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人民公社生产队记忆（1）

作者：王宏任

“他妈的生产队像个牛圈。如今人像庄稼一样给栽在地里了。”

——阿来《遥远的温泉》

中国农民有26年的时间在生产队里渡过，我从18岁到30岁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囚禁在生产队里。

20多年的生产队历史，给中国，给世界，给每个中国人，给我自己的身体与心灵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我同期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许多人早已走入历史深处，我们两三代人的青春也永远在黑暗中消失！看到现在的青年自由、恣意、潇洒、闲适、优雅的生活，我羡慕得简直有些嫉妒，但是，现在那自由潇洒生活的人群中毕竟有我的儿孙辈，我在默默地为他们祝福的同时，也必需告诉他们：你们的父、祖曾经这样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写作此文，算是对自己可悲的青春的沉痛哀悼，也是把历史交给青年中国的青年人，更是对今天的青年人的美好青春的由衷的警戒与祝福。

一、 那扎心挠肝的刺耳的喊声、歌声、钟声

我记事不久就成立了合作社，每天早晨，我们这个有六个生产队的大村落里就敲响着多种钟声。1952年，我上小学，那是关帝庙改成的学校，西北角是伙房，伙房前挂着生铁铸造的中国传统的标准大钟，上刻着民国25年建庙的时间与缘起及捐款的人名。那钟声宏伟响亮深沉正规，一敲，几个村庄都能听见。我们村叫孙家止务，与周围犬牙交错的六个止务村紧密联接在一起，名字缘起是我们这里在清朝时曾经是运河码头，我们这几个村子人专门给皇宫制造御用纸张，都是“以造纸为务”的人群，所以称为“纸务屯”，后来人口增加，以姓氏分成八个村落，分别是孙、宋、姚、王、夏、姬、河南、河北八个止（简化字以后，纸张的纸就变成停止的“止”，不解释就不知名字的缘起）务，这八个村落，孙止务最大，那几个小村唇齿相连，两三个村子办一所初级小学，孙止务是完全中心小学，我们的校长统管六七个小学，我们学校的一个大钟，那几个小学都统一上下课了。那时的学校大门挂着“儿童乐园”的大横幅，校长、教师与学生一块游戏玩耍，真是儿童乐园。那个钟声永远那么宏伟响亮深沉，响在我童年的快乐里。今天，我听到与之相似的钟声，都唤起我美好的回忆。

1953年合作化开始，我们村成立四个合作社（后来分成六个），为了集合，每个队部门口都挂个“钟”，那钟就奇形怪状，有的是犁铧头，有的是一截铁轨，有的干脆就是一个破锅。这些号召走集体化道路的物件是这么杂乱破败，那么杂乱的物件发出的声音低沉、嘶哑、刺耳，总被学校的大钟淹没，于是乡政府责令：学校大钟停用，自己解决上下课的警示。此后，那个宏伟响亮深沉的钟声永远地沉寂了！先是吹号，后来吹哨，（早晨是学校非常混乱的时候，这些微小的声音总是被噪杂的铁器声音压过。）开始时，村里人早晨都捂着耳朵上班，渐渐被磨砺得适应了，这是生产队每天数次“传播”的悦耳的“晨曲”，大约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遍“热播”，这是中国农民的被强迫享受的“音乐”。从1953年起，中国农村就每天早晨被这千奇百怪的噪杂的钢铁声音唤醒，醒了后的人民就都去从事向共产主义“跃进”的军营式的劳动，而26年的劳动结果是物质上越来越穷，精神上是越来越苍白贫乏，文化上越来越低劣邪恶，道德上越来越野蛮残忍。假如把那时各色各样的“钟”搜集在一起，肯定能说明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粗暴“乐声”是如何铸成。

我怕听1958年大跃进的钟声！那唤起的是超过劳改营的生活。“吃在地，住在洼，革命到底不回家”，那是怎样的革命？是把十亩地粮食弄到一亩地去吹牛皮说大话自找苦头的“革命”，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把土地深挖三尺，每亩播种200斤种子的“革命”，是把全国人民家中金属器具砸碎投入“小高炉”、烧了全国成材树木和许多柁檩去炼成废铁疙瘩的“革命”，是让人几天几夜不睡觉全民疲劳“无暇痛苦”的“革命”，这个革命的信号——各种不同的钟声，简直像摧命钟，使人恐怖而痛苦。饥饿疲惫的农民，刚想打盹，“革命”的钟声响了，只能摇摇晃晃地强打精神继续“革命”。累乏的“社员”白天在田野苦于，夜晚要把轧翻的街道平整如新——弄成泥鳅背，要净光锃亮——纯粹地折磨农民！“革命”的结果是“大饥饿”，那饥饿年代的钟声就是名符其实的“丧钟”了，每有人死去，敲钟找人去埋葬死屍，那钟声恐怖而凄凉；每天每人发放二两粮食总是在夜晚发放，当深夜的丧钟响起，大多是半大孩子从睡眼朦胧中醒来，歪歪斜斜地拿个小瓢到生产队的炕上去睡觉，等着那每人每天二两粮食的发放，每想到这样的夜晚，我就浑身打颤，为我生命中那段暗淡痛苦的岁月而仰天长叹！

“文革”时的钟声是野蛮而残暴的，我恐惧于那种钟声甚于鬼叫狼嚎，在那钟声中，我们这些“黑帮”挨游、挨斗、遭批判、被凌侮、荼毒、蹂躝，在那种钟声中，有人跳井自杀，有人上吊寻短见，有的被打死，有人被剥光了肆意蹂躏摧残，甚至死了也不放过，多少地方在斗死屍？这作为暴行信号的钟声，使造反派从扎心挠肝中获得了不少乐趣和利益，培养了他们邪恶的审丑情绪。而大多数人肯定是对那种钟声没有好感的，而那个时代的遭难者，对那种钟声是恐惧而厌恶的，我是非常恐惧那种钟声的再度响起，那破烂的恐惧的钢铁噪音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是多么怕听“夜半钟声”呀！那不是招开紧急批斗会，就是又去迎接什么“最高指示”，这是夜间的经常事，那摧命钟声招开的会议和游行，都是一种恐怖，因为它的主旋律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总是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又要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又是在狂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谎言下的惨无人道的对无辜人拳打脚踢的折磨，又是为了一句什么“要吐故纳新吸进氧气”的平庸“圣旨”的连夜狂呼庆祝。伴随钟声的还有“革命歌曲”的狂暴旋律，还有造反派犲狼一样的吼声，永远记得一阵狂暴铁器噪音后大喇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就是造反、暴动》等语录歌，这时那个母狼一样的女党支部书记扭曲了面孔，张着血盆大口咆哮：把“反革命小黑帮揪出来”，对他们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们被揪出来，扭臂抬膀弯腰，绞头发，我的满头黑发就被一个怕家庭被划高成分的、平时对我有好感的姑娘残酷地剪下，头皮剪了许多口子，此时会场山呼海啸，声音噪杂恐怖悲凉，当我感到头皮疼痛之时，喇叭放着《我们走在大路上》，于是这首歌与我的痛苦与悲伤一起刻入生命的乐章，四十多年了，每当听到这个歌曲，就浮现当时的被专政的场面。歌本无罪，但是它在那一刻播放，就是我生命的创伤的音符。正像那个剪我头发的女人，后来多次要与我谈话，并且还有嫁我的意思。我知道她无辜，她是受害群众，但是，怎么能与那么残忍对自己下毒手的女人笑语欢言、共坐一室？我没有这种雅量！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多少被刻骨铭心的邪恶噪音伤害得至今寝食不安的人？难道那个剪我头发的女人她听到那时的噪音会舒服吗？现在想来，那真是借集体这个手段对全国人民的残酷折磨使其驯服的统治手段，而这个折磨的信号就是各种不同的钟声。走在中国的每个角落，你都能听到这个体现着统治的惊心动魄的令人震慑的钟声，每有钟声响起，人民就没有了自己的自由和隐私，赶往接受劳动改造的“兵营”，二十多年的苦役，已经训练出一些牢头和被利益豢养的走狗，他们早适应了这种生活——驯服、盲目、低效、无聊而自以为高尚（他们是“革命者”呀）的浪费生命的方式，这是多么残忍而愚昧的适应呀！

每个早晨，当钟声响起，我穿着最粗、最糙、最寒伧、最不结实的用冬天冻棉桃剥出的僵硬短粗的棉絮，使用前清早已经废弃的织机织出的粗劣的衣裳，我穿着这样的衣裳饥肠辘辘、饥寒交迫、提心吊胆地站在挂着破锅的槐树下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学语录，祝“无疆”，受批判，然后派重活，对于“四类分子”及其子弟，那钟无疑有催命的功能，钟声响了，三百亩地的脏活、累活、苦活都是这些人承担。春天脱坯、打炕、活泥、抹房，那是带着冰碴的泥水，从六十多岁的老地主，到十七、八岁的“子弟”，都要到泥水中接受改造。那怕你早晨没有吃饭（春三月是缺粮断顿的季节，是申请返销粮的季节，那返回来的粮食是先济贫下中农的，恰恰是出大力干苦活的人却没有粮食吃），哪管你感冒发烧，哪管你是老寒腿，哪管你夜间遗精，派到你下水活泥你是必须服从没有商量；夏天是在暴日下每天抡着大锄到蒸笼一样的青纱帐里受玉米叶子的磨砺，秋天挥着大镐、大锨去收割庄稼，而冬天则推着小车到寒风呼啸的野外去学大寨，那是根本“无效无功”的、只为摆出“革命”样子甚或只为使人受苦、麻木、疲惫的而无暇思索的劳动。

在和平建设年代，每天用紧急、狂暴、噪杂的铁器声音去恐吓人民，那是很不好的，那是有违“和谐”社会规矩的。残暴的钟声使人坐立不安，于学习、思索、劳动都没有好处，使世界动荡，使人心浮躁。今天没有钟声的时代多好，多安详、安静。《四书．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安静思索的结果，那些不让人民安静思索，让人民在浮躁中或恐怖或骄矜地碌碌终生的人，自己也成为他们“革命”的牺牲品。今天，中国人有了自由，有了安静，面对今天的安静，回首当年噪杂钢铁发出各种刺耳挠心的怪声的岁月，那时的中国真正是名符其实的牢狱！我想忘记那杂乱的害人的噪杂的钢铁声，但是不能！讲给后代听听

2、我的生产队记忆（2）

二、 那污黑馊臭破烂的队部

从合作化那天开始，就有了队部，做队部的有的是没收的地主、富农的房子，有的是上中农的房子，有的是用土坯建的很简陋的泥土屋。无论什么房子，一为队部，就成了最黑暗、最肮脏、最破烂、最噪乱的房子。这样的房子往往连着猪圈、牲畜棚，队部的外屋肯定有个又大又黑又脏永远也不刷洗的大锅，那锅上的黑乎乎的猪食有的是十几年前的污垢还在锅沿上糊着，那里夏天踪满了密密一层苍蝇，老鼠大摇大摆地去吃猪食，好像那是它当然的饭碗。那大锅下的灶火一年四季天天燃着大火，冒着黑烟，一个这样的大锅就要烧掉生产队300亩地中五、六十亩地的柴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公社社员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等着派活，记工分，开会，批斗人，被批斗，分粮食……这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公社社员的聚集地、指挥部、出发站，从这里走出去，我们每个人都弄一身腥臭气，都薰得满身黑烟，多少年后，我想到这样的队部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指挥所，我就感到我们从这里出发要搞的的社会主义实在是污七八糟的东西。而习惯于这种环境的“革命者”，那革命也就十分可疑。到我离开我们第二生产队的队部，我的回忆是：被烟薰的漆黑的四壁裂缝纵横，被炕火烤焦的的炕蓆四分五裂，20多年前盖的土坯房已经有五根柱子支着有裂茬的檩和柁（这些檩和柁经历多少烟薰火燎臭味浸，见过多少人间的苦难与摧残，它是早已疲惫不堪了），它随时准备趴在地上休息。而人们还是每天在这里派活、分粮食、记工分，几百人的生命系在这么个肮脏、破烂、腥臭的房子里，可见我们的生命、生活质量低到何等程度。

