想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让他们好好种地，多打粮食和布匹，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高低就体现在粮食、布匹、铁器的生产能力上。这样想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管理制度下的中国大众成为了国家职业规划棋盘上的一枚枚棋子，他们恪守着自己的本职，无复他念，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儿上进念想的话，那就是读书科举。考上进士固然是好的，但是一般来讲在古代一个人如果能参加科举考试，那说明这个人家里过的应该还是将就的，起码有田种、有饭吃。但是如果连饭都吃不饱，整天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时，这群人就会萌生一些其他的想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是这样，当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安身立命的最根本的东西之后，他发现：他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国家的农业经济架构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在种地以外、其他的可以吃饭的职业，所以当这种情况在一个地区比较普遍时，它便成为了动乱滋生的温床。洪秀全去的这个粤北山区大体就是这么个情况。
斜挎着行李袋的洪秀全并不是只身一人来到这儿的，和他同行的是他的同乡好友--冯云山。对于冯云山这个人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对他单独讲述。冯云山是洪秀全拜上帝教的坚定追随者，他跟着洪秀全就钻进了连山厅的八排瑶山地区向那里的瑶族人发展教徒，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本人比较喜欢太平天国的这段历史，但是对于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我并没有钻进史书的海洋中去考个究竟，我不是史学家，写的也不是史书，我只是想通过写这部文章表述一下自身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一点儿属于我自己的看法，并将这些看法去与大家分享。其实就算是写的非常细腻详细也是没那个必要的，毕竟，读这篇文章的人未必就是怀着一颗想成为太平天国史学家的心理读的，长长见识、多少拓展一下视野也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去考究洪秀全在八排瑶山地区的传教成就，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的传教成果应该是好于在广州、在花县的成果的，这一点从后来太平天国的好多将领都是来自于广东就可以得到印证。
后来不只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洪秀全觉得传教工作太过辛苦的原因吧，他就又回到了老家，专心从事拜上帝教的理论创作。可是他的忠实教徒--冯云山确不这么想，他在这附近找了个地方先投宿了下来，想接着布教。从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起码对于洪秀全而言，冯云山确实是一个忠实厚道的人、是一个可以依靠信任的人。洪秀全见状也没多说，估计那个时候的洪秀全应该没想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组织一些懵懂教徒，从中弄俩钱儿花、过上个小康富足的生活应该是他最原始的想法。因为人是不可能先知的，“先知”只有释迦牟尼、安拉、耶和华才能做得到，耶和华的儿子理论上应该多少也有点儿这样的法力，但我觉得那也应该是耶稣却不包括洪秀全。所以没有先知能力的上帝次子--洪秀全就任由冯云山留下了。
“要是冯云山能在山区多发展教众，那就可以多收点儿管理费了；否则，对我也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毕竟我又没在那儿，一切事和我无关。”怀揣着这种想法的洪秀全就此别过，回家了。我想要是他知道冯云山后面在紫荆山区的活动成果，那么他或许会选择和冯云山一起去广西的。
3、冯云山这个人物
史料上记载，冯云山这个人出身于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之中，而且诵读经史、博览败家。也参加过科举考试，后在村中设馆授徒，以塾师为业。最令我啧啧称奇（其实是想不明白）的是：他竟然不想过“剥削阶级的生活”，而且同情劳苦大众。这实在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楷模形象。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拿出来讲一讲呢？因为它不符合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常规逻辑思维。按常理，人都是有惰性的，有机会能既不付出劳动，又能坐享其成，这样的好事为什么要拒绝？拒绝它的人就是傻子。可史料中说冯云山“拒绝了”，非但拒绝了，而且还憎恨自己所在的剥削阶级。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冯云山是傻子呢？显然不是。扫去历史的尘埃后我们可以用历史的眼光、设身处地的审视一下冯云山。
首先，冯云山的所谓“家境殷实”，这应该是个相对的范畴， 为什么说是相对范畴呢？因为冯家应该是比村里其他的人家过得好一点儿，家里还有那么几亩地，不至于用卖地来维持生计；其次，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为什么冯云山参加了科举考试后还要设馆授徒？唯一的解释就是：冯云山和洪秀全半斤对八两--都没考上功名，甚至连个秀才都不是。我估计冯云山应该是那种喜欢读书、但是又读不好书的典型。几十年的读书生涯让他不习农务，就是不会干农活儿，然后落第回到家后又不能接着啃老，所以就只好“设馆授徒”，挣俩钱儿维持生计。咱们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在近代中国，读书人博不了功名，起码混口饭吃还是容易的，开个补习班挣点儿补习费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生计之一。现在社会也有大量的补习班鱼目混杂地充斥在每个城市，吸引着每一个望子成龙的家长的眼球，当然了，补习费的价格自然也是便宜不了。其实反观上一章里面咱们说的那些我们其实也不难理解：冯云山的那个时代，一个男人都有哪些出路呢？一是读书考取功名；二是种地；三是经商；四就是像落第童生那样办个学馆给小孩儿上课收取塾金。从后面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冯云山前三项肯定是都干不了或者不想干，所以就只能走第四条路了。
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在脑海中形成这样一个形象：冯云山应该是一个看不起种地、考不上功名又没有经商头脑的落魄读书人。这样的人很难想象他会“剥削阶级”，我倒是觉得他是想成为剥削阶级的一份子。而且从之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来看，冯云山应该就是这么想的。当落魄和对自身的期望形成强大的落差的时候，人往往就会滋生憎恨社会的心理，在去八排瑶山布教的活动中洪秀全都要回到老家、放弃布教了，可是冯云山却要固执的留下来接着发展群众入教就很能说明问题。应该说在冯云山的心里是怀着一颗拥有远大志向的心的，只不过他不是考试型人才，屡试不第，所以这一腔追逐名利的心被遗弃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时间久了，就霉变了，霉变成一个仇恨科举、仇恨满清的毒心。这就像生物学上的进化理论，一个物种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环境中存在着，那是因为它进化出了适应这个环境的特性。对于人也是这样，落第的洪秀全和冯云山就是这样，他们的环境就是：这辈子甭想考取功名做官、经商吧没有本钱和头脑、又不大想种地、而私塾教学来钱少不说，这和自己的人生期望相差太大，他们不想就此沉沦的过一辈子。所以这种时候，反抗的思想就迸溅出了他们的大脑。
落魄童生冯云山因此就选择继续留下布教、发展拜上帝教组织。这个时候，冯云山来到了广西浔州府贵县的赐谷村，他也是在这儿和洪秀全分别的。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名叫张永绣的朋友，这位张朋友告诉他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是一个山深地僻、人入不知处的地方，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搞秘密的地下活动，冯云山一听到这个顿时神清气爽，觉得非常有道理，然后就来到了紫荆山区开始了教众发展活动。每当在史料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冯云山的这位叫张永绣的朋友也是一位适合传教发展地下组织的人才，没错儿，越穷越偏的地方自然适合干这种事情。我觉得冯云山真的应该把这位张永绣发展成为拜上帝教的会员（入了教绝对是骨干成员），这样对于之后他在紫荆山区的传教活动是绝对是很有帮助的。得到了朋友的指点，冯云山就带上行李来到了广西桂平的紫荆山区，在这里，拜上帝教的思想正经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史料上记载，冯云山这个人出身于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之中，而且诵读经史、博览败家。也参加过科举考试，后在村中设馆授徒，以塾师为业。最令我啧啧称奇（其实是想不明白）的是：他竟然不想过“剥削阶级的生活”，而且同情劳苦大众。这实在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楷模形象。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拿出来讲一讲呢？因为它不符合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常规逻辑思维。按常理，人都是有惰性的，有机会能既不付出劳动，又能坐享其成，这样的好事为什么要拒绝？拒绝它的人就是傻子。可史料中说冯云山“拒绝了”，非但拒绝了，而且还憎恨自己所在的剥削阶级。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冯云山是傻子呢？显然不是。扫去历史的尘埃后我们可以用历史的眼光、设身处地的审视一下冯云山。
首先，冯云山的所谓“家境殷实”，这应该是个相对的范畴， 为什么说是相对范畴呢？因为冯家应该是比村里其他的人家过得好一点儿，家里还有那么几亩地，不至于用卖地来维持生计；其次，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为什么冯云山参加了科举考试后还要设馆授徒？唯一的解释就是：冯云山和洪秀全半斤对八两--都没考上功名，甚至连个秀才都不是。我估计冯云山应该是那种喜欢读书、但是又读不好书的典型。几十年的读书生涯让他不习农务，就是不会干农活儿，然后落第回到家后又不能接着啃老，所以就只好“设馆授徒”，挣俩钱儿维持生计。咱们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在近代中国，读书人博不了功名，起码混口饭吃还是容易的，开个补习班挣点儿补习费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生计之一。现在社会也有大量的补习班鱼目混杂地充斥在每个城市，吸引着每一个望子成龙的家长的眼球，当然了，补习费的价格自然也是便宜不了。其实反观上一章里面咱们说的那些我们其实也不难理解：冯云山的那个时代，一个男人都有哪些出路呢？一是读书考取功名；二是种地；三是经商；四就是像落第童生那样办个学馆给小孩儿上课收取塾金。从后面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冯云山前三项肯定是都干不了或者不想干，所以就只能走第四条路了。
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在脑海中形成这样一个形象：冯云山应该是一个看不起种地、考不上功名又没有经商头脑的落魄读书人。这样的人很难想象他会“剥削阶级”，我倒是觉得他是想成为剥削阶级的一份子。而且从之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来看，冯云山应该就是这么想的。当落魄和对自身的期望形成强大的落差的时候，人往往就会滋生憎恨社会的心理，在去八排瑶山布教的活动中洪秀全都要回到老家、放弃布教了，可是冯云山却要固执的留下来接着发展群众入教就很能说明问题。应该说在冯云山的心里是怀着一颗拥有远大志向的心的，只不过他不是考试型人才，屡试不第，所以这一腔追逐名利的心被遗弃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时间久了，就霉变了，霉变成一个仇恨科举、仇恨满清的毒心。这就像生物学上的进化理论，一个物种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环境中存在着，那是因为它进化出了适应这个环境的特性。对于人也是这样，落第的洪秀全和冯云山就是这样，他们的环境就是：这辈子甭想考取功名做官、经商吧没有本钱和头脑、又不大想种地、而私塾教学来钱少不说，这和自己的人生期望相差太大，他们不想就此沉沦的过一辈子。所以这种时候，反抗的思想就迸溅出了他们的大脑。
落魄童生冯云山因此就选择继续留下布教、发展拜上帝教组织。这个时候，冯云山来到了广西浔州府贵县的赐谷村，他也是在这儿和洪秀全分别的。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名叫张永绣的朋友，这位张朋友告诉他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是一个山深地僻、人入不知处的地方，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搞秘密的地下活动，冯云山一听到这个顿时神清气爽，觉得非常有道理，然后就来到了紫荆山区开始了教众发展活动。每当在史料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冯云山的这位叫张永绣的朋友也是一位适合传教发展地下组织的人才，没错儿，越穷越偏的地方自然适合干这种事情。我觉得冯云山真的应该把这位张永绣发展成为拜上帝教的会员（入了教绝对是骨干成员），这样对于之后他在紫荆山区的传教活动是绝对是很有帮助的。得到了朋友的指点，冯云山就带上行李来到了广西桂平的紫荆山区，在这里，拜上帝教的思想正经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4、紫荆山布教
辞别了张永绣，冯云山就收拾包裹来到了广西桂平。来到这儿以后，摆在冯云山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吃饭的问题，吃饭绝对是大事儿，因为吃不上饭或者吃不饱饭怎么传教？所以史料上记载，冯云山来到这儿以后找人借了一个竹篮去拾粪讨生活。先吃饱饭然后再去传教这件事本身说明：冯云山不是一位坚定的拜上帝教信仰者，因为你既然已经皈依了上帝耶和华、并且成为耶和华信条的人间宣贯者了，那么耶和华就算不给冯云山发工资，起码也应该管饭，上帝和罪恶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没有剥削性质，不可能眼瞅着冯云山挨饿而不管。所以当面临挨饿的时候，冯云山没有去找个空旷的山头、虔诚的跪下乞求上帝的帮助，而是选择用自己的双手去讨生活。但是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冯云山应该是信仰基督的，只不过他的这种信仰的状态 并不像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在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心里，似乎只有当干出一番大事业之后，上帝耶和华才会认识并眷顾他们，他们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假设了一个上帝的存在。
冯云山拾粪的地方叫做新墟，这个地方位于桂平县的北部，是进入紫荆山区的必由之路，这儿在当时是一个集市，包括紫荆山区在内的桂平县居民都会在这儿买卖日常生活用品，是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这样的地方就业机会比较多，因此冯云山选择在这儿先安顿下来，一来找个活儿干混口饭吃，二来这儿人多，信息来源就广泛，容易熟悉并掌握当地的各种情况。冯云山是个读书人，虽然考不上科举，但是在桂平当地人眼里，就算是知识水平非常高的了，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肚子里面有货有的时候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而被人发现。所以说有一天，他到监生曾槐英家去帮割禾。那是一个大热天，冯云山担禾回来，他放下担子，揩了额上汗珠，一阵阵南风吹来，他一时高兴，不觉迎风高歌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如果结合当天的语境把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今天真热，一阵凉爽的南风吹来我顿时感觉很舒服，所以南风可以平息老百姓的愤怒、可以给老百姓带来财富。实事求是的说：我除了觉得南风能让人感觉凉爽以外，没有发现南风还有冯云山说的这么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这段史料应该是民国的史学家杜撰的，其目的就在于夸大太平天国领袖心怀天下的胸怀，让这段历史传奇化。我很难想象一个光着膀子割麦子的麦客因为被一阵凉风吹舒服了，顺嘴儿来了一句话能被人给记录下来。这种事情就是皇帝的起居注应该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读历史书要学会将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剥离抽象出来，然后用人之常情的逻辑与基本事实相结合，才能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真相而从中汲取一些深刻点儿的东西。所以，事情的真相就是，饱读经书的冯云山通过某种方式让当地的一个士绅认识了他、进而欣赏他、再而给他介绍了一个塾师的工作。从拾粪到麦客。从麦客到塾师，冯云山的职业变化说明：他在有意的朝着这个方向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塾师的职业不辛苦，而且能混口饭吃饿不着，而且还能充分发挥自己之前的所学，最重要的是，冯云山有了这个职业就可以有大把的空余时间去结交当地的人，为拜上帝教在桂平山区扎下跟奠定基础。
后面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冯云山利用塾师的职业开始发展拜上帝教组织。这个时期，冯云山进入了紫荆山区，这里有一座叫平在山的地方，这是烧炭百姓世代居住的地方，他们以烧炭为业，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冯云山到了这儿以后，利用自己塾师的身份开始和炭民广泛接触，他为人和蔼热情、积极的为穷苦的烧炭者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渐渐地，大家逐渐认可了这位有知识、并且为人仗义的教书先生，炭民在接受冯云山帮助的同时也接受了冯云山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正是在冯先生的“教育”下，桂平紫荆山区的山民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上帝的好心人在无时不刻不在关心着他们，为了他们能够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上帝派出他的二儿子也就是洪秀全来到人间，帮助贫苦的山民斩妖除魔，缔造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堂..........就这样读过书的冯先生利用他的才学为山民勾勒出了一幅美好的生活愿景，让缺衣少穿、没有文化的穷苦人在思想上进入了一个梦幻的状态。于是，很多人纷纷抛家舍业、捐献出所有家财加入拜上帝教的地下组织，入教的人中就包括像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这些日后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我们不得不叹服冯云山极强的组织能力，太平天国能有冯云山这样一位能力强大的组织者是这个农民运动的幸事。想来当初在广州的时候，洪秀全想让当地的一个教士给他洗礼，结果教士认为洪秀全入教的动机不纯、对教义的认识不足而拒绝给他洗礼。显然，教士肯定要比就看过中文版《劝世良言》的洪秀全更理解基督教，洪秀全要求接受洗礼被拒充分说明：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是一般的，看了一本《劝世良言》就把自己个儿自诩为耶和华次子的洪秀全如果不是魔怔了就是他在有意的包装自己，说实在的，洪秀全要求接受洗礼是在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寄托，这个精神寄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纾解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后他自行洗礼以及到处发展拜上帝教组织、宣扬上帝和斩妖除魔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样看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带有比较明显的邪教性质的。只不过洪秀全生在一个愚昧、闭关锁国的满清使他和他的拜上帝教有了可乘之机，而广西贫瘠的土地和贫瘠的思想为拜上帝教邪教思想提供了一个孳生的温床，这才有了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后世的很多史学家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都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广泛普及义务教育乃至高中教育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有了知识武装的头脑才不会遭受邪教思想的毒害，国家和社会才会科学的发展，进而走向繁荣。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紫荆山区的炭民已经被冯云山彻底洗脑了，紫荆山的拜上帝教组织已经发展到了几千人之众，一个初具规模的教众团体已经建立起来。平在山这一群烧炭者，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骨干，后来太平天国称他们为“平在山勋旧”。抛开拜上帝教的性质且不说，单就能够在紫荆山区组织起几千人的教众组织这一条，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冯云山优秀的组织能力。“南王籍录广东，家道殷实，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赏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历尽难辛，坚耐到底”。一席话充分表明了冯云山对于太平天国建立的不朽功劳。我想不明白的是：冯云山既然有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又有着坚定地“拜上帝教革命思想”，为什么他不把自己宣传成上帝次子，而总是在烧炭的贫苦人当中宣扬洪秀全，作为洪秀全的幼时玩伴，冯云山仅比洪秀全小一岁，说句难听的，洪秀全腚上有几块痣估计他都能说的出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洪秀全是个什么人了，什么上帝次子，这种鬼话骗得了山民但骗不了冯云山。紫荆山传教时，洪秀全远在广东，只身一人的冯云山要对烧炭的群众说什么尽管随他自己，为什么执着的要让拜上帝教会众相信洪秀全才是他们的大哥？任何一个我们想不通的问题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这个理由我们在之后的剧本发展中会逐步找到它。
不久之后，远在广东的洪秀全来到了平在山，短短三年的时间，冯云山的布教成就另洪秀全喜出望外。于是更大规模的教众发展开始了............
