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缘与救赎》 -- 郁达夫在1936年前后
《情缘与救赎》 -- 郁达夫在1936年前后
（一）影响郁达夫的一段禅悟
1936年，对郁达夫来说，只不过是年谱纪事中，再平凡不过的一年，但我怎么看，却发现里面有个线头，手指轻轻一拉，隐喻着日后种种的“情缘·还愿·救国·赎己”的连串故事，便显露了出来...
其中的禅机，还得从1936年12月31日说起。
是日，郁达夫在广洽法师等人陪同下，到鼓浪屿日光岩拜访仰慕已久的弘一法师，笔者查询日后的文献资料，当天双方话语不多。郁达夫在离别前，广洽法师在厦门虎溪岩设素宴为其饯行，并邀题词存念，郁达夫即挥毫留墨：“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
广洽法师日后赴新加坡弘扬法事，一直将之珍藏，旁人表示不解，猜想其中固然是郁达夫的留墨存念，抑或偈语出自受人敬仰的弘一法师，见字如晤恩泽。
1937年1月3日，郁达夫回到福州后，作诗一首，赠送弘一法师，诗前有小序：丁丑春日偕广洽法师等访高僧弘一于日光岩下，蒙赠以《佛法导论》诸书，归福州后，续成长句却寄。”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诗僧。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
郁达夫曾将诗稿寄呈“广洽法师指正”，始发于1937年1月17日厦门《星光日报·弘一法师特刊》；同年1月30日《越风》第二卷第一期再登。后来不知为何流传竟出现异字，譬如“两事”又作“两道”“其道”，“诗僧”为“高僧”等不同版本解读。
诗中述及逃禅之意，或许是亲见弘一大师那超然一切，清净洒脱的风姿后，引起郁达夫内心对命蹇时乖的人生，产生许多感触。从整首诗来看，郁达夫是非常珍惜这次会面。
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1928年又与鲁迅合编《奔流》杂志，后来还参加蔡元培、宋庆龄倡导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但他周身却洋溢着古代风流才子的旷世遗风，放荡不羁之大性情，譬如他的散文与小说，直抒胸臆，清丽、沉郁、坦诚、热情、苦闷，袒露了一个极富才情的知识分子，在乱世的心境和命运。
若按笔者突发萌想的解读，这次郁达夫拜会弘一法师，应该是去“求解”的，包含这几年仕途屡遭坎坷，情感问题等疑惑，藉此获取某种悟道的慧根，因而衍生了日后还愿续缘，以及救国赎己的情怀。这确是连郁达夫自己也始料不及。
其实早在这次会面的两个月前，即1936年农历九月一日，弘一法师在鼓浪屿写给广洽法师的信末尾提到：“又郁居士托代订《佛教公论》一份，乞仁者代付大洋一元交订，住址附呈。定单乞直接寄与郁居士。此费，俟他日晤时奉还也”。信中的“郁居士”即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的郁达夫，而《佛教公论》是指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出版的期刊。（参阅林子青编《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
郁达夫墨迹留字给广洽法师“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显然是读了先前收到的《佛教公论》，作为课业领悟交心，表示明白人生无常与学佛解脱之意。这段佛语源出志公禅师（418- 514年，南北朝齐梁时期）劝世念佛的其中一段“生老病死苦，人生那个无？若不念弥陀，怎的免三途。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要免轮回苦，及早念弥陀。生前多念佛，死后生极乐”。
12月31日会面当天，弘一法师另赠郁达夫《佛法导论》《清凉歌集》等书，郁达夫三天后以诗作复，有“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及“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等句，郁达夫以慧远大师六祖传灯，寓意感谢弘一法师的教导与开解，自己年逾中年（四十岁），也有“跳禅”（出家）的念头。
对于早年留学日本的郁达夫（还有郭沫若，鲁迅）和这位弘一法师，其实大家都互有所闻，心有灵犀一点通，并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书画和诗词方面都同有深厚积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的格律诗词创作渐趋式微，在当时能够写一手漂亮古体格律诗词的新文学作家已经不多，其中的翘楚就有郁达夫，诗风格雄浑瑰丽，典故佳句浑然天成，深得世人赞赏。
弘一法师（1880—1942年）出家前俗名李叔同，在1905年25岁时，曾作诗一首《金缕曲》述志报国：“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来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诗句充满了炽盛的爱国热情，更不乏“当时年少青衫薄”的冲动与柔情。这和年轻时代的郁达夫又何其相似，但这位渐臻于完美之境的大艺术家，却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定慧寺出家，正式皈依佛门。
