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
在场精神的流变及其当下意义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
周闻道
在场主义有两个关键词：散文性与在场精神。前者说的是散文的本质特征和身份识别，旨在把散文与其它文体区别开来；后者是在场主义的审美本位和写作追求，旨在把在场散文与其它散文区别开来。两个区别，不仅让散文从此结束了身份不明、界限不清的混沌，成为与小说、诗歌、戏剧等价齐观，拥有独立文格的文体；而且让中国传统的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文学担当意识，获得了价值回归与精神重振，赋予了散文鲜活的时代意义。
“在场性” (Anwesenheit)，是德语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传统英语表达为： be on the scene)，现已为整个西方当代哲学所接受。在康德那里，“在场性”被理解为“物自体”; 在黑格尔那里，指“绝对理念”;在尼采思想中，指“强力意志”;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指“在”、“存在”。到了法语世界，则被笛卡尔翻译为“对象的客观性”。“在场”(Anwesen)即显现的存在，或存在意义的显现;或歌德所说的“原现象”。更具体地说，“在场”就是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就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而“澄明”是通往“在场性”的唯一可能之途——只有“澄明”才能使“在场性”本身的“在场”成为可能。而欲达致“无遮蔽状态”，只有通过“去蔽”、“揭示”和展现。
在场主义认为，在场精神主要有五个维度：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发现性、自由性，核心是介入担当。因此，在场主义把在场精神作为作家的存在底线，把散文性与在场精神的完美融合，作为追求的艺术高线。
现代文学的介入(concern)观，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于1945年提出的⑴，而且是直接针对散文说的。但萨特的介入总体上是不纯的、前后矛盾的、混沌的，与政党政治纠结在一起。后来，原型批评的主要代表、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赖，也在他的文论中引入了介入思想，认为“介入是文学的大法典”。按照法国新哲学派的领袖人物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对萨特的辩解： “文学介入是自然而然的，自发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文学是用文字写成的，这一事实必然会导致文学的介入。”因此，萨特说，“‘介入’首先意味着：意识到话语的力量。”
在场精神的核心是介入。而且，在场的介入是纯粹的介入。作为文学的介入，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呈现存在的意义，传达世界的终极价值，都离不开语言。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对语言的驱使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在场写作尊重语言，依靠语言，敬畏语言。相信语言的力量能够全面地彻底地“直指人心”， 语言甚至是全部的答案。萨特说：词语高于一切。纯粹的介入肯定语言形而上的力量，是自由与约束，揭示、批判、否定，与真实、善意、构建的统一。在场的介入观，要求作家不为浮尘遮望眼，走出狭隘的小我和封闭的个人内心世界，介入现实、关注当下、体察苦难，把话语的力量指向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当下关切。其本质是文学的担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土壤。
担当意识、忧患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风骨。司马迁记史， “述往事，思来者”，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承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我朗诵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体会到的无不是作者在拍栏杆中的担当豪气。可以说，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正是在场精神或文学的担当意识历史流变的水到渠成和必须结果。
文以明道。中国的“文以载道”思想，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 “文以明道”。 用《老子》的《道德经》来解释，道就是天地万物的基本规律；德就是这些规律的表现和意义。汉代的扬雄、宋代的欧阳修、周敦颐、苏轼等，对此都有重大发展完善。刘勰《文心雕龙》第一篇“原道”对此说得很明白：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就是说，人看到了万物生发的表现，悟到了一些规律（道），自然会在心理产生反应，文就是把这些反应呈现出来。道与文，如影随形，自始难分。