辞别了张永绣，冯云山就收拾包裹来到了广西桂平。来到这儿以后，摆在冯云山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吃饭的问题，吃饭绝对是大事儿，因为吃不上饭或者吃不饱饭怎么传教？所以史料上记载，冯云山来到这儿以后找人借了一个竹篮去拾粪讨生活。先吃饱饭然后再去传教这件事本身说明：冯云山不是一位坚定的拜上帝教信仰者，因为你既然已经皈依了上帝耶和华、并且成为耶和华信条的人间宣贯者了，那么耶和华就算不给冯云山发工资，起码也应该管饭，上帝和罪恶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没有剥削性质，不可能眼瞅着冯云山挨饿而不管。所以当面临挨饿的时候，冯云山没有去找个空旷的山头、虔诚的跪下乞求上帝的帮助，而是选择用自己的双手去讨生活。但是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冯云山应该是信仰基督的，只不过他的这种信仰的状态 并不像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在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心里，似乎只有当干出一番大事业之后，上帝耶和华才会认识并眷顾他们，他们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假设了一个上帝的存在。
冯云山拾粪的地方叫做新墟，这个地方位于桂平县的北部，是进入紫荆山区的必由之路，这儿在当时是一个集市，包括紫荆山区在内的桂平县居民都会在这儿买卖日常生活用品，是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这样的地方就业机会比较多，因此冯云山选择在这儿先安顿下来，一来找个活儿干混口饭吃，二来这儿人多，信息来源就广泛，容易熟悉并掌握当地的各种情况。冯云山是个读书人，虽然考不上科举，但是在桂平当地人眼里，就算是知识水平非常高的了，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肚子里面有货有的时候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而被人发现。所以说有一天，他到监生曾槐英家去帮割禾。那是一个大热天，冯云山担禾回来，他放下担子，揩了额上汗珠，一阵阵南风吹来，他一时高兴，不觉迎风高歌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如果结合当天的语境把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今天真热，一阵凉爽的南风吹来我顿时感觉很舒服，所以南风可以平息老百姓的愤怒、可以给老百姓带来财富。实事求是的说：我除了觉得南风能让人感觉凉爽以外，没有发现南风还有冯云山说的这么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这段史料应该是民国的史学家杜撰的，其目的就在于夸大太平天国领袖心怀天下的胸怀，让这段历史传奇化。我很难想象一个光着膀子割麦子的麦客因为被一阵凉风吹舒服了，顺嘴儿来了一句话能被人给记录下来。这种事情就是皇帝的起居注应该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读历史书要学会将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剥离抽象出来，然后用人之常情的逻辑与基本事实相结合，才能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真相而从中汲取一些深刻点儿的东西。所以，事情的真相就是，饱读经书的冯云山通过某种方式让当地的一个士绅认识了他、进而欣赏他、再而给他介绍了一个塾师的工作。从拾粪到麦客。从麦客到塾师，冯云山的职业变化说明：他在有意的朝着这个方向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塾师的职业不辛苦，而且能混口饭吃饿不着，而且还能充分发挥自己之前的所学，最重要的是，冯云山有了这个职业就可以有大把的空余时间去结交当地的人，为拜上帝教在桂平山区扎下跟奠定基础。
后面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冯云山利用塾师的职业开始发展拜上帝教组织。这个时期，冯云山进入了紫荆山区，这里有一座叫平在山的地方，这是烧炭百姓世代居住的地方，他们以烧炭为业，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冯云山到了这儿以后，利用自己塾师的身份开始和炭民广泛接触，他为人和蔼热情、积极的为穷苦的烧炭者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渐渐地，大家逐渐认可了这位有知识、并且为人仗义的教书先生，炭民在接受冯云山帮助的同时也接受了冯云山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正是在冯先生的“教育”下，桂平紫荆山区的山民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上帝的好心人在无时不刻不在关心着他们，为了他们能够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上帝派出他的二儿子也就是洪秀全来到人间，帮助贫苦的山民斩妖除魔，缔造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堂..........就这样读过书的冯先生利用他的才学为山民勾勒出了一幅美好的生活愿景，让缺衣少穿、没有文化的穷苦人在思想上进入了一个梦幻的状态。于是，很多人纷纷抛家舍业、捐献出所有家财加入拜上帝教的地下组织，入教的人中就包括像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这些日后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我们不得不叹服冯云山极强的组织能力，太平天国能有冯云山这样一位能力强大的组织者是这个农民运动的幸事。想来当初在广州的时候，洪秀全想让当地的一个教士给他洗礼，结果教士认为洪秀全入教的动机不纯、对教义的认识不足而拒绝给他洗礼。显然，教士肯定要比就看过中文版《劝世良言》的洪秀全更理解基督教，洪秀全要求接受洗礼被拒充分说明：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是一般的，看了一本《劝世良言》就把自己个儿自诩为耶和华次子的洪秀全如果不是魔怔了就是他在有意的包装自己，说实在的，洪秀全要求接受洗礼是在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寄托，这个精神寄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纾解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后他自行洗礼以及到处发展拜上帝教组织、宣扬上帝和斩妖除魔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样看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带有比较明显的邪教性质的。只不过洪秀全生在一个愚昧、闭关锁国的满清使他和他的拜上帝教有了可乘之机，而广西贫瘠的土地和贫瘠的思想为拜上帝教邪教思想提供了一个孳生的温床，这才有了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后世的很多史学家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都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广泛普及义务教育乃至高中教育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有了知识武装的头脑才不会遭受邪教思想的毒害，国家和社会才会科学的发展，进而走向繁荣。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紫荆山区的炭民已经被冯云山彻底洗脑了，紫荆山的拜上帝教组织已经发展到了几千人之众，一个初具规模的教众团体已经建立起来。平在山这一群烧炭者，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骨干，后来太平天国称他们为“平在山勋旧”。抛开拜上帝教的性质且不说，单就能够在紫荆山区组织起几千人的教众组织这一条，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冯云山优秀的组织能力。“南王籍录广东，家道殷实，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赏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历尽难辛，坚耐到底”。一席话充分表明了冯云山对于太平天国建立的不朽功劳。我想不明白的是：冯云山既然有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又有着坚定地“拜上帝教革命思想”，为什么他不把自己宣传成上帝次子，而总是在烧炭的贫苦人当中宣扬洪秀全，作为洪秀全的幼时玩伴，冯云山仅比洪秀全小一岁，说句难听的，洪秀全腚上有几块痣估计他都能说的出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洪秀全是个什么人了，什么上帝次子，这种鬼话骗得了山民但骗不了冯云山。紫荆山传教时，洪秀全远在广东，只身一人的冯云山要对烧炭的群众说什么尽管随他自己，为什么执着的要让拜上帝教会众相信洪秀全才是他们的大哥？任何一个我们想不通的问题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这个理由我们在之后的剧本发展中会逐步找到它。
不久之后，远在广东的洪秀全来到了平在山，短短三年的时间，冯云山的布教成就另洪秀全喜出望外。于是更大规模的教众发展开始了............