我从七八岁就每天挤到这个队部给爷爷、奶奶、妈妈去记工分，1958年，我每天下学到这里吃食堂，那被报纸夸赞得比天堂还好的食堂在我的记忆中非常黑暗、腐臭而肮脏，我眼看我们吃着没滋没味的粗糙的大锅饭和白菜汤时，大小队干部吃白面馒头和有肉丝的炒菜，公社干部在这里吃鱼肉，县里干部吃鸡鸭，而人民安之如怡，因为表现稍微不好，就送你到劳改队去接受“连轴转（昼夜不息的苦劳）不管饭挨皮鞭”的生活，创造生产队这个组织首先是它能揑着每个农民“鸟食罐”的特权，这个“伟大的发明”使食堂的等级与不平合法化（也使一切知识分子彻底奴仆化）竟然无人敢于反对。做饭的都是队干部的家属和与干部有关系的人，她们做饭一为自己家人吃饱吃好，二为避免下地栉风沐雨地挨累受苦，三为每天往家中偷粮食。从人民公社的食堂中，我第一次感到极左统治时代的“社会主义”的虚伪和“人民公仆”的凶残。食堂使我们总算是吃了两个月粗陋的饱饭，在大饥饿的前夕，干部和食堂中的人把粮食悉数偷到家中，所以，饿死的是底层群众，而稍微与当权者有关系的人，都没有饿死，他们用很少的钱收买饥饿群众的东西。我仇视食堂，那是生产队当权者对平民的暴虐的盘剥与控制的工具。即使食堂真是好，也没有人愿意去吃，因为在农村，每家口味不同，爱好不同，气质格调不同，平常过日子都把做饭、吃饭当做一种体现温馨和天伦之乐的生活享受，每天一块劳动，再一块吃饭，人民不是都成劳改犯了吗？难道极左派愿意天天去这样的食堂去吃粗糙无味单调的饭吗？“已所不欲”他们却偏要施于人，他们只拿人民当成他的“革命工具”和实验品，人民的痛苦他从来不放心上，他认为人民有饭吃就全齐了，可惜，在极左统治的二十七年，人民楞是连饱饭也没有吃上。想到在凛冽的秋风中或淋漓的秋雨中，我的满身补丁、满脸愁容、疲惫不堪、朝气消磨殆尽的苦难乡亲在秋风中秋雨中吃一口粗糙无味的饭立刻就回到田野中“革命”，我的心在流血。

以后我在农村劳动，这队部就是我每天三出三进的场所，我在这里铡草、翻场、扛粮，每天在烟尘四起的环境中生活，多少尘灰吸进肺中？我在这里起猪圈、淘厕所干又脏又累的活，在流大汗中倍受腥臭气味的薰陶；我在这个场院里挨游、挨斗、遭批判、被凌侮，完成我一个热血青年成为黑帮的全过程。这里每块土坯都见证了我的屈辱和折磨。就是这个肮脏、腥臭的屋子里成了当时的“革命中心”，这个中心的主人自然都成了与这个房子相对应的人，他们也是肮脏腥臭并以此为美的一群，他们批判我的不是我写的文章，那文章是唱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是批判我的“成名成家”的思想，认为这是“反党”，他们说我最大罪恶是穿得“花枝滥颤”，（在北京的哥哥给我买了一件红色半袖衫扎了他们眼），总学地主资产阶级公子哥把衣服洗那么干净还散发香皂味，他们认为你穿着的衣服好就是想勾引贫下中农女人多看一眼，农民身上怎么能没有汗咸和馊味哪，看看我们，这衣裳十几天洗一回多好，省事省衣服还接近群众……毛主席让你向我们贫下中农学习你怎么老搞地主资产阶级公子哥那一套？……在这个代表“革命”的队部中，我的美好的青春消磨殆尽，我以后走南闯北，从没有任何屋子比当年中国农村的革命中心——大、小队部更肮脏、腥臭的地方。那时，我去过不少村子的队部，他们大同小异，几乎是一个模子造出来。集体时代的队部，是中国历史（也可能是世界）上最肮脏、最腐臭、最血腥和最阴惨的地方。

队部在特殊时期就有了近于监狱的血腥和阴惨，1966年，这里真的成了监狱。几十个被游斗的“黑帮”游斗后浑身污泥、满脸墨黑（有的还满脸血迹）被赶到这里的一间草棚中囚禁起来，无分男女老少，这里既是牢狱又是审讯室，野蛮的“红卫兵”随意把手伸进女“黑帮”的裤裆里调笑取乐，像当年方志敏在船上看到的情况一样，那时的方志敏可以振臂一呼，制止坏蛋的恶行，而当时，当年被方志敏视为恶徒的人却都是带上“红卫兵”的红箍的成了创造历史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就在光天化日下“以革命的名誉”在耍流氓，而周围是读过《可爱中国》的人都成了“带罪”的囚徒，他们都自身难保，谁还敢有正气？方志敏洒血疆场换来的“革命”让这样的“革命者”对他自己的战友及其弟弟（方志纯）大打出手。方志敏舍身洒血建设的国家难道就这样使犯罪和邪恶合法化吗？难道就是让这些恶徒变成的“革命者”去摧残自己的战友兄弟吗？难道就是使人民连发扬正气的条件都没有吗？这样的“革命”实在太可悲了！此时的生产队已经变成专政队、劳改队了，队部成了牢房和刑讯室。

以后的队部是每天学习政治研究斗争的地方，白天，队员们“促生产”战天斗地去劳动，夜晚，“斗、批、改”——劳累一天的人民挤在烟薰火燎的屋子里听小爬虫们在结结巴巴错字连篇地学习文件，他们学不下去了就找个“分子”斗争取乐，一会斗争，一会打倒，一会批臭，一会侮辱取笑，以刺激他们无聊的神经。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老子在《道德经》中告诉统治者对于人民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孔子告诉统治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统治者都学习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可惜他们的“大拨哄”方式不能让人民“实腹”——吃饱，当然更不能“强骨”了。他们想让人民成为他们野心政治的工具，可是饥肠辘辘、饥寒交迫、提心吊胆的人民没有他们那种兴趣，他们想着明天到什么地方去买点薯干和米糠去渡饥荒，想到哪里去搂些柴草、树叶去烧冬天的火炕使自己少受寒冷，念那些离他们八千里远的什么革命与天堂已经对他们饥饿疲劳虚弱的身体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我对这个我被迫劳改十余年的生产队部实在满是厌恶之情，我不信这么个肮脏、破烂、噪杂的房子竟是走向天堂的码头。中国农村在这种房子里躭搁26年（而其恶劣影响可能延续百年），只能是日趋贫穷落后愚昧黑暗而肮脏，到承包制时，我所在的生产队部轰然倒塌，真是命运到头了。今天还有谁为生产队唱赞歌的，肯定是那时的得利者和被那种恶劣环境所毒化到畸形变态的人吧，安心在那个环境中生活的人，实质上已经是彻底丧失发展意识和对美好生活丧失希望的人，那就是真正的废人，培养这样多废人的地方能是什么好地方吗？想起张中行先生一首控诉“文革”的两句诗：“斯言混鹿马，政令育鸡虫！”那种政治只能培养鸡虫与跳蚤！

3、我的生产队记忆（3）

三、 牲畜一样的单调无聊无趣无效的疲惫苦劳

每天早晨钟声一响，大多数家中走出浑身污泥、满身补丁、满脸墨黑皴裂、满腹粃糠瓜菜劳动者，有的叼着饽饽，有人端着粥碗，有人系着裤带，有人梳着头发，有人嘎嘎大笑，有人低头顺目，有人满腔忐忑目光觳觫。这些人中的无权无势者，对今天干什么活是从昨天晚上收工就开始盘算了，昨天去干又脏又累的活，今天该换换了吧？有的是心怀侥免之心，昨天派我了，今天还派我？他们是一般的下中农和中农、上中农及少数不吃香的贫下中农的心理和处境；有的则是心怀恐惧之感，今天肯定派我去活大泥，四月天寒，水池子里还有冰碴，昨天感冒了，今天可别派我去活大泥了，但是派了他，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听见钟声一响就心肝滥颤。这无疑是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子女后代的心理和处境。集体化的二十几年的每天派活都是对某些人的心灵折磨，因为派活都贯穿着“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成分好的都是轻松而闲散又挣工分多的活，他们几乎不用派活，他们唱唱呜呜就一天，天天等于是“白闲着”，工分本上每页都满满当当的记着最高工分：十分。他们其中不少还每月记三十五天甚至四十天的工分，因为他们夜里去抄家了，去批斗、审问“四类分子”了，他们“干革命”去保卫穷人政权了，不多计工分成吗？而那些浑身臭汗、满脚泥粪、疲惫不堪、满脸愁容、气力殆尽的“被专政者”和与之成分接近的人，则是活越累越脏，则工分越少，我当小黑帮那几个月，开始一个月天天早晚加班加点地去干，累得贼死，却是义务工，没有工分。以后几个月由每天四分到五分，最后到六分!就绝不在长了，所谓的“同工同酬”从来没有实行过。我们生产队220亩地的重活、脏活、累活、苦活都是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干的，我们是真正的“长工”，过去的长工听某些贫农诉苦说很苦，其实是比不当长工要有生路的多。穷人因为没有生路才去当佣工以谋生或致富，我们地区当年当八、九个月长工（从春分到立冬）因劳动能力强弱不同是每人挣八到十二石粮食，那是足以发养活三、四口人的，那时每亩地产量不过一石多粮食，假如挣12石粮食，等于七八亩地的收成，如《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长工鹿三的关系，在过去是常见的。我在农村劳动时，常听老实巴脚的老贫农说过去给地主扛活地主对他好，每天三顿饭都是硬实饭，逢年过节总要有“犒劳”，富裕的财主还给长工做衣裳，那象现在，一家子天天滚在地里还吃不饱饭？你们这成分高的还老挨批斗，那时是地主哄着长工，总怕你不好好干活糟蹋庄稼！你们祖上阔也是干出来的！这应当是真理的声音，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周同宾、史铁生在他们的文章中，也说了这样的事实。我现在常听我们县委书记说：某某企业家给多少人解决就业问题，他对一个要把企业挪走的企业家说：你厂子搬走，我那些工人怎么办？看来他是承认企业家在养活工人的，看来还是刘少奇说得对：“剥削有功”。可是我在生产队中的劳动明显是在受着“剥削”兼压迫，我有什么罪吗？绝对没有，我爷爷、爸爸都对革命有功（我爸爸1946年参加革命），运动来了，几个痞子一揑造，把我们只有七亩半地、三间房子的穷人划成地主，这是何等凶残无耻的专政？漫漫二十年，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这些人将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不是冤死就是拼命横死！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全是几个坏蛋痞子在肆虐横行对老实人的掠夺与压迫！

劳动的不公是对大多数人了施虐施暴，而劳动的无用无聊无趣则是糟塌几代农民的生命。在风沙肆虐的三九寒冬，我们去平整土地，只是到地里找个背风地方聊天或者偎冬，那是没活找活干，让你“革命”“学大寨”，其实是残害生命、贻误生命、践踏生命！试想：漫漫三十年，多少有价值的生命的有价值的时间都在各种无聊、无谓、无用、无耻而有害的运动中浪费了。每年的春节上午都要到地里去“干革命”，那是虐杀人民心中的文化遗存；冬天到冰上去掏河泥，起五更搭半夜，把人手脚冻裂，而河泥拉到地里更加使土地沙化，这是“劳民伤地”。而批斗无辜者还记高工分，那是让人学坏……人虽集体劳动，却把劳动者分成三六九等，这是制造极大的邪恶与不公。在集体劳动中我每天感到压抑不平，感到是在浪费生命，而他培养一批惯于这种环境的“革命分子”则是对以勤劳善良正义著称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的极大斫伤，是对广大贫下中农子女的腐蚀与误导。至今还有相当多数习惯于这种环境的“革命的贫下中农”还在怀念那种集体劳动的日子，（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劳动能力和创业能力）就是这种罪恶的流毒。那哪是劳动？是公开地压迫与剥削，是全民族的荒废岁月浪费生命。在我所劳动的村庄，26年的集体劳动的结果是只见扒房的，没见盖新房的，只见文化水平、道德水平日下，没有从村庄走出一个精英。集体劳动的总结果是整个社会经济滑坡、信仰危机、文化倒退、道德崩溃、人民分裂、矛盾重重。因为他只是为了统治者便于管束而已。这种集体劳动的结束，中国才开始大繁荣！