但很显然的，郁达夫与弘一法师的性格秉性不属同类，李叔同选择了出家出世，郁达夫在情场与官场中挣扎浮沉，人生最后选择出走南洋，续缘还愿，抗日报国，入世救赎，以身殉国。这已是后话。
（二）背负《毁家诗纪》骂名
郁达夫一生最为人诟病的，是他与王映霞一段感情的处理。这源于他性格上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
根据1931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我们读到郁达夫对自己在元配妻子孙荃与王映霞之间的犹豫、彷徨、痛苦、忏悔与激情未加掩饰的直接流露；其中郁达夫也记下追求王映霞的经过，以及其间所遇到的挫折和痛苦，虽然他把这段爱情结合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
1936年年初，郁达夫在杭州建成新屋，取名“风雨茅庐”，诗云“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自己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而实际上，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此这里仅居住三次，加起来时间不足个把月。
1938年，郁达夫在武汉与王映霞发生一番争吵，后者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常事。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此事闹得满城风雨，后来虽经友好从中调解，但从那时开始，两人关系愈闹愈僵。郁达夫意志阑珊，为了挽救婚姻出走南洋，郁达夫在《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中有所流露：“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
到了新加坡以后，又经一次夫妻争吵，郁达夫心绪烦乱，索性把以往两年所写的诗词选出19首，加注编成《毁家诗纪》，在《大风旬刊》30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这组诗的注解中公开了他们夫妻婚变内幕，以及王映霞红杏出墙的艳事。而且不单发表，郁达夫还说要把这些诗，寄给蒋介石、邵力子、于右任、柳亚子等全部国民党上层。见报后，他还故意放在家里的书桌上，让王映霞一眼就能看到。经过文字攻讦、当面争辩、分居冷战、朋友规劝，前后一年多的折腾，1940年5月，双方终于无可挽回地离异了。
这应验了郁达夫1931年与友人共游桐庐严子陵钓台时，乘着酒兴，在祠堂高墙上《钓台题壁》留诗一首：“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三）1936年前后，发生影响郁达夫的两件事
世间的繁琐闲杂不断，但1936年前后发生的两件事，却让我们读懂了真正的郁达夫。了解他如何从情缘走向救赎。
一件事是发生在1935年8月，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打算聘请郁达夫教职，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而告吹。据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说：“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纸上看见过这段消息”，可见传闻甚广，影响至深。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1936年2月初，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邀请他来闽工作，任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期间少不了公私宴游酬酢。3月1日，郁达夫在参加福州文化界、新闻界的宴请时，即席作就五言绝句《赠福州报界同人》：“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这让陈仪大失所望，觉得郁达夫“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他“不是一个适当人选”。