文以贯道。是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韩愈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贯，象形，从毌（guàn）、贝，象穿物之形。本义为穿钱的绳子，“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挍”(《汉书》)，后引伸为“贯穿”“贯彻”“ 贯通” 之意。《苍颉》会意曰：“贯，穿也”。“贯道”，意指文章应贯穿道的思想，是在“知”基础上的“行”，是对“明道”的进一步发展深化。“文以贯道”中的“贯”，兼具“彻”“ 穿”“通”之意，是韩愈等对文学功能的理解。
文以载道。是宋代古文家周敦颐提出来的，指文章是来传播道的，能“载道”的“文”才是好“文”。他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周敦颐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几乎实行的都是科举选才治国制度，在传统文化中把文章的社会功用和担当看得很重。无论杜甫的“文章千古事” ，还是曹丕 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都是明证。文与道的思想贯穿始终，影响深远，尤以“文以载道”最甚。“道”是目的，是文的功能体现；而“明”“贯”“载”则是实现目的的途径，或语言的介入方式。这既体现了变的规律，也决定了其历史局限性。首先是“道”的局限。这里的“道”，主要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儒家之“道”本身，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离社会之责、百姓之苦、民族之难相去甚远。其次是介入方式局限。“明”“贯”“载”，都缺乏明确的发现。朱熹的批评，也只是觉得它们颠倒了主次，并没有跳出传统“道”的框框。在场主义的出现，才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的担当问题。
文以在场。只有在场主义超越了历史的局限，让文学担当拥有了坚实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人民根基、生命源泉。在场主义的贡献在于，在对传统 “文以载道”思想的继承超越的同时，以发现与呈现意义为出发点，不仅解决了现实主义所没有解决的“关注什么样的现实(现实是多样的、复杂的，并不是一切现实都有关注的价值)”和 “怎样关注现实(在场性的介入)”的问题。正如罗兰.巴特讥诮的那样——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从未将“现实”作为他们的话语起源。而他们所谓的话语起源，不过是一些“已被写过的真实，一种用于未来的符码”一串后继的摹本而已。⑵还解决了浪漫主义在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中，容易犯的粉饰太平、遮蔽真相、忽视苦难的问题。苦难才是世界最真实、最深刻、最值得文学关注的时代本质。
在场的精神性，让散文直抵心灵。在场包括身体的在场和精神的在场两个维度，在场主义的在场是指后者。精神是人类独有的存在，是人的理性与感性诸多心理因素的有机统一。散文更需要精神——内在的、本体的、貌似无用的、不断超越自身和功利的价值。精神是散文的灵魂，是散文的内核，同时也为散文提供强大的价值支撑。“在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构成其价值的确定的特性，那就是艺术的精神价值的特性。”(德国现象学学家Moriz Geiger语)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 ，或日悖逆、摆脱和超越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散文在本质上是一种存在方式，生活态度；生命内涵与价值，是艺术赖以支撑的骨骼。因此，在场写作又叫生命写作。正如尼采所言：“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书写的。用血写书，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经义。”⑶夏榆在《黑暗的声音》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说：“黑暗是我生命的一个深刻烙印。在某个时刻，我发现黑暗也是我积聚的财富。看见自己内心储存的浩瀚的黑暗、丰饶的疼痛之后，我开始新的书写和生活。我的心犹如储蓄的银行，我提取它们，结果是越取越多。随着我的深入，我发现黑暗不只是属于我，它也属于更广大的人群。黑暗是我们体验到的共同处境。我希望尽快走出我对世界的黑暗和疼痛的体验。因为看见而言说，因为在场而表达。这就是我的使命。”⑷这就是在场写作中精神的抵达，它拥有形而上的深刻。
追求精神性的在场写作，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以标榜日常写作而津津乐道于琐碎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二是企图追求所谓“宏大叙事”，实为图解某种政治需求。在场写作的精神，以作家“个人的立场”关注“共同的命运”为存在方式，是对真实人性的剥露，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对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是作家个人的生命史，而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都只是外壳。
