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西部》连载57: 最苦的日子
雪漠
1991年5月，我进了教委。虽然这是好多乡下老师都很羡慕的工作，但我仍然过得很苦，心情也非常糟糕。
第一，我的工资很低，每个月买书后，我连坐车回家的八毛钱都没有，只能每个周末骑着破自行车回家，每次都要骑上很长时间，想给儿子买点小东西，比如爆米花之类，也没有钱。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能为了挣钱，就丢掉一辈子的梦想。
第二，当时我只是借调，教委领导不知道我的底细，要是直接调来，怕管不住我。在那时的学校里，我的荒唐，是出名了。来到教委，教委主任蒲龙就安排我下乡采访，写材料。采访很好，因为它让我走遍了凉州大地，开阔了视野和胸怀，但写材料，是让我非常头痛的一件事。
丢掉《长烟落日处》的笔法，探求新的笔法，已是沉重的压力了，典型材料所要求的那种模式化的公文写作，更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的进教委，就是为了写材料，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写。
在河西小学时，我不用坐班，也没有多么繁重的工作量，甚至不用备课，那时节，我有大量时间做自己的事。刚进入教委的那段日子里，我失去了大部分的自由时间，连宿舍都没有，在办公室里支了一张单人床，跟一个孤僻古怪的老头子住在一起。不过，那单人床虽然简陋，却是我在城里的第一张床。这代表着，我从农民的儿子，真正地成了城里人。
那时节，每天，我都要工作到很晚，有时还要熬夜，实在没办法像过去那样，花大量时间修行读书，我就在晚上休息时坐禅，时间很短，但还是坚持了下来。每天早上，我仍然三点起床写作，但心里流不出任何东西，只能焦虑地坐在那里，只好转入禅修。那种从黑夜等到天亮的感觉，真的不好受，我于是理解了那些整宿睡不着觉的人。
但最痛苦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那种公文写作。它跟文学创作完全是两种思维。假如我习惯了那种思维，就可能再也写不出好小说了。
教委里，也有人写过小说，但没多久，便什么都写不出来了，也许是因为典型材料写多了，思维就僵化了。我很害怕自己变成他们那样。幸好，我一直在修行，观修让我的想象力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所以我并没有变成自己担心的那样。
刚进教委时，我还有一种愤青的习气，不像现在那样宽厚平和，总觉得那里的人很平庸、很无聊，好多风气我都看不惯，比如拉帮结派、排挤别人、钩心斗角等。
刚开始，我也觉得这样的人生很痛苦，但后来，我才发现，它给了我最为珍贵的生命体验，也给了我很好的创作素材，我也多了一种从体制内观察世界的角度。初到教委时，很寂寞。虽有几个文友，经常谈文学，但整天都谈，人家也就厌烦了。因为是借调，我的工作还很不稳定，在教委，终归比回乡下好，因为在教委，我能走进一个更大的世界，能发现很多乡下老师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明知生命被无数的俗务虚耗了，明知我做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意义，也不是我想干的，但我仍然没有放弃。我在焦虑中忍耐着，等待着生命的转机。我知道，命运是非常公平的，你在得到一种东西时，必然要放弃另一种东西。
那时，我生命中唯一的温馨，仍然是家人。
我们那儿的人，长大了就会跟父母分开过，我也跟父母分家了。鲁新云就一个人带着儿子，住在乡下。我在每个周末都回家，回家以后，做点脱麦子、收庄稼之类的农活，周日上午，再骑车回教委。那短短两天的幸福时光，总能洗净我一周的焦虑和烦闷。
刚到教委时，我遇到的另一个困境，仍然是写作。那时节，我只有在一个人静静待着时，才能写作，只要有一点声音，我就写不出东西。到教委后，我没有自己的宿舍，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最初，我很焦虑，老是写不出东西，写不出东西，我就会更焦虑。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后来，我跟办公室主任申请独立的工作空间，他训斥我说，你咋那么多毛病？为啥不一个人待着就写不出东西？他的话一下点醒了我，我发现自己确实很依赖环境。于是，我开始训练自己。
一来我确实没办法控制环境，二来我觉得，大丈夫立于世，必须无所凭依，不能依赖任何人，也不能依赖任何外物或环境。一旦有所依赖，心灵就不可能自主、独立。
最初，我很不习惯，身边一有人，一有响动，我就会觉得烦躁，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心也受到了牵扯，写作的感觉就中断了。哪怕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教委的材料，也是这样。除非身边的响动消失，身边的人也走开了，我才能感觉到空气的清新，心灵才会舒展，才能写出东西。但有了对治的意识后，就不一样了，每次发现自己变得烦躁不安时，我就会提醒自己，这是毛病，要战胜它。慢慢地，我也就改了过来。久而久之，我就随时随地都能写作了。现在，就算走在喧闹的人群里，我仍然能像独处时那样专注。
