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系里任课的，清一色是走过五七道路的教师，一谈及下乡的经历，他们有的悲愤，有的幽默，还有的则流露出对那段乡村生活的留恋。他们的感慨不禁使我回想起村里的五七战士老甘一家来。
有一年秋收的时候，生产队里搬来一家人，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女儿。男的长得白净高大，女的小巧干练，女孩我比大几岁的样子。无论打扮还是举止，都和农村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听大人们说，这家是五七战士，从省里下派的。
村里很少有外人往来，所以老甘一家的到来引起了所有社员家的关注，就像改革初期中国人看老外。不长的时间，关于他家的笑话就流传开来。
家里刚刚安顿好，正赶上集体搓苞米，老甘也像模像样地参加了这项劳动。搓苞米看似轻松，其实很累人。要想把结实地长在苞米棒上的粒儿搓下来是很累手的活计。社员们经验丰富，把一个已经没有籽粒的空玉米棒放在右手的虎口里，让它代替手指去搓苞米粒儿。虽然用力更大些，但对手指却没了伤害。这老甘聪明，在社员的帮助下也夹根苞米棒。可他一开始搓的时候，社员们却笑翻了：他不会用苞米棒去接触苞米粒儿，手指隔着棒去搓粒，这棒成了摆设，手搓起来却更不方便。不但效率奇低，手也受伤不轻，还没到下班，右手的拇指已经鼓起了大水泡。
老农向来敬重有知识的人。队长决定不再让老甘干农活，而是派他教大家唱革命歌曲，搞文化建设。给他的妻子也分配工作了，在家里办个医疗点，社员有小病小疼由她来处理。
夏天的中午太阳似火，社员们热得下不了地。老甘便见缝插针般地在一张红纸上写了国际歌东方红这样的革命歌曲，贴在队部的墙上，拿根木棍儿一句一句地教社员唱。不光社员，全村的妇女小孩也来凑热闹。除了年把来一次的电影放映队，农村没了任何的娱乐项目，老甘的到来让整个村子兴奋了好一阵子。
姐姐病了，感冒引起高烧，半夜直说胡话。妈妈把她背到老甘家，让老甘媳妇治治。这媳妇摸摸姐姐的额头说拔罐吧，退热快。说完就拿出火罐、点酒精棉。
正常的方法是用点上火的酒精棉伸进火罐里，把罐内的空气燃烧掉，这样就在罐内罐外形成了气压差，效果也就因为这个气压差的存在而产生了。
老甘媳妇明显不懂这个，大概她理解火烧的目的是消毒，于是用镊子夹住酒精棉，不停地在罐口上烧来烧去。烧了很长时间之后，照准姐姐的后背就扣了上去。趴在炕上的姐姐本能地疼得要直起身，老甘媳妇和妈妈以为她是第一次拔罐害怕，赶紧按住她。姐姐疼得受不了，便在炕上做出打滚的姿态。这时候妈妈看清了，罐口已经开始烧焦皮肤，冒出烟来。拔下罐子，一圈的皮肤在淌着油，至今还留着圆圆的深深的疤痕。
冬天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寒冷诱发的热情要在与冰雪的相伴中释放。吃完早饭，众多的孩子们便相约爬上紧挨村子的后山，坐在一捆蒿草上但向下滑。坡陡雪滑，速度带来快乐。老甘的女儿也来凑热闹。向别的小伙伴要来一捆草，坐上去就向下滑。城市的孩子没有先期的磨炼，缺少躲避危险的本领，没玩多久，一根蒿子便扎进眼睛里，血流了出来。老甘和媳妇赶紧把孩子抱去了城里医治。再上学的时候，小女孩的黑眼珠上多了一起显眼的白色。
不知道什么时候，老甘一家回城了。又过了两年，老甘夫妇带着一个陌生的女孩又来到了我们村。听大人们议论，这女孩是老甘的大女儿，走五七道路的时候，她被留在城里的姥姥家上中学，现在要下乡了，父母特意把她送到他们下放过的地方来。又过几年，老甘的大女儿也考大学离开了我们村。
很多年以后，村里人还想起这对有文化的夫妇，想起他们给村里带来的变化。毕业工作才知道，老甘和妻子都是一所工业大学汽车专业的老师。想想他们重新登上讲台的时候，也会向他的学生们提起自己走五七道路时候的经历。
老甘讲的，是悲愤还是留恋呢？
我不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