在场的当下性，让散文直击时代。当下是最直接、最现实、最生动的存在。在场写作的生命在于，主体始终“在场”或游离于 “场的范围”，伴随时间和空间慢慢走下去，直到世界老去。世界却总是一相情愿地背离我们而去，现代化日趋激烈地摧毁着我们的意愿。恐惧感源于我们一直“生活在别处”。后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紧逼，新旧体制的交替和碰撞，财富和权利的失衡，中产阶级危机的到来，所有这些因素的重组，必然产生边缘钝化和“场”断裂，让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缺席。新的变化超越了我们既有的“现代性”经验视界。
文以在场的使命，作家的良知，敦促我们需随时保持对“物质欲”和“幸福感”的警惕，对未来命运的忧虑。在场主义关注的，是当下发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过去尘埃落定的问题；是身边的疼痛，而不是流行的、华丽的、自己并不熟悉的别处风景；是国家的、民族的、人类的共同问题，而不是悬空的、高蹈的、虚浮的存在；是躬身触摸生命的生长状态，而不是在枯尸口里去拔金牙。“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当下活水来。
在场的介入性，让散文的担当获得有效能量。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这不仅是方法论，甚至是本体论。散文的“介入”能让形式的感受与生存经验紧密联系。屈原是散文介入最早的先行者，他的《卜居》、《渔父》等,其孤愤之声、求索之志、忠贞之心、报国之义溢于言表,振聋发聩，开创了散文介入现实的先河。鲁迅和王小波和在场主义散文奖众多获奖作家，如齐邦媛、高尔泰、王鼎钧、张承志、林贤治、金雁、夏榆、塞壬等，是当代汉语散文介入的代表和先锋。在他们的滋养下，汉语散文重新彰显了介入的优秀品格。介入不是为了重建某种秩序和规范，现实原本就是“无秩序的秩序”或“天然乱”。介入为散文提供了考察公共审美领域与公共交往领域中“无秩序的秩序”或“天然乱”的一种视角可能。
当然，“个性经验”介入公共话语会遇到很多障碍。但介入的使命，就是承受，就是担当，就是关怀，就是切入并打破话语体制的封闭性。它强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反对把散文写成风花雪月的补白，权力意志的注解，歌功颂德的谄笑，痈疮疥癣的挠痒等；强调的是散文对生活的干预，反对把散文边缘化，让散文成为“诗余”、“小说余”、“杂文”；反对把散文软化、轻化、边缘化，提倡散文要锋利，要有硬度、接地气，揭示真相，扎入最深处的痛，承担苦难。在场写作的叙述手段，不是纠偏和规范，更不是抹杀，不是要一统天下，而是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叙述的力量就是尊重“场”或者“场的档案”，因为它——不可“毁灭”。强调日常写作的“在场 ”，抒写亲历和经验，为呈现存在的真相获得内在的能量。
在场的发现性，让散文获得了存在价值。所谓发现，就是人类对自然、社会、思维内在规律的认识或创造。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都是一次发现，是对既有的否定和对新极限的挑战，是一种叙事流的探险。发现具有初始性、唯一性和价值性特点，是陌生化写作的最高境界。发现的终极目标是真相，或本真；发现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西方哲学的精神实质，就是“爱智，求真”。 德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弗雷格认为，逻辑(哲学)却要认识所有真实存在的规律。他这里所说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事实”，并认为“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的思想。”⑸在场主义的发现，不是表象的，而是直指存在背后的意义。别人已经看见的、写过的，你再写，写得再好都不是发现；大家已看见了、表达过的，你再去看去表达，也不叫发现。在场写作的去蔽、敞亮、本真，就是发现的过程；每一次发现，都是向真相的一次扺近。发现的指向是意义，而不是表面的现象，或者虚妄的假象。没有发现就没有意义，就失去了价值。高尔泰在他的《寻找家园》获奖，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寻找家园，无非就是寻找意义。人生短暂而渺小，它的意义只能植根于身外大的世界和长的历史中。我的漂泊感和无意义感，也就是一种世界没有秩序、历史没有逻辑、个人没有着落的感觉，似乎是宿命。我写作，无非就是对这种宿命的抗拒。宽容是强者的特权，弱者是没有资格谈宽容的。”
发现既是一种态度，又是散文写作的起点，过程以及最终归属；发现是一种方法，用发现的眼光观照事物，用发现的刻刀解剖事物，用发现的心灵体察事物，我们才能传达出事物不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一部分隐秘；发现是一种结果，是在场主义写作永恒的追求。意义存在于生活，生活是先验的，我们只是参与者和“发现者”。在场写作在发现价值的同时，也让自己获得了有效的价值。
