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抗战第一人陈独秀
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4日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谴责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建立反日联合阵线，“民众立刻自动武装起来”...... 10月1日针对驻美大使颜惠庆的讲活，撰文《抗日救国和赤化》和《对于现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坚定的战争》。是月，尹宽、宋敬修、蒋振东被捕入狱，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又陷于瘫痪。
1931年12月5日陈独秀创办铅印的《热潮》周刊，并题刊头。发刊词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的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帐的热潮，……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至次年一二八抗战，共出了7期。 陈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文章12篇。还有“时事短评”102篇。彭述之以“南冠”笔名，刘仁静以“胡年”笔名撰文反蒋抗日。 1931年12月20日以“顽石”为笔名撰文《“一二一七”与“三一八”》，就珍珠桥惨案，愤怒声讨蒋介石政府，揭露汪精卫替下野的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指出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
1932年1月1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罗汉共同署名，致信中共中央，提议“合作抗日”。
陈独秀被捕后，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8期以《不幸而言中，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为标题，报导抨击陈独秀要求晋谒蒋介石的消息。一一你们不了解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在城市的“托派”和在农村的红军，二者虽然共同目标一致，但水火不容。
1932年10月15日反蒋抗日旗手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当时报纸称此事为“自清共以来巨案也”。19日，自知死期的陈独秀从上海被押往南京，在火车上鼾然大睡，处危不惊，被传为佳话。亲自部署抓捕陈独秀案的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回忆：陈独秀被捕之后，经过正常手续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不错，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他完全不像排挤他的那些共产党徒那样甘心出卖自己的祖国而以苏俄为祖国。他在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所有这些，使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多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而踏上纯正的民族主义道路。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他虽然坚决反对效忠于苏俄的中共党徒的卖国罪行，但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一九一九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个态度。我们为了尊重他的信仰，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坐着宁静的读书生活。这一段生活，为他以后的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他指出他的思想变迁，是经过这五、六年沉思苦想的结果……陈独秀被捕之后，托洛斯基派在中国的活动从此解体。此事我做得是否算好，现在想来实很怀疑，因为我在无意中替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替他剪除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他就减少一个“内部之忧。
1932年11月30日陈独秀致函高语罕：“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潘君”“潘女士”即潘兰珍。
1933年陈独秀经公开审判后判刑入狱，罪名是危害民国。“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政府，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陈独秀《自撰辩诉状》
10月30日时为四川大学教授的吴虞夜半四点作诗《寄陈独秀狱中》，其中“尽知大胆如王雅，何必高文似马卿”，王雅是北周大将，曾与周战东魏于邙山，被周叹曰：“王雅举身悉是胆也！”。马卿即司马相如。
陈独秀在狱中得知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时，据濮清泉回忆他“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首先第一杯祭奠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牺牲的先烈，接着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把酒洒在地上，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七七事变后，陈独秀拒绝悔过出狱，在《申报》未曾刊载陈独秀之文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料我之罪证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乱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以非吾人今曰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
八月廿五日
1931年12月5日陈独秀创办铅印的《热潮》周刊，并题刊头。发刊词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的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帐的热潮，……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至次年一二八抗战，共出了7期。 陈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文章12篇。还有“时事短评”102篇。彭述之以“南冠”笔名，刘仁静以“胡年”笔名撰文反蒋抗日。 1931年12月20日以“顽石”为笔名撰文《“一二一七”与“三一八”》，就珍珠桥惨案，愤怒声讨蒋介石政府，揭露汪精卫替下野的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指出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
