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本)

中华近代陨星录
——英杰九传(连载)

目录
前言
一、谭嗣同传
二、陈星台传
三、邹容传(上、下)
四、秋瑾传(附“秋瑾诗词文选”)
五、宋教仁传(上、下)
六、黄兴传(附“黄花岗起义”)
七、徐锡麟传
八、陈英士传
九、尹维峻传

前言
清末民初, 是一个新旧更替、中西交融、离乱动荡、百废待兴的社会转型时代。它又是一个英杰倍出、群雄并起的时代。既有万众跟从的领袖人物, 又有著作等身的学术和文学大师, 更有甘洒热血的侠义英雄。在这些杰出人物之中. 不缺智勇兼备的志士, 他们武可以上战场, 侠肝义胆, 视死如归。 文可以吟诗填词, 水平―流, 其情之慷慨真挚, 读罢令人断肠。

今选择上述英杰们中九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 都是英年早逝, 他们或是被统治者所杀害, 或是被病魔夺走生命, 或是意外身亡。 本书所叙之人, 去世时年龄最大的43岁(黄兴), 最小的只有21岁(邹容)。 因此, 名之曰《陨星录》。是为序。

(“补充本”序: 前次刚发表完《中华近代陨星录——英杰七传》, 但接着就发觉作品中有些章节竟然不明原因的消失, 致使文章上下脱节, 读者会感到莫名其妙。这当然有黑手从中操纵, 这也是对作者本人正当权益的侵犯。按理说, 这种删除已发表文章章节的能力,只有版主和管理人员拥有, 一般人做不到。我上面说的文章章节的消失,肯定不是版主和管理人员所为, 若是他们所为, 那干脆给于全部删除即可, 不可能从中间抽几段剪切出去, 而且也会事前告知。那么究竟是谁这样偷偷摸摸干的呢? 敬请版主和相关管理人员对上述现像予以关注。

对被破坏的文集不得不进行修复补充并重新发表, 干脆将内容作个扩大: 将原“英杰七传”改为“英杰九传”,其中把“苏曼殊传”一篇去掉, 而增加“徐锡麟传”、“陈英士传”和“尹维峻传”三篇。)


一、谭嗣同传

清朝晚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运动失败，慈禧下令镇压，康、粱外逃,而其余的主要人物: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和杨深秀等六人被捕，并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这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六个人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因为他原来完全有机会逃走，他事先已获悉自己将被捕的消息，而他的好友“大刀王五”及当时日夲驻华使馆中的几个日夲友人，也都表示愿意邦助他出逃，但他都一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被捕之前，他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将自己所有的文稿、书信等物整理好后，交给当时避住在日夲驻华使馆的梁启超，请梁保管和处理。第二件事是与他的武功老师又是至交的大刀王五诀別，把隨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并希望王五能继承他的改良事业。第三件事是在自己的居住地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以他父亲的身分而写，信中都是责骂自己的话，什么大逆不道，什么不忠不孝，什么变法改良是逆天行事……并最后表示要与他脫离父子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他的父亲免受牵连。果然，后来就由于有了这封信，他的父亲仅被撤职了事，家属也未受连累。待信写好不久，清兵即来到他的住所将他逮捕，时为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仅隔三天，即到了九月二十八日，他就血洒菜巿口，年仅三十三岁。
谭嗣同字复生，号壯飞，湖南浏阳人，一八六五年三月出生于北京。他的家庭世代为官，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谭继洵已官至戶部员外郎，又过了几年，转任甘肃省巩、秦、阶道道台。
谭嗣同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甘肃度过的。由于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因此，谭嗣同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教育，苦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但是，他生性厌静好动，所以他又喜欢习武。在少年时代，谭嗣同拜了两位师父，一文一武，文的是他的同县人欧阳中鹄，武的即是大刀王五。从此，谭嗣同既习文又练武，空余时间更欢喜与家丁或同伴们去山野森林练习骑射打猎。对于这样的一段生活，十九岁时的谭嗣同曾作诗述志:

“策我马，业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

从诗里可以看出，谭嗣同并不滿足于读书、练武和射猎，他不是那种想做官发财或玩物丧志的人，他心中藏着“天下”，他有他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两位老师对谭嗣同的一生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思想上当然是欧阳中鹄起了主导作用，因为他是教文的，而他夲人又十分钦佩明末清初两位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和黃宗羲，因此也就間接地把这种思想传授给了谭嗣同，在谭嗣同的身上播下了要求改良和变法的种子。再说欧阳中鹄曾在北京的一个衙门里做过一阵子官，见多识广，这对年轻的谭嗣同增长知识也有好处。而大刀王五则来自于民间，原在镖局任镖师，因武艺高強，声名鹊起，特別在北方，“大刀王五”这个名词几乎无人不知，而对他的真名:王正谊，知道的人反而不多。王五为人豪爽，因与镖主起矛盾，遂脫离镖局，浪迹天涯，行侠仗义，后被人请去在一私人武馆任教师，又经人介绍得识谭嗣同，谭遂拜其为教武功的师父。由于王五来自于民间，了介民间的疾苦，这对于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的谭嗣同来说,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使他了介到许多他原来毫不知晓的发生于民间的事,也使他简接地了介了老百姓的艰难困苦。谭嗣同也是一个豪爽之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虽是师徒关系,竟成了忘年之交(王五比谭嗣同大10多岁),到后来又发展成生死之交。
上面已经说过,谭嗣同是个厌静好动之人,对功名利禄又淡如秋水,因此他虽然读过不少书,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非常不积极,一开始还参加了几次,由于态度消极,准备又不充分,自然几次都名落孙山。到了后来,他甘脆不再参加考试,彻底放弃了这条通过科举考试慢慢往上爬的做官道路,二十岁以后,他开始漫游全国,时间长达十年•在这十年中,谭嗣同看到了祖国壮丽秀美的河山,:有宏伟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际的旷莽原野,有秀丽妩媚的江南风光,有小桥流水的农舍田家。这使得他感觉到祖国的河山有多美好,增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亲眼目睹了各地普通老百姓的穷困苦难的生活。有一天,谭嗣同行进在陕甘道上。那一年黄河下游闹水灾,清朝政府不管人民死活,依旧是课捐重税,大肆盘剥。山东、河南二地的灾民,携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往西北逃荒,肌寒疲困,沿途还有饿死及病倒不起的,其状惨不忍睹。谭嗣同问灾民到什么地方去,灾民们回答说:“到有荒地的地方开荒去”,谭嗣同又问:“是你们自已要去吗?”灾民们回答说:“故乡已是汪洋一片,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还能留恋吗?”
谭嗣同想:在这种时候政府应当站出来邦助灾民,至少应给予车辆、粮食及医务上的帮助,怎么能够不闻不问呢?天下太平时,这个捐那个税,农民们一分不能少,等到天灾人祸,农民们无家可归时,政府却不管了。谭嗣同的心中对清政府非常不滿意。总而言之,十年的漫游生活使得谭嗣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结识了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了社会,感受到了民间的疾苦,他觉得清政府的很多做法不合理,需要改良。通过十年漫游,他深切的感到:中国的河山如此壮美,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却如此悲苦,实在不相称。
公元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中、日之间发生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割地赔款,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不检讨自己,反而把战争失败后的损失转嫁到全国的老百姓身上,加重了各种课捐杂税,加紧搜括民脂民膏,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几乎家家户户都得作出贡献。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卖国的本质暴露无遗,这使得谭嗣同悲愤无比,由原来的不满发展到了反感,在给亲友的信中,他指责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并表达了希望能摆脱清朝满族人的统治。这种思想,在他所著《仁学》一书中也有所发挥。《马关条约》签订后,悲愤的谭嗣同写下了一首七言诗: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传(续1)

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谭嗣同完成《仁学》一书。当时的谭嗣同正处于十分苦闷的心境之中,因此他如痴如狂地研读佛经,希望能在佛教的学说中找到一些答案。加之他学过西方的知识,及王夫子、黄宗羲等人的著作,还有过去所学的儒家、墨子等思想,他吸收其认为合理的部分,再加上自己的想法,进行融会贯通,写成此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谭嗣同所设计的“救世”方案;二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即所谓的“冲决网罗”。谭嗣同的“救世方案”虽然有人说是唯心主义,但他的目的是为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而设计的。至于“冲决网罗”,则是代表了当时属于先进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 向压迫它、束缚它发展的君主专制主义进行宣战。《仁学》一书中的某些言论, 在清末思想界中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仁学》中有一段话, 它代表谭嗣同的政治思想以及他所追术的目标所在:

“二千年来之政, 秦政也, 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 荀学也, 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 惟乡愿工媚大盗。”

在谭嗣同写《仁学》期间, 维新运动也正在各地开展。一八九五年, 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来又多次上书,提出变法的要求和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又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等地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大力宣扬变法。这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宝箴，他是唯一支持变法的地方大官，而黄遵宪、唐才常等人此时也正在湖南，因此湖南省成了全国变法运动声势最大的地方。唐才常等人还创立了《湘学报》，与上海的《时务报》、澳门的《知新报》并立，被称为“三足鼎立”。一八九七年上半年，陈宝箴、陈三立、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这是为了培养精通中外和拥护维新的人才。这个学堂，虽然只办了二年(在戊戌政变后被撤销)，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向了革命。梁启超、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经常到该学堂讲学，成为他们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场所。但是，湖南的变法运动也绝非一帆风顺，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势力顽固异常，而新派中却有知难而退半途脱逃者。而谭嗣同却与唐才常等人一起，坚定不屈地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骨干。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弯……。
中国成了一大块任人宰割的肥肉。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又两次赶往北京，上书给光绪皇帝，全面地提出维新变法的具体内容。光绪皇帝也深感各国列强的咄咄逼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不但国家不保，连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摇摇欲坠……。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从这天起，到九月二十一日止共一百零三天，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维新”。(维新运动仅仅维持了一百天就被钲压了，何况是在皇帝領导下的运动。许多爱国志士被砍了头，皇帝自己也遭软禁……可悲呵，当时的执政者，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而对自己人却这样凶残呢? 提出维新变法，目的也无非是希望国强民富，不再受外人欺凌，综观世界各国，凡在皇帝领导下的改良变法都能成功，而且不流一滴血，如沙俄的彼得大帝，如日本的明治天皇，但一旦到了中国就不行了。
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光绪帝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新法。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光绪帝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速派黄遵宪和谭嗣同上北京接受新职。由于当时的交通落后,谭嗣同在路上花了近二十天,于八月二十一日才到达北京。
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弟、林旭等四人,受光绪帝召见,光绪帝授四人以四品官衔,任命他们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参与对新政的筹划。四品的官衔和军机章京的职位,并不显赫,但光绪帝在他们的职位上特加上“参与新政”四个字,这是仿照唐朝的“参知政事”一职,使四人的位置近似“宰相之务”。此后,这四人实际上成了光绪帝的主要助手,并承担光绪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人。

就在光绪帝及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改良派在努力推行新法时,反对变法的势力也在紧张的活动,他们准备以武力来 解决这个问题。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首的反对新法的旧势力,他们手中掌握着兵权,因此,他们决定在秋季的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罢黜光绪帝,废除所有新政。这个消息传到改良派那里,使他们惊恐不安。他们想方设法,商讨对策。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建立皇帝亲自统率的军队,改国号,迁首都……这些建议虽然合理,奈何光绪帝根本办不到,何况时间上也来不及。
当时驻扎在京津一带共有三支武装部队,由袁世凯、聂士成和董福祥分别统领。聂士成和董福祥是荣禄的人,肯定不会听你改良派的,而袁世凯则态度不明朗,但平时对变法显得颇“热心”,且加入过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何况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统领的一支为最强,是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当时也是清朝军队中最强的一支。在情急之下,虽然也担心袁世凯不一定靠得住,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希望袁看在光绪皇帝的面上,能站出来“救驾”,从而也能挽救维新派的命运。那么谁去袁那里做这个说服袁能够“救驾”的工作呢? 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当说客,要说服袁世凯举兵杀西太后的亲信一一直隶总督荣禄,並派兵包围西太后的住地颐和园,救出光绪皇帝。

待续

谭嗣同传(续2)

九月十八日夜,谭嗣同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法华寺一一当时袁世凯的住地,袁世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双方寒暄一番之后,谭嗣同就直奔主题:说正面临危险,说荣禄欲借阅兵之机废黜皇上,现在唯一能救皇上的只有他袁世凯了……最后,谭嗣同说:“您愿意救,就请救之,如不愿意救,就请现在将我缚了送去给西太后,您也可以立功领赏了。”说毕,伸出双手,准备给对方捆绑。
“您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袁世凯一脸严肃并且大声地说,“皇上是我们共同的恩主,救护皇上,不仅是您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您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对我说好了。”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忠诚激烈,当即信以为真,就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为保险起见,又故意用了一个激将法,他对袁世凯说:“荣禄是个奸雄,您要对付他恐怕不大容易吧?”袁世凯一脸怒容地说:“只要有皇上的命令,杀一个荣禄就象杀一条狗一样,有什么难的?”这样,谭嗣同与袁世凯的会见算是有了“圆满”的结果。谈话结束以后,他就赶回去向康有为等人报告“喜讯”。
事隔二天,即到了九月二十日,袁世凯赶到天津,把谭嗣同他们的计划全部告诉给荣禄。荣禄当晚即乘专车到北京,下车后直奔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第二天,即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西太后下令软禁光绪皇帝,接着,又宣布自己再次“临朝听政”,并开始大肆搜捕改良派和所谓的“帝党人物”……“百日维新”中颁布的一切新政,均被推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及改良派都给袁世凯出卖了。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象袁世凯这样的小人,在历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得志者也不胜枚举,为什么?因为君子斗不过小人,所以君子谭嗣同会上当受骗于袁世凯。
九月二十五日,谭嗣同在自已的住所浏阳会馆被捕。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只关了三天。他回顾往事,,将自己的遭遇与汉朝的张俭和杜根作比较,觉得有相似之处。他想到自己能逃而不逃,甘愿引颈就刎,是否符合圣贤所说的“杀身成仁”这一条……他又想到康有为和大刀王五,他们两人一个已逃离北京,一个还留在北京,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未曾完成的维新变法事业。想到这一切时,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煤屑,在牢房的墻壁上写下一首诗:

望门投宿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中末句“去留肝胆两昆仑”.其中的“两昆仑”,即是指生死之交梁启超和大刀王五两人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慷慨赴死。临刑前,他叫监斩官刚毅走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但刚毅不予理睬。谭嗣同口中念着“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而就刑……。
谭嗣同死时,北京没有他的亲人,他的亲人都在湖南。而朋友们则是死的死,跑的跑,也没有什么人了。这时,总算还有一人挺身而出,亲自为谭嗣同收尸埋葬。这人就是大刀王五。第二年,王五又与谭嗣同的家人一起,把谭嗣同的骨骸运回湖南浏阳老家,造墓于城外的一处石山下面。英灵从此长眠于此。