在场的自由性，让散文获得精神解放。中国现代美学重要奠基人之一的高尔泰有句美学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把自由上升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去观照，可见其重。自由是人性的最高尺度，也是写作的最高尺度。在所有文学体裁中，散文是最自由的，自由的题材、自由的发现、自由的表达。最高境界的自由是精神的自由，可以说，自由精神不仅是散文的灵魂，也是一切文学的灵魂。
在场写作的自由，是在对写作策略全面洞悉基础上的无策略，是遵守写作基本规则基础上的大自由，是对写作无限可能性孜孜不倦的追求，是对散文边界的突破和维护。在场写作，凭借怀疑、否定、批判、矮小、暗面、冷质、凌乱、粗砺、驳杂、反向、非判断、无秩序和拒绝集中之手段“去蔽”。在场主义散文从民间立场，以貌似“清醒的”“冷峻的”的写作情感，提倡个性化的小叙事，在叙述时代和人性的复杂上，表现了很大的自由向度。反之，一切让作家思维方式陷入“公共话语体制”的东西，都是在场主义写作所不屑的和需要避免的。解构是自由的，构建也是自由的。自由的结果，是最好地表现本真。在场主义散文追求汉语回归，即语言的自由与在场。不是回归到体制和名家经典，而是回归到语言本身。用本真的语言表达根性真实，实现汉语本我表达的极至之美，让语言在自由的王国中，充分发挥其介入的力量。
从“文以在场”到 “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担当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和终极价值实现。这对改变当下散文边缘化、表面化、虚浮化、小品化，过度关注个人内心世界的文学生态，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⑴萨特1945年10月1日为法国《现代》杂志写“发刊词”。
⑵罗兰.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⑶尼采《苏鲁支语录》，王国维《人间词话》注释。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第43页。
⑷周闻道《空谷传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第179页。
⑸郑兴凤、程志敏《梦断现代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67页。
⑹周闻道《空谷传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第204页
2018年5月26日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
周闻道
在场主义有两个关键词：散文性与在场精神。前者说的是散文的本质特征和身份识别，旨在把散文与其它文体区别开来；后者是在场主义的审美本位和写作追求，旨在把在场散文与其它散文区别开来。两个区别，不仅让散文从此结束了身份不明、界限不清的混沌，成为与小说、诗歌、戏剧等价齐观，拥有独立文格的文体；而且让中国传统的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文学担当意识，获得了价值回归与精神重振，赋予了散文鲜活的时代意义。
“在场性” (Anwesenheit)，是德语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传统英语表达为： be on the scene)，现已为整个西方当代哲学所接受。在康德那里，“在场性”被理解为“物自体”; 在黑格尔那里，指“绝对理念”;在尼采思想中，指“强力意志”;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指“在”、“存在”。到了法语世界，则被笛卡尔翻译为“对象的客观性”。“在场”(Anwesen)即显现的存在，或存在意义的显现;或歌德所说的“原现象”。更具体地说，“在场”就是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就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而“澄明”是通往“在场性”的唯一可能之途——只有“澄明”才能使“在场性”本身的“在场”成为可能。而欲达致“无遮蔽状态”，只有通过“去蔽”、“揭示”和展现。
在场主义认为，在场精神主要有五个维度：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发现性、自由性，核心是介入担当。因此，在场主义把在场精神作为作家的存在底线，把散文性与在场精神的完美融合，作为追求的艺术高线。
现代文学的介入(concern)观，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于1945年提出的⑴，而且是直接针对散文说的。但萨特的介入总体上是不纯的、前后矛盾的、混沌的，与政党政治纠结在一起。后来，原型批评的主要代表、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赖，也在他的文论中引入了介入思想，认为“介入是文学的大法典”。按照法国新哲学派的领袖人物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对萨特的辩解： “文学介入是自然而然的，自发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文学是用文字写成的，这一事实必然会导致文学的介入。”因此，萨特说，“‘介入’首先意味着：意识到话语的力量。”