1932年1月1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罗汉共同署名，致信中共中央，提议“合作抗日”。
陈独秀被捕后，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8期以《不幸而言中，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为标题，报导抨击陈独秀要求晋谒蒋介石的消息。一一你们不了解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在城市的“托派”和在农村的红军，二者虽然共同目标一致，但水火不容。
1932年10月15日反蒋抗日旗手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当时报纸称此事为“自清共以来巨案也”。19日，自知死期的陈独秀从上海被押往南京，在火车上鼾然大睡，处危不惊，被传为佳话。亲自部署抓捕陈独秀案的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回忆：陈独秀被捕之后，经过正常手续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不错，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他完全不像排挤他的那些共产党徒那样甘心出卖自己的祖国而以苏俄为祖国。他在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所有这些，使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多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而踏上纯正的民族主义道路。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他虽然坚决反对效忠于苏俄的中共党徒的卖国罪行，但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一九一九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个态度。我们为了尊重他的信仰，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坐着宁静的读书生活。这一段生活，为他以后的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他指出他的思想变迁，是经过这五、六年沉思苦想的结果……陈独秀被捕之后，托洛斯基派在中国的活动从此解体。此事我做得是否算好，现在想来实很怀疑，因为我在无意中替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替他剪除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他就减少一个“内部之忧。
1932年11月30日陈独秀致函高语罕：“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潘君”“潘女士”即潘兰珍。
1933年陈独秀经公开审判后判刑入狱，罪名是危害民国。“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政府，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陈独秀《自撰辩诉状》
10月30日时为四川大学教授的吴虞夜半四点作诗《寄陈独秀狱中》，其中“尽知大胆如王雅，何必高文似马卿”，王雅是北周大将，曾与周战东魏于邙山，被周叹曰：“王雅举身悉是胆也！”。马卿即司马相如。
陈独秀在狱中得知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时，据濮清泉回忆他“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首先第一杯祭奠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牺牲的先烈，接着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把酒洒在地上，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七七事变后，陈独秀拒绝悔过出狱，在《申报》未曾刊载陈独秀之文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料我之罪证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乱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以非吾人今曰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
八月廿五日
十四年抗战第一人和改革开放的先驱陈独秀：陈独秀在1938年提出的“二次革命论”，其实质是邓小平理论，那年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提出“抗战建国”的口号。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对吴稚晖说：中国革命还有20年就能够成功。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莫斯科读书的蒋经国发表声明：与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西安事变后，蒋经国才回到中国。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作悼诗骂陈是阿Q，是跳梁小丑，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陈“思想极高明”和“对社会有功”。吴稚晖骂陈独秀是阿Q：
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
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
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陈独秀题刘海粟孤松图。狱中陈独秀送汪原放两张条屏：一张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表示在孤独中保持节气。一张是含意深刻的题字：“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也
改陈寅恪咏红豆
东山葱岭意悠悠：东山即太湖东山，葱岭在今帕米尔高原，传说周穆王西游途经之地。
谁访金陵第一流：中山陵在金陵，陈独秀在狱中作组诗《金粉泪》56首，金粉泪就是南京泪，讽刺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
送客筵前花中酒，
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君曼千金笑，君曼即高君曼。
终剩哲民万古愁。 哲民即陈鹤年，陈独秀和高君曼之子，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灰劫江津红豆在，
相思五五待今酬。五五即五四五卅，陈独秀一生戴了十个莫须有的帽子。
姚依林曾经是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东山葱岭意悠悠：东山即太湖东山，葱岭在今帕米尔高原，传说周穆王西游途经之地。