5、耶和华现身人间
我们想从历史中获得的是历史真相，我们想从真相当中汲取的是因真相的产生而引发的经验教训。世界上发生过的任何一个事件无不是如此，太平天国的故事也是一样。任何一段看似正面的历史事件里总有人们不得而知的负面色彩在其中，就像当年土尔扈特部离开俄罗斯东归祖国一样，返回故土的土尔扈特人发现：其实留在伏尔加河并非是一件坏事，因为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人的监控和分而治之相较之叶卡捷琳娜二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一个独立的自然人而言，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往往比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强盛来的更为切肤、真切。读历史最需要读者从中获取的是一种人性的关怀。我们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一起农民起义，把农民起义视为反抗封建剥削和专制统治的正面典型，这往往是我们从史书中获得的一个程式性的主流评价，但是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官修历史档案之后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太平天国运动有着那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不光彩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拜上帝教是洪杨等人利用宗教手段控制会众思维、用以达成个人目的的一种工具、手段；太平天国的男女别营制度、否定儒家思想（大量焚毁儒家书籍、毁坏孔孟牌位）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信仰和社会伦理架构造成严重冲击；太平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造成中国人口的锐减等等，这些都是这次浩大的农民运动不可忽视的污点。
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天国的首义六王都把自己说成是上帝的儿子（从次子到第七子），然后代替耶和华向人间“播撒福音”。在这种形式的教义宣扬的过程中由于一次意外的事件让这种臆想中的景象变成了现实。这件事就是“耶和华现身人间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儿就是太平天国的东王殿下---杨秀清。
1847年2月底（清道光二十七年），在紫荆山布教的冯云山为了“开化教众”，就带领教徒们去“广砸庙宇”，这些庙宇中应该包括佛寺、孔孟祠堂等等，以此来表明：世上除了上帝以外，其余均为牛鬼蛇神。穷苦的教众跟着冯牧师就去了。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没念过书的人大脑思考问题的局限性，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之中除了冯云山告诉他们的东西之外再无其他思想，当只有一个思想统治大脑的时候，宗教狂热的危害就会凸显出来。吃不饱、穿不暖、没房住、没钱使的桂平山民此时已经被冯云山给勾勒的美好的生活愿景洗了脑，或许在他们心中，只有砸坏释迦牟尼和孔孟的牌位才会获得上帝耶和华的青睐，而只有受到青睐的教徒，耶和华才会把银子、房子、衣服和吃的大把大把的赏赐给他们，说句实在话，拜上帝教的教众与其说是信仰上帝还不如说是想和上帝之间做某种交易，这个交易的内容就是：我给耶和华办事，耶和华给我发工资。而耶和华给他们发的工资不扣税不说，还比他们烧炭砍柴来得多、来得快。这就是在经历冯云山的洗脑之后，拜上帝教教众对于上帝之惠的最纯朴的理解。
砸了佛寺和孔孟牌位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桂平县衙，而县衙作出的决策就是顺理成章得了---冯云山被捕入狱。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满清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原本就是黄教，而黄教原本就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而且佛教从东汉就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对稳定统治有价值的思想被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大力提倡，而孔孟思想那就更甭说了，中国人从平民到皇帝无不将儒家思想视为正途，儒家思想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改换身份、成为统治阶级一份子的唯一途径，所以，冯云山带着拜上帝教的会众做的这些事情显然不可能为桂平县衙所容。
抓了冯云山之后，桂平县衙和当地的士绅很清晰地认识到拜上帝教的邪教性质，认为不如趁此机会将拜上帝教一网打尽，以根除动乱的根源。所以百度百科上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在这个当口，桂平当地的地主武装趁势对拜上帝会发动了剿除的军事行动，拜上帝会一时间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混乱。那么在“一片混乱之中”，耶和华“降临人间”了。
在紫荆山的一片开阔的打麦场上，拜上帝教的教徒相顾视之、目光里闪烁着慌乱的神情。慌乱神情来源于对官府天生的恐惧和美好生活幻想即将被无情夺去的焦急和无助，而在恐惧和焦急的人群中有这样一位衣衫褴褛的男子正在眉头紧锁、他在用“耐人寻味的”独目（杨秀清瞎了一只眼，可能是由于烧炭导致的）扫视着眼前的场景，此刻，他的内心已经有了稳定人心的主意，这个人就是日后威名赫赫的杨秀清。在按照贡献或者入会时缴纳的会费多少论资排辈的拜上帝教里面，此时的杨秀清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一员，和其他的教徒一样，杨秀清当初也是把自己为数不多的体己银两全部交给冯云山而进入拜上帝会的，只为了能在日后获得上帝的青睐。只是拜上帝教内部的组织生活是乏味枯燥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因为入教而有所改善，日子久了，杨秀清就有点儿不耐烦了，他开始质疑宗教信仰对于改变人生轨迹的作用，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杨秀清和其他普通的教徒不一样的地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杨秀清的头脑逐渐从对宗教的狂热信仰而逐渐转化成强烈的、对于改变自身境遇的务实心态。他看清了冯云山利用宗教敛取钱财、利用会众发动动乱的邪教本质，也正是从那时起，杨秀清已经走出了冯云山的思想控制，然而岁月的磨砺让这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广西卖炭翁选择了沉默，他继续留在了拜上帝教内部，每天仍然配合气氛的经营出一副拜上帝教忠实教徒的面孔。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杨秀清想从一个“被虚幻宗教思想洗脑的人”转化成“利用虚幻宗教思想成就自己志向的人”，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蜕变。这个时候的杨秀清像极了当年加入明教和红巾军的朱元璋，可惜的是，他没有朱元璋襟怀和韬略，在杨秀清的心里，或许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官、过着作威作福的奢华生活就足够了，但是杨秀清选择的这条成为权贵的方式叫做起义，起义的意思就是：把道光的房子抢过来自己住、把道光喜欢的女人抢过来自己睡、把道光的衣服（龙袍）抢过来自己穿、把道光的小金库抢过来自己使..........显然，道光皇帝绝对不容许自己的房子、女人、衣服和钱让别人抢了去。在哲学上，我们可以把道光和杨秀清的这两种思维称为：利益诉求的根本对立。利益的根本对立就意味着矛盾的不可调和，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映在行为上就是：你死我活。杨秀清的一个要命的思维缺陷或许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在即将爆发的农民运动中，只有彻底把道光给灭了他才能高枕无忧的享受荣华富贵，清朝统治者是不愿意和一个反对自己的政权一起分享财富、土地和人口的。
桂平县衙的官兵马上就要到了，留给教徒们慌乱的时间不多了，或者组织抵抗、或者突围而逃、或者束手就擒得赶紧拿个主意了。估计这个时间冯云山要是在，那就没什么可慌乱的了，组织抵抗或者组织撤退就是。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冯云山被拘押在桂平县衙的牢房里，洪秀全赶回广州营救，拜上帝教现在是群龙无首。其实史书上写到这里让我非常不解的是：冯云山既然是在桂平被捕入狱的，洪秀全跑到广州去干什么？如果不能用洪秀全临阵脱逃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只能说这个事件非常吊诡，不合常理了。所以，耶和华得赶紧出面安抚会众，让拜上帝教躲过眼前的这一劫。于是在打麦场慌乱的会众中他发现了此刻镇定自若的独眼儿杨秀清，耶和华“一拍大腿”，得，就是他了。
于是拜上帝教的教徒们突然间惊奇的发现，平素沉默寡言的杨秀清躺在地上作抽搐状，一边抽搐一边口吐白沫，眼白上翻，活像癫痫抽风。正当大家看的发愣的时候，杨秀清缓缓坐起，深喘了一口气，面部表情变得非常脸谱化，这个脸谱大家可以参考阎王审小鬼时的表情。耶和华通过“附体在杨秀清身上”的方式“人间现身了”。
耶和华对大家说（准确的说是杨秀清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慌、不要乱，我（指耶和华）已经降临人间，带领大家斩妖除魔、建立一个不愁吃、不愁穿、有田耕、有钱使的人间小天堂.........最后，耶和华对大家说，让大家统一思想，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然后，杨秀清浑身一哆嗦、眼白再次上翻，嘴里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上帝离开了杨秀清的身体。这种将当地跳大神的巫术和上帝显灵结合起来糊弄群众的套路有效地安抚住了慌乱中的拜上帝教，稳定后的教众最终在杨秀清等人的带领下度过了难关。
洪秀全和冯云山回来之后，看到眼前的情况后心情是复杂的。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拜上帝教安然无恙自然令洪冯两人欣慰。但是，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来稳定局面、立下奇功一件，这件事令洪秀全感到尴尬，其实在洪教主心里是非常清楚这个所谓的“天父下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没办法，人家就信这个，何况他洪秀全自己也是凭这个起的家，戳穿杨秀清的把戏无疑是在否定自己，也可能导致由自己编织的“天父次子”的神话体系的崩塌，所以，为了让这个神话理论继续有效的存在下去，洪秀全和冯云山无奈的默认了杨秀清具有“被上帝附体”的法力。
然而对于杨秀清而言，这个事件之后，他进入了拜上帝教的核心领导层，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利用狂热的宗教幻想成就自身志向”的心思初步实现了，从此，他开始逐步接掌拜上帝教乃至太平天国的军事行政大权，每每遇到危机的时候，天父都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发布天意。不过公道的讲，至少从此时开始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这段时间，“天父下凡”主要还是忙于处理繁芜丛杂的军事斗争，帮助太平军和太平天国挺过危机、完善制度建设。这位独眼卖炭翁在这件事件之后终于开始了平步青云的职业生涯，当然，杨秀清并没有很好的利用好“天父下凡”的工具，当然这里指的是他的“天父下凡”并不是全部为公，这其中也有他排斥异己、独断专横的一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杨秀清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只不过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单一制的太平天国神话体系里面，不存在洪杨两人并驾齐驱的可能。杨秀清的做大自然让洪教主心生不满，矛盾在一天天的累积，后面的“天京事变”就是这个矛盾从“量”的累积到“质”的突变的表现。当然这是后话，至少现在，拜上帝教的事业还是在走上坡路的。
我们想从历史中获得的是历史真相，我们想从真相当中汲取的是因真相的产生而引发的经验教训。世界上发生过的任何一个事件无不是如此，太平天国的故事也是一样。任何一段看似正面的历史事件里总有人们不得而知的负面色彩在其中，就像当年土尔扈特部离开俄罗斯东归祖国一样，返回故土的土尔扈特人发现：其实留在伏尔加河并非是一件坏事，因为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人的监控和分而治之相较之叶卡捷琳娜二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一个独立的自然人而言，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往往比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强盛来的更为切肤、真切。读历史最需要读者从中获取的是一种人性的关怀。我们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一起农民起义，把农民起义视为反抗封建剥削和专制统治的正面典型，这往往是我们从史书中获得的一个程式性的主流评价，但是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官修历史档案之后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太平天国运动有着那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不光彩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拜上帝教是洪杨等人利用宗教手段控制会众思维、用以达成个人目的的一种工具、手段；太平天国的男女别营制度、否定儒家思想（大量焚毁儒家书籍、毁坏孔孟牌位）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信仰和社会伦理架构造成严重冲击；太平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造成中国人口的锐减等等，这些都是这次浩大的农民运动不可忽视的污点。
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天国的首义六王都把自己说成是上帝的儿子（从次子到第七子），然后代替耶和华向人间“播撒福音”。在这种形式的教义宣扬的过程中由于一次意外的事件让这种臆想中的景象变成了现实。这件事就是“耶和华现身人间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儿就是太平天国的东王殿下---杨秀清。
1847年2月底（清道光二十七年），在紫荆山布教的冯云山为了“开化教众”，就带领教徒们去“广砸庙宇”，这些庙宇中应该包括佛寺、孔孟祠堂等等，以此来表明：世上除了上帝以外，其余均为牛鬼蛇神。穷苦的教众跟着冯牧师就去了。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没念过书的人大脑思考问题的局限性，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之中除了冯云山告诉他们的东西之外再无其他思想，当只有一个思想统治大脑的时候，宗教狂热的危害就会凸显出来。吃不饱、穿不暖、没房住、没钱使的桂平山民此时已经被冯云山给勾勒的美好的生活愿景洗了脑，或许在他们心中，只有砸坏释迦牟尼和孔孟的牌位才会获得上帝耶和华的青睐，而只有受到青睐的教徒，耶和华才会把银子、房子、衣服和吃的大把大把的赏赐给他们，说句实在话，拜上帝教的教众与其说是信仰上帝还不如说是想和上帝之间做某种交易，这个交易的内容就是：我给耶和华办事，耶和华给我发工资。而耶和华给他们发的工资不扣税不说，还比他们烧炭砍柴来得多、来得快。这就是在经历冯云山的洗脑之后，拜上帝教教众对于上帝之惠的最纯朴的理解。
砸了佛寺和孔孟牌位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桂平县衙，而县衙作出的决策就是顺理成章得了---冯云山被捕入狱。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满清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原本就是黄教，而黄教原本就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而且佛教从东汉就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对稳定统治有价值的思想被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大力提倡，而孔孟思想那就更甭说了，中国人从平民到皇帝无不将儒家思想视为正途，儒家思想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改换身份、成为统治阶级一份子的唯一途径，所以，冯云山带着拜上帝教的会众做的这些事情显然不可能为桂平县衙所容。