至于大刀王五其人, 他今后的遭遇如何, 最终结局怎样, 则众说纷纭, 难以统一。曾有人将他的事迹写成长篇小说, 可见他的一生也不平淡。笔者记得关于大刀王五约有三种传说:第一种传说, 是在谭嗣同死后第三年,大刀王五离开中国前往南洋(即马来西亚或泰国、新加坡等地),不知所终。第二种传说是在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大刀王五在作战中被德军士兵用枪射杀。第三种传说是大刀王五并非死于外国入侵军, 而是死于义和团之手……究竟如何, 还有待识者补充, 这里就不再赘述。无论如何, 大刀王五与谭嗣同的一场生死之交, 确是近代戊戌变法史中的一段佳话。

(《谭嗣同传》完)

陈星台传

关于陈星台的生平记述, 最早见于宋教仁的《烈士陈星台小传》。 但这篇文章过于简略,, 只是介绍了烈士一生的主要大事与其著作的概况。但它是最早的一篇关于陈天华的传记, 现录于下:

“烈士名天华, 字星台, 湖南新化县人。性敦笃, 善属文。少时即以光复祖国为志, 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虽箪瓢屡空, 处之怡然. 日惟著述以鼓吹民族主义。近年革命风涛簸荡一时者, 皆烈士提倡之也。年三十一, 尚未娶, 或劝之娶, 烈士泫然曰::“匈奴未灭, 何以为家!”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 则涕泗横流,, 其爱国之忱, 发于天性如此。

“岁癸卯, 留学日本。时值俄占东三省, 瓜分之禍日迫, 朝野皆束手无计。烈士大痛, 啮指血成书数十幅, 备成灭亡之惨, 邮寄内地各学堂, 闻者莫不悲愤。

“去年秋, 湘中志士谋起义湖南, 联络粤鄂, 以共倾政府。烈士闻之, 即星夜附轮归长沙,筹划布置, 昼夜不辍。不幸未发即败, 清政府飞檄逮捕。烈士间道走江西, 至上海, 与诸志士合谋再举。适万福华之狱再起, 逮捕益急, 不得已, 复游日本。盖自是憔悴忧伤, 泪痕萦萦然不绝于目矣。今年春发意见书, 思单身赴北京有所行动, 为同学所阻止。十一月, 日本文部省颁发关于留学生规则, 烈士益见中国之将邻于亡, 革命之不可一日缓, 作《绝命书》累万言, 自投日本大森海以殉。呜呼! 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 则烈士之死贤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汉族也, 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几何者? 呜呼痛已! 烈士所著书, 其已都成集者《猛回头》、《警世钟》、《最近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最后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皆风行于世。其散见于他书者, 尚俟厘订。烈士死时年三十一, 乙巳年十二月十二日也。
(《民报》第2号,1906年1月22日)”

对于宋教仁的《烈士陈星台小传》,特作以下补充:
陈星台名天华, 1875年3月6日出生于湖南新化县荣华乡栗树凤阳坪。他还有另一个名字显宿, 字过庭, 别号思黄。母早逝，父为塾师，幼从父识读，因家境贫寒，乃营小卖以补济，然坚持好学不辍。常向人借阅史籍之类书籍，尤喜读传奇小说，亦爱民间说唱弹词。1895年，陈天华随父迁县城，仍以提篮叫卖为生。
1896年入新化资江书院，1898年入新化实学堂。深受维新思想影响，倡办不缠足会，成为变法运动的拥护者。
1900年，入省城岳麓书院，成绩名列前茅。其时，莅湘某令识其才，欲以女儿嫁他，陈效法汉时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乃婉言谢绝，说：“国不安，吾不娶”（直至蹈海报国之时，终身未娶）。次年转入求实书院。
1903年初，入省城师范馆，不久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这两部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指出清朝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实行排满，“杀那洋鬼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
1903年冬，陈星台回国策划起义。
11月4日，他和刘揆一、宋教仁、杨毓麟等以庆贺黄兴30岁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
1904年2月15日，陈天华同黄兴、宋教仁在长沙创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到江西策动军队起义。不久，因清政府搜捕，陈天华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 。
1904年3月，陈星台到达日本后，入法政大学。8月，冒险回国，准备参加华
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因事泄失败，又去日本。
1905年6月，陈星台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7月，孙中山到日本，主张联合各革命团体，组织中国同盟会，陈星台积极赞成。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他任秘书，并被推为会章起草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后，他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不少文章和政治小说《狮子吼》。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中国留学生的“规则”。同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投海殉国(这是当时的一种观点,其真正投海的原因并不仅此,待后文再作阐释)，留下“绝命书”,,时年31岁。1906年春，其灵柩运回长沙,公葬于岳麓山。

陈星台是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同盟会会员，清末革命烈士。一生救亡图存，宣传革命。所著《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成为当时号召民众革命的“冲锋号”。
陈星台在宣传革命、建立民主政体、造就近代国民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进步主张在当时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因此,他不仅是一位革命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对革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说他是早期杰出的中国民主革命家. 也完全当之无愧。

上文所提到的《绝命书》,乃是陈星台自杀前的遗言。宋教仁在同日发表的另一篇纪念陈星台的文章(《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里写道:

“此吾友陈君星台之《绝命书》。每一思君, 辄一环颂之, 盖未尚不心悲而泪涔涔然下也。呜呼! 若君者, 殆所谓爱国根于天性之人非耶?

“当去岁秋,, 湖南事败, 君与犟等先后走日本. 忧愤益大过量,, 时时相与过从, 谈天下事, 未尝不哽咽垂涕泣而道也。今岁春, 东报兴瓜分谣, 君愈愤, 欲北上,冀以死要满廷救亡, 殆固知无裨益, 而思以一身尝试, 绝世人扶满之亡也。既而友人沮之. 不遂行。然其尝言曰:‘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盖其抱死之目的已俟久矣。

“居无何, 留学界以日人定学制, 议群起力争。始犟浼君曰‘君能文. 盍有所作以表意见乎?’君曰:‘否, 徒以空言驱人发难, 吾且为耶?’越数日, 学界则大愤, 均休校议事, 君犹无动。迄月之十一日, 其同居者则见君握管作文字, 至夜分不辍。其十二日晨起食毕, 自友某君贷金二元出门去, 同居者意其以所作付剞劂也 ,听焉。入夜未归始怀疑。良久,有留学生会馆阍者踵门语曰:‘使署来电话称‘大森警吏发电至署, 告有一支那男子死于海, 陈其姓,名天华, 居神田东新社者’云。呜呼, 于是知君乃死矣,痛哉!……

“抵会馆, 索其邮物, 获之. 则万言之长函, 即此《绝命书》也。一人宣读之, 听者数千百人,, 皆泣下不能仰。夫以君之所志, 使其所怀抱得毕展于世, 无少残留, 则我民族受其福胙, 其所造于中国前途者, 岂有涯耶! 而乃竟如是已焉, 吾人得毋有为之悼惜不置者呼!

“虽然吾观君之言曰:‘以救国为前提。’又曰:‘欲吾同胞时时勿忘此语, 力除此四字(指‘放纵卑劣’,是当时日本《朝日新闻》上对中国留学生的评语), 而做此四字之反面, 恐同胞不见听或忘之, 故以身投东海, 为诸君之纪念。’又曰:‘中国去亡之期, 极少须有十年, 与其死于十年之后, 曷若死于今日, 使诸君有所惊动。’盖君之意, 自以为留此身以有所俟, 孰与死之影响强, 吾宁取赴死觉吾同胞, 使共登于救国之一途, 则其所成就较以吾一身之所为孰多耶? 噫! 此则君之所以死欤? 君之心则苦矣。

“吾人读君之书, 想见君之为人, 不徒悼惜夫君之死, 唯勉有以副乎君死时之所言焉,斯君为不死也已。乙巳十一月晦, 犟斋谨泣跋。(《民报》第2号, 1906年1月22日)”

与“传记”差不多, 宋教仁对陈星台的死也写得比较简约, 说明其所以跳海自杀,,主要是为了爱国心切, 想以自己一死来喚醒民众, 另一原因是为了日本政府发布歧视中国留学生的规则, 愤而跳海。这一些确是原因,, 而且众说纷纭。归纳起来, 认为陈星台之自杀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 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2. 当时的《朝日新闻》攻击中国人缺乏团结力，说中国留学生是“放纵卑劣”的一群。陈星台愤而跳海。
3. 以死报国，反对空谈救国。陈星台曾谈及自己能为国做的无非两件事，“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就愿意以身相殉。

以上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些理由，并不足以使陈星台之死成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那么，促使陈星台跳海自尽的最大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陈星台既不是为了日本政府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也并非为了《朝日新闻》的攻击中国留学生。这一切当然使他忧愤, 但绝不是他自杀的主因。他的自杀, 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同胞, 他是死给自己的同胞们看的。陈天华在他的《绝命书》中特地这样写明：“……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这就是明证。另外, 在《绝命书》中陈星台也特别提出日本媒体攻击中国留学生的“放纵卑劣”, 要求自己的同胞同学力戒“放纵卑劣”这四个字,, 而做一个“此字之反面”的人, 又“恐同胞不见听或忘之, 故以身投东海, 为诸君之纪念。”陈星台在他的“绝命书”中, 已清楚直白地说出了自己跳海的真正原因。他希望自己的同胞能改掉“放纵卑劣”的劣根性(或许他也早已觉察到这一点?)他觉得光动嘴或耍耍笔杆不能起多大作用, 只有用自己的性命来一搏, 或许能起到警醒一部份人的作用。宋教仁说他“宁取赴死觉吾同胞, 使共登于救国之一途。”倒是说到了点子上。

但如果再深入一步分析, 我们可以从陈星台的行动里看到另一层意义。中国人自古以来提倡“好死不如赖活”、“好汉不吃眼前亏”、“逆来承受”……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已使中国人在当时成为一个麻木不仁而又极端自私、胆怯的民族。陈星台深知这—点, 所以他认识到想叫这祥的一群人起来革命,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改掉或尽可能减少自身的毛病, 否则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写文章、动嘴巴似乎都如大象屁股推不动, 民众很少起来响应。剩下来的一件事也是最后能做的就是自己的这条命, 把这条命献出去, ,以求一搏同胞的觉悟。正巧这时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日本报纸上又攻击中国留学生不团结和“放纵卑劣”, 于是他义无返顾地跳进了大森海,。

陈星台烈士的献身, 估计他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他想以此告诉自己的同胞: 在这个世界上, 人的生命虽然宝贵, 但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价值”。如果失去了这个“价值”,那么活着还不如去死。当然, 根据宋教仁的说法, 所谓陈星台“抱死之目的已俟久矣”, 那么由此可见, 除了上述种种原因之外, 恐怕还有更深沉的原因, 否则为什么早就有了轻生的念头呢? 对此宋教仁没有解释, 其他人也没有说。那么, 我们也无法研究了。总而言之, 陈星台向海一跳, 他的英名就永久定格在这一瞬间。

得知陈星台去世后, 香港各界举行了追悼会，有1千余人参加。次年闰四月初一，其灵柩经黄兴、禹之谟等人商议筹划运回长沙，各界不顾官方阻挠，决定公葬于岳麓山。到了1907年5月29日举行葬仪，长沙各校师生纷纷自发前往，送葬队伍达数万人，逶延十余里之遥，哀乐凄凄, 悲歌绵绵。送葬队伍由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报道曰:“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军人站立一旁，亦为之感动，不加干涉。

陈星台另有一部未能写完的小说，名叫《狮子吼》，小说中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心中的民主共和国：“他走到一处，看见‘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里面不知有几十万册的书，其中‘有一巨册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全国有30多万所大小学堂、6000多万男女学生；陆军、海军，军舰、潜艇、空中战艇等，铁路，邮局，轮船……”可以说, 陈星台连做梦也梦见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宋教仁赞他“若君者, 殆所谓爱国根于天性之人非耶?”,可谓说出了他的天性本质。

一个具有爱国天性的陈星台, 一位爱国爱到骨髓里的伟大志士, 值得他后来的同胞们永久纪念! 他对人生毫不留恋, 他只想早早死去。但是他的英名将流芳千古, 与世长存!

(陈星台传完)

三、邹容传

邹容传(上)
第一章 在“黑云压城”中出生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中国风雷激荡的年代,或许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黎明前的黑暗)的时代。因为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王朝,正面临着崩溃的前夜,各方面的势力都在醖酿着最后的较量。最后想挽救帝国命运的维新派被残酷地杀害了。奴隶主们最重视的是自己眼前的切身利益,因此往往连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有时也分不清。这使得革命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国际上,清王朝的对外战争屢战屢败,数度割地赔款,对内则拼命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搜括民脂民膏,镇压捕杀革命志士。由于苛捐杂税繁多,战败以后须赔償给外国人的数量巨大的白银,清政府都转摊到老百姓头上,人民已处于穷途末路之中。而世界列强又虎视眈眈,中国随时有被瓜分的危险,正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诞生了。
邹容, 字威丹, 四川省巴县人, 生于一八八五年, 也就是中法战争中方失败的那一年。巴县紧靠重庆, 当时是重庆府的首县, 四周万山重叠, 郁郁苍苍, 虎啸猿啼, 自然风光煞是迷人, 喘急的长江上流又从这里奔腾而下。青山绿水, 陪伴着邹容一起长大。
四川省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一向被称为“天府之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地貌形势——高峻的山地和奇险的蜀道, 使得它易守难攻,所以历来又被人们称之为“天险”。在这里不能不引用一首名诗,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四川这块宝地的险峻壮丽:
蜀道难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 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 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 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 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 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瀑流争喧豗,水涯转石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 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 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李白)”