谁访金陵第一流：中山陵在金陵，陈独秀在狱中作组诗《金粉泪》56首，金粉泪就是南京泪，讽刺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
送客筵前花中酒，
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君曼千金笑，君曼即高君曼。
终剩哲民万古愁。 哲民即陈鹤年，陈独秀和高君曼之子，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灰劫江津红豆在，
相思五五待今酬。五五即五四五卅，陈独秀一生戴了十个莫须有的帽子。
姚依林曾经是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仲子锁麟 2018-02-23 04:16:15
改陈寅恪咏红豆
东山葱岭意悠悠：东山即太湖东山，葱岭在今帕米尔高原，传说周穆王西游途经之地。
谁访金陵第一流：中山陵在金陵，陈独秀在狱中作组诗《金粉泪》56首，金粉泪就是南京泪，讽刺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
送客筵前花中酒，
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君曼千金笑，君曼即高君曼。
终剩哲民万古愁。 哲民即陈鹤年，陈独秀和高君曼之子，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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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陈寅恪咏红豆
东山葱岭意悠悠：东山即太湖东山，葱岭在今帕米尔高原，传说周穆王西游途经之地。
谁访金陵第一流：中山陵在金陵，陈独秀在狱中作组诗《金粉泪》56首，金粉泪就是南京泪，讽刺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君曼千金笑，君曼即高君曼。
终剩哲民万古愁。 哲民即陈鹤年，陈独秀和高君曼之子，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灰劫子美红豆在，相思江津待今酬。
陈子美在文革时偷渡到香港，后到美国。
改陈寅恪咏红豆
东山葱岭意悠悠：东山即太湖东山，葱岭在今帕米尔高原，传说周穆王西游途经之地。
谁访金陵第一流：中山陵在金陵，陈独秀在狱中作组诗《金粉泪》56首，金粉泪就是南京泪，讽刺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
送客筵前花中酒，
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君曼千金笑，君曼即高君曼。
终剩哲民万古愁。 哲民即陈鹤年，陈独秀和高君曼之子，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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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陈寅恪咏红豆
东山葱岭意悠悠：东山即太湖东山，葱岭在今帕米尔高原，传说周穆王西游途经之地。
谁访金陵第一流：中山陵在金陵，陈独秀在狱中作组诗《金粉泪》56首，金粉泪就是南京泪，讽刺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君曼千金笑，君曼即高君曼。
终剩哲民万古愁。 哲民即陈鹤年，陈独秀和高君曼之子，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灰劫子美红豆在，相思江津待今酬。
陈子美在文革时偷渡到香港，后到美国。
徐志摩眼中的陈独秀 “适之起立为介绍，则仲甫也。彼坐我对面，我谛视其貌，发甚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尤异者则其鼻梁之峻直，歧如眉脊，线条分明，若近代表现派仿非洲艺术所雕铜像，异相也。”（1923年10月16日）
20世纪初最美男神是陈独秀
20世纪初最美男神是陈独秀
陈独秀给北大作了注解，北大校徽据说是鲁迅设计的。陈独秀给鲁迅在《新青年》五篇小说作了注解。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五篇小说《狂人日记》、《风波》、《示众》、《药》、《孔乙已》也寓意陈独秀的一生……
台大的傅斯年给北大陈独秀作了注解：台大校园“傅钟”下面的铭文中刻有傅斯年生前名言，“1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现在台大每天上下课时，傅钟仍会敲响21下。
台大的傅斯年给北大陈独秀作了注解：台大校园“傅钟”下面的铭文中刻有傅斯年生前名言，“1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现在台大每天上下课时，傅钟仍会敲响21下。
1920年建党与党早期前5届领导人总书记陈独秀
党是在1920年建立的，陈独秀作《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党召开了一大。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成为其党刊。
此外，还办了《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首任校长杨明斋。
总之，1920年在上海渔阳里已完成了建党的五大任务，各项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已集中了很多人。
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刘少奇等都在党校学习，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党校还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其中最著名的是邓小平和蒋经国。
现在苏联档案解密了，从档案1920——1925卷中（第一集31页），我们可以看到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开始即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局并列），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
当时已明确5位领导核心，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对这段历史，当事人有许多回忆材料。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初的材料。
其中写道：“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
施复亮（施存统）的回忆：“1920年6月间，筹备成立了共产党。起草党纲十多条，我抄了一份送日本。”
张太雷在1921年写给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组织成立的。”整个中共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
次年，1921年7月，党召开“一大”，代表为13人，共产国际的代表2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有：
一、大会是在7月23日开始的，所谓“七一”是因为战时无法核实，毛泽东钦定的时间；
二、会议刚开始集中，有租界的巡捕闯进来，国际的代表马林通知大家立即转移，在这儿没有再开下去；