现在想来，那个时代的农民全是像牲畜一样的生活。没有介绍信与粮票，你走不出这个村子，你也没有钱走出这个村子，20多年总在一个村子的几块地里打滚的人不是牲畜一样的生活吗？一切文艺活动取消，一切自由被冠以资产阶级行为。不许爱，不许唱，不许写，不许跳，全国一本书和八个样板戏，都是鼓吹阶级斗争与反对封资修，每个人都活丰阶级斗争的威胁下，岂不是牲畜的生活？在某些方面不如牲畜，牲畜有人饲养，这些准牲畜是整日饥肠辘辘，浑身补丁，生命不能饱暖。更加牲畜不如的人群是那些“阶级敌人”，不但缰辔缠身，鞭策在背，詈骂侮辱，饥寒交迫，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没有婚姻权，全国几千万“黑五类子弟”不能结婚恋爱，在物质饥渴外更加“性饥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最无人道的残酷！无论是农奴制下的农奴，还是封建制下的长工，主人都给解决婚姻大事，以延续劳动力。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统治，在疯狂宣传的阶级斗争狂热中，这些处在青春期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是让人远而避之的毒菌，使人不敢接近。现在，在我的周围，还有多少60岁到70岁的“子弟们”过着孤独矜寡的光棍生活，这是对于阶级斗争下的生产队生活的控诉！他们是不如牲畜的人！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生产队，就有这样不如牛马的“牲畜”！

4、我的生产队记忆（4）

四、那集中在一个个特定人群的累活：脱坯、打墙、拔麦子、抺房。

那时的农村穷苦，房子大部分是土坯的，农村的土炕是土坯的，农村与土坯密不可分。我在1968年到距离家乡500多里的河北沧州去买粮食，到了一个叫大波流的村子，那里是象大西北戈壁一样，浑然一片土色，全村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块砖，没有一口井，炕上没有蓆，这就是号称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种农村大约和500年、1000年前的农村没有什么差距。在这样的农村，脱坯是人们生活必需干的活，因为土坯是人们生活的必需的生活资料，年年要用它打炕，时时要用它补墙，盖房就更甭说了，土坯是主要材料。于是每当初春，在北方的广大农村就掀起了脱坯的热潮。脱坯先要拉土围池子，脱一千块坯得拉三、四车土，在生产队的年月不是那家都能从生产队借车拉土的，上中农以上的家庭就要小车推土，没有小车的就要去挑土，那往往从冬天就要开始准备了。我当时是从一入冬就要开始准备来年脱坯、抺房的土了，那是要在不见太阳的黎明或夜晚去野地里偷着去推土，要时刻提防让干部看见，那怕让积极分子看见，也可以破坏生产的罪名开你的批斗会，脱坯的土实在来之不易呀！提心吊胆弄来了土，就要每天挑十几担水去洇池子，洇透了再往池子里放辗扁的麦稭，等到麦稭也泡透了，这时就可以活泥了，活泥要赤脚赤腿的下到早春尚有冰茬的寒冷水池子中，那时的农村穷苦，谁有什么毛裤、秋裤？早春时一般的都还得穿着棉袄、棉裤，下去活泥也就是把老棉袄脱了穿件破小袿，把棉裤捋到膝盖上用绳一绑，下到水池子中是浑身打抖，满身鸡皮疙瘩，这是农村人谋生需要的苦呀。冷就得奋力活泥，先把一、二尺长的麦稭均匀地用赤脚赤腿拌在泥中，就要出几身大汗，这时是上身出汗，下身冰冷，农村人很多老寒腿就是这么得的。脱坯的泥要用五、六斤重的大镐刨几遍，把一个池子的泥活好就把人累得贼死，并且浑身打抖溅满泥浆，但是这只是刚刚开始。开始脱坯了，一块坯的泥二十斤（干了坯是十二、三斤重），两人脱坯，一人端泥一人脱模子，这两样活都够累人的。脱模子的要蹲着，把二十斤的泥放在模子里四面用水把模子擦的水滑些，再把泥塞实抺平，然后往外拔模子，再洗模子，再脱。一般来说是两人半天脱500块坯，两人一人来回端泥，一人脱模子摆弄泥，每人可是得耍弄一万斤泥呀！再加上起初活泥的劳累，你想想这活多累吧！不但累而且伤身体，许多老农民一过四十岁就腰酸腿疼落个罗锅腰、罗圈腿，象个老甲虫，并且手上皴裂的冒血，脸上沟壑纵横布满深深的皱纹，那就是这种残酷的活计摧残的结果，这是为了谋生需要的痛苦的挣扎呀！我假如不是欣逢改革开放走出农村，还在那样条件的农村生活，肯定也早已寒腿寒腰的体态变形了。在生产队里，你不但要抓空累死累活的脱自己家的坯，还要负担全队所有用坯的制造工作，因为你成分不好，这苦活就是你们这些被压迫者干呗。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就怕美丽的春天，那是下冰水里活泥、赤手玩泥的痛苦的劳累呀！

打墙是纯粹的劳累的痛苦。穷苦农村的墙都是土的。把土堆在墙基上，用石钮轴一层一层地压，等到放不下钮轴了，就要用人把土一层一层地拍上去，每人拿一把铁锨，把堆在墙基上的土用力拍打，直打的坚硬光亮能禁得起风雨的吹打，能矗立百年之久。这样，每一锨你都要用上全身的力气，那是两腿叉开侧身弯腰的高难度动作，一天要重复上万次不止，到晚上收工时，一个个拍墙人都成了罗圈腿、罗锅腰，你看到一堵堵农村的土墙和在土墙上盖的茅草房了吗？那都是人用汗水、疼痛、劳累和身体变形强迫泥土站立起来的苦力的结晶。不但痛苦劳累和身体变形，而且手背皴裂、虎口震伤、手指开裂流血，每一段土墙里不但有农人的汗水、疼痛、劳累和身体变形的折磨，而且还有农人的鲜血！

脱坯、打墙完了，就到了阳历“五一”左右，这是抺房的好时候，因为已到了雨季的前夕，又是忙完春耕和脱坯、打墙这些累活后的一点空闲时间，再过几天就要麦收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家在农村的职工都放“五一”假，正好在农村帮家里抺房，这抺房不但累，而且脏，更加上危险。抺房和脱坯一样，先要围泥池子、再挑水洇池子，再浸泡麦皮子，再把泥刨几遍，泡几天，使泥细腻柔滑而有韧性，这要费几身力气？要湿多少次衣裳？泥和好了，需要抺房了，就要用人把一个池子的泥一盆盆地用肩膀扛上房去，怎么扛？是一手攀着木头梯子，用一手扶着肩上泥盆，低着头，看着脚踏在梯子乘上，假如照下当时每一个扛泥的情景，哪一篇都会是人类受难的图谱。木头梯子都是解放前置的，早已摇摇晃晃，又支在秫稭茬子的房檐上，秫稭茬子的房檐经梯子一压，哗哗折断，于是梯子摇摇晃晃，扛泥的人扛着一盆泥攀梯子摇摇晃晃在梯子上，你说得有多么危险？现在的人绝对不敢问津。但是在昔日的农村是家常便饭，雨多的时候不止抺一遍房，有时才住雨就得和泥抺房，因为屋里还在下雨。泥扛到了房上，要有人摊平抺光轧实，要一遍遍地碾轧，使那泥能禁得起风雨的吹打、浸泡、冲刷，那家的房子不漏雨，就证明这家人抺房的土取得好，泥和得好，抺房的手艺好，在全村几乎都是土顶房的时代，抺房的取土、和泥及轧碾的手艺确是在农村生活的重要条件之一，你在春天抺房时欺骗了房子，你在夏天的雨季就要饱受彻夜漏雨的磨难。抺房实在是农村中一件大事，在家休假的职工都要溅一身泥，并且满院子都是泥，尤其是没有男人的人家，纤弱的女子也是和泥与扛泥的主力，一个个纤细的女人怎样变成五大三粗的男性化吗？就是这些苦难的劳动摧残的结果。抺完房子还要抺墙面、墙头，凡是泥土的建筑都要抺一层泥，这就是贫穷的农村用原始的苦痛而简陋的方法对抗大自然侵袭无可奈何的手段，其实人们早已发明了砖瓦，可是在我在农村的十几年里，只有几家大小队干部盖了几间包砖的土顶房，一般平民百姓是与盖房无缘的，除了支部书记和他的亲属两三户是瓦房外，其余的都是土顶房。那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泥土的的时代，彻底贫穷到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那么贫穷了，还是要分成不同阶级和阶层让他们互相斗争、结仇、互相残杀，在痛苦地抗拒大自然的侵袭中，还要展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实在是残酷已极了。

我大约从十四、五岁就开始参加脱坯、抺房的苦累活，开始是打杂，干点轻松活，未及十八岁就成了主力。在县城上中学时，每到“五一”节，别的在县城住的吃商品粮的学生，到北京、天津去玩（我的家乡在北京、天津之间），我们农村的学生是受苦受难的脱坯、抺房的拼命劳累。虽然只两、三天假期，我们农村的孩子都浑身脱一层皮，手脚皴裂、虎口震伤、手指开裂流血，并且满身泥点来不及洗。这种工农差距在中国一直绵延到现在还是折辱着农民的心。“五一”节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人民的节日，农民何尝享受过？我推过脱坯、抺房的土，和过脱坯、抺房的泥，每年都把和好的泥一盆盆地用肩膀颤颤巍巍从摇摇晃晃的梯子上扛到房上去，那是何等紧张、痛苦、劳累、肮脏呀？我们天天累得脱一层皮，流一身汗，可是无处洗澡，可想而知，那身体是何等难受？这就是贫穷的农村原始的苦痛而简陋的生活。后来，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就更承担了掌权的贫下中农的这类痛苦、劳累、肮脏呀，还要经常恐惧被批斗、被游街的折磨，那真是不如牛马的岁月！

身上的泥点还未退尽麦子黄了，麦收到了，令人恐惧的最累而肮脏的活降临了。拔麦子是所在累活中最累的活。北方的广大农村早些年是把麦子连根拔下来的。那时没有水浇地，每根麦子象钢丝一样坚韧地长在铁硬的泥土里，从黎明两、三点钟披着棉衣赶到麦田里，五月的北方还是冷嗖嗖的，人们就甩开棉衣开始拔麦了，那需要把腰深深地弯下，用双手把一大把麦子先反腕拧紧，然后双手攥得紧紧地，这时把腰猛力抬起，一撮麦子就连根拔下来了，你还要乘势一甩，把麦根中的泥土都甩出去，甩得干净，你的麦子就轻，抱在怀里就可以多抱些，拔得长些再放下打梱，这样，你就拔得轻巧而轻快。但是，做这样很不容易，这不但需要技巧，尤其需要力气，需要腰腿上的功夫。这是农村劳动能力的大展示：你看那些力大手巧腰腿上功夫强的人，手拢得宽，攥得紧，土都甩出去，身子一起一伏，很快就拔得轻巧而轻快走到前面去，从他的两腿间像下蛋一样一会掉下一个麦梱，那些卖漂的把式还故意穿着小白袿，汗不湿，土不沾，早早地拔到垅头去喝水、抽烟。这是极少数的拔麦“精英人物。”而大部分平凡的农夫在烈日下正在受苦：他们有的手被麦稭勒出血了，勒出泡了，这是因为一把麦子没有攥紧的缘故，一把麦子只要有一根没有攥紧，它一打滑，就会把你已经出汗发肿的手勒破，这你就要受罪了，受罪也得干，只剩下痛苦、劳累、肮脏了，这个活是越落后越倒霉，两边人都往你身上甩泥，你很快就成了泥人了，你着急、生气没有用，只会使你更落后更倒霉更劳累、更肮脏。在金黄如火的麦田里，头上是火红的烈日在暴晒，脚下是晒热的土地在蒸烤，眼前是要用汗水和血水拔下的成片的麦子，一丈长的麦垅就要弯十几次腰，而那时的麦垅都一、二百丈长，而你已经腰酸腿疼罗锅着腰、罗圈着腿并且满手血泡了，而你已经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可是，属于你的那份任务没有完成，那是你的生命必须去接受的磨难，你就去受难吧！于是在火热的、焦灼的麦田里，虽然从黎明两、三点钟就披着棉衣赶到麦田里去拔麦，可是，往往是到太阳落山还有人在麦田中痛苦、饥饿、疲惫地挣扎，那是真正的挣扎，一根一根麦子地拔，拔下每一根麦子都要倾尽全身的力气，都要忍受锥心的痛苦，受这种痛苦的往往是上中农以上的家庭中老弱病残的劳动者，他们是受改造者，必须去接受这样的磨难，而贫下中农中的先进分子是很少有人参加这类痛苦、劳累、肮脏的活计的，他们当赤脚医生、看场的、记工的、送水的、赶车的…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喜爱财富而好逸恶劳的，无产阶级决不例外，可笑之极的是自称热爱劳动、乐于吃苦、大公无私的贫下中农都把他们热爱的苦痛的劳动让给被指斥为不热爱劳动的地主、富农去干了。我幸亏在学校中是体操队员，小时又和村人练过武术，在拔麦子的活计中，常常是独占鳌头，我往往比第二名要先到头几十米远，我就趁这个时间去暗中接济一下我的受苦受难的阶级亲人，给他们苦难的生活一点温暖，适当地减少一些苦痛而已。至今，每想到拔麦子的劳累的痛苦，我仍心有余悸。而今联合收割机从麦田上一过，农民只在地头用口袋从漏斗下接粮食就行了，过麦秋象作客一样，年青的一代还能体会那时拔麦子的劳累的痛苦和艰辛吗？假如仍然是生产队时代，现在活着的所有人或大部分人，都会去被迫体验拔麦子的痛苦的！

