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
为了能让老百姓迅速地吃饱饭，刘少奇主张“三自一包”，但在遭到毛泽东痛斥后，刘少奇又也不敢再说了。
这件事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也没有做得成。虽然仅为刘少奇的一个主张，但也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此外，刘少奇还对毛泽东当面陈述：“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璜还对芝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扒祖坟”这件事，说明刘少奇强烈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对人民的责任，有人类一般的也是最可贵的悲悯之心。
“上书”这件事，说明刘少奇强烈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历史的责任。
基于这两点，正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区别之处，也是二人的分水岭。
有了这两点，笔者认为刘少奇不朽了，毕竟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就不说了。
这件事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也没有做得成。虽然仅为刘少奇的一个主张，但也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此外，刘少奇还对毛泽东当面陈述：“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璜还对芝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扒祖坟”这件事，说明刘少奇强烈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对人民的责任，有人类一般的也是最可贵的悲悯之心。
“上书”这件事，说明刘少奇强烈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历史的责任。
基于这两点，正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区别之处，也是二人的分水岭。
有了这两点，笔者认为刘少奇不朽了，毕竟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就不说了。
十、打倒与平反的意义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搞得场面极大，其实是“曲儿小，腔儿大”，完全没必要。毛自己不也是说“只要一个小拇指就可以把你打倒”吗！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搞了一个史无前例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故意将“打倒刘少奇”这件事搞得真像“防修、反修，百年大计”似的，其实是另有其“深不可测”的用意。
刘在党政军各界根子并不很深。打倒刘少奇，其实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刘虽被轻易地打倒了，却在人心的深处却也并不很臭。
当时的一般老百姓心中主要还是诧异，都当国家主席了，怎么能说打倒就打倒？何况刘少奇跟你四、五十年了，又是你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可能这么坏吧？
但一般老百姓都还是迷信毛泽东，并不从毛泽东这一方面找原因，而从刘少奇这一方面找原因，认为是刘少奇自己不争气。
但有一个疑问是永远存在着。堂堂一个国家的主席，怎么可能是叛徒、内奸、工贼呢？要是国民党真在共产党内安插了这么大的一个内奸，老蒋怎么老吃败仗呢？
所以，老百姓可以相信刘少奇是走资派，至于“叛徒、内奸、工贼”，你就说破了天，也仍然不相信。
因此，一部分人很自然地产生对毛泽东英明程度的怀疑。不是说光焰无际、洞察一切吗？
不是说显微镜和望远镜吗？怎么大的一个“叛徒、内奸、工贼”躺在你身边四、五十年也没发现，那你还显的什么微？望的什么远呀？
要不，他就不是内奸；
要不，你就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两者必居其一。
你如不是望远镜和显微镜，那你“四个伟大”也免谈了。
刘少奇死了，毛泽东的心情相当平淡。
消息传到“菊香书屋”，正是秋意将尽时分。虽无菊可赏，却有香茶可茗。
毛泽东心情很悠哉！除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外，并没有更多的评论。
刘之死早在毛的意料之中，没有任何意外的震撼。他依然是那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如果换一个人，逼死了“三十里路老乡党，四十五年老战友”多半会扪心自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但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特殊材料，没有“过意不去”的内疚，没有“过分了”的反省，更没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良心发现。
老百姓的反应也很平淡。消息封锁与愚民政策搞得绝对好，刘少奇惨死开封这件事，老百姓长期并不知情，也没有多少人关心。即使有少数人知道了，知道也就知道了，意料中的事。这么大年纪，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死是正常的，不死也脱三层皮。
况且，文革的形势一天一个样，彭罗陆杨之后是刘邓陶，后来又有王关戚，又有杨余傅------中间还插播什么“十二月黑风”、“一月革命”、“二月逆流”------走马灯似的，一茌又一茌。
“八一八”天安门城楼上给毛带袖套的那一茌老红卫兵早就沦为“联动”、“五一六”之类的反革命，
新一茌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也早被工宣队、军宣队赶下了历史舞台。“送芒果”的闹剧都已成旧闻，新的热点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还有哪几个省没有红？
老百姓们全都应接不暇，不断地紧跟，不断地惊诧，根本来不及深思。
所以，刘少奇之死就显得太平淡了！
比起刘少奇之死的平淡，几年后的林彪之死，这才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情。
首先被震憾的就是毛泽东，这个处变不惊的伟人这一次终于“惊”着了，而且是一“惊”不起。
总以为局面始终在他手心里攒着，却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彪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与他决裂。
他一下子老去了。从得知林彪叛逃的当晚开始，毛泽东高烧不退，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其中两次缺氧昏厥。有一次毛泽东又昏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两腿发软，小便失禁，连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了毛泽东的卧室。在毛的卧床边，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四十多分钟，毛泽东这才醒过来，周恩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大权还在你的手里！”权力是最好的回魂丹和兴奋剂。
虽然大权仍然在握，但从此再也不能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
老百姓的反应与两年前对刘少奇之死的反应大不一样，全都被震憾了。
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已叛党叛国；
昨天还永远健康，今天却已抛尸于异国荒乡；
你说过那些赞扬刘少奇的话是几十年前的事，可你提拔林彪的事才是昨天。
如果说刘少奇反，刘也是反迹未露；而林彪，确是真真切切的叛国投敌。
老百姓全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这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虽然当局公布了毛泽东在七、八年前在白云黄鹤的地方写给他老婆的一封信，又传达毛在南巡途中的一系列讲话，又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搞得似乎未卜先知似的，
但这一回的骗术就好比是撒了一泡尿，这一场泼天大火，岂是几场小尿所能浇灭的，而且尿中还有助燃剂。
直至此时，全中国的一般或不一般的老百姓，这才真正开始怀疑了，思想这才开始解放了。
老百姓之所以是老百姓，他们是有常识的。乡间一个男子结了又离，离了又结，前一个你说是破鞋，后一个你又说是婊子，乡间的人就怀疑究竟谁是破鞋谁是婊子了？
林彪之死触发了全中国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怀疑毛，怀疑毛的思想，怀疑毛的行为，怀疑毛的人品。
当然，当时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仍然是体制内的。
刘少奇之死是平淡的，并没有太多了不起的意义。
刘少奇平反也是平淡的，然则其意义却大得多。
邓小平给刘少奇平反，老百姓反应也并不十分热烈，心情都是怪怪的。刘虽然平反了，但在老百姓的心中，也始终没能再香得起来。干部和群众似乎对刘都没有太好的评价和太深的感情。尤其是文革初期被刘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广大师生的心目中，毛固然不好，可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民众的心理一般都是同情弱者的。毛刘之间，刘当然是弱者，可是民众给他的同情却不多。只是又一阵惊诧：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当初说什么“铁证如山”，原来全是纸糊的。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搞得场面极大，其实是“曲儿小，腔儿大”，完全没必要。毛自己不也是说“只要一个小拇指就可以把你打倒”吗！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搞了一个史无前例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故意将“打倒刘少奇”这件事搞得真像“防修、反修，百年大计”似的，其实是另有其“深不可测”的用意。
刘在党政军各界根子并不很深。打倒刘少奇，其实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刘虽被轻易地打倒了，却在人心的深处却也并不很臭。
当时的一般老百姓心中主要还是诧异，都当国家主席了，怎么能说打倒就打倒？何况刘少奇跟你四、五十年了，又是你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可能这么坏吧？
但一般老百姓都还是迷信毛泽东，并不从毛泽东这一方面找原因，而从刘少奇这一方面找原因，认为是刘少奇自己不争气。
但有一个疑问是永远存在着。堂堂一个国家的主席，怎么可能是叛徒、内奸、工贼呢？要是国民党真在共产党内安插了这么大的一个内奸，老蒋怎么老吃败仗呢？
所以，老百姓可以相信刘少奇是走资派，至于“叛徒、内奸、工贼”，你就说破了天，也仍然不相信。
因此，一部分人很自然地产生对毛泽东英明程度的怀疑。不是说光焰无际、洞察一切吗？
不是说显微镜和望远镜吗？怎么大的一个“叛徒、内奸、工贼”躺在你身边四、五十年也没发现，那你还显的什么微？望的什么远呀？
要不，他就不是内奸；
要不，你就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两者必居其一。
你如不是望远镜和显微镜，那你“四个伟大”也免谈了。
