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先生在他的文集中一共提到三位老师，一是三味书屋里的寿镜吾先生，二是仙台医学院的藤野先生，这第三位，就是令人高山仰止的章太炎先生。如果说寿先生是严厉的儒者，藤野是慈爱的长者，那么太炎先生想来就是令学生敬重的经师与人师。临终前的鲁迅在《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中对恩师有极高的评价，说他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先生太神秘了，后辈学人的许多有趣的记述使之成为一个谜，引得我们这些后生们想探个究竟。
都说相识的第一印象极为重要，这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可能影响到你对一个人的最终评判。初看太炎先生相貌，并无好感，亦不敢恭维。人有千形百态，有的风光霁月，光鲜亮眼，仪表堂堂，有不凡的气度，比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有的朴实简淡，儒雅谦和，别有一种布衣神采，如蔡元培先生，冯友兰就说他是“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还有的则蓬头垢面，青衫潦倒，太炎先生大约是此类，既不是风流佳公子，也不是倜傥美少年，他的样子，首如飞蓬，衣衫不整，不认识的还以为是流浪汉，让人联想到周星驰电影里有些搞笑的乞丐扮相。流亡东京时“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衣物灰蒙蒙的，总以为能拍掉一层土，窘迫的背后，也是对生计无所谓的懒散心态吧。1913年先生大婚那天，脚下一双皮鞋左右颠倒，大出洋相，毕竟是婚姻大事，先生也太不把仪表当回事了。
然而，我们就此说他斯文扫地，未免犯了以貌取人的毛病，失之浅陋了。你看嵇康其人如何？身长七尺八寸，从不装饰仪表，“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仍掩盖不住真名士的风度，山涛更是赞他“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油头粉面者未必务实，外表不堪者未必猥琐。何况，民国时期学人大多博览通识，又勤思苦研，在各种环境、思潮中互相碰撞，多年沉淀，吞吐转化，其内外生命的塑造是一个曲折而斑斓的过程。于是，读文也好，读人也罢，必得卸下那些浮泛的形式和琐碎的表面，深入其里，观照其文化人的特质和精神生命的磁场。太炎先生让我觉得太像魏晋士人了，好出狂语，自谓之“精神病”，他骂袁世凯为“狗屁皇帝”、“猫腻总统”，大有扫荡人间丑恶、骂尽龌龊之人的架势。这跟祢衡的个性极为相似。“衡乃着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诞傲的祢正平骂曹操的时候根本不把王侯将相当回事，还要以裸衣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之身，反衬文武大臣的污秽之体。这些名士的行为，如果套用一句时髦话，叫做“不疯魔不成活”，这种疯、这种魔，如果拿孔融的话来说，就是“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我想，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需要读书人的狂狷个性和凛然傲骨，需要血性和良知，需要有批判者与社会浊流奋力抗争的姿态。比先生晚出的后辈学人傅斯年，也是敢鸣敢放的大炮。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对孔祥熙贪污劣迹详加陈述，在国民参政大会上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两任行政院长被一个人骂下来，火力之猛，令人叹为观止。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在乎世俗的目光，不在乎流言蜚语，这种文人的本色和真实，实在让人喜欢不已，着迷不已。
二