这样的累活在生产队前是属于每个人家的，生产队后，它只专属于被专政者。

5、我的生产队记忆（5）

五、属于特定人群的脏活：沤蔴、打炕、（扬场）起猪圈、淘茅房。

蔴是人类最早的制衣造纸的材料，在三、四十年前的农村，蔴是生活必须品，背草、背柴用蔴绳，运输刹车用蔴绳，提水打辘辘用蔴绳，浑身补丁、手脸皴裂、饥肠辘辘的农民在破衣烂衫上也要扎一条蔴绳，在每个农家别的可以没有，但是在旮旯圪垃总能见到或新或旧的成堆的蔴绳。于是，在华北平原的农田里，就有不少蔴田，那蔴田里的蔴长得很美丽，碧绿修长，夏天还开金黄的小花，秋天结籽可食。可是，农民需要的是碧绿蔴杆上的蔴皮，这蔴杆上的蔴皮是要放到水中用泥埋住，经过一个月左右时间的沤泡才能剥下来的。把一梱梱蔴杆埋在水中不算太脏，但是把蔴杆扒出来，剥下蔴皮，那活就脏臭不堪了。从审美情趣上说，这是残酷已极的事，埋进水中时的蔴杆崭青碧绿，修长柔媚，如青春少女般惹人怜爱，可是如今从水下扒出来，已经黑烂腐臭，目不忍睹，鼻不忍闻了，那景象比红粉佳人变成冢中白骨更使人悲从衷来。我在干这种活时常怀有诗人之悲，更觉这活的脏臭不堪了。多么脏臭不堪也得干，那埋蔴的泥也已经黑臭如粪土，从粪土中扒出黑臭甚于粪土的黑臭的湿漉漉的蔴杆，把蔴皮从蔴杆上剥下，满手黑烂腐臭，你恶心呕吐，你浑身起鸡皮瘩疙，你浸泡在黑臭的污水中，这就是干这种脏活的人的处境。你浸泡在黑臭的污水中剥一天蔴，还要把臭黑的蔴皮洗浄、洗白，可是你几天吃饭总是臭黑的蔴皮味，你身上的臭味几天洗不去，至今看到市上的蔴，我就想到沤蔴的脏臭不堪了。现在农村没有种蔴的了，所用的绳子都是尼龙的了，如今的农民永远告别了这种脏活给人以极大的脏臭的处境，做农民也有了卫生条件了。

第二脏活有人说是打炕，有人说是扬场，其实这两种活都够脏。先说打炕。北方的农村都睡土炕，那土炕是用大土坯搭迠的。俗话说，看了打炕的不敢睡觉，是因为炕底下都是通烟走火的通道，与外间的锅台相通，一个六、七寸见方的灶口，象个黑嘴怪兽一样，一年要呑掉几垜柴禾，那黑烟全从炕洞里过，于是，一年下来，那炕洞里的坯就薰得漆黑冒油。这炕是要年年拆了从新搭迠的，一来是薰黑冒油的炕坯是非常好的肥料，二来是薰黑冒油的炕坯有过多的烟塔，已经妨碍烟火的通过，使灶火不好烧了。那时的农村比现在冷多了，但是几乎没有几家生炉子的，一是没有煤，主要是没有钱，农家取暖全靠从炕洞里过的烟薰火燎，冬天，有柴烧的人家那炕上有六、七十度的热量，把炕蓆炮糊了，从炕洞缝里过的烟薰火燎的烟气把四壁薰得乌黑，冬天，在乌黑的屋子里熬冬感到无比的温暖，那是有柴的人呀！农村的柴禾可金贵了，那时，秋后的田野是场干地净呀，每一丝柴禾都要放到灶中去烤火取暖做饭。这样，你就知道打炕的脏累了。用大镐刨几遍才能刨开抺得很坚固的炕面，打开一个洞，里面“嘭”得就腾起一阵黑烟灰，一下子把你浑身染成黑色，这时你拆下的每一块坯都是漆黑冒油的，你把黑得冒油的坯搬出去，你不但劳累，而且你的浑身染成黑色，染进肌肤和口腔，只有眼睛和牙齿尚有余白，其余的身体都是漆黑冒油的了。不但你自己黑得冒油，连整个屋子和院子也都染上了黑色，打一次炕，你自己和你的家的里里外外都是黑的。这黑没有十天八天的退不下去。这活不但脏，而且累，打一次炕要把二百多块都是漆黑冒油的旧坯搬出去，还要把二百多块坯都是满身毛刺硬棱的新坯搬进来，每一块坯都是十四、五斤的分量呀！你还要把新炕盘好抺好，这些活往往要在半天完成，你说劳动强度有多大？

打炕的脏累是黑色污染，而扬场则是尘土和秕糠的污染和窒息。麦子上场后是用石钮去碾轧的，把麦稭轧得扁扁的光光的，使麦粒和外皮分离，在烈日当头的夏日中午正是轧场的好时候，金晃晃的麦稭反射着金光，刺得人眼生疼，一人赶着带着捂眼的牲畜拖石钮轧场，其余的人就去翻场，那腾起的一阵阵和着细尘土和秕糠的烟灰，呛得人喉咙发痒，尤其是起场时，整个麦场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烟尘和秕糠混合在一体迷魂阵，没有风的时候，这烈日下浓雾一般的迷雾会长时间把人蒙在雾中，你炽热的身体汗水湿透并且沾满麦芒，浑身刺痒，你不敢呼吸还要呼吸，于是尘土和秕糠的污染的肮脏的气体就会使你窒息，你的口腔、鼻腔、肺中就会吸满这些东西，在扬场的时候，这种难受感觉达于极端。这是几十代农民不可逃避的极端危害身体的厄运。农民的脸上有皴裂的沟壑纵横的皱纹，有气喘病，他们未老先衰，他们眼睛红肿，他们流鼻涕，他们肮脏，这一切都是恶劣的生活环境造成。我的苦难的农民父老乡亲呀!所幸麦场是禁地，“五类分子”不许入内，他们很少从事这种肮脏的活计，而其子弟们就难逃此难，并且都是最累最脏的活计：铡麦、翻场、扬场、灌口袋，扛大个（扛二百斤的口袋装车、上跳板交公粮），我现在离开农村30年了，至今还觉得肺里犹有打麦场上混合着秕糠和尘土的污秽和窒息的烟尘，经常使我身体不适。

起猪圈的脏、累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夏日的猪圈的脏，那是像大粪池一样呈稀粥状，下到这样的粪池中去把稀粥状的、奇臭无比的粪汤掏出来，现代的人是会认为比下地狱还难以忍受的，但是在那个年代的我是经常干这样的活。起初认为是对犯罪者的惩罚，痛心疾首地无可奈何地象受刑般地皱着眉头去干，感到奇耻大辱，无脸见人。最后看到这是命定如此，就要想法适应。我身体强健，每遇派我起猪圈的脏活，我喜笑颜开，欣然而往。夏天的猪圈我先往里扔一堆干净的沙子，先在一角给自己创造出一块立脚的地盘，我穿着小白袿，白球鞋，站在这个立脚的地盘上，从脚下开始清除粪便，尽量把稀粥状的、奇臭无比粪汤掺进沙子，使其稠化，这既减少了臭味，又便于往外挖掘，并且手脚利索点竟可以身上不沾一点粪便。我往往一鼓作气地把猪圈一口气起完，那往往是汗水湿透全身，但是浑身没有污点。当我起完的时候，其他人连一半也没有干完，那是包工活，半天一个猪圈，我用了两个小时完成的干干净净。我于是到堤外的运河里去游泳，连鞋带衣服跳到河中，先把衣服和鞋刷洗干干净净，晒在河边的草地上，我于是在河中仰泳，对青天抒发自己的情愫，把时代对自己的无罪之惩罚变成发展生命的欢欣。然后，带本书到树荫下躺着观看，用读书的欢乐抵偿被惩罚的耻辱和劳累。以后，我碰到有文友来访的时候，头天晚上向队长申请第二天去起猪圈，我早晨六点钟就去开始劳动，到八点钟我已经完成的干干净净，并且已经把自己清洗的干干净净了，这时，我边喝稀粥（那是个喝稀粥的年代）边等着做教师的文友来访，那我们可以畅谈终日，因为等他们走后我又可以去起一个猪圈。起猪圈这个他们认为是对犯罪者的惩罚的脏活被我挤出时间利用为读书、会友、写作的“可爱”的活计。但是我的另一个姓凌的朋命运就不如我能化弊为利，他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在校打成右派，放回老家劳动改造，队长天天让他起猪圈，他身小力薄，浑身粪便，别人半天干完，他得一天，这样他在痛苦肮脏的劳动中每天只能挣半天的工分，队长专门捡软弱的欺负，说他改造得不好，索性让他天天起猪圈，他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猪圈里混，沮丧悲观，每天浑身臭烘烘地疲惫地回家面对老母，母子相对无言，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每天无人说话，他恐怕自己丧失了语言功能，在猪圈里经常和猪悄悄地说话。右派改正后，我们在一个教研组工作，我当教研组长，凌老兄学历最硬，但是他已经不能讲课了，他有满腹的学问，但是语言障碍始终没有恢复，一讲课学生就乱班，最后只好到校办工厂去了。起猪圈这种惩罚性的肮脏劳累的活固定在一个特定人群上，至今让我仇恨那个邪恶的时代，全国有多少我的同命相连的阶级亲人在这种邪恶的惩罚下身体受摧残，心灵遭创伤？现在，农村养猪大户也采取先进、卫生的养殖方法了，那猪圈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再也不会有我们青年时那种磨难了，我们青年时代的苦痛不应该让我们的子孙知道吗？

在“文革”中，许多精英人物都淘过厕所：周汝昌、张中行、丛维熙、刘绍棠……那是对黑帮的当然的惩罚和侮辱，他们给时传祥发奖，实质是让他好好干，并不是认为那是一个光荣的好工作，真认为是光荣的美丽的工作的话，江青女士早抢去干了。凡是江青女士不干的，不看的，不吃的，不作的，甭管他们嘴上说得有多么动听，都是假的，比如他们说贫下中农脚上有牛屎可是心灵最干净，可是他没有一个人找个脚上有牛屎的贫下中农去结婚，这就是骗人，再比如说，他们说“臭汗文学”多么好，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看《虹南作战史》和《牛田洋》之类的臭汗文学，只让流臭汗的贫下中农去看，他们则天天看《红楼梦》和《飘》这类写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少奶奶豪华生活的香汗文学。掌权的左派是拿穷人开涮！不过城市的厕所是比农村的茅房要干净多了，农村的茅房要多脏有多脏，臭不可闻，秽不可睹，以前是家家自己干着这脏臭的活，到了“文革”中，掌权的贫下中农也开始厌恶这个脏臭的活了，都让“五类分子”去“光荣了。我有幸和一个黄埔军校第十七届毕业的国民党起义军官（和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王升是同学）徐先生干给全队社员淘茅房的脏活，我们从每家茅房透视了各个家庭的素质，不少掌权的贫下中农虽然有权也有点钱，但是他们家象猪圈，那茅房就更污秽不堪了，不再说他们的低劣的品性了，只是感到毛泽东用他们来改造中国实在是居心颇测，莫非要全国人都向满脚有牛屎而不洗的贫下中农去学习？我深深感到这个国民党起义军官在人文科学素质上远远高于“激情燃烧”的石光荣！徐先生虽然只是上校军衔，但是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通琴棋书画，懂诸子百家，尤其对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几乎全部读过，他通韬晦之道，对于燥动的我给予明智的教诲，他说干这活很好，越离开群众越安全，对于我们放到群众中是灾难。他给我讲“君子不器”，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教诲对于患难中的我不要悲观失望，他们越毁灭文化今后文化越有用，他和我讲了许多在共产党的课堂上听不到的东西，他使我对生活和前途燃起信心。我们在交谈中，用芳芬的诗文和深邃思想淡忘了茅房的污秽和腐臭，使我们从事在一些人看来是卑污的工作上而有傲然出世之情。这个国民党起义军官从人文科学上教育了我，使我今后有点小小的作为。事实证明他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获平反恢复工作后，他在美国的舅父让他去继承遗产，他准备成行，已经向我告别，可是不久就改变了主意，原来，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王升通过他舅父寄来一信，慰问他及他的家属，并且很希望他到台湾一行。这封信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坚决不同意去美国了，任凭巨大的财产落在其他表弟们的手中。原因是：他反对蒋介石不杀岗村宁次，他认为已经起义背叛蒋介石，不能再与他们接触。他始终在工商局做一名正处级的一般干部直至前几年退休。