抓了冯云山之后，桂平县衙和当地的士绅很清晰地认识到拜上帝教的邪教性质，认为不如趁此机会将拜上帝教一网打尽，以根除动乱的根源。所以百度百科上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在这个当口，桂平当地的地主武装趁势对拜上帝会发动了剿除的军事行动，拜上帝会一时间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混乱。那么在“一片混乱之中”，耶和华“降临人间”了。
在紫荆山的一片开阔的打麦场上，拜上帝教的教徒相顾视之、目光里闪烁着慌乱的神情。慌乱神情来源于对官府天生的恐惧和美好生活幻想即将被无情夺去的焦急和无助，而在恐惧和焦急的人群中有这样一位衣衫褴褛的男子正在眉头紧锁、他在用“耐人寻味的”独目（杨秀清瞎了一只眼，可能是由于烧炭导致的）扫视着眼前的场景，此刻，他的内心已经有了稳定人心的主意，这个人就是日后威名赫赫的杨秀清。在按照贡献或者入会时缴纳的会费多少论资排辈的拜上帝教里面，此时的杨秀清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一员，和其他的教徒一样，杨秀清当初也是把自己为数不多的体己银两全部交给冯云山而进入拜上帝会的，只为了能在日后获得上帝的青睐。只是拜上帝教内部的组织生活是乏味枯燥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因为入教而有所改善，日子久了，杨秀清就有点儿不耐烦了，他开始质疑宗教信仰对于改变人生轨迹的作用，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杨秀清和其他普通的教徒不一样的地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杨秀清的头脑逐渐从对宗教的狂热信仰而逐渐转化成强烈的、对于改变自身境遇的务实心态。他看清了冯云山利用宗教敛取钱财、利用会众发动动乱的邪教本质，也正是从那时起，杨秀清已经走出了冯云山的思想控制，然而岁月的磨砺让这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广西卖炭翁选择了沉默，他继续留在了拜上帝教内部，每天仍然配合气氛的经营出一副拜上帝教忠实教徒的面孔。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杨秀清想从一个“被虚幻宗教思想洗脑的人”转化成“利用虚幻宗教思想成就自己志向的人”，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蜕变。这个时候的杨秀清像极了当年加入明教和红巾军的朱元璋，可惜的是，他没有朱元璋襟怀和韬略，在杨秀清的心里，或许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官、过着作威作福的奢华生活就足够了，但是杨秀清选择的这条成为权贵的方式叫做起义，起义的意思就是：把道光的房子抢过来自己住、把道光喜欢的女人抢过来自己睡、把道光的衣服（龙袍）抢过来自己穿、把道光的小金库抢过来自己使..........显然，道光皇帝绝对不容许自己的房子、女人、衣服和钱让别人抢了去。在哲学上，我们可以把道光和杨秀清的这两种思维称为：利益诉求的根本对立。利益的根本对立就意味着矛盾的不可调和，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映在行为上就是：你死我活。杨秀清的一个要命的思维缺陷或许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在即将爆发的农民运动中，只有彻底把道光给灭了他才能高枕无忧的享受荣华富贵，清朝统治者是不愿意和一个反对自己的政权一起分享财富、土地和人口的。
桂平县衙的官兵马上就要到了，留给教徒们慌乱的时间不多了，或者组织抵抗、或者突围而逃、或者束手就擒得赶紧拿个主意了。估计这个时间冯云山要是在，那就没什么可慌乱的了，组织抵抗或者组织撤退就是。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冯云山被拘押在桂平县衙的牢房里，洪秀全赶回广州营救，拜上帝教现在是群龙无首。其实史书上写到这里让我非常不解的是：冯云山既然是在桂平被捕入狱的，洪秀全跑到广州去干什么？如果不能用洪秀全临阵脱逃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只能说这个事件非常吊诡，不合常理了。所以，耶和华得赶紧出面安抚会众，让拜上帝教躲过眼前的这一劫。于是在打麦场慌乱的会众中他发现了此刻镇定自若的独眼儿杨秀清，耶和华“一拍大腿”，得，就是他了。
于是拜上帝教的教徒们突然间惊奇的发现，平素沉默寡言的杨秀清躺在地上作抽搐状，一边抽搐一边口吐白沫，眼白上翻，活像癫痫抽风。正当大家看的发愣的时候，杨秀清缓缓坐起，深喘了一口气，面部表情变得非常脸谱化，这个脸谱大家可以参考阎王审小鬼时的表情。耶和华通过“附体在杨秀清身上”的方式“人间现身了”。
耶和华对大家说（准确的说是杨秀清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慌、不要乱，我（指耶和华）已经降临人间，带领大家斩妖除魔、建立一个不愁吃、不愁穿、有田耕、有钱使的人间小天堂.........最后，耶和华对大家说，让大家统一思想，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然后，杨秀清浑身一哆嗦、眼白再次上翻，嘴里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上帝离开了杨秀清的身体。这种将当地跳大神的巫术和上帝显灵结合起来糊弄群众的套路有效地安抚住了慌乱中的拜上帝教，稳定后的教众最终在杨秀清等人的带领下度过了难关。
洪秀全和冯云山回来之后，看到眼前的情况后心情是复杂的。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拜上帝教安然无恙自然令洪冯两人欣慰。但是，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来稳定局面、立下奇功一件，这件事令洪秀全感到尴尬，其实在洪教主心里是非常清楚这个所谓的“天父下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没办法，人家就信这个，何况他洪秀全自己也是凭这个起的家，戳穿杨秀清的把戏无疑是在否定自己，也可能导致由自己编织的“天父次子”的神话体系的崩塌，所以，为了让这个神话理论继续有效的存在下去，洪秀全和冯云山无奈的默认了杨秀清具有“被上帝附体”的法力。
然而对于杨秀清而言，这个事件之后，他进入了拜上帝教的核心领导层，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利用狂热的宗教幻想成就自身志向”的心思初步实现了，从此，他开始逐步接掌拜上帝教乃至太平天国的军事行政大权，每每遇到危机的时候，天父都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发布天意。不过公道的讲，至少从此时开始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这段时间，“天父下凡”主要还是忙于处理繁芜丛杂的军事斗争，帮助太平军和太平天国挺过危机、完善制度建设。这位独眼卖炭翁在这件事件之后终于开始了平步青云的职业生涯，当然，杨秀清并没有很好的利用好“天父下凡”的工具，当然这里指的是他的“天父下凡”并不是全部为公，这其中也有他排斥异己、独断专横的一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杨秀清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只不过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单一制的太平天国神话体系里面，不存在洪杨两人并驾齐驱的可能。杨秀清的做大自然让洪教主心生不满，矛盾在一天天的累积，后面的“天京事变”就是这个矛盾从“量”的累积到“质”的突变的表现。当然这是后话，至少现在，拜上帝教的事业还是在走上坡路的。
6、初创班底人员介绍--杨秀清
在经历了构思拜上帝教宗教理论、贫困地区的艰辛传教、发展壮大拜上帝教地下组织和多次考验智慧的惊险过关之后，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以外、组织内部有才干的或者入伙儿时交的入伙费比较多的人在众多的教徒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这个邪教组织的骨干成员。这其中就包括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这四个人，他们和洪冯二人一同构成了太平天国首义六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骨干成员，像秦日纲、林凤祥、李开芳、陈承瑢这些人，这些人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中对他们的事迹予以刻画，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首义六王”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农民宗教政权组织的核心成员，起码说明这些人的才干是过人的或者说入股比例比较大（韦昌辉）。这其中洪秀全和冯云山的故事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讲过，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宗教理论的开山鼻祖，是这个宗教的领袖，他成为拜上帝教教主和太平天国的天王自然无可厚非。冯云山是拜上帝教组织在草创和发展阶段的标杆和功勋式人物，正是因为有了冯云山，拜上帝教组织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变化，而且从他在太平天国初期（未攻占南京前）的军事斗争中的表现来看，这个人有着非常缜密的运筹能力，他和萧朝贵一起负责一线的军事指挥，在同清军的战斗中屡屡得手。而且冯云山又是洪秀全的同乡兼知己，有这么一层关系在里面再加上前面讲的，冯云山按说应该是太平天国当之无愧的第二把手，但是，在永安封王的时候偏偏不是这样，他的排名在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名列第四，而之所以名列第四，原因在于他“没有被耶和华直系亲属附身”的法力，而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杨秀清和萧朝贵则不然，杨秀清具有“被耶和华附身”的法力、萧朝贵具有“被耶稣附身”的法力，关于这个法力，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耶和华和耶稣的物质存在形式是当时人类认知手段无法探知的（现在也只存在于人们的意念之中），这一点很像在知晓“黑洞”以前，人们对它存在的揣测，所以耶和华和耶稣当想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必须通过“附体”的方式，而附体的时候耶和华专挑杨秀清、耶稣专挑萧朝贵。所以，在愚昧的拜上帝教教徒的心目中，能够被神附体，说明神是垂青杨秀清和萧朝贵的，这样的人自然是神的钦命大臣，应该进入领导层。但是公平的讲，能够成为第二和第三号人物，光凭能够被神附体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杨秀清和萧朝贵个人的才能和军事能力才是他们能够成为这个组织核心人物的主要因素，而懂得利用“宗教迷信思想”来稳定人心、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且成就自己，这件事本身也能说明杨秀清和萧朝贵是配得上这个位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为大家娓娓道来的。
杨秀清，原名杨嗣龙，1823年生，祖籍广东嘉应州的客家人，出生在广西桂平市紫荆山平隘新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以耕山烧炭为业。在紫荆山区耕山烧炭的杨秀清日子过得很清苦，所谓“穷则思变”，穷日子过久了，也就不怎么把它当回事儿了，但是人和人毕竟是不一样的，虽然也适应了穷苦的生活，但是每当忍受着高温在窑里面烧炭、每当穿着破衣烂衫挑着炭走在通往桂平集市的乡间土路上、每当用脏兮兮的手拿着两个烤好的土豆狼吞虎咽的往嘴里塞的时候，总有一种渴望和无奈的心情涌上来，冲涤着他不甘一生平庸的大脑，每每这样的时候，杨秀清都会拿着啃了一大半的土豆快步走出他栖身的破茅草屋，仰望夜晚茅草屋外的星空、闭上眼睛呼吸身边静谧清新的空气，大脑里浮现出他大富大贵时的场景，这种场景和他们村财主家的生活很像：每顿饭都有白米饭和菜、有亚麻布织的衣服穿、村东头还有六亩水田........这种感觉伴随着杨秀清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直到有一天，贫穷落后的紫荆山区里来了一位姓冯的私塾先生，在冯先生的宗教思想的熏陶下，生活不顺、内心不平静的杨秀清看到了摆脱贫穷生活的曙光和可能，于是他把这几年烧炭攒下的、原本想用来娶媳妇儿的钱从土炕的砖缝里扒拉出来全部交给了冯先生从而成为了一位“光荣的”拜上帝教会员，入教仪式上，当吃完冯牧师递到他手中的、代表着耶稣血肉的杂粮窝窝头和一碗稀释了的生鸡血的时候，他顿时感到主和阿门进入了他的体内，有组织、有依靠的感觉真好，有了拜上帝教的庇护，以后就可以过上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幸福生活了。就这样，二十五六岁的杨秀清就被冯云山邪教思想成功的洗了脑，陷入了一种狂热的宗教迷信中，每天也不正经烧炭了，跟着冯云山发传单、开讲座、砸祠堂，到处散播拜上帝教思想。彼时的杨秀清还是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兼大龄失学青年，而且又生在长在这么个贫穷闭塞的地方，想给这样的人洗脑、怂恿他加入宗教传销团伙自然不是什么难事，我估计冯云山给人洗脑的本事一般，也就是面对的传教对象是像杨秀清这样的人，所以他编织的关于幸福生活的童话故事才会被山民们广泛接受。其实这种事情时间久了、当人们的愿望迟迟得不到兑现的时候，惊醒和怀疑就会在教徒们的心中慢慢发散开来，就像误入传销团伙的人，当知道自己没有一夜暴富的可能后，他们就会想法设防逃出去，然而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心理活动早就在传销团队头目的预料之中，于是，深陷其中的人开始自由受到约束，人格尊严开始受到侮辱，一轮轮新的、更大强度的洗脑就开始了，慢慢的，好多人开始变得绝望，他们的心理活动逐渐从逃跑转向麻木，他们有的认命了，过一天算一天；有的人开始重拾对传销的信心，并且对其抱有比以往更大的信任；还有的人他们对传销的态度变得更加憎恨，但是碍于周围的现实情况，他们选择了隐忍，慢慢的，他们原已麻木的大脑开始重新活动起来，开始独立的思考问题，他们开始把传销手段当成一种现象来研究，研究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赚钱的可能性，以及如何能够成为传销团队的领导成员，这样的人在听传销人员上课的时候已经完全忽略了他们课程的具体内容，而是学会了欣赏和研究给他们上课的人的洗脑方式和手段，日复一日，他们的心理变得越来越现实和世俗，他们改造自然的手段和能力变得越来越丰富，所以最后他们成为了传销团伙新的骨干成员，从而继续着传销的非法牟利活动，只不过这个时候这样的人已经从被传销所害的人转变为依靠传销赚钱的人。
杨秀清就是上面描述的第三类人。当这个小伙子在经历了漫长的邪教岁月之后，他已经熟稔了冯云山当初空口许愿的虚假本质，已经对冯云山利用宗教手段图谋私利并且蓄意谋反的意图洞若观火。但是就像在上一章里面讲的那样，此时的杨秀清已经不再是刚入教时的那个愣头青了，现在的杨秀清对于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拜上帝教信仰已经从信仰蜕变成利用。当初的那个空有一腔热血的青年人不见了，现在的杨秀清已经把拜上帝教看成是一次机会、一个错过就不会再有的天赐良机、一个能够成就自己平生所志的工具。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名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句话用在杨秀清身上是非常合适的，贫苦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让杨秀清成熟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赋予他的各种才能将让他不长的一生非常受用。
