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喜欢写乱世，倒不是因为心理阴暗，满脑子的谋略算计、勾心斗角，只是觉得乱世比较有趣而已。
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综合作用。乱世的趣味，在于偶然性占优。一个不经意的人、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可能就会改变历史的走向。相对于治世而言，乱世的这种“蝴蝶效应”似乎更为明显。
大乱以致大治，其实有一定道理。乱世的趣味，更在于核心不是战乱，而是“转型”。从根源上说，“转型”实则是新旧两股社会力量激烈较量的总爆发。
这样的“大转型”，就古代中国而言，累计有三次。
春秋战国算第一次，是地主经济（集权制）与奴隶经济（分封制）的较量，一直延续到秦末的楚汉之争，前后五百六十多年（前770年～前207年，包括秦国短暂统一的最后十四年），终于以大汉统一天下、地主经济（集权制）胜出而谢幕，但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完全定型。
严格来讲，东汉崩盘后的三国鼎立是“例行公事”的改朝换代，只是因为存在力量均势，耗时较长而已，不属于“大转型”，两晋之后的南北朝才能算第二次。
与上一次不同，南北朝的“转型”发生在地主经济内部，是世袭门阀士族与新生士族的较量，其间又掺杂了汉族与北方异族的相互排斥，历时约一百七十年（420年～589年）。最终，隋朝实现了统一，世袭门阀逐渐衰落，科举制应运而生，汉族与北方异族也走上了大融合的道路。
最后一次“大转型”介于唐、宋之间，历史上称之为“五代十国”。
五代，指的是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的五个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在中原政权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南方相继或者同时地出现了前蜀、后蜀、楚、吴、闽、吴越、南汉、荆南、南唐九个政权，加上北方的北汉，并称为“十国”。除此之外，还有岐、燕、赵、北平等“半割据”政权，以及雄踞东北的契丹（947年改称辽国）。
五代十国，说它是谜一样的乱世，似乎一点也不夸张。因为这次历史性的“转型”实在太大，令人唏嘘不已。
往大了说，纵观中国古代史，由汉至唐是汉族征服异族的历史，由宋至清是异族征服汉族的历史，汉族为什么会“乾坤大挪移”、变主动为被动呢？
往小了说，大唐威服四方，穷兵黩武打造硬身板，劳民伤财自掘坟墓；大宋止步幽云，闷声不响创建软实力，科技文化颇有建树。两个格格不入、风格迥异的王朝，是通过什么样的桥梁连接在一起的？
再往小了说，文人的写作风格也“与时俱进”，唐诗风光不再，宋词取而代之，这又是什么情况？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气势恢弘的分裂乱世，严格来说，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掐指算来只有五十多年（907年～960年）。即使追本溯源，从唐懿宗继位、唐朝初现崩盘征兆，再到尘埃完全落定，宋朝吞并北汉、实现国家统一，满打满算也只有短短一百二十年（859年～979年）。
弹指之间、沧海桑田，这段似乎被遗忘的尘封乱世，一定相当精彩！

残唐篇
第一章 内忧外患
※ 那个名落孙山的人
大唐咸通年间，长安城人头攒动，时不时会冒出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夷。这个堪称世界第一的都市虽然略显破落，却依然不失“万国来朝”的盛世气象。
又是一年科考时节，一大群人正围着榜单，像使尽了全身力气一般，脖子伸得老长，苦苦寻找着自己的名字。黑压压的人群里，不断有人钻出来，振臂而呼；也有人喜极而涕，不知所措地立在原地。更多的人，则是扼腕叹息、暗自神伤。
天色渐暗，人群三三两两地散去，热闹的场面逐渐恢复了宁静。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眉头紧锁，颜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躁。他攥紧着双手，牙齿不停地磨动，脸颊也跟着起起伏伏。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又是一个名落孙山的读书人，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第几次落第，其实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楚，自己考了多少次。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硕壮的身躯终于被两只脚拖回了客栈。他依旧面色凝重，手指的关节捏得咔咔作响。独自坐了一会，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走到桌前，提笔蘸墨，龙飞凤舞了一番，方才心满意足地欣赏起自己的大作来。
这个人即兴而作的，是一直流传到今世、近乎耳熟能详的一首诗：
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看了这首诗，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名落孙山的人姓甚名谁了。不错！他便是英明神武、霸气十足、为大唐王朝敲响丧钟的一代枭雄——黄巢！

黄巢（?—884），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生于盐商之家，父亲叫周宗旦。
怪哉！黄巢为什么不跟着他爹姓周呢？其实周宗旦本姓黄，过继给舅舅之后改的姓。过继的目的是为亲娘舅这一门承继香火，偏偏周宗旦做得绝，“起点站”成了“终点站”。轮到自己儿子的时候，又把本姓改回来了，也不知道九泉之下的亲娘舅会不会气得坟头冒黑烟。
黄家自祖上就以卖盐为生，相当有钱（世鬻盐，富于货）。据史料记载，黄巢在少年时期就武功了得、初通文墨，还搜罗了一群小马仔。（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关于草民黄巢早期的记录，正史仅此而已。
史官如此“敷衍了事”，跟同样是一介草民、出身还不如黄巢的朱元璋比起来，可真是太寒碜了。这也容易理解，老朱昨天还是“贼”呢，今天变皇上了，然后一群人添油加醋地八卦，满屋放光、当孩子王、杀地主家牛犊吃，不一而足。老朱自己也挺配合，以“皇陵碑”的名义深情回忆了自己的“造反人生”，讲当年多么悲惨、如何求生，诸如此类。所以，朱重八早期的经历是比较完整的。
黄巢同学确实比较悲催，反造了、帝称了，但别人还没来得及八卦，自己先挂了。后来的史官，根本没材料、没功夫、没兴趣、没必要，在一个“贼”身上扯闲篇。
什么叫“成王败寇”？这就是！
想了解黄巢早期的经历，正史是没指望了，只有看野史。黄巢毕竟算个“知名人物”，应该还不至于沦落到“零八卦”的地步。
野史方面，确实有些收获。南宋有一位文人叫张端义，写了一部《贵耳集》，其中有些故事与黄巢有关。
据扯，周宗旦跟一位老翁以“菊花”为题对“联诗”，就是你说上一句、我接下一句那种，《红楼梦》里的公子小姐们经常玩。老翁要么是年纪不饶人，要么是水平实在不济，轮到自己的时候，突然就卡那儿了（思索未至）。
“联诗”最忌讳的就是冷场，别人都是出口成章，至少也是七步成句，就你一个时辰憋出七个字儿来，那就没劲了。
老翁有点尴尬，时年五岁的黄巢替他解了围，脱口便是两句：“堪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
话音刚落，周宗旦举手就要给他几巴掌，老翁身手敏捷，赶紧把小黄巢拉到自己身后躲着。周宗旦没打成，嘴里依旧不依不饶地骂道：“你个小兔崽子，狂什么狂，信不信老子削死你！”
老翁毕竟是客人，有必要打打圆场，说这孩子虽然不知轻重，倒也有些文采，不妨让他再赋一首。小黄巢听得此言，没等周宗旦发话，更来劲了，随口便是一首：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则故事附会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目的是很明确的，无非想告诉大家——黄巢自小锋芒毕露，绝非池中物！

话说回来，无论志向多么远大，少年黄巢唯一的选择，是跟着他爹卖盐。时光流逝，身在殷富之家的黄巢，始终不忘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话怎么听都是欠抽，穷得光剩钱、瘦得只剩胸，还想要什么命运？但是，在黄巢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理解。
封建社会的等级相当森严，基本顺序是士、农、工、商。有能耐的做官，有土地的务农，有手艺的做工，最没人品、没出息的才做生意，也就比丐帮强点儿。商人的钱再多，也是大家眼里的“下三滥”，连混混都不如，上哪儿说理去？
黄巢的抑郁不止于此，商人是政治上的“最底层”，内部也还有高低之分。根据交易的对象，商人大致可以分成四个等级：
第一，皇家供应商；
第二，政府供应商；
第三，普通商人；
第四，非法商人。
黄巢属于哪一等呢？很不幸，最后一位！
这就悲催了，卖盐又不是卖摇头丸，怎么成了非法商人呢？
——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顾名思义，盐和铁只能由政府经营，贾谊著名的《盐铁论》说的就是这事。这一政策始于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改革，后来几经存废，其基本规律是：朝廷财政宽松时，政府放开市场，改为征税制；财政吃紧时，政府又收回来继续官营。
唐朝初期，盐、铁实行征税制，经“安史之乱”，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朝廷又捡回了盐业官营（铁业继续实行征税制）。
盐是官营的，所以任何私营都属非法！
贩私盐属于非法，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偷税。当然，这不能全怪人家私盐贩子，国家根本就没这税种，怎么交？
作为一个“逍遥法外”的私盐贩子，黄巢期盼“洗白”的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什么途径呢？很多！他可以做合法生意，也可以学门手艺，或者直接扛着锄头去种地，当然还可以参加科考。
对于有点文化基础的黄巢而言，不用动脑子都能想到该走哪条路。边赚钱、边读书、边考试，考中了变商为官，要钱有的是，考不中继续贩盐，钱也不少拿。
黄巢很有信心，但科举无情，说不行就不行，屡试也不行。黄巢终于怒了：爷不考了！咱走着瞧！等爷杀进长安城，再找你们算总账！
话是这样说的，诗也是这样写的，但黄巢此时的实际行动是：卷起铺盖回老家，继续贩私盐。
造反？犯不着！说句气话你也信？

※ 惹不起的私盐贩子
尽管黄巢目前不想造反，但私盐贩子早晚是会捅娄子的，具体流程分为三步：
第一步，私盐贩子羽翼渐丰。
贩私盐风险大但收益高，市场稳定、旱涝保收。官府供应吃紧时，还能抬高物价牟取暴利，有能耐、没出路的人都趋之若鹜，从而发家致富。
第二步，官府定点清除。
最乐于看到私盐贩子发达的，不是贩子本人，而是官府。——商人赚再多的钱，最后都是为官府打工。
对于合法商人，官府想敲竹杠，总要千方百计地找点借口。毕竟“奉旨明抢”那是后来的事，朝廷目前还没有堕落到那个地步。搞得不好，容易激起民怨，破坏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
非法商人就不一样了，抓的就是你！
当然，这跟“养猪膘”是一个道理，杀猪得讲“火候”。私盐贩子刚出道，“涉案金额”太低，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看都不看你一眼。
等你家资殷实，又碰巧官府缺钱的时候，“定点清除”就开始了。
第三步，私盐贩子揭竿而起。
官府翻了脸，私盐贩子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既然是非法生意，贩子们通常都组建了自己的“民间武装”，虽然制服不统一（有的也有统一的工作服）、兵器低劣（以菜刀、棍子、锄头为主），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战斗力相当惊人。