当时的情况是：1930年以后，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郁达夫主编的刊物受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严格审查。他的许多社会评论和文学作品都被禁止发表，笼罩上海的白色恐怖气氛，这不但让郁达夫感到精神极度压抑，也使他的经济状况陷入了困境。而1935-36年这两年，正是郁达夫职业生涯谋求转折的重要时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之下，上海、南京及浙江的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整个东南地区形势危急。
1938年4月，郁达夫应当时正以全力筹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郭沫若邀请，由福建回浙江携家挈眷经南昌、九江而至武汉。根据后来郭老的抗战初期回忆录《洪波曲》，才得悉本来是要郁达夫担任第三厅对敌宣传处处长，但因不能及时赶到，处长改由范寿康担任；郁达夫到后来只能挂了“设计委员”的头衔闲差。
1938年9月，郁达夫接到前福建上司陈仪的电报，要他重回福建共商抗日大计。他束身就道，在回闽途中，抒怀《毁家诗纪·十三》，诗云：“自愿驰驱随李广，何劳叮嘱戒罗敷。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但让他失望的是，福建当局消极抗战，苟且偷安的现象并未稍改。
12月中旬，郁达夫接受福建籍著名侨领胡文虎所办《星洲日报》社邀请，憾然离开这个他曾经倾注热情的地方，前往新加坡主持该报文艺副刊。
郁达夫是在1938年12月28日经香港去南洋，在新加坡三年（1939~1941）担任报馆职务，主导抗日活动，在新加坡1942年2月15日沦陷之前几天，撤退到苏门答腊三年半，继续蓄心抗日，就在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9月17日，残遭日军杀人灭口，客死他乡，让人唏嘘。
（四）再续情缘：郁达夫还愿暨南大学及福建省政府老上司陈仪
郁达夫虽然未能登上暨南讲坛，却毫不积怨，反而与大学结下不解之缘，以致影响后来决定出走南洋。
上海的暨南大学成立于1927年，翌年便设有“南洋文化事业部”，聘刘士木主持该部，罗致一批研究南洋与华侨问题的专家，定期出版学术刊物《南洋研究》，郁达夫就常拜访他们，这对他日后选择去新加坡受聘《星洲日报》任职，及一起共事埋下机缘，他们很多先后也到了新加坡，期间还另外创立《南洋学会》经营至今犹存。郁达夫也与他们一起编辑星洲日报十年庆祝特刊（1929~1939年），其中包括来自暨南大学的刘延陵教授，毕业生姚梓良（姚楠）等人，他们还住在同一小区。后来姚楠与孙锦秀于1939年7月2日结婚，证婚人就是郁达夫；1942年1月8日，郁达夫把12岁儿子郁飞托孤给他们夫妇携带着自己两个女儿，先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乘飞机到重庆，而自己留在南洋继续组织反日抗战。
暨南大学校园里还有一个颇具特色并有些名气的文学团体——秋野社，定期出版《秋野》杂志，发表不少充满南洋情调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称之为“南洋文学”，郁达夫交往甚勤。一次在暨南教师汪静之家里，郁达夫邂逅秋野社的一位活跃分子——温梓川，日后他在马来亚的槟城主编《星槟日报》，与郁达夫一南一北，座谈祖国抗日形势与华侨使命，不失为文坛一段佳话。温梓川写有《郁达夫别传》《郁达夫南游记》记载两人的交往。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与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相识，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之后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招人好感的她，也是暨南大学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国色天香，银铃般的声音，使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的郁达夫，又再掀波澜。李以“契女”名义住进郁达夫的书房，实为同居，几经婚嫁过程遭到儿子郁飞强烈反对而离开。郁达夫在撤离新加坡到苏门答腊途中，写了十二首著名的《乱离杂诗》，不乏对李筱瑛思念之情，与写给王映霞的《毁家诗记》组诗一样轰动传世。
而儿子郁飞由姚楠夫妇托带经印度回到中国，郁达夫仍没忘他1936年任职福建省政府的老上司陈仪托孤照顾，郁飞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报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这段乱世情缘与还愿的事迹，读来让人凄然泪光。
（五）救国与赎己
