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儿的时候，社员还都能以队为家，每个劳力挣的工分基本上能换回全家一年的吃穿，日子清苦中充满欢乐，村子里的人丁也就自然兴旺。
每当听说哪家新生了孩子，我就缠着爹妈追问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刚开始的时候，大人们还打岔，想把这个答案含糊过去，后来见我实在难缠，就告诉我说，孩子是刨粪堆的时候刨出来的，谁拣着归谁。得到这个回答，我就在当年开春备耕的时候，坚持跟着大人到队里的粪场，细心地看社员们有没有刨出孩子来，我的举动引来所有社员新奇的目光和开心的笑声。
白天去找小孩，晚上就去队里的会场凑热闹。
那时候生产队每天晚上都开会，开会的主题也只有一个，批判历史反革命、土匪刘兴月。别看刘兴月现在是个毕恭毕敬、见人就笑的老头儿，但年轻时可是远近闻名的土匪；听说他每只手拿支匣子枪，能同时打掉树上的两只鸟。
批斗的程序也是一样的，刘兴月胸前戴个大牌子，在台上低头认罪，屁股撅起的高度要超过头才算合格。之后队长开始念语录，中间社员要喊口号。刘兴月只能一个姿势一动不动，直到批斗会结束。
有一天，队长正念毛主，台上的刘兴月突然忍不住了，咣地一声放了一个很响的大屁，整个会场里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立马轰堂大笑起来，连队长也乐得腰弯得和刘兴月一样了。接下来，队长在大伙的笑声中宣布，由于刘兴月积极配合改造，从即日起摘下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刘兴月激动得直接跪在地上给队长磕头，给大伙磕头。
虽然不用挨斗了，但刘兴月的身体被折腾垮了。没两个月他一病不起，只是躺在炕上说胡话。但他的胡话一点儿都不反革命，只是说好啊，好啊，好啊。挨批斗的时间太久，他已经把不许乱说乱动的概念带进潜意识里了。没几天，熬不住的刘兴月去世了。
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我又真切地面对人之生死了。
看到刘兴月的死和他的家人悲伤的样子，我突然想到，自己的父母是不是也会死去?如果他们死了，我该怎么办呢?这回没有去问父母，只是有的时候想着想着就会悄悄地哭泣，即使父母发现了追问，我也坚持不告诉他们原因。
由于年龄太小，身心还经不起生与死这个重大课题的叠压冲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