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希望工程”的那幅“我要读书”的广告招贴画中那个男孩坐在破破烂烂的教室里、坐在破破烂烂的课桌前、脖子上哽出青筋、声嘶力竭地跟着老师读生词的照片时，常常也让我想起我初中、高中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姓黄，初中时学英语“Comrade（同志）”单词时，因发音不够准确，加之他冬季早晨来学校上学时衣兜里常揣一个用火烤得焦黄的馒头，联想到他读英语“Comrade”的发音，同学们便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黄烤馍”。“黄烤馍”读高中时与我同在（三）班，当时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是一位年轻地女老师，叫王小玉。有一段时间，英语课上王老师讲“数词”，在讲到“月份”时，就将“一月”至“十二月”的单词全部书写在黑板上，帮助我们比较、分析、归纳、寻找其中“月份”表达的一些规律。为了帮助我们从读音上找规律和读准英文单词，王小玉老师还带领我们集体朗读“一月”至“十二月”的英语单词。“january（一月）”，王老师用教鞭点着黑板上的“january（一月）”带领同学们读：“杰溜儿瑞”，我们集体跟着王老师读——“杰溜儿瑞”。但在读二遍三遍时，我发现“黄烤馍”同学开始“真情投入”，就如“希望工程”广告招贴画“我要读书”照片中跟着老师念生词的那位男孩一样，声嘶力竭、脖子哽出青筋、脸通红、尖着嗓子高出集体声音八度使劲地喊：“杰溜儿瑞”。我侧身看了会儿“黄烤馍”，他正自得其乐、尖着嗓子跟着王小玉老师大声地读“杰溜儿瑞”，那“杰”几乎发出了“尖”音，读成了“尖溜儿瑞”……

——高中时，教我们“农基”（农业基础）课的老师是一位大个子的东北人，姓杨。杨老师原本是沙洋农场农科所的一名大学生，搞科研的，可能是二中创办时，开办课程的需要，上级便将杨老师调到了学校来教书。杨老师不仅有“东北大汉”的个子，脸也较长，眉骨突出，有一个女生曾经在班上私下称杨老师是长得一副大驴脸。杨老师讲课时有些像在科研所里搞科研，“雄性花蕊”、“雌性花蕊”、“授粉”……，杨老师讲得头头是道，但课堂上的我们听得却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杨老师见状，为了提高大家的兴趣、振作大家的精神，便来了一句：“说到这里，我给同学们还讲个笑话。”一听说杨老师要讲笑话了，同学们稍微打起了些精神，身子挺直了些。杨老师说：“1958年，全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那时的提法是‘消灭四害捉麻雀’，认为麻雀糟蹋了粮食，于是麻雀遭了秧，被打死了不少。但麻雀死了后，结果是当年很多地方粮食、果树产量也跟着减了产。你们说好笑不好笑？”杨老师得意地讲完了他的这个笑话，可同学们却并不感到可笑，甚至有女同学坐在座位上大声责问杨老师：“这算是什么笑话？”杨老师的这份“情趣”，在一部分女生那儿，甚至更加增添了杨老师这个人的“无趣”的砝码。很多年以后，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科研工作者与普通的人在“情趣”上存在的某种“差异”吧。