现代的文学评论家对李白的这首诗一定会作出如下评语:“想像丰富的浪漫主义与语言奇巧的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 或者说:“无论在思想内容的丰富上, 还是在艺术技巧的高明上, 都是空前的。”但是古人没有这么多套话, 他们评论起来要简约得多。 例如殷磻说此诗“奇之又奇, 自骚人以还, 鲜有此体调。”可谓一语中的。确实,说此诗是论蜀道难一类诗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第一, 应该也不为过。一些流传千百年的名句,正是在此诗中首次出现。
当时,由于四川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免于受到世界列强的直接武裝侵略。但是,侵略者并没有放过四川,早在一八七九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已经明文规定英国可以派员常驻重庆。而且还有一条附款,申明英国还可以派员由北京动身,遍历甘肃和青海一带,或由四川入西藏,直达它的殖民地印度。可见英国佬的一双鹰眼早已窥到了四川这块宝地, 明白这块宝地在地理上的重要性, 正在逐渐准备把它的魔爪伸向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
还没等英国佬大施身手,日本这个恶邻却先下了手。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滿清政府的军队根本不是对手, 曾经被李鸿章吹嘘为“足可抵御外侮”的北洋海军, 竟然全军覆没, 葬身海底。结果当然是坐下来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也就是历史上称作的《马关条约》。根据《马关条约》,台湾省从此被日本占领,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东北门户开放,被推向虎口。重庆等地也成了向日本开放的通商口岸。因此,作为中国西南重镇的重庆,居然也成了外国入侵者的“根据地”。日本人在重庆辟租界、派领事、开洋行、设工厂、驻兵舰、盗矿产、测航道、勘铁路,日本商品也自长江航运大量涌入四川。接着,其他国家的商人、政客等也纷纷来到四川活动, 四川成了外国侵略者的天堂。这时候的邹容已经晓事, 明白《马关条约》的严重后果, 因此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作出强烈的反应。
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当时的世界形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已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处境中。列强各国看到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个小日本也可以在它身上为所欲为,于是欲纷纷仿效,都想来中国身上咬下一块肥肉。一些国家都来租占港湾, 惊夺铁路, 划分势力范围。当时盛传中国将被列强瓜分之说。康有为也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譬如春蚕之食叶,边境完而后及于中心”。中国的四川省, 正是处于将被蚕食的中心地带。
为了国家能够继续生存,为了不至于亡国灭种,在统治者的上层,分化出一种新生力量来,这就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良派,也称为维新派。改良派推行新法, 实行改革, 然后走上君主立宪之路, 这对于清王朝本身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富国强兵廉政, 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好处。但是,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上层统治阶层并不这么看, 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都反对改革变法,极力 抵制新法。因为改革变法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这是这个阶层最为忌讳的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甚至亡国也无所谓, 因为这一切都有全国的老百姓去承担, 但自己的切身利益一定要保住。新旧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派取得了胜利,并且大肆镇压维新派, 光绪皇帝被软禁,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 其他维新派骨干如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被押到菜市口砍头, 史称“戊戌变法六君子”。一场来得快消失得也快的变法运动, 就这样被冷酷无情地镇压了。
清王朝中的顽固守旧派, 从表面上看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 实质上它却是把清王朝向灭亡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也就是说, 它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因为, 通过镇压维新派,它把本来属于同一阶层中的精英都干尽杀绝, 留下来的净是些僵尸脑袋的老朽人物, 而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挽救清王朝。同时, 通过它对维新派的残酷屠杀, 更坚定了革命派的信念, 因为从中看到要救中国, 只有先革掉清王朝的命。任何改良、维新等等道路, 在当时的中国走不通。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 即一九00年, 中国的老百姓在北方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造反行动, 就是义和团运动。运动开始, 提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声势浩大, 波及全国, 打击了清王朝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囂张气焰。但到了后来, 由于清王朝的拉拢利诱, 义和团又把口号改成“扶清、灭洋”,这样就改变了它原来的性质。同年, 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长江中游一带起义。孙中山在广东发动惠州起义。这些造反和起义, 体现了中国的反专制独裁统治的武装革命开始产生,并且还将不断发展下去。
但是,义和团声势浩大的活动引起了外国列强的严重关切,他们凭籍某些洋人被杀大造声势,英、美、德、日……等八个国家组成八国联军, 对中国大举入侵, 所到之处, 顿成血泊火海。清朝政府慌了手脚, 军队一触即溃, 最后连京城北京也让八国联军占领,慈禧太后率领皇室人员仓惶西逃,急急如丧家之犬。最终又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这一次的割地赔款比以往任何一次更为严重。一九0一年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辛丑条约》,单单其中赔款一项,就达四亿五千万两,其数字之巨,可谓空前绝后。至于其他种种出让土地及主权之条款,在这里也不忍重复,总而言之,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奴才政府。
赔那么多的白银给外国人,那么这么多的白银从何而来? 国库中根本拿不出多少银子。唯一的办法, 也只有让全中国的老百姓来分担。以邹容的故乡四川来说, 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当丁宝祯在担任四川总督时,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正供(指田赋)之外,有按粮津贴,计可得六十万两。津贴不足,则又按粮捐输,计可得八十余万两”。但“率之常年捐输而仍有一百二、三十万两”不敷(《丁文诚公奏议》), 又不得不以别的捐输名目取之于民。捐税叠床架屋, 压得四川的老百姓喘不过气。而甲午战争之后,由于要付给赔款,清政府加强对老百姓巧取豪夺,仅从加在全国人民身上的三大项目中,就足见清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进行渴泽而漁的克剥之情。这三个大项目,一是一八九七年,清政府为归还俄、英、德、法四国借款每年本息银一千二百万两,规定四川按年分担九十四万两。二是一八九八年,清政府为筹还《马关条约》最后一期赔款,发行昭信股票(公债),四川要分担银一百零四万七千余两。三是庚子赔款(《辛丑条约》)四万万五千万两,规定由各省分担,四川每年要摊付二百六十一万八千两。再加上其他种种巧立名目的捐税,贪官污吏的层层榨取,那就更是雪上加霜,四川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其他各个省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一切,邹容都看在眼里,后来都在他的著作中加以揭露。
清政府的对外奴顔媚膝,割地赔款;对内的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引发了各地人民的奋起反抗。首先被“迫上梁山”的是余栋成,他于一八九四和一八九八年,先后两次率部武装起义,而且提出了“驱异族之犬羊”的口号。其影响之巨大, 整个川东为之震动。四川的义和团也曾经举起“灭清、剿洋、兴汉”的旗帜,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和与其勾结的清朝鹰犬。邹容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这样的时代背景,给了邹容深刻的教育和磨炼。

待续

邹容传(上)
第二章 不平凡的青少年时代

十九世纪的末尾至二十世纪之初的这几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因为这是沉痛而耻辱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国内的维新派遭到失败,其领袖人物或被杀或流亡。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也惨遭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对外签订了最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然而,革命志士并没有丧失斗志。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他们与黑暗势力展开了新的较量。
其实从甲午战争开始, 孙中山已经在檀香山和香港等地组织了兴中会,在广东发动过武装起义。但在当时斗争的规模较小,影响不大。而变法维新的改良派在当时却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不少人对他们寄于厚望。虽然经过戊戌政变,改良派受到镇压,但改良派的影响并未消除。而清王朝在革命派的眼中却越来越暴露其真面目。革命派评论清王朝为“其君则盗魁也,其官吏则群贼也,其朝署则割地鬻权所也(《醒狮》杂志第一号)。”也就是说,这清王朝只是一个卖国的盗贼之窩而已。因此不用再搞什么维新变法,而应用革命的手段把它除掉。但是,已逃往国外的改良派首要人物康有为,则依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在国外组织保皇会,号召大家要拯救被囚禁的光绪皇帝。一九0三年,康有为在周游欧美各国之后,又发表了一篇长文,名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竭力宣扬他的一贯的改良、保皇的主张,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只能走君主立宪的路,不可以革命,若是革命必然招致亡国。

梁启超在一篇文(《清议报一百册祝词》)中,说道:“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相接,而新旧嬗代之时也。”这段话明确地表述了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特征,曾经被不少论著所引用。就这段话本身来说,应该说是很贴切生动。但是梁启超是改良派,他站在保皇的立场上,所以他所谓的“新”,是指改良和变法,而绝不是指革命。他所谓的“旧”,当然是指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派。而在当时的革命派看来,所谓旧是指改良派,而革命派则是新生力量,至于顽固派不仅是旧的而且是革命的对像。
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旧斗争,与十九世纪末期的新旧斗争,具有明显不同的时代特色。到了二十世纪,不仅原先的顽固守旧派属于旧的,就是原先标榜自己是变法维新的改良派也成了旧的,其中就包括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此,后来有些人就称康梁他们为“老新党”。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相交点是一个激烈变化的年代,犹如奔腾而一泻千里的急流,或如咆哮汹涌的瀑布。在这相交之点,一切有识之士都不能不接受考验: 是停止, 还是继续前进?
年轻的邹容,正是在这个激烈变化的年代中脱颖而出。他如黑夜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引人注目。又似异军突起,冲锋在先, 在民主革命的队伍中成了一名旗手。他虽然年纪轻轻的就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但他的战斗业绩, 将永载史册。
十九世纪后期,新学和旧学之争,也就是开办学堂还是继续过去的科举制度之争,成了社会上一大焦点。邹容在读书求知的过程中,开始表现出他革命斗争的天性。他鄙视旧的科举制度,拒绝他父亲为他设计好的经过科举考试一级一级考上去,获得功名,光宗耀祖……。
邹容六岁就开始进私塾读书, 他天资聪颖, 几年攻读下来, 居然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而且连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历史名著也通读了一篇。邹容的父亲邹子璠经商, 算得上是个颇有资产的商业资本家。他看到邹容聪敏好学, 就希望儿子能在读书上面有所作为, 将来能出人头地, 成为人中之龙。
邹容十二岁的时候, 同他的哥哥一起参加了巴县的童生考试。这种考试是学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的头一步,属于童年考试的级别, 因此称为童生考试。但这考试也并不很轻松,有很多人考了多年没通过,一直考到长了胡子娶了媳妇还在考, 仍然叫做童生,只是在“童生”一词前加上一个“老”字,就成了“老童生”。如果考试通过了, 还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等多种考试, 都通过了才能考上一个秀才。可见当时要当一个秀才也并非易事。若是你想当官, 那还得往上考, 考举人, 考进士。若能考上进士, 那你当官的愿望就基本实现了,可是这很难很难。你想, 考个秀才都不容易, 考进士就可想而知了。读过“范进中举”这篇小说的人都知道,那范进虽饱读史书,也早考中了秀才,可是他考个举人一直考到五十多岁……。有人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读书人, 成了历史罪状, 但那自古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真不知坑了多少个读书人。此话倒也不无道理。
这时候,一件在科举考试制度实行千百年来从未发生的事发生了。邹容在考场上公然向主考官提出要求: 要求主考官对词意晦涩的题目解释一下, 被主考官拒绝。邹容说: “问题问得含糊不清, 令人如何回答?”主考官说:“在考场上不准提任何问题。如果你不能理解题意, 那是你的事。” 邹容力争说:“问题问得叫人看不懂, 还说是考生的事, 这样的考试不考也罢。”当即愤然离场而去。这是头一次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实际的抗争, 而这个人就是邹容。
当时的维新运动之风正在劲吹, 已由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吹到了四川的大地。邹容开始接触新思想,他阅读了严复译著的《天演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以及在四川本地出版的《渝报》和《蜀学报》等书刊报纸。这些表述新思潮的书刊杂志,给了邹容以极大的启蒙,使他原来就具有的要求革新的思想获得了理论上的充实。因此,面对他父亲的苦口婆心的说教,劝他一定要努力读书考下功名时,邹容斩钉截铁般的回答:“臭八股有什么好学的? 满洲人的考场儿子不愿去。衰世功名, 就是考得了又有何益?”从此, 在这件事上, 邹容与他父亲发生了决裂。
邹容意识到: 必须走出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看别人是如何管理国家的。向国外寻求知识。于是他想到了日本, 这是中国的近邻, 现在成了世界强国之一, 这不真是最近便的学习之场所吗? 他开始接近在重庆的日本人, 与他们交往, 向他们学习日语和英语,并且开始学习外国历史。在学习中, 他全神贯注, 似肌如渴。一个时期下来,他不仅增长了不少有关国内外的智识, 而且广拓思路, 扩大眼界, 这对于他的言论和作文都大有裨益。他口才敏捷,作文富有新意。一些冬烘先生, 在和他辩论时, 经常败在他的手下。
一八九八年九月, 发生了戊戌政变, 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派, 对维新派人士进行了镇压。光绪皇帝被软禁,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 谭嗣同、杨深秀、刘光弟、杨锐、康广仁和林旭等六人被押到菜市口砍头, 历史上称为“六君子”。邹容对六君子深为敬仰, 对其中的谭嗣同更是特别敬佩, 因为他能逃而不逃, 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换取同胞的觉悟, 慷慨就义。为此, 邹容无所顾忌的把谭嗣同的遗像悬于自己的房内, 还在上面题了一首短诗:
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诗的技艺虽然还不算成熟, 但作为年仅十四岁的邹容来说, 在诗中表现出来的豪气,却是令人不容小觑的。可以说这首诗充满了斗志. 并且表达了继承遗志的决心。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 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 中国已濒临灭亡的边缘, 清王朝的庐山真面目也暴露无遗。当时国内的形势是民主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 开始不断冲击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后一座堤壩。面对这种形势, 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 见风使舵, 居然把维新的旗号接过去。一九0一年一月, 慈禧太后下达“刷新政治”的诏书, 宣布要在各方面进行改良, 又声称“兴学育才, 实为当今急务。”言下之意, 是要把培养人才当成第一要务。在这之后, 又宣布从此取消科举考试, 在各地兴办西方式的学校。在杀了维新派人士以后, 现在自己也宣布维新了, 这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须知时机一去不返。
慈禧诏书下达后, 全国各省纷纷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同年夏天, 四川总督奎俊效法其他一些省份, 宣布一项命令: 选派二十二名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 在成都公开报名考试选拔。邹容得知这一消息, 十分兴奋, 认为这是一个到外国去学习先进知识的好机会, 他请求父亲同意他去报名。他的父亲开始不同意, 说他性格倔强, 孤身一人去到外国, 搅不好就会闯出什么大祸。邹容再三恳求, 保证自己一定安分守己, 绝不和任何人发生矛盾, 只顾埋头读书学习, 他父亲最后只好同意他去。邹容步行数百里, 自重庆赶至成都应考。考完后他自觉得还滿意, 而事实上他的考试成绩确实不错, 按理说他应该被录取。但是正所谓好事多磨, 对邹容来说似乎更是如此。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以至于使得邹容未被录取。
邹容性格直爽, 欢喜直抒己见, 平时经常与人发生争论。在老家时, 由于喜和人争论, 得罪了一些守旧的人。其中有一个叫周善培的, 就是后来出了名的那个立宪派成员, 当时也在成都, 当他得知邹容前来报名应考时, 立即向官府禀报, 把邹容形容成一个思想反动分子。如此一来, 邹容怎么能被录取, 当然名落孙山。从考场出来, 滿怀希望。待到发榜之日, 却不见自己的名字。后来得知原来是有人从中作梗。好在邹容在考试之前在思想上已作好二手准备, 现在就按照第二手即考不上的准备去做, 不回家, 进入成都经学书院继续读书。
成都经学书院设立在环境幽静的山林里, 周围群峰叠翠, 鸟鸣蝶飞, 宛若仙界。邹容刚入书院, 倒也顿觉心旷神怡, 肺清气爽。书院的学生们也个个循规蹈距, 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从早到晚, 听不到大声喧哗, 整座书院显得庄重静谧。书院的院长称作山长, 成都经学书院的山长吕翼文, 是位考据训诂的老学究,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位老专家了。邹容进入书院后,时隔不久, 他的“老毛病”又东山再起, 他的滔滔雄辩打破了这个古老书院固有的静寂。
这里的学生没有一个赞同他的观点, 邹容处于孤立无援之境, 但他却越辩越勇, 毫不示弱。这事被山长吕翼文知道了, 经过调查了解, 吕翼文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也知道了邹容的思想。这引起了吕翼文的惊慌, 他想他的书院岂能容得具有这种叛逆思想的人? 他急忙下了一条告示: 把邹容开除出经学书院。
邹容离开书院回到家里, 年纪轻轻的他才十六岁, 却已经受了两次打击, 但他毫不气馁, 打定注意力求上进, 不断努力。他向父亲提出要自费赴日留学, 请求在经费上得到支援。父亲起先不肯, 邹容再三争取, 几乎闹到反目, 父亲最后总算答允。就在当年的冬季, 邹容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旅程。他要先到上海, 再从上海前往日本。
邹容决定先在上海逗留一段日子, 因为他必须先学会日语, 以免到达日本以后首先就要面临语言上的障碍。