当黄巢还在埋头读书、憧憬金榜题名的时候，已经有私盐贩子走完了“三部曲”，宣布起义！
这场起义发生在大中十三年（859年）。“大中”是唐宣宗李忱的年号，实际在位的则是唐懿宗李漼。按照惯例，新皇帝在继位的次年改元，李漼是这一年的八月即位的，还没到改元的时候。
这年十二月，浙江剡县（今浙江嵊州）人裘甫（一名仇甫）为了抵抗官府对私盐贩子的“定点清除”，通过动员、串联，集结了一百余人，在象州（今浙江象山）发动“武装大游行”，以实际行动对新皇帝继位表示“坚决拥护”和“热烈欢迎”！
一百号人在偏远的小地方作乱，李漼根本就看不上眼，但浙东观察使郑祗德不敢耽搁，眼皮子底下这群“刁民”，真的不是闹着玩儿的！
郑祗德第一时间调官军围剿，可浙东的官军实在是烂泥糊不上墙。
先说数量。经“安史之乱”后，朝廷吸取了教训，屡次削藩、裁军，特别是江南地区，官军还没有衙门里的老鼠多。郑祗德堂堂浙东观察使（一级行政区长官，级别低于节度使），满打满算，兵力不足三百人。
再说质量。江南和平日久，官军喝酒逛窑子是家常便饭，唯独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兵器更是锈迹斑斑。（人不习战，甲兵朽钝）
这群“兵油子”显然指望不上，郑祗德赶紧派人招募新兵。征兵的军官难得风光一把，四处吃拿卡要、受贿徇私，结果弄了一堆老弱病残回来，还不如“兵油子”呢！
郑祗德带着一群连“匪”都不如的乌合之众去“剿匪”，结果被“匪”揍得七荤八素。裘甫的队伍连下数县，官军在剡县桐柏山大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咸通元年（860年）正月，裘甫率部攻占剡县，开仓放粮、招募兵士，起义军很快便发展到数千人。

桐柏山一战，郑祗德被打成了“光杆司令”，只得向邻近的地区求援。
既然浙东的官军是这副熊样，其他地方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大家还是很乐意帮忙的。当然，“短工”不能白打，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先得把条件谈好。
郑祗德下了血本，军费超支达十三倍，终于把犹感不足的援兵请来了。郑祗德还在冥思苦想，将来怎么向朝廷交待这笔帐，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诸将领率援军浩浩荡荡开进浙东，等到要开打的时候，花花肠子又来了。有的说旧病复发，没病的故意从马上摔下来，一群人非病即伤，挺那儿了。——反正这忙是帮不上了，你自个想辙吧！
倒是有几个肯出战的，但开出了新的条件：老郑，钱是赏给士兵的，我这官位得先说好，提几级？
碰到这群货色，郑祗德只能忍气吞声，到处求神拜佛、好言相劝，总算凑了点人马，给起义军来一个“三路合围”。
郑祗德第二次围剿的结果是“三溪大捷”，不过不是官军大捷，而是裘甫的起义军大捷。援军被揍得差不多全军覆没，纷纷痛骂老郑“害人不浅”。起义军乘胜扩张，发展到三万多人，声震中原。

浙东打成这个样子，李漼想不关注也不行了。
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将屡战屡败的郑祗德就地免职，召回长安，贬为太子宾客。接着，任命原安南经略使王式为浙东观察使。
经太监同意（这个前提很重要！），李漼调忠武、义成、淮南等地官军数万人，由王式统一指挥，开赴浙东“剿匪”。
什么情况？调兵还需要太监同意？
你没看错，晚唐就是这样的政治格局。此时的太监需要做很多工作，文的方面有照料皇家财产（宫殿、内库）、“掌枢密”（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武的方面有担任监军使、统领禁军（左、右神策军）。
除此之外，太监还负责皇帝的废立事宜，这个比较给力！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的时候数过，“唐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这在封建王朝中绝无仅有。
总之，晚唐的太监非常重要！
王式在李漼面前死缠烂打，终于得到太监的首肯，各路官军调来了。但是，官军都是一群什么货色，阅历丰富的王式比郑祗德拎得清。——靠这些人“剿贼”？还不如回家抱孙子呢！
官军就是这副熊样，但王式敢接这个烫手山芋，必然是心中有谱的。他确实看不上几万官军，但看中了江淮地区的一群流放犯。
这可不是一般的流放犯，而是唐朝跟回鹘、吐蕃打仗缴获的战俘。这些人别的本事没有，就会打仗，特别善于骑兵作战。
朝廷欣然应允王式的请示，只要能尽快“剿贼”，别说流放犯了，你把死人刨出来打仗都没问题，能赢就行！
王式果然不负厚望，以当地数千民间武装为先导、回鹘与吐蕃数千骑兵为前锋、数万官军为后盾，对裘甫起义军发起大规模围剿攻势。
郑祗德的“剿匪经验”证明，兵多未必管用，而王式显然要聪明得多。郑祗德只会被动“剿匪”，王式却知道这些“匪”是怎么来的。
有问题不可怕，首先得找到方法，两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值得注意：
——搞清楚问题产生的机理，等于解决了一半；
——问题分解到不可分之时，问题便迎刃而解。
根据这两条规律，我们替王式分析一下，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跟政府作对？
问题产生的机理，前面说了，导火索是对私盐贩子的“定点清除”。也就是说，如果废除“定点清除”的政策，对手势必会面临瓦解。但是，私盐贩子毕竟是非法的，纵容非法，普天下就会依葫芦画瓢，因此这个口子不能开。
问题如何分解呢？裘甫的起义军有几万人，并不都是私盐贩子及其马仔。大多数人响应裘甫起义，症结在于三个字：饭憋慌。——饿得前胸贴后背，看到别人闹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起个哄，混口饱饭吃。
因此，要想瓦解裘甫的起义军，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开仓放粮！既然有饭吃，谁还冒险拼命？
王式的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起义军开始有些摇摇欲坠了。裘甫相当着急，就召集几名将领商议。
在这次议题严肃、气氛活跃的“饮谈会”（边喝边谈）上，两名将领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将起义军分为两拨，一路北上长江下游、一路南下福建，占据整个东南地区，切断朝廷的财赋来源。
第二个方案与之相反，采取全面收缩的方式，将兵力集中在海岸线附近，依托海岛坚持长期斗争。
一个主张“大踏步前进”，一个主张“大踏步后退”，让拍板的裘甫犯了难。前进吧，纯属痴人说梦；后退吧，实在于心不甘。
最终，裘甫还是拍了板——再议！（醉矣，明日议之）
电影《三毛从军记》有一段经典旁白：再议，就是再议论议论，再研究研究，再商量商量，再权衡权衡，再比较比较，再考虑考虑，再观察观察，再看看，再想想，再等等……
对于裘甫起义军而言，再议的含义并不复杂，就是GAME OVER！咸通元年（860年）六月，处于明显劣势的起义军陷入重围，裘甫等将领在突围中被俘，两个月后在长安被处死。

※ 难缠的对手
裘甫领导的起义声势浩大，是否对山东的“同行”黄巢有所触动呢？
种种迹象来看，没有！从裘甫起义，到遭到镇压，黄巢都忙于贩卖私盐、复习考试，浙江出了什么事，跟他无关。
李漼不可能像黄巢那样置身事外，毕竟江南是财赋重地，朝廷想有饭吃，就不能坐视不管。半年时间，王式便成功镇压裘甫，登基伊始的李漼乐了：原来“剿贼”如此易如反掌！
李漼乐了半年，就被一记闷棍打得眼冒金星。十二月，安南交趾城（今越南河内）传来紧急军情——南诏犯境！
浙东，不过是一群有勇无谋的“刁民”。南诏，才是真正难缠的对手！
南诏的地盘包括今天的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区。这个地方原来有六个诏（“诏”是蛮语“王”的意思，代指王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建立了南诏国，这是西南第一个统一王朝，也是西南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没有之一。
南诏的西面是吐蕃，北面是大唐的西川（今四川中西部），东面是大唐的安南（直接领土，不是属国）。
建国初期，南诏曾配合唐朝收拾吐蕃。随着大唐国运衰颓，南诏也改变国策，公开与大唐为敌，成为继吐蕃之后，唐朝西南边境的又一大患。
南诏首先劫掠的是西川地区，而且掠上了瘾，常年不绝。蜀人流传着一种说法：“西戎尚可，南蛮残我”。也就是说，南诏比吐蕃还野蛮。到了唐文宗时期，李德裕担任剑南节度使，勤政爱民、整备边境，南诏基本上无机可乘。
西川巩固了，安南却出了纰漏。唐宣宗时候，担任安南经略使的是李琢。这个人，既贪婪又严酷，想方设法地盘剥百姓，甚至用一斗盐换一头牛，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南诏拓东节度使伺机暗中勾结安南当地部落，不断在边境地区寻衅滋事。
就在唐宣宗病亡的那一年，南诏的老国王也死了，嗜好杀戮的儿子酋龙继位，南部边境风云突变。

酋龙虽然年轻气盛，但想法是很鲜明、也是很执着的。——大唐有“大唐梦”（征服四夷），南诏也有“南诏梦”（分庭抗礼），梦想无国界，有梦大家一起做！
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酋龙的“南诏梦”开始付诸行动，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安南被劫掠得一塌糊涂，邻近的邕州（今广西南宁）也未能幸免，九成以上的百姓被掠走。
短短一年时间，安南经略使换了两茬。先是王宽接替李琢，顶不住，又调湖南观察使蔡袭接任。蔡袭勉强顶了一阵，但唐朝官军太不经打，又被揍得屁滚尿流。
咸通三年（862年）正月，交趾城失守。蔡袭想跑没跑成（监军的船跑得太快），最后溺海而亡。与南诏交战一年有余，唐军损失达十五万以上！
空前的胜利鼓舞了酋龙的斗志，继安南之后，岭南西道（今广西地区）成了南诏的新目标。时任岭南西道节度使的郑愚八百里加急向朝廷上奏：我郑愚是“儒臣”，政策性的工作能对付，打仗专业性太强，干不了。
李漼气得脸都绿了——发工资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自己没本事、不该拿？
军情紧急，李漼没功夫跟郑愚这个老王八蛋废话，当即下旨：郑愚滚蛋，义武节度使康承训顶上！
康承训也是倒霉催的，一路上都在问候郑愚的八辈祖宗。从接到调令到被免职，老康同志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请示朝廷，从徐泗地区（今江苏、安徽北部）选募两千兵丁，赴邕州协防，李漼批示同意。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康承训最愚蠢的请示，也是李漼最后悔的决定，具体情况我们后面再说。
第二，带着一万官军围攻南诏军，结果被干掉八千。剩下的两千是天平军，由于比原定集结时间晚到了一天，没赶上被歼。
第三，经不住天平军将领的软磨硬泡，勉强同意天平军夜袭敌营，成功解除了南诏军对邕州的合围。随后大肆行赏，亲信心腹纷纷获益，唯独没有天平军的份，搞得军中怨声载道。
岭南东道（今广东地区）节度使韦宙早就对康承训横挑鼻子竖挑眼，趁机参上一本。老康很快就接到了朝廷的命令：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别在前线丢人！
接替康承训的是容管经略使张茵，运气比老康好点。张茵到任的时候，酋龙已觉得邕州没什么油水，索性不来了。张茵守着邕州，白天扯闲篇，晚上数星星，稀里糊涂凑合过。
张茵悠然自得，李漼却火冒三丈：老子又派兵又出银子的，合着陪你张茵在南方度假是不是？
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张茵屁股还没坐热，又被撤了。
蔡袭、康承训、张茵，前方主将走马灯似地换，三位仁兄都没能在安南打开局面。南疆前线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一位牛人——高骈。

