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大漠祭》出版前夕，我从教委调往东关民族小学。这次我请的东客中，也有东关小学的同事。
东关小学之所以加了“民族”二字，是因为该学校地处回民居住区，旁边有清真寺啥的。凉州的回民多，做生意的人很多，因为信仰的独立，他们仿佛是游离于凉州之外的一个群体。我有许多回民朋友，相较于一些没有信仰的汉人，我更愿意跟有信仰的回民朋友打交道。

我到东关民族小学上了不多的几天班，教二年级语文。我上班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教委提倡给孩子们减负，我严格遵守这一规定，不给孩子们布置家庭作业。因为这一点，孩子们都很喜欢我。多年之后，还有些家长说孩子老是会提起那个不布置家庭作业的陈老师。

进了东关小学之后，我集体办公了一段时间，同办公室的老师们待我很好。这个学校女老师多，她们向我表达了欢迎和认可。这是很让我开心的一段日子，也是我人生中对时间最为挥霍的时期。那时，我必须遵守学校规定，早上很早就得上班，晚上很晚才回家。我一边上班，一边却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这其实是我的习气，也不好。

那时，在我眼中，除了修行、读书和写作之外，其他所有的事，都是浪费时间。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我谈到当小学老师的经历时，甚至认为继续当小学老师就是不成功。其实，这是片面的。再后来，我才明白，无论当小学老师，还是当作家，其成功的标志其实不是职业，而是人格。米拉日巴没有职业，按现在某些人的标准，他无职无业，行脚十方，就是无业游民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


在东关小学时，《大漠祭》快要出版了。一天，朱校长向我透露了一个讯息，某次他跟一位领导一起吃饭，领导说，他非常想帮帮陈开红，可是陈开红不找他，他也不好意思帮人家。朱校长说，好些领导都想帮我，他要我去求求他们，这样我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就会有更多的自由。但我笑笑说，我不愿意，我的准则是不求人。我最怕自己养成求人的习惯，这样，我就会一天天生起贪心，被欲望异化了。所以，对于那些命运中的礼物，我总是选择全然接受，绝不求人。这成了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后来，我认识了一些大人物，我都没有求过他们。一些人在退休之后，才看到我那时候的艰难，一个原武威地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他在职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在位的时候帮帮雪漠。

我很感激他们。

后来，市上的一位领导甚至把我带到市委专门的接待酒店，介绍给经理，告诉我，可以随时来这儿吃饭，随便签单，他可以安排人来结账。我很感谢他，他的本意是能让我多一点营养，也能让我招待一下外面来的文友。按领导的说法，来找雪漠的文人，就是武威人民的朋友。我非常感谢他的好意，但直到我十年后离开武威时，我一次也没在那儿签过单。这已经成了我的做人准则，所以，即使在东关，作息时间已严重影响到我的修行和写作，我仍然不想养成求人的习惯。细细算来，我有限的几次求人，是为朋友求的。比如我曾在文章《痛说张万雄之死》中写道：“因为万雄是个有良知的法官，我也帮过他。他在某次提拔之前，我给那时的市委张书记发过短信，希望他照顾一下。那时我想，万雄要是有了实权，凉州就会多一点公正。”这是我今生里唯一的一次求人。此前，有很多官员想帮我的忙，有人甚至想给我妻子解决工作，我都拒绝了。

写《猎原》和《白虎关》的时候，我文如泉涌，欲罢不能，但工作时间又不允许我连着写。于是，我提出返还大部分工资，以勤工俭学的名义跟学校订合同，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坐班。但是当时的教委Z主任不同意，硬是让我坐班。我就在校园里发了怒，说了很多让他害怕的话——当然涉及反腐败的内容，那时节，该主任正在经营教辅读物，利润可观——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让步的。后来，他再也不敢干涉我的创作。学校领导也答应了。一方面，学校可以多点儿钱；另一方面，也可以帮我。于是，此后的一年多里，我就不再上班了，绝大部分工资给了学校，留下的几百块钱，也够我吃饭了。

从教委调到东关小学，也有人说是贬，让我看到了另一洞天，但我没有太多的情绪，这只是让我体验到了人情的冷暖，一到东关，周围人一片嘘声，说啥的都有。我顶住各方的压力，继续在自己的世界里修行、读书、写作。其实，那时候，外界的一切已丝毫干扰不了我。我老给朋友写一句话：“静处观物动，闲里看人忙。”

我在东关小学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那儿的老师印象很好。尤其是几位女老师，总是力所能及地帮我做事，一般情况下，同年级若是制定计划之类，她们总是会帮我制定了，有些人甚至帮我批改作业或是阅卷。虽然事情不大，但这种情分，我至今一直记得。

于是，在某年的教师节上，我给学校的很多老师都写了诗，一人一首，情意绵绵。大家在办公室里大声朗读，惹得笑声响彻校园——那校园当然不大——好些女老师十分开心。直到今天，谈到这事，她们还会捧腹大笑。


——选自 《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