待续

邹容传(上)

第三章 留日学生中的民主斗士
当时的上海已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从《南京条约》开始, 它被定为开放的通商口岸以来, 就成为外国列强各种势力渗透到中国各地的重要基地。邹容大开眼界, 他看到十里洋场的租界, 看到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的外国巡捕, 看到停泊在黄浦江畔硕大的外国轮船和耀武扬威的兵舰, 还有那烟囱林立把中国劳工当奴隶般剥削和使用的工厂。而外滩那里新建的一幢幢银行大楼, 门口都安置着一对巨大的石狮子, 张开血盆大口, 沉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中国人……。邹容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城市景象, 但他不但没有丝毫惊喜或兴奋之感,心中则培增了不少愤怒。“恁什么外国军舰可以任意开进中国的港湾? 凭什么外国巡捕可以在中国的城市里趾高气扬? 凭什么……”——邹容心中自己责问自己, 答案他只有一个: 这一切不都是因清王朝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而造成的么? 因此他感到更痛恨卖国的清政府。
邹容因学日语而进的广方言馆, 原是李鸿章所倡, 目的是培养洋务方面所急需的人才: 洋务专业人员和翻译。很多人来这里学习外语, 其目的都几乎一致: 把学好外国语当作升官发财的捷径。至于国家的兴亡, 民族的前途, 老百姓的困苦, “那管我啥事?”。但邹容当然另作别论,他不仅没有丝毫升官发财之梦, 而且决心去走一条血雨腥风之路, 也就是革命之路。在上海, 邹容在旅舍写下一首诗, 名曰《书怀》: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堪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上述这首诗充分表达了邹云的感慨。他在上海的所见所闻: 当时十里洋场所表现出来的洋人的跋扈, 社会现象的光怪陆离, 以及人民的苦难, 都使邹云有感而发, 从而浓缩在这首诗中。诗言志, 邹云今后要走的路, 已经鲜明的显示在世人面前。
邹容在上海只待了几个月。一九0 二年的春天, 他乘上开往日本的轮船, 渡海前去日本东京。邹容头一次见到大海, 这海水与江水又有所不同, 但见浩浩淼淼, 无边无际, 涌波逐浪,水天沧茫。
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 头一批是在一八九六年, 当时只有十三名。后来逐年增加, 到了一九0一年, 每年已将近有三百人。在经历了可歌可泣的戊戌变法与惊天动地的义和团运动之后, 人心思变, 而实行了千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也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宣布取消。因为人们反思, 这个科举考试制度似乎培养不出什么杰出的人才, 如清政府在武的方面屡战屡败, 文的方面又治国无方,落后于世界上列强各国。为了挽救自己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清政府也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说是“顺从民意”, 开始在全国各地兴办西式学堂, 同时陆续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日本距离中国最近, 它从明治维新开始向西方学习, 而且取得了成功。因此, 当时中国人要向西方学习, 就想到如果向日本学习, 可以收到同样的成效, 而且路程又近, 于是纷纷前往日本, 日本成了当时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国家。当然也有去欧美留学的, 但为数不多。当邹容到日本留学时, 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已近二千人左右, 而去的人仍络绎不绝。到了一九0六年, 多至八千人, 形成一个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潮。
邹容到达东京以后, 进入同文书院学习。这个书院创办不久, 成立于一九0二年一月。它的主要功能, 就是提供刚到日本的中国和朝鲜的留学生补习日语与普通课程, 为下一步进入专门学校学习作好准备。
当时中国有知识有觉悟的青年, 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就是对于国家的前途深怀焦虑。他们看到的是同一现象: 祖国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日见衰败, 处境日益危险。因此一旦到了一个面貌宛然一新的异国他乡, 就迫切的想要学习和汲取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 目的是为了他日所用, 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 使自己的祖国也强大起来。与邹容几乎同时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先生, 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 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 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 就赴会馆(指留日学生会馆), 跑书店, 往集会, 听演讲。”(《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里所说的“往集会, 听演讲”,就是留日学生讨论问题, 交流思想, 从事爱国革命活动的基本方式。
邹容在到达日本以后的头一年, 就在上述的活动中学习和生活。一年的光阴飞快地过去了,而在这一年中, 邹容对留日学生在日本的生活情况和客观环境, 可以说已了如指掌。
到了一九03年的春节, 有一千多名留学生在东京骏河台留学生会馆, 举行新年团拜大会。实际上这是一次宣传革命的大会。在大会上, 邹容和马君武等人相继发表演讲, 诉述清王朝的罪恶历史, 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又分析国内外形势, 断言不推翻清王朝, 就无法挽救中国的危亡。如此激烈的言论, 首次在在留学生中传布开来, 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章太炎后来在《狱中答新闻报》中, 曾提及此事, 说邹容“元日演说,大倡排满(反清)主义”。从此以后,只要有类似的会议, 邹容从不缺席, 而每次都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因此他成了留学生中最年轻的革命鼓动者和急进者。
当年的四月分, 在留日学生中又掀起一场抗俄运动。留学生们集会、演讲, 还组织起来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准备以实际战斗来抗拒沙俄的侵略。
原来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 沙俄不仅是八国联军之一, 且出兵最多, 大肆蹂躏中国华北地区。同时它又另外出兵十七万, 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辛丑条约》签计以后, 各国侵略军从华北退出。由于列强各国内部的利益冲突, 英国、日本等不甘心沙俄独吞中国东北,就出面干涉。中国国内也掀起抗俄浪潮, 特别是东北人民纷纷组织义军, 用武力袭击沙俄侵略军。在这种情况下, 原先打算把中国东北三省划进自己版图的沙俄, 这时不得不与清政府签订了《满洲撤兵条约》,答应分三次从东北撤军。第一次总算是按规定日子撤了兵, 但到了一九0三年四月一一第二次撤兵日期, 沙俄耍起了流氓无赖, 不但不撤兵, 反而向东北境内增兵, 还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沙俄如此出尔反尔, 蛮横霸道, 当然是看准了清政府的懦怯无能,妄图就此长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 实现它所谓的“黄色俄罗斯”的野心。沙俄此举激发全中国老百姓奋起反对, 上海的人民团体发出电报警告清政府, 电报云: “闻俄人立约数款, 迫我签允。此约如允, 内失主权, 外召大畔, 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发电报给各国外交部, 声明沙俄的无理要求, “即使(清朝)政府承允, 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
到了四月下旬, 东京《朝日新闻》揭露了沙俄的新阴谋。留日学生闻风而动, 纷纷集会商讨对策, 并在锦辉馆召开了拒俄大会。陈天华、邹容等人都出集了这次大会, 出集大会的人数约占留学生的一半。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学生军”)。中国留学生们决心用实际行动来反抗沙俄的无耻侵略。留学生们慷慨激昂地表示:“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 誓以身殉, 为火炮之引线, 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江苏》杂志第二期)一位姓胡的女留学生说:“祖国被瓜分, 同胞作奴隶, 我辈更有何面目在日本留学? 愿诸姊妹想一想。”(同上)当日就有二百多名留学生报名参加义勇队, 还有十多个女学生报名参加义勇队中的护士工作。有位只有十六岁的身体弱小的留学生也要报名入队, 别人劝阻, 他坚持加人.并说:“我能从军死于北边, 是光荣的”(同上)。
义勇队选出学军事的蓝天蔚为队长, 在留学生会馆操练, 每天规定时间进行。同时, 派出代表回国活动并联络各方。邹容是这次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同时也是拒俄义勇队的成员,他积极参加操练, 与其他同志们一起, 誓死把沙俄侵略者从中国領土上驱逐出去。
但是这种种行动, 却引起了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的严重关注。蔡钧恐慌的是留日学生的矛头最终会指向清政府, 而沙俄撤军不撤军倒是还在其次。于是他分别发了三份急电, 一份给当时已爬升至直隶总督的袁世凱, 一份给两江总督魏光焘, 另一份给湖广总督端方。电文曰:“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 计有二百余人, 名为拒俄, 实则革命, 现已奔赴内地, 务斥各州县严密查拿。”(《上海研宄资料续集》,第八九页。) 同时, 蔡钧又勾结日本政府, 下令解散东京留学生义勇队。
义勇队虽然被强制解散了, 使他们无法实行原来策划好的行动, 当然也不可能开赴前线(东北)去抗击沙俄军队了。但是, 留日学生的革命意志是解散不了的, 经过酝酿磋商, 他们又决定成立一个“军国民教育会”, 标榜“尚武精神”和“铁血主义”。平时继续定期集会,互通讯息和交流思想, 进行军事操练。留学生们为了开展反清反侵略的革命活动, 不断的从事各种准备工作,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一旦时机成熟, 就会揭竿而起。而目前, 他们的主要目标, 就是想方设法, 把革命的火种由国外引向国内, 使革命之火在祖国的大地上熊熊燃烧。
邹容在日本留学的时间并不长, 总共才一年多的时间。当然, 他是被迫离开日本的。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表现不俗, 收获颇丰。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 他总是站在爱国民主斗争的前例, 勇敢无畏。他不仅能言善辩, 而且博览群书。他特别喜欢看那些启蒙思想家写的著作, 如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伏尔泰……。还有如关于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等的史书, 都是他热爱阅读的书。因此, 追求革命之火在他心中也越烧越旺。
邹容决定写一本书, 一本直接鼓动革命的书。他认为, 与其像现在不生不死地活着, 像奴才或奴隶般地活着, 倒不如到生与死的较量中去搏斗一场。这本书要讲述革命的必要, 要宣扬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思想, 同时要揭发清朝政府对内的血腥统治和对外的奴颜婢膝, 揭发列强各国对中国的无耻侵略和疯狂掠夺。号召所有中国人快快觉醒, 加入革命行列, 同国内外的敌人展开搏斗。邹容在落笔之前, 已经想好了这本书的书名, 就是:《 革命军 》。
从此, 邹容每天利用空余时间, 动手写他的《革命军》。写作本是他的强项, 而且他笔锋锐利,, 言辞尖酸, 再加上他用西方的民主启蒙思想充实了自己, 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很有说服力, 几乎字字句句都能击中敌人要害, 显示出非凡的鼓动力量。就在此时, 却发生了一件事,在留学生中传播。原来清政府派驻日本的一个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 与另一个留日学生监督钱某的姨太太通奸, 被人发觉。而这个姚文甫, 在平时是留学生的死对头, 专门找岔寻事。这时留学生们感到机会来了, 决定给姚一个教训, 以煞煞他的威风。邹容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带领几个同学前去姚文甫的住所。
进入姚文甫的住所, 姚文甫惊奇地问: “你们想干什么?”,邹容站在前列, 他指着姚文甫的鼻子,冷笑着说:“你身为学监, 却不能以德育人, 相反干出奸淫别人妻妾的丑事。本当取你头颅, 现在姑且饶你不死, 但必须取你辫发。”说罢, 邹容拿出剪刀, “嚓”地一声就把姚文甫头上的辫子给剪了下来。接着, 又把姚的这段剪下的辫子挂在学生会馆的屋梁上示众。此事曾轰动一时, 后来章太炎曾有一诗题赠邹容, 其中“快剪刀除辫”一句, 即是指这件事。
在清代, 不论是剪掉别人辫子还是被别人剪掉辫子, 都算得上是头等大事。在清王朝统一中国之初, 清朝皇帝曾下旨“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 也就是说留发 (不梳辫子,保留全部头发,这是清以前汉人的传统)者要砍脑袋, 而不想被砍脑袋者必须在后脑勺上留一条辫子,而把辫子周围的头发全部剃光。不知道清朝统治者的审美感竟然如此奇特: 脑袋上四周都光亮油滑, 则在后脑勺上留下一条长辫, 这多麻烦? 洗头时得把它拆开来, 洗毕又得重梳。发辫周围还得经常用剃刀括, 以保持光洁……。因此, 当此事传到清驻日公使蔡钧的耳中时,他怒火冲天, 拍案而起, 大骂邹容是“犯上作乱”。他特地照会日本外务省, 要求索拿同文书院的中国留学生邹容。他在照会中说:“……近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 应推邹逆容为祸害之首。”因为邹容是亲自动手剪掉姚文甫辫子的, 蔡钧对他特别痛恨, 必欲除之而后快。
邹容干了此事以后, 并不畏懼, 决心承担一切后果。但是他的朋友们都劝他暂避风头, 因为一旦落入蔡钧之手, 必然被押送回国, 而此后凶多吉少。听了朋友的劝告, 邹容离开东京,来到大坂。在一个博览会上,邹容又遇见一个同学, 那个同学告诉他正有人在搜寻他, 估计是蔡钧派来的。同学又劝他不要再逗留, 危险正在迫近, 邹容这才乘船返回上海。
从日本回国时, 邹容刚满十八足岁。他在日本虽然只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 但他的留学生涯却与别人不同。大多数人是专心读书, 以期学成归国以后图个一官半职, 或者经商发财。而邹容却丝毫没有这种想法, 他是一边读书, 一边却在不断斗争。最后闯下“弥天大祸”: 剪掉了学监的辫子, 这可是大清王朝自统治中国以来老百姓剪掉當官的辫子的首例(学生应是老百姓, 而学监却是朝廷派往日本监督留学生的官员。)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而且简直可以上纲上线到是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挑战和示威, 因为清朝的统治者一贯是把辫子看得比脑袋更重要。从此, 邹容的“快剪刀除辫”逐渐传播开来, 很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当然, 邹容的最后成名, 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他的名字, 使他短暂的生命(他只活了21岁)成为永恒, 并不是由于这件事。
还在日本时, 邹容在同学中已有了点名气。他不但会写诗, 文章也写得好, 而且还懂得金石文字, 能刻图章。他年纪轻轻, 却是多才多艺。有一次, 一位同学拿了一方石印来找邹容, 对邹容说:“听说您会刻图章, 我这里有块石印, 请帮帮忙, 替我刻上‘壮游日本’四个字, 以为今后留一纪念。”邹容一听, 把本已接过去的石印又还给对方, 反问:“你仅仅游了日本,就曰‘壮游’,世上那些环游地球的人, 又该称什么‘游’?”问得那位同学张口结舌,不知所云,怏怏而去。由此可见邹容的落落胸怀, 他鄙视那些把留学当作“镀金”,并自以为了不起的庸俗之辈。同时也衬托出他的梗直性格。
对于留学日本前后的一段经历. 邹容后来在《革命军-自序》中曾经扼要地加以概述。他在“自序”中说:“……居于蜀十有六年, 以辛丑(一九0一年)出扬子江, 旅上海。壬寅(一九0二年)游海外, 留经年。”写得很简短, 很朴素, 其中却包含了多少初试锋芒的对旧世界和旧秩序的冲击。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他回到上海以后将面临更凶险的斗争。这一点, 邹容自己也知道。

待续

斑竹: 怎么会事? 接下来第四章连发表两次然而又都被黑手消除, 你们就没有相应措施么?