对于南诏而言，高骈也是真正难缠的对手！
高骈（821—887），南平郡王高文崇之孙，出生于禁军世家，“颇读书，好谈今古”，曾在两大禁军之一的右神策军任职，深得宦官们的喜爱，累功迁都虞侯。曾参与平定党项叛乱的战争，以战功升任秦州防御使。
高骈是咸通六年（865年）五月到任的，经“海门练兵”后，于九月初战告捷。其实高骈本人并不愿意这么早开打，但监军李维周对高骈羡慕嫉妒恨，三番五次催促出兵，高骈“好鞋不踩臭狗屎”，带着五千精兵就奔南定（今属越南）去了。
南定有五万南诏军队，高骈的五千精兵是如何以一当十的呢？高骈不是神仙，不可能四个月就将“乌合之众”训练成“天兵天将”，这一场战役“以少胜多”的奥秘就在于：五万南诏军正忙着收庄稼呢！
拿镰刀的当然干不过握大刀的，南诏军全线溃退，高骈军队不仅收复南定，还缴获了很多刚收割的庄稼，充作军粮。这支南诏军也是倒霉催的，顶着日头抢农时，结果全帮高骈打工。
次年六月，前线军队得到大量补充，高骈率主力收复安南，将南诏军主力围困在交趾城。前线即将打完收工的时候，李维周又“抽风”了，诬告高骈在峰州（今越南越池）逗留不进。
李漼接到“举报”，不禁雷霆大怒；怎么一个接一个地跑去度假？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于是，朝廷下达敕令：换人！高骈滚回长安领罪，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上！
高骈接到敕令，灰溜溜地回海门（今广西合浦）去了。王晏权、李维周赶到交趾城外，原本是来“摘桃子”的，结果碰到了“豆腐渣”。率部围城的将领没一个听令，天天跟王晏权、李维周叫板，这仗根本就没法打。王晏权被迫撤围，导致南诏军跑掉一大半。
高骈当然也不是吃素的，早就防着李维周这一手，暗中派人将安南的真实情况直接上报长安。看了高骈的战报，李漼才发现自己中了李维周的套，当即下令：前一道敕令作废，高骈官复原职，王晏权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李维周滚回长安，请你喝茶！
高骈杀个回马枪，唐朝官军又恢复了战斗力，一举收复交趾城。
由于财政日益吃紧，已无力支撑征伐南诏。十一月，朝廷下令岭南地区各保疆域，战事得以平定。

三年之后的咸通十年（869年）十月，不甘心的酋龙再次惹是生非。安南是不敢再去了，南诏军此次招惹的对象是西川。
西川有驻军，但是不经打，跟当年李琢领导的安南一样，被劫掠得一塌糊涂。大量难民如潮水般涌入成都，就地安置于大街小巷，每户只能分到一床之地，顶着簸箕、铁锅避雨。水井枯竭，又挖污泥挤出水来解渴，怎一个惨字了得！
西川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朝廷当然要从各地派兵进剿，可偏偏遇到一个奇葩——定边节度使窦滂。窦滂丢了自己的地盘，巴不得西川也跟着沦陷，这样就有人跟自己一起分担失地之责了。只要看到路过的援军，窦滂便添油加醋地到处宣传，鼓吹南诏军无比凶残、所向披靡，谁去了都是送死。各路援军本来就不情愿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听窦滂如此说，更不会往前挪一步，索性停下来观望观望再说。
援军不给力，西川的形势急转直下，南诏军于次年二月进抵成都。西川节度使卢耽在前泸州刺史杨庆复的协助下，想尽各种招数对付攻城的南诏军队，总算得以保全。南诏军死伤数千，退守大渡河一线，形成对峙。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十一月，南诏再次卷土重来。西川告急，朝廷终于想到了一个人——高骈。
高骈调任西川，在剑州（今四川剑阁）下达了第一道命令：打开成都城门，放难民回家！
部下深感不解，万一成都外围的南诏军趁机入城怎么办？高骈的理由很简单：几十万人挤在巴掌大的地方，你们不嫌脏，老子嫌脏！
高骈断定南诏军不敢造次：爷在交趾杀敌二十万，他们听到爷来了，跑路都来不及，哪有闲心进犯成都？
别以为高骈是在吹牛皮，事实就是如此！得知高骈入川，正在进攻雅州（今四川雅安）的南诏军挂上倒挡、拔腿开溜。——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
高骈这次也不练兵了，带着五千精兵一路撵到大渡河，歼敌数千人，南诏军再也不敢找大唐的麻烦了。
乾符四年（877年）正月，酋龙病亡，儿子法继立，外交上采取“亲唐政策”（当然主要是打不赢），两国走上了睦邻友好的道路。
话说回来，高骈将南诏收拾得很过瘾，但唐朝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广明元年（880年），宰相卢携总结说：对南诏用兵十五年，打得朝廷府库空虚、中原烽烟四起！
打仗就是打银子，这容易理解。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南诏怎么会跟八竿子打不着的中原扯到一起呢？这好比自家的房梁断了，却赖在挖院墙的邻居身上。邻居没把挖倒院墙，还摊上房梁的账，哪儿说理去？
南诏“蒙冤”还在其次，我们或许更关心一个问题：中原到底出了什么事？

※ 回家引发的暴乱
卢携说南诏边患导致中原战乱，我们可以理解为：前线大量“烧钱”，以致横征暴敛，激起民变。
这个理解没有错，但此次中原动乱，与南诏边患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前面说过，康承训“临危受命”之时，先打了一个请示——从徐泗地区选募两千兵丁，赴邕州协防。
这是一个最愚蠢的想法，更愚蠢的是，李漼居然同意了！
“徐泗地区”，也就是徐州、泗州（今江苏盱眙北）一带，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主要有两个特点：
其一，自然灾害频发。最近的三次，分别是大中十二年（858年）秋天的洪灾，咸通三年（862年）夏天的旱灾、蝗灾，次年的黄河大水。
其二，民风彪悍，甲士精壮。这里原属武宁节度使管辖，分别在大中三年（849年）、大中十三年（859年）和咸通三年（862年）发生了三次兵变。
为了对付兵变，朝廷采取了看似最省事的办法：罢节、裁军。咸通三年七月，朝廷撤销了军政一体的武宁节度使，实行军政分开，地方事务由徐泗观察使负责，军队方面改为级别较低的团练使。次年，又调镇压裘甫起义的悍将王式驻守彭城（原武宁节度使驻地），通过严酷手段解除当地驻军武装，实现“非军事化”。
康承训请示从徐泗地区募兵的时候，朝廷正为该地区的“裁军”事宜发愁。如此一举两得的办法，李漼当然欣然应允。
李漼、康承训都没有预料到，他们为大唐安放了一颗威力十足的定时炸弹。
咸通三年（862年），两千徐、泗兵丁跋山涉水，开赴邕州。他们得到的许诺是：为期三年。
三年以后的咸通六年（865年），正值高骈准备收复安南，驻防期限又延长三年。徐泗兵虽然强悍，但并非不讲道理。前方战事吃紧，谁都看得出来，因此咬咬牙也就同意再守三年。
转眼又是三年，到了咸通九年（868年），此时的南诏已经被高骈打趴下了，南方战事得以平息，徐泗兵终于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但是，一名叫尹戡的军官向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徐泗兵依然归原籍地方官员辖制）提出，将徐泗兵再留守一年，因为没钱“遣返”。崔彦曾原本就是个“雁过拔毛”的货，能多拔一年的毛，何乐而不为，也就同意了。
领导同意了，但彪悍的徐泗兵不干！特别是驻守桂林的八百兵丁，开始相互串联动员，发出质问：“朝廷言而无信，两及瓜代，不得还家，汝等无母妻儿女子乎？”
家在天边，坑深道远。心向往之，阻我者死！——我爱我家，管得着吗你！
咸通九年（868年）七月，桂林驻军都虞侯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人经过密谋，趁桂管观察使李丛调至湖南、新使尚未到任之际，杀掉都将王仲甫，推举颇有人望的粮料判官庞勋为将，率领八百兵丁踏上了回家的征程，史称“庞勋兵变”。

朝廷得知消息后，李漼的想法是以抚为主（主要是国库里没钱）。于是，朝廷对想回家的兵丁们开了绿灯：一、戍卒妄杀主官、擅离职守之罪，一律赦免；二、准许徐泗籍士兵返乡；三、徐泗兵在湖南放下武器，沿路不得剽掠。
——不就是想家了吗？政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他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庞勋带着八百号人，打算从桂林沿灵渠、湘江抵洞庭湖，再顺长江而下，经淮南回到徐泗。
结果，徐泗兵刚走到湖南，麻烦就来了。朝廷希望息事宁人，但地方长官的利益和素质参差不齐。负责宣谕的内侍省官员张敬思有自己的想法，公然违抗敕令，暗中串通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官军严阵以待、暗设埋伏，准备在湖南将庞勋一伙强行缴械。
庞勋识破了张敬思“遣散而捕之”的诡计，趁官军尚未完成集结，借助雨季涨水，迅速穿过湖南，一溜烟跑到淮南地区。
真是“祸从天降”，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相当捉急。令狐绹可不是一般人，宣宗时期担任过宰相。李漼即位后，开始“遣散”前朝旧臣，令狐同志就被打发到了淮南。
令狐绹觉得，这些兵丁只是路过而已，好吃好喝伺候几天，打发走了完事儿，但部将李湘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朝廷虽然没有下达镇压的敕令，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老人家好歹是宣宗朝的宰相，怎么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放这伙强人北上，中原非乱套不可！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令狐绹还没听完就怒了：见过挨打的，没见过主动找打的，徐州乱不乱关我屁事，我沾这晦气干嘛？（彼在淮南不为暴，听其自过，余非吾事也。）
其实，令狐绹心里还有另外一本帐：李漼这个小王八蛋，一上台就把我“下放”，正好把这伙人放过去捣捣乱，解我当年“罢相”之恨！
在令狐绹的“帮助”下，散落的徐泗兵丁在淮南完成集结，加上一路收罗的“饭憋慌”百姓，规模达到千余人。
张敬思将招抚办砸了锅，导致朝廷跟庞勋撕破了脸皮。庞勋也不含糊，于九月二十七日渡过淮河，进抵泗州。
李湘的担忧，即将成为现实！对于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而言，这个现实相当残酷！