后来，教委主任蒲龙把他房间的钥匙给了我，让我能在下班后写作。再后来，一位叫王开奎的退休老干部，把他的房间钥匙给了我，每到晚上，我就在那个安静的小房间里清修。那时的许多宗教体验，如阳光三现、两肾烫煎之类，在这小屋里清修时常常出现。
那时节，《大漠祭》还仅仅是中篇。我始终在写，但始终写不出我需要的东西。尤其在借调到教委，而不是正式调入教委的那段时间里，真正用于写《大漠祭》的时间非常少。某个月里，用在《大漠祭》上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却用了四十三个小时来写材料，读书也才三十三个小时。
生命在飞快地流逝着。无数个恍惚间，我总是看到，那个名叫无常的魔鬼，正龇了牙对我狞笑。但是，我没有一点办法。我只能等待转机。在这个过程中，对我最重要的就是读书和修行。修行提升了我的人格，读书扩大了我的视野，让我的心不至于太过封闭。
为了练笔，我也写日记，在日记里学习写人，可不管我怎么写，都写不出鲜活的人物，也始终流不出我想要的文字。
现在想来，那不是我对人物不够熟悉，也不是对细节观察得不够，或是生命体验和想象力不够，而是因为那时的我还有功利心，还有机心，还想写出更好的文章。这一点，阻碍了我的灵魂流淌。一旦我打破了这个障碍，我的写作，就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变化。因为我是在农民家庭里长大的，农民的心态和思维，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农民生活的场面和细节，也构成了我的整个童年记忆。更何况，我一直在有意地采访和记录。对农民形象和农民生活，我几乎能信手拈来。只是那时，我还是井底之蛙。视野的局限，限制了我心灵的格局。
那时，我仍被一种执着障碍了心灵，让我不能流淌出自己的真心，但是，这也成了我不断寻觅、不断成长的契机。因为那时我的心还不够大，即使能流出灵魂，也流不出后来的《大漠祭》。从《长烟落日处》和《大漠祭》之间的区别，你就能看出，那七年中我成长了多少。这种成长，是需要寻觅、积累和历炼的。
在这一点上，教委的工作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此后的几年间，我走遍了整个凉州。
——选自 《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5月，我进了教委。虽然这是好多乡下老师都很羡慕的工作，但我仍然过得很苦，心情也非常糟糕。
第一，我的工资很低，每个月买书后，我连坐车回家的八毛钱都没有，只能每个周末骑着破自行车回家，每次都要骑上很长时间，想给儿子买点小东西，比如爆米花之类，也没有钱。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能为了挣钱，就丢掉一辈子的梦想。
第二，当时我只是借调，教委领导不知道我的底细，要是直接调来，怕管不住我。在那时的学校里，我的荒唐，是出名了。来到教委，教委主任蒲龙就安排我下乡采访，写材料。采访很好，因为它让我走遍了凉州大地，开阔了视野和胸怀，但写材料，是让我非常头痛的一件事。
丢掉《长烟落日处》的笔法，探求新的笔法，已是沉重的压力了，典型材料所要求的那种模式化的公文写作，更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的进教委，就是为了写材料，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写。
在河西小学时，我不用坐班，也没有多么繁重的工作量，甚至不用备课，那时节，我有大量时间做自己的事。刚进入教委的那段日子里，我失去了大部分的自由时间，连宿舍都没有，在办公室里支了一张单人床，跟一个孤僻古怪的老头子住在一起。不过，那单人床虽然简陋，却是我在城里的第一张床。这代表着，我从农民的儿子，真正地成了城里人。
那时节，每天，我都要工作到很晚，有时还要熬夜，实在没办法像过去那样，花大量时间修行读书，我就在晚上休息时坐禅，时间很短，但还是坚持了下来。每天早上，我仍然三点起床写作，但心里流不出任何东西，只能焦虑地坐在那里，只好转入禅修。那种从黑夜等到天亮的感觉，真的不好受，我于是理解了那些整宿睡不着觉的人。
但最痛苦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那种公文写作。它跟文学创作完全是两种思维。假如我习惯了那种思维，就可能再也写不出好小说了。
教委里，也有人写过小说，但没多久，便什么都写不出来了，也许是因为典型材料写多了，思维就僵化了。我很害怕自己变成他们那样。幸好，我一直在修行，观修让我的想象力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所以我并没有变成自己担心的那样。
刚进教委时，我还有一种愤青的习气，不像现在那样宽厚平和，总觉得那里的人很平庸、很无聊，好多风气我都看不惯，比如拉帮结派、排挤别人、钩心斗角等。