邹容传(上)

第四章 在上海的生活及与保皇党人的论争
二十世纪初之中国, 政治漩涡之中心, 乃是反清。但是, 这时改良主义的保皇党, 则有一定的市场, 他们的思想尚能笼络不少人心。因此, 邹容认识到要反清必须先反保, 否则反清无从谈起。而不少革命志士就是从保皇党的阵营中脱离出来后投入革命的。所以, 在思想和理论上驳倒保皇理论极为重要, 这样才能不断削弱对方。邹容回到上海后, 就在理论上对保皇党人的思想言论, 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他和章太炎两人所写的文章,可以说是与保皇党人论争的战场上, 冲锋在先, 打了头阵 。
邹容从日本回到已离别一年多的上海, 感觉到某些不同。首先是在文化思想领域方面已不像过去那么死气沉沉, 似乎有什么精神在召唤。当时邹容十八岁。
章太炎和蔡元培等人, 当时已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 他们编辑了教科书、发行报刊,并且拟定和实行了办学的计划。目的很明确: 以此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 为下一步的革命行动打下精神基础。这年的十一月, 上海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的前身) 因压制思想言论, 引发学潮, 一部分学生罢课, 从而导致二百多名学生被勒令退学。中国教育会立即伸出援手, 设立了爱国学社, 接纳这些退学的学生入学。爱国学社不同于一般学堂, 首先创立了民主管理的模式: 它把学员分成若干联, 每联约二、三十人, 推举联长一人, 组织学生联合会。学社的大小事宜, 由联合会讨论决定。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只负责上课和引导的责任。因此, 爱国学社的学习和生活, 显得井井有序而又生动活泼。事隔不久, 南京陆师学堂又有一批退学的学生南下, 加入上海爱国学社, 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名人的章士钊等, 还有一些从其他地方来的青年学子。
这些青年学生大多数热情奔放, 倾向革命, 而在蔡元培、章太炎等老师的启发引导之下,更是激昂慷慨, 议论时政。当时, 学生们经常以“国民公会”的名义, 借用一个名叫张园的地方召开集会, 在集会上同学们可以暢所欲言, 甚至倡言革命, 无所忌讳, 简直已成了一个革命团体。
张园本名味莼园, 当时是由一位张姓士绅购买设置的一座新园林, 故又称张园。原址在今上海北京西路泰兴路口(今已不存), 占地面积约八十亩, 大门口有售票处, 购票而入, 内有景点“海天胜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另设有舞榭歌厅, 餐室茶座, 戏班书场, 供游客休憩娱乐, 可谓一切俱全。更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 是张园内还有一个叫“安恺弟”的大厅, 公开出租, 在这座大厅里可以开会议事, 集会演说, 因此, 这座大厅成了当时革命分子进行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而当某某什么人在大厅里发表鼓吹革命的演讲时, 那气氛夸张地说简直和法国大革命有什么两样? 其实, 清王朝末年的民主化程度真可以说还是比较高的, 这当然不是出于它自愿, 而是因为有很多燃眉之急的事令它无暇顾及了。清末的革命家也产生得特别的多, 真可谓群星璀灿, 如徐锡麟、秋瑾、陈天华、章太炎、蔡元培、黄兴、宋教仁、孙逸仙……等等, 而邹容可以毫无愧色地列入其中, 而且他是为革命牺牲的知名先烈中最年轻的一个。
爱国学社编辑出版《童子世界》,每日一期, 并配有插图。后来又扩大篇幅, 改成旬刊,增加社说、时局、政治评论等栏目, 还有对历史社会和自然科学的介绍, 文字浅显明白, 使读者容易领悟, 目的就是向广大青年灌输革命思想。爱国学社的一系列活动, 与当时的《苏报》密切配合, 在当时可说是点亮了反清的星星之火。
《苏报》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一份著名报刊, 它原是日侨所创办的一家报社, 成立于一八九六年。到了一八九八年, 湖南人陈梦坡出资购下《苏报》,继续出版。陈梦坡是一位因教案丢职的官员, 原是江西铅山县县令, 具有维新思想, 他曾对人说:“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在民主思潮的推动下, 他逐渐倾向革命。南洋公学和南京陆师学堂发生学潮时, 《苏报》在舆论上积极支持学生, 特地开辟了专栏《学界风潮》,报导并介绍学生的正义立场, 帮助民主的思想得以伸张。这样的行动和爱国学社形成了一致。
邹容一回到上海, 就住入爱国学社, 当即和章太炎结识。章太炎比邹容大十八岁, 但两人一见如故, 相谈融洽。由于在政治、社会和革命思想上许多观点相同, 因此两人结为忘年之交。章太炎早年曾参加康梁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活动, 但在维新派受到镇压以后, 他改变了观点, 认为只能进行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他毅然剪掉自己头上辫子, 表示从此参加革命并与改良主义断绝的决心。这时的章太炎已是一位有学问且颇有声望的革命家, 他发表了不少很有战斗力的文章。他把自己在十九世纪末年写的政论和学术文章编辑成书, 题名为: 《 訄书 》,于一九0三年出版, 封面即请邹容题署书名。
《訄书》是章太炎早期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书中各篇文章运用比较或类比的方法论述中国自古以来的各个学派, 从而引申出对孔子学说进行批判。章太炎引用了一个日本学者的话, 说“中国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 咎在于孔氏”。意在说明孔子的学说是中国不能进步的根源。特别是书中《定版籍》一篇, 尤为出色, 对于土地和赋税问题, 章氏说:“田不均, 虽衰定赋税, 民不乐其生, 终之发难”。揭露出君主专制社会在土地所有制上的根本矛盾, 这个矛盾用孔子学说是根本无法解决的。章氏又说:“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地”,也就是说, 土地应该归耕者所有。这些新锐的观点, 无异给当时的思想界甩了一个炸弹, 引起了极大的影响。当然, 人的思想是会变化的, 时隔三十年后, 到了晚年的章太炎, 据说对上述那个日本学者的话予以否定, 在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的自我封闭中, 居然走上“尊孔读经”之路。章氏去世于一九三六年。
章太炎对邹容很器重, 他把邹容当作自己的亲弟弟一般看待, 在一赠诗中, 就以“邹容吾小弟”之句为首。邹容积极地参加爱国学社的各项活动和张园的集会, 又因与章太炎朝夕相处, 在各方面都获帮助。他虽然年纪轻轻, 却有经历: 出四川, 到上海, 渡重洋, 到日本, 又从日本到上海……可谓经风雨, 见世面。现在又有了这么一位既有学问又有胆识的老大哥章太炎的帮助, 更使他得益非浅。因此, 邹容的革命意志日益坚固, 促发革命的愿望也日益强烈。
但是改良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如在拒俄运动和成立“国民公会”中, 康有为的学生龙泽厚一开始也积极参与, 高呼爱国与革命, 过了不久, 却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 宣扬保皇党人的主义, 积极拉拢别人, 筹划向清政府请愿立宪。此事在革命派人员中产生恶劣影响, 有些人因此申明脱离《国民公会》。当时邹容即挺身而出, 与龙泽厚等人展开正面的较量。当然, 《国民公会》也从此解散, 为了免于它被保皇党人把持和利用。
通过与保皇党人的斗争, 邹容深刻地认识了所谓的改良主义。邹容认为, 改良派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改革维新的主张, 但是它们反对革命, 反对民主共和, 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开明聪慧的皇帝身上, 以为一纸宪法就可以约束历史悠久深厚的皇权, 实在是太天真。这无异于是为虎作伥, 改良派的思想在实质上比君主专制主义思想更为危险, 对革命的阻力也更大, 因为它在当时有一定的市场, 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为此, 邹容在空余时间阅读了不少书, 钻研各派理论, 吸收先进思想, 以期充实自己, 一旦需要, 便可拿起笔来与敌人论战, 而且立于不败之地。
一九0三年五月, 上海《新闻报》登载了一篇名为《革命驳议》的文章, 文中说:“天眷中国, 圣主当阳, 内修政治, 外联邦交, 中国尤有可为”。意思是只要上天保佑, 恢复光绪皇帝的权位, 进行政治改良, 搞好外交关系. 中国就可以强盛起来。该文又说: 如果闹革命,必至“内讧未已, 外侮踵至”, 中国就会由乱而亡。这正是保皇党人的理论, 同康有为不久前发表的《与南北美洲诸侨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文一唱一和, 互为呼应。
革命派立即有了回音。先是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逐条驳斥康有为的保皇主张, 托人带到香港面呈康有为。看到《新闻报》刊出的《革命驳议》后, 章太炎又写了《驳〈革命驳议〉》一文, 针锋相对地加以批驳。柳亚子在回忆录《我和言论界的因缘》(载《逸经》第一期)中说, 章太炎的《驳〈革命驳议〉》的文章, 只开了一个头就放下了, 是由柳亚子和另一个人接着写下去并完成的。这“另一个人”就是邹容。特别是末尾一段, 是邹容所写, 现把这段文字录在下面:
“总之, 国民与政府主于对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权, 国民操之, 欲革命则竟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 不操其权, 而强聒于政府, 亦终难踖此革命之一大阶级也。悲夫! 放弃国民之天职, 而率其四万万人之同胞, 以仰以异种胡儿之鼻息, 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 无量头颅无量血, 即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 畏闻革命者, 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 以壮君之胆, 毋再饶舌, 徒乱乃公意。”
这段话仍全文画龙点睛之笔, 因为它阐明了一个原则问题, 即是革命和维新(改良)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革命的主动权操在革命者手中, 即所谓“欲革命则竟革命”。讲维新(改良)则掌控在皇帝手中, 皇帝同意维新方能维新, 这无异于是在乞求皇帝的恩施。所以这两者之间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同时, 邹容又指出, 革命必然会流血, 会抛头颅, 但是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所应付出的代价。
就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论战时, 邹容还在日本东京时就已着笔的代表作《革命军》完稿。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长, 才两万多字, 印成书只是薄薄一册, 但是它的问世却是不同凡响。首先, 它的书名“革命军”三字,就如一把匕首, 闪亮醒目。而全书文字, 更是酣畅淋漓, 锋芒所向直指清王朝。同时, 指出改良派的弊端, 剖析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彻底否定他们的主张。可以说, 《革命军》的出版问世, 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 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主革命, 它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邹容和《革命军》的名字, 将永载中国民主革命的史册。

待续

斑竹: 怎么会事? 接下来第四章连发表两次然而又都被黑手消除, 你们就没有相应措施么? 现在再次发表了第四章, 但愿以上现象不再发生。也相信你们有办法有应对措施!

邹容传(下)