郁达夫在1938年底接受了《星洲日报》邀请，到新加坡“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侨胞支援抗日战争。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他接编《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星洲日报》主编；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期间他写了四百多篇含抗日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可见报章已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张楚琨在回忆文字中有这样的描述“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郁达夫出走南洋，与其说是挽救婚姻，后来却转变为一种救赎行为（救国与赎己）。因为实际上，郁达夫完全是可以在1942年新加坡沦陷之前，与姚楠及儿子郁飞一起经印度回重庆，重投老上司时任重庆行政院秘书长陈仪手下谋职，但他毅然选择在留下，1942年1月6日出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当天不知什么地，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得意门生，作诗《月夜怀刘大杰》“青山难忘海云堆，戎马仓皇事更哀；托翅南荒人万里，伤心故国恨千回”。
在撤退隐居苏门答腊山区期间，他开办了赵豫记酒厂，肥皂厂和造纸厂，又和当地华侨创建“苏西华侨垦植公司”，还是巴东“荣生旅馆”的大股东，如此这般，其实他大可“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转身为陶朱公，韬光养晦，独善其身。尤其在1944年的12月，郁达夫已经被从新加坡转移到苏门答腊武吉丁宜的汉奸洪根培等告密，真实身份也被日本宪兵发现；他即立刻要求胡愈之、沈兹九和张楚琨等立即转移，自己却留下；另发生在巴爷公务的公路上，出手打了汉奸洪根培两个耳光的事情，这为日后被日军杀害的下场埋下祸根。隔年春节前还留下遗书，显然置生死为度外。刘大杰在1945年听闻郁达夫噩耗，满腔悲愤，执笔蘸墨以泪，写就悼诗：“飘零半世投荒死，子散妻离泪欲吞；春夜每难忘旧事，南溟长此望中原。许身报国诚无愧，隐姓埋名再不冤；凡文平生诗意苦，杜鹃啼血我招魂”。
后来人如笔者，捧读郁达夫短暂人生留下的文字和学者的研究文章，不禁追思，真实的郁达夫，怎么像我们刻板印象认识外的另一人，他虔诚地在为自己过去的任性，颓丧与沉沦，来续缘，还愿和赎罪，尤其是1939~1945年在新加坡与苏门答腊期间所作的系列爱国救国行动。
我仿佛读懂了郁达夫，还有1936年12月31日，那次影响他一生，有段没有对白的禅悟。
（一）影响郁达夫的一段禅悟
1936年，对郁达夫来说，只不过是年谱纪事中，再平凡不过的一年，但我怎么看，却发现里面有个线头，手指轻轻一拉，隐喻着日后种种的“情缘·还愿·救国·赎己”的连串故事，便显露了出来...
其中的禅机，还得从1936年12月31日说起。
是日，郁达夫在广洽法师等人陪同下，到鼓浪屿日光岩拜访仰慕已久的弘一法师，笔者查询日后的文献资料，当天双方话语不多。郁达夫在离别前，广洽法师在厦门虎溪岩设素宴为其饯行，并邀题词存念，郁达夫即挥毫留墨：“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
广洽法师日后赴新加坡弘扬法事，一直将之珍藏，旁人表示不解，猜想其中固然是郁达夫的留墨存念，抑或偈语出自受人敬仰的弘一法师，见字如晤恩泽。
1937年1月3日，郁达夫回到福州后，作诗一首，赠送弘一法师，诗前有小序：丁丑春日偕广洽法师等访高僧弘一于日光岩下，蒙赠以《佛法导论》诸书，归福州后，续成长句却寄。”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诗僧。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
郁达夫曾将诗稿寄呈“广洽法师指正”，始发于1937年1月17日厦门《星光日报·弘一法师特刊》；同年1月30日《越风》第二卷第一期再登。后来不知为何流传竟出现异字，譬如“两事”又作“两道”“其道”，“诗僧”为“高僧”等不同版本解读。
诗中述及逃禅之意，或许是亲见弘一大师那超然一切，清净洒脱的风姿后，引起郁达夫内心对命蹇时乖的人生，产生许多感触。从整首诗来看，郁达夫是非常珍惜这次会面。
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1928年又与鲁迅合编《奔流》杂志，后来还参加蔡元培、宋庆龄倡导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但他周身却洋溢着古代风流才子的旷世遗风，放荡不羁之大性情，譬如他的散文与小说，直抒胸臆，清丽、沉郁、坦诚、热情、苦闷，袒露了一个极富才情的知识分子，在乱世的心境和命运。
若按笔者突发萌想的解读，这次郁达夫拜会弘一法师，应该是去“求解”的，包含这几年仕途屡遭坎坷，情感问题等疑惑，藉此获取某种悟道的慧根，因而衍生了日后还愿续缘，以及救国赎己的情怀。这确是连郁达夫自己也始料不及。