朝廷认为一千来人翻不起什么大浪，让徐泗观察使崔彦曾自己搞定。崔彦曾也是志在必得，命都虞侯元密率三千人前去围剿。
面对三千官军，庞勋的起义军确实对得起“凶悍”的评价。短短二十天，三千官军全军覆没，元密阵亡，宿州、徐州相继失守，起义军发展到万余人。
对于行伍出身的起义军而言，收拾崔彦曾的三千“乌合之众”，跟玩儿似的！
真正的较量发生在江淮粮道的咽喉重镇——泗州。庞勋曾经出其不意地占领过泗州，但兵力不足又急于北上，没有派兵驻守。等庞勋占领徐州再扩张的时候，发现攻占泗州已经没这么容易了。
率先进攻泗州的，是庞勋的部将李园，有两千人马。泗州刺史杜慆“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李园，并表示愿意举城而降，然后将李园派来先行接洽、查封府库的一百精兵包了饺子。
李园上了杜慆的当，当然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便举兵攻城。杜慆手下有一名将领叫李雅，最擅长守城，加之泗州城墙坚固，武器匮乏、战术低劣的起义军只能望城兴叹。
李园吃了败仗，庞勋又增兵又换将，派吴迥接替李园，继续攻城。
吴迥显然比李园聪明一点，几次试探性进攻未果后，决定采取“牢笼”战术，将泗州围得水泄不通。——打不赢你，就困死你！
其实，吴迥的真实意图是“围城打援”，借助泗州这个点，将徐泗地区的官军调出来挨收拾。官军确实挺配合，各路援军纷纷向泗州靠拢，包括敕使郭厚本的一千五百人、镇海节度使杜审权的四千人（由都头翟行约率领），另外淮南都押牙李湘、淮南都将袁公弁也率数千人增援。
庞勋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消灭官军有生力量的大好时机，果断派数千精锐南下，已占领濠州的刘行及也派王弘立前来增援。
十一月底，翟行约的四千人率先报销。几天后的十二月初五，驻守都梁城（泗州对岸）的李湘、郭厚本等人兵败被俘，起义军攻陷都梁城，进占淮口（泗水与淮河交汇处），截断了江淮粮道。

经此一战，尽管泗州还在负隅顽抗，但徐泗地区的政府武装已经基本报销，关乎朝廷生存的江淮粮道也被“腰斩”。
李漼终于坐不住了，赶紧从各地调兵围剿，而担任“剿总”的，恰恰就是本次兵变的始作俑者——康承训。
谁捅的篓子谁负责补，或许李漼就是这么想的。
康承训是“剿匪总指挥”（徐州行营都招讨使），下面还有两个“副剿总”。南面是羽林将军戴可师，北面是前面提到过的王晏权。
康承训是员老将了，当年率一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岭南，一仗下来就被干掉八千，另外两千还是因为迟到才保全下来的。
这一次“临危受命”，老康显然吸取了一定的教训。首先，借助王式镇压裘甫的经验，经请示朝廷同意，调沙陀、吐谷浑、鞑靼、契苾等部组成骑兵参战。其次，先驻守在宋州（今河南商丘附近）观望，绝不贸然进攻。
徐泗的官军所剩无几、围剿的官军袖手旁观，庞勋趁机到处攻城略地，将江淮地区逛了个遍，发展到十几万人。
庞勋忙得不亦乐乎，康承训“稳坐钓鱼船”，南面“副剿总”戴可师却坐不住了。——围剿的偃旗息鼓，被围剿的甚嚣尘上，你老康是来剿贼的，还是来踢假球的？
康承训不发话，戴可师决定甩开膀子单干，率三万人马进抵淮口，作战意图是为泗州解围，打通江淮粮道。
驻守在淮口的是起义军将领王弘立。见官军气势汹汹，王弘立决定避其锋芒、主动后撤，留下了一座空城。戴可师这下牛了，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淮口，手下的三万“乌合之众”更是拽得没边，剽掠庆功，整整忙活了一宿。
老戴准备奏上一份战报，表功之余，也将老康戏谑一通。但戴可师的奏章尚未动笔，王弘立第二天便杀了一个“回马枪”。三万官军有的还在醉卧，有的通宵酣战，根本没想到会打仗，结果报销了两万多人，戴可师当场阵亡，史称“淮口大捷”。
淮口重新回到了起义军的手中，王弘立乘胜占领寿州（今安徽寿县），将朝廷临时开辟的第二粮道“腰斩”。

※ 大围剿
康承训的霉运确实了得，能从岭南霉到淮南。如果说岭南失利是碰到了“神一样的对手”，那么淮南失利可以说是遇到“猪一样的队友”了。戴可师、王晏权这哥俩，完全就是走两个极端：老戴只会狠踩油门，带三万人马冲沟里去了；老王虽然不冒进，却只会挂倒挡，平时消极避战，一有风吹草动，跑得比兔子还快。
康承训显然是玩不转了，一道奏章发往长安——换人！
刚出手就报销了两万多，李漼对康承训相当不满，但淮南已成一锅粥，也只有听之任之了。于是，泰宁军节度使曹翔取代了王晏权，天雄军节度使马举补了戴可师的缺，率泰宁、天雄官军赴徐泗参与围剿。

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康承训终于有了动作，率七万人马进抵徐州西南面，连营三十里，伺机捣庞勋的老巢。
需要说明一下，淮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起义军在康承训的“纵容”下四处闲逛，庞勋也吸取了泗州的教训，所过之地均分兵驻守。因此，尽管起义军发展到十几万，但淮南地域广大，兵力极其分散，徐州十分空虚。另外，由于军队扩编太快，新兵比例过大，起义军的战斗力明显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康承训改变了以往各路出击的方式，七万官军主力聚拢在一起，采取“碾子战术”，将分散于各地的起义军逐一击破。
要打破康承训的“新战法”，关键是要将这七万人拆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起义军可以选择两种战术。
第一种战术：主动出击。
首先，以徐州为“诱饵”，吸引康承训的注意力，有计划地将各地守军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守军向徐州靠拢，一部分包抄到官军的后方，一部分则部署在官军的侧翼，对康承训形成三面夹击之势。
其次，采取多点同时出击的方式，将康承训的三十里连营撕裂。
最后，发挥起义军熟悉地形、擅长运动作战的特点，拖垮官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彻底瓦解康承训的围剿图谋。
第二种战术：诱敌深入。
首先，主动撤出徐州。
其次，将起义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部署在徐州周围，对攻占徐州的官军构成牵制，使康承训的“碾子”滚不动；另一部分则采取运动、设伏的方式，逐渐消耗官军的有生力量。
最后，待官军实力大减，一举收复徐州，将官军势力撵出徐泗地区。
凭借起义军的实力，粉碎康承训的围剿，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是，面对官军的大兵压境，严重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的庞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急调各地的守军驰援徐州。此令一出，起义军阵脚自乱，中了康承训“聚而歼之”的圈套。
二月，康承训以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率大军进逼徐州，与王弘立的援军碰个正着。沙陀骑兵凶悍异常，后面又有七万大军，王弘立根本不是对手，一仗就损失了两万多，几乎全军覆没。
康承训旗开得胜，朝廷也借鉴了王式镇压裘甫的经验，配合发动“政治攻势”，要求官军对俘虏严格执行“优待、免罪、释放”的政策。一打一拉，对起义军的瓦解效果相当明显。

徐泗地区已然乱套了，徐州也是朝不保夕，庞勋这才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主动撤出徐州，集结兵马进抵丰县。起义军里应外合，将围攻丰县的官军击溃，正在围攻滕县的曹翔也退至兖州。
庞勋得到了喘息，但仍然是个“愣头青”，带着六万人马想收拾康承训，结果稀里糊涂中了埋伏，一路溃败，剩下几千人又逃回徐州。
经此惨败，起义军在徐州一带的局面更加被动，而在南面的泗州一带，起义军败得更惨。
五月，马举率三万人杀向泗州，起义军七个月的围城以失败告终，王弘立兵败阵亡，吴迥退守徐城。接着，马举进攻刘行及驻守的濠州，庞勋派吴迥前去增援，又挨了一顿痛扁。
官军越打越顺，起义军越败越惨，李漼又来劲了。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彻底围剿，朝廷调神策将军宋威担任西北面“副剿总”，率三万人协同曹翔攻取徐州。
围剿徐州的官军还在日夜兼程地赶路，康承训这边已经对宿州构成合围之势。眼看局面越发不可收拾，庞勋采纳了宿州守将的建议，留父亲庞举直、部将许佶留守徐州，亲率两万主力运动到宋州、亳州，抄康承训的后路。
张实的想法是：康承训被抄了后路，必然会解除宿州之围，调兵回防。起义军在半路设伏，将康承训一顿狠揍，这盘棋就走活了。
这一战术，就是众所周知的“三十六计”之一——“围魏救赵”。
“三十六计”并不玄乎，但也是讲技术含量的。换而言之，计谋的成功是有条件、有前提的。就“围魏救赵”而言，其成功的关键有两条，缺一不可：
第一，被围的“赵”能守住；
第二，抄后路造成的压力足够大。
庞勋玩的这一出“围魏救赵”，偏偏在两个关键点上都掉了链子。
首先，宿州出了叛徒，根本没守住。
在防守宿州的起义军中，有一个叫张玄稔的人，原本是徐州旧将，兵败后向庞勋投降。眼看庞勋日渐衰颓，张玄稔便暗中联络城外的康承训，将守将张儒等人暗杀后，开门迎降。
其次，庞勋的包抄相当不给力。
庞勋一路杀向宋州，但宋州刺史郑处冲戒备森严，起义军根本就不是对手。
宋州不行还有亳州，在前往亳州的路上，庞勋与康承训派出的沙陀骑兵撞个正着，被打得昏天黑地、一路狂奔。——这是抄后路，还是去送死？

庞勋的“围魏救赵”没玩成，起义军也陷入了绝境。
宿州失守后，张玄稔向康承训献上一计：官军冒充宿州的败兵，往徐州方向运动，必能一路使诈获胜。（贼党不疑，可尽擒也。）
康承训依计而行，各地起义军果然中招，官军直逼徐州城下。张玄稔向城内喊话，原崔彦曾的手下路审中暗中打开城门，放官军入城，庞举直、许佶被斩首示众。进占徐州后，官军大开杀戒，将起义军士兵的数千亲眷悉数擒杀。
偷袭宋、亳的庞勋更惨，被沙陀骑兵一路追杀，饭都吃不上（不暇饮食），于九月初九兵败阵亡，尸首莫辨。
庞勋死后，康承训率官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举荡平徐泗地区，唯独吴迥驻守的濠州依然在孤军奋战。
从六月开始，濠州就被马举率重兵围困，早已弹尽粮绝，甚至到了吃人的地步。十月，吴迥率部突围，遭到官军追杀，战死于招义（今江苏盱眙西部）。
至此，历时一年有余的庞勋起义宣告失败，大唐王朝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这是《新唐书》对庞勋兵变的评价。说直白一点，这次失败的起义只是序幕，一场惊天风暴，已经呼之欲出！

第二章 惊天风暴
※ 谎言背后的真相
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九日，在位十四年的唐懿宗李漼病逝，终年四十一岁。在宦官的扶持下，年仅十四岁的普王李儇“被皇帝”了，是为唐僖宗。
李漼当年做皇帝的时候，还没熬到改元，浙东的私盐贩子就开始舞枪弄棒搞“武装大游行”。如今换成李儇，私盐贩子似乎多少给了点面子，改元之后才想起闹事。
乾符元年（874年）十二月，私盐贩子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率三千人在河南长垣揭竿而起，史称“王仙芝起义”。短短半年时间，起义军横扫曹州、濮州（今河南范县）地区，发展到数千人。
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说反就反？
关于这场大暴动的起因，廷臣和史官给出的说法是关东（指崤山以东的中原地区）连年水旱。
历史有一个很扯淡的规律，只要提到“饿殍遍野”、“人相食”，官方的统一口径都是灾荒，水灾、旱灾、蝗灾，连续几年反复折腾、一直不消停的那种，正所谓“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其实，全是屁话，至少对唐朝而言，百分百的胡扯！
裘甫、王仙芝，他们是什么人？——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的理念是：心忧盐贱盼天灾。——有灾，就有大钱可赚！
对于官方的论调，私盐贩子有话要讲：那些认为天灾导致我们有钱不赚、带头造反的官老爷们，请不要以你们的智商来侮辱我们的智商！