被专政者包揽了农村的一切脏活，不是自愿，而是被迫。过去的长工也是只有几天给地主干脏活，现在则是有一个专门当“垃圾”的人群，在屈辱中被迫给“革命阶级”当扫帚和墩布。在生产队中，一个贱民阶层已经形成，他们是由以前的创业者和知识者——曾经的精英人物组成，这些人被践踏在社会底层，不但受到残酷的剥削和沉重的压榨，而且还有无尽的侮辱人、羞耻、摧残。而且站在他们上面剥削、压榨、侮辱、摧残他们的是没有知识能力且缺少道德的人。这就是生产队理应被历史埋葬的原因吧！

6、我的生产队记忆（6）

六、生产队的生活

（一）衣

我小时候穿什么衣裳呢？春秋冬三季总是黑裤黑袿褂黑鞋。冬天粗布黑棉袄直接穿在赤裸的身子上，只有条件好的孩子里面套件打补丁的小袿，大部分孩子都是“硬山搁”（棉衣直接挨着肉），棉裤都是大裤裆，用个布条子系着，一跑裤裆就嘟噜到膝盖上，一刮风就从领口、袄袖、前摆往身子里灌风，假如刚出一身汗，冷风灌进去，里边就结冰碴。从霜降就穿上棉衣，那时不十分冷，几乎天天出汗，把棉衣都溻得精湿，那棉花就成了铁硬的板状了，等到数九寒冬，那成了铁硬的板状的棉衣还能御寒吗？不能御寒也凑合一冬吧！可想而知，我们那时的孩子在冬天是多么苦呀，小手鸡爪子似的，冻得横一道口子竖一道口子，那条口子都冒血。那时那有手套呀，只是俩手揣到袖筒里，抱着肩缩着脖，清鼻涕不断流，“流过河”一吸溜，要不用袄袖子一抹，一半抹在袖子上，一半抹在嘴巴上，于是冬天的小孩，无分丫头小子，嘴巴上都有两块“黑蝴蝶”，袖口上都是一层黑鼻涕结成的胶状物。那咣啷咣啷的“老头乐”棉鞋，都是做一双准备穿三、五年，当然往大处做，那时的小孩呀都是“穿大鞋、放响屁，河里洗澡当院睡。”假如你是行二、行三的孩子，你在娶媳妇以前是根本穿不上一件新衣裳的，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冬天很少有孩子穿袜子，都是是光脚穿个大棉鞋，往往那棉鞋还是前露脚趾后露脚后跟下面露脚掌，这样的孩子你说苦也不苦？同样的条件，使孩子少受点苦，就在于有个勤勉细心的妈了。我的妈就是这样的女人。她总是省吃俭用给我做两个棉袄，一薄一厚，进九以前穿薄的，数九寒冬穿厚的，缝缝补补总要给我弄件小褂套里头，十天半个月就给我洗洗小袿，夜里给我在火盆上烤干，那往往要烤到星月阑珊，有时妈妈烤着烤着睡着了，衣裳烧出味才惊醒。我的棉衣上有不少烧痕，那是妈妈疼爱我的苦心。经常洗洗小褂还有极大好处：少生虱子。那时我的可怜的同学们，不但受寒冻之苦，还要受虱子苦害，那棉袄脱下来往火盆上一抖，虱子像小雨一样往火盆上落，啪啪山响，在寂寞无聊的农村，看虱子“爆花”也是乐趣之一。可是毕竟虱子太多，在傍晌午前后，它们活跃起来，就使一个个小身子左右上下扭动，其痒难忍。有一年春节我放爆竹，点着一个小爆竹，往外一扔，我的一个同学金河，缩着手准备用袖子捂耳朶，那爆竹正落在他袄袖里炸了，手没炸坏，那火把棉衣里子都烧了，幸亏大人给他脱下来扑灭，他穿上满是火星的没有里子的棉衣还觉得很“热火”。

惊蛰以后天气变暖，棉袄穿不住了，于是，贫苦的母亲在一个夜晚，熬着夜，把孩子的棉衣拆了，把棉花撤下来，再连夜缝上，这就成了夹袄，尽管第二天早晨起来，天气还寒，春风料峭，孩子们抱着肩缩着脖走进学校，也只能如此了。假如碰到一个又懒又笨的妈，那处处开花露出黑棉花的棉衣穿到“五一节”前后也是有的，那孩子可就苦了，天天被汗水泡着，虱子咬着。我的朋友金河就是这样，三月春风已经暖融融了，遍地菜花、萝卜花开满园子，日夜散发着朴素的幽香，我们小伙伴每天中午穿着夹袄去花丛里下夹子打鸟，还汗水淋漓着，可是金河就穿着过冬的坏棉袄跟我们后面跑，每想到金河，我就深感童年生活的艰辛。

夏天的孩子大多是光膀子穿个小裤衩，好些孩子光脚丫上学。讲究的孩子是穿个小白褂，我到初中毕业才穿上第一件“秋衣”，以后在农村劳动，家里养羊，剪下羊毛，妈妈纺成毛线，用颜色染了，那颜色是很不匀称的，我穿这样的毛衣穿了十几年。到生产队劳动后，我们的衣服就可悲可笑的形象。 “文革”后期，每人每年13尺布票，最少一年是3尺8寸布票，仅够做个裤衩，那时我穿的是冬天到地里拾僵硬的棉花桃，用这样破棉花家里纺线，用100年前就消灭的土机子织出粗劣的布，染成蓝白条，使我们的生活从穿衣上已经退到清朝初年了。这样的衣服洗完了一晒抻长一倍，穿几天就露肉，于是补丁摞补丁，夏天的裤子褂子能补三四层补丁。很多结婚女人没有内裤，裤子的开口一侧总是露一条白肉，来月经在裤子上垫草纸，经血把裤子湿透是经常事，劳动劳累，到家没有裤子换沾经血的裤子腥臭难闻，女人屁股后面踪着一堆苍蝇，汗腥味，肉馊味扼杀了女人的美丽芬芳，那粗劣的草纸夹在来月经女人的裆部，还要参加劳动，因贫困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女人的这种现状适应极左年代提倡“晚婚晚育”与我们这样的黑帮子弟的绝欲。真的，我从18岁到30岁，恐怖劳累贫寒交迫地生活在寂寞无聊的农村，竟然没有感到没有女人的痛苦，那是性欲与情欲被贫穷恐怖劳累的生活磨损掉了。想到现在18岁以上的男女，他们能在吃饱喝足后没有性与情吗？

短缺的布票，“革命”的年代，男人的服装不如民国时期，女人要求“不爱红妆爱武装”也与男人同样的黑、蓝、绿。生产队年代的青年没有青春，男人像小老头，女人像小老婆，与今天的少男少女比较，我们的青春真是被“葬送”了，漫长的青春岁月，没有一张青春靓丽的照片，没有一个青春英俊的身影，贫穷、窝囊、呆痴、麻木，一个个像外国人眼中的晚清时代的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上，大约只有中国、朝鲜、柬埔寨这些“革命者”穿着贫穷破烂的过时衣装吧！

1979年夏天，获得解放的我结婚了，我那身衣服15元，连我妻子的衣裳攒块堆，连棉被，两个箱子装不满，仍然是蚀骨的贫穷。现在，我们有六个大衣柜，个个都满满当当，每年还捐献，捐的衣裳在15年前都是可望不可即的，现在你要找个补丁可难了，不过还有，那是高挡时装店，那里的新衣打补丁，每件上千元。

7、我的生产队记忆（7）

（二）食

我的记忆是从1957年春天开始，我就吃不饱饭了，那年我11岁。由于“统购统销”。当时爷爷每天去村公所开会，回来总是愁眉苦脸，最后，坚强的爷爷哭了：这不是要命吗，哪有余粮呀，全卖了也凑不上他们要的数。那是认为中农成分以上的人家都有余粮，结果是中农以上的人家都挨饿了。爷爷在张家口有几个穷朋友，写信告急，朋友还不错，夜里偷偷摸摸的给拉来点土豆和莜麦，于是我就有一段时间天天吃土豆和莜麦，吃土豆大抵是蒸吃、炒吃，最后我烧着吃，一个东西翻来覆去老吃，就腻了，但是饿呀，还得吃。莜麦哪，现在是好东西了，当年灰黑色，黏黏的，先是包菜饽饽吃，又听说可以做“猫耳朶”吃，后来又“泼鱼儿”吃，总之，怎么也不如白面和玉米面吃着爽口。爷爷为了一家人填满嘴，真是煞费苦心。盼来1958年，短暂的食堂算是吃了两个月饱饭，可是那是怎样的饱饭呀？选来做饭的都是干部的家属，根本不会做饭也来做，为的是逃避下地干活的苦累和不让回家。今天看来，发明食堂和推广食堂的人纯粹是把人当成劳动工具，不承认人应当有个性爱好和生活隐私，把几百口人哄到一块吃简单无味单调的饭，谁愿意，毛泽东先生愿意吗？而且公开三六九等：县里干部来是鸡鸭鱼肉，公社干部来是大鱼大肉，村里干部每天是小食堂的小鱼小肉，每个干苦力的人吃饭时还要看干部和炊事员的脸子，这种食堂凸现了奴隶社会的等级和特权，天天唱着《社员都是向阳花》，其实在公社内部的互相歧视斗争倾轧，人分成三六九等，是最大的不公平。有权者的挥霍浪费，再加上天天假大空不务正业，使土地减产，而胡吹海夸，结果毛泽东老人家竟说：打这么多粮食，干脆把土地闲一半吧，他要收最少的余粮，就把农村掏空了，于是，来了大饥饿。

先是散食堂，许多家都没有锅了，锅都在“大炼钢铁”时砸了，于是锅成了紧俏产品，家家买锅做饭，有了锅，可又没有了粮食，先是一人一天六两、五两，到四两时，人就干不了活了，此时冬天来了，家家把能吃的都掺到很少的粮食里，先是菜由一分一斤涨到一角、一元，最高涨到两元一斤，菜成了金子，于是玉米的外皮，白薯秧子都去磨了掺到粮食里，最后玉米骨也磨碎了掺进去，吃进去的人就拉不下屎，要抠出来，这时，每人每天供应二两粮食，我家八口人每天供应一斤六两原粮，不能磨，不够沾磨堂，也推不动磨了，也没有牲口能拉磨，于是就只能煮着吃，那是很难消化的，很少的粮食又削减了营养价值。为了怕人寅吃卯粮，这粮食是从国库中每天分发，于是发到大家的手上是往往到夜里十二点，我的现在是作家的妹妹其时十岁，每天拿个小瓢到生产队的炕上去睡觉，睡醒一个觉，分半瓢白薯干，那肯定是少于一斤六两的，因为本队的干部还要克扣一点，强制低水平人群的以穷人为主的集体化肯定是向奴隶制倒退，生产队里的极端不公平我是感同身受的。

死人的现象发生了，先是发现邱壑子家怎么没人来领粮哪，第二天早晨去看老两口子都死了，只有一个两岁孩子还有点气，两口子知道自己活不了，每天分点粮都砸碎了给小孩煮粥吃了。接着，几个单身的地主富农死了，他们一点积蓄没有，自然靠二两粮难以活命，何况他们每人的二两更是大打折扣。这是真正的“活饿”，没有放赈舍粥的，老人开始“忆苦思甜”，是忆过去的“甜”：民国二十八年发大水，全县颗粒无收，也没饿死人，阔人舍粥放赈，每天拿个碗总有粥喝，那像现在活饿呀！春节每人二斤白面，二斤冻猪肉，全村没有放爆竹贴春联的，这是我经过的一个死气弥漫的春节。第二年春来早，初五后，就有人去挖向阳地方的才萌芽的草根了，柳芽才返青，就被饥饿的人捋吃了，那也不行，我的两个奶奶和爷爷都在早春二月死去，用两个墙匮拼了三口棺材，用羸弱的牛车送殡，大家族的其他亲属都没来送殡，是饥饿淡化了亲情。饥饿年代许多人物质彻底破产，我家把能卖的都卖了，座钟、怀表、名砚、字画……也有些人发民难财，我们的支部书记就买了不少便宜货。而由于饥饿属于精神的亲情也濒临破产，不是有不少地方易子而食吗？