其实早在这次会面的两个月前，即1936年农历九月一日，弘一法师在鼓浪屿写给广洽法师的信末尾提到：“又郁居士托代订《佛教公论》一份，乞仁者代付大洋一元交订，住址附呈。定单乞直接寄与郁居士。此费，俟他日晤时奉还也”。信中的“郁居士”即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的郁达夫，而《佛教公论》是指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出版的期刊。（参阅林子青编《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
郁达夫墨迹留字给广洽法师“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显然是读了先前收到的《佛教公论》，作为课业领悟交心，表示明白人生无常与学佛解脱之意。这段佛语源出志公禅师（418- 514年，南北朝齐梁时期）劝世念佛的其中一段“生老病死苦，人生那个无？若不念弥陀，怎的免三途。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要免轮回苦，及早念弥陀。生前多念佛，死后生极乐”。
12月31日会面当天，弘一法师另赠郁达夫《佛法导论》《清凉歌集》等书，郁达夫三天后以诗作复，有“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及“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等句，郁达夫以慧远大师六祖传灯，寓意感谢弘一法师的教导与开解，自己年逾中年（四十岁），也有“跳禅”（出家）的念头。
对于早年留学日本的郁达夫（还有郭沫若，鲁迅）和这位弘一法师，其实大家都互有所闻，心有灵犀一点通，并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书画和诗词方面都同有深厚积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的格律诗词创作渐趋式微，在当时能够写一手漂亮古体格律诗词的新文学作家已经不多，其中的翘楚就有郁达夫，诗风格雄浑瑰丽，典故佳句浑然天成，深得世人赞赏。
弘一法师（1880—1942年）出家前俗名李叔同，在1905年25岁时，曾作诗一首《金缕曲》述志报国：“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来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诗句充满了炽盛的爱国热情，更不乏“当时年少青衫薄”的冲动与柔情。这和年轻时代的郁达夫又何其相似，但这位渐臻于完美之境的大艺术家，却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定慧寺出家，正式皈依佛门。
但很显然的，郁达夫与弘一法师的性格秉性不属同类，李叔同选择了出家出世，郁达夫在情场与官场中挣扎浮沉，人生最后选择出走南洋，续缘还愿，抗日报国，入世救赎，以身殉国。这已是后话。
（二）背负《毁家诗纪》骂名
郁达夫一生最为人诟病的，是他与王映霞一段感情的处理。这源于他性格上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
根据1931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我们读到郁达夫对自己在元配妻子孙荃与王映霞之间的犹豫、彷徨、痛苦、忏悔与激情未加掩饰的直接流露；其中郁达夫也记下追求王映霞的经过，以及其间所遇到的挫折和痛苦，虽然他把这段爱情结合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
1936年年初，郁达夫在杭州建成新屋，取名“风雨茅庐”，诗云“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自己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而实际上，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此这里仅居住三次，加起来时间不足个把月。
1938年，郁达夫在武汉与王映霞发生一番争吵，后者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常事。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此事闹得满城风雨，后来虽经友好从中调解，但从那时开始，两人关系愈闹愈僵。郁达夫意志阑珊，为了挽救婚姻出走南洋，郁达夫在《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中有所流露：“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
到了新加坡以后，又经一次夫妻争吵，郁达夫心绪烦乱，索性把以往两年所写的诗词选出19首，加注编成《毁家诗纪》，在《大风旬刊》30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这组诗的注解中公开了他们夫妻婚变内幕，以及王映霞红杏出墙的艳事。而且不单发表，郁达夫还说要把这些诗，寄给蒋介石、邵力子、于右任、柳亚子等全部国民党上层。见报后，他还故意放在家里的书桌上，让王映霞一眼就能看到。经过文字攻讦、当面争辩、分居冷战、朋友规劝，前后一年多的折腾，1940年5月，双方终于无可挽回地离异了。