有一种悲观主义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充斥着歪曲、捏造与隐瞒的谎言。因此，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谎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谎言，毫无意义。
我谈不上乐观，更不敢妄称专业，但我觉得，谎言产生的动机与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谎言的背后，就是真相！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乐趣所在。
裘甫起义时我们说过，私盐贩子造反的根源是官府对他们“定点清除”。打击非法，本身无可厚非，官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将黑锅扣到老天爷头上呢？因为“定点清除”无法构成起义的充分条件。——除了领头的几个人以外，起义军绝大部分是农民。
官老爷们需要讲清楚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跟着造反？
这个问题先前也说过，原因就是“饭憋慌”，但老百姓为什么会饿饭，前面并没有讲透。
百姓饿饭，官方的说法是关东地区连年水旱，这一解释有效地解决了武装暴动的区域问题（有暴民之地必有灾）和规模问题（有灾之地皆绝收）。有灾没灾，只有老天爷知道，但他开不了口、喊不了冤，最终的结论是——天意！国运如此！
多么完美的逻辑！

逻辑很完美，但起义军不认这个账！王仙芝等人的说法是“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资治通鉴》也一语道破天机：“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老百姓饿饭以至造反，根源就在于——税赋太重！
晚唐的税赋有两个特点：税种多、折价低。
“税种多”容易理解，乱七八糟都是税。
国税方面，唐德宗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将诸多税种合并，推行“两税制”，即一年只按规定标准征收两次，减轻百姓负担。想法很好，但朝廷不能喝西北风，实际执行下去之后，变成了在原税种基础上新增两次计税，“减法”成了“加法”。
地税方面更离谱。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地方官员的“进献”成了中央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进献”当然得由百姓承担，而且地方官员攀比成风，地方税赋逐年增加。
即便如此，朝廷的钱还是不够花。唐宣宗时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922万缗左右，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实际支出是1200多万缗，赤字达300多万缗。
税种已经多得很离谱了，但钱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朝廷又想到一个办法：征“未来税”。——今年征税，连后面几年的一起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几年就不用再征税了，而是照此类推，往后面的年份征收。
除了挖空心思的加税，官府还在“折价”方面竭尽全力地收刮百姓。
官方赋税是以货币计算的，但往往要求农民直接上缴粮食，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折价”的问题。
粮食的折价会比市场价低得多。假设粮食的市场比价是1:3，而赋税比价是1:2。那么，农民的一千斤粮食，卖到市场上值3000元，交税就只值2000元，1000元的差价就成了无形中的“附加税”。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又是什么情况呢？假设每户农民应征税赋是6000元，正常折价为3000斤粮食，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6000元可能折价为2000斤粮食。土地的产出不会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农民实际上多留下了1000斤粮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显然是获利的。
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农民就惨了。6000元的税赋可能折价为5000斤粮食，土地产出也不会因为通货紧缩而增加，农民要比平常年份少吃2000斤粮食。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挨秤砣的是老百姓！
由于当权者常年穷奢极欲、腐败透顶、频繁用兵，又加上天灾助阵，唐懿宗时期通货紧缩极其严重，农民的负担日益加剧，根本就活不下去。

在“多税种”、“低折价”的双重压榨下，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但口粮无法保证，还欠下官府一屁股的债。
官府不顾百姓的死活，百姓便自谋出路。当然，第一选择还不是风险极高的造反运动，而是钻征税制度的空子。
晚唐的征税制度如此丧心病狂，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这个还真有！
——按官府规定，税赋只针对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且地主的税赋远远低于农民的税赋。
当税赋已经超出土地产出的承受能力时，农民便会自动放弃土地，改为向地主租种土地，成为佃户。由于地主承担的税赋极低，因此租金远低于原先的税赋，农民乐此不疲。
很多农民成了佃户，税收少了一大截，朝廷亏空加剧，又开始琢磨“新政策”。
为了保持税赋稳定，打击“佃户浪潮”，朝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增加地主的赋税比例，实际上提高了佃户租金。其次，实行最无耻的“摊派”政策。
“摊派”一般以村为单位。比如某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往年正常税赋是60万元，由于今年有50户成了佃户，实际能征收的税额只有30万元。朝廷当然不能吃亏，便将减少的30万摊派到剩余的50户。具体怎么分，官府不管，整个村子交齐60万为止！
官府推行“新政策”，佃户的生活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农户更是惨得一塌糊涂。于是乎，农民只剩下一条路：聚啸山林，以抢劫为生。
官逼民反！
※ 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的山东流传着一句谶语：“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弄清了农民造反的根源，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大唐王朝已经是积重难返、大厦将倾。王仙芝点燃的这把火，势必会将大唐烧个通透！
乾符二年（875年）六月，那个名落孙山的私盐贩子——立誓要让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终于按捺不住寂寞，募兵数千人响应王仙芝，踏上了履行“承诺”的征程，史称“黄巢起义”。
在两个私盐贩子的率领下（主要还是王仙芝说了算），几千起义军将山东搅成了一锅粥。中原暴乱，朝廷当然不能坐视不管，急调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节度的兵马围剿，镇压庞勋起义时的“副剿总”宋威担任此次“剿匪总指挥”（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
当年镇压庞勋时，宋威只参加了最后阶段的作战，并没有什么突出战绩。但这一次，宋威可谓“一战成名”——不是大获全胜，而是自摆乌龙。
乾符三年（876年）七月，王仙芝率部攻打沂州（今山东临沂），被守城的官军击溃。宋威得到消息，立即向朝廷发了一封告捷的战报，核心内容是五个字——王仙芝已死！
宋威的捷报让朝廷上下欢欣鼓舞，立即下令参与围剿的诸道兵马各回各家、等着领赏（如果有的话）。仅仅三天之后，另一封来自前线的战报让满朝文武抓了狂：王仙芝没死！
比朝廷更抓狂的是各路兵马，刚接到上级通知说“收工”，一觉醒来又要“复工”了，把我们当猴儿耍呢？经这么一折腾，原本还像模像样“剿贼”的官军，渐渐出现骚动，战斗力锐减。（士皆忿怨思乱。）
官军毕竟人多势众，王仙芝在山东实在打不开局面，便转战河南，一举攻克汝州，活捉刺史王镣，取得了起义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
汝州大捷，鼓舞了起义军的斗志，但更重要的是，对朝廷也不失为一次转机。这话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呢？先别忙着别扭，汝州大捷的背后，还有两条信息：
第一，汝州是东都洛阳的东南门户，汝州失守，东都便乱了套。
第二，汝州刺史王镣是宰相王铎的堂弟。
两条信息综合在一起，势必导致一个结果：主和派在朝廷占优！
几路兵马剿来剿去剿不出个所以然，让王仙芝稀里糊涂逛到了洛阳周边。朝廷很尴尬，宰相王铎更是如坐针毡。——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要招抚！
朝廷向起义军抛出了橄榄枝，但王仙芝不接招。王仙芝并不是想“反到底”，而是觉得自己手上的筹码太少，谈不出想要的结果。

朝廷致力于招抚（没钱、剿不过来），一旦筹码充足，王仙芝也希望被招抚。因此，这次招抚失败，不代表以后的招抚也会失败，双方需要的只是一个时机。
王仙芝最初的想法是，一举拿下洛阳之后，再与朝廷谈判。但是，就凭起义军那点家底，啃碎了牙也未必啃得动洛阳的城门。即便勉强攻下来，起义军估计也所剩无几，那就不用谈判了，等着挨收拾吧！
打洛阳要吃亏，王仙芝决定打郑州，但郑州也不是软柿子，起义军还是啃不动。王仙芝不愿意在河南继续纠缠，转而向湖北、安徽发展。到乾符四年（877年）初，王仙芝经过几个月的“打拼”，羽翼渐丰，准备带兵攻打蕲州。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招抚的新转机来了。
蕲州刺史裴渥是宰相王铎的门生，身为俘虏的王镣看准这个机会，主动向王仙芝请缨，由自己修书一封，通过裴渥向朝廷请和。
如今，起义军已是声震中原，不比几个月前的“小打小闹”。王仙芝有了足够的筹码，欣然同意“有条件投降”。
王仙芝点了头，裴渥自然也是求之不得（不用挨揍了），起义军顺利进入蕲州，等待朝廷的回音。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朝廷这次并不那么爽快。时过境迁，东都洛阳的军事威胁业已解除，中原核心区域看似平静了许多，主战派又活跃起来。
接到裴渥的奏报后，朝廷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愈加激烈。
主战派认为，王仙芝在中原落败，目前已成强弩之末，根据镇压庞勋的经验，彻底剿平已指日可待。就差一脚就踹死了，怎么还能招抚？这不是养虎为患吗？万一将来死灰复燃，谁负责？
宰相王铎是坚定主和的，但有些话不能挑得太明。要是直截了当地说自己的堂弟还在人家手里，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主战的几位爷一脚能把他踹街上去。
王铎当然有自己的一套说辞，核心思想是“以官职换和平”，具体来说是两点：
——对朝廷而言，官职不值钱（要封多少有多少），但和平很值钱（打仗很花钱）。
——将王仙芝纳入“体制内”，至少不会到处乱窜，收拾起来易如反掌。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用兵的最高境界，再说朝廷也不富裕，少打一仗是一仗。因此，王铎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廷臣的支持，李儇也表示完全赞同。
吵嚷了几天，朝廷的敕令终于来了：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衙、监察御史（都是虚衔），实授蕲州刺史。

种种迹象表明，王仙芝对这个职位是相当满意的，招抚似乎也有了比较圆满的结果。但是，无论是朝廷还是王仙芝，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黄巢，往哪里摆？
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最先挑起旗帜的是王仙芝，黄巢率部响应，虽然队伍相对独立，但名义上还是打王仙芝的旗号。各级官府直至中央，未必清楚黄巢是何许人也，谁让他一直闷声不响、知名度太低呢？
朝廷忽略黄巢的存在，倒还情有可原，但王仙芝只顾自己封官，未免太不仗义了，这让黄巢等人如鲠在喉。
在这种背景之下，“委任状”抵达蕲州之时，起义军内部也掀起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有一种观点认为，起义军内部的“两条路线”，指的是王仙芝的“投降路线”和黄巢的“革命路线”。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王仙芝同意王镣的建议，进入蕲州等待“有条件投降”时，黄巢也是跟着进了城的！——如果黄巢反对招安，他还跟着王仙芝干什么？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黄巢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委任状”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起义军的“两条路线”，实际上是王仙芝的“独食路线”和黄巢等人的“均沾路线”。
王仙芝接到“委任状”，乐得屁颠屁颠，准备大摆筵席、走马上任，黄巢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大家出生入死，让你一人做官，凭什么？
当然，大庭广众之下，吐槽也要讲点艺术。黄巢是这样说的：“当初咱们共同立下誓言，横扫天下，如今你自己做了官，扔下这五千人怎么办？”
听黄巢这么一说，下面的将领也跟着起哄，纷纷数落王仙芝不地道。大家越说越气，最后还动起手来（据说也是黄巢挑头），将王仙芝一顿海扁。
众怒难犯，王仙芝突然改了口，当众表态“反到底”。黄巢等人紧追不放：少空口白牙，得有行动！
在“均沾路线”的“威逼”下，王仙芝的“独食路线”宣布破产。为了避免再次挨揍，王仙芝当众撕毁“委任状”，又带着起义军在蕲州城内烧杀抢掠，向朝廷表明“决裂”之心。
招抚不成功，王仙芝、黄巢两人之间也产生了很深的隔阂。王仙芝对黄巢的“搅局”怀恨在心，黄巢也对王仙芝的“人品”严重怀疑。
与其貌合神离，不如分道扬镳。毕竟是背靠背打天下的烂兄烂弟，两人还是好说好散。王仙芝的三千人留在湖北一带，黄巢的两千人北上山东，自谋发展。