刘少奇死了，毛泽东的心情相当平淡。
消息传到“菊香书屋”，正是秋意将尽时分。虽无菊可赏，却有香茶可茗。
毛泽东心情很悠哉！除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外，并没有更多的评论。
刘之死早在毛的意料之中，没有任何意外的震撼。他依然是那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如果换一个人，逼死了“三十里路老乡党，四十五年老战友”多半会扪心自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但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特殊材料，没有“过意不去”的内疚，没有“过分了”的反省，更没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良心发现。
老百姓的反应也很平淡。消息封锁与愚民政策搞得绝对好，刘少奇惨死开封这件事，老百姓长期并不知情，也没有多少人关心。即使有少数人知道了，知道也就知道了，意料中的事。这么大年纪，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死是正常的，不死也脱三层皮。
况且，文革的形势一天一个样，彭罗陆杨之后是刘邓陶，后来又有王关戚，又有杨余傅------中间还插播什么“十二月黑风”、“一月革命”、“二月逆流”------走马灯似的，一茌又一茌。
“八一八”天安门城楼上给毛带袖套的那一茌老红卫兵早就沦为“联动”、“五一六”之类的反革命，
新一茌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也早被工宣队、军宣队赶下了历史舞台。“送芒果”的闹剧都已成旧闻，新的热点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还有哪几个省没有红？
老百姓们全都应接不暇，不断地紧跟，不断地惊诧，根本来不及深思。
所以，刘少奇之死就显得太平淡了！
比起刘少奇之死的平淡，几年后的林彪之死，这才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情。
首先被震憾的就是毛泽东，这个处变不惊的伟人这一次终于“惊”着了，而且是一“惊”不起。
总以为局面始终在他手心里攒着，却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彪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与他决裂。
他一下子老去了。从得知林彪叛逃的当晚开始，毛泽东高烧不退，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其中两次缺氧昏厥。有一次毛泽东又昏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两腿发软，小便失禁，连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了毛泽东的卧室。在毛的卧床边，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四十多分钟，毛泽东这才醒过来，周恩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大权还在你的手里！”权力是最好的回魂丹和兴奋剂。
虽然大权仍然在握，但从此再也不能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
老百姓的反应与两年前对刘少奇之死的反应大不一样，全都被震憾了。
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已叛党叛国；
昨天还永远健康，今天却已抛尸于异国荒乡；
你说过那些赞扬刘少奇的话是几十年前的事，可你提拔林彪的事才是昨天。
如果说刘少奇反，刘也是反迹未露；而林彪，确是真真切切的叛国投敌。
老百姓全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这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虽然当局公布了毛泽东在七、八年前在白云黄鹤的地方写给他老婆的一封信，又传达毛在南巡途中的一系列讲话，又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搞得似乎未卜先知似的，
但这一回的骗术就好比是撒了一泡尿，这一场泼天大火，岂是几场小尿所能浇灭的，而且尿中还有助燃剂。
直至此时，全中国的一般或不一般的老百姓，这才真正开始怀疑了，思想这才开始解放了。
老百姓之所以是老百姓，他们是有常识的。乡间一个男子结了又离，离了又结，前一个你说是破鞋，后一个你又说是婊子，乡间的人就怀疑究竟谁是破鞋谁是婊子了？
林彪之死触发了全中国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怀疑毛，怀疑毛的思想，怀疑毛的行为，怀疑毛的人品。
当然，当时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仍然是体制内的。
刘少奇之死是平淡的，并没有太多了不起的意义。
刘少奇平反也是平淡的，然则其意义却大得多。
邓小平给刘少奇平反，老百姓反应也并不十分热烈，心情都是怪怪的。刘虽然平反了，但在老百姓的心中，也始终没能再香得起来。干部和群众似乎对刘都没有太好的评价和太深的感情。尤其是文革初期被刘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广大师生的心目中，毛固然不好，可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民众的心理一般都是同情弱者的。毛刘之间，刘当然是弱者，可是民众给他的同情却不多。只是又一阵惊诧：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当初说什么“铁证如山”，原来全是纸糊的。
邓既然上了台，就必然要走这步棋。
如果不是邓上了台，换上任何其它的人上台，刘的平反也不会那么容易。比如说让周恩来活到毛后，有一段单独执政的时期，刘哪能这么快地就被平反了？说不定还要拖十几年、几十年的，说不定连“四人帮”都不会倒的。
刘少奇的平反，真正得益的并不是死去多年的刘，而是活着的邓。
刘少奇平反的意义：
第一、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
“刘案”未平反前，文革虽已否定得很多了，可是毕竟还有一个大成绩--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案”一平，文革最后一块遮羞布撕下来了，这才彻底完蛋。十年文革没做过一件好事，一坨臭狗屎。
第二、“璜案”一翻，“邓案”随之彻底翻案。
叫了十多年的“刘邓路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了，邓也认可了，并在毛生前发誓“永不翻案”。毛既死，第三次复出的邓如入无物之阵，迅速掌握了最高权力。
但邓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如何面对自己曾经说过的那“四个字”。他不能忘，也忘不了。
邓没有取消、翻悔这“四个字”，而是通过为刘翻案巧妙地为自己翻了案。
邓之高明尽显于此。
从此，在中共历史上只有邓才是一贯正确的。
尽管，邓本人一再声明毛的错误他也有份，也说得真诚，那都是他的“伟大谦虚”和“实事求是”。
邓这人见识、能力都不错。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引领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邓领导中国十多年，中国人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起码是“过上了基本上算是人”的日子。比起毛时代，它是基本正常了，有人间烟火味了，人有活路了。
如果不是邓上了台，换上任何其它的人上台，刘的平反也不会那么容易。比如说让周恩来活到毛后，有一段单独执政的时期，刘哪能这么快地就被平反了？说不定还要拖十几年、几十年的，说不定连“四人帮”都不会倒的。
刘少奇的平反，真正得益的并不是死去多年的刘，而是活着的邓。
刘少奇平反的意义：
第一、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
“刘案”未平反前，文革虽已否定得很多了，可是毕竟还有一个大成绩--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案”一平，文革最后一块遮羞布撕下来了，这才彻底完蛋。十年文革没做过一件好事，一坨臭狗屎。
第二、“璜案”一翻，“邓案”随之彻底翻案。
叫了十多年的“刘邓路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了，邓也认可了，并在毛生前发誓“永不翻案”。毛既死，第三次复出的邓如入无物之阵，迅速掌握了最高权力。
但邓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如何面对自己曾经说过的那“四个字”。他不能忘，也忘不了。
邓没有取消、翻悔这“四个字”，而是通过为刘翻案巧妙地为自己翻了案。
邓之高明尽显于此。
从此，在中共历史上只有邓才是一贯正确的。
尽管，邓本人一再声明毛的错误他也有份，也说得真诚，那都是他的“伟大谦虚”和“实事求是”。
邓这人见识、能力都不错。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引领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邓领导中国十多年，中国人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起码是“过上了基本上算是人”的日子。比起毛时代，它是基本正常了，有人间烟火味了，人有活路了。
总的说来，在建国以后的政治经济工作中，刘少奇同志确实经常有一些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一些确实也是比毛泽东正确的主张。但是，大凡与毛泽东的主张发生冲突时，刘少奇都会很快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唯毛泽东的主张是从了。
唯独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是一个例外，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泽东不高兴的话。如：
“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
“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
“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他甚至暗示要重新考虑毛的治国方针：“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毛马上插话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地区不少。刘反驳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当天的小组讨论就像洪水开了闸，与前些天大不一样。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对大跃进政策再继续下去。激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了”。
要知道，毛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毕竟是肉身凡胎之人，即便是和尚，仍然是一具行走于人间的“孤僧”，总还有可畏惧之处。即使是在长久的战争环境及党内斗争的环境中，早就炼就了不世武功，炼成了金刚不败、百毒不浸，毕竟仍然有“软肋”，仍然有“命门”。
毛畏惧什么呢？他的“软肋”、“命门”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就是“历史”，也就是地狱之门。“无法无天”，可以“无法”，也可以“无天”，却不能“无地”。
“地”就是身后之事，就是历史的评价。
