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跟十九世纪的传统长篇小说不太一样。他总是用短篇小说常用的结构方式，来写长篇小说。他的长篇小说，不一定非要讲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有时候，他甚至会选取一个横断面，然后展开大篇幅的灵魂叙写。这时，故事和背景不是他小说的主体，他小说的主体，是人的思想。因为他在描写灵魂冲突的领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师，所以，他用短篇小说的手法来写长篇小说，竟然也显得非常饱满、鲜活。《罪与罚》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罪与罚》的篇幅非常大，但它的故事很简单，主要就是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什么要犯罪，如何犯罪，犯罪后如何逃避惩罚，最后为何走向自首，如何在服刑中得到救赎——当然，这是陀氏想要表达的某种救赎——这个长得很帅，但又敏感得出奇，以至于有些病态的年轻人，正在计划着做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整部小说就是从这个暗示展开的，然后，陀氏紧紧围绕这个事件，把人物放在生活的砧板上不停地捶打，看他们的灵魂能承受多少挤压。坦白地说，那捶打，甚至有些残酷了，你可以去看小说里一个退职的九等文官酒后的表白。他全家人的赤贫生活的残酷和他小丑式的自我谴责，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和无奈，同时也感到了作者的悲悯——这是陀氏小说的另一个特点，也是他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在他所描写的那些日常生活画面中，读者总能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社会悲剧的一种洞察，很多时候，平庸作家和伟大作家的区别就在这里。

而且，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人物，在陀氏的小说中，也是有代表性的。陀氏笔下，不乏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人物，他们敏感，甚至病态，进入某种特定的境况之后，还会跟环境产生巨大的冲突，甚至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比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还杀了她善良的妹妹。然后，他所经受的灵魂折磨和拷问，就上升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让他的精神进入了一种极度紧张和亢奋的状态。几乎是只要醒着，他就在思考，而令他感到焦虑和痛苦的，其实不仅仅是关于那桩罪行的事情——甚至包括他对那桩罪行的思考，也是在试图解答一种整个人类都在面对的哲学问题，和社会心理学问题。比如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如何面对自己的存在，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如何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等等。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及陀氏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有着思想家般的深入，以至于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甚至在其启迪下，开创了某种思潮，如存在主义者就将陀氏当成自家的鼻祖，此外，还有许多文学流派和思想流派亦然。而陀氏小说人物思想的世界性，也成了后来他的作品有普世价值的原因之一。

因为人物的鲜活，陀氏通过人物所表达的思想也是呼之欲出的，非常鲜活，没有一般作家图解思想时的那种刻意性。我总能从其中感受到人物的疼痛，有时甚至有一种梦魇般的感觉。当然，它并不是我的梦魇，而是陀氏小说人物的梦魇，是由人物的焦虑、痛苦和无奈所交织而成的梦魇。而且，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思想是陀氏作品的主题，但陀氏在描写时，多是以日常生活的形式进行的，他不会让人物脱离生活去表达思想，而是让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日常生活，有时甚至是“正在进行时”，也就是当下的生活，于是，一日或数日等于百年，当下等于永恒。

但是，你会发现，陀氏选取的生活和事件，大多是很极端的境况，而非平常生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让一些批评家和作家对他有些非议，像纳博科夫就认为陀氏不是好作家，当然，他有一定的偏见。在我看来，陀氏这种写法的用意，在于写出某种日常的危机状态，也就是某种随时可能发生巨变或产生动荡的可能性，它就像一股巨大的暗流，让人始终在跟自己的灵魂搏斗着。这跟我的《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的日常描写不太一样。我的这三部小说，是想定格一种存在，而陀氏的小说，却是在展示灵魂的搏斗。不同的文学目的，会造成不同的小说品质。

不过，在《西夏咒》中，我也有了一种灵魂深处的拷问，或者说，整部“灵魂三部曲”的主题，已渐渐从“大漠三部曲”时的人物和存在，转变为思想和追求，尤其是《无死的金刚心》。虽然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说过，《白虎关》中也有陀氏的影子，但在《白虎关》中，我更注重的是人物本身，而陀氏更注重的，则是思想本身。这是我跟他一个很大的区别。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陀氏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思想。这让他的作品异常深刻，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让他的小说备受争议。关于他的小说到底是好是坏，百年来，总是争吵不休。其实，不管反对陀氏的人怎么说，那声音又有多大，陀氏小说的传世，已证明了它自己的价值。

关于陀氏人物那种一言难尽的复杂性，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写过这样一首诗：

高傲的心承受着现实生活的重压，
不会心灰意冷，也不会感到疲乏，
命运不会这么快就将它扼杀，
而只能把它的反抗情绪激发；
它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怀着复仇的激情，
虽然它能为千万人创造幸福，
可随时都准备干下许多罪行，
有着这样一副心肠，
你是恶棍还是神明……

陀氏的人物，几乎都有着诗中所写的这种特点。
从年轻时踏上文坛之初，陀氏在描写人物时，看重的就不是历史性，而是人类性。他曾在某封书信中写道，“人是一个谜，必须把它解开”，“我正在解这个谜，我想把它解开”。这成为他奋斗一生的一个目标。所以，在描写人的复杂性上，陀氏真是前无古人的。

当然，陀氏小说的复杂性源于当时社会的复杂性，那个时代，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当时的报纸上充满了各类复杂的人事，它成为陀氏透视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也是这样，只是，陀氏以巨大的艺术天才对现实进行了二度创造——就是说，他从人物灵魂的剖析出发，重新创造了事件——而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们，仅仅完成了一种罗列，或是对事件进行了艺术性的改写，这种所谓的创造，很难深入人类的灵魂，便难以从灵魂深处打动读者。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加上思想的深刻性，让陀氏小说有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许多时候，艺术有它自己的一套规范，需要艺术本身的手段来实现。就是说，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生活，感受人物，产生触动，然后才能形成真正的艺术，单纯为了“艺术”这个概念而艺术，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艺术的。因为，真正的艺术，是人的艺术，它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只有从灵魂里流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从脑子里杜撰出来的东西——才可能深深地打动读者，形成一种巨大的感染力。沈从文曾说，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声来。陀氏的小说，虽然看起来也叫出来了，但他的叫，是一种天才的艺术表现力的产物。他要是不叫出来，他的小说就会少了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独有的颜色的。

或许，就是因为《无死的金刚心》也“叫出来”了，所以它出版的时候，文学界没有像《大漠祭》们出版时那样叫好，虽然《无死的金刚心》有很多粉丝，但它仍然遭到了一些关于小说主题的非议。《大漠祭》们因为侧重于写人和定格存在，就没有出现这类非议。《西夏咒》出版时，也有一些作家批评了书中我非常得意的一些片段，原因也在于我将某种追求和思想当成了小说的主题。

其实，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了那些思想，他就跟其他的小说家没啥两样了，他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伟大的艺术，不一定能让所有人都赞同，有时，它还会让一些看惯了传统艺术的人非常反感，但它的出现，它的受到读者欢迎，总是因为当下世界真的需要这个东西。跟当代和社会需求产生一种积极的联系，是艺术存在的一种条件，如果艺术做不到这一点，就显得可有可无了。所以，对现实发言，也是作家的职责之一。

当然，这也是我为啥要在雪漠文化网上开专栏的原因——“我想说说话！”

——20140328写于雪漠文化网（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