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至1959年期间，中国摄影界假照片、假新闻层出不穷。新闻摄影界在时代的局限与桎梏中，所展示的荣耀与羞耻，一直持续，直到至今。
摄影讲究客观、真实。然而，20世纪50年代，却是中国新闻摄影“笔底生花”的时期——孩童嬉戏于稻谷而稻杆不折，姑娘舞于棉朵之上如飞翔云端。新闻摄影被赋予“宣传工具”的功能。一时间，假照片、假新闻风生水起，浮夸之风盛行。
1956年3月，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这个当时摄影界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拍摄现场作一样技术性的调整，比如会议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杂乱，或者在画面中太突出，在不影响会议进行的情况下，对它们略加整理，这是允许的。”
显然，他并没有说明“技术性调整”“略加整理”与虚构、摆布的界限在哪儿。于是，这几个新概念，在当年的新闻摄影界引起混乱。这年7月下旬，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带着自己的孩子及另外一位住在同一大院内文字记者的孩子，一起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北京北海公园，拍摄出租儿童车的新闻照片。当天，杜修贤虽也拍摄了其他游人租车的场面，但发稿时却发了一张以这两个孩子为“模特儿”的照片。
分社领导在签发杜拍摄的照片时，以这样做无疑是“摆布”为由，把照片扣了下来。但同时，也有一批杜修贤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便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
有关此事的讨论一直进行到这一年年底，也因此引发了新闻摄影业内更多“丑闻”曝光。同年底，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文字记者艾丁曝出，记者陆轲在包头拍摄的《包兰铁路昆独仑河大桥架桥》的图片，铁路附近的牛羊群本来是没有的。为了显示大桥修筑在内蒙古草原上，才要求放牧人把牛羊赶到铁路附近来。另外，艾丁还举了个例子：曾有位记者，拍照时让一位妇女去绣一双已绣好的绣花鞋。
也在同年年底，新华社吉林分社杜雪印、胥志诚、田建之分别给北京总社写来文章指出，为了“走在试制汽车文字消息的前面”，记者袁芩的《第一汽车厂试制解放牌汽车》一图，在拍摄时把“解放牌”汽车的外壳罩在了苏联产的“古斯”车上，这样，外表看起来就像国产的“解放牌”汽车。同时指出，另一张“在发动机车间，检查员郑国秀和王凤芝正在用空气测量仪检查发动机上的部件活塞”的照片，拍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检查台上没有一个活塞，因为早就检查过了。为了拍照，重新让工人们把活塞摆在检查台上。而且，10多个活塞只有两三个是国产的，其余都是苏联造的，为了不使苏联活塞上的俄文拍出来，就把有俄文的一面转到背面去。为了使画面生动一些，又从另一个检查台叫来一个女检查员共同参加检查。
那张被后人称作“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出现在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一组照片——一颗早稻大“卫星”，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麻溪河乡建国一社那块亩产3万斤的“天下第一田”。其中一幅照片，四个孩子站在生长着的稻穗上。照片文字说明是：这块高产田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
没多久，那块亩产3万斤的“天下第一田”被揭露出来，竟完全是个假典型。它是把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水稻并到一个稻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只有几分地。从上面俯瞰，它是层层叠叠的，但其实根本不是，整个都倒伏了，所以，孩子可以站在上面。然而，在此假典型东窗事发前，新闻界很多人，都纷纷摸仿、跟风，施放着照片“卫星”。在丰收的田野上，不断涌现奇迹：稻穗上能放鸡蛋；紧接着，十六七岁的姑娘盘坐在稻穗上，竟对稻穗没有多大的影响；之后，稻穗上站着三个胖胖的小孩；不几天，一张产量6万斤的“卫星”田照片上，稳稳当当地站着13个青年，登峰造极。
身处这样的摄影大环境，这种“摆拍”之风愈演愈烈。有时，就连国家领导人身边的“红色摄影师”，也免不了脱俗，要对图片“组织加工”一番。原新华社记者，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师吕厚民，就曾回忆自己如何为主席“导演策划”照片岀笼。
庐山会议期间，吕厚民发现毛泽东每次去会议室参加会议，都要路过一个大厅。吕便找来工作人员商量，在大厅的墙壁上挂上一幅世界地图，因为毛泽东平日喜欢看地图。不出所料，第二天，毛泽东路过时，便停下脚步专注地看起来。于是在一旁的吕厚民完成了这幅《毛泽东看世界地图》的著名照片。
“摆拍”、剪辑荒诞、虚假的这种照片，以后在文革时期，也曾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于天安门城楼接见、检阅红卫兵的新闻照片中，竟然使用张冠李戴的“换头”手法，蒙骗读者与群众。至于用这种拙劣的手法拍摄的照片，是否出于某种地缘政治的需要，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的普及，重新在哪些国际、国内的场合，冒天下之大不韪，故伎重演，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容不得半点沙子，其真相必然众所周知，终将大白于天下。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总之，此风不可再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