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村子离公社三十华里，离县城四十五华里，不通公路不通铁路，再加上群山阻隔，村民进趟城花一整天的时间也要脚不离地儿，显得极不方便，好在大队有个供销社，专卖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农民家里钱少，基本的需求可以满足，也就不总惦记进城了。
供销社位于村子中央，泥巴砌成的围墙大门南开，门口显著的标志是一棵粗大的柳树，树下是一口水井。进了院子，东西两侧是简陋的库房，北侧是一排五间泥墙瓦顶的房子，除了东侧一间是营业员的生活区之外，其余四间是供销社的营业场所。曲尺形的柜台坐北朝南，里面从西到东依次是食品调料区、农具区、文具区、杂货区和服装布料区。
村小人熟，供销社对于村民来说，有点像自己家一样方便。妇女菜下锅之后发现坛子里没盐了，赶紧招呼孩子去供销社称半斤，买回来吃饭赶趟；社员们在地里把镰刀用坏了，赶紧跑到供销社买个刀头换上，基本不耽误干活。供销社经理姓田，当时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脸上总是带着笑意。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只要说出想买的东西，他便起身去拿。但是大家要忍耐他动作的缓慢，因为田经理走路的时候不像常人一样左右脚交替前行，而是右脚向前迈一步，再把左腿向前拖一下，之后再迈右脚——听大人们说，他是 时候的志愿军战士，因为在战场上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左腿，才从部队转业回来，也正因为是伤残军人，农民出身的他才被政府安排当上了供销社的经理。供销社的员工只有田经理一个人，他既是经理又是营业员。平常的日子里，村民们下地的下地，上学的上学，没有功夫更没有闲钱买东西，每天来供销社的人稀稀拉拉，田经理不紧不慢就把工作完成了，倒也乐得自在。可一到了年节，全村人一年的钱都在这个时节花，一连几天，供销社里挤得水泄不通。这下可惨了：只见田经理依然拖着左腿，却比平时的节奏快很多，在柜台里不停地转来转去，额上满是汗水。实在忙不过来，就把老婆孩子叫来帮忙，虽然跑得少了，却要一边卖货一边不停地向帮忙的人大声报出各种货物的价格，也是一头的汗。
供销社除了卖货，还收购农副产品。鸡鸭鹅蛋是常年收购，到了应季的时候还收蕨菜、橡子、苕条和桔梗。除了蛋类要从鸡鸭鹅的屁股里产出，其他东西都长在山上，要靠人工去采挖。所以一到季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总要被父母轰着上山，采山菜挖药材割苕条，然后到供销社去卖。这时候田经理带着家人把战场从柜台转到院子里，他负责约秤付钱，老婆负责分类打捆，儿子负责搬运装车。我们卖货的钱要如数上缴给家长，如果卖得多了，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子、小刀、橡皮之类的奖励，把刚挣到手里的钱转眼又还给供销社。
供销社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剃头铺。在大厅东侧，建有一个长年烧着旺火的炉子，上面一直烧着一壶开水，炉子旁边摆放着一个带靠背的椅子，东墙上挂着一个设有多个小口袋的布兜，里面插着推子、剪子、刮脸刀等工具，这些构成了剃头的全部家当。剃头匠姓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个头只有五六岁的孩子一样高，却长年穿一身蓝色中山装，头戴灰色鸭舌帽，脚下的黑色皮鞋总是擦得锃亮。他走起路来雄纠纠的，气场十足，说起话来嗓音洪亮，却总是像小女孩一样童声童气的。听大人们说，他的年龄已经有四十多岁，是侏儒症患者，永远也长不高。但现在想来，一般的侏儒症患者要么头特别大，要么腿比较短，而张剃头匠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十分匀称，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小大人儿。条件一般的农家不肯在剃头这件事儿上花钱，条件好的家里买个推子，条件不好的就用做衣服的剪子剪掉长长的头发，所以剃头铺里总是生产队干部加上几个条件好的老人才去享受，所以张剃头匠每天干活的时间少，休闲的时候多。一闲下来，他就踩着小板凳坐到剃头椅子上，像一只麻雀落在一株大树上，然后便和同样闲得蛋疼的田经理开始斗嘴。田经理和张剃头匠斗嘴，是全村的亮丽风景。田经理上过战场，什么事儿都能宠辱不惊；张剃头年轻时学过二人转，擅长说口。常常是张剃头匠操着又尖又亮的嗓子不停地说，田经理耐心地听，接着田经理慢条斯理的说上一两句赶劲的话，然而再是剃头匠一长串的尖声。说到兴起，张剃头匠会突然从椅子上跳下来，在柜台外的下半部分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说话，还不时地把胖胖的小手抬起来指着田经理。田经理总是把双肘拄在柜台上，俯下身子看着张剃头匠，简直是猫和老鼠的游戏。东北人说话特有的幽默赶劲把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他们二人却不苟言笑，把幽默进行到底。直到该下班了，二人才各自收摊，心满意足地分头回家吃饭。
多少年来，供销社的功能一直持续着，供销社里也一直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田经理的儿子小田经理接了他的班。小田经理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和张剃头匠在辈分上也是叔侄关系，二人都不好意思没深没浅地开玩笑，所以供销社的职能却和从前一样，可笑声少了。又过了几年，村子的东西南北出现了多家小卖店，来供销社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再过几年，小田经理带着老爹去了县城做买卖，供销社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