——有一段时间，学校敲上、下课时间的钟挂在我们（三）班教室当头路边的一棵树上，值班的老师常常就从办公室来到这棵树前敲钟。我们课间出教室后也大多就在挂钟的树下附近的地方活动。有一天，我们正在挂钟的树边闲耍，教（一）班语文课的梁守仁老师从教师办公室出来了，腋下夹着讲义本，指头间夹着快要抽完的香烟。梁老师的食指、中指前半截被烟熏得焦黄，那是“资深烟民”的身份标识。我们看到梁老师走过来，知道马上就要上课了，有几个自觉的同学已经离开挂钟的地方往教室跑去，只有东义等几个同学还继续玩耍，迟迟不愿离去。梁老师走过来后，在东义同学的后脑勺上爱抚地拍了一下：“上课了，回教室去。”说完，梁老师看了一眼手腕上戴着的手表时间，用一只手去扯树上挂钟的绳子，准备打上课铃。就在铃声响起的同时，我见到东义像猴子一样，趁梁老师不备，跳起来，也在梁老师的后脑勺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然后几个同学才作鸟兽散跑向教室。梁守仁老师是武汉人，讲一口地道的武汉话，戴一副玳瑁宽边大眼镜，几乎遮住了半张脸。梁老师性格随和，善谈，善交际。我们在二中读书时，梁老师是学校足球队的指导，经常取掉那副惹人注目的大眼镜奔跑在足球绿茵场上。有一次，好像是给我们讲语文课的老师病了还是有事去了，梁守仁老师便过来给我们（三）班代课。梁老师讲的那篇课文是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雪》。这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一首代表作，思想性、艺术性均达到了极高的境地。给我印象最深刻是梁守仁老师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吟咏词时的腔调，尤其是那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那个“高”字音一直向上扬、一直拖，让我们感觉到人似乎都随着“高”的音在向上飘，一直飘到了九霄云外。后来，梁老师要点同学站起来读这首词，希望读的同学能把自己对词的思想内容的理解读进去。我因为十分羡慕、欣赏梁老师吟诵词时的腔调与陶醉地状态，也想体会那种感觉，这样眼神中就透着某种渴望，被梁老师发现看到了，于是梁老师便点我起来读《沁园春·雪》这首词。我站起来后，模仿着梁老师的样子，尽可能地是吟咏词句，而不是单纯地读词，但还是有些没放开，“欲与天公试比高”——那个“高”字没有吟咏到位。坐下来后，我心里总有些抱憾，因为当时模仿的想法太浓，就不可能去真正注重文词思想性的表达，所以那次在班上站起来吟诵毛主席《沁园春·雪》是我感到不成功的一次吟诵。

——我们在二中读书时，二中有一个医务室，里面有两名女医务工作人员。一名是教我们班政治课张永正老师的爱人，还有一名工作人员姓李，两人应该都是卫生学校毕业的“医士”或“护士”，但那时我们都称呼为医生。有一天，上午上课时我感到人不舒服，便到学校医务室去看病。姓李的医生给我量了体温，证实我正在发烧，因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李医生就给我开了休息的病假条，开了一点药，嘱我回寝室卧床休息。到了中午，同学们下课后陆陆续续回到宿舍拿碗筷到食堂去吃午饭，有同学问我要不要带饭回来，我感到当时真是没有食欲，头很晕，身上发热无力，便摇头。正在这时，李医生进来了，她从食堂给我端来了一碗“病号饭”——一碗素油葱花面条。李医生用手试了试我的额头，说我还在发烧，又询问我药吃了没有？我说吃了。那天正是星期六，我决定饭后和同学一起回家。李医生听我决定要从学校走回三四十里外的第四农场家去，虽说是与同学结伴而行，她还是有些不放心，叮嘱了我很久，劝我最好还是在学校卧床休息，但我当天下午还是坚持与回家的同学一道沿着那条水渠大堤回家的路走回了家。一路上，我感到身上似火在烧，头昏昏沉沉。回到家进门后，见到父亲正在家中请客，一桌人正在喝酒吆喝正欢。我跟父亲说了声人不舒服便进到里间房里倒在床上睡了。昏昏沉沉中听着有人说，孩子脸通红，要看医生。父亲可能是不便扫了大家的酒兴，便说让他睡一会儿。等到父亲他们的酒吃完，我已朦朦胧胧睡了一会儿，感觉人轻松了许多，身子不感到热了，人也不太难受了。但父亲坚持要带我到医院去检查，到了医院一查体温，依然是高烧接近40ºC。奇怪地是，当时人却感觉不太难受。回到家，吃了药，洗了睡了，第二天人便觉得无事了，于是又与同学们一道步行三四十里回到学校来正常地上课。四十多年过去了，李医生穿着白大褂，手里端着一碗葱花面条的“病号饭”从食堂走来的画面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一直深深地怀念这位质朴、关爱生病学生犹如关爱自己孩子一样的李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