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少年册》之八《舌尖上的少年》

一

我忘了究竟是哪一年我才吃到第一块面包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979年以前这种无异于圣诞礼物一样的天堂美味，我只在飘着雪花的梦中虚无缥缈地品尝过。松软的口感，甜美的味道，虚幻的惊喜让我第一口就咬到了舌头。烧红的炭火一瞬间灼伤了味觉，像是在敏感的舌尖上烙下了一枚红牙印。疼痛让我从现实的梦中醒来，也让那块记忆中的面包有了永久的恒温。
1979年，十一岁的我对食物的理解偏向于喜剧，在那个刚刚解冻的贫乏年代，我还没见过哪种比面包更具象征意味的食物。当《列宁在1918》这部前苏联电影在小学操场上放映时，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和妻子娜塔莎在影片开头的一段对白，一下子攫住了银幕前所有饥饿孩子的心:“——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怎么办？我们拿什么来喂他呢？——不要难过，不要哭。会有的，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我要到察里津去，粮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多少年过去，电影中别的场景一点都不记得了，但这段台词还会情不自禁地从记忆深处的某个角落突然冒出来，就像你走在街上，一抬头看到某个店铺门楣的LED显示屏正在滚动播出一段你耳熟能详的广告词。自从看了这部电影，课间活动，我们又多了一种类似击鼓传花般你一句我一句对接这段经典台词的游戏，如果在谁那里卡壳，谁就被淘汰，直到最后一个。第一个被淘汰的认罚买一颗水果糖给没有卡过壳的最终胜利者。我记得在游戏热的那段时间里，我的水果糖得到的最多。但我总感觉还欠缺点什么，因为廉价的水果糖的味道和美味的面包比起来简直太微不足道了。我们班里的一个女生，她有个在保定工作的姑姑，一次她把姑姑买给她的面包带到学校来吃。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间还有面包这种食物。我现在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准确形容当时那块面包对我的眼睛所构成的吸引力了，那块对于我来说无异于天堂美食的面包像一块吸力强劲的磁铁，牢牢吸附着我和口水连在一起的目光。看得出，那个女生剥面包纸的动作并不熟练，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像雕刻一件工艺品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啄着吃，我还特别注意到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一粒面包渣她也捏起来放进了嘴里，我被这个电影镜头般的细节搅动得胃部几乎要痉挛起来。可能在她的计划中她还要把顺着食道运到胃里去的面包在肚子里重新复原，然后反刍以供她继续享用。那种微妙而丰富的表情即使是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深刻得让人唏嘘。当时我固执地认为人间最好吃的食物应该就是面包了。以我当时幼稚浅显的认识，能生产如此美味的面包，保定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了。我们家没有保定的亲戚，这让我那颗幼小的心非常难过。我就在课桌的右上角刻下“面包会有的”五个字，以此来勉励和安慰自己。也许是这种座右铭一样的心理暗示，我天天盼着家里来客人，说不定他们中的某一位会给我带来让我垂涎已久的面包。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奔回家中，像一只小狗一样扑向那些自认为可以藏匿面包的地方，遗憾的是，直到夏天快结束我去西角中学上初一时，奇迹也没有发生。