在经历了构思拜上帝教宗教理论、贫困地区的艰辛传教、发展壮大拜上帝教地下组织和多次考验智慧的惊险过关之后，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以外、组织内部有才干的或者入伙儿时交的入伙费比较多的人在众多的教徒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这个邪教组织的骨干成员。这其中就包括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这四个人，他们和洪冯二人一同构成了太平天国首义六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骨干成员，像秦日纲、林凤祥、李开芳、陈承瑢这些人，这些人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中对他们的事迹予以刻画，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首义六王”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农民宗教政权组织的核心成员，起码说明这些人的才干是过人的或者说入股比例比较大（韦昌辉）。这其中洪秀全和冯云山的故事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讲过，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宗教理论的开山鼻祖，是这个宗教的领袖，他成为拜上帝教教主和太平天国的天王自然无可厚非。冯云山是拜上帝教组织在草创和发展阶段的标杆和功勋式人物，正是因为有了冯云山，拜上帝教组织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变化，而且从他在太平天国初期（未攻占南京前）的军事斗争中的表现来看，这个人有着非常缜密的运筹能力，他和萧朝贵一起负责一线的军事指挥，在同清军的战斗中屡屡得手。而且冯云山又是洪秀全的同乡兼知己，有这么一层关系在里面再加上前面讲的，冯云山按说应该是太平天国当之无愧的第二把手，但是，在永安封王的时候偏偏不是这样，他的排名在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名列第四，而之所以名列第四，原因在于他“没有被耶和华直系亲属附身”的法力，而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杨秀清和萧朝贵则不然，杨秀清具有“被耶和华附身”的法力、萧朝贵具有“被耶稣附身”的法力，关于这个法力，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耶和华和耶稣的物质存在形式是当时人类认知手段无法探知的（现在也只存在于人们的意念之中），这一点很像在知晓“黑洞”以前，人们对它存在的揣测，所以耶和华和耶稣当想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必须通过“附体”的方式，而附体的时候耶和华专挑杨秀清、耶稣专挑萧朝贵。所以，在愚昧的拜上帝教教徒的心目中，能够被神附体，说明神是垂青杨秀清和萧朝贵的，这样的人自然是神的钦命大臣，应该进入领导层。但是公平的讲，能够成为第二和第三号人物，光凭能够被神附体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杨秀清和萧朝贵个人的才能和军事能力才是他们能够成为这个组织核心人物的主要因素，而懂得利用“宗教迷信思想”来稳定人心、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且成就自己，这件事本身也能说明杨秀清和萧朝贵是配得上这个位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为大家娓娓道来的。
杨秀清，原名杨嗣龙，1823年生，祖籍广东嘉应州的客家人，出生在广西桂平市紫荆山平隘新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以耕山烧炭为业。在紫荆山区耕山烧炭的杨秀清日子过得很清苦，所谓“穷则思变”，穷日子过久了，也就不怎么把它当回事儿了，但是人和人毕竟是不一样的，虽然也适应了穷苦的生活，但是每当忍受着高温在窑里面烧炭、每当穿着破衣烂衫挑着炭走在通往桂平集市的乡间土路上、每当用脏兮兮的手拿着两个烤好的土豆狼吞虎咽的往嘴里塞的时候，总有一种渴望和无奈的心情涌上来，冲涤着他不甘一生平庸的大脑，每每这样的时候，杨秀清都会拿着啃了一大半的土豆快步走出他栖身的破茅草屋，仰望夜晚茅草屋外的星空、闭上眼睛呼吸身边静谧清新的空气，大脑里浮现出他大富大贵时的场景，这种场景和他们村财主家的生活很像：每顿饭都有白米饭和菜、有亚麻布织的衣服穿、村东头还有六亩水田........这种感觉伴随着杨秀清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直到有一天，贫穷落后的紫荆山区里来了一位姓冯的私塾先生，在冯先生的宗教思想的熏陶下，生活不顺、内心不平静的杨秀清看到了摆脱贫穷生活的曙光和可能，于是他把这几年烧炭攒下的、原本想用来娶媳妇儿的钱从土炕的砖缝里扒拉出来全部交给了冯先生从而成为了一位“光荣的”拜上帝教会员，入教仪式上，当吃完冯牧师递到他手中的、代表着耶稣血肉的杂粮窝窝头和一碗稀释了的生鸡血的时候，他顿时感到主和阿门进入了他的体内，有组织、有依靠的感觉真好，有了拜上帝教的庇护，以后就可以过上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幸福生活了。就这样，二十五六岁的杨秀清就被冯云山邪教思想成功的洗了脑，陷入了一种狂热的宗教迷信中，每天也不正经烧炭了，跟着冯云山发传单、开讲座、砸祠堂，到处散播拜上帝教思想。彼时的杨秀清还是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兼大龄失学青年，而且又生在长在这么个贫穷闭塞的地方，想给这样的人洗脑、怂恿他加入宗教传销团伙自然不是什么难事，我估计冯云山给人洗脑的本事一般，也就是面对的传教对象是像杨秀清这样的人，所以他编织的关于幸福生活的童话故事才会被山民们广泛接受。其实这种事情时间久了、当人们的愿望迟迟得不到兑现的时候，惊醒和怀疑就会在教徒们的心中慢慢发散开来，就像误入传销团伙的人，当知道自己没有一夜暴富的可能后，他们就会想法设防逃出去，然而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心理活动早就在传销团队头目的预料之中，于是，深陷其中的人开始自由受到约束，人格尊严开始受到侮辱，一轮轮新的、更大强度的洗脑就开始了，慢慢的，好多人开始变得绝望，他们的心理活动逐渐从逃跑转向麻木，他们有的认命了，过一天算一天；有的人开始重拾对传销的信心，并且对其抱有比以往更大的信任；还有的人他们对传销的态度变得更加憎恨，但是碍于周围的现实情况，他们选择了隐忍，慢慢的，他们原已麻木的大脑开始重新活动起来，开始独立的思考问题，他们开始把传销手段当成一种现象来研究，研究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赚钱的可能性，以及如何能够成为传销团队的领导成员，这样的人在听传销人员上课的时候已经完全忽略了他们课程的具体内容，而是学会了欣赏和研究给他们上课的人的洗脑方式和手段，日复一日，他们的心理变得越来越现实和世俗，他们改造自然的手段和能力变得越来越丰富，所以最后他们成为了传销团伙新的骨干成员，从而继续着传销的非法牟利活动，只不过这个时候这样的人已经从被传销所害的人转变为依靠传销赚钱的人。
杨秀清就是上面描述的第三类人。当这个小伙子在经历了漫长的邪教岁月之后，他已经熟稔了冯云山当初空口许愿的虚假本质，已经对冯云山利用宗教手段图谋私利并且蓄意谋反的意图洞若观火。但是就像在上一章里面讲的那样，此时的杨秀清已经不再是刚入教时的那个愣头青了，现在的杨秀清对于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拜上帝教信仰已经从信仰蜕变成利用。当初的那个空有一腔热血的青年人不见了，现在的杨秀清已经把拜上帝教看成是一次机会、一个错过就不会再有的天赐良机、一个能够成就自己平生所志的工具。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名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句话用在杨秀清身上是非常合适的，贫苦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让杨秀清成熟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赋予他的各种才能将让他不长的一生非常受用。
7、金田首义前的形势
在开始今天的讲述之前，我首先要向关心我这部文章的热心读者朋友们送上我的由衷歉意。最近一段时间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实在是分身乏术。咱们长话短说，开始我们今天的论述。
原本想把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这三个人单独分在一章中进行评述，但是感觉这样做一来太啰嗦、二来我这又不是在写正史，没有必要像《史记》那样为其中每一个人物单独设传。所以在今天的这一章中我决定将这三者合并在这一章里面一起讲，并且再简单介绍一下金田起义前的情况。
萧朝贵，1820年生人，汉族客家人，户籍广西武宣罗渌垌。萧朝贵原来姓蒋，后来他亲生父母觉得家里穷、孩子又多养不起，因此就把年幼的萧朝贵过继给一个名叫萧玉胜的人，从此改姓了萧。萧玉胜其实过得也不好，但起码能给萧朝贵一口饭吃，因此萧玉胜夫妇就带着萧朝贵到桂平平隘山的下古棚落户，以开荒烧炭维持生计。这时，萧朝贵才20岁出头，在桂平山区讨生活的过程中，他结识了杨秀清，相似的人生经历让这两个难兄难弟很是惺惺相惜，很快，他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杨秀清比萧朝贵小三岁（1823年生），是萧朝贵的小兄弟，所以在心理上杨秀清比较依赖萧朝贵，每回在集市上卖完炭，杨秀清都会在新墟市场上买一斤散装老白干和二两花生米带到萧朝贵的住所，萧朝贵有的时候备上一锅洋芋、有的时候到河里摸一条鱼炖个鱼汤，哥俩儿坐在一块小酌一番。饭桌上，杨秀清把最近几天自己的烧炭生意和遭遇和萧大哥说起来，像新墟的城管因为他没交保护费而没收了他一担炭、东村李阿婆嫌他穷不肯帮忙给他介绍对象等等，有的时候说道动情处，杨秀清竟然嚎啕大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每每看到小兄弟这样的时候，萧朝贵内心就涌起一阵心酸，他很同情杨秀清，同情他不大的年纪就失去父母、同情他前年因为烧炭不小心搞瞎了一只眼睛（烫伤）、同情他坎坷的人生遭遇，杨秀清才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岁月的侵蚀让他看起来像个40多岁的中年人，每当这种时候，萧朝贵都会双手托住杨秀清的肩膀、用带有哽咽的声调说一些不要难过、坚持下去的安慰的话，眼睛里往往也闪烁着泪光，这种场景很像电视剧里面的一些感人桥段，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日复一日的、杨萧之间的、相互的精神慰藉中，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一定要用文字来描述这个友谊的话，我想应该是：兄弟，我懂你。在看不到边际的漫长苦熬中，冯云山来到了桂平紫荆山区，后面的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了，在“拜上帝教传销团队”的日子里，杨萧二人的境况没有什么改变直到1847年的“耶和华现身”。在这个事件过程中，萧朝贵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没有想到平时很依赖自己、什么事情都和自己说的好兄弟--杨秀清竟然还有这两下子，萧朝贵不是其他的一般教徒，他很清楚杨秀清这个“耶和华显灵”的实质和用意到底是什么，但是他当时选择和其他教徒一样，表现出一副惊喜和深信不疑的神情。在这副神情的后面是萧朝贵对杨秀清此番举动的钦佩之情以及“另一种说不上来的奇怪心态”。事后第二天早上，萧朝贵去茅房上厕所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在这儿蹲坑的杨秀清，两人双目一对的时候，萧朝贵会意的笑了但是却没说话，杨秀清看懂了大哥的笑容含义，也没有吭声，只是配合着尴尬的笑容............应该说，从这时起，在萧朝贵的心中，对杨秀清多了一份赶超的心理，其实这也好理解，毕竟，一个比自己小3岁的小兄弟都能如此，自己更不能自甘落后了。
耶稣是个孝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和华岁数大了，眼瞅着他们家老二（洪秀全）正准备创业，当爹的自然忙里忙外为儿子尽一点自己的力量，耶稣不忍心父亲再为儿子们的事情操劳过度，所以也就下凡显灵帮帮二弟（洪秀全），在选择附体的人选上，耶稣应该是和他父亲耶和华合计过的，要不然最后也就不会“选择”萧朝贵作为附体的人选了，当然附体萧朝贵那天的缘由我并不清楚，但应该是有个具体的事件作为依托的，而这一次，洪秀全和冯云山又当了一回观众，看萧朝贵表演了一番，感动之余（心里面骂着娘）也就承认了萧朝贵的“天兄代言专属权”。多少了解一点儿基督教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对基督教也就是多少知道那么一点点），这个宗教的内部坐头两把交椅的大神就是耶和华和耶稣，这下全让杨萧二人占了，在这样一个靠编造的神话故事笼络人心的组织内部，杨萧两人的地位变得有些超然，太平天国其余的领导人自然对这种把戏洞若观火，但没办法，人家就信这个，从这一点也能看的出来，善于利用现象、善于把握时机的人总是可以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崭露头角的，别的人为什么想不到利用神鬼显灵来蒙骗会众？从这个角度出发，杨秀清和萧朝贵日后可以成为太平天国的实权人物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结合拜上帝教当时的军事政治斗争形势来看，杨秀清和萧朝贵主要还是利用天父天兄下凡来做一些稳定人心、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事情的，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初生的拜上帝教而言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从洪秀全和冯云山的角度来看就不全是那样了，杨萧两人的显灵把戏显然让洪秀全的独君地位受到威胁和挑战，这就意味着，杨萧两人可以利用天父天兄下凡这个专有权力在天国内部随便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废黜洪秀全，这从日后的天京事变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而对于冯云山而言那就更甭说了，桂平的拜上帝教组织几乎就是他一步一步惨淡经营起来的，不客气的讲，对于拜上帝教的感情，冯云山要胜过洪秀全，可是这个当口，杨萧两人单凭一个显灵游戏就把他第二把交椅的位置给替代了，而且失去了在太平军内部的实权，着实令人惋惜，于是，领导层内部权力倾轧的种子就在这个时候种下了，它像一颗毒瘤伴随着太平天国的发展而壮大，而太平天国的最终覆亡也是因为它的存在。
韦昌辉，汉族客家人，1823年生，祖籍广东南海，明末清初他祖上迁居广西桂平。史料记载，韦家在当地是个富户，韦昌辉小时候跟着私塾先生读过一点儿书，也曾想着靠着科举挣个功名，但是和洪秀全和冯云山一样，韦童生就是考不上。关于清朝时高考通过率的问题我单独考察过，所以我觉得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三个人之所以考不上秀才，原因不全是他们天资不行，在韦昌辉生活的那个时代，两广地区基本上是全国数得着的贫困落后地带（所以这个地方适合搞起义，不太适合考科举），除了以广州为核心的小都市圈外，两广其他地区基本都得靠中央财政的补贴过活儿，所以，两广总督在清朝总督级岗位中的地位也是垫底的，生在这样一个地方，教育水平自然比不上北京、山东、苏南这些地方（今天貌似也是比不上），人家江苏、江西的孩子上完私塾回到家，还有家教老师给吃小灶，顺带做一些摸底考试的习题，考不考得上进士且不说，考个秀才还是不难的，但韦昌辉就不行了，桂平山区这个地方想请个水平高的教书先生是比较困难的，毕竟，教书先生不是下乡支教的大学生，人家得养家糊口，再说广西当地民风还比较剽悍，教书先生也适应不了，再加上韦家在当地还是个富户，那么身处这样一个环境的韦昌辉学习情况一般就是好不了的，首先拥有的学习资源少、其次家里有点儿钱娱乐活动就多，我估计韦昌辉的爹妈也不怎么在意韦昌辉的学业，没有花重金聘请水平高的私塾先生，所以韦昌辉从小就不怎么爱学习，倒是各种娱乐活动、社会上的事玩的精通，这种成长轨迹很像今天的一些富二代，但也同样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韦昌辉接触到了社会上的各种人，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视野。至于说到韦昌辉加入拜上帝教的动机，史记记载，是因为“人少无功名，有钱无势”，常受当地大户的欺侮与讹索，激起了他反抗清朝统治的情绪。我对于这样的表述是很不理解的，因为，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他与当地士绅和官员的关系一般都不会差，自古以来，官商勾结这是公开的秘密，所以，这种表述很难和现实中的一般情况吻合起来，有的史书上说是因为韦家没有功名，别人都瞧不起他，所以韦昌辉的父亲就给韦昌辉花钱买了个监生，结果由于一些原因被人举报而被当地官府勒索了几百两银子，从此韦昌辉就恨上了官府，起了反意。我觉得这个理由还是比较成立的，因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能够看出来，有钱的韦昌辉在处理和官府的关系上做的并不到位，说的俗一点儿，叫“不会来事儿”，平时但凡多和县太爷走动一下，也不至于别人一告县衙就来治罪，好处不能独享，独享就容易招致怨恨，估计县太爷一听见别人来告韦昌辉心里就乐开了花，脑瓜里面顿时全是白灿灿的金属光芒。结果被罚了钱，县太爷还不领情，韦昌辉的心里肯定是一肚子怨恨，这个故事应该是发生在1848年10月，因为这个时间点冯云山也正好路过韦昌辉家，并在韦家借宿，冯云山很敏锐的捕捉到了韦昌辉在这件事情上的心理活动，于是他借机向韦昌辉宣贯拜上帝教思想，在宣扬宗教思想的过程中，他将韦昌辉身上发生的这件事与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联系了起来，1848年，韦昌辉25岁，这是一个容易冲动的年纪，没上过几天学、冲动的年纪再加上和县衙的冲突让这个年轻人作出了加入拜上帝教的举动，后来，金田起事前，洪秀全和杨秀清计划组建团营，韦昌辉立即变卖所有家当为起义贡献资金，这笔钱对帮助金田起义的成功进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韦昌辉进入了拜上帝教组织的高级领导层。这么看来，韦昌辉加入拜上帝教的动机其实就是想改变自身的政治待遇，但是韦昌辉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性格缺点也是致命的，韦的家庭环境决定了韦昌辉是一个重私利而轻大局的人，就像不法商贩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市场秩序的健康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只在意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和县衙的关系没有做好也反映出韦昌辉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一份子，才能有效的确保自身的利益。古今中外，这句话被无数血腥的案例验证过，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终将被利益的车轮碾压。但至少现在，韦昌辉的走势还是看涨的。