这应验了郁达夫1931年与友人共游桐庐严子陵钓台时，乘着酒兴，在祠堂高墙上《钓台题壁》留诗一首：“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三）1936年前后，发生影响郁达夫的两件事
世间的繁琐闲杂不断，但1936年前后发生的两件事，却让我们读懂了真正的郁达夫。了解他如何从情缘走向救赎。
一件事是发生在1935年8月，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打算聘请郁达夫教职，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而告吹。据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说：“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纸上看见过这段消息”，可见传闻甚广，影响至深。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1936年2月初，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邀请他来闽工作，任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期间少不了公私宴游酬酢。3月1日，郁达夫在参加福州文化界、新闻界的宴请时，即席作就五言绝句《赠福州报界同人》：“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这让陈仪大失所望，觉得郁达夫“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他“不是一个适当人选”。
当时的情况是：1930年以后，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郁达夫主编的刊物受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严格审查。他的许多社会评论和文学作品都被禁止发表，笼罩上海的白色恐怖气氛，这不但让郁达夫感到精神极度压抑，也使他的经济状况陷入了困境。而1935-36年这两年，正是郁达夫职业生涯谋求转折的重要时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之下，上海、南京及浙江的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整个东南地区形势危急。
1938年4月，郁达夫应当时正以全力筹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郭沫若邀请，由福建回浙江携家挈眷经南昌、九江而至武汉。根据后来郭老的抗战初期回忆录《洪波曲》，才得悉本来是要郁达夫担任第三厅对敌宣传处处长，但因不能及时赶到，处长改由范寿康担任；郁达夫到后来只能挂了“设计委员”的头衔闲差。
1938年9月，郁达夫接到前福建上司陈仪的电报，要他重回福建共商抗日大计。他束身就道，在回闽途中，抒怀《毁家诗纪·十三》，诗云：“自愿驰驱随李广，何劳叮嘱戒罗敷。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但让他失望的是，福建当局消极抗战，苟且偷安的现象并未稍改。
12月中旬，郁达夫接受福建籍著名侨领胡文虎所办《星洲日报》社邀请，憾然离开这个他曾经倾注热情的地方，前往新加坡主持该报文艺副刊。
郁达夫是在1938年12月28日经香港去南洋，在新加坡三年（1939~1941）担任报馆职务，主导抗日活动，在新加坡1942年2月15日沦陷之前几天，撤退到苏门答腊三年半，继续蓄心抗日，就在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9月17日，残遭日军杀人灭口，客死他乡，让人唏嘘。
（四）再续情缘：郁达夫还愿暨南大学及福建省政府老上司陈仪
郁达夫虽然未能登上暨南讲坛，却毫不积怨，反而与大学结下不解之缘，以致影响后来决定出走南洋。
上海的暨南大学成立于1927年，翌年便设有“南洋文化事业部”，聘刘士木主持该部，罗致一批研究南洋与华侨问题的专家，定期出版学术刊物《南洋研究》，郁达夫就常拜访他们，这对他日后选择去新加坡受聘《星洲日报》任职，及一起共事埋下机缘，他们很多先后也到了新加坡，期间还另外创立《南洋学会》经营至今犹存。郁达夫也与他们一起编辑星洲日报十年庆祝特刊（1929~1939年），其中包括来自暨南大学的刘延陵教授，毕业生姚梓良（姚楠）等人，他们还住在同一小区。后来姚楠与孙锦秀于1939年7月2日结婚，证婚人就是郁达夫；1942年1月8日，郁达夫把12岁儿子郁飞托孤给他们夫妇携带着自己两个女儿，先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乘飞机到重庆，而自己留在南洋继续组织反日抗战。