刘少奇的这些话虽然击中命门，却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种因。人们不仅要问：《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为什么一反常态，他哪来的那个胆？
1962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史称的“七千人大会”有两个主角：毛泽东与刘少奇，还有一个“第三人”：林彪。“第三人”是一个法律专用名词，用在这里颇合适。
刘少奇当然不是先知先觉者，而且他一贯唯毛泽东的马首为瞻。对于“大跃进”，刘少奇是拥护的，似乎也不是“违心”的拥护，而是想通了的那种“拥护”。毛泽东视察徐水，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去了；庐山整彭德怀，他也是相当积极的“积极分子”；“信阳事件”也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
所有这些历史上重大的左倾事件，刘的立场与观点与毛并没有什么不同。
刘与毛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毛是原创者，刘是胁从者与执行者。所有这些“祸国殃民”的臭玩意儿都是毛发明的。半年之前的刘还在支持周恩来的“反冒进”，所以说对于“大跃进”，刘既缺少那个思想基础，也没有那个地位去充当发明者。但作为毛“大跃进”的拥护者及执行者，刘是既有那个思想基础，也有那个理论水平，还有那个政治地位的。
大跃进，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甚至也是一个“推手”。“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刘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脱的责任。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查一查刘在这期间的言行就行了。
在大跃进的这几年，除了“毛主席走遍神州大地”外，刘主席也是走遍神州大地的，处处留下他的足迹，也处处留下他的话语。
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在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
“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的那个叫张国忠的县委书记告诉他，现在有些地方密植，一亩地下的小麦种子达到700至1000斤。听了这样的高烧胡话，刘将信将疑，虽然没有表扬，可也没有批评，更没有制止。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居然说：
“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再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另一场合，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夠吃了。
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也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可见在那个岁月里，“伟大领袖”脑子烧糊了，“少奇同志”脑子也同样被烧糊了。
唯独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是一个例外，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泽东不高兴的话。如：
“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
“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
“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他甚至暗示要重新考虑毛的治国方针：“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毛马上插话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地区不少。刘反驳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刘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国家主席出头，当天的小组讨论就像洪水开了闸，与前些天大不一样。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对大跃进政策再继续下去。激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了”。
要知道，毛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毕竟是肉身凡胎之人，即便是和尚，仍然是一具行走于人间的“孤僧”，总还有可畏惧之处。即使是在长久的战争环境及党内斗争的环境中，早就炼就了不世武功，炼成了金刚不败、百毒不浸，毕竟仍然有“软肋”，仍然有“命门”。
毛畏惧什么呢？他的“软肋”、“命门”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就是“历史”，也就是地狱之门。“无法无天”，可以“无法”，也可以“无天”，却不能“无地”。
“地”就是身后之事，就是历史的评价。
刘少奇的这些话虽然击中命门，却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种因。人们不仅要问：《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为什么一反常态，他哪来的那个胆？
1962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史称的“七千人大会”有两个主角：毛泽东与刘少奇，还有一个“第三人”：林彪。“第三人”是一个法律专用名词，用在这里颇合适。
刘少奇当然不是先知先觉者，而且他一贯唯毛泽东的马首为瞻。对于“大跃进”，刘少奇是拥护的，似乎也不是“违心”的拥护，而是想通了的那种“拥护”。毛泽东视察徐水，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去了；庐山整彭德怀，他也是相当积极的“积极分子”；“信阳事件”也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
所有这些历史上重大的左倾事件，刘的立场与观点与毛并没有什么不同。
刘与毛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毛是原创者，刘是胁从者与执行者。所有这些“祸国殃民”的臭玩意儿都是毛发明的。半年之前的刘还在支持周恩来的“反冒进”，所以说对于“大跃进”，刘既缺少那个思想基础，也没有那个地位去充当发明者。但作为毛“大跃进”的拥护者及执行者，刘是既有那个思想基础，也有那个理论水平，还有那个政治地位的。
大跃进，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甚至也是一个“推手”。“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刘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脱的责任。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查一查刘在这期间的言行就行了。
在大跃进的这几年，除了“毛主席走遍神州大地”外，刘主席也是走遍神州大地的，处处留下他的足迹，也处处留下他的话语。
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在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
“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的那个叫张国忠的县委书记告诉他，现在有些地方密植，一亩地下的小麦种子达到700至1000斤。听了这样的高烧胡话，刘将信将疑，虽然没有表扬，可也没有批评，更没有制止。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居然说：
“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再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另一场合，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夠吃了。
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也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可见在那个岁月里，“伟大领袖”脑子烧糊了，“少奇同志”脑子也同样被烧糊了。
从人物性格上分析，刘少奇虽然是跟着毛左做左事，有时却经常表现比毛泽东还要左。但是由于“大跃进”毕竟不是刘的原创，所以他转弯起来也比较快。
杨的访谈中举了这样一个小例子。早在59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和邓子恢上厕所的时候，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没想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的破坏力这么大。这说明刘少奇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也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笔者认为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毛搞“调查研究”也是以身作则的，他将身边的秘书悉数派了下农村，他在上面听汇报，做总结。
刘当然不能落后。广州会议后，刘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
刘的权威毕竟非毛能比，他没有那么多的秘书好派，只好亲自下乡，带了老婆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一行三人，轻车简从，一杆子扎到底，一下就下了44天。
刘是当年的七常委中，潜得最深、最基层、时间最长的唯一人。
笔者认为：这44天的下乡调查是刘少奇后半生甚至是一生中最绚丽的篇章。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讲这些故事前，先将笔者花了颇多时间整理的刘少奇下乡44天的日程表拿出来与各位分享。
1961年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日程表
1、4月1日：从广州到长沙后，召集工作组开会，硏究调查内容和方法，确定与地方合起来组成工作队，刘说：下去以后你们不要再叫我主席、首长或少奇同志，只叫我刘队长。
2、4月2日上午：听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汇报。
下午3时左右，从袁家岭中共湖南省委招待所出发，座驾为一辆草绿色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
原计划第一站是老家宁乡。
3、4月2日：临时改变计划，在离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住下来。
这是因为听说附近有一处号称万头猪场的院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车察看里面没几头猪。为了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
刘少奇在王家湾万头猪场的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走访农民，听取汇报，查看生产。
4、4月8日午后：刘少奇告别王家湾，赴韶山。
途经老家，没有下车，让汽车在老家门前绕了一圈，然后朝韶山开去。
当晚住在韶山。
5、4月9日上午：在韶山听取胡乔木汇报，
下午去长沙。