石达开，1831年生，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客家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武学家，诗人，书法家，爱国将领，民族英雄。请大家注意了，石达开这么多带“家”字的身份都是百科上说的，我算了一下，石达开参加金田起义时20岁，在大渡河牺牲时32岁，这么小的年纪，竟然后缀了9个“家”，这充分说明是有人在幕后刻意吹捧石达开，目的无非就是突出太平天国运动的正义性而已。我本人所以说拜上帝教是邪教，主要还是从洪杨等人利用宗教思想愚弄和控制贫苦山民这个角度出发下的结论、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人伦纲常的破坏的角度出发下的结论，但是如果从太平天国事业本身出发进行思考的话，结论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对一件事情的评价时好时坏主要还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任何一种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角度都会使我们产生不同的想法。这项原则同样也适用于石达开，石达开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面，所谓“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怎么理解呢？我认为，石达开家应该多少是有那么十几亩地的，家里还能攒点儿钱，每顿饭不说吃的多好，起码吃得饱，这大概就是石家的实际经济情况，然而好景不长，在石达开还很小的时候他父亲石昌辉（一开始我以为是韦昌辉，桂平人起名字的灵感好单调）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从那时起，石达开稚嫩的肩膀就扛起了养家的重担，买卖鸡鸭、贩牛、烧炭、种田，小小年纪便历尽沧桑，饱尝生活的艰辛，在经商游历的过程中他认识了很多地方豪杰，这些地方豪杰其实也是些因为穷苦而落草为寇的人，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山寇为什么会屈尊与一个年方十几岁的小孩儿结下深厚情义，我倒觉得他们在遇上石达开的时候，对他手里鸡鸭牛的兴趣要超过对石达开的兴趣，我给自己的解释就是：生活让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儿学会了谦和待人，古时的土匪也是讲究行规的，遇上这么个乖巧温和的小孩自然不忍心下手，再加上石达开还很会来事儿，面对土匪和天地会乱党的人时叔叔大伯一口一声的叫，一边儿叫还一边给递上玉溪香烟，搞得匪众在石达开面前浑身的不自在，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日子长了，大家就都喜欢上了这个少年，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一件事，处事的态度不同，事件处理的结果就不一样。就这样，在石达开身边渐渐聚集了很多人，他们都很信服石达开，愿意服从石达开的差遣，而这一切自然成为石达开的实力和资本，有实力有资本的人自然受人追捧，在追捧石达开的人群中就有洪秀全和冯云山，1847年，这一年石达开16岁，洪秀全和冯云山亲自登门拜访，请石达开出山共谋大业，石达开显然没有诸葛亮的城府，他“慨然允诺”，加入了拜上帝会。历史桥段进行到这一幕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该用人之常情的思维披露一些什么，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由于洪冯二人的造访，石达开加入了拜上帝会。我们不难想象洪秀全和冯云山会对这位16岁的少年说些什么，彼时的洪秀全33岁、冯云山32岁，年龄是石达开的两倍。石达开的知识水平肯定是比不过洪冯二人的，年龄阅历又比石多，而石达开虽然少年老成、又广有人缘，但在洪冯这两头老狐狸面前仍显稚嫩。所以还原后的历史真相就是：石达开一见到洪冯二人前来造访，甚为感动（估计之前应该就对洪冯二人的事迹有所了解），准备好酒菜款待二人，酒席上洪叔叔和冯叔叔先后上阵，详细的为他介绍了基督耶稣的概念，为他勾勒了一幅未来美好的生活愿景，这让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石达开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和卖鸡卖鸭、种地贩牛不一样的新鲜思想，于是接下来洪冯两人就开始聊重点了，他们把桂平山民的穷苦生活归咎于万恶的满清政府，老百姓的任何苦难都是由这个腐朽政权的存在导致的、然后就是亮身份，洪秀全目光直视石达开，告诉石达开他自己就是耶稣的弟弟，是天父耶和华的二儿子，之所以从天庭下凡（这个字眼儿很熟悉）就是为了带领穷苦百姓斩除清妖，构建一个平等均衡的小康社会，于是这个叫石达开的少年激动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能过上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更没想到上帝的亲儿子、耶稣的亲弟弟竟然屈尊亲自造访自己，这是给了多大的面子呀，所以，石达开入教了，在金田起义前夕，他变卖家财，带上追随自己的4000多人加入了太平军，这支部队成为了太平军前期军事斗争的基干力量，石达开凭借此项功劳进入了太平天国的核心领导层。生活的艰辛让石达开学会了谦和待人，但是在首义六王里，石达开的年纪还是太小了，和其他五位王相比，石达开的心理抗受能力还是稍显逊色，我很愿意相信，石达开加入太平天国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他由衷希望领导层内部能够牢固的团结在一起，一致对外，最终推翻满清朝廷，实现均衡的小康社会，但是他的政治理想过于理想化，他高估了其他人的政治觉悟了，从后面的史实来看，太平天国内部的政治倾轧相较于历朝历代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石达开的这种政治理想过于执着，以至于他不愿意面对领导层内斗的现实，当自己也将成为这种政治内斗的牺牲品的时候，他没有动用自己的军队去剪除异己，相反，他选择了逃避，这是一种懦弱的政治性格，有这种性格的人不配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石达开终将成为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人物。
1851年的中国，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0年。很明显，这个时候的清朝皇帝还是没有走出天朝上国的美梦，虽然在战争中见识到了英军的坚船利炮，但是皇帝和各级官员并没有敏锐的认识到战争再次爆发的急迫性，在鸦片战争后的10年里，清朝政府没有对国家现有体制作出任何适应潮流的变革，林则徐和魏源的呐喊被湮没在皇帝书案旁奏折堆中。当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审视这起历史事件的时候，鸦片战争对中国最大的负面影响并不在于割让香港岛和赔款2100万银元，而是协定关税和五口通商，这两项条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南京条约》系列文件的规定，英商销入中国的货物，只征收百分之五的低关税，低关税的存在导致中国国内的同类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上和英国产品相比缺乏竞争力，而五口通商将这个负面影响无限放大，延伸至中国内地，质优价廉的西方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从根本上破坏了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农民家庭里，家庭维持生存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无非就是铁器、畜力、粮食、布匹和盐（食用油对于那个时代的老百姓而言是奢侈品，农户家庭可能一年到头才吃一次两次油）。在上面的5项生产生活资料中，我们假设牲畜、粮食和布匹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铁器和盐则是农民必须拿钱去买的，需要拿钱买就得先挣到钱，农民可以拿来换取银钱的农业产品只有土地上产出的粮食作物和妇女在家中织就的纺织产品，这两样商品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结局是不一样的，英国商人对话倾销的必然是工业制成品，纺织类货物自然也在其中，所以，在纺织货物的销售上，小农经济的同类产品必然走向没落，这种没落折射在一个具体的农业家庭中就表现为农村妇女的失业，农村妇女的失业带来的影响是：这个家庭从此少了一个劳动力而多了一张嘴，土地上产出的粮食作物自然是可以拿来换钱的，但是家庭的收入就此减少，而家庭收入的减少则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举个例子：收入少了，农民就没有钱更换年久失修的农具、没有钱去购买良种、没有钱去购置牲畜，这样一来，农业生产力就会下滑，粮食产量就会下降，年复一年就会引起经济领域的恶性循环，从而导致农民的破产、失业，而一旦这种现象大量出现的时候，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会骤增，而两广地区作为鸦片战争的前沿地带，这种现象自然要比其他地区显得更为严重，金田起义的农民军成员大都都是由于上述现象产生的农民、渔民、矿工等等。
在经历了七八年的漫长准备后，拜上帝教在桂平一带已经站住了脚跟，在洪、杨、冯、萧、韦、石等人的精心运筹下，起义的时机已经渐渐成熟，1850年7月间，在一个名叫花洲山人村的地方，洪秀全向拜上帝教会众下达了团营令，团营令一下，拜上帝教各级组织立即从一个单纯的宗教社团转变成军事组织，分布在桂平各地的教众团营开始进行有章法的会营操练，韦昌辉、石达开、余廷樟等人和所有教众均捐出所有家财入“圣库”，韦昌辉带头在家中“开炉火打刀枪”炼制兵器，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到起义前夕，拜上帝教已经聚集起义兵力2万余人。而在此期间，拜上帝教的团营已经开始与清军发生多起小规模武装冲突，1850年12月25日，清朝总兵周凤歧派兵进犯金田，会众奋力反击，毙敌300余，杀死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广西各级政府官员已经开始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将开始........
在开始今天的讲述之前，我首先要向关心我这部文章的热心读者朋友们送上我的由衷歉意。最近一段时间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实在是分身乏术。咱们长话短说，开始我们今天的论述。
原本想把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这三个人单独分在一章中进行评述，但是感觉这样做一来太啰嗦、二来我这又不是在写正史，没有必要像《史记》那样为其中每一个人物单独设传。所以在今天的这一章中我决定将这三者合并在这一章里面一起讲，并且再简单介绍一下金田起义前的情况。
萧朝贵，1820年生人，汉族客家人，户籍广西武宣罗渌垌。萧朝贵原来姓蒋，后来他亲生父母觉得家里穷、孩子又多养不起，因此就把年幼的萧朝贵过继给一个名叫萧玉胜的人，从此改姓了萧。萧玉胜其实过得也不好，但起码能给萧朝贵一口饭吃，因此萧玉胜夫妇就带着萧朝贵到桂平平隘山的下古棚落户，以开荒烧炭维持生计。这时，萧朝贵才20岁出头，在桂平山区讨生活的过程中，他结识了杨秀清，相似的人生经历让这两个难兄难弟很是惺惺相惜，很快，他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杨秀清比萧朝贵小三岁（1823年生），是萧朝贵的小兄弟，所以在心理上杨秀清比较依赖萧朝贵，每回在集市上卖完炭，杨秀清都会在新墟市场上买一斤散装老白干和二两花生米带到萧朝贵的住所，萧朝贵有的时候备上一锅洋芋、有的时候到河里摸一条鱼炖个鱼汤，哥俩儿坐在一块小酌一番。饭桌上，杨秀清把最近几天自己的烧炭生意和遭遇和萧大哥说起来，像新墟的城管因为他没交保护费而没收了他一担炭、东村李阿婆嫌他穷不肯帮忙给他介绍对象等等，有的时候说道动情处，杨秀清竟然嚎啕大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每每看到小兄弟这样的时候，萧朝贵内心就涌起一阵心酸，他很同情杨秀清，同情他不大的年纪就失去父母、同情他前年因为烧炭不小心搞瞎了一只眼睛（烫伤）、同情他坎坷的人生遭遇，杨秀清才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岁月的侵蚀让他看起来像个40多岁的中年人，每当这种时候，萧朝贵都会双手托住杨秀清的肩膀、用带有哽咽的声调说一些不要难过、坚持下去的安慰的话，眼睛里往往也闪烁着泪光，这种场景很像电视剧里面的一些感人桥段，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日复一日的、杨萧之间的、相互的精神慰藉中，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一定要用文字来描述这个友谊的话，我想应该是：兄弟，我懂你。在看不到边际的漫长苦熬中，冯云山来到了桂平紫荆山区，后面的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了，在“拜上帝教传销团队”的日子里，杨萧二人的境况没有什么改变直到1847年的“耶和华现身”。在这个事件过程中，萧朝贵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没有想到平时很依赖自己、什么事情都和自己说的好兄弟--杨秀清竟然还有这两下子，萧朝贵不是其他的一般教徒，他很清楚杨秀清这个“耶和华显灵”的实质和用意到底是什么，但是他当时选择和其他教徒一样，表现出一副惊喜和深信不疑的神情。在这副神情的后面是萧朝贵对杨秀清此番举动的钦佩之情以及“另一种说不上来的奇怪心态”。事后第二天早上，萧朝贵去茅房上厕所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在这儿蹲坑的杨秀清，两人双目一对的时候，萧朝贵会意的笑了但是却没说话，杨秀清看懂了大哥的笑容含义，也没有吭声，只是配合着尴尬的笑容............应该说，从这时起，在萧朝贵的心中，对杨秀清多了一份赶超的心理，其实这也好理解，毕竟，一个比自己小3岁的小兄弟都能如此，自己更不能自甘落后了。