勉强过去的饥饿使农村元气大伤，人们对“新社会”的感情淡漠了，对公社化充满牢骚，饥饿过去，使每家有点自留地，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每人二、三分的自留地上了，假如当时要搞联产承包是多么好呀，可惜，这点自留地也是刘少奇通过艰苦斗争取得的。没有粮食的农村就是没有活力的农村，那时的人都愿意出外工，去挖河，去住到外面修渠，好吃几天饱饭，那管那活的劳累与打地铺的艰苦？每年春三月，是开始申请返销粮的季节，春耕开始，社员缺粮，无法生产，县粮食部门把存粮借给百姓，让你活命生产，等到秋收再扣回来，让你永远欠生产队的粮食，于是你就永远处于饥饿中每年麦秋过后一个月，我们就要四处去买粮了。中央召开“九大”以后，我们一行十人在“大好形势”的歌声中去沧州黄骅县买粮食，那是突破“围追堵截”，采取“昼伏夜行”打游击的方法去买粮的，生生的饿你，连凑点钱去买粮都不行，我们骑着自己焊得笨重的“大三联”自行车去500多里地外偷偷摸摸的买粮食，三天三夜来回1000多里，驮回二、三百斤小高粱，中间只啃几口干馒头，喝河水，睡青纱帐，其苦难忍，那是生之挣扎呀！如今的青年，你让他骑轻便的自行车，空车来回1000里路，你给他1000元，请问有几个去的？一个民族的人都为吃口饱饭而疲于亡命，那样的社会不能发展前进？生产队的发明者把五亿农民紧紧圈养的牢笼里，用粮食把你饿得半死半活，这是高明的管理方法，举世无双！

在天天大叫“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文革”中，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吃上每年420斤粮食，那是对北方农业“跨黄河”（即亩产500斤粮食）的奖励，可是我在农村改造的十几年中，从来是每天“八大两”原粮（减产时七两），永远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农村小伙子为了明、后天能吃一顿面条而欢天喜地，而且一吃就是六、七碗。能吃的叫“八碗面”、“十碗饭”、“一扁担”（农村打赌，能把码满一条扁担的馒头吃下去，那至少是20个，得五、六斤粮食），可见“集体化”把农村人的人生目标降低到何种程度了，他们只为吃饱饭而活着。那时农村很少胖人，我非常希望能长到120斤而不可得，我们1500口人的村子只有一个超过150斤的人，他是保管，弟弟在城市工作，我们那时是多么羡慕他呀，假如永远在那个环境中苦劳，致死也不会有“减肥”这个词。

我感激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理由是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饥饿，有了自由，现在农村的人多胖呀，他们也早晚锻炼身体了，给他们说说饥饿年代的事是应当的。生产队的最大罪恶是让人为最低的生活需要而奋斗，你只是一只饥饿的狼，为了活命，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于是阶级斗争才有可能。

8、我的生产队记忆（8）


（三）住

从我记事时起，只见村子里一座座好房拆了、扒了，几个地主的房子分给贫下中农，他们把瓦拆下来卖了，砖墙换成土坯墙了，大高砖房改成破烂小土房了，地主的宽敞宅院变成贫民窟了。这一是物质上的贫穷，房少人多，住不下，再是精神上的贫穷，没有审美意识与文化情怀。

我的启蒙教育与两个门楼有关。我的叔伯大伯王春轩是个有五百地的地主，解放前夕，他用100石（一袋180的重的粮食为一石）小米建了一所精致宽敞的四合院，那个磨砖对缝、雕梁画栋的门楼就用了十石小米，这个宅子他基本上是给共产党做的贡献，因为才竣工，香河县就解放了，他到天津去当小资本家，宅子当了三十年乡政府。而那个门楼上的彩画则是红楼梦的大观园图景。小时，我奶奶经常领我到那个门楼去玩，给我讲红楼梦的故事，这是对我的文学的启蒙。村里还有一个财主也有类似的门楼，上面是画的三国演义的图景，奶奶也常领我到那里去讲三国演义的故事，我很早就喜欢画画与写作，是否与此有关？那时富人的建筑是很讲究文化品味的，他们建筑的东西不但要精细典雅，还要有品味，有个“讲究”即文化含量，可惜，这两个门楼很快就做为封建文化给拆掉了，于是文化没有了，对于房子的概念只是泥墙土顶。我进过许多贫苦农民的房子，没有一块砖，没有一片瓦，进门就“跳坑”——那屋里与屋外相差半尺到一尺，下雨倒灌水，屋里泥土地，潮湿泥泞，各种怪味，十分难闻。每当下雨的日子，你把锅碗瓢盆都摆在地下接水，屋外雨停了，屋内还要下很长的时间。你的雨中雨后的夜里，伴随着雷声，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哄隆”声，那是村里的塌房声，没有一次大雨不塌房的，那民房子破烂与年久的结果。农村的住房非常紧张，我们家是上中农的时候，有三间正房三间厢房，从1958年开始，三间厢房就被生产队征用安排没有房住的人。“文革”时，因为穷人太多，没有人能盖房，我家的小院就成了“众矢之的”——没有房居住的贫下中农就想分我们的房子，于是，土改时家里只有七亩半地还是分地户的我们家就被贫下中农“复议”划为地主。于是生产队征用我们的房子成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把我们赶出家门，到一个久已经没有人住的破旧东厢房里去住了。那太平间屋子不足二十平米的房子竟然支着五根柱子，1968年邯郸地震，房子倒塌，我们在春三月到外面搭窝棚住，我第一次到中央文革接待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上访，在生命受到天灾威胁时，房子又比吃得重要了！

那时我希望住什么房子哪？我希望到野外去搭窝棚住——用几领蓆，几根木头，在旷野和荒漠搭几间窝棚，不怕地震造成伤亡，又远离村子躲避斗争与喧嚣。可惜，生产队不同意，说我逃避斗争，搞破坏没有人监督。专政与贫困已经使我要去做原始的野人了。全村1500口人的大村落，只有书记与他的哥哥是瓦房，其余都是泥顶的土坯墙打的泥土房。1971年后，学国福“身居长工屋，眼望全世界”，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突发奇想：在野外盖了几排又矬又小的“长工屋”，所说住在这里才能“破除私心干革命，胸怀世界斗资修！”这些房分给贫下中农的要结婚的子女们住，为分房子打得一锅粥，才搬进去不久，河道涨水，把房子完全泡瘫，还压死了一对新婚夫妇，被县里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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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

记得我们生产队有几块地在很远的运河西边，那是我们村一个地主的百十亩地。成立了合作社后，平分给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不到二十亩。我们每年到这里去劳动要走一个半小时的路，一天两个来回要有六个小时浪费在走路上。你想想到地里的劳动会多么疲惫与艰难。那时的生产队是贫穷蚀骨的，谁也没有自行车，全村300多户，有自行车的没有十户，只有书记和大队长、民兵连长、会计等几个主要干部有车，十几个生产队长都没有车，生产队年代的行走全靠两只脚，百姓称为“11号”我的中学老师大多数是“一头沉”——家属在农村，是生产队员，于是都置办不起自行车，他们每星期回家与妻子团聚是靠两条腿，他们最远的离家三四十里，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走三四十里路回家要多少时间？还能与妻子团聚出快乐吗？行是多么重要？

我的家与北京相距55公里，与天津相距65公里，生产队年代经常到北京、天津去出售自产的白菜，经常是与人搭帮拉着小双轮车去卖，一百多里的路要走十几个小时，到那里要偷偷模模地走街串巷去卖，卖完后急忙回家，倒班拉车，那往往是四十个小时的连轴转，四十个小时的连轴转昼夜不息的苦劳与煎熬比在家乡多卖三、五元钱，而我们每人四十个小时的劳苦支出是多少钱？五毛钱！只是每顿饭花五分钱烩一碗自己带着窝头，连汤带水一喝。那时，每个农民都想长胖，可是遍地瘦骨嶙峋！我们到北京的长途汽车是八毛钱，后来涨到1.2元，到天津的公交车是1元到1．5元，可是，在197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坐过一次。1975年，生产队给了一个拖拉机，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可以坐着它去下地干活或者进城购物，而我们这些上中农以上的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坐拖拉机竟然是我们那个年代极奢侈的行走梦想！我的痛苦而贫寒的生产队岁月！

9、我的生产队记忆（9）

五、 洗澡及其他

现在我比较喜欢过夏天，缘于洗澡方便。在我们北方，十月以后就天寒风紧了，河里、坑里下不去了，井水更是冷得扎骨头，况且也没有地方去洗，泥屋子土炕，窄小拥挤，一家子七八口人，三间小房，男女老少，三辈同住，你想有个洗澡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我好洗澡，也是在9月中旬种完麦子后，到冰冷的大运河里去冒着感冒的危险，去洗个澡，这一猛子就得等到过年5月麦收时节了。我们那地方的麦收是阳历6月10日左右，那时，早晨起早去拔麦子是要披棉衣的，中午太阳暴晒，赤膀挥汗，浑身泥浆臭汗，就到大运河去洗了，虽然天是热的，水可还是凉的，只有爱干净的又会水的楞小伙子敢于下水，先把肚脐眼拍拍水，咬住牙合上眼往水里跳，到水里浑身起鸡皮疙瘩，有的腿抽筋，得让人救上来。干净倒是干净了，要花生命的代价。这么大的代价，上点岁数的男人与绝大多数女人是不敢去洗的，况且北方也没有女人洗澡的风俗习惯。我的可爱的女人们，尽管青春女性脸儿多么鲜嫩（其实只要在农村苦干几年，多么美丽的女性，那美丽也很快削减了，风吹日晒，霜打雨淋，再加上营养不良，那能美丽？）扒下衣服一看，那手肘与膝盖肯定是四个小黑园片，其他地方也一搓就是泥团，一闻就是汗味。我四叔在阜平教书，他说那里春、秋、冬日洗脸，是每家岁数最大的人端碗水依次往每个家庭成员脸上一喷，那被喷的用力一擦，就算洗了。十七八岁少女脖子车轴那么黑，只有结婚才洗回澡，一个少女上学过河沟被淹死了（那浅浅的河沟，下雨时奔流急湍，很容易把人冲倒，倒下就顺流而下，半尺深的水也能淹死人），他去帮助处理丧事，换衣服时，看那赤裸的小身子，身上是包一层黑皮像穿着黑色紧身衣一样，那是经年不洗的泥，可怜的她，就穿着这身紧身衣走了，干净赤裸地来到人间，弄身黑皮走了！不是她们不讲卫生，是环境不允许。这是从观感上看，我上中学时，我前面是个漂亮小姑娘，脸蛋美艳，可是从后面看她的脖子，就没有美感，那诱斑似的黑皮斑驳出用手

搓过露出白嫩的脖子，更显得肮脏。感受哪，她坐我前面，经常幌身子摇脑袋，很不雅观，我坐她后面，以为她有多动症，一天上课，春天的午后，几个虱子鼓胀胀地爬上了她脖子中白皙的部位，她幌身子摇脑袋的原因找到了，我很同情她，帮她拿吧，男女界限不容我这样作，不帮她拿吧，心中痒得难受，此时我身上的虱子也蠢蠢欲动，浑身发痒，我看到全班几乎绝大多数同学都在作同样工作，教我们植物课的老师是右派，他也在幌身子摇脑袋，他也在痒，这个春天的午后，我充分体会了当时中国人的另一种煎熬：没法洗澡的煎熬，尤其出汗湿透衣服，春天还没有换掉的过时的旧棉衣，那是潮湿反漉的，是有馊味的，是滋生虱子并且蠢蠢欲动使人摇头幌脑痛苦异常的，而出汗后那饱含盐碱的液体，像一层折皱的麻纸包裹着身体，那种紧巴巴麻辣辣的难受，现在经常洗澡的人是难以体会了，那是除饥寒以外的另一种煎熬：没法洗澡的煎熬，没有多余衣服可换，皮肉发紧发麻发皱发痒发馊的煎熬，那是滋生与传染疥疮的难受，我们在那个不能洗澡的时代，身体发肤受到何等磨难？只不过这种磨难被关乎生命安危的饥寒所遮盖罢了。