刚开始，我也觉得这样的人生很痛苦，但后来，我才发现，它给了我最为珍贵的生命体验，也给了我很好的创作素材，我也多了一种从体制内观察世界的角度。初到教委时，很寂寞。虽有几个文友，经常谈文学，但整天都谈，人家也就厌烦了。因为是借调，我的工作还很不稳定，在教委，终归比回乡下好，因为在教委，我能走进一个更大的世界，能发现很多乡下老师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明知生命被无数的俗务虚耗了，明知我做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意义，也不是我想干的，但我仍然没有放弃。我在焦虑中忍耐着，等待着生命的转机。我知道，命运是非常公平的，你在得到一种东西时，必然要放弃另一种东西。
那时，我生命中唯一的温馨，仍然是家人。
我们那儿的人，长大了就会跟父母分开过，我也跟父母分家了。鲁新云就一个人带着儿子，住在乡下。我在每个周末都回家，回家以后，做点脱麦子、收庄稼之类的农活，周日上午，再骑车回教委。那短短两天的幸福时光，总能洗净我一周的焦虑和烦闷。
刚到教委时，我遇到的另一个困境，仍然是写作。那时节，我只有在一个人静静待着时，才能写作，只要有一点声音，我就写不出东西。到教委后，我没有自己的宿舍，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最初，我很焦虑，老是写不出东西，写不出东西，我就会更焦虑。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后来，我跟办公室主任申请独立的工作空间，他训斥我说，你咋那么多毛病？为啥不一个人待着就写不出东西？他的话一下点醒了我，我发现自己确实很依赖环境。于是，我开始训练自己。
一来我确实没办法控制环境，二来我觉得，大丈夫立于世，必须无所凭依，不能依赖任何人，也不能依赖任何外物或环境。一旦有所依赖，心灵就不可能自主、独立。
最初，我很不习惯，身边一有人，一有响动，我就会觉得烦躁，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心也受到了牵扯，写作的感觉就中断了。哪怕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教委的材料，也是这样。除非身边的响动消失，身边的人也走开了，我才能感觉到空气的清新，心灵才会舒展，才能写出东西。但有了对治的意识后，就不一样了，每次发现自己变得烦躁不安时，我就会提醒自己，这是毛病，要战胜它。慢慢地，我也就改了过来。久而久之，我就随时随地都能写作了。现在，就算走在喧闹的人群里，我仍然能像独处时那样专注。
后来，教委主任蒲龙把他房间的钥匙给了我，让我能在下班后写作。再后来，一位叫王开奎的退休老干部，把他的房间钥匙给了我，每到晚上，我就在那个安静的小房间里清修。那时的许多宗教体验，如阳光三现、两肾烫煎之类，在这小屋里清修时常常出现。
那时节，《大漠祭》还仅仅是中篇。我始终在写，但始终写不出我需要的东西。尤其在借调到教委，而不是正式调入教委的那段时间里，真正用于写《大漠祭》的时间非常少。某个月里，用在《大漠祭》上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却用了四十三个小时来写材料，读书也才三十三个小时。
生命在飞快地流逝着。无数个恍惚间，我总是看到，那个名叫无常的魔鬼，正龇了牙对我狞笑。但是，我没有一点办法。我只能等待转机。在这个过程中，对我最重要的就是读书和修行。修行提升了我的人格，读书扩大了我的视野，让我的心不至于太过封闭。
为了练笔，我也写日记，在日记里学习写人，可不管我怎么写，都写不出鲜活的人物，也始终流不出我想要的文字。
现在想来，那不是我对人物不够熟悉，也不是对细节观察得不够，或是生命体验和想象力不够，而是因为那时的我还有功利心，还有机心，还想写出更好的文章。这一点，阻碍了我的灵魂流淌。一旦我打破了这个障碍，我的写作，就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变化。因为我是在农民家庭里长大的，农民的心态和思维，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农民生活的场面和细节，也构成了我的整个童年记忆。更何况，我一直在有意地采访和记录。对农民形象和农民生活，我几乎能信手拈来。只是那时，我还是井底之蛙。视野的局限，限制了我心灵的格局。
那时，我仍被一种执着障碍了心灵，让我不能流淌出自己的真心，但是，这也成了我不断寻觅、不断成长的契机。因为那时我的心还不够大，即使能流出灵魂，也流不出后来的《大漠祭》。从《长烟落日处》和《大漠祭》之间的区别，你就能看出，那七年中我成长了多少。这种成长，是需要寻觅、积累和历炼的。
在这一点上，教委的工作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此后的几年间，我走遍了整个凉州。
——选自 《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