三、代表们到渔阳里那儿讨论如何进行下去，周佛海（后来变成汉奸）建议去杭州西湖；李达还是决定去嘉兴南湖，认为那儿比较安静。他的夫人王会悟的娘家在那儿，有方便。王会悟在上海也负责安排一大的会务工作。名为会晤，谐音是巧合。
四、重要的是毛泽东出席“一大”。这不仅后来赋予了一大伟大意义，还使一大会址成为革命圣地了。
实际上是1920年建党之后，党安排了一大，并不是召开了一大才建了党。虽然一大也很重要，但作为建党的标志是勉强的。
主要的建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专门从苏联来建党的维经斯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当时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建党的会议，因为建党的工作一年前1920年早就做好了。
维经斯基是联共中央派来的，他走了以后，经费一度中断，活动不得不停止。
马林是共产国际又派来的，召开中共一大是他的伟大业绩。在一天的会上，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是代表国际居高临下作指示，批评：“你们花了这么多钱，工作成绩太差！”
陈独秀是个硬汉子，他为此拒绝和马林见面。陈独秀说‘我们花得并不多，大量是你们任意挥霍了’，要求马林认错，否则拒不见面。
斯大林当时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中心，中共弱小，他说：“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一时中共多数同志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但只有遵命。
陈独秀代表中共一再上书。斯大林恼火，予以批评，仍然以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支持蒋介石。
陈独秀申请一些枪支武装工农，被拒绝。陈独秀忍无可忍，发出《告全党同志书》。第一句就说：“我们错误地执行了斯大林小集团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共产国际认为陈独秀这是反党行动，陈独秀被撤销职务、开除出党。
陈独秀写给党的《告别信》中说：“我知道我的这一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不说这些话，他们还会用我。但在服从组织和坚持真理之间，我只有选择后者。”这说明中共总书记所处的地位和他个人的政治品格。
陈独秀因为公然反对右倾路线被开除，而随后右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却让他来背黑锅。
国际代表鲍罗廷，指示陈独秀的接班人瞿秋白说：“责任只能由陈独秀负责，这要顾全大局。”
瞿秋白只好照办。但在他去世前留下的文字《多余的话》中，对此反应出无比歉疚、忏悔的心情，所谓挽救了自己的灵魂。
陈独秀在1921年和1922年两次在上海被捕——1927年3月22日作为政治家和革命领袖的陈独秀只有一天，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在莫斯科读书的蒋经国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公然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路线，这本是中共的光荣一页，反映出民族的浩然正气。
党是在1920年建立的，陈独秀作《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党召开了一大。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成为其党刊。
此外，还办了《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首任校长杨明斋。
总之，1920年在上海渔阳里已完成了建党的五大任务，各项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已集中了很多人。
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刘少奇等都在党校学习，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党校还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其中最著名的是邓小平和蒋经国。
现在苏联档案解密了，从档案1920——1925卷中（第一集31页），我们可以看到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开始即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局并列），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
当时已明确5位领导核心，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对这段历史，当事人有许多回忆材料。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初的材料。
其中写道：“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
施复亮（施存统）的回忆：“1920年6月间，筹备成立了共产党。起草党纲十多条，我抄了一份送日本。”
张太雷在1921年写给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组织成立的。”整个中共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
次年，1921年7月，党召开“一大”，代表为13人，共产国际的代表2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有：
一、大会是在7月23日开始的，所谓“七一”是因为战时无法核实，毛泽东钦定的时间；
二、会议刚开始集中，有租界的巡捕闯进来，国际的代表马林通知大家立即转移，在这儿没有再开下去；
三、代表们到渔阳里那儿讨论如何进行下去，周佛海（后来变成汉奸）建议去杭州西湖；李达还是决定去嘉兴南湖，认为那儿比较安静。他的夫人王会悟的娘家在那儿，有方便。王会悟在上海也负责安排一大的会务工作。名为会晤，谐音是巧合。
四、重要的是毛泽东出席“一大”。这不仅后来赋予了一大伟大意义，还使一大会址成为革命圣地了。
实际上是1920年建党之后，党安排了一大，并不是召开了一大才建了党。虽然一大也很重要，但作为建党的标志是勉强的。
主要的建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专门从苏联来建党的维经斯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当时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建党的会议，因为建党的工作一年前1920年早就做好了。
维经斯基是联共中央派来的，他走了以后，经费一度中断，活动不得不停止。
马林是共产国际又派来的，召开中共一大是他的伟大业绩。在一天的会上，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是代表国际居高临下作指示，批评：“你们花了这么多钱，工作成绩太差！”
陈独秀是个硬汉子，他为此拒绝和马林见面。陈独秀说‘我们花得并不多，大量是你们任意挥霍了’，要求马林认错，否则拒不见面。
斯大林当时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中心，中共弱小，他说：“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一时中共多数同志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但只有遵命。