第五章 《革命军》的问世
一九0三年五月, 《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一石激起千重浪, 《革命军》的问世, 无异向清王朝投了一枚重磅炸弹, 又无异于向一切有革命倾向的人发出的一篇号召战斗的檄文。全书分七章:
绪论
革命之原因
革命之教育
革命必剖清人种
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革命独立之大义
结论
全面地论述了当时面临的革命问题, 也可以说是中国民主革命中最早的一本系统的直接号召革命的论著。它高举革命的大旗, 决断地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 “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它又说必须“仗义群兴革命军”, 进行武装革命, 推翻清王朝, 走全新的道路。以“革命军”三个字作为书名, 本身已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宗旨。
《革命军》一书的不平凡之处, 首先是它以革命的“公例”和“公理”性, 来阐明革命的必然与革命的真理。它以“公例”和“公理”为箭, 有的放矢, 以腐败的清政府作为靶子。
它开始就尖锐而强烈地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贵族)统治者,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 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 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 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 不可不革命。”
以上的话,也就是向人们指出一条真理: “革命”这一现象具有世界性,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通过“革命”这一种手段来解决问题, 从落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 因此“革命”本身有它的“公例”性和“公理”性。同时指出中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 因为不革命中国就无法摆脱清王朝的黑暗统治, 不革命就有可能沦为外国列强的奴隶之邦, 不革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不革命中国在地球上将难以生存, 不革命就永远落后……。雄辩地论证了中国必须进行革命。
邹容在《革命军》中又写道: 革命“是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革命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 牺牲贵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业。邹容在文中激情地表示, 他要“沿万里长城, 登昆仑, 游扬子江上下, 溯黄河, 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 呼天吁地, 破嗓裂喉”,“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还坚定地说: 对革命不能“中立”, 不能“徘徊”, 不能“后退”,号召进行革命“此其时也”。
《革命军》以疾风骤雨之势, 号召大家起来革清王朝的命。因为清王朝已成了一个腐败透顶、崇洋媚外又极端专制独栽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全中国老百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和压榨, 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邹容在文中说:“中国人群, 向分为士、农、工、商”,他们都受到了压迫和压榨, 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生机, 都被清王朝的统治者所断送。《革命军》一书中对残酷的经济压榨有极为精简的描绘。
“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 则见夫黧其面目, 泥其手足, 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 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 若辈受田主、土豪虐待之不足, 而满洲人(贵族)派设官吏, 多方刻之, 以某官割某地之皮, 而某吏吸某民之血, 若昭信股票, 摊赔款, 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纳税也, 加以火耗, 加以钱加, 加以库平, —两之税, 非五六两不能完, 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又美其名曰薄赋, 曰轻税, 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为何? 轻税之为何? 若皇仁之谓, 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
上述这段文字, 就是邹容在《革命军》中描述清政府对农民进行的残酷压榨。充分概括了官僚、地主阶层统治下的罪恶本质。邹容尖锐地指出, 清王朝口口声声所宣扬的“皇仁”,其实就等于“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 彻底揭开了专制统治者口蜜腹剑和假仁假义的画皮。
在《革命军》一书中, 还揭露了清政府所设立的重重叠叠的关卡, 苛捐杂税, 以及遍及全国各地的监视老百姓的机构和爪牙。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 清政府对民族资本的发展加以严重压抑, 这就使中国的工业经济不可能发展。残酷剥削加上专制独裁, 腐败堕落加上愚昧无知, 这真是清王朝的特色。对于以上种种问题, 邹容也有极为精简的描述和分析, 言辞可谓尖锐犀利, 震憾人心。
“抑吾又闻之, 外国之富商大贾, 皆为议员, 执政权, 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 卑之曰市井, 贱之曰市侩, 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 赔教案, 甚至供玩好, 养国蠹者, 皆莫不取之于商人, 若者有捐, 若者有税, 若者加以洋关, 而又抽以厘金, 若者抽以厘金, 而又加以洋关, 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 诱之以虚衔封建之荣, 公其词则欲派, 美其名则曰劝, 实则敲吾同胞之肤, 吸吾同胞之髓, 以供其养家奴之费, 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吾见夫吾同胞之不与之计较也自苦。呜呼! 呜呼! 刀加吾颈, 枪指吾胸, 吾敢曰: 满洲人(贵族)之敲吾肤, 吸吾髓。”
邹容在《革命军》中又说, 清王朝之应该被推翻,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 就是它是个卖国政府。从鸦片战争开始,在战场上吃了败仗以后, 就割地赔款。不但赔偿对方大量银子,更把大片国土送给敌国,“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 就连他们自称“祖宗发祥之地”的东北, 也任凭沙俄恣意宰割蠶食。甚至到了“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 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的可悲、可耻又可笑的境地。因此, 邹容说, 清王朝是洋人的奴隶, 而全国的老百姓又是清王朝的奴隶。全体中国人要翻身改变自己奴隶的命运, 只有团结起来推翻清王朝这个奴隶总管,才能当上国家的主人。如果不推翻清王朝, 不但奴隶还得做下去, 恐怕更要亡国灭种。不想亡国灭种, 必须先推翻清王朝……。
《革命军》更进一步分析说, 在政治上革清王朝的命时, 同时要革“奴隶根性”的命, 在《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这一章里, 邹容把“国民”和“奴隶”说成是两个对立的名称,进行深刻的分析对照。邹容生动而尖锐地刻画了做惯“奴隶”的嘴脸, 揭露出这种奴隶性正是专制独裁统治的产物, 是统治者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 它的目的就是奴役人民, 而且被奴役了还不敢反抗, 不敢思考, 逆来顺受, 还要口呼万岁, 感恩主子, 服服帖帖, 甘心愿意永远当奴隶。
邹容指出这种“奴隶根性”由来已久, 他在《革命军》中写道:“数千年来, 名公巨卿,老师大儒, 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 曰忠、曰孝, 更释之曰忠于君, 孝于亲”, 是“做奴隶的信条”, 是最大的精神枷锁。邹容责问曰:“吾不解忠君之为何?”他又以讽刺的笔调写了一首《奴才歌》, 鞭挞了反对革命的奴才哲学。诗中曰:
奴才好! 奴才好! 不管内政与外交,
大家鼓里且睡觉。 古今有句常言道:
臣当忠, 子当孝, 大家切勿胡乱闹!
所谓忠孝之道, 是儒家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秩序而制定的一套“道德”标准, 是不准任何人违反的信调戒律。千百年来, 虽然有的人在实际行动上不断违反, 可谓既不忠, 又不孝,然而在理论和思想上,这“忠孝”之道却始终是统治者手中的法宝。而邹容就想从这里攻击这个顽固的专制独裁的堡壘, 打开一个缺口, 撼动“奴隶根性”, 为迎接民主革命的来临, 先清除思想上的障碍。邹容说:“上下古今, 宗教道德, 政治学术, 一视一听之微物, 务必经历革命之洗涤”。
邹容的上述理论, 可谓难能可贵, 因为它触及了在中国已建立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内核和理论基础。但是, 邹容更难能可贵的, 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思辩方法。他在批判孔子学说时,在指责孔子的奴隶道德的同时, 也指出孔子的某些理论是正确的, 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的学说。例如在谈到反对外国侵略者以及必须维护民族尊严时, 他认为孔子的某些言论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既坚毅又客观的革命精神。
邹容清醒地认识到, 要推翻清王朝, 绝非轻而易举。为了不失去自己统治的天堂, 统治者必然会对反抗者进行残暴的镇压。因此, 他在《革命军》中号召革命者“作十年血战之期, 磨吾刃, 建吾旗, 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 “效法人三次, 美洲七年”, 同敌人“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这样坚持做下去, 革命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对此他表示深信不疑。他又提出了革命建国纲领二十五条, 立为革命者奋斗的目标, 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条:
“一、先推翻满洲人(贵族)所立之野蛮政府。
二、诛杀满洲人(贵族)所立之皇帝, 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三、敌对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四、凡为国人, 男女一律平等, 无上下贵贱之分。”
可以说, 这些纲领应该是脱胎于《美国独立宣言》,它所具有的民主色彩, 已大大浓于兴中会成立时发布的宣言, 也可以说为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的纲领作了准备。特别要指出的是, 其中“敌对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这一条, 明确指出凡干涉、破坏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和本国人, 都是革命的敌人。这就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包括外国侵略者和保皇党)之间划分了一条敌我分界线, 具有深刻的不可或缺的革命意义。
在《革命军》一书的结尾, 作者充满信心地写道: “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邹容这时才刚满十八岁, 却已经写出了这么一册生气勃勃、滿怀革命激情和革命斗志的书。它从思想上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使清王朝在精神上受到重创。
《革命军》完稿以后, 邹容将原稿送达章太炎处, 说文章写得粗糙, 请章氏为它润色。章太炎仔细地阅读了全文, 极为赞赏, 称之曰:“文字虽浅直, 然要感动社会上大多数人, 就非要这样写不可。不用修饰。”他提起笔来, 为《革命军》作序, 序中说:
“呼乎! 世皆嚚昧而不知话言, 主文讽切, 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 其能化者几何!”
意思是人们已经糊里糊涂, 看不懂那些隐晦讽刺的文章, 只有“震以雷霆之声”, 方能使人醒悟, 收到宣传的效果。而《革命军》一书, 就是这种“雷霆之声”。章太炎的序言, 对《革命军》一书作了极为恰当的评价。
《革命军》的出版, 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不像现在, 到处都有出版社和书店,当时的出版社和书店统称书局, 而且为数极少, 全国也就屈指可数的几家。何况《革命军》是一个号召大家造反的书, 这可是杀头的罪名, 书局老板哪肯冒这种风险? 再说出版书是需要化钱的, 书局老板不肯掏, 那就得自己出, 邹容和章太炎都是穷革命家, 何来付给书商的钱? 但碰巧当时南社诗人柳亚子也在爱国学社, 他看了《革命军》原稿后, 也很赞赏, 决心自己掏钱为之出版, 费用不够就找几个朋友凑集, 付清了印刷费和其他一些开支, 终于在一九0三年五月底, 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印行。


待续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邹容传(下)

第六章 《革命军》与《苏报》案
《革命军》一旦问世, 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最为关注这本书的人, 当然是当时的清王朝的统治者, 其次是革命派和倾向革命的人。
就在《革命军》出版的同时, 上海出版的《苏报》,为扩大《革命军》的影响, 在报上刊登了《革命军-自序》一文, 时隔不久, 又登载了《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报上的出现, 对促动《革命军》一书的传播, 起到了极大的推波肋澜的作用。《苏报》是一张倾向革命的报纸, 报社老板陈范也同革命派交往密切。由于报社设在租界里, 因此视它为眼中钉的清政府, 一时也奈何它不得。
《读〈革命军〉》这篇文章, 主要阐释了革命的主要目的, 是要“去世袭君主, 排满洲特权, 覆一切压制之策”, 建议广大读者去读这本书, 认为这是当前“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介绍〈革命军〉》这篇文章, 称赞《革命军》“文极犀利, 语极沉痛”, 读者阅后没有不为之“拔剑起舞, 发冲眉竖”的, 希望此书能“普及于四万万中国人之脑海”。报纸上这样的介绍, 使得《革命军》一书声名远播, 销路大增, 因之书局一印再印。但是, 广大读者虽是欢迎,清政府却视此书为毒蛇猛兽, 极端恐慌。这本公开号召革命且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书, 甚至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皇太后和皇帝的关注。因此下了密令, 务必将《革命军》作者和《苏报》灭之而后快。
上海的张园早已引起清政府的注意, 因为它那里有一个爱国学社, 又经常举行集会演讲, 这些演讲内容都被官方认定是“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 认为必须“予以查禁, 以免蔓延”。但由于爱国学社和《苏报》都设在上海的租界, 租界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 清政府无法下手。后来《革命军》得以出版,《苏报》又发表了宣传邹容《革命军》的文章, 这使得清政府感到忍无可忍, 说是“复有不普通、最激进、致政府惊心动魄之一词曰‘革命军’者, 公现于世”, 加紧策划迫害革命派的阴谋活动。两江总督魏光焘发函致上海道袁树勋, 函中说:“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 章炳麟为之序, 尤肆无忌惮”(《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令袁树勋立即同租界管理方工部局打通关节, 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密拿邹容和章太炎等革命者。又委派了南京道俞明震赶到上海, 协助袁树勋办理这起案子。
在清政府紧锣密鼓准备向革命派下手时, 革命派一方却并未停止活动。六月二十九日, 《苏报》又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文中, 不仅力驳了康有为的谬论, 而且用事实论证了革命是最高的权威, 说“公理之未明, 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 即以革命去之”。在提到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皇帝时, 章太炎竟直呼其名, 称之曰“五谷不分的载湉小丑”, 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也无异于给了保皇党人当头一棒。这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与《革命军》先后发表, 等于是姊妹篇, 相得益彰, 清政府看到后, 更是火上浇油。就在此文刊出的第二天, 上海道已打通关结, 与租界工部局勾结一起, 经过领事签署同意, 外国巡捕和清政府探员, 到《苏报》报社捉人, 报社老板陈范已经躲开, 就把负责财务的人抓走。接着又前往爱国学社, 指名道姓要抓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当时蔡元培正去往青岛,不在上海, 邹容人在虹口, 也不在场。当场被抓进巡捕房的只有章太炎一人。但邹容在听到章太炎被捕以后, 他不愿让章太炎一个人承担责任, 抱着生死与共的决心, 逐于七月一日主动前往巡捕房投案。这样, 加上后来又抓去《苏报》社有关的几个人, 总共抓捕了六个人。
到了七月七日, 租界当局又查封了《苏报》和爱国学社, 《苏报》财产全被没收, 而苏报馆原是陈范毕生心血积累, 一旦被没收, 等于倾家荡产。陈范不得不只身流亡日本, 后来不知所终。一位很好的办报人, 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清政府勾结外国人迫害国内反对派的所谓苏报案。《苏报》老板陈范应该说是中国报业的先驱者, 理应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他, 甚至几乎从历史上消失了, 比如在本文中由于写邹容才会提及他, 如果不写邹容, 也不可能专文去写陈范的(在这里向陈范先辈致敬)。
在苏报案这件事上, 外国列强与清政府是既合作又矛盾。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被关进租界的巡捕房后, 清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竭立奔走活动, 甚至拜会各国领事, 要求租界工部局交出人犯, 好让他们把章、邹等人押解南京, 然后处死。远在江西武昌的满洲贵族、湖广总督端方, 更是把章太炎和邹容恨得咬牙切齿, 他先发电询问魏光焘, 接着写奏章送北京, 然后又派亲信到上海瞭解情况, 生怕租界工部局不肯引渡,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驻上海的领事古柏, 他当时的言行有点与一贯以民主和人权自居的美利坚精神相悖, 他居然同意引渡, 把人犯交给清政府。他还写信给袁树勛说:
“外人之租界, 原非中国有罪者避难之地。以大义论之,, 当时反抗政府诸领袖, 如今之《苏报》一案诸人,一律交华官听其治罪。吾观该会党之举动, 疑与长江一带匪徒暗相联络,使非治以重罪, 恐其势力不久扩张, 必有害于各国商务, 及骚动全国, 而外人之居于中国者,并将罹其危难云。“(《国民日日报汇编》, 第一集。)
从上面所引古柏的信来分析, 当时外国人并不欢迎中国发生革命。从表面来看, 是为了维护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利益。从深处来看, 应该说还有一层意思, 那就是希望中国永远落后,永远任人宰割。 如果让清政府永远统治下去, 那么中国也就永远落后下去, 岂不正符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 所以他们过去曾协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现在也不可能同情或支持革命派。因此古柏才会同意引渡, 并且写出上述的信。但是, 当时的上海租界主要是英国人管理, 他们却反对引渡。为什么? 因为英国人更重视租界的统治权, 他们不肯在这个点上有所退让, 如果让步, 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等于是向清政府示弱。就这样, 清政府向租界当局提出引渡章太炎和邹容的要求, 遭到了正式拒绝。
就在这时, 又有一则新闻传遍了大江南北。有一个叫沈荩的革命志士, 被清政府秘密逮捕, 没有公开审讯, 就在刑部监狱里被竹鞭活活打死。这件事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慨。那么沈荩又是什么人? 为什么使清政府如此恨他而置之死地? 沈荩原是一个赞同维新的读书人,后来维新失败, 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赴难, 他就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自立军失败后, 他到北方参加反清活动, 并在天津英文《新闻报》上揭露了清政府同沙俄签订密约、出卖东北利益的卖国行径。但专制统治者自己可以卖国, 却不准别人说话。沈荩的揭露使得清王朝恼羞成怒, 于是下令派出侦探, 密捕沈荩, 随即就在监狱中下了毒手。由于沈荩的遭遇, 使人们联想到苏报案, 联想到如果章太炎和邹容被引渡给清政府, 他们将会有什么下场, 就可想而知。因此, 当时的舆论界非常注意苏报案, 一致表示反对引渡。
到了七月十三日, 清朝的皇帝和皇太后也公开出面, 发出“上谕”:“邹容等六犯既经拿获, 仍需押解南京, 毋任狡脱。”但是“上谕”对外国领事和租界的工部局来说, 没有丝毫威力, 不起什么作用, 他们可不怕你什么中国的皇帝和皇太后, 他们的眼里只有本国的在华利益, 租界的统治权, 因此坚决按照自己的意旨办事。但为了不过分得罪清政府, 为了今后还需要“合作”, 租界方面答允清政府对章、邹等人进行会审, 清政府可以派代表数人前来一同审讯。七月十五日, 租界的会审公廨成立了所谓的额外公堂, 对章太炎和邹容进行审讯。
会审开始, 章太炎和邹容的辩护人, 对会审官说: “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只有被告而无原告, 案件就无法成立。此案的原告是谁? 是清朝政府吗? 是两江总督吗? 还是上海道台呢?”会审官突然被问, 竟然不知所云, 情急之下, 只能漫应之曰: 中国政府。这样, 清朝政府就作为原告一方, 而章太炎、邹容则作了被告一方, 出现了一国政府与两个人打官司的天下奇事。清政府的代表, 在公堂上列出章、邹两人的罪状, 他首先摘引《苏报》上的反清文章, 特别是有关《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字, 指控章太炎和邹容等, “故意污蔑今上, 挑诋政府, 大逆不道, 欲使国民仇视今上, 痛恨政府, 心怀叵测, 谋为不轨。”这里所说的“今上”,指的是光绪皇帝, 在章太炎的笔下成了“载湉小丑”。
章太炎和邹容两人在公堂上显得从容不迫, 对清政府的代表所提出的控告进行了辩驳。首先是章太炎, 他面对坐在法官席上的几个中外杂凑的会审官, 先是叙述了自己的斗争经历, 然后又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对控告的辩驳, 直说得会审官们哑口无言。
在皇帝统治的年代, 皇帝的本名是不能称呼和书写的, 写文章如果有字与皇帝本名相同也必须避讳, 用其他字来代替。可是今日章太炎不但在文章中对光绪皇帝直呼其名“载湉”,而且还在后面加了“小丑”两字, 这在清王朝看来, 当然是大逆不道, 不仅如此, 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清王朝的不敬和漫骂, 这就是一件灭九族之罪。但在外国人统治的租界里, 清政府尚无法逞其凶焰。且看章太炎对这件事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 袒护清朝, 便作文驳斥。这文章我托人带往香港, 转寄新加坡, 没有得到回音, 不知什么原因, 竟然在苏报上发表出来。文中所指的‘载湉小丑’四字, 据控者说触犯‘清帝圣讳’,我只知道载湉是个满洲人, 哪里知道他是皇帝? 更不知什么叫做‘圣讳’……”。
会审官们听了上面这段话, 面面相觑, 不知如何继续审问下去。于是他们转向邹容。邹容的答辩很简单扼要——
“当初由故乡四川来上海, 进入广方言馆读书, 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因为对清政府的所作所为非尚愤慨, 所以写了《革命军》一书。今年四五月间, 听人说公堂出票拘我, 我自己来巡捕房投到。其他无语。”
章太炎和邹容两人, 在公堂上所表现出来的无畏气概, 可以说长了革命者的志气, 灭了清政府的威风。当时海内外的革命派和舆论界都在关注这起审判。当年八月, 日本留学生主编的《江苏》杂志第四期, 有位署名“浴血生”的作者, 发表一篇杂剧《革命军传奇》,就是以邹容入狱一事为内容, 呕歌了邹容的事迹。文章开头就写道:“男儿自有男儿性, 不到民权誓不休。”可谓说出了邹容追求民主的本质和灵魂。
会审了多次, 无法定案, 但是清政府不甘心就此罢手, 就把此案移往北京, 由外务部直接向各国驻华公使交涉, 走上层路线设法将章、邹两人引渡。但是, 外国公使们也并不把清政府的外务部当会事, 还是出于自身在租界上的利益, 拒绝了清政府外务部的要求。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拒绝感到无可奈何, 又向上海租界工部局提出: 释放苏报案其他在押人员, 集中惩办章太炎和邹容。清政府声称此两人仍“谋逆重犯, 厥罪惟均”, 本应立即处决, 适逢太后万寿, 为了“广布皇仁”, 可以援例减轻处理。这一次, 租界工部局总算同意了清政府提出的建议, 于十二月二十四日, 额外公堂开庭审理, 判决章太炎和邹容为“永远监禁”,也就是无期徒刑。审判结束后, 当时的舆论界对此判决进行了猛烈抨击, 指出这种判决是非法的。 在舆论的压力下, 拖到一九0四年五月, 租界额外公堂被迫改判章太炎关押三年, 邹容两年。刑期从到案之日起算,期滿后驱逐出境, 不准在租界逗留。 当然, 这一判决对清政府来说肯定是于心不甘的。
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 想通过苏报案以及迫害章太炎和邹容等革命者, 把日益高涨的革命风潮压制下去, 以维护其日益腐朽的专制统治。但事与愿违, 历史的发展并不以清朝皇帝的意志而转移。 清政府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