6、4月11日：毛泽东也从广州来到长沙，下榻在省委院内的蓉园1号楼。
当晚，刘到毛的住处汇报了他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的初步情况。
7、4月12日：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大队进行调查。经湖南省委的推荐，选择了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自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1961年第４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先进事迹的文章。其中说：“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１３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
在刘少奇来之前，胡乔木曾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已经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4月12日到30日：刘在天华蹲点调查18天，和干部群众座谈15次。座谈会记录175页，共10多万字！
8、4月12日：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天华大队，住在大队部办公的地方王家塘生产队两间低矮潮湿的土砖青瓦平房里。
9、4月13日：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开座谈会，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
刘讲完话后，彭梅秀第一个发言，于是下面的发言全与他们的彭书记雷同。
10、4月14日：上午，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
下午，主持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座谈会。
11、4月15日：刘决定不用社队干部陪同，带秘书径直到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考察。
上午，察看了施家冲食堂。
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8名社员座谈，老中青、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
杨的访谈中举了这样一个小例子。早在59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和邓子恢上厕所的时候，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没想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的破坏力这么大。这说明刘少奇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也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笔者认为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毛搞“调查研究”也是以身作则的，他将身边的秘书悉数派了下农村，他在上面听汇报，做总结。
刘当然不能落后。广州会议后，刘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
刘的权威毕竟非毛能比，他没有那么多的秘书好派，只好亲自下乡，带了老婆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一行三人，轻车简从，一杆子扎到底，一下就下了44天。
刘是当年的七常委中，潜得最深、最基层、时间最长的唯一人。
笔者认为：这44天的下乡调查是刘少奇后半生甚至是一生中最绚丽的篇章。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讲这些故事前，先将笔者花了颇多时间整理的刘少奇下乡44天的日程表拿出来与各位分享。
1961年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日程表
1、4月1日：从广州到长沙后，召集工作组开会，硏究调查内容和方法，确定与地方合起来组成工作队，刘说：下去以后你们不要再叫我主席、首长或少奇同志，只叫我刘队长。
2、4月2日上午：听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汇报。
下午3时左右，从袁家岭中共湖南省委招待所出发，座驾为一辆草绿色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
原计划第一站是老家宁乡。
3、4月2日：临时改变计划，在离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住下来。
这是因为听说附近有一处号称万头猪场的院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车察看里面没几头猪。为了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
刘少奇在王家湾万头猪场的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走访农民，听取汇报，查看生产。
4、4月8日午后：刘少奇告别王家湾，赴韶山。
途经老家，没有下车，让汽车在老家门前绕了一圈，然后朝韶山开去。
当晚住在韶山。
5、4月9日上午：在韶山听取胡乔木汇报，
下午去长沙。
6、4月11日：毛泽东也从广州来到长沙，下榻在省委院内的蓉园1号楼。
当晚，刘到毛的住处汇报了他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的初步情况。
7、4月12日：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大队进行调查。经湖南省委的推荐，选择了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自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1961年第４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先进事迹的文章。其中说：“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１３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
在刘少奇来之前，胡乔木曾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已经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4月12日到30日：刘在天华蹲点调查18天，和干部群众座谈15次。座谈会记录175页，共10多万字！
8、4月12日：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天华大队，住在大队部办公的地方王家塘生产队两间低矮潮湿的土砖青瓦平房里。
9、4月13日：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开座谈会，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
刘讲完话后，彭梅秀第一个发言，于是下面的发言全与他们的彭书记雷同。
10、4月14日：上午，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
下午，主持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座谈会。
11、4月15日：刘决定不用社队干部陪同，带秘书径直到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考察。
上午，察看了施家冲食堂。
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8名社员座谈，老中青、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
刘给男社员每人递一根“大前门”烟，王光美给每一位社员倒上一杯茶。
为了不因座谈影响生产队生产，刘令中央调查组的十几个人帮这些社员搞了两个半天的劳动。
座谈会后，刘又仔细考察了天华大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继续走家串户，进行个别访问，先后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
12、4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出席会议并讲话，主要谈食堂问题。
13、4月18日：刘约见天华大队原党总支副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下台干部段树成谈话，了解情况。此举引起彭梅秀公开不满。
14、4月19日：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
随后几天，多次听取中央调查组汇报，并就食堂等问题交换意见。
15、4月22日：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在关于农村食堂问题上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大队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16、4月26日，回长沙接见外宾
17、4月27日，中央调查组就天华大队房屋情况和处理意见写了一份报告。
刘少奇对这个方案很重视，致信张平化。接到刘指示的当天，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的报告转发全省。
18、4月30日、在天华的调查就要告一段落。
上午、召集中央调查组开会安排下一步工作；告诉调查组要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去掉恩赐观点。
下午、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
当晚、又召集天华大队部分干部谈话。希望他们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共同把天华大队搞好。他嘱咐大队干部和群众，“一定要把天华大队建设成为真正的红旗大队”。
随后，乘车离开天华。
19、5月1日，刘少奇在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
并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他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
20、5月3日：傍晚，回到22岁前离开的老家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他没有住公社事先准备好的房子，而是一头住进了自己家的老房子。
回老家是他调研的最后一站。
21、5月4日：他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22、5月5日：晚上，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刘还亲自探望了很多浮肿病人，
23、5月7日上午：刘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
下午，召集炭子冲的干部、社员代表在旧居的横堂屋里召开座谈会，向父老乡亲道歉。
24、5月8日：刘来到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发现家里的坛子有盐无油。
姐姐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总要给人家饭吃呀！”