他到底是读书人，除了学识明辨，还要传道授业。东京的国学讲习所还只是小众化的课堂，规模不大，先生选几门处于古文化核心位置的课程向弟子们倾囊相授。他事先在《民报》上登一则招生广告，来者不拒，并无限制，随到随听，先生没有带讲稿、书籍等资料的习惯，也不用任何教辅设备。弟子们正对着老师列席而坐，先生席地而坐，前置一张小几，一块黑板，这种素讲的方式最有浑然之美、纯粹之质了，不借助外力的成就，也不受技术的干扰，最简单也最有效地向听众发声，抵达对方的意识区间和思维深处。这些弟子中，有中国留学生，有日本人，有革命党，有改良者，有洋务派，这些人，身份、家世、经历、价值观不尽相同，也并非都是做研经治史的学者，他们跟着太炎先生走近先秦诸子，汉唐诗赋，明清理学，纵论文字渊源，文学史乘，中华医学，跋山涉水，经春历夏，登堂入室，忽有灵光闪过，慧眼洞开，别有所见，自成一格。先生用文字作音符，向世人演奏音律，手指拨弄之间已经落雁惊风、山高水远了。先生多用独白，长段长段的朗诵，大块大块的引述，见微知著的分析，透彻精妙的阐释，渐入佳境时仿佛旁若无人，尽管眉飞色舞，手足畅快，笑骂自如，下面毫无杂声，跟着老师在各种情境中进出跳跃。周作人描述先生是“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哈哈，这不是活佛济公的扮相吗？
他会给自己得意的弟子开小灶，精读精讲，和学生对话和聊天也比较多。二三十年代里，章门弟子遍布各大高校和学术前沿，直掌北大国文系，足见影响之深。晚年盘点自己的得意门生时候认为：“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者，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我私下里以为，黄侃是颜回，希祖是子路，玄同是子贡。黄侃的学问深得老师精髓，既好学又有悟性，且为人率性，立场坚定，与乃师如出一辙，要知道，黄侃可是手持木棒打烂过高等学堂的虎头牌的；希祖年龄最长，是忠厚之人；玄同鼓吹白话和拼音文字，学术上和老师的观点颇有出入，但他每次见老师都谨执弟子礼，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华北告紧，玄同把家眷移往南方，自己要守在故都北平，在给好友的信中说自己：“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可耻极矣”。热河沦陷后他又常以泪洗面，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宴饮，这种师承的影响是无处不见的。
在国土沦丧、列强宰割的年月里，是这位穿长衫的老师，把异域和乡土连在一起，把文化和救国连在一起，将聚散和人心连在一起，政府封杀得了《民报》，但封杀不了先生的喉舌，政府可以给先生套上铁链和枷锁，但套不住先生自由驰骋的思想。诚然，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播，很难说一下子就能重组国人的文化因子，大范围营造研读国故的氛围，改变文化生态与潮流，但毕竟让我们看到，这个古老的民族仍会有那么一群人，热爱知识，尊重文明，潜心学问，追逐理想的旗帜，在传统中聚合力量，演绎思想者的格调。东京是一个攻守兼备的阵地，先生一堂课，四个小时有余，面向来来往往的学生，他发出了一声震动山林的长啸，等待的是回声，哪怕是断断续续的，期盼的是目光，哪怕是稀稀疏疏的，古老的文化终于开始形成磁场，承载的却是中华文化生命在近代史上遭遇的无数跌跌撞撞、爱恨悲欢。
躲开了国内交困的政局，却并不能在心里好受一点。在他乡的这些年，他有一个洗不掉的身份：流亡者。杜甫有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们何尝不是一沙鸥，来来 的奔忙，栖息后又飞起，身无所依。这样的身份，有的时候是一种重压，让人一时茫然找不到方向，有的时候是一种砥砺，让你在颠沛中暗暗催生重新振作的心力。想当年，左拉为了控诉法国参谋部陷害德累斯顿的阴谋，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在监禁和流放中坚持斗争，不遗余力；勇于说真话的索尔仁尼琴在20世纪四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因为揭露斯大林集中营罪恶被驱赶出境，开除苏联公民资格，但他的生命比那个制度活得更长久。