待续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邹容传(下)

第七章 勇献青春志长存
综观邹容短短的一生, 从他在故乡四川同旧的传统势力的斗争开始, 到在日本留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直至回上海后发表《革命军》以及在监狱和法庭上的种种表现来看, 他是抱着“革命到底、宁死不悔”的决心的。在他所写的《革命歌》歌词里, 头一句就是:“纵使不成头被砍, 也教人间称好汉。”鲜明地表达了他不惜为革命掉脑袋的壮志雄心。
苏报案发生后, 开始时章、邹两人被拘留于租界巡捕房, 当所谓的额外公堂进行审讯时,两人就被转移到会审公廨的监狱。在监狱里, 章太炎和邹容虽然遭受到各种虐待, 但是英雄不减本色, 继续与之斗争, 两人还经常以诗词唱和。在诗词方面, 章太炎是行家里手, 他写的诗具有沉雄悲壮的特色, 而邹容自知在这方面不如章太炎, 就经常向这位老大哥请教。两人在监狱里写的诗, 其中有几首居然流传到狱外, 还被发表在报刊上。
当沈荩在刑部被秘密鞭死的消息传到监狱里, 章太炎在愤怒之下写了《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 沈禹希是沈荩的名字。邹容立即和了一首诗, 题为《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西狩是章太炎的笔名。这首和诗录于下:
中原久陆沉, 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 抉眼悬京门。
一瞑负多疚, 长歌召国魂。
头颅当自抚, 谁为墨新坟。
诗写得悲壮沉痛, 既感于祖国的沉沦, 又哀于英雄的牺牲, 也叹于民众的沉默, 大有章太炎的诗风。特别是其中“一瞑负多疚”一句, 是说革命者死了也感到内疚, 因为不能和敌人继续斗争了, 这是何等的气魄。此诗和章太炎的《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一同流传到狱外, 并被登载于《国民日日报》上。《国民日日报》的出现, 是在《苏报》被封三十天后, 由章士钊等人创办建立的, 其宗旨与《苏报》相同。它一出版, 就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自然也引来了清政府的密切注意。但这一次, 清政府没有使用下令封闭的办法, 而是用了新招, 下令禁阅:
“上海逆党著书刊报, 煽惑人心, 大逆不法, 业将苏报馆办事人等, 按名拿办,并将报馆封闭在案。乃又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 依然妄肆蜚语, 昌言无忌, 实属执迷不悟, 可恨已极。仰各属府、州、厅、县将《国民日日报》荒谬悖逆情形, 示知地方商民, 不准买看, 如有寄售国民报者, 提究。”(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
清政府可谓黔驴技穷。既然报纸无法禁止出版, 又岂能阻止得了读者买看? 这正如对水源无可奈何, 又妄图阻当水流四方。其实这和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 清政府已处于四面楚歌之境, 民间办报已成不可阻当之势。所以刚封了《苏报》, 不久又出了《国民日日报》, 如果再封, 就可能再出, 大有雨后春笋之势。况且当时报社都设在租界里, 也不是清政府想封就能封的。封一个《苏报》, 已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以这一次不封了, 而是下令“不准买看”。这大概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章太炎在狱中曾写有《狱中赠邹容》一诗, 开头一句即为“邹容吾小弟”,表达了他与邹容亲如兄弟的友谊。最后两句为:“临命须掺手, 乾坤只两头。”表示他俩临死也会手挽着手, 因为天地间有着两颗为革命献出的好头颅。邹容有《狱中答西狩》和诗一首, 录于下: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 ,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这首诗, 初刊于一九0六年留日学生主办的《复报》第五号, 已是邹容牺牲后的第二年。诗中的章枚叔, 即是章太炎的别号。“并世无知己”一句, 含意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了解我的好朋友了。
邹容在狱中还写有以《涂山》为题的七绝一首, 与章太炎联句的绝命词两首。涂山, 是山名, 在邹容的家乡巴县。这是托物寄情, 从怀念故乡山水之情思中, 寄托对国家民族的忧虑。联句是写诗的一种方式, 两个人, 或几个人, 你写一句, 他跟一句, 然后联成一首。章太炎和邹容的《绝命词》联句, 表达了互相勉励、生死与共的精神。章太炎另有《狱中联吟记》一篇, 记述了狱中对压迫与逆待作斗争的情况。租界监狱里的狱卒有不少印度巡捕, 十分凶狠, 经常借故用木棍打他, 章太炎就以绝食抗议, 邹容以同样行动表示支持, 因此两人联吟《绝命词》。
邹容在狱中待了近两年, 他在狱中所写的文字,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 除了上述的几首诗以外, 其余的就是《狱中与柳亚子书》这封信, 刊登于《复报》第五期, 当时为避开清政府的鹰犬, 标题改为《致四君子书》。这是邹容留在世上的唯一一封给朋友的信, 十分珍贵。原文照录于下:
“人权志士足下: 奉致枚公书, 得近状。审足下知支那大陆尚有某某, 不以其微贱忽之,感甚感甚。某事国无状, 羁此半年, 徒增多感。甚得枚公, 同与寝食, 迩来并闻高谊, 耳目一新。奈某愚极, 不堪造诣。且思潮塞绝, 欲尽文字的国民责任, 念而不能。得足下活泼之文章, 鼓吹国民, 祖国前途或有系耶! 狱事消息又转伪京, 俟有来文, 然后定议。书此敬问起居,侍祉。弟邹容谨上。”
信写得不长, 却说明了一件事, 章太炎和邹容虽被关在狱中, 与外界的革命志士,却依旧保持着联系。对苏报案移至北京一事, 邹容虽只略为涉及, 但从他信中所说的“欲尽文字的国民责任”和“祖国前途或有系耶”两句话来看, 邹容虽在狱中备受苦难, 但他考虑的仍不是个人的安危, 而是国家的命运, 以及将来自己如何为国家“尽文字的国民责任”,也就是继续宣传革命。这封信中所表达的思想, 与邹容在狱中所写的诗, 相互映衬, 显示了年轻的邹容的旺盛斗志。
一九0四年, 蔡元培与狱中的章太炎取得联系, 共同发起成立一个革命团体, 这个革命团体就是上海的光复会, 并联系江、浙两省的革命力量。邹容经章太炎介绍, 也加入了光复会。
是什么力量在支持邹容的革命激情? 这是专制黑暗势力的压迫与反专制压迫的斗志相撞击所产生的一种结果。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革命天赋的人, 这从他的少年时代已有所表现。但是革命就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很可能就是自己的生命。邹容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 章太炎也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章太炎曾说他和邹容,“相延入狱, 志在流血”(《狱中答新闻报》),这句话, 足以显示了章太炎和邹容的革命激情。
章太炎为了减少烦扰, 经常研究佛教经典,, 又对邹容讲解佛学中的因明入正的道理, 说学了这些, 可以增强信心, 减轻痛苦。但邹容对佛学却毫无兴趣, 由于年轻, 狱中所给食物又太少,因此经常愤愤不平。章太炎后来在回忆狱中生活的文章中,曾说到邹容“以少年为狱囚, 狱卒数侵之, 心不能平, 以啖麦麸饭不饱, 益愤激”。以“愤激”一词来形容邹容在监狱中的不屈不挠, 甚为恰当。
经过长期的折磨, 邹容终于病倒, 这时已是一九0五年二月。病情不明, 就是经常昏厥。章太炎开始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长期肌饿造成营养不良所致, 因此托人在外面买了一些人参、阿胶带进狱中, 给邹容滋补, 但是不起作用。章太炎又向监狱当局提出, 要求派一位医生来进行诊治, 竟遭到拒绝。直到邹容病情已十分凶险时刻, 租界的会审公廨才允许保释出狱。但在出狱前一天, 却又要邹容亲自到监狱医院去一次。
到了监狱医院, 医生给邹容一包药, 说是此药对邹容的病情有帮助, 嘱他回狱后服用。邹容回狱后服了药, 却在半夜(四月三日凌晨)突然口吐鲜血而死, 死时年仅二十一岁。邹容第二天即将保释出狱, 而离他实际判决两年的监禁期也只有七十天左右。平时对他的病情不闻不问, 却在保释出狱前一天突然“关心”给药, 服了后却使病人吐血而亡。因此人们怀疑邹容是被毒死的, 而且肯定与清政府有关, 是他们买通租界监狱当局向邹容下了毒手。如当时另一位革命党人吴樾在给章太炎的信中, 当提及此事时, 写道:
“吾于邹子之死, 有深疑焉。疑西人必为满政府所嗾使, 而毒杀之, 以去后患。”(《血花集》,第二五页。)
邹容死后, 租界监狱竟把他的遗体弃置后墙外, 他的同乡得知后收敛起来, 安置在北四川路的四川义庄里。中国教育会在愚园路举行了邹容的追悼会, 革命派有近百人参加, 他们向年轻的革命家的去世表示深沉的哀悼, 同时也对清王朝和它的帮凶租界当局表示强烈的谴责。
邹容虽死犹生。他的革新思想, 他的革命精神, 他的敢于牺牲, 以年仅二十一岁就献出生命, 都令人敬叹。他的《革命军》一书如长空一声惊雷, 令清王朝胆颤心惊, 恨得咬牙切齿, 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革命军》, 不会被人们遗忘, 必将长留青史。邹容牺牲后不久, 上海和日本的一些革命刊物上, 刊登了不少诗文, 悼念这位年轻的革命斗士。如《醒狮》第二期, 就有署名亚庐(柳亚子)的《哭邹威丹烈士》,以及署名黄天的《吊威丹》等诗, 还有金松岑的《哀邹容》的祭文, 祭文中有这样一段:
“江流出峡, 一泻千里而至东瀛兮, 乃以汉魂而吸欧粹耶。建共和、革命之两大旒兮,撞钟伐鼓满天地耶。”
这几句话的意思, 是把邹容比拟为长江之水, 从四川出三峡, 一泻千里, 奔赴东海, 以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吸欧粹), 揭起革命和共和两大旗帜, “撞钟伐鼓”一样在中国进行宣传。这是用文学的语言, 歌颂邹容的短促然而光辉的革命厉程。这也说明革命者的血,无论古今中外, 永远都是后继者崇敬的对像。
—九0五年八月, 也就是邹容去世后四个月,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特派出专人来上海调查邹容的死因。为了找到他的遗体, 从四川义庄的许多棺材中, 只找到了一个“周容”的棺材, 这很可能是当时收尸的人怕惹麻烦, 因此用了这个名字。当时要为邹容找块墓地安葬, 却一时难寻。有位义士刘三(季平), 挺身而出, 将邹容的灵柩运回自己的家乡上海县华泾乡, 安葬在黄叶楼旁。这样做, 在当时是要冒风险的, 因为清朝统治者视邹容为眼中钉, 肉中刺, 虽然人已死去, 但统治者更想让死者死无葬身之地。
作为一位民主革命家的邹容, 将他短促的一生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并留下了给予清王朝重大打击的杰作《革命军》。