耶稣是个孝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和华岁数大了，眼瞅着他们家老二（洪秀全）正准备创业，当爹的自然忙里忙外为儿子尽一点自己的力量，耶稣不忍心父亲再为儿子们的事情操劳过度，所以也就下凡显灵帮帮二弟（洪秀全），在选择附体的人选上，耶稣应该是和他父亲耶和华合计过的，要不然最后也就不会“选择”萧朝贵作为附体的人选了，当然附体萧朝贵那天的缘由我并不清楚，但应该是有个具体的事件作为依托的，而这一次，洪秀全和冯云山又当了一回观众，看萧朝贵表演了一番，感动之余（心里面骂着娘）也就承认了萧朝贵的“天兄代言专属权”。多少了解一点儿基督教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对基督教也就是多少知道那么一点点），这个宗教的内部坐头两把交椅的大神就是耶和华和耶稣，这下全让杨萧二人占了，在这样一个靠编造的神话故事笼络人心的组织内部，杨萧两人的地位变得有些超然，太平天国其余的领导人自然对这种把戏洞若观火，但没办法，人家就信这个，从这一点也能看的出来，善于利用现象、善于把握时机的人总是可以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崭露头角的，别的人为什么想不到利用神鬼显灵来蒙骗会众？从这个角度出发，杨秀清和萧朝贵日后可以成为太平天国的实权人物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结合拜上帝教当时的军事政治斗争形势来看，杨秀清和萧朝贵主要还是利用天父天兄下凡来做一些稳定人心、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事情的，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初生的拜上帝教而言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从洪秀全和冯云山的角度来看就不全是那样了，杨萧两人的显灵把戏显然让洪秀全的独君地位受到威胁和挑战，这就意味着，杨萧两人可以利用天父天兄下凡这个专有权力在天国内部随便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废黜洪秀全，这从日后的天京事变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而对于冯云山而言那就更甭说了，桂平的拜上帝教组织几乎就是他一步一步惨淡经营起来的，不客气的讲，对于拜上帝教的感情，冯云山要胜过洪秀全，可是这个当口，杨萧两人单凭一个显灵游戏就把他第二把交椅的位置给替代了，而且失去了在太平军内部的实权，着实令人惋惜，于是，领导层内部权力倾轧的种子就在这个时候种下了，它像一颗毒瘤伴随着太平天国的发展而壮大，而太平天国的最终覆亡也是因为它的存在。
韦昌辉，汉族客家人，1823年生，祖籍广东南海，明末清初他祖上迁居广西桂平。史料记载，韦家在当地是个富户，韦昌辉小时候跟着私塾先生读过一点儿书，也曾想着靠着科举挣个功名，但是和洪秀全和冯云山一样，韦童生就是考不上。关于清朝时高考通过率的问题我单独考察过，所以我觉得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三个人之所以考不上秀才，原因不全是他们天资不行，在韦昌辉生活的那个时代，两广地区基本上是全国数得着的贫困落后地带（所以这个地方适合搞起义，不太适合考科举），除了以广州为核心的小都市圈外，两广其他地区基本都得靠中央财政的补贴过活儿，所以，两广总督在清朝总督级岗位中的地位也是垫底的，生在这样一个地方，教育水平自然比不上北京、山东、苏南这些地方（今天貌似也是比不上），人家江苏、江西的孩子上完私塾回到家，还有家教老师给吃小灶，顺带做一些摸底考试的习题，考不考得上进士且不说，考个秀才还是不难的，但韦昌辉就不行了，桂平山区这个地方想请个水平高的教书先生是比较困难的，毕竟，教书先生不是下乡支教的大学生，人家得养家糊口，再说广西当地民风还比较剽悍，教书先生也适应不了，再加上韦家在当地还是个富户，那么身处这样一个环境的韦昌辉学习情况一般就是好不了的，首先拥有的学习资源少、其次家里有点儿钱娱乐活动就多，我估计韦昌辉的爹妈也不怎么在意韦昌辉的学业，没有花重金聘请水平高的私塾先生，所以韦昌辉从小就不怎么爱学习，倒是各种娱乐活动、社会上的事玩的精通，这种成长轨迹很像今天的一些富二代，但也同样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韦昌辉接触到了社会上的各种人，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视野。至于说到韦昌辉加入拜上帝教的动机，史记记载，是因为“人少无功名，有钱无势”，常受当地大户的欺侮与讹索，激起了他反抗清朝统治的情绪。我对于这样的表述是很不理解的，因为，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他与当地士绅和官员的关系一般都不会差，自古以来，官商勾结这是公开的秘密，所以，这种表述很难和现实中的一般情况吻合起来，有的史书上说是因为韦家没有功名，别人都瞧不起他，所以韦昌辉的父亲就给韦昌辉花钱买了个监生，结果由于一些原因被人举报而被当地官府勒索了几百两银子，从此韦昌辉就恨上了官府，起了反意。我觉得这个理由还是比较成立的，因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能够看出来，有钱的韦昌辉在处理和官府的关系上做的并不到位，说的俗一点儿，叫“不会来事儿”，平时但凡多和县太爷走动一下，也不至于别人一告县衙就来治罪，好处不能独享，独享就容易招致怨恨，估计县太爷一听见别人来告韦昌辉心里就乐开了花，脑瓜里面顿时全是白灿灿的金属光芒。结果被罚了钱，县太爷还不领情，韦昌辉的心里肯定是一肚子怨恨，这个故事应该是发生在1848年10月，因为这个时间点冯云山也正好路过韦昌辉家，并在韦家借宿，冯云山很敏锐的捕捉到了韦昌辉在这件事情上的心理活动，于是他借机向韦昌辉宣贯拜上帝教思想，在宣扬宗教思想的过程中，他将韦昌辉身上发生的这件事与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联系了起来，1848年，韦昌辉25岁，这是一个容易冲动的年纪，没上过几天学、冲动的年纪再加上和县衙的冲突让这个年轻人作出了加入拜上帝教的举动，后来，金田起事前，洪秀全和杨秀清计划组建团营，韦昌辉立即变卖所有家当为起义贡献资金，这笔钱对帮助金田起义的成功进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韦昌辉进入了拜上帝教组织的高级领导层。这么看来，韦昌辉加入拜上帝教的动机其实就是想改变自身的政治待遇，但是韦昌辉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性格缺点也是致命的，韦的家庭环境决定了韦昌辉是一个重私利而轻大局的人，就像不法商贩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市场秩序的健康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只在意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和县衙的关系没有做好也反映出韦昌辉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一份子，才能有效的确保自身的利益。古今中外，这句话被无数血腥的案例验证过，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终将被利益的车轮碾压。但至少现在，韦昌辉的走势还是看涨的。
石达开，1831年生，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客家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武学家，诗人，书法家，爱国将领，民族英雄。请大家注意了，石达开这么多带“家”字的身份都是百科上说的，我算了一下，石达开参加金田起义时20岁，在大渡河牺牲时32岁，这么小的年纪，竟然后缀了9个“家”，这充分说明是有人在幕后刻意吹捧石达开，目的无非就是突出太平天国运动的正义性而已。我本人所以说拜上帝教是邪教，主要还是从洪杨等人利用宗教思想愚弄和控制贫苦山民这个角度出发下的结论、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人伦纲常的破坏的角度出发下的结论，但是如果从太平天国事业本身出发进行思考的话，结论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对一件事情的评价时好时坏主要还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任何一种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角度都会使我们产生不同的想法。这项原则同样也适用于石达开，石达开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面，所谓“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怎么理解呢？我认为，石达开家应该多少是有那么十几亩地的，家里还能攒点儿钱，每顿饭不说吃的多好，起码吃得饱，这大概就是石家的实际经济情况，然而好景不长，在石达开还很小的时候他父亲石昌辉（一开始我以为是韦昌辉，桂平人起名字的灵感好单调）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从那时起，石达开稚嫩的肩膀就扛起了养家的重担，买卖鸡鸭、贩牛、烧炭、种田，小小年纪便历尽沧桑，饱尝生活的艰辛，在经商游历的过程中他认识了很多地方豪杰，这些地方豪杰其实也是些因为穷苦而落草为寇的人，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山寇为什么会屈尊与一个年方十几岁的小孩儿结下深厚情义，我倒觉得他们在遇上石达开的时候，对他手里鸡鸭牛的兴趣要超过对石达开的兴趣，我给自己的解释就是：生活让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儿学会了谦和待人，古时的土匪也是讲究行规的，遇上这么个乖巧温和的小孩自然不忍心下手，再加上石达开还很会来事儿，面对土匪和天地会乱党的人时叔叔大伯一口一声的叫，一边儿叫还一边给递上玉溪香烟，搞得匪众在石达开面前浑身的不自在，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日子长了，大家就都喜欢上了这个少年，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一件事，处事的态度不同，事件处理的结果就不一样。就这样，在石达开身边渐渐聚集了很多人，他们都很信服石达开，愿意服从石达开的差遣，而这一切自然成为石达开的实力和资本，有实力有资本的人自然受人追捧，在追捧石达开的人群中就有洪秀全和冯云山，1847年，这一年石达开16岁，洪秀全和冯云山亲自登门拜访，请石达开出山共谋大业，石达开显然没有诸葛亮的城府，他“慨然允诺”，加入了拜上帝会。历史桥段进行到这一幕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该用人之常情的思维披露一些什么，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由于洪冯二人的造访，石达开加入了拜上帝会。我们不难想象洪秀全和冯云山会对这位16岁的少年说些什么，彼时的洪秀全33岁、冯云山32岁，年龄是石达开的两倍。石达开的知识水平肯定是比不过洪冯二人的，年龄阅历又比石多，而石达开虽然少年老成、又广有人缘，但在洪冯这两头老狐狸面前仍显稚嫩。所以还原后的历史真相就是：石达开一见到洪冯二人前来造访，甚为感动（估计之前应该就对洪冯二人的事迹有所了解），准备好酒菜款待二人，酒席上洪叔叔和冯叔叔先后上阵，详细的为他介绍了基督耶稣的概念，为他勾勒了一幅未来美好的生活愿景，这让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石达开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和卖鸡卖鸭、种地贩牛不一样的新鲜思想，于是接下来洪冯两人就开始聊重点了，他们把桂平山民的穷苦生活归咎于万恶的满清政府，老百姓的任何苦难都是由这个腐朽政权的存在导致的、然后就是亮身份，洪秀全目光直视石达开，告诉石达开他自己就是耶稣的弟弟，是天父耶和华的二儿子，之所以从天庭下凡（这个字眼儿很熟悉）就是为了带领穷苦百姓斩除清妖，构建一个平等均衡的小康社会，于是这个叫石达开的少年激动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能过上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更没想到上帝的亲儿子、耶稣的亲弟弟竟然屈尊亲自造访自己，这是给了多大的面子呀，所以，石达开入教了，在金田起义前夕，他变卖家财，带上追随自己的4000多人加入了太平军，这支部队成为了太平军前期军事斗争的基干力量，石达开凭借此项功劳进入了太平天国的核心领导层。生活的艰辛让石达开学会了谦和待人，但是在首义六王里，石达开的年纪还是太小了，和其他五位王相比，石达开的心理抗受能力还是稍显逊色，我很愿意相信，石达开加入太平天国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他由衷希望领导层内部能够牢固的团结在一起，一致对外，最终推翻满清朝廷，实现均衡的小康社会，但是他的政治理想过于理想化，他高估了其他人的政治觉悟了，从后面的史实来看，太平天国内部的政治倾轧相较于历朝历代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石达开的这种政治理想过于执着，以至于他不愿意面对领导层内斗的现实，当自己也将成为这种政治内斗的牺牲品的时候，他没有动用自己的军队去剪除异己，相反，他选择了逃避，这是一种懦弱的政治性格，有这种性格的人不配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石达开终将成为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人物。
1851年的中国，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0年。很明显，这个时候的清朝皇帝还是没有走出天朝上国的美梦，虽然在战争中见识到了英军的坚船利炮，但是皇帝和各级官员并没有敏锐的认识到战争再次爆发的急迫性，在鸦片战争后的10年里，清朝政府没有对国家现有体制作出任何适应潮流的变革，林则徐和魏源的呐喊被湮没在皇帝书案旁奏折堆中。当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审视这起历史事件的时候，鸦片战争对中国最大的负面影响并不在于割让香港岛和赔款2100万银元，而是协定关税和五口通商，这两项条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南京条约》系列文件的规定，英商销入中国的货物，只征收百分之五的低关税，低关税的存在导致中国国内的同类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上和英国产品相比缺乏竞争力，而五口通商将这个负面影响无限放大，延伸至中国内地，质优价廉的西方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从根本上破坏了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农民家庭里，家庭维持生存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无非就是铁器、畜力、粮食、布匹和盐（食用油对于那个时代的老百姓而言是奢侈品，农户家庭可能一年到头才吃一次两次油）。在上面的5项生产生活资料中，我们假设牲畜、粮食和布匹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铁器和盐则是农民必须拿钱去买的，需要拿钱买就得先挣到钱，农民可以拿来换取银钱的农业产品只有土地上产出的粮食作物和妇女在家中织就的纺织产品，这两样商品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结局是不一样的，英国商人对话倾销的必然是工业制成品，纺织类货物自然也在其中，所以，在纺织货物的销售上，小农经济的同类产品必然走向没落，这种没落折射在一个具体的农业家庭中就表现为农村妇女的失业，农村妇女的失业带来的影响是：这个家庭从此少了一个劳动力而多了一张嘴，土地上产出的粮食作物自然是可以拿来换钱的，但是家庭的收入就此减少，而家庭收入的减少则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举个例子：收入少了，农民就没有钱更换年久失修的农具、没有钱去购买良种、没有钱去购置牲畜，这样一来，农业生产力就会下滑，粮食产量就会下降，年复一年就会引起经济领域的恶性循环，从而导致农民的破产、失业，而一旦这种现象大量出现的时候，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会骤增，而两广地区作为鸦片战争的前沿地带，这种现象自然要比其他地区显得更为严重，金田起义的农民军成员大都都是由于上述现象产生的农民、渔民、矿工等等。
在经历了七八年的漫长准备后，拜上帝教在桂平一带已经站住了脚跟，在洪、杨、冯、萧、韦、石等人的精心运筹下，起义的时机已经渐渐成熟，1850年7月间，在一个名叫花洲山人村的地方，洪秀全向拜上帝教会众下达了团营令，团营令一下，拜上帝教各级组织立即从一个单纯的宗教社团转变成军事组织，分布在桂平各地的教众团营开始进行有章法的会营操练，韦昌辉、石达开、余廷樟等人和所有教众均捐出所有家财入“圣库”，韦昌辉带头在家中“开炉火打刀枪”炼制兵器，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到起义前夕，拜上帝教已经聚集起义兵力2万余人。而在此期间，拜上帝教的团营已经开始与清军发生多起小规模武装冲突，1850年12月25日，清朝总兵周凤歧派兵进犯金田，会众奋力反击，毙敌300余，杀死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广西各级政府官员已经开始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将开始........