外甥女鲁新秀告诉刘说：“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
为了不因座谈影响生产队生产，刘令中央调查组的十几个人帮这些社员搞了两个半天的劳动。
座谈会后，刘又仔细考察了天华大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继续走家串户，进行个别访问，先后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
12、4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出席会议并讲话，主要谈食堂问题。
13、4月18日：刘约见天华大队原党总支副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下台干部段树成谈话，了解情况。此举引起彭梅秀公开不满。
14、4月19日：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
随后几天，多次听取中央调查组汇报，并就食堂等问题交换意见。
15、4月22日：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在关于农村食堂问题上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大队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16、4月26日，回长沙接见外宾
17、4月27日，中央调查组就天华大队房屋情况和处理意见写了一份报告。
刘少奇对这个方案很重视，致信张平化。接到刘指示的当天，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的报告转发全省。
18、4月30日、在天华的调查就要告一段落。
上午、召集中央调查组开会安排下一步工作；告诉调查组要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去掉恩赐观点。
下午、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
当晚、又召集天华大队部分干部谈话。希望他们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共同把天华大队搞好。他嘱咐大队干部和群众，“一定要把天华大队建设成为真正的红旗大队”。
随后，乘车离开天华。
19、5月1日，刘少奇在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
并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他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
20、5月3日：傍晚，回到22岁前离开的老家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他没有住公社事先准备好的房子，而是一头住进了自己家的老房子。
回老家是他调研的最后一站。
21、5月4日：他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22、5月5日：晚上，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刘还亲自探望了很多浮肿病人，
23、5月7日上午：刘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
下午，召集炭子冲的干部、社员代表在旧居的横堂屋里召开座谈会，向父老乡亲道歉。
24、5月8日：刘来到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发现家里的坛子有盐无油。
姐姐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总要给人家饭吃呀！”
外甥女鲁新秀告诉刘说：“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
25、5月9日：下午，刘和夫人王光美，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强和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大型土坝工程之一的黄材水库。
26、5月10日至12日：刘少奇在宁乡县城住了三天，查处几起冤案和老百姓给中央写信为什么被多次扣压的问题，解决供销社干部和工作人员搞特殊化的问题。
27、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26、5月10日至12日：刘少奇在宁乡县城住了三天，查处几起冤案和老百姓给中央写信为什么被多次扣压的问题，解决供销社干部和工作人员搞特殊化的问题。
27、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刘少奇农村调查的故事
1、轻车简从
头天电话通知湖南省委，第二天刘少奇就到了长沙。湖南省委讨论接待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
2、调配车辆：省委安排一辆那时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
3、伙食：专门从宾馆抽调一位技艺高超的名厨主理。
4、生活用具：另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
按国家主席的身份，这些安排实在都不过分，况刘已63岁，且有严重的双肩肩周炎。
刘少奇一概予以谢绝。刘说：“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我们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
随行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给县委打电话“打招呼”，也被制止了。刘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眼下不是讲排场的时候，我下乡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日常工作，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李瑞山同志也不要陪同了。更不要什么席梦思、大沙发，那样会闹大笑话。”“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找人个别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还说：“回家乡调查是个好办法，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情况。”
2、国家主席与夫人在猪场住了六天六夜
刘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木板床。工作人员铺床时竟一时找不到铺床的稻草。渔米之乡的湖南连找几捧稻草都费劲。
刘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
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
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住在大队部办公地方的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干部们觉得让国家主席住这样的地方，十分不安，刘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
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3、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
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到这个王家湾“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随后在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里的干部对社员们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说瞎话，所以一捞家常，那些老农民们什么话都说了。说起“万头猪场”没有猪，老乡们说人吃不饱了，那有粮食去喂猪；猪都吃不饱，也就不怀崽了。那个妇女也一样，就是两个乳房都瘪了。
“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成为困难时期的生动描述。
4、挖野菜的妇女说起瞎话来训练有素
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是吃不饱的农民，到处都是说瞎话的干部。
权力的力量实在太伟大，说瞎话的干部不仅有力量不让吃不饱的农民外出逃荒，甚至还能训练农民与他们一起编排瞎话。
有一次，刘少奇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儿童，正在地里挖野菜。
于是问一位少妇：“家里还有粮食吃吗？”
少妇回答：“有，粮食多得吃不完。”
又问：“为什么还挖野菜吃？”
答：“换换口味。”她训练有素、撒谎老练、面不改色。
一个大字不识几箩筐的农村妇女竟被训练到如此程度，可见基层干部们弄虚作假、装神弄鬼的本领该多大？
5、拨开小孩子拉的粪，看里面有没有粮食？
刘到天华大队后的一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后面的山坡上到处转一转，看见有一堆粪。刘找了一根树棍子将粪挑了开来看了一阵，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堆粪，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总将吃的东西，都让小孩子吃。在粮食够吃的时候，就可以从粪里看到粮食，比如老玉米啊什么的吃了的话，它可以从大便里看得到。结果一点都没有，就是几根粗纤维，所以晓得这个里边，粮食很缺。
笔者感叹：人的嘴有说假话的功能，所好人的屁眼还不具备这种功能啊！
1、轻车简从
头天电话通知湖南省委，第二天刘少奇就到了长沙。湖南省委讨论接待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
2、调配车辆：省委安排一辆那时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
3、伙食：专门从宾馆抽调一位技艺高超的名厨主理。
4、生活用具：另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
按国家主席的身份，这些安排实在都不过分，况刘已63岁，且有严重的双肩肩周炎。
刘少奇一概予以谢绝。刘说：“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我们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
随行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给县委打电话“打招呼”，也被制止了。刘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眼下不是讲排场的时候，我下乡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日常工作，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李瑞山同志也不要陪同了。更不要什么席梦思、大沙发，那样会闹大笑话。”“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找人个别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还说：“回家乡调查是个好办法，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情况。”
2、国家主席与夫人在猪场住了六天六夜