这些人永远为历史所铭记。太炎先生满腹经纶学问，对命运的否泰自然看得透，他要运功聚热，掌心化雪。于是，拿起了传统国学这一思想武器，把弘扬国学作为“识汉虏之别”之工具，要使国人“晓得中国的长处”，“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种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这是在异域他乡为故国招魂，为陷入慌乱的迷路者点灯，为汉文化守护灯烛。这一盏传递千年的煤油灯，灯芯细弱，烛火薄暗，在扰攘人海和浮嚣市声中是那样的渺小无助，当急雨惊风吹打来时，太炎先生急切地拥上前，用身躯、用臂膀牢牢护住它，片刻也不曾离弃。是的，哪怕山陵崩，江河绝，只要守灯人代代有，只要灯不灭，探索者的足音会时时响起，前方也不再有阴影存在了。
先生一生踏上的讲堂不计其数，台北和基隆，北大的风雨操场，钱粮胡同，青岛大学，苏州的沧浪亭，这一处处驿站，是灯盏，是灯芯，先生投进去，也化身为烛火。1935年，先生以66岁的年纪再办苏州国学社，这是先生一生讲学的最后一站，对着台下的近五百名听众，先生气定神闲，一点也不觉得累，讲到酣畅处，喝口茶，抽支烟。那时候，大教室外的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太炎先生强烈的气场，其实正是汉语魔力之所在。
三
他到底是快意之人、性情之人。民国二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先生怒不可遏，穿麻衣，执方杖，一口气跑到新华门前破口大骂袁大头而被软禁在龙泉寺。这龙泉寺乃是北京名刹，古迹众多，每年香客不绝，香火极盛。当我走近它时，看到上千年的古柏和银杏，正昭示着恒久而苍劲的生命伟力。绿瓦红墙，院宇深深，时间的冲荡、人事的沧桑，眼前已不是民国时期的原景原貌。说是软禁，不过限制跟外界的联络，怕惹出事端，也让他冷观静思，少管时事，但不限制读书和研习。
袁世凯不敢怠慢这位名士，不仅每月拨下500元生活费，还给他请了厨子和听差。有肉吃，有酒喝，物质上倒也充足，但心内却不无惶惑和焦虑。那是帝国终结的前夜，那是黎明前的暗流汹涌。外面的情况一天一个样，他又怎能置身事外、充耳不闻呢？他在给宗仰上人的信函中对己身这样慨叹道：“三岁以来，身遭患苦；而京师故人，除学生七、八人外，其余皆俯仰炎凉，无有足音过我者。”也正应了一句古话：有钱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全身远祸，终是寻常路人之心，无须埋怨，不必哀怜，好在，学生没有忘记老师，烛照之恩长留心中，当是时，每日受教的是吴承仕，所能知心者乃钱玄同。待到被幽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时，大弟子黄侃已来北大教授文字学，听闻老师入监受苦，遥遥无期，赶忙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找到这所古院，哭着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币，交给看守，好说歹说，终于可以自由出入了。老师靠在墙下，披头散发，脸色憔悴，一听到弟子的脚步声，憨笑起来，马上起身来迎，一把拉住黄侃的手，问长问短，又请他坐下喝酒。黄侃见狱中简陋残破，环堵萧然，虽不妨碍做学问，毕竟一人寂寞，遂决定留到子夜时分才回去。他们论学时而卧谈，时而站立，时而笑意盈盈，时而面色凝重，外面是幽暗的夜色，狱中是昏黄的烛光，回想这样的场景，我敢肯定地说，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动人的一章。
黄侃总是说，恩师爱憎分明，我们虽是师徒，却情同兄弟一般。有一天，袁世凯暗中使人强行驱逐前来陪伴的黄侃，先生大怒，要以绝食相抗。如果真的绝食而死，岂不正中袁世凯下怀？最后是老友马叙伦巧妙解决了这个问题，先生心气舒缓，不再动怒。留得有用之身，他日自有重见光明之时。
