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这一次的东客朋友中，有几位来自金昌市。

多年之前，金昌还叫金川。

1992年夏天，我参加了金川的一次沙漠笔会，却备受冷落，没有遇到能点拨我的人。但是，我仍然满怀敬畏和向往地听了一些甘肃作家的演讲，我没想到，几年之后，自己就会远远超过其中的很多人。

参加沙漠笔会的我，还是一个崇拜名人的文学青年。

那时，我渐渐发现，好多名人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了不起，他们不愿花时间读书，不愿花时间升华自己，他们可能很出名，却不一定对社会有真正的贡献。有些名人仅仅是因为商业炒作或到处讲课，才有了所谓的名声。所以，对这类名人，我后来都不关注了。

我只读值得读的作品，不管它的作者有没有名气。

生命太宝贵了，我不愿把它浪费在任何形式的垃圾上面，我只看那些有意义，能让人升华、进步的东西。我也不会被时尚所左右。我只相信那些肉体早已死了，但作品还活着的名人。我觉得，在行为上利众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比肉体永恒的作品才有真正的价值。相反，一些名人整天忙忙碌碌的，究其本质，却在忙着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比如交际应酬赶场子等。他们不叩问生命的意义，只想挤出更多的时间追名逐利。有啥意思？这样的人，不管多出名、多有钱，都只是混混。混上一千万的资产，他们就是千万混混；混上一亿的资产，他们就是亿万混混。因为，他们总是被命运裹挟着，走到哪儿算哪儿，一辈子挣下的一切，只是太阳下的露珠，总会被岁月之风扫得干干净净。如果他们明白了这一点，能在吃饱肚子、体面活着的同时，做些能利益世界的事，他们就不是混混了。如果他们能放下自己的利益，为人类、世界的福祉而做事，他们就是伟人了。

这时，我有个朋友开书店，积压了一批书，让我帮他卖掉。刚好，我已穷得连菜都吃不上了，就想了一些法子，很快把书卖掉了，赚了一些钱。于是，我发现了商机，也知道了如何赚钱。那时候，我可以找到各种借口——比如老婆孩子跟着我一起挨饿呢，没钱咋孝敬父母，我可以一边做生意一边写作等等——让自己放下禅修和写作，去做生意，去当老板——我的一位伙伴后来就成了大老板——去过舒坦日子，但我知道自己这辈子是干啥来的，就拒绝了。后来，蒲龙让我开教学用品公司，全市二十多万学生的教学用品都从我这儿批发，我也拒绝了。我知道，有钱很好，可以做很多事，可是，我这辈子不是来当富翁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另一种执着和愚痴，但在那时，我就是这样想的。当然，现在想来，那时的我，还是有一点偏激，但我欣赏自己的这种偏激。要是没有这种偏激，肯定没有今天的我。因为我们只要给自己理由，就可能有无数堕落的可能性——虽然，那时我眼中的堕落，可能是今天一些人眼中的成功。

对那时的我来说，只要能吃饱肚子，做我该做的事，就够了，更多的钱，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数字罢了。我不关心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关心自己啥时候出名，更不关心人们啥时候才会理解我，我关心的是，啥时候才能在作品中流出我的真心。

对梦想的执着，让我放下了好多欲望，也放下了好多红尘的负累。我很少感觉到一般人的烦恼和诱惑。生命对我来说，也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它只有两条标准：第一，你能战胜自己吗？第二，你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吗？但是，我没有意识到，那标准和梦想，也变成了桎梏心灵的枷锁，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要改变现状。从本质上看，当时的我，跟拼命赚钱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而已，那执着，仍然给我带来了痛苦和热恼，让我不能控制自己，甚至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



在那时的凉州，人们喝点小酒，抽点小烟，就能很快乐，很逍遥，但我心里，却塞满了沉重。好多人都觉得我傻，好端端地在教委工作，有个听话的儿子，现在，又有那么多的发财机会，为啥不肯接受？咋不懂知足，还闹腾个啥？他们当然可以这样活，这样活也有他们的快乐，但是我不追求这个东西。我期待的，不是一辈子的舒坦和安稳，而是一种高于生命的价值。我觉得，人不能只活这一辈子，也不能仅仅为了活下去而活着，应该有一种高于活着的意义。

那时节的我，不明白只要放下一切，流出真心，就能写出好东西。相反，我用思维桎梏了灵魂的流淌，却没有意识到那是一种错误。写作，本该是一件自由的事，就像一个人真心地说话一样。不该有机心和功利，有功利，就可能写不出真正的好东西了。当然，即使那时我明白这个道理，也破除不了我的执着，因为概念是无法破除对概念的执着的。

不过，有时我偶尔也会忘掉那执着，醒过来，透透气，那时，我就能写出很好的作品，比如《入窍》。

《入窍》写得很快，虽然算不上一气呵成，比起现在，要慢上许多，但写得非常酣畅，也很快乐。

那是《长烟落日处》之后的又一次灵魂喷涌。看过那小说的人，就知道，那时的我，已经比《长烟落日处》时进步许多了，学会了叙述，隐约有了后面小说的感觉。不同的是，那小说偏重于故事，灵魂方面的挖掘相对要少一些，但是，里面的人物全都非常鲜活。

不过，那稿子被《飞天》杂志社否决了，没有发表。我就一直留着，直到前些年，才寄给《中国作家》杂志。后者觉得非常精彩，马上就发了，没做一点改动。

那次写作经历，是智慧光明对我心灵偶然的光顾。我能触摸到它，但认不出它，更留不住它。它不是呼之即来的存在。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痛苦地坐着，写作也时断时续，常常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某个月，我每天在书桌前坐上好几个小时，但真正写出了东西的时间，却只有三十二个小时，读书也只有四十四个小时。

除了写作状态不佳之外，那段时间的琐事也很多。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做，也应该去做的，可每当我计算自己的考勤时，就会感到实实在在的热恼，又有多少生命被荒废了？

我对待时间，就像葛朗台对待金钱，那计算，近乎吝啬了。对我来说，修行、写作、读书之外的事情，都像在浪费生命——尤其在闲聊或应酬时，我就会感到焦虑和痛苦。人们视为享受的一切，都变成了我的负担。

那段日子，真的可以用“熬”来形容，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我读过的很多好小说，很多佛教经典，我风雨不改的修行，我宗教修炼般的写作，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的心。我虽然没有完全打破心灵的桎梏，但那彻底自由的时刻，已在不远处等我了。

那时的我，有时也会感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快乐和自由，但是，我并没有真的放下，我只是忘了自己。一旦我想起来，就会再一次被困。那时，我又会失语了，因为那通道又被堵住了。如果没有留下文字，当时的我，真怀疑那是一场梦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世上的一切都是梦，包括那些你喜欢的，以及你不喜欢的，而且，当智慧完完全全地融入你的生命之前，你会产生波动，你的心还不能属于自己。这时，你感到的清凉也会变成一场梦的。


——选自 《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