暨南大学校园里还有一个颇具特色并有些名气的文学团体——秋野社，定期出版《秋野》杂志，发表不少充满南洋情调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称之为“南洋文学”，郁达夫交往甚勤。一次在暨南教师汪静之家里，郁达夫邂逅秋野社的一位活跃分子——温梓川，日后他在马来亚的槟城主编《星槟日报》，与郁达夫一南一北，座谈祖国抗日形势与华侨使命，不失为文坛一段佳话。温梓川写有《郁达夫别传》《郁达夫南游记》记载两人的交往。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与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相识，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之后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招人好感的她，也是暨南大学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国色天香，银铃般的声音，使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的郁达夫，又再掀波澜。李以“契女”名义住进郁达夫的书房，实为同居，几经婚嫁过程遭到儿子郁飞强烈反对而离开。郁达夫在撤离新加坡到苏门答腊途中，写了十二首著名的《乱离杂诗》，不乏对李筱瑛思念之情，与写给王映霞的《毁家诗记》组诗一样轰动传世。
而儿子郁飞由姚楠夫妇托带经印度回到中国，郁达夫仍没忘他1936年任职福建省政府的老上司陈仪托孤照顾，郁飞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报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这段乱世情缘与还愿的事迹，读来让人凄然泪光。
（五）救国与赎己
郁达夫在1938年底接受了《星洲日报》邀请，到新加坡“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侨胞支援抗日战争。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他接编《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星洲日报》主编；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期间他写了四百多篇含抗日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可见报章已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张楚琨在回忆文字中有这样的描述“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郁达夫出走南洋，与其说是挽救婚姻，后来却转变为一种救赎行为（救国与赎己）。因为实际上，郁达夫完全是可以在1942年新加坡沦陷之前，与姚楠及儿子郁飞一起经印度回重庆，重投老上司时任重庆行政院秘书长陈仪手下谋职，但他毅然选择在留下，1942年1月6日出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当天不知什么地，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得意门生，作诗《月夜怀刘大杰》“青山难忘海云堆，戎马仓皇事更哀；托翅南荒人万里，伤心故国恨千回”。
在撤退隐居苏门答腊山区期间，他开办了赵豫记酒厂，肥皂厂和造纸厂，又和当地华侨创建“苏西华侨垦植公司”，还是巴东“荣生旅馆”的大股东，如此这般，其实他大可“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转身为陶朱公，韬光养晦，独善其身。尤其在1944年的12月，郁达夫已经被从新加坡转移到苏门答腊武吉丁宜的汉奸洪根培等告密，真实身份也被日本宪兵发现；他即立刻要求胡愈之、沈兹九和张楚琨等立即转移，自己却留下；另发生在巴爷公务的公路上，出手打了汉奸洪根培两个耳光的事情，这为日后被日军杀害的下场埋下祸根。隔年春节前还留下遗书，显然置生死为度外。刘大杰在1945年听闻郁达夫噩耗，满腔悲愤，执笔蘸墨以泪，写就悼诗：“飘零半世投荒死，子散妻离泪欲吞；春夜每难忘旧事，南溟长此望中原。许身报国诚无愧，隐姓埋名再不冤；凡文平生诗意苦，杜鹃啼血我招魂”。
后来人如笔者，捧读郁达夫短暂人生留下的文字和学者的研究文章，不禁追思，真实的郁达夫，怎么像我们刻板印象认识外的另一人，他虔诚地在为自己过去的任性，颓丧与沉沦，来续缘，还愿和赎罪，尤其是1939~1945年在新加坡与苏门答腊期间所作的系列爱国救国行动。
我仿佛读懂了郁达夫，还有1936年12月31日，那次影响他一生，有段没有对白的禅悟。
捧读郁达夫短暂人生留下的文字和学者的研究文章，不禁追思，真实的郁达夫，怎么像我们刻板印象认识外的另一人，他虔诚地在为自己过去的任性，颓丧与沉沦，来续缘，还愿和赎罪，尤其是1939~1945年在新加坡与苏门答腊期间所作的系列爱国救国行动。我仿佛读懂了郁达夫，还有1936年12月31日，那次影响他一生，有段没有对白的禅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