袁大头不死心，多次派人试探，了解其动态，并强迫先生写“劝进书”，即悔过书，借此解剖自我，承认过错，从而宽大处理。先生自然不会秉承袁的意图说违心的话。他望着案上灯烛，徐徐铺开宣纸，开始研磨，眼前浮现了好友面容：死于狱中的邹容，被刺的陶成章和宋教仁，他们的鲜血，殷红的，深黑的，洋溢在先生周身，使他压抑得很，乃至难以呼吸。种种死状，他闭上眼睛都能想见。先生当然晓得，革命事业，总有断手腕、抛头颅的惨痛代价，死亡，在那个灰暗的时代里，也是一件寻常事。但是每每追忆这些并肩战斗的斗士们，自己实在难掩伤怀之泪。有些话在心内冲荡着，撞击着，必得宣泄出来，奔涌出来方能心安。死者长逝，不能复生，生者尚在，定为励行。他运思脑中，拿起毛笔沾满墨汁，原来是要借题发挥，借书明志。他在信中讥之为“民国之叛徒，清室之罪人”，待写到“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一句，还不过瘾，又在墙壁上连续大书“袁贼小儿”，书罢，把笔一丢，拍掌大笑，直呼“痛快，痛快！”，把信交给听差，且取酒来饮。
屈指算来，先生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在惊涛骇浪、穷山恶水中行走，这样的人，必定是把脑袋提在手里，做好随时殒命的准备。将近十载春秋，虽然没有把牢底坐穿，却亲眼目送了两代专制者的一命呜呼。有人说先生是贾府里的焦大，我看他更像有棱角的石块。水流过，刀砍过，霜冻过，火烧过，砸过，摔过，就是压不住它的锋芒，磨不平它的尖锐，真乃磊落的顽石一块。
四
北平是太炎先生的伤心地。他在这里两度幽囚，虽说经过时间的冲洗，伤口愈合，但风雨如晦之时难免生出隐痛，所以当他的门生故友盛情相邀时，他心底有些踌躇。何况，二三十年代的故都已是新文化的重镇，旗手云集，一时风云激荡，彼此在治学路径上多有分歧。大呼“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的胡适自不待言，就是弟子钱玄同也对老师多有否定，“是则‘敝老师’的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
老夫子和新青年之间的温和论战，其实是传统与现代之争的冰山一角。太炎先生的持守己见，并非我们通常讲的食古不化之类。我倒觉得，在追逐时尚的学术风潮里，当胡适热切地高喊“全盘西化”时候，先生倒是冷眼相待，没有跟着头脑发热起来。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大进，社会一新，但多次的欧战后，西方的学理基础遭到了怀疑，欧美学者纷纷来华研究中国古典学术，以期找到出路。当现代的光电声色把我们包裹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怀念起煤油灯所营造的朴素的诗意。沈尹默留学期间认同过新文学，但后来又说：“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绫罗绸缎，只没有剪制成衣，此时正应该利用他，下一番裁缝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视经验，是我们的愚陋；抹杀前人，是我们的罪过。”这未必是狭隘的民族心理作祟，而是理性思维的一种回归。
争辩乃学术常事，哪怕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挥戈上阵，亦不妨碍彼此的交往和情分，虽然分分合合，但学术的沿袭和精神的追慕总是割舍不断的。你看，周作人刚刚在报刊上宣称先生顽冥，并非吾师，然而宴请依旧，照相依旧，欢好依旧；吴承仕因接受唯物史观而被乃师骂为叛徒，可他还要撰文为先生的贵族文字辩护，强调其民族意识之可贵。先生在京城高校讲课，弟子们和老师一起登台，片刻不离左右，主张白话文的刘半农为他写板书，打破家法的钱玄同当起了临时翻译。就连说“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的胡适，在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中，还是将章炳麟列为学者组中的第一人。这不是说他们心口不一，或反复无常，而是看出太炎先生那种笃实而博雅的风流遗响至今不绝。西谚有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者之间从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毕竟，耳濡目染还在，传道解惑还在，诲人不倦还在，学生见老师，后辈见前辈，仍不失尊师之古礼古风，这何尝不是穿行古今的一盏灯呢？