在场精神的核心是介入。而且，在场的介入是纯粹的介入。作为文学的介入，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呈现存在的意义，传达世界的终极价值，都离不开语言。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对语言的驱使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在场写作尊重语言，依靠语言，敬畏语言。相信语言的力量能够全面地彻底地“直指人心”， 语言甚至是全部的答案。萨特说：词语高于一切。纯粹的介入肯定语言形而上的力量，是自由与约束，揭示、批判、否定，与真实、善意、构建的统一。在场的介入观，要求作家不为浮尘遮望眼，走出狭隘的小我和封闭的个人内心世界，介入现实、关注当下、体察苦难，把话语的力量指向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当下关切。其本质是文学的担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土壤。
担当意识、忧患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风骨。司马迁记史， “述往事，思来者”，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承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我朗诵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体会到的无不是作者在拍栏杆中的担当豪气。可以说，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正是在场精神或文学的担当意识历史流变的水到渠成和必须结果。
文以明道。中国的“文以载道”思想，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 “文以明道”。 用《老子》的《道德经》来解释，道就是天地万物的基本规律；德就是这些规律的表现和意义。汉代的扬雄、宋代的欧阳修、周敦颐、苏轼等，对此都有重大发展完善。刘勰《文心雕龙》第一篇“原道”对此说得很明白：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就是说，人看到了万物生发的表现，悟到了一些规律（道），自然会在心理产生反应，文就是把这些反应呈现出来。道与文，如影随形，自始难分。
文以贯道。是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韩愈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贯，象形，从毌（guàn）、贝，象穿物之形。本义为穿钱的绳子，“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挍”(《汉书》)，后引伸为“贯穿”“贯彻”“ 贯通” 之意。《苍颉》会意曰：“贯，穿也”。“贯道”，意指文章应贯穿道的思想，是在“知”基础上的“行”，是对“明道”的进一步发展深化。“文以贯道”中的“贯”，兼具“彻”“ 穿”“通”之意，是韩愈等对文学功能的理解。
文以载道。是宋代古文家周敦颐提出来的，指文章是来传播道的，能“载道”的“文”才是好“文”。他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周敦颐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几乎实行的都是科举选才治国制度，在传统文化中把文章的社会功用和担当看得很重。无论杜甫的“文章千古事” ，还是曹丕 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都是明证。文与道的思想贯穿始终，影响深远，尤以“文以载道”最甚。“道”是目的，是文的功能体现；而“明”“贯”“载”则是实现目的的途径，或语言的介入方式。这既体现了变的规律，也决定了其历史局限性。首先是“道”的局限。这里的“道”，主要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儒家之“道”本身，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离社会之责、百姓之苦、民族之难相去甚远。其次是介入方式局限。“明”“贯”“载”，都缺乏明确的发现。朱熹的批评，也只是觉得它们颠倒了主次，并没有跳出传统“道”的框框。在场主义的出现，才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的担当问题。
文以在场。只有在场主义超越了历史的局限，让文学担当拥有了坚实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人民根基、生命源泉。在场主义的贡献在于，在对传统 “文以载道”思想的继承超越的同时，以发现与呈现意义为出发点，不仅解决了现实主义所没有解决的“关注什么样的现实(现实是多样的、复杂的，并不是一切现实都有关注的价值)”和 “怎样关注现实(在场性的介入)”的问题。正如罗兰.巴特讥诮的那样——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从未将“现实”作为他们的话语起源。而他们所谓的话语起源，不过是一些“已被写过的真实，一种用于未来的符码”一串后继的摹本而已。⑵还解决了浪漫主义在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中，容易犯的粉饰太平、遮蔽真相、忽视苦难的问题。苦难才是世界最真实、最深刻、最值得文学关注的时代本质。