陈独秀代表中共一再上书。斯大林恼火，予以批评，仍然以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支持蒋介石。
陈独秀申请一些枪支武装工农，被拒绝。陈独秀忍无可忍，发出《告全党同志书》。第一句就说：“我们错误地执行了斯大林小集团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共产国际认为陈独秀这是反党行动，陈独秀被撤销职务、开除出党。
陈独秀写给党的《告别信》中说：“我知道我的这一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不说这些话，他们还会用我。但在服从组织和坚持真理之间，我只有选择后者。”这说明中共总书记所处的地位和他个人的政治品格。
陈独秀因为公然反对右倾路线被开除，而随后右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却让他来背黑锅。
国际代表鲍罗廷，指示陈独秀的接班人瞿秋白说：“责任只能由陈独秀负责，这要顾全大局。”
瞿秋白只好照办。但在他去世前留下的文字《多余的话》中，对此反应出无比歉疚、忏悔的心情，所谓挽救了自己的灵魂。
陈独秀在1921年和1922年两次在上海被捕——1927年3月22日作为政治家和革命领袖的陈独秀只有一天，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在莫斯科读书的蒋经国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公然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路线，这本是中共的光荣一页，反映出民族的浩然正气。
给大家普及一下历史常识：1949年前有两个共产党，一个是毛泽东的共产党，一个是彭述之的共产党，毛彭都是湖南人，后来的马英九和宋楚瑜也是湖南人。毛彭马宋，四个湖南人！
既然俄统编历史教材把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统称为“1917年俄国大革命”，那么，中国的“五四”“五卅”“一二九”也统称为中国大革命，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大革命的分水岭。1917年陈独秀掀起中国的启蒙运动~~1937年8月陈独秀拒绝悔过出狱。二十年的中国大革命：五四五卅一二九。
既然俄统编历史教材把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统称为“1917年俄国大革命”，那么，中国大革命从“五四”到“一二九”，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大革命的分水岭。
引用唐宝林的话：在农村的红军和在城市的陈独秀，目标都是反国民党，但二者水火不容。在农村的共产党，简称农共（首领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长征之后农共首领毛泽东）。在城市的共产党，简称城共（首领陈独秀）。在1952年12月22日在大陆上正式取缔城共。
据亲自部署抓捕陈独秀案的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回忆：陈独秀被捕之后，经过正常手续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不错，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他完全不像排挤他的那些共产党徒那样甘心出卖自己的祖国而以苏俄为祖国。他在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所有这些，使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多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而踏上纯正的民族主义道路。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他虽然坚决反对效忠于苏俄的中共党徒的卖国罪行，但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一九一九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个态度。我们为了尊重他的信仰，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坐着宁静的读书生活。这一段生活，为他以后的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他指出他的思想变迁，是经过这五、六年沉思苦想的结果……陈独秀被捕之后，托洛斯基派在中国的活动从此解体。此事我做得是否算好，现在想来实很怀疑，因为我在无意中替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替他剪除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他就减少一个“内部之忧。
引用唐宝林的话：在农村的红军和在城市的陈独秀，目标都是反国民党，但二者水火不容。在农村的共产党，简称农共（首领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长征之后农共首领毛泽东）。在城市的共产党，简称城共（首领陈独秀）。在1952年12月22日在大陆上正式取缔城共。
据亲自部署抓捕陈独秀案的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回忆：陈独秀被捕之后，经过正常手续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不错，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他完全不像排挤他的那些共产党徒那样甘心出卖自己的祖国而以苏俄为祖国。他在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所有这些，使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多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而踏上纯正的民族主义道路。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他虽然坚决反对效忠于苏俄的中共党徒的卖国罪行，但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一九一九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个态度。我们为了尊重他的信仰，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坐着宁静的读书生活。这一段生活，为他以后的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他指出他的思想变迁，是经过这五、六年沉思苦想的结果……陈独秀被捕之后，托洛斯基派在中国的活动从此解体。此事我做得是否算好，现在想来实很怀疑，因为我在无意中替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替他剪除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他就减少一个“内部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