那时的农村，除了饥饿寒冷外，还要受肮脏的折磨，现在城镇人一天洗几次，还嫌汗水粘涩哪，你想想我们那时所谓的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农村人，每天流雨水似的臭汗，那汗湿了的打着层层补丁的衣服就被浸着盐碱的汗水画上生动的白花花的“地图”，那画满地图的衣裳上发散着馊臭的气味，整天裹在臭汗满身的身上，是何等滋味吗？我们有个队干部，过去是全村最穷的人，他穿的那件打着补丁的衣服画满了白花花的汗碱，他十天半月不洗衣裳不洗澡，给他洗澡的是老天，他喜欢下雨，下雨时他往雨中站会儿，他就等于洗了衣服也洗了澡，可是，衣服上的汗味冲不掉，离他老远，就馊臭难闻，他也感到身上泥多，他边派活，边把手伸到破衣里去搓身上的汗泥，夏天是他搓泥的好季节，他光膀子穿个大裤衩，边派活边搓泥，一搓一把泥椈溜，他给社员训话也搓，大约搓搓很舒服，，他站着的地方，总有一层黑麦粒似的泥椈溜标明他的位置。有个女人，外号馊团子，衣服垃塌不说，尤其不洗澡，没有布穿的岁月，春夏秋总光着赤裸的膀子，那膀子一层黑皴还散发馊味。今天的小资们对那种生活肯定要恶心的呕吐，可是，你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你就得到广阔天地去炼红心吧，你就要与这种生活相处，你就要过这种生活。像《血色浪漫》中的那批青年一样，拄个杷棍去要饭也未可知！今天，我们开始回忆臭汗满身不能洗澡的痛苦，是因为我们已经能够丰衣足食并且住上了比较干净的房子了，已经有了较好的洗澡条件了。在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过去，不能洗澡就不能算什么了痛苦了，肮脏与垃塌能慢慢消磨人的健康，却不会骤然死人。

农村与小镇也分三六九等。农村的阔人经常去泡澡堂子，一个三米见方的池子，热乎乎地冒着热气，散发着难闻的味道，里面横七竖八地泡着赤裸着的人，他们用肥皂搓泥，他们可能浑身疥疮，也在那里泡着，没有人禁止，洗完了他们躺在另一间屋的小床上喝茶水聊闲天，视为人生之乐，这是当时的高级人物，小民是无缘享受的（无钱无闲，洗一次要几毛钱，相当几天的工分钱，也没有闲工夫，生产队给普通社员每月订28天工，少出勤扣口粮），过去的高级人有四个表现身份的地方：饭馆、茶馆、澡堂子、剃头棚。我在农村十余年，从来无缘到这些高雅的地方去，最需要的理发，也是村里的小伙伴自己互相解决，绝不花钱去享受专业服务者，那原因是无钱与无闲。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突然想到理发店去“推头”，让女理发员给洗头刮脸，激动得说了几年。此人后来终生没有搞上对像，他就老记忆那个给他理发的女理发员，深更半夜总拿她当自己的梦中情人！那时的农村生活实在可怜！

六、 游艺与欢乐

那个时代有欢乐与游艺吗？从初一初二就开始的“革命劳动”，到除夕上午还在田间学大寨，生产队的劳动者那有休息时间、更何谈游戏？一切游戏娱乐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留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只有饥饿、苦难与劳动！据说这就是革命！因为革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狠批“封资修”的年代，一切美好的快乐的游戏娱乐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书要看毛泽东的和写工农兵的，戏要看样板的写阶级斗争的，生活要向王国福学习，身居长工屋，眼望全世界，要学寨的革命精神，先治坡后治窝。最穷最革命，最苦最革命，于是中国进入了比“修道院”更甚的特殊时期。

谈恋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穿干净点是地主少爷思想，看书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聚众聊天可能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苍白、空虚、无聊的生活，没有音乐，没有美术，没有文学，没有友谊与爱情，那是个什么世道？青年们除了聊天谈吃谈喝谈女人外，就是追随附近村庄的电影放映队，为了反复看那些看了无数遍的《地道战》、《地雷战》、《打击侵略者》、《白毛女》，往往在漆黑的夜里徒步十几里，无非是打发生活的寂寞而已！那种贫乏空虚已极的生活，今天的青少年无法想像！我学校回来，有些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战火中的青春》、《林海雪原》、《三里湾》、《黎明的河边》等，当然，我自己还有《别林斯基选集》、《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杜勃罗留波夫斯基选集》和《鲁迅全集》等书，我想给这寂寞无聊的农村的无聊的生活增添一些活力与光彩，我把一些能读书，愿意读书有青年组织起来，给他们些书看，聊聊农村以外的生活，鼓励他们看书、写文章、写诗，于是这八人中有两个青年不堪凌辱的

10、我的生产队记忆（10）

七、没有故事的群体

哈维尔英明地指出：集权社会是缺乏“故事”的。我深深体会他的尖锐与英明。想想许多劳动在生产队的如牲畜一样的芸芸众生，由统一钟声唤醒起来劳动，从事同样劳动，干同样活，看一体书，听一个人的话，看同样的电影、戏剧，喊同样的口号，追求同样的“革命”，进行同样的斗争，吃着同样的“八大两”粮食，穿着同样的13尺布。恐惧同样的被当作敌人来斗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整年整日在“集体监督下生活、劳动”，他们能有什么不同的故事与不同的人生？没有故事是他们的宿命，假如有了故事，就是被告打成什么阶级敌人，出现了阶级斗争。

（一）对一个生产队的经济解剖

我所在的生产队是华北平原上仅距北京百里的一个大队中的一个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是这个大队（即村庄）六个生产队中的一个。它有220口人，360亩土地。1962年我到这个生产队时，它仅有两辆花轱辘车（即原始的木轮上嵌铁瓦的车），两头驴子，六头牛，总资产不会超过3000元人民币，全队人均生产资料不超过15元，生产队部和牲口棚均是原来富农的房子。这价值3000元的生产资料也还是1954年成立合作化时中农以上农户入社的资产，当时入社时这个合作社生产资料是很充裕的，据说当时有3匹马、两匹骡子、七八头驴、十几头牛、五六辆车，其中还有一辆胶轮马车，还有十几架接在砖井上的水车。这些资产有解放前地主富农的，更多的是1949年——1954年间分了土地的农民通过辛勤劳动新置的。其时入社的生产资料总计有一万元。其中五千元都是1949年——1954年新置的。4年的单干使农村生产资料增加100%。可见分了土地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很高的，单干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这4年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是纯农业增产的收入所至，而是农民农业劳动以外从工从商所得。有些上中农以上的人用车去跑运输，有些人作买卖，有钱买水车代替辘辘浇灌农田。已有现代化的趋势，已有农村向工商业跨跃的萌芽，当时的农村是一片阳光灿烂，百业俱兴，政通人和。三马一犁的富农大量涌现，按当时发展速度，如不实行合作化，十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有希望的，十五年中国达到小康是有希望的，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发展动力是威力无穷的！

可悲的是成立合作化后单一的农业生产，大拨哄的劳动模式，按阶级斗争模式委派的生产领导人及社政合一的政治框架大大地扼杀了生产力。继之而来的统购统销、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一平二调、大饥饿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致使从1954年成立合作社到1958年变为生产队，经过|“三面红旗”带来的大饥饿到1962年使固定生产资料由10000元下降到3000元，下降70%。而人民的积极性和心态都大受挫折。才从饥饿阴影中走出来的农民都有今不如昔之感，许多贫下中农也怀念给地主、富农打短工的日子。吃小米干饭炖豆腐，四季八节有犒劳。回想民国二十八年发大水，全村没有饿死一个人，有财主开仓供粮，而才过去的“三年自然灾害”全村是饿死50余口人……

这种怨气的产生是由于200多口农民守着一片薄地、两辆坏车、几头瘦牛，每天重复同样的生产而收入低微。走出饥荒的农民每天吃“八大两”粮、带皮带壳的粮食去掉皮壳只剩六七两，自然吃不饱；每年穿13尺布票，有时棉花欠收只发三尺八寸布票，每人够做一个大裤衩，即使这点布票还有许多人没钱买。那几年都不分红，劳动力多的人家，年底分几十元钱，当时我家六口人四个劳力，最好年成分七、八十元-----一年的花销。而大多数家庭是分文没有——穷困紧锁，肥沃大平原上的农民（我家在北京城南50公里）在皇城脚下穷困的悲泣。

当时我们这个近300户的村子，只有原先支部书记和一个拉渔的带头人是瓦房，全村一片泥顶房，每到“五一”节前后，家家脱坯、抹房、打炕、受苦累。而夏天雨季，几乎家家漏雨。从成立合作社到1978年的20余年间，300户的大村落没有添一间新房，倒是倒了不少旧房。每逢春节过后，家家跑生产队长家哭天抹泪要返销粮，没有返销粮，农民没法过活，光靠按斤两分的返销粮也不够吃。于是榆、柳、杨树遭殃。捋杨芽、柳芽、榆钱当饭吃，挖野菜当饭吃已是普遍现象。而全村90%以上的人家穿打补丁的衣裳，有一半的人又穿上劣质棉（优质棉已上交国家）家织布的粗陋衣裳。这种衣裳在清朝晚期已经淘汰，在“形势大好”的社会主义中国又无可奈何的“丑陋登场”。那些年我们的农民兄弟过着近于乞丐的生活。

处于不得温饱的农民更没有半点人身自由，不能外出打工，连要饭吃当乞丐的自由也没有，没有粮票你难吃饭，没有大队以上单位介绍信你难住店，不许外出经商，那是小自由，连堤岗坟圈种几棵玉米也要批判：走资本主义。1975年春节，那个罪恶的支部书记带人把全村几十户在院子里种的菜秧全部锄掉，全村一片哭声据说那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其时的中国农民只能在贫寒中困扼等死！一种思旧怀旧的情绪在漫延！生产队的存在形式受到挑战。正如阿来在《遥远的温泉》中所说：“生产队就像个牛圈”，每个人“像庄稼一样给栽在地里了。”把人变成庄稼，是历史一大发明！

11、我的生产队记忆（11）

（二）生产队向“政治队”的演变

人均15元的生产资料使农业生产难以为继，这大约是全国的情况，穷困短缺困扰中国，要解决这个困扰一是从经济上解放生产力：分田单干，给农民以自由。二是从政治上解决，嫁祸于人，设个“假想敌”转移人民视线，继续高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都在于要解决当前的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结果坚持前一条从经济上解决问题的刘少奇、邓小平被后一种路线否定了，并且被当成“假想敌”了，于是吹响了“阶级斗争”的强烈号角，开始了“四清”，向“走资派”进攻。于是目前的困境被解释为“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这阶级敌人包括苏修、美蒋、地富反坏右及走资派、并把走资派当主要敌人。共产党干部中的70%开赴农村搞“四清”，查政治，查经济之外，还搞“民主补课”——把农村中的上中农凡在解放前后雇过工的一律纳入地富阵营，以扩大被专攻的范围，满足贫下中农的斗争欲和财产欲。于是名曰生产队的乡村组织变成了“政治队”。

先扎根串连，启发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让他们忆苦思甜。在相当多数忆苦思甜会上，有不少不识字的老贫农是忆的“三年自然灾害”之苦，这非常严峻的说明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在控诉“大跃进”“人民公社”，也是在控诉“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发起人，这如何了得？千万工作队员启发贫下中农：“三年自然灾害是帝、修、反、造成的，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只有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天堂。于是各生产队都有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协会主席是最具权威的领导，假如这个生产队有一个解放前后乞讨者，肯定他是贫协主席。我所在的生产队就选一个名叫“榆木扒棍”的人为贫协主席，此人乞讨出身，解放后分点地就卖了喝酒，整日醉醺醺。张口“妈拉巴子”闭口“爷爷不怕穷”。他当上主席后想把所有中农以上的都划成地主，他想让谁当队长，工作队就“悉听尊便”。可想而知，这个生产队新增加五户“地主富农”做为专政对象，把最穷的最无能的人捧上干部宝座来指挥生产抓革命，每天开会批斗人是生产队的主要工作。所有贫下中农，白天开会，抓政治，记最高工分十分，所有地富反坏右白天苦干脏活、累活，一天干十五小时，记六——-八分，晚上是地富挨斗，贫下中农斗人，斗人者记工分，被斗者不记分，大部分贫下中农都成了脱产者统治者了，同时也成了剥削者！