刘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木板床。工作人员铺床时竟一时找不到铺床的稻草。渔米之乡的湖南连找几捧稻草都费劲。
刘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
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
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住在大队部办公地方的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干部们觉得让国家主席住这样的地方，十分不安，刘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
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3、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
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到这个王家湾“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随后在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里的干部对社员们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说瞎话，所以一捞家常，那些老农民们什么话都说了。说起“万头猪场”没有猪，老乡们说人吃不饱了，那有粮食去喂猪；猪都吃不饱，也就不怀崽了。那个妇女也一样，就是两个乳房都瘪了。
“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成为困难时期的生动描述。
4、挖野菜的妇女说起瞎话来训练有素
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是吃不饱的农民，到处都是说瞎话的干部。
权力的力量实在太伟大，说瞎话的干部不仅有力量不让吃不饱的农民外出逃荒，甚至还能训练农民与他们一起编排瞎话。
有一次，刘少奇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儿童，正在地里挖野菜。
于是问一位少妇：“家里还有粮食吃吗？”
少妇回答：“有，粮食多得吃不完。”
又问：“为什么还挖野菜吃？”
答：“换换口味。”她训练有素、撒谎老练、面不改色。
一个大字不识几箩筐的农村妇女竟被训练到如此程度，可见基层干部们弄虚作假、装神弄鬼的本领该多大？
5、拨开小孩子拉的粪，看里面有没有粮食？
刘到天华大队后的一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后面的山坡上到处转一转，看见有一堆粪。刘找了一根树棍子将粪挑了开来看了一阵，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堆粪，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总将吃的东西，都让小孩子吃。在粮食够吃的时候，就可以从粪里看到粮食，比如老玉米啊什么的吃了的话，它可以从大便里看得到。结果一点都没有，就是几根粗纤维，所以晓得这个里边，粮食很缺。
笔者感叹：人的嘴有说假话的功能，所好人的屁眼还不具备这种功能啊！
6、到天华大队后开的第一次干部会，听不到一句实话
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的重点是长沙县的天华大队，他在天华一共呆了18天。
这里是当时湖南全省最先进、最好的地方，由省委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点。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全国“三八红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刚刚登了一篇介绍彭梅秀及天华大队的文章，吹嘘这里的农民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但是，刘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天华这样最好的地方也没有饭吃，也吃不饱，每一顿饭只有二两六钱三毫，三两米都不到。
刘在天华的调查一开始非常不顺利。到天华的第二天召开干部会，刘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座谈会上，刘出了一些题目，如公共食堂问题、分配问题、粮食问题、社员住房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
作为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彭梅秀自以为是，瞒上压下，是一个绝对女强人。她事先早已召开了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干群嘴巴。彭本人对刘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矢口不谈全大队1000多人中有100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
刘少奇的官比彭梅秀高出十八级，但县官不如现官。你刘主席官儿再大，你不是还得走吗？你走了后，咱们不是还得听彭书记的吗？老百姓都是这样一种心理，所以彭的封锁就很效，干部们居然对刘主席全都不肯讲实话。干部们还是按习惯讲形势大好，刘听得实在不耐烦，就向大家作揖，恳切地说：“我给大家敬礼了。请大家给我讲点真实情况，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了，妇女小孩都在地里挖野菜，连树皮都剥光了。而你们还在这里吹牛，对得起老乡吗？”干部们只是个个低头，仍然不说话。刘见此便叫散了会，第一炮没打响。
7、刘少奇亲自给农民点上烟，王光美亲自给农民倒上茶，这才开了一次成功的座谈会：
4月15日，刘少奇拒绝了社队干部的陪同，直接到施家冲生产队。上午，他仔细察看了生产队的食堂，下午请来在田里干活的八位社员，老、中、青和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刘给男社员们每人递上一根大前门香烟，王光美给每人端上一杯清茶。
刘说：“今天请你们来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请大家讲讲真心话。”说完，刘摘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丝，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说：“我怕耽误影响你们的工作，就让随我来的同志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今天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你们半天。”
社员们开始都很紧张，有一位老农民紧张得把香烟掉到了地上，刘去帮他捡起来，又用火柴重新给点上，并请他发言。社员们终于感动了，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饱；肚子不饱，懒得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愿积极；技术高低不分，不愿积极。平均主义，做事难得来劲，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大家一起住不好，冲田、山边、远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没有杂粮。”“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吃得饱，现在住一起，这些东西绝了种，饿肚皮。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好……”
刘终于开了一次成功的座谈会。后来他开会就用这个办法：脱帽，鞠躬、递烟、端茶，这个主席当得真窝囊。
8、大队总支书记隔窗漫骂：刘胡子，我不怕你。
刘在天华的头几天都没有听到干部们说实话，后来得知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因为与彭有分歧，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月18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来。段树成向他谈了许多情况，说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100人。他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
刘对段树成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要他以后参加大队干部会，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会上讲出来。
彭梅秀听说刘找了她的政治对立面谈话，终于沉不住气了。她站在路上骂人，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叫骂刘：“刘胡子，你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你……”
刘觉得彭是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刘没有计较彭。
这件事使刘深感“了解真实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多次讲：“她骂我‘刘胡子’，其实我没有胡子，她是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9、小学生写标语：“我们饿肚皮，全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10岁学生萧伏良，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吃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还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电线杆上。“案子”很快就破了，定性为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
其实，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已经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案破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
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笑着拉到身边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呀？”
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刘少奇听罢笑了起来，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的重点是长沙县的天华大队，他在天华一共呆了18天。
这里是当时湖南全省最先进、最好的地方，由省委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点。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全国“三八红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刚刚登了一篇介绍彭梅秀及天华大队的文章，吹嘘这里的农民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但是，刘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天华这样最好的地方也没有饭吃，也吃不饱，每一顿饭只有二两六钱三毫，三两米都不到。