※ 大浪淘沙
王仙芝、黄巢一分为二，起义军的实力被削弱。各自晃荡了几个月，虽然有些战绩，但两方都深感力量不足，难以施展拳脚，又不谋而合地想到了“合兵”。
乾符四年（877年）四月，王仙芝派尚让北上嵖岈山，向河南、山东方向运动。黄巢得知消息，主动率部与之会合，王仙芝随后赶来，起义军经短暂分兵后，重新实现合流。
团结就是力量，这话确实不假。合兵之后的起义军，短短三个月内连下数城，先后击溃平卢、宣武、忠武等各路官军，将“剿总”宋威死死地围困在宋州。
被困在城内的宋威数着日子盼援军，起义军的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不容忽视的是，王仙芝、黄巢两人之间的心理隔阂依然存在。
合兵只是形式，指挥方面依然是各自为政，彼此猜疑有余、默契不足，这就犯了围城的大忌！
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七千忠武军驰援宋州，巧妙地利用起义军内部的貌合神离，成功解除了宋州之围。
由于起义军主动撤围，除了解围以外，官军并没有在宋州取得多大的战果。但正是这一次不算太大的胜利，引发了朝廷内部的一次大内讧。
晚唐的宰相由多人担任，而这一次内讧，就发生在一伙宰相之中。大家争议的核心是张自勉同志的工作安排。
王铎、卢携是宋威的后台，他们一致认为张自勉是个人才，有必要纳入宋威的麾下，统一行动，争取更大战果。
对此，向来跟王铎、卢携不对付的郑畋有不同意见。老郑认为，宋威当初自摆乌龙的事情都还没个了结，如今又傻啦吧唧地被困在宋州，这种人还能继续当“剿总”？
其实，郑畋心里还有一个担忧。宋威、张自勉旧怨很深，张自勉“缺心眼儿”，度量大、不设防，否则也不会主动率兵增援，但宋威人品太差，纯粹一个缺德玩意儿，郑畋担心他会对张自勉下毒手。
宰相达不成一致，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宋威、张自勉都不吃亏。但是，郑畋一心要撸掉宋威，换上亲信崔安潜（时任忠武节度使，张自勉的上司），王铎、卢携则想借此机会扳倒郑畋，省得有人总在旁边唧唧歪歪。郑畋也不是吃素的，频繁上疏弹劾宋威，说他年老多病、欺骗朝廷，前后七次隐瞒王仙芝请降，顺带着也对王铎、卢携一顿炮轰。
王铎、卢携以退休相威胁，郑畋也跟着效仿，双方大有“水火不容”之势，这让年少的唐僖宗李儇相当为难。
——皇帝顽劣成性，朝廷日理万机，三大重臣少得了谁？
李儇采取的办法是“三不政策”——不听、不看、不表态。你们爱怎么吵怎么吵，吵完了、骂够了，该干嘛干嘛去！

朝廷暂时消停了，起义军方面却有新动向。
围困宋州功败垂成，还损失两千多人，王仙芝、黄巢彻底死了心，一致认为俩人继续搅和在一起，啥事儿也别想干成。既然无论如何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干脆散伙！
王仙芝往湖北一带活动，黄巢带着自己的人马在中原地区发展。朝廷得知消息，决定采取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方针，摁下王仙芝再收拾黄巢。
虽然王仙芝比黄巢好对付，但也绝不是软柿子。王仙芝在宋州吃了亏，转战随州，取得一次不小的胜利，活捉刺史崔休征。
到底应该如何对付王仙芝，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的朝廷逐渐达成了共识——以抚为主、剿抚结合。
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副剿总”兼都监杨复光修书一封，劝降王仙芝。没有黄巢的搅局，这次招抚比较顺利，王仙芝欣然应允，派尚君长前去跟杨复光谈判。
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王仙芝这边没了黄巢的干扰，杨复光那边却出了纰漏。尚君长从随州前往杨复光驻扎的邓州，被“剿总”宋威派人半道拦截。
按理说，成功招抚王仙芝，对朝廷有百利而无一害，宋威为何要从中作梗？原因很简单，在宋威看来，凡是功劳不归自己的招抚，都是闲扯淡！
宋威截了尚君长，并向朝廷谎称是在颍州作战时俘获的。杨复光火了，这不是捣乱吗，于是一道奏疏也告上去了。
远在长安的朝廷抓了瞎，“剿总”说是俘获的，“副剿总”说是来谈判的，到底听谁的？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原委，朝廷派出一名御史前去调查。宋威心虚了，在御史到达之前，就把尚君长等人给剁了，这下更是查无可查，成了一笔糊涂账。
朝廷搞不清楚状况，这次招抚就没有搞成，一切又回到从前：王仙芝继续晃荡，官军继续围剿。
乾符五年（878年）正月，炮竹声声辞旧岁，王仙芝晃到了荆南节度使驻地——江陵府（今湖北荆州），时任荆南节度使的是“脑残二人组”之一的杨知温。
“脑残二人组”说的是杨知温、杨知至兄弟俩。杨知至的“脑残事迹”发生在乾符二年（875年）七月。当时，中原地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从东到西、遮天蔽日、赤地千里、直逼长安。时任京兆尹（相当于长安市市长）的杨知至是这样汇报的：“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
——蝗虫集体自尽，莫非是遥望帝都高房价，对生活深感绝望？
“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杨知至摆出一副极其欠抽的样子。更喜剧的是，李儇信了，满朝文武也信了，廷臣弹冠相庆、山呼万岁。
杨知至是个二货，杨知温的“脑残”水准也不低。得知王仙芝兵临城下，外城已陷，杨知温赶紧提笔蘸墨——写诗。
杨知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了一整天，直到日落时分，前面顶不住了，有将领跑来请他前去督战，老杨这才揣上几张纸出去。来到阵前，面对一群灰头土脸的将士，杨知温掏出自己的大作，让大家评点评点，可比得过李杜否。
诸将领恨不得把杨知温一脚踹出城去，但“脑残”未必就是“白痴”，杨知温还是知道死活的。眼看江陵朝不保夕，杨知温赶紧向邻近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率部增援，正巧在襄阳碰到了五百沙陀骑兵，便带着一起来救“杨脑残”。王仙芝没怎么跟凶悍的沙陀骑兵对过招，很快便败下阵来，焚掠而去。
江陵惨败后，王仙芝北上河南，境遇却每况愈下。起义军攻打申州（今河南信阳），被“副剿总”曾元裕揍得七荤八素，遭遇了最大的一场惨败。王仙芝损失上万人，还有一万多人向官军投降，元气大伤。
“申州大捷”的消息传到长安，欣喜若狂的李儇终于打定主意，拿掉宋威这个“草包”，由曾元裕担任“剿总”，张自勉为“副剿总”。
曾元裕新官上任，决心大干一票，死死咬在王仙芝的屁股后面，一路狂追。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曾元裕的追兵在黄梅与王仙芝遭遇，一场恶战之后，疲惫不堪的起义军几乎被全歼，王仙芝也在混战中阵亡。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随着王仙芝部的灰飞烟灭，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正式进入了惊天动地的“黄巢时代”。

※ 南下，南下
王仙芝死了，尚让率残部投奔了黄巢。得知昔日战友的噩耗，黄巢的内心深处真可谓是五味杂陈。
物伤其类，黄巢未必没有一丝悲切。对于曾经的私盐贩子而言，造反无异于一场豪赌。王仙芝的身家性命都赔进去了，终究一无所获，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黄巢的心里实在没底。
话说回来，王仙芝死得这么惨，黄巢多少还是有些预感的。老王这个人，打仗不咋地，全靠人多势众；谋略不咋地，走到哪儿黑，就到哪儿歇；胆略不咋地，贪便宜还吃独食。这样的人能成大事，那才是苍天无眼。
对于黄巢而言，王仙芝的死，完全可以丧事喜办、坏事变好事。王仙芝起义军的三大首领，就剩下一个尚让。此人跟黄巢关系不错，又是败军之将，黄巢自然而然地成了两支起义军的新领袖。在未来的造反征程中，黄巢再也不用顾及王仙芝的名望了。
刚刚起事时，王仙芝自封为“天补平均大将军”，而跟着“起哄”的黄巢，啥名号都没有。如今“大将军”见了阎王，黄巢主动增补，自封为“冲天大将军”，牛皮吹得更大！
除了名号相似以外，起义军的新领袖，实际上走的还是王仙芝的老路——念念不忘东都洛阳。
尚让带出来的残兵败将虽然不多，但一路向北搜罗“饭憋慌”的壮丁，兵力扩充至上万人，这让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实力大增，在中原东部地区搅得天翻地覆。

东都洛阳再次告急，朝廷玩起了旧把戏——招安。
前面说过，当初招安王仙芝，黄巢不干，不是因为“革命彻底”，而是因为没自己的分。换句话说，招安黄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事态的发展仿佛背离了这个结论。面对朝廷抛出的橄榄枝，黄巢看都没看一眼，索性劈了烧火。
《潜伏》里有句台词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
由此看来，生意没做成，不代表黄巢不想做，关键还是看价格。
朝廷给黄巢开出的价码是右卫将军，正三品，当年王仙芝的“监察御史”是几品呢？八品！——如果王仙芝泉下有知，应该会痛悔自己死得太早。
如此优厚的条件，黄巢为什么不同意呢？只讲两点，大家就会明白了。
第一，王仙芝的“监察御史”是虚衔，实职是蕲州刺史，响当当的地方实权派，一手抓笔杆子（行政），一手抓枪杆子（军事）。黄巢这个“右卫将军”品级挺高，其实啥权力没有，枪杆子都握不住。
第二，三品官服不能白穿，附加条件是起义军就地遣散。
——这哪儿是招安，简直是挑战黄巢的智商！