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阶级阵营如下：20户贫下中农，8户中农，10户地主富农，两户做过伪职的“四类户”，阶级阵营是20户团结8户专攻12户，这28户分三个家族，权力分配平衡，是一个大些家族出队长、会计、保管、贫协主席、民兵排长这些正职，另两个家族出同量的副职，两个副队长，一个现金出纳，两个贫协副主席，两个民兵副排长，还有记工员两个。此外，饲养员、看场的、看青的（护秋的）、柴油机手、电工、赤脚医生、读报员、文工团员都是从这三个家族中出。20户贫下中农的主要劳力都是不在田间劳动而挣高工分的，所有辅助劳力都干轻松的看护监督的活而挣长期分的。8户中农虽然都去干活，但是大多都是地富反坏右劳改队的监工。他们名曰领工，实则是看管专攻对象而自己不怎么劳动，看谁不顺眼轻则斥骂，重则抽打。他们学着电影中国民党、日本鬼子监工的样，来对待地富反坏右，以示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向贫下中农靠拢。12户地富反坏右家庭近三十名苦力便干着360亩土地的所有重活、累活、脏活。还要给队干部家脱胚、抹房、打炕、淘厕所，那劳累可想而知！假如只干重活累活安然渡日也好，可是他们每天晚上还要参加会议：戴帽子的“四类分子”去参加专政会，交待问题，天天挨批挨训，没戴帽子的则参加群众会做为耙子当批判对象，批判揭发父母问题，他们每个人头上都悬着“得魔克利斯剑”，那“引而不发”的恐吓更摧残人的精神。到了“文革”，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无缘无故地走进游斗队中戴上三尺高的白纸帽子受侮辱打骂，游街爬街跪街！

他们有什么罪吗？解放前雇过活，富一些，其中大部分是精打细算吃苦耐劳自然发达起来的。我们队的几户地主富农最多的有50亩土地雇过两个长工，最少的有十亩半地雇半个长工（因家中没有劳力），他们对长工不恶不狠很仁慈，给长工吃得好住得好，按时给粮食，没有拖欠打白条的现象，他们没有自觉的阶级意识：我在压迫你，你在受压迫。同时打长工者也心服口服承认富起来的能干，有韬略，自愧不如，（正象现在的打工者心服企业主一样。改革开放一声口令，允许致富，全国人谁不想富？谁不奔富？但富者只是少数，除靠不义之财掠夺致富外，其余靠勤奋劳动致富都有自己才、智、体方面的优势）而安心自己的命运。凡在和平土改地区、小地主富农和长工的关系没有恶化，分给别人地的地富和分了土地的贫农还能共同致富，不少被分地的地富在入社以前又渐渐富起来了，而分了地的贫农又穷下去了。这是体力、智力、品格造成的！人生来不平等，政治能承认这个不平等，允许他们共同发展，必要时扶持一下弱者即是正义和平等。为了“绝对正义”而让贫者、弱者去仇恨富者强者，必然造成昔日生产队的局面，试想一下，我们如今再进行一次土地改革来均贫富，再搞公私合营来实现公有制会怎样！

“阶级斗争”理论象一剂毒药首先毒害了贫下中农意识。他们认为富是罪恶，富人即是罪人。于是他们向富人开刀问斩。由“四清”培养起来的仇恨意识到“文革”中得到实践的机会，相当多数昔日贫民沦为“打手”“恶棍”甚至“恶魔”，他们以无法无天的残酷来对待昔日的农村勤俭致富者：吊打非刑、侮辱摧残抢劫奸淫……这些贫农们比昔日戏曲塑造的黄世仁对杨白劳十倍的残酷来对待不如黄世仁百分之一罪错的地主富农们，这都是在生产队这个基层组织形式下完成的本世纪的人间惨剧！在阶级斗争理论煽动下的贫下中农靠生产队这个组织创造了自有人类以来极酷虐的压迫、剥削，他们依靠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的本钱是贫困，而致贫之源大部分源于自已。

“四清运动”使生产队变为政治队，天天搞政治而只让少数人被迫生产。“文革”时这个政治队又变为“劳改队”，城市厂矿、机关的家在农村的“犯错者”（大多是好人）一律到农村改造向贫下中农学习，受贫下中农专政，而贫下中农亦高高兴兴的接纳他们。他们天天敲锣打鼓、耀武扬威地迎接“最高指示”，那指示说“贫下中农领导一切”、“贫农是革命主力军”、“造反有理”，于是尽管生活更苦了，劳动者更少了，土地产量低了，“跨黄河”、“过长江”（黄河以北以亩产400斤，长江以南每亩800斤为大寨标准）总跨不过去，他们总认为阶级敌人破坏，于是靠狠斗阶级敌人来解决问题，其实造成贫困的是他们自已，是他们心中的“阶级斗争为纲”。此时的贫下中农穿着日本产的尿素袋子，那是纯尼龙的。贫下中农做为福利来背着“尿素”黑字来趾高气扬地批判“帝修反”，现在想来是多么可悲可笑？从俄国的民粹派到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都布衣草鞋来启发民众教育农民，给他们文化知识，是农民的老师，可是到六、七十年代这些知识分子倒要向贫农学习、受他们专政。我至今也不知道知识分子向贫农学习什么呢？学他们如何受穷吗？如何得势即猖狂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愚民政策！

但是目的达到了，贫民再苦也不怨共产党毛泽东，而把仇恨聚到地富反坏右身上。据说阶级斗争要抓一万年，那么穷点怕什么？我是统治者专政者，还有比我更穷更苦的人哪！足矣！
这种流毒深远到什么时候，很难说，现在住上瓦房，天天吃肉的贫民还念叨毛泽东好，毛泽东让我们当主人。“还让你们回到那个穿尿素袋子吃八大两的年代去，愿意吗？”沉了好一会才回答：“不愿去。”有的说除非再土改再给公私合营，这就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的影响，他们享着邓小平的福，供着毛泽东神灵，这是世界奇迹！

12、我的生产队记忆（12）

（三）生产队给中国的影响

在生产队存留的二十多年中，它给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强大压力下的农村政权形式通过阶级斗争理论的支撑，由农村的生产组织变成中国畸形的政治组织，它以贫困为美德、以富有为罪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组织、鼓励、怂勇、煽动贫穷者向富有者进行残酷的专政——剥削、压迫、摧毁、灭绝，使解放前后的大小财东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制造了人间极大的不平等，酿造了历时最为久远的涉及一切优秀人的冤案、惨案。

难道他们真信地主富农就这么毒汁四溅吗？就这样妄想变天吗？其实他们不信，他们大多数都是地主富农子弟，是地主富农的富裕钱财使他读书留学，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使他们当上共产党领袖，他们从不批判他们的父母兄弟，他们把地主富农打翻在地是为了取悦无知的无产阶级，借以扭转越来越穷的无产者对他们的愤恨而已！

二十年的统治使掌权的贫下中农成了真正的剥削者，当队长、会计、贫协主席的贫农都是有几百亩地几百个长工的大地主，他们的霸道凶残远远超过地主富农，所可惜的是他们不善于理财，只能天天吃“八大两”以穿尿素袋子为荣而已， 没有合作化，生产队以前的中国农村欣欣向荣，分了土地的农民很多向工商业发展，很多农民会自然转化为工商业者，而无论中国和世界、工商业者都是从农民牧民转化来的。可是成立生产队后，不但农民以农为主，所有干部学生也每年两三次支持农业、因为中国人没有饭吃，八亿人民搞农业竟没有饭吃，真是天大的笑话。关键是这种大拨哄的生产方式扼杀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削弱了他们劳动的创造性。以我所在的生产队为例：全队360亩土地，只要30个壮劳力即可完全种好，每个壮男劳力可管种10亩——15亩土地，可是现在220口人靠它吃穿用，近百个劳力在劳动，于是等于三个人干一个人活，生产一斤粮食所耗的劳动量大了，但从事劳动的人的劳动强度和技巧在下降。正象马克思指出的：“既然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一个人愈懒愈笨，所生产的商品价值就愈大，因为他制造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愈多……那就是一种可悲的错误。”（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未合作化前，一个人可管10亩地生产4000斤粮食，闲时他还从商赚一千斤粮食的钱，他一年的生产能力是5000斤粮食，入了社以后三四个人耕种十亩地，不能从事其他工作，由于没有创造性和积极性，这十亩地只产3000斤粮食，每个劳动力只生产不足1000粮食，那么他的生产能力下降了80%，全国农民都是如此，二十年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劳动技能都呈下降趋势，这对中国农民素质是何等摧残，对中国经济是多么严重的扼杀。当然不是所有人能力都下降，忍辱负重干苦活累活脏活的地富反坏右子弟的劳动量和劳动能力没有下降，相反倒增加了，但他们心绪不好，情绪不佳，劳动创造能力不愿往生产队土地上用，所以生产队的产量是低的，土壤是簿的，农村是冷的！这是阶级斗争所至！生产队最大的罪恶是扼杀人的发展成长，以前历朝历代农村都是出人才的地方，农村是自由的清幽的美丽的。可是生产队的农村则是仇恨的窒息的、污浊的。阶级斗争的火烧毁了田园牧歌，“政治挂帅”剥夺了农民的自由，尽管出工不出力，你得天天去劳动。春节只放半天假，大年初一就平整土地，而每天夜晚是“斗、批、改”，中国农民在生产队中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形同囚徒，贫下中农也是囚徒，不过让他们管地主富农罢了，他们就有些欣喜，他们同样是倒退而没有发展。正如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末，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都不如。”（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广大农村的广大农民就是在广大土上耗费着生命，过着贫穷而繁忙、紧张、无聊、无益的日子。外国评论家有一句话说得好：“中国人无暇苦恼”。贫下中农忙于专政，地富反坏右宁愿天天苦劳以免于或减轻被专政，真是“无暇苦恼”，这是多么可悲的生活：生命在降低素质中消磨，时间在生命苦难中流过！这二十年正是日本、台湾和东南亚某些小国腾飞发展的大好机遇，而中国就在斗争中糟蹋了！

13、我的生产队记忆（13）


3、毁灭了中国传统文明。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在其成长发展中蕴育了很多优秀品质：艰苦奋斗、勤俭耐劳、重视诚信、讲究礼义、呼唤平等，反对压迫，重视文化科学、崇奉名哲圣贤。这些是中华传统文明的骨架，是中华民族赖以发展的精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民恨贪官暴吏，但是不仇视颇具仁义礼智信的开明士绅。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承，随着社会的演进，到明清两朝，在中国农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小康阶层，这些人好读书讲礼义，以耕读为业，标榜“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教子读书真富贵，育孙穑稼是嘉图”“种十里名花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不若修身”）他们亦耕亦读，亦商亦工，培养情操，讲究品味，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讲修身重德行，执公理行正义，是稳定社会不可或缺的群体。任何县令上任，都要拜见这些士绅中的头面人物，他们替政府稳定社会，安定人心，提高社会总体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着社会生产力。

在中国农村，应当发展这个阶层，发挥这个阶层的重要作用。土改剥夺了这些人的财产，但是在和平土改地区，这些人威信还在。在把他们变成劳动者后是应该发挥他们的组织作用的，可是在生产队里，这些人被视为被改造专政的对象，他们身上的儒雅仁义都被视为罪恶，最敢向他们大打出手的一些“勇敢分子”大多是痞性氓性较强的“流氓无产者”，这些没有文化教养，没有道德积蓄的人以敢批、敢打、敢斗成为了农村的主力军，窃据了农村的权力，于是多吃多占，上欺下骗，媚上压下的现象屡屡出现。
为什么一九五八年放那些虚假的卫星？很大原因是有一个不知廉耻不负责任的痞子集团在掌权，很多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农村“英模”实质是很坏的人。如陈永贵日伪时期有劣行，卢跃刚《大国寡民》中的王保京、王农业父子是真正的恶霸。他们比李鼎铭那样的士绅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阶级斗争烈火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传悉被定为“反动”，一律摧毁，一切有仁义礼智信素养的人都是剥削阶级，悉受专政，及到“文革”又加上游斗、摧残、打杀的重刑。在烧书抄家的烈火中，在狂呼造反的暴行中，五千年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优良传统就消灭殆尽，掌权者尽管有不少老实巴交的贫农，但出头的总是王保京、陈永贵、禹作敏这类内心藏着很多作乱犯奸因素的人。

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严重，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是各届领导操心的问题，其原因是我们没有了那种有文化有素质和道德基因的绅士人群。吴晗、费孝通著的《皇权与绅权》论道：“原来应该继承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滥竽充数，绅士的人选必随之降低，昔日的神圣威望乃日渐动摇。”在漫长的生产队时期，岂止是动摇？乃是从根本上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