刘在天华的调查一开始非常不顺利。到天华的第二天召开干部会，刘亲自主持会议，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参加。座谈会上，刘出了一些题目，如公共食堂问题、分配问题、粮食问题、社员住房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
作为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彭梅秀自以为是，瞒上压下，是一个绝对女强人。她事先早已召开了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干群嘴巴。彭本人对刘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矢口不谈全大队1000多人中有100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
刘少奇的官比彭梅秀高出十八级，但县官不如现官。你刘主席官儿再大，你不是还得走吗？你走了后，咱们不是还得听彭书记的吗？老百姓都是这样一种心理，所以彭的封锁就很效，干部们居然对刘主席全都不肯讲实话。干部们还是按习惯讲形势大好，刘听得实在不耐烦，就向大家作揖，恳切地说：“我给大家敬礼了。请大家给我讲点真实情况，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了，妇女小孩都在地里挖野菜，连树皮都剥光了。而你们还在这里吹牛，对得起老乡吗？”干部们只是个个低头，仍然不说话。刘见此便叫散了会，第一炮没打响。
7、刘少奇亲自给农民点上烟，王光美亲自给农民倒上茶，这才开了一次成功的座谈会：
4月15日，刘少奇拒绝了社队干部的陪同，直接到施家冲生产队。上午，他仔细察看了生产队的食堂，下午请来在田里干活的八位社员，老、中、青和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刘给男社员们每人递上一根大前门香烟，王光美给每人端上一杯清茶。
刘说：“今天请你们来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请大家讲讲真心话。”说完，刘摘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丝，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说：“我怕耽误影响你们的工作，就让随我来的同志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今天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你们半天。”
社员们开始都很紧张，有一位老农民紧张得把香烟掉到了地上，刘去帮他捡起来，又用火柴重新给点上，并请他发言。社员们终于感动了，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饱；肚子不饱，懒得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愿积极；技术高低不分，不愿积极。平均主义，做事难得来劲，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大家一起住不好，冲田、山边、远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没有杂粮。”“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吃得饱，现在住一起，这些东西绝了种，饿肚皮。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好……”
刘终于开了一次成功的座谈会。后来他开会就用这个办法：脱帽，鞠躬、递烟、端茶，这个主席当得真窝囊。
8、大队总支书记隔窗漫骂：刘胡子，我不怕你。
刘在天华的头几天都没有听到干部们说实话，后来得知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因为与彭有分歧，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月18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来。段树成向他谈了许多情况，说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100人。他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
刘对段树成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要他以后参加大队干部会，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会上讲出来。
彭梅秀听说刘找了她的政治对立面谈话，终于沉不住气了。她站在路上骂人，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叫骂刘：“刘胡子，你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你……”
刘觉得彭是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刘没有计较彭。
这件事使刘深感“了解真实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多次讲：“她骂我‘刘胡子’，其实我没有胡子，她是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9、小学生写标语：“我们饿肚皮，全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10岁学生萧伏良，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吃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还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电线杆上。“案子”很快就破了，定性为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
其实，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已经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案破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
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笑着拉到身边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呀？”
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刘少奇听罢笑了起来，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10、一切从实际出发，可“实际”是假的
当时的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刘看到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52斤（笔者注：应为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中国妇女》刊登的文章更把天华大队及总支书记彭梅秀说得花儿一般。
调查开始时，由于彭的威势，干部们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封锁情况，刘听不到一句实话。但刘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妇女月经不调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亲自到农民家里做说服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
大队的粮食产量，经核实，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笔者注：产量虚报了48万斤，但国家征购的32万斤这个数却不会少，所以只剩下40万斤，人均只有337斤了。这个数字很可能仍有假。）
4月22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感慨地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11、果断解散公共食堂
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实在是一个猪脑子的主意。
只要有一般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其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它连农民做饭的权利都剥夺了，断绝了农民最后一条生路。
可是，当年毛却将此看成是农村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农村必须坚守的共产主义阵地。解散食堂虽然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也是各级干部的一块心病。可是碍于毛的权威，从中央到地方，谁也不敢提出解散食堂。谁要想解散农村食堂，就必须先过毛泽东这一关；谁要解散食堂，就必须得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风险。
当年，敢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也只有刘少奇。即使是刘，他也是犹豫再三、谨慎再四，他知道拂逆了毛意思风险有多大，代价有多大。
尽管如此，刘还是做了这件事。
刘少奇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据说，这是全国第一个解散公共食堂的大队。
12、1961年，刘少奇为农民制定的小康目标
刘少奇在基本解决了天华大队的迫切问题后，同时对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
“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
这个“十个一”目标何等好啊，太实在了，也太诱人了。
它的提出也反映了刘少奇是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
这是五十年前刘少奇为中国农民提出的“小康目标”。
如果五十年前就按刘的主张做，中国老百姓早就过上了好日子。
从毛的角度看，刘真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啊！
毛为什么不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呢？没有道理啊？古今中外也没有一个统治者不肯让自己的臣民过好日子的啊！
13、当主席的弟弟给姐姐带了五斤米
5月8日：刘少奇来到赵家冲，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没见面的亲姐姐（六姐）刘绍德。
主席弟弟带的礼物是：五斤米，两斤白糖，两斤饼干，九个咸蛋。
主席弟弟说：姐姐：你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你每餐加一把米吧。
主席的姐姐说：老弟啊，你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呢，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这五斤米，我又到哪里找你呢？
主席弟弟也无语。
当时的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刘看到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52斤（笔者注：应为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中国妇女》刊登的文章更把天华大队及总支书记彭梅秀说得花儿一般。