在场的精神性，让散文直抵心灵。在场包括身体的在场和精神的在场两个维度，在场主义的在场是指后者。精神是人类独有的存在，是人的理性与感性诸多心理因素的有机统一。散文更需要精神——内在的、本体的、貌似无用的、不断超越自身和功利的价值。精神是散文的灵魂，是散文的内核，同时也为散文提供强大的价值支撑。“在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构成其价值的确定的特性，那就是艺术的精神价值的特性。”(德国现象学学家Moriz Geiger语)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 ，或日悖逆、摆脱和超越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散文在本质上是一种存在方式，生活态度；生命内涵与价值，是艺术赖以支撑的骨骼。因此，在场写作又叫生命写作。正如尼采所言：“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书写的。用血写书，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经义。”⑶夏榆在《黑暗的声音》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说：“黑暗是我生命的一个深刻烙印。在某个时刻，我发现黑暗也是我积聚的财富。看见自己内心储存的浩瀚的黑暗、丰饶的疼痛之后，我开始新的书写和生活。我的心犹如储蓄的银行，我提取它们，结果是越取越多。随着我的深入，我发现黑暗不只是属于我，它也属于更广大的人群。黑暗是我们体验到的共同处境。我希望尽快走出我对世界的黑暗和疼痛的体验。因为看见而言说，因为在场而表达。这就是我的使命。”⑷这就是在场写作中精神的抵达，它拥有形而上的深刻。
追求精神性的在场写作，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以标榜日常写作而津津乐道于琐碎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二是企图追求所谓“宏大叙事”，实为图解某种政治需求。在场写作的精神，以作家“个人的立场”关注“共同的命运”为存在方式，是对真实人性的剥露，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对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是作家个人的生命史，而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都只是外壳。
在场的当下性，让散文直击时代。当下是最直接、最现实、最生动的存在。在场写作的生命在于，主体始终“在场”或游离于 “场的范围”，伴随时间和空间慢慢走下去，直到世界老去。世界却总是一相情愿地背离我们而去，现代化日趋激烈地摧毁着我们的意愿。恐惧感源于我们一直“生活在别处”。后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紧逼，新旧体制的交替和碰撞，财富和权利的失衡，中产阶级危机的到来，所有这些因素的重组，必然产生边缘钝化和“场”断裂，让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缺席。新的变化超越了我们既有的“现代性”经验视界。
文以在场的使命，作家的良知，敦促我们需随时保持对“物质欲”和“幸福感”的警惕，对未来命运的忧虑。在场主义关注的，是当下发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过去尘埃落定的问题；是身边的疼痛，而不是流行的、华丽的、自己并不熟悉的别处风景；是国家的、民族的、人类的共同问题，而不是悬空的、高蹈的、虚浮的存在；是躬身触摸生命的生长状态，而不是在枯尸口里去拔金牙。“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当下活水来。
在场的介入性，让散文的担当获得有效能量。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这不仅是方法论，甚至是本体论。散文的“介入”能让形式的感受与生存经验紧密联系。屈原是散文介入最早的先行者，他的《卜居》、《渔父》等,其孤愤之声、求索之志、忠贞之心、报国之义溢于言表,振聋发聩，开创了散文介入现实的先河。鲁迅和王小波和在场主义散文奖众多获奖作家，如齐邦媛、高尔泰、王鼎钧、张承志、林贤治、金雁、夏榆、塞壬等，是当代汉语散文介入的代表和先锋。在他们的滋养下，汉语散文重新彰显了介入的优秀品格。介入不是为了重建某种秩序和规范，现实原本就是“无秩序的秩序”或“天然乱”。介入为散文提供了考察公共审美领域与公共交往领域中“无秩序的秩序”或“天然乱”的一种视角可能。