五
1934年秋，桂花满树，随意地播散着它那馥郁之气，正是江南好风景呵。苏州迎来了迁居的章太炎先生，先生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站，他要做个宁静的学者。他在北平时就说过，他日 “南徙吴中，与诸子日相磨，若天假吾年，见弟辈大成而死，庶几于心无，于前修无负矣。”
你看他一生横跨政界和学界，从来没有单行过，他和蔡元培发起光复会，与马相伯联合宣言，拍打革命的怒潮狂澜，闯过袁世凯的总统府，骂过不抵抗的张学良将军，赞助过抗日救亡运动，哪一件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对于国民党的求和政策，他讥讽道：“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不抵抗即为无能。” 可是，在爱的人也有远走的那一天，再强大的哲人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想想千年古城苏州，确是一个好地方，河道、渡口、船桨，真正的江南风土。这里的米酒太甜太腻，这里的吴声调太酥太软，这里的昆曲和评弹太柔情。走在苏州的街巷中，他觉得自己真的是老朽了，走不动了，不想再远游江湖，所能做的就是教点书，把自己的学术体钵更好地传下去，“不及见河清，唯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
锦帆路是先生居所，讲学之余，他喜欢煮茶、品茶、论茶，兴致好的时候会抓一把黏湿的桂花放进杯中。从酒的浓烈到茶的冲淡，先生的人生况味已然一改。孔子曾经赞赏颜回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对于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而言，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闲散江湖胜于贵胄庙堂，竹篱茅舍胜于高堂华屋，粗茶淡饭胜过锦衣玉食，心性自由胜过万千羁绊？
六
晶莹的雪瓣飘飘洒洒，点染着如镜的湖面，化为西子湖透凉的寒水。湖上的荷茎荷叶全部凋残、枯萎了，蜷缩在角落里，曲径旁的一排野梅独向人间绽放着素蕊，香风幽幽，携来一股醉人的暖气。
太炎先生西去后，葬在湖畔南屏山下，长眠乡土已有七十余载。我向四周望了望，近旁是张煌言的墓碑吗？远岸那一横是苏堤还是白堤？那一点是张岱的湖心亭还是林和靖的放鹤亭？那亮着微光的是孤山上的沽经精舍吗？“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你想，浩大的西湖所收藏的文化人物中，三分之一是居江湖之远的书生学者，三分之一是慷慨赴难的仁人志士，剩下的三分之一是民间传说里的凡俗之人。如此说来，先生又怎会孤独呢？我忽然觉得，大地辽阔，大概也只有沉淀千年的西湖水才有资格安放先生的灵柩，只有西湖波才能读懂先生走过的六十七年生命履痕。墓穴与故居相依，终点与起点重合，未尝不是传统文人的最好归宿啊。
他是一个典型的流亡者形象。流亡者总是萍踪浪迹，四海为家，而今，先生放下尘世的牵绊，终于可以整日闲闲地对着三面云山，烟柳画桥了，想心之所想，思心之所思，以盘腿而坐的姿势，守在大千一隅，神游万千世界，化有声为无声，化繁盛为简淡，又是一番境界。那些一起经受洗礼的同道之人，那些浓墨诗词，那些遗音绝响，如飞鸟一般从头顶轻轻掠过，环绕湖岸一圈后，走远了。外面的热与冷，得与失，荣与辱，他早就习惯了，让心沉潜，空灵，空淡，不再有浪花甚至涟漪，真是雪与湖山一色，心与万物一体。
我久久地站在先生的故居前，注视着白皑皑的冰雪世界，我听到簌簌的坠地声，在这个寂寥的冬天，恢宏磅礴的歌舞剧归变于玲珑飘逸的山水诗，不见当年风骨，唯有湖山无恙。常言道，春雪润物，教化无言。故事散场了，蜡烛燃尽了，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而从彼岸传来的召唤，至今余音不绝。想轻问一声，当长夜来临，当灯火阑珊时，我还会见到那些痴情的守灯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