调查开始时，由于彭的威势，干部们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封锁情况，刘听不到一句实话。但刘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妇女月经不调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亲自到农民家里做说服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
大队的粮食产量，经核实，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笔者注：产量虚报了48万斤，但国家征购的32万斤这个数却不会少，所以只剩下40万斤，人均只有337斤了。这个数字很可能仍有假。）
4月22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感慨地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11、果断解散公共食堂
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实在是一个猪脑子的主意。
只要有一般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其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它连农民做饭的权利都剥夺了，断绝了农民最后一条生路。
可是，当年毛却将此看成是农村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农村必须坚守的共产主义阵地。解散食堂虽然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也是各级干部的一块心病。可是碍于毛的权威，从中央到地方，谁也不敢提出解散食堂。谁要想解散农村食堂，就必须先过毛泽东这一关；谁要解散食堂，就必须得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风险。
当年，敢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也只有刘少奇。即使是刘，他也是犹豫再三、谨慎再四，他知道拂逆了毛意思风险有多大，代价有多大。
尽管如此，刘还是做了这件事。
刘少奇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据说，这是全国第一个解散公共食堂的大队。
12、1961年，刘少奇为农民制定的小康目标
刘少奇在基本解决了天华大队的迫切问题后，同时对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
“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
这个“十个一”目标何等好啊，太实在了，也太诱人了。
它的提出也反映了刘少奇是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
这是五十年前刘少奇为中国农民提出的“小康目标”。
如果五十年前就按刘的主张做，中国老百姓早就过上了好日子。
从毛的角度看，刘真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啊！
毛为什么不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呢？没有道理啊？古今中外也没有一个统治者不肯让自己的臣民过好日子的啊！
13、当主席的弟弟给姐姐带了五斤米
5月8日：刘少奇来到赵家冲，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没见面的亲姐姐（六姐）刘绍德。
主席弟弟带的礼物是：五斤米，两斤白糖，两斤饼干，九个咸蛋。
主席弟弟说：姐姐：你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你每餐加一把米吧。
主席的姐姐说：老弟啊，你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呢，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这五斤米，我又到哪里找你呢？
主席弟弟也无语。
14、“三分成绩、七分错误”的由来
5月4日，刘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他们聊得很亲热。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5月5日，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小学同班同学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就陪着刘在田野里走啊走啊，围着这个田埂走到了安湖塘边。
刘说：“李桂生啊，这个安湖塘现在还是半塘水呢。你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还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一年天旱，这个塘底干了，全部干了，可以晒谷。”
李桂生插话说：就“那样大旱，每年还收两三担谷子。”
刘问：“去年塘水全干了吧？”
“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李桂生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点影响，不是主要原因。我讲直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李还说：“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醍醐灌顶，从此就扎根在了刘的脑子里。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王的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绝。
15、发了“扒我的祖坟”的毒誓
刘赶上了一次农民集会。在集会上，刘先向大家一鞠躬，说：“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你们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党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会上，一位老农谈了当前生产问题和生活困难之后说：“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你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
刘不禁落了泪，激动地说：“谢谢你们说了真话！”
“扪心自问，我们作为领导人再不拯救老百姓，再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实在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16、数字
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
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
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
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
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
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
这样的调查方式，使刘少奇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17、结语
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所以，才有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放胆一搏。
5月4日，刘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他们聊得很亲热。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5月5日，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小学同班同学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就陪着刘在田野里走啊走啊，围着这个田埂走到了安湖塘边。
刘说：“李桂生啊，这个安湖塘现在还是半塘水呢。你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还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一年天旱，这个塘底干了，全部干了，可以晒谷。”
李桂生插话说：就“那样大旱，每年还收两三担谷子。”
刘问：“去年塘水全干了吧？”
“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李桂生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点影响，不是主要原因。我讲直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李还说：“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醍醐灌顶，从此就扎根在了刘的脑子里。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王的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绝。
15、发了“扒我的祖坟”的毒誓
刘赶上了一次农民集会。在集会上，刘先向大家一鞠躬，说：“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你们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党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会上，一位老农谈了当前生产问题和生活困难之后说：“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你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
刘不禁落了泪，激动地说：“谢谢你们说了真话！”
“扪心自问，我们作为领导人再不拯救老百姓，再不让他们忍饥挨饿，实在愧对人民，愧对子孙后代。”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16、数字
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
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
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
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
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
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
这样的调查方式，使刘少奇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
17、结语
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所以，才有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放胆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