当然，“个性经验”介入公共话语会遇到很多障碍。但介入的使命，就是承受，就是担当，就是关怀，就是切入并打破话语体制的封闭性。它强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反对把散文写成风花雪月的补白，权力意志的注解，歌功颂德的谄笑，痈疮疥癣的挠痒等；强调的是散文对生活的干预，反对把散文边缘化，让散文成为“诗余”、“小说余”、“杂文”；反对把散文软化、轻化、边缘化，提倡散文要锋利，要有硬度、接地气，揭示真相，扎入最深处的痛，承担苦难。在场写作的叙述手段，不是纠偏和规范，更不是抹杀，不是要一统天下，而是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叙述的力量就是尊重“场”或者“场的档案”，因为它——不可“毁灭”。强调日常写作的“在场 ”，抒写亲历和经验，为呈现存在的真相获得内在的能量。
在场的发现性，让散文获得了存在价值。所谓发现，就是人类对自然、社会、思维内在规律的认识或创造。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都是一次发现，是对既有的否定和对新极限的挑战，是一种叙事流的探险。发现具有初始性、唯一性和价值性特点，是陌生化写作的最高境界。发现的终极目标是真相，或本真；发现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西方哲学的精神实质，就是“爱智，求真”。 德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弗雷格认为，逻辑(哲学)却要认识所有真实存在的规律。他这里所说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事实”，并认为“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的思想。”⑸在场主义的发现，不是表象的，而是直指存在背后的意义。别人已经看见的、写过的，你再写，写得再好都不是发现；大家已看见了、表达过的，你再去看去表达，也不叫发现。在场写作的去蔽、敞亮、本真，就是发现的过程；每一次发现，都是向真相的一次扺近。发现的指向是意义，而不是表面的现象，或者虚妄的假象。没有发现就没有意义，就失去了价值。高尔泰在他的《寻找家园》获奖，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寻找家园，无非就是寻找意义。人生短暂而渺小，它的意义只能植根于身外大的世界和长的历史中。我的漂泊感和无意义感，也就是一种世界没有秩序、历史没有逻辑、个人没有着落的感觉，似乎是宿命。我写作，无非就是对这种宿命的抗拒。宽容是强者的特权，弱者是没有资格谈宽容的。”
发现既是一种态度，又是散文写作的起点，过程以及最终归属；发现是一种方法，用发现的眼光观照事物，用发现的刻刀解剖事物，用发现的心灵体察事物，我们才能传达出事物不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一部分隐秘；发现是一种结果，是在场主义写作永恒的追求。意义存在于生活，生活是先验的，我们只是参与者和“发现者”。在场写作在发现价值的同时，也让自己获得了有效的价值。
在场的自由性，让散文获得精神解放。中国现代美学重要奠基人之一的高尔泰有句美学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把自由上升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去观照，可见其重。自由是人性的最高尺度，也是写作的最高尺度。在所有文学体裁中，散文是最自由的，自由的题材、自由的发现、自由的表达。最高境界的自由是精神的自由，可以说，自由精神不仅是散文的灵魂，也是一切文学的灵魂。
在场写作的自由，是在对写作策略全面洞悉基础上的无策略，是遵守写作基本规则基础上的大自由，是对写作无限可能性孜孜不倦的追求，是对散文边界的突破和维护。在场写作，凭借怀疑、否定、批判、矮小、暗面、冷质、凌乱、粗砺、驳杂、反向、非判断、无秩序和拒绝集中之手段“去蔽”。在场主义散文从民间立场，以貌似“清醒的”“冷峻的”的写作情感，提倡个性化的小叙事，在叙述时代和人性的复杂上，表现了很大的自由向度。反之，一切让作家思维方式陷入“公共话语体制”的东西，都是在场主义写作所不屑的和需要避免的。解构是自由的，构建也是自由的。自由的结果，是最好地表现本真。在场主义散文追求汉语回归，即语言的自由与在场。不是回归到体制和名家经典，而是回归到语言本身。用本真的语言表达根性真实，实现汉语本我表达的极至之美，让语言在自由的王国中，充分发挥其介入的力量。
从“文以在场”到 “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担当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和终极价值实现。这对改变当下散文边缘化、表面化、虚浮化、小品化，过度关注个人内心世界的文学生态，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⑴萨特1945年10月1日为法国《现代》杂志写“发刊词”。
⑵罗兰.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⑶尼采《苏鲁支语录》，王国维《人间词话》注释。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第43页。
⑷周闻道《空谷传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第179页。
⑸郑兴凤、程志敏《梦断现代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67页。
⑹周闻道《空谷传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第204页
2018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