待续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邹容传(下)

第八章 《革命军》对革命之影响
邹容之所以写《革命军》, 是为了要推翻清王朝, 为何要推反? 是由于它专制、暴政、腐败、卖国。也可以说, 是清王朝这个“革命制造工厂”迫使邹容写了《革命军》。
《革命军》一书是在革命的前夜写成的, 它一出世就引起两方面的特别关注。一方面是革命派, 他们觉得这书写得好, 说出了革命的真谛, 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另一方面是滿清王朝的统治者, 他们对此书表现出震惊和震怒, 震怒之后是愤恨, 然后是设计对作者捉拿和迫害, 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作者邹容最终被迫害至死,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 邹容的死并非说明邹容失败了, 而是说明邹容经受住了考验。 捕拿, 囚禁, 折磨, 死亡——邹容经历了这一过程, 没有屈服, 没有哀求, 没有后悔, 死亡只是夺走了他的肉体, 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却丝毫不减。从这个意义上说, 邹容没有失败, 而是获得了胜利。
一本书的价值有多大, 不仅仅是看它拥有多少读者, 还可以从反对它的声音中显示出来, 特别是一本讲革命的书。薄薄的一册《革命军》,它一出版就受到读者们热烈的欢迎, 同时也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关注, 总督大员也看这本书, 还立即呈文至最高当局——皇太后和皇帝, 阵述此书的“大逆不道”。皇帝和皇太后下了圣旨, 命令捕捉邹容。由此可见清王朝对此书的憎恨与害怕, 视此书如毒蛇猛兽。书的作者受到监禁并被迫害至死, 但始终不屈不挠。以上种种, 更赋于《革命军》以强大的影响力和战斗性。
伟大的作家鲁迅在谈到辛亥革命前夜的革命派的文论时, 就提到过邹容的《革命军》,他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 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 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 则别的千言万语, 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为什么“别的千言万语”都抵不过《革命军》?
就是因为它“浅近直截”, 也就是通俗易懂和说理透彻, 在群众中引起广泛反响, 因此使得清政府感到恐慌和震怒, 非欲置此书和它的作者于死地。宣传《革命军》的报馆被封了,《革命军》的作者被关进监狱, 最后被迫害而死于狱中。但是, 这样一来却使《革命军》的名气越来越响, 一些原来不知的知道了, 一些原来没有看过《革命军》的人们也想方设法要买本《革命军》来一睹为快了。最后名气传到国外, 《革命军》一书也传到国外, 在国外的中国人中流传。可以这样说, 《革命军》一书已和当时的革命派与革命形势融为一体。
由于宣传了《革命军》,引发了苏报案, 而苏报案发生以后, 《革命军》更迅速流传, 革命的思想广为散播。这种因果关系, 在陈天华写的剧本《狮子吼》中, 有很恰当的描述, 其中第七回里有一段写道:“ 那时有一个破迷报馆, 专与政府为难, 所登的论说, 篇篇激烈, 中有一篇《革命军》,尤为痛快。此论一出, 人人传颂, 革命革命, 反清反清之声, 遍满全国。”
清政府把《革命军》和它的作者视作死敌, 非欲除之而后快, 不是没来由的。这也证明了《革命军》一书的力量所在。它的力量就存在于它对革命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之中。
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巡捕房捉拿了邹容, 并且最终把邹容迫害至死。从肉体上消灭邹容他们做到了, 但是《革命军》一书的传播之快, 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清政府一再下今宣布《革命军》为大逆不道的禁书, 禁止人们传看, 实际上却屡禁不止。不但禁止不了, 相反是看的人越来越多, 到处传阅, 而且越印越多, 各地多有印行。《革命军》成了激发革命思想的有力传媒, 因此, 在清政府与邹容的较量中, 邹容在思想和精神上得到了彻底胜利。
革命党人吴樾说在苏报案审理期间, 他从友人那里拿到一本《革命军》,竟然“三读不厌”。
上海梅溪学堂的学生, 得到一本《革命军》,竞相传阅, 读后深受感动。到了晚上, 等学监查夜以后, 纷纷起床, 把《革命军》抄录下来, 以备日后常读。
一九0三年冬天, 在上海出版了《黄帝魂》一书, 就有《革命军》的主要章节作为单篇列入其中, 广为流传。
黄兴在一九0三年从日本回到湖南后, 酝酿组织华兴会, 大量翻印《革命军》,把它散发到军方和商业界。
一九0四年, 湖北成立了革命团体日知会, 并派员到上海购买《革命军》数百册, 带回武汉散发给团体成员。同年, 孙中山在旧金山, 写信请洪门会首领出资翻印《革命军》一万一千册。
一九0六年, 孙中山写信给华侨张永福说“海外各地近来亦多进步, 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就河内同志印就者寄上一本, 照此版式……从速印之, 分派各处, 必能大动人心, 他日必收好果。”(张永福:《南洋与创立中华民国》)
孙中山对《革命军》有高度评价, 他又是《革命军》一书的积极推荐者。在他写的《革命原起》一书中, 他说:“苏报一案, 章太炎、邹容以个人和清朝政府对讼, 于是民气为之大壮。”又说“《革命军》一书, 为反清最激烈之言论, 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 为力甚大。”原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言论在海外的影响也不小, 在华侨中有一定市场。孙中山本人曾写过《驳保皇党》和《告同乡书》等文, 就是揭露康、梁等人的保皇理论的欺骗性。《革命军》一书传播到海外以后, 给保皇派以极大的打击。所以孙中山说:“其开导华侨风气, 为力甚大。”
由于清朝政府极立查禁《革命军》,为了避免受到破坏, 因此《革命军》在国内外刊印时, 经常变换书名, 如在香港翻印的名为《革命先锋》,在新加坡翻印的名为《图存篇》, 在上海翻印的名为《救世真言》, 在横滨则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印为《章邹合刊》, 另外也出现了与《扬州十日记》合印的。当时《革命军》的销售量为一百一十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出版数量的首位。有些遥远的省区, 甚至卖到十两白银一册。携带该书的人们为了防止被清兵查出, 就把它夹置在衣鞋杂物中。这一切, 说明了《革命军》一书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同时也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战斗性。
就在一九0四年, 当章太炎和邹容尚在监狱中过着牢狱生涯时, 蔡元培、陶成章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 狱中的章太炎也是该会的核心成员之一。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等在湖南成立了华兴会。湖北的革命党人, 在武汉组成了日知会。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 纷纷成立;民主革命的思潮, 此起彼伏。一九0五年, 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 在日本东京成立, 并且发行《民报》, 一面宣传其革命宗旨和革命思想,一面与保皇党人的改良主义继续展开论战, 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削弱保皇派的影响。在实际行动上,组织武装力量, 成立革命军, 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 牺牲了多少英雄豪杰, 付出了多少无可言喻的代价, 直至武昌起义胜利,推翻了黑暗的清王朝, 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了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不断呼喚的“共和国”。有一点不能忘记, 就是在武装起义的前夕, 在起义部队中流传的革命宣传品, 仍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 而当时邹容已去世六年。
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写了一句话:“文字收功日, 全球革命潮”。这是什么意思? 所谓“文字”,是指宣传革命的书刊文论, 一旦革命成功, 也就是文字收到功效的一天。邹容的革命思想的萌芽时期,一开始得益于卢骚、伏尔泰等思想家的著作, 他们的理论影响巨大, 邹容认为这是通行于全世界的民主革命理论。所谓“全球革命潮”,是指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是世界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是其他国家(如法国大革命)民主革命的继续。
一九一二年初, 当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 为表彰邹容的革命功勋, 特授与“大将军”荣衔, 并在距第一次追悼会七年之后, 又一次举行了追悼大会。章大炎写成《赠大将军邹容墓表》,纪念这位年轻的战友, 并刻在墓碑上。邹容生前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并不想当什么大将军, 但追授大将军也是后人的一种表示。重要的是邹容的著作《革命军》,这可以说是一本向君主专制制度发出冲锋号的书, 是一本宣告君主专制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书, 也是一本象征着邹容短暂而光辉一生的书。

(《邹容传》完)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四、秋瑾传(附“秋瑾诗词文选”)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中国出现了一位女中豪杰。自幼习文, 天资聪慧, 长大后出口成章, 落笔成文, 深得父母嘉许。少年时代又在亲戚家里练过几年武功, 因此可谓文武双全, 令人括目相看。她精通诗词, 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与徐锡麟一起组织起义事败, 最后血洒绍兴古轩亭口, 时年32岁。对其为人, 可以用八个字概括: 义胆仁心, 侠骨诗魂。

她是首批加入同盟会的会员, 也是从光复会转入同盟会的第一人, 浙江籍中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人。她就是被人们称作侠女的秋瑾。

秋瑾, 原名秋闺瑾, 字璇卿, 小名玉姑。以后又自取“鉴湖女侠”、“竞雄”、“旦吾”等作为字号。她生于1875年11月8日, 牺牲于1907年7月15日, 仅享年32岁。她的出生地是浙江绍兴长桥老宅, 长到三岁时随父母去福建, 这是由于当时她的祖父秋嘉禾正在福建做官,因此秋瑾一家也移居此地。她的祖先在绍兴务农为生, 但到了她的高祖父一代, 因为中了举人, 就开始做官, 一直到她的父亲, 没有脱离过官场。她的父亲秋寿南, 曾任湘潭厘金局总办。

秋瑾的启蒙教育从五岁时就开始了,她是在自己家中办的私塾里读书。她天资聪慧过目不忘, 深得父亲的赞许。她的母亲出身名门, 也曾饱读史书, 所以经常亲自教女儿读诗作文。在这种环境下, 长大后被称作女侠的秋瑾, 能写一手好字, 能作千首好诗, 也就不足为奇了。

秋瑾十五岁时回到故乡绍兴,因为她的祖父退休了。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她20岁结婚为止,这五年光阴可说是秋瑾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这从她当时所写的诗词中能体现出来。从艺术和技巧以及思想的角度讲,她当时的作品不及她后期所刨作的作品那么深邃、成熟和完美,但充滿了一个少女的天真烂漫和对自然风光的热爱。

秋瑾虽然是个女孩子,但却有尚武精神。当她回到绍兴后,她首先去浙江萧山她舅舅家,並在她舅舅家小住。因为早在福建时, 她母亲就告诉她: 舅舅一家都精通武术。从此她就在舅舅家向舅舅及表兄学习武艺, 天天或舞刀挥剑, 或骑马射箭, 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的女子都从小缠脚, 秋瑾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练武对于女子来说更是加倍的困难,。但秋瑾从不叫苦,也从不偷懒, 勤学苦练的精神令她的舅舅和表兄都颇为赞叹。正由于有这样一段学武经历,所以在若干年后, 当她赴日本留学, 由于丈夫反对致使旅费短缺, 使得她不得不乘坐三等舱,她仅凭怀中一柄短剑, 女扮男装, 敢于和那些三教九流之辈摩肩接踵, 共处一舱抵达日本。1894年秋寿南调任湖南湘潭, 秋瑾一家也伴同前往。

湘潭在清末已是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城内有一户经商的王姓大户,在城内开设了好几家钱庄、当舖、茶庄等,据说与曾国藩有远亲关系,可说是远近闻名、富甲一方。某日,秋寿南的朋友李润生来访,他是受王姓大户之托,来为儿子王廷钧与秋瑾提亲的。秋瑾的父母曾见过王廷钧,感觉不错,又认为是门当户对,故当即表示同意。当时的婚姻都由父母作主,因此事后当秋瑾得知,虽然不滿意父母的决定,因为她根本不了解王廷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也无可奈何。1896年5月十七日,秋瑾与王廷钧结婚。

婚前的秋瑾与婚后的秋瑾,在情绪上判若两人。秋瑾的娘家家风厚道大度,而婆家尽管家财万贯,却是刻薄吝嗇,这使得秋瑾极不适应。再加上秋瑾的婆婆性格粗暴,对人要求又极为苛刻,早晚二次,秋瑾都要向婆婆请安。举手投足,稍有不慎,即当面斥责。而丈夫王廷钓又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只知吃喝玩乐,与秋瑾经常话不投机。从小热爱自由,性格爽朗的秋瑾,陷入了痛苦的家庭生活之中。

1897年6月27日秋瑾生下了儿子王沅德。1899年,秋瑾随同丈夫王廷钧、婆婆屈氏,带着儿子一起来到北京。王廷钧原是一个富家子弟,为了光宗耀祖,不惜花了一万两白银捐了一个户部主事,一下子成了一名京官。北京毕竟是个大地方,秋瑾在此接触了很多新思想新风尚。正在此时,义和团运动似暴风骤雨股降临,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血腥屠杀,大肆破坏,中国处于空前的灾难之中。秋瑾一家只好又回到湖南避乱。

看到大批河山陷落敌手, 秋瑾不禁悲从中來, 潸然泪下。

1901年10月7日,秋瑾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灿芝。秋瑾是希望她女儿象阳光一般灿烂,如芝兰一般香洁。别号小侠的王灿芝,确实实现了她母亲的愿望。她自小喜爱读书,15岁时便能出口成章,挥笔写字龙飞凤舞。更为令人注目的,就是她处世为人欢喜助艰扶困,一身侠骨,而且也喜爱习武,这几点特别象她的母亲。她曾主持“竞雄女校”,后来留学美国,学习航空技术。学成归国,成为中国航空女子飞行员第一人。1967年,王灿芝病逝于台湾。秋瑾的儿子王沅德,大学毕业后曾任报社经理、中学教员等职,1949年以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秘书, 1955年在长沙病逝。

就在秋瑾生下女儿的次月, 即1901年11月, 秋瑾的父亲秋寿男在湖南桂阳病故。前后两个月, 秋瑾经历了一喜一悲: 得女儿之喜, 失父亲之痛。这使她感慨万千, 在深感岁月流逝、人生短暂的同时, 她认为不能在平凡无聊中浪费时光, 决心干一番大事。

待续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 请勿删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