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现代”到史、时、世
王冰
一百年来，现代西方的政治观念、社会思想和文化价值在很多时期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启蒙精神的核心和主流，认为其体现着一种进步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生态。抛开具有的不言而明的优势不说，其运行的载体似乎总离不开商业化与金钱。恰恰因为如此，西方文明的运行规则天生所具有的商业化模式，使其必然地将对于金钱的追逐作为其有限存在的一种强有力的因素，而这点却又是不能为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秩序所克服。在当下，我们能够认清这一点，并对此在定义上加以明确和确定，将提醒我们丢掉我们通过对于西方文明的想象所臆造出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但是有时候对此的反拨，会使我们常常期望把在此理论框架下的“前现代”，作为自己心中的带有普遍公理式的时代，心向往之，并将之作为唯一的具有可接受性的社会形态。就是这种妄想，使得很多作家创作，就是从这样的期待中或者比较中开始了。这样的开始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寻找倾向会使我们对于所处的当下诸多形态，无形中产生一种罪恶感或者仇视感，并将前现代的诸如大小罪恶大大淡化掉。因此当下的写作，作家和读者一起在写作对象的期待上就发生了巨大的转移和变化。由此，很多作家笔下的人物很多时候不是这个时代正式的存在者，而是设想的一个具有前现代思想和审美的人群，但事实是，我们面对的也许是正在完成现代化的人群。以此为起点，现在的作家以现在的社会形态为依据，获得了在现有一种制度和理想上的世界观和审美，这就是，他们对于前现代所的美学秩序和终极思想始终抱有一种精英人物才有的自信，他们认为他之外的其他人都有进入回望和眷恋的期待，文学的新秩序必须由此开始，并将现存的社会形态与之关联，并不断给出理由，认为只有作品中具有了“前现代”的因素，自己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才具有了不可分割性。
其实这种以前现代的内在价值的等级性确认为基础，以人的尊严为借口，对于当下的现代形态和思想做出否定，对此我是不能苟同的，因为虽然对于前时间时代的美化，是我们在面对后现代时自身局限性的一种自觉，甚至有补偿的味道，但我们依然要对这种狂想的情绪和虚伪的假设保持警惕。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风貌，是由其文化风貌决定的；而其文化风貌是由史、时、世的风貌共同培育而成的，比如鉴于秦朝历二代而亡，因此，西汉社会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总结秦亡教训，为西汉新朝提供借鉴，如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均出于此原因，陆贾的《新语》，贾谊的《过秦论》，贾山的《至言》，都是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并认为秦之前，崇道德，隆礼仪，才使得天下大治，春秋之后，礼仪衰落，至于秦，而“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坑杀儒士，致使天下大溃，因此对历史的回顾、思考与反省，就需舍短取长，可以通万之方略，且有利于当时之世的。
因此，从这一点说，本期推出的王族、徐小泓、陈蔚文，黄圣凤的写作，都是具有这样一个特点的，这既是他们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他们的劣势。他们写作的优势在于，他们的写作虽古今事殊，却都能将民族的、历史的、文化心理，时代意识和当时意绪与情怀，互相扭结，才开始一些空间较大的散文；他们的劣势就在于上面我说到的，散文为思想的一种开口，以及一种载体和表达，他们思想的依靠依然是不明晰的，至少是“从前现代到史、时、世”的这个角度依旧可以去深入。
说来说去，又说多了，可是幸亏是最后一期了，版面占多了，我也不顾了，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耍点无赖，这种感觉也还不错，呵呵。
感谢贾平凹主编、穆涛副主编、庞洁老师，感谢你们的付出与宽容。
感谢为这个栏目付出心血的所有人。
祝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