8、金田起义
应该说，只要拜上帝教教徒和清军发生了武装冲突，起义就算开始了。然而金田起义前的武装冲突应该说都是拜上帝教在被动情况下的迎敌，洪杨等人既未建国、也没有发表造反纲领、对清军也没有主动挑衅，所以正式起义前的几次小规模冲突不能成为太平天国正式建立的标志。但即使如此，广西的地方官员也已经惴惴不安，因为从安插在桂平地区的密探反馈来的信息显示：洪杨邪教组织不同于以往任何一股乱党或者土匪武装，这批人信仰坚定、斗志昂扬、军事操练井井有条而且已经有几万人之众，显然非一般动乱力量可比，于是广西地方政府开始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像朝廷奏报，请朝廷派兵进剿；另一方面县衙和知府衙门派出政工人员进入紫荆山，主动向洪杨等人抛出橄榄枝，希望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了，拜官许愿的话也是要说的，比如只要解除武装、归顺朝廷，高官厚禄、似锦前程自然滚滚而来。
广西地方的剿抚两面手法自然逃不过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眼睛，经过六七年的组织建设，拜上帝教的斗争手段已经非常成熟，他们的耳目和眼线早已遍布整个广西，上到桂林的广西巡抚衙门，下到桂平县衙，到处都是拜上帝教的情报人员。广西地方上奏清廷增兵广西、巡抚衙门和县衙派往山区的招降人员等消息第一时间就已经由内线发往金田大本营，洪杨等人在接收到这些重要消息后立即作出了应对举措，比如要求桂平各地的团营立即前往金田集中、调整预先设定的起义时间、加强内部的监控以防策反......一时间桂平地区到处都是拜上帝教兵勇行军的身影，会众士兵携带武器、头裹红巾挺胸阔步的向金田村大踏步前进，而桂平县的官员只能远远地望着而不敢前往阻止，县太爷回头看了看县衙里面的那几十个捕快，苦笑了一声，命人关上大门，而他自己则又坐到书案旁向巡抚衙门写信汇报此事，对于这位生不逢时的桂平县令来说，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广西上奏朝廷的奏折被星夜送到了军机大臣肃顺手里，肃顺是清朝的皇族，但他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却是很有襟怀，在他担任宰相期间，他大力提拔汉族官僚士绅，像曾国藩、左宗棠、江忠源等人便是在肃顺的大力举荐下获得升迁提拔的，可以说是当时清廷内部少有的有见识的满人，只不过在后来的权力之争中输给了以慈禧和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反对党，最终身败名裂，其结局实在是令人嗟叹惋惜。
肃顺看过广西上奏的折子后，感觉事态严重，他立刻从隆宗门（军机处设在隆宗门）前往内掖觐见咸丰皇帝，1851年是清咸丰元年，此时的咸丰皇帝刚满20岁，可以说是一位少年天子，这位年轻的皇帝即位之初勤勉政事，史料记载这个时期的朝廷的朱批奏折多是出自咸丰本人，这种做法颇有他的祖辈雍正皇帝的遗风。咸丰看过广西呈上来的折子后，没有惊慌，没有惊慌倒不是因为咸丰政务经验丰富或者没心没肺，主要还是因为朝廷距离广西还很远，那种刀片架到脖子上的危机感是咸丰所感受不到的，更何况，从广西巡抚的奏折上看，拜上帝教这股乱匪似乎和之前的川陕白莲教起义和天地会、小刀会乱党并无区别，区区草寇，又何足挂齿。咸丰放下奏折，问肃顺对于此事的看法，在维稳问题上，肃顺的经验是丰富的，他告诉皇帝，这股乱匪不同一般，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咸丰皇帝看着肃顺那股认真劲儿心理活动变得很复杂，作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一股盘踞在山坳坳里的邪教组织如何能成得了气候，这是咸丰所无法理解的。他挥了挥手屏退了肃顺，君臣之间这次交流并不理想，但是咸丰也并非没有任何举动，他当天就批复了广西巡抚的奏折，指示广西各级地方政府务要加强对该股武装的监视，任何动向都需及时上报朝廷，同时命令广西的驻防八旗和绿营兵迅速往桂平集结，随时剿杀拜上帝教，当然也就止于此了，按照咸丰帝的想法，采取这些措施就足够镇压即将诞生的太平天国政权了，就此，清朝政府失去了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里的最后一次机会。
时间流转到了公元1851年1月11日，这天是洪秀全的生日，当然了，在太平天国的官方文献里，这一天被描述成上帝次子（洪秀全）的下凡纪念日，这一天，拜上帝教的全部会众齐集紫荆山的犀牛岭，在犀牛岭上的一座临时搭起的讲评台上站立着拜上帝会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等人身着黄色亚麻布长袍、头顶金属冠带，昨天还束起的满清发辫也都散开，其余的拜上帝教教徒也都类似装束，只不过他们都头裹红布而已。
金田起义开始了。
在这次集会上，洪秀全历数了清朝政府的罪恶行径，号召全中国的穷苦大众站到上帝的旗帜下，跟随拜上帝教斩除清妖，恢复中华。这种煽动性的政治口号对教徒们很有杀伤力，大家伙听得群情激奋，无不把仇恨的矛头指向清朝政府，当然，“大家伙”里面不包括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这些人，如果说按照阶级成分划分的话，洪秀全和冯云山估计可以划成富农，韦昌辉就更甭说了，这是个铁杆儿地主，户口都是黑五类那种，拜上帝教“圣库”里的第一笔圣银就是韦昌辉捐献的。以他们三人为代表的一类拜上帝教教徒很难说对清政府有多么大的仇恨，洪秀全聚众反清从实质上讲根本就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一个邪教农民政权和一个传统封建政权之间的统治权争夺战（这里其实把清政府描述为封建政权并不准确，封建政权从秦朝开始就已经不存在了，周朝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政权，这里之所以这样写只是沿袭传统称谓而已），所以抛开太平天国事业本身且不论，本人诚为那些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死去的千万百姓而叹息、为那些在这场浩劫中损坏的民族文化瑰宝而叹息。
与此同时，洪秀全宣布拜上帝教今后的正式名称是：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军事组织称为“天军”（太平军一词是坊间口耳相传的一个习惯性称谓，太平天国从未称自己的军事力量为太平军），从此，太平天国这个名称将在今后的14年的时间里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噩梦。起义当天，太平天国领导层宣布了很多纪律，这里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其中有一条纪律叫“男行女行”制度，这个制度就是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面所说的“男女别营”制度。了解过金田起义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个时期的拜上帝教教徒加入太平军时往往是举家携口一起从军，金田首义时太平军的两万军队其实夹杂了大量的随军家属，实际具有作战能力的士兵也就是一万人左右。所谓“男女别营”的意思就是说，在太平天国内部，除了洪、杨、冯、萧、韦、石和侯爵（当时还没分封）以外，其他人等必须男女分开居住以及行军，即使是夫妻、母子、父女关系亦不可，这条纪律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杜绝军中的淫乱现象，保持太平军的战斗力。客观的讲，这条纪律是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悖逆的，这条制度的创立严重冲击着正常的纲常礼法，其必定会在广大太平军将士和随军家属中产生强烈反弹，家庭是一个人身心憩息的港湾，太平军的士兵每天在刀光剑影中以命相搏，只为了那看不到边际的、所谓丰衣足食的人间小天堂，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明天的太阳，但就是面对这样艰苦的斗争环境，他们依然顽强的坚持了自己的信仰，虽然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种信仰不过是洪秀全和冯云山愚弄他们的工具而已，然而现在，在更为残酷的军事斗争开始前，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私产（上缴圣库）还不算，连自己的妻女老娘都无法日日相见，这确实是太过残忍了。以前蒙古大军远征中亚的时候，随军家属一般都居于大军营帐的正中央，这里的生活气息很浓厚，女人们在这里为自己的丈夫制作食物、浆洗缝补，战士们结束一天的征战后回到这里的营帐内，看到妻子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奶茶、手抓羊肉和奶疙瘩内心是说不出来的幸福感，这种来自家庭的幸福感让蒙古士兵很好的解除了一天的征战疲劳，使他们更明白在今后的战斗中他们是在为谁而战。写到这里我想起在电视剧《潜伏》里面吴敬中站长对属下说的那一句台词：“美国士兵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们内心都有家庭。”所以说，太平天国的男女别营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却是一个十足的败笔，我们退一万步讲，一位年轻的太平军士兵牺牲了，结果他的家人在他牺牲前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见过他，这是一种何等的人间悲剧！所以我认为：正常家庭生活的存在是保持战士战斗意志的源泉，男女别营制度作为一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军事纪律是难以维持长久的。这条纪律作为在紧张军事斗争时期的临时性规定是有着它存在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将其扩散到国家治理中、并且还长期施行的时候，它的弊端都会完全凸显出来。
金田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咸丰皇帝这次坐不住了，肃顺当时对自己说的话还历历在目，悔不当初的感觉布满了这位年轻皇帝的内心，这一次他决定派遣钦差大臣率兵赴广西平叛，接受这个使命的是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的赛尚阿（读做：e）。关于他的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中为大家详细讲述，但是，太平军的动作显然要胜过入滇镇压的清军，在结束了金田誓师之后，太平天国的两万军民在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人的指挥下沿浔江东进，攻占江口圩，然后兵锋直指武宣，并与1851年3月下旬攻占武宣，在武宣这个地方，洪秀全进行了初步的政权建设。关于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一章为大家讲述。
应该说，只要拜上帝教教徒和清军发生了武装冲突，起义就算开始了。然而金田起义前的武装冲突应该说都是拜上帝教在被动情况下的迎敌，洪杨等人既未建国、也没有发表造反纲领、对清军也没有主动挑衅，所以正式起义前的几次小规模冲突不能成为太平天国正式建立的标志。但即使如此，广西的地方官员也已经惴惴不安，因为从安插在桂平地区的密探反馈来的信息显示：洪杨邪教组织不同于以往任何一股乱党或者土匪武装，这批人信仰坚定、斗志昂扬、军事操练井井有条而且已经有几万人之众，显然非一般动乱力量可比，于是广西地方政府开始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像朝廷奏报，请朝廷派兵进剿；另一方面县衙和知府衙门派出政工人员进入紫荆山，主动向洪杨等人抛出橄榄枝，希望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了，拜官许愿的话也是要说的，比如只要解除武装、归顺朝廷，高官厚禄、似锦前程自然滚滚而来。
广西地方的剿抚两面手法自然逃不过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眼睛，经过六七年的组织建设，拜上帝教的斗争手段已经非常成熟，他们的耳目和眼线早已遍布整个广西，上到桂林的广西巡抚衙门，下到桂平县衙，到处都是拜上帝教的情报人员。广西地方上奏清廷增兵广西、巡抚衙门和县衙派往山区的招降人员等消息第一时间就已经由内线发往金田大本营，洪杨等人在接收到这些重要消息后立即作出了应对举措，比如要求桂平各地的团营立即前往金田集中、调整预先设定的起义时间、加强内部的监控以防策反......一时间桂平地区到处都是拜上帝教兵勇行军的身影，会众士兵携带武器、头裹红巾挺胸阔步的向金田村大踏步前进，而桂平县的官员只能远远地望着而不敢前往阻止，县太爷回头看了看县衙里面的那几十个捕快，苦笑了一声，命人关上大门，而他自己则又坐到书案旁向巡抚衙门写信汇报此事，对于这位生不逢时的桂平县令来说，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广西上奏朝廷的奏折被星夜送到了军机大臣肃顺手里，肃顺是清朝的皇族，但他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却是很有襟怀，在他担任宰相期间，他大力提拔汉族官僚士绅，像曾国藩、左宗棠、江忠源等人便是在肃顺的大力举荐下获得升迁提拔的，可以说是当时清廷内部少有的有见识的满人，只不过在后来的权力之争中输给了以慈禧和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反对党，最终身败名裂，其结局实在是令人嗟叹惋惜。
肃顺看过广西上奏的折子后，感觉事态严重，他立刻从隆宗门（军机处设在隆宗门）前往内掖觐见咸丰皇帝，1851年是清咸丰元年，此时的咸丰皇帝刚满20岁，可以说是一位少年天子，这位年轻的皇帝即位之初勤勉政事，史料记载这个时期的朝廷的朱批奏折多是出自咸丰本人，这种做法颇有他的祖辈雍正皇帝的遗风。咸丰看过广西呈上来的折子后，没有惊慌，没有惊慌倒不是因为咸丰政务经验丰富或者没心没肺，主要还是因为朝廷距离广西还很远，那种刀片架到脖子上的危机感是咸丰所感受不到的，更何况，从广西巡抚的奏折上看，拜上帝教这股乱匪似乎和之前的川陕白莲教起义和天地会、小刀会乱党并无区别，区区草寇，又何足挂齿。咸丰放下奏折，问肃顺对于此事的看法，在维稳问题上，肃顺的经验是丰富的，他告诉皇帝，这股乱匪不同一般，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咸丰皇帝看着肃顺那股认真劲儿心理活动变得很复杂，作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一股盘踞在山坳坳里的邪教组织如何能成得了气候，这是咸丰所无法理解的。他挥了挥手屏退了肃顺，君臣之间这次交流并不理想，但是咸丰也并非没有任何举动，他当天就批复了广西巡抚的奏折，指示广西各级地方政府务要加强对该股武装的监视，任何动向都需及时上报朝廷，同时命令广西的驻防八旗和绿营兵迅速往桂平集结，随时剿杀拜上帝教，当然也就止于此了，按照咸丰帝的想法，采取这些措施就足够镇压即将诞生的太平天国政权了，就此，清朝政府失去了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里的最后一次机会。
时间流转到了公元1851年1月11日，这天是洪秀全的生日，当然了，在太平天国的官方文献里，这一天被描述成上帝次子（洪秀全）的下凡纪念日，这一天，拜上帝教的全部会众齐集紫荆山的犀牛岭，在犀牛岭上的一座临时搭起的讲评台上站立着拜上帝会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等人身着黄色亚麻布长袍、头顶金属冠带，昨天还束起的满清发辫也都散开，其余的拜上帝教教徒也都类似装束，只不过他们都头裹红布而已。
金田起义开始了。
在这次集会上，洪秀全历数了清朝政府的罪恶行径，号召全中国的穷苦大众站到上帝的旗帜下，跟随拜上帝教斩除清妖，恢复中华。这种煽动性的政治口号对教徒们很有杀伤力，大家伙听得群情激奋，无不把仇恨的矛头指向清朝政府，当然，“大家伙”里面不包括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这些人，如果说按照阶级成分划分的话，洪秀全和冯云山估计可以划成富农，韦昌辉就更甭说了，这是个铁杆儿地主，户口都是黑五类那种，拜上帝教“圣库”里的第一笔圣银就是韦昌辉捐献的。以他们三人为代表的一类拜上帝教教徒很难说对清政府有多么大的仇恨，洪秀全聚众反清从实质上讲根本就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一个邪教农民政权和一个传统封建政权之间的统治权争夺战（这里其实把清政府描述为封建政权并不准确，封建政权从秦朝开始就已经不存在了，周朝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政权，这里之所以这样写只是沿袭传统称谓而已），所以抛开太平天国事业本身且不论，本人诚为那些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死去的千万百姓而叹息、为那些在这场浩劫中损坏的民族文化瑰宝而叹息。
与此同时，洪秀全宣布拜上帝教今后的正式名称是：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军事组织称为“天军”（太平军一词是坊间口耳相传的一个习惯性称谓，太平天国从未称自己的军事力量为太平军），从此，太平天国这个名称将在今后的14年的时间里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噩梦。起义当天，太平天国领导层宣布了很多纪律，这里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其中有一条纪律叫“男行女行”制度，这个制度就是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面所说的“男女别营”制度。了解过金田起义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个时期的拜上帝教教徒加入太平军时往往是举家携口一起从军，金田首义时太平军的两万军队其实夹杂了大量的随军家属，实际具有作战能力的士兵也就是一万人左右。所谓“男女别营”的意思就是说，在太平天国内部，除了洪、杨、冯、萧、韦、石和侯爵（当时还没分封）以外，其他人等必须男女分开居住以及行军，即使是夫妻、母子、父女关系亦不可，这条纪律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杜绝军中的淫乱现象，保持太平军的战斗力。客观的讲，这条纪律是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悖逆的，这条制度的创立严重冲击着正常的纲常礼法，其必定会在广大太平军将士和随军家属中产生强烈反弹，家庭是一个人身心憩息的港湾，太平军的士兵每天在刀光剑影中以命相搏，只为了那看不到边际的、所谓丰衣足食的人间小天堂，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明天的太阳，但就是面对这样艰苦的斗争环境，他们依然顽强的坚持了自己的信仰，虽然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种信仰不过是洪秀全和冯云山愚弄他们的工具而已，然而现在，在更为残酷的军事斗争开始前，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私产（上缴圣库）还不算，连自己的妻女老娘都无法日日相见，这确实是太过残忍了。以前蒙古大军远征中亚的时候，随军家属一般都居于大军营帐的正中央，这里的生活气息很浓厚，女人们在这里为自己的丈夫制作食物、浆洗缝补，战士们结束一天的征战后回到这里的营帐内，看到妻子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奶茶、手抓羊肉和奶疙瘩内心是说不出来的幸福感，这种来自家庭的幸福感让蒙古士兵很好的解除了一天的征战疲劳，使他们更明白在今后的战斗中他们是在为谁而战。写到这里我想起在电视剧《潜伏》里面吴敬中站长对属下说的那一句台词：“美国士兵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们内心都有家庭。”所以说，太平天国的男女别营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却是一个十足的败笔，我们退一万步讲，一位年轻的太平军士兵牺牲了，结果他的家人在他牺牲前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见过他，这是一种何等的人间悲剧！所以我认为：正常家庭生活的存在是保持战士战斗意志的源泉，男女别营制度作为一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军事纪律是难以维持长久的。这条纪律作为在紧张军事斗争时期的临时性规定是有着它存在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将其扩散到国家治理中、并且还长期施行的时候，它的弊端都会完全凸显出来。
金田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咸丰皇帝这次坐不住了，肃顺当时对自己说的话还历历在目，悔不当初的感觉布满了这位年轻皇帝的内心，这一次他决定派遣钦差大臣率兵赴广西平叛，接受这个使命的是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的赛尚阿（读做：e）。关于他的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中为大家详细讲述，但是，太平军的动作显然要胜过入滇镇压的清军，在结束了金田誓师之后，太平天国的两万军民在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人的指挥下沿浔江东进，攻占江口圩，然后兵锋直指武宣，并与1851年3月下旬攻占武宣，在武宣这个地方，洪秀全进行了初步的政权建设。关于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一章为大家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