黄巢没时间理会朝廷的一厢情愿，开始从东面逼近洛阳。由于王仙芝已经来逛过一趟了，官军在洛阳周边的防守比较严密，黄巢认为直接进攻的代价过大，决定采取“迂回战术”。
怎么一个“迂回”法呢？——打宋州、汴州（今河南开封），进抵阳翟（今河南禹州），绕到洛阳南面伺机出击。
事实证明，朝廷招安黄巢是一厢情愿，黄巢想攻占洛阳也是一厢情愿。起义军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在洛阳附近完成集结、戒备森严的官军，而是赤地千里的饥饿。——饱经灾荒、战乱的中原地区，已经无力解决数万“游民”的生计问题了。
本着“哪里有饭哪里钻”的“流窜”原则，黄巢决定率部前往江南地区。除了能解决肚子问题以外，江南还有一个好处——官军少之又少、战斗力相当不济，连裘甫都打不赢的队伍，完全可以忽略。
乾符五年（878年）三月，黄巢起义军经湖北进入今天的江西省境内，先后攻克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吉州（今江西吉安）、虔州（今江西赣州）等地。
在相对平静的江南地区，起义军得到了充分的给养和休整。当然，黄巢并非想在江西建立根据地，其南下的主要目标是朝廷的财赋重地——苏浙地区。
裘甫起义后期，一位名为刘暀的将领提出了“盘踞苏浙闽”的大胆设想，但裘甫实力不济，无法实施。这个对大唐王朝“釜底抽薪”的“伟大设想”，轮到黄巢来实现了！
黄巢起义军能否成功呢？实事求是地说，纯属痴心妄想。
从朝廷一边来看：
——江南地区的官军主要集结在长江下游和大运河一线，起义军无法复制江西的“游行经验”。
——集结在中原地区的官军可以通过大运河迅速增援。
当然，官军人多未必能打，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黄巢方面。
第一，起义军的总体战略目标尚不明确。
大家出来造反，造到什么程度之后收工？夺取苏浙之后，接下来怎么办？对于这些问题，黄巢没有想清楚，或者说根本没有想过。走一步看一步，这种下棋的套路，连入门都算不上。
第二，起义军仍处于“流寇”状态，缺乏稳定的后勤保障。
没有根据地，军队只能走到哪里、打到哪里。赢了呢，大吃大喝几天，大摇大摆地攻打下一个，留下的只有杯盘狼藉。输了呢，树倒猢狲散，满山胡乱窜，一万人不到三天就能跑得只剩一百人，得到喘息再慢慢聚拢，得不到喘息就此玩完。
第三，起义军情报缺失，对可能面临的境况估计不足。
苏浙防守兵力怎么样？哪里坚固、哪里薄弱？黄巢根本搞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凭主观想象、误打误撞。
《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黄巢进军苏浙，就是一次无预谋、无组织、无计划的“三无”行动，任何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实属必然。

八月，起义军向宣州进发。宣歙观察使王凝事先得到了消息，但手中的兵力只有两千来人。在数万起义军面前，守城待援是等死，主动出击是找死。怎么办呢？王凝能想到的最佳办法是设埋伏，死马当成活马医，能拖一天是一天。
出乎王凝的意料，早已习惯“闲逛”的起义军被突如其来的埋伏打了个措手不及，溃败而归。黄巢缺乏思想准备和情报来源，根本不知道宣州到底是个什么状况。经此一败，便轻易放弃了顺江而下的作战设想，转而进攻浙江。
浙江的情况更令人抓狂。起义军进抵杭州附近的石镜镇时，官军有多少人呢？说起来都丢人，二十多个！为首的是时年26岁的钱镠，他后来创立了“十国”之一的吴越。
做皇帝是后来的事，此时的钱镠遭遇了戎马生涯的第一道关口。手下就二十来号人，几千头猪都抓不过来，更别说阻击几万人了。
这仗怎么打？估计换了谁都是一个字：跑！
钱镠没有跑，他的战术与王凝不谋而合——伏击！
想法靠谱，可现实的问题是：人家王凝好歹有两千人，你钱镠就二十来号人。伏击？科幻小说看多了吧？
看似很离谱，其实也不完全是痴心妄想，关键得看对手是谁。——骗一般人，趁早歇菜；骗黄巢，足够了！
黄巢不是白痴，但确实被王凝吓尿了。钱镠精心布置了一番“草木皆兵”的伏击，黄巢误以为石镜镇早有准备，索性扭头就跑。起义军经浙东地区，开山路七百里，向兵力更加薄弱的福建进军。
乾符五年（878年）十二月，黄巢率部进抵福州（今福建闽侯）城下，福建观察使韦岫寡不敌众，弃城而逃。

※ 和谈路漫漫
轻而易举拿下福州，但黄巢的日子并不好过。早在几个月前，镇海节度使就换成了牛人高骈。黄巢一路南下，高骈派得力悍将张璘、梁缵跟着狂追。
起义军一边开路（野山太多），一边四处寻粮（福建太穷），根本没精力、没体力对付追兵，跑了一路，也败了一路，秦彦、毕师铎、李罕之等数十位高级将领纷纷投降。
福建这片穷山恶水显然无法立足，回苏浙又是找死，黄巢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南下，并在乾符六年（879年）五月逼近岭南东道节度使驻地——广州。
就在黄巢越跑越远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出乎意料的事情。
一是宰相王铎主动请缨，带兵南下“剿贼”；二是黄巢致信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主动向朝廷请降。
两件事看似无关，其实根源都是一个——起义军一路溃逃，实力极度削弱，大有日暮途穷的征兆。
王铎适时请缨，目的是与高骈共享指日可待的“平乱之功”。高骈是卢携的人，王铎表面上跟卢携穿一条裤子，但实际上仅限于对付郑畋的时候。立功封赏这样的事情，还是“亲兄弟明算账”比较好。
黄巢适时请降，确实是内心中难免有些绝望。距离中原越来越远，高级将领越打越少，队伍越跑越散，造反的前途实在相当黯淡。黄巢希望喘息一下，探探朝廷的虚实，如果价格公道，不如见好就收。
鉴于上一次招抚的教训，黄巢先声夺人，主动提出了交易条件——回老家，做天平节度使。崔璆、李迢将黄巢的意思如实上奏，朝廷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招抚还是剿灭，这是个大问题，廷臣开始“选边站队”。
郑畋坚持“招抚”，原因很直白：财政没钱。由于国库捉襟见肘，经常拖欠工资发放，群臣对郑畋的意见感同身受，纷纷附议。——再这么无休止地剿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领回拖欠的工资？
卢携、王铎坚决反对，理由有二：
——郑畋是个“二货”，其言不足信。（卢、王二人“逢郑必反”，这是主要的。）
——黄巢是个“二货”，只待最后的致命一击。
其实，卢携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理由：没有高骈在前方打的几场胜仗，黄巢绝不可能服软。如果此时招安，高骈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
由于双方固执己见、各不相让，甚至互揭老底，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身攻击。“大辩论”吵成了一锅粥，大家只有等李儇拍板。

作为不明真相的围观小群众，李儇的压力比谁都大。凭心而论，李儇赞成郑畋的意见，不就是给个官吗，“以官职换和平”，能少花钱就少花钱。钱都让你们花光了，我花什么？
李儇的意见是明确的，但当皇帝最大的悲哀，就是说话不管用。群臣表面上等李儇拍板，实际上是等一个叫田令孜的太监表态。
田令孜，这可不是一般人。他本姓陈，咸通年间跟随义父“净身”入内侍省，被安排在普王府任小马坊使，主要工作是带着当时还是普王的李儇玩儿。
陪玩这种工作，按理说是相当轻松，玩儿谁不会？但遇到李儇这样的主子，陪玩工作却是相当有技术含量的。
李儇平时玩什么呢？史书罗列了一部分：骑射、剑槊、法算、音律、蒱博、蹴鞠、斗鸡、赌鹅、击毬。
我承认自己才疏学浅，有些项目确实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但让我最为钦佩的，是“法算”。在唐朝，“法算”属于比较宽泛的数学专业，内容涵盖算术、兵法、天文、地理、卜卦，教材有《九章算术》、《孙子》、《五经算》等等。——这哪是玩？纯属“自残”！
碰到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主子，田令孜不仅陪着玩，而且玩得相当成功，李儇对其既宠幸又依赖，甚至一口一个“阿父”地叫。
我一直觉得，对奸佞小人，应该鄙视其品德，但不应该否定其能力。要是没两把刷子，连做奸臣的资格都没有！
田令孜的能力，除了“博学”以外，还有权谋。
前面说过，李儇这个皇帝跟前几任一样，都是被宦官扶持上去的。但是，扶持李儇上位的是左右神策军的首领——刘行深和韩文约，当时的田令孜不过是普王府的奴才而已，根本轮不到他说话。
李儇继位之初，刘行深、韩文约封为“国公”，居中执政，权倾朝野。仅仅两年后，田令孜便取而代之，全面掌控了朝政大权。田令孜“一夜暴富”的“秘诀”，除了深受李儇宠幸以外，最关键的是与卢携结成了“政治同盟”。
搞明白田令孜的来路，这场“大辩论”的态势也就清楚了。——李儇支持郑畋，希望早日息事宁人，不误玩乐；田令孜支持卢携，欲借“平乱之功”扩张政治势力。
最后听谁的呢？当然得听田令孜的！——有本事继续打！
对于黄巢的请降，朝廷正式表了态，但还有一个衍生问题没有解决。卢携、郑畋将朝廷搅成了菜市场，骂街骂了若干天，总得有个说法吧？
按照李儇的意见，为以正视听、维护皇家尊严，将俩人一并罢相，滚东都闲着去。半年之后，两人得以起用。不同的是，卢携入朝复任宰相，郑畋被打发到凤翔做节度使——这就是“选边站队”的区别。

田令孜发了话，黄巢的这单买卖就没有做成。但是，黄巢仍旧不死心，倒不是一门相思想“效忠朝廷”（否则直接无条件投降算了），而是不想有更大的损失。
黄巢再次通过崔璆、李迢传话，表示不回老家了，封广州节度使就成！消息传到长安，朝廷再次组织商议。
此时，王铎已得到李儇批准，被任命为荆南节度使，带兵南下“剿贼”去了，卢携、郑畋也被撵到东都洛阳。大佬一个不在，架都吵不起来。
虽然没有“大辩论”，但朝廷总得表个态吧？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李儇还是想同意，田令孜暂时没了卢携这一层考虑，感觉怎么着都行，但右仆射（尚书省官员）于悰站出来反对。
于悰的理由很简单：广州是贸易中心、赋税重镇，拱手让给黄巢，朝廷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
最怕没钱花的李儇被点醒了，但还是不希望放弃通过招抚省钱的机会。封节度使不可行，大家就再讨论一个合适的官职吧！
讨论来讨论去，朝廷最后抛出的职位是“率府率”（守卫东宫的禁军头目）。——黄巢开价做“省长”，朝廷还价当“保安”，这岂止是挑战智商，简直是侮辱人格！
这不是玩人吗？是可忍孰不可忍！黄巢当然十分生气，后果也就十分严重。起义军竭尽全力攻占广州，李迢被活捉，20万广州军民，死亡超过12万人。
生气归生气，但起义军面临的困难不容乐观，黄巢还是想通过李迢跟朝廷再谈谈。出乎意料的是，李迢似乎瞬间“人格分裂”了，竟然大义凛然地说了一句话：“余代受国恩，亲戚满朝，腕可断，表不可章。”这让黄巢相当尴尬：你丫都传两次话了，装什么“忠臣义士”？
李迢宁可砍手也不写奏章，黄巢无计可施，只能满足他“截肢”的要求，唯一不同的是改变了一下部位，从脖子那儿给截的。这样一来，黄巢算是跟朝廷彻底摊牌、死磕到底了。
话说回来，既然朝廷里面没好鸟，不摊牌也是闲扯淡，还不如在广东自行发展。黄巢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而朝廷对被赶到岭南的“黄贼”似乎失去了兴趣。
高骈向朝廷提议，由自己统兵开赴岭南剿贼，并上报了详细的作战方案。高骈的“牛劲”不输当年，信誓旦旦地向朝廷保证：“巢闻臣往，必当遁逃。”
黄巢是否会向当年的南诏军一样，听见高骈的名字便拔腿狂逃，大家都无法验证了，因为朝廷的批复很明确——不同意！