二

带着这种遗憾，11岁的我开始了初中的跑宿生活。西角既不是乡政府所在地，也不是一个镇子，只是因为它处在八个自然村方圆十几公里的中心位置，津同公路穿村而过，交通的便利让它坐拥全乡仅有的两家国营单位西角粮站和西角供销社。西角中学在河对岸的高台上，从操场回望，能看见供销社大门两侧的白灰墙上鲜红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及粮站大铁门上方拱形铁架上美术体的“西角粮站”四个铁艺大字，据说这都出自于西角中学一个叫张卫星的高中美术老师之手，在我进西角中学的那一年，张老师考取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极大地刺激了西角中学那些爱好美术的同学，他教过的那几届学生中，有一些紧紧追随张老师的脚步考取了八大美院中的一些美术院校以及师范院校的美术系。我在校图书室的墙上看到过张老师画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泽东一袭长衫，头顶云海汹涌，身后林涛翻滚，层次明朗，气势恢宏。多年后我去中国美术馆看到刘春华的原作，立即在脑子里和张老师的仿作进行隔空对比，得出的鉴定结果是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准。
跑宿给我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我的美味收藏夹里又多了一种类似于面包的食物——馒头。那时候我所见过并且吃过的馒头多为玉米面或者荞麦面，不是现在意义上的馒头。有的人家为了以假乱真在白玉米面里掺上大把的滑石粉蒸出形色接近原版的山寨馒头，这有点类似于前几年被3.15叫停的加三聚氰胺的牛奶，但这已经是盗版的粗粮馒头里档次最高的了。学校的食堂也是山寨的，没有炊事员，只有一口大锅，六个直径一米五左右的大笼屉，给中午带饭的学生加热干粮用。上午最后一节课由两个从各班随机抽出的学生做临时炊事员值周，负责把装满六个大笼屉里的冷干粮蒸热。第一次值周我和初三一个叫大泉的高个子男生被抽在一组。他看起来比我大四五岁的样子，架柴烧火摆放笼屉的动作显得驾轻就熟。虽然我5岁开始就在家里学着做饭，但这种靠吹风机吹火的大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只好完全听命于他的吩咐。他很少和我交流，但毫不掩饰不屑与我为伍的鄙夷。他用哑语般的努嘴动作来对我发号施令，并以此表达对我的不满。他的午饭只有两个黑乎乎的不知是什么面食的锅贴和半块萝卜咸菜，我和他值周那一个礼拜从没见他换过。和他一起吃饭时我感觉他的饭量很大，如果他的胃是个一千毫升的容器，从他吃完饭后的表情判断，那两个锅贴也就是仅填满四五百毫升的样子。在他旁边，我能清楚地听到他的胃因为填充不满而从肠道发出来上访一样的咕噜声。 大泉有个癖好，他往笼屉里摆放干粮时喜欢把疑似装有好吃食物的饭盒打开检查，看到好吃的，他会拿起来放到鼻子下面嗅一下。我们班有个女生，她爸爸在与中学隔河相望的西角粮站当会计，她带的午饭象征了她父亲的身份，有时是晶莹洁白的稻米饭，有时是雪白松软的馒头，这对我们这些每天靠粗粮裹腹的贫贱身体构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无论是颜色还是形态，女生的馒头在我们的想象力中隐含了一种优雅的弹性和超自然的香味。大泉眯着眼睛把馒头捧在手里翕动鼻翼的陶醉样子，极像是一只正在采蜜的大蜜蜂，似乎鼻子可以代替嘴巴，闻一闻就可以免费饱餐一顿。有一次，他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有朝一日等他有了钱 ，他就把西角粮站所有的白面都买下来。他要一连气吃八个馒头，再吃三碗红烧肉，然后把剩下的馒头当枕头，躺在馒头上睡大觉。
大泉有时会利用值周的权利偷着给自己加餐。他把不知从哪里弄到的青玉米或者红薯，趁烧火的时候放到灶间烤一下然后半生不熟地剥皮吃掉，他像抖空竹一样从灼烫的炭火中试探着拿烧红薯的动作，让我记住了一个生动的成语——火中取栗。有一次他在烧火时让我到门口望风，他掏出来几只还在蹦的蛤蟆和几条黑不溜秋的泥鳅，用两根提前准备好的铁丝把蛤蟆和泥鳅穿了伸进灶膛里烧。食堂门口不时有人走过，怕被老师看到，心急火燎烧出来的蛤蟆和泥鳅一半已经焦糊另一半还带着血丝，。他将一条还在烧红的铁丝上痉挛的泥鳅递过来示意我尝一下，这是他和我值周时间里唯一的一次对我表示友好的动作。我觉得恶心，连忙摇头表示拒绝。没想到他像鳄鱼一样一口一个，连骨头都嚼碎了，牙齿锋利得像是连铁器都能断掉的锉刀。只是拔铁丝的动作还有些不太熟练，烧红的铁丝不小心烫到了舌头，像一只被灼伤的蛤蟆，他“啊”的一声跳了起来。
那个时候，饥饿是一种潜伏于我们体内的病毒，让我们的生长充满了隐秘的疼痛和变异。从架柴点火到灶膛里的烈焰化为灰烬，四十五分钟时间，两个少年几乎没有一句对话，肌体发育的入不敷出所引发的焦虑让我们各怀心事。
对1979年的记忆终止在一个雨天。一辆白色的公安摩托挎斗开进学校从我们对面的初三教室把大泉带走了。起初我们以为是拍电影，见大泉落汤鸡一样缩在挎斗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班主任嘴里我们才知道大泉偷了西角粮站的面粉。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这件事情时用到了“偷盗国家财产罪”这个严肃的词，作为一种警示的标记，像在布告上给大泉这个名字打了个重重的红圈。我还记得校长在讲话结束时用了一个抑扬顿挫爱憎分明的对比句：张卫星老师是西角中学的骄傲，大泉是西角中学的耻辱。
三

1982年，我考到外地读高中并开始住校，结束了长达三年的跑宿生活，从此之后再没去过西角。多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大同出差路过西角，就在长途汽车停留桥头的一分钟时间里，眼前出现了一种记忆回放的幻觉。我发现原来供销社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杂乱的废品收购站。隔河相望的西角中学也没了学生，昔日的操场已被杂草完全覆盖。但我看见桥头粮站拱形铁架上的四个铁艺大字还在，不过更换了一个新名称——“大泉粮站”。这四个字掠过眼前的一瞬间突然灼痛了我的视觉，让我的记忆出现了一种时间阅读器断电般的错乱。错乱中，我想到了那个牙齿如锉刀期待枕着馒头睡觉的大个子少年，然后又想到了那个把眼睛变成放大镜盯住面包看的11岁少年。当然，幻觉里还有身后饥饿的阴影中越来越模糊的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