朝廷不是对高骈寄予厚望吗？为什么反对“毕其功于一役”的“斩首”计划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没钱。
朝廷到底是真没钱，还是假装没钱？实事求是地说，真没钱。咱们换个角度来看，封建时代的最高经济原则是“再穷不能穷皇帝”，那么李儇的私人经济状况如何呢？
据史书记载，李儇年纪小、不识数，赏赐动辄万贯，没赏几回就搞得府库空竭。没钱就没法玩，田令孜接到的“任务”是想办法弄钱。
皇帝急，太监更急，田令孜绞尽脑汁抛出了最终方案：明抢！（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
总之，中央的财政状况可以套用《亮剑》里的一句台词：“皇帝的裤子都露着腚呢，朝廷就更别说了，那就该光着腚了。”
其次，北方出了新乱子。
北方的乱子源自沙陀，首领名为朱邪赤心，因平定庞勋兵变有功，唐懿宗赐名为李国昌。关于沙陀的这档子事，我们后面会详细说，朝廷目前面临的形势是：黄巢远赴岭南，中原趋于稳定，北部边防却是烽烟四起。
以当前的财力和军力，两线作战必然是满盘皆输，只有集中力量摁住对中原威胁最大的沙陀。至于黄巢，等他自生自灭好了。
再次，物是人非，卢携不在。
凡是高骈的提议，作为“官场同盟者”的卢携都举双手赞成，然后游说另一个“同盟”田令孜一起赞成。
可惜，如今的长安已经没有卢携了，田令孜对老将高骈不怎么感冒，这套系统可行的“剿贼”方案就成了一堆废纸。

※ 打通关，逛长安
朝廷有意放“日暮途穷”的黄巢一马，黄巢也寻思着扎根岭南以图“东山再起”。你情我愿的“交易”，偏偏坏在一件人力不可为的事情上——气候！
起义军绝大部分是北方兵，对两广的海洋性湿热气候极不适应。中医将这种湿热称为“瘴气”，两广正是著名的“瘴乡”。即使到了明清时期，依然是“闻瘴色变、逢瘴半亡”。（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
黄巢这群北方人自然也中了招，疫情呈指数级增长，不到一个月便死者过万。照这个速度死下去，不出仨月就能全部玩完，朝廷也没必要动武了，直接收尸就行。
继续待在两广是等死，黄巢被逼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北伐！
乾符六年（879年）闰十月，起义军正式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北上，黄巢大起义进入高潮阶段。
这次北伐的最终战果是攻陷京师长安，大致的征战路线如下：湘江→长江→江西→浙江→安徽→泗州→陈州（今河南淮阳）→洛阳→潼关→长安，在大唐的版图上走出了一个“镰刀形”。
从官军的部署情况来看，黄巢一路上会遭遇五道关口。而从起义军离开中原开始，便先后遭遇高骈追击、瘴气夺命，战斗力急剧锐减。毫不夸张地说，这五道关口，关关足以致命。
奇迹的是，黄巢带着这群老弱病残，打通五道关口，最终攻陷长安，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何止是奇迹，简直就是神话！
不！神话都不敢这么写！
黄巢到底下载了什么“独门攻略”，轻松加愉快地迅速通关呢？不着急，我们逐一详解。

第一关：湖南、荆南
主将：荆南节度使王铎、湖南观察使李系
理论难度指数：★★★★
智商：★
先说明一下，所谓“理论难度系数”，是单就官军兵力而言的，是否能发挥出来，关键要看相互的协同能力和将领的智商。
王铎主动请缨得到朝廷批准，以荆南节度使、“南方剿总”（南面行营招讨都统）的身份驻江陵。王铎还举荐了泰宁节度使李系，迁任“副剿总”兼湖南观察使，屯兵五万守潭州（今湖南长沙）。
黄巢沿着湘江顺流而下，首先遭遇的就是潭州的李系。王铎认为，李系是将门之后，耳濡目染也应该有两把刷子。但事实证明，“血统论”确实不科学。比如说李系，那就是十足的草包，公认的评价是“有口才而实无勇略”，啥本事没有，只会满嘴跑火车。
实事求是地说，对李系的这个评价还是有些偏颇了，擅长吹牛不假，但李系更大的长处是跑得快。——起义军刚杀到潭州附近，李系一口气跑到三百多里外的郎州（今湖南常德）。
主将弃城而逃，守军一片大乱，被起义军杀得昏天黑地。放眼望湘江，浮尸遮住江水，顺流缓缓而下，令人不寒而栗。（流尸蔽江而下）
潭州失守，王铎的兵力已损失殆尽，防守江陵的不足万人，黄巢便派尚让袭击江陵。曾经向李儇拍着胸脯保证的王铎，如今跑得比李系还快。听说起义军杀向江陵，王铎叫来将领刘汉宏，简单交待一番之后便匆匆而去。
“你在这儿守着，我去襄阳搬救兵。”王铎是这么忽悠刘汉宏的，但刘汉宏不是白痴。王铎前脚刚出城，刘汉宏便带着自己的三千人马摇身一变，做起了强盗，将江陵焚掠一番后扬长而去。
起义军在十多天后才姗姗来迟，尚让抬头一看，傻眼了，江陵已成一片废墟，还有漫山遍野的尸体。尚让仿佛有些“失忆”：咱们刚打过江陵吗？
尚让有点犯迷糊，但黄巢很清醒：既然潭州、江陵不战自乱，下一步就应该直奔襄阳。

回复第38楼(作者:@覆盖天雪 于 2013-08-24 00:05)
@晴雯撕扇2010 1楼 2013-08-01 13:04:50
残唐篇
第一章 内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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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狼哥的风云录我也看过，相当精彩！

第二关：襄阳
主将：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
理论难度指数：★★★★
智商：★★★★
综合来看，这一关是黄巢打得最辛苦，也是最惊险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打赢。
刘巨容驻守在襄阳，兵力跟王铎差不多，但智商明显高很多。潭州、江陵相继失守，刘巨容预料到了襄阳将会成为黄巢的下一个目标。
原因？看地图就知道了！——从湖北走陕西，最便捷的道路就是夺取襄阳，进入河南西南部的伏牛山区，钻出大山便能与京师长安近在咫尺，谁不愿意抄近道？
黄巢凭借打潭州、江陵的经验打襄阳，未曾料到刘巨容并非王铎、李系那样的“水货”。刘巨容早在襄阳南面布下埋伏，就等黄巢往里面钻。
凶多吉少的“口袋阵”，黄巢钻了，起初钻得相当愉快，官军接连败北。走到荆门，黄巢发现不对劲了，官军的力量骤然增强，自己想喘口气都成了奢望。
刘巨容带着几万官军痛下杀手，将陷入重围的起义军杀得人仰马翻，一仗干掉了好几万。黄巢被打得呼天喊地、仓皇溃退。刘巨容乘胜追击，起义军被迫退到长江以南。
就在黄巢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刘巨容下令停止追击！
这是一道令人无法理解的命令，别说我们难理解，就是当时刘巨容手下的将领，也是丈二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老大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面对部将的质疑之声，刘巨容却振振有辞，一句话便揭开谜底：“朝廷相当不靠谱，出事了把你当爷伺候，事了了一脚踹出门外，与其斩尽杀绝，倒不如‘养患自保’！”（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
——猫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并继续享受优厚待遇，不惜“养鼠为患”。
客观地说，如此卑鄙的想法，不能完全归因于刘巨容的品行。刘巨容的看法，并非主观臆测，而是活生生的事实。让刘巨容最记忆犹新的，是当年的老上司——康承训的遭遇。
康承训彻底平息庞勋兵变，是在咸通十年（869年）十月。仅仅三个月之后，时任宰相的路岩与驸马韦保衡相勾结，诬陷康承训“剿贼不积极、贪污很来劲”。唐懿宗也不问个青红皂白，一道敕令就将康承训贬为蜀王傅，打发到东都洛阳闲混，不久后再贬恩州司马。
昔日风光无限的“剿匪总指挥”，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这兔死狗烹的闹剧，足以让康承训哀莫大于心死。乾符元年（874年），康承训在恩州郁郁而终。
康承训死了，但他的悲惨结局，深深印在了刘巨容的脑海中。他不希望康承训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说得再直白一点，大唐存与不存，与自己无关，只要能在襄阳割据自雄就行。

第三关：长江天险
主将：淮南节度使、诸道行营都统高骈
理论难度指数：★★★★★
智商：★★★★★
襄阳这关没打过去，黄巢只能选择绕道，经由鄂州（今湖北武汉）、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杭州、宣州、歙州（今安徽歙县）之后，起义军遭遇了最可怕的对手——高骈。
此时，高骈已从镇海节度使调任淮南节度使、盐铁转运使，王铎兵败后被罢免的“剿总”之职，也由高骈继任。
高骈在江淮地区有七万人马，黄巢稍微多一些，但不超过十万。双方的数量大致相等，不过指挥水平、兵员素质差距很大，官军又控制着长江天险，起义军处于明显劣势。
黄巢闯入高骈的地界后，被悍将张璘痛扁了好几次，损失相当惨重。黄巢急了眼，使出了杀手锏——请降！
张璘收下相当可观的“中介费”，将降表递给了高骈。高骈如实向朝廷上奏，并遣散了前来会剿的各路官军。
黄巢感到身边的军事压力骤减后，立即翻脸，将官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张璘战败身死，起义军占领宣州，并于广明元年（880年）在采石横渡长江，长驱北上。
本应是难度最大的一关，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估计黄巢自己都有些稀里糊涂的：高骈怎么突然从“猛虎”变“病猫”了呢？
别说黄巢搞不清楚，后来的史学家对这个事情也是云里雾里。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还是从高骈的“失误”说起。
在黄巢“通关”的过程中，高骈有两次重大失误。
——轻易相信黄巢的请降，遣散会剿的官军。
——按兵不动，坐视黄巢渡江而去。
作为一员老将，曾经威震安南的高骈，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根据《资治通鉴》和《旧唐书》的记载，高骈的“逆转”源自一个叫吕用之的人。吕用之是一个江湖道士，全凭“妖术”混饭吃，偏偏让高骈给相中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吕用之不断构陷高骈的旧将，并以“妖术”迷惑高骈。
黄巢率军闯入时，吕用之对高骈说了一句话：“如果灭了黄巢，无疑将会功高震主，还有安身日子过吗？”（贼若苟平，则威望震主，功居不赏，公安税驾邪！）听了吕用之的忽悠，高骈决定放黄巢过江。
史书的这个说法是否靠谱呢？
吕用之是真有其人，还是史家杜撰？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么一个人的，也确实对高骈施加了一些影响。但是，将高骈的“逆转”完全归因于吕用之，并借此大加批判高骈对“妖术”的迷信，这样的观点还有待商榷。
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将这笔账通通算在吕用之的头上，无形中掩盖了诸多内情。这些内情，才是高骈“逆转”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