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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落脚的招待所里来了一个黑框眼镜，男，不高偏瘦，尖嘴猴腮。给我们上完安全教育，自我介绍说二十九岁，工龄五年，可能他对哪个女生怀有好感吧，强调自己未婚，是我们的一个校友。次日，我们被这个校友分成两组，一组去氧化铝厂，一组去电解铝厂。从那里打发到车间，搞了安全教育。又被打发到岗位，搞了安全教育。三级安全教育全部搞完，这个星期也就结束了。直到第二个星期一，实习才正式开始。
与其说是实习，莫如说是盯梢。就是说，师傅做什么，你看什么，不懂就问。但一般问不出什么名堂。“抽屉里有资料，自己去看。”师傅会这样回答你。千万别动手，万一捅出一个质量事故，罚款单上的天文数字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开始的几天，我还有点激情，久而久之，心凉下来。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在招待所附近的一个食堂里吃罢早餐，登上一辆厂车，进到厂区，同师傅打完照面，便乖乖地坐在休息室里的一张会议桌旁听音乐。中午开饭时间一到，走进工区的食堂，回来后继续听音乐，直至下班。简直同慢性自杀无异。
某日，师傅看穿我的心思，说：“回去吧。”
“真的？”我摘下耳塞，激动地问。
“真的。”他说，“算你出勤。”
当然不能回招待所，班主任守在那里，而是和跟我一样，被师傅放出来的诸君一起，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去到几公里开外的平果县城欣赏美女。
平果县城不大，但还算热闹。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或许不假。街上赶集的男女老少，多半皮肤黝黑，颧骨突出，个头都不是很高。走在街上的我们，好像到了柬埔寨或者越南，根本没看见什么美女。
失望之余，决定看录像。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录像厅，每人掏五毛钱，进去了。进去后才发现里面正在播放动画片，且观众奇少，除了我们以外，只有三个初中生模样的少年。
看了大概十五分钟，乔丹不耐烦起来，大声喊：
“老板，换毛片呀！”
老板是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听不懂普通话，朝乔丹竖起一只耳朵。
“曲地赏汗奶几。”少年中的一个用广西话说。
老头这才把光盘出仓，换成一部八十年代的台湾三级片。女主角不怎么漂亮，且只露出上半身，还只露出过一次。一片终了，嘘声一片，我们也罢，少年也罢。
后来的工作日，也大抵如此度过。说无聊，是无聊，可又找不出打发时间的更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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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周末，就给张娣写信，删删写写，涂涂改改，一写就是两天。同枯燥乏味的实习生活相比，写信要惬意得多。写火车上的感触，写广西和湖南的不同，写香蕉林，写录像厅。我写道：
想你。由于想你，走在这个南方小城陌生的街道上，我才一次一次地左顾右盼。期望人群中出现一张属于你的脸，朝我微笑，朝我轻轻地启齿，说你偷偷地溜来此地，只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
写故弄玄虚的安全教育，写早退，写周末除了写信，没有别的事做：
老早以前，我就有一个“不轻易从事冶金工作”的想法。提不起兴趣。而对这个专业的深恶痛绝，是到了这里以后。只要一踏进厂区，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一股浓烈的氨气味儿，看到林立的像机器人骨架一样的厂房，我就心烦意乱。心想与其在这种地方虚度人生，还不如回苗寨种田来得痛快。
另外——说出来可能有点好笑——打从株洲回来了以后，我似乎对医学有了兴趣，觉得自己可能适合做一名医生。倘若时光可以倒流，无论如何，我都要和你一起学医。那样一来，即便毕业了以后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也可以开一个诊所，和你一起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一共七封信，最后一个周末来不及写，就返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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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给王静打过一次电话。常德口音的一个女生接听的，声称她们寝室里根本就没有王静这个人，报了两遍电话号码，问我是不是打错了？我说没有打错。
“叫她接。”我仍像上次那样，掐着喉咙说，“我是你们的刘太刚校长。”
“确实没有这个人呀。”
“胡说。一个半月以前，我也是打的这个电话号码。”
“一个半月以前？”
“对。”
“一个半月以前，我们都还没有进校呢。”
闹了半天，原来是10月份进校的第二批新生。原先住在那里的第一批新生早就搬走了。
“搬去哪里了？”我问。
“不知道喔。”女生委屈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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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的前一天，接到张娣打来的电话。
“你在信里说，明天就回长沙，是真的吗？”她问。
我说是真的。明天下午，平果铝厂会派专车送我们到南宁火车站，赶晚上九点的一趟火车，第二天中午到长沙。
“多穿几件衣服，这边要比那边寒冷得多。”
“好的。”
沉默。如冰一样的沉默。
“给你带些东西回来吧？”良久，我说，“比如黄皮，雾莲。”
“黄皮，雾莲？是什么呢？”
“都是水果。”
“可是，你还要写实习报告吧？哪里还有时间过来株洲呢？不要吧？”
“一放寒假，我就去株洲找你，一起回苗寨。”
“嗯。”
两人又闲聊了一阵。我搜刮了几个自以为有趣的话题，真正出口，又觉得并不有趣。后来，张娣说上课铃响了，这就回教室。
“一路顺风。”她向我道别。
我没有出声。
约二十秒后，那头才传来挂话筒的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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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时，我第一个登上火车，还专门挑了一个上铺，并指望同一个包厢里的其他位置都让男生占去，不想都说离厕所近，臭，纷纷朝车厢的里头走了，结果尽数丢给了最后上车的女生。其实和五个女生同睡一个硬卧包厢，不是什么糗事，可我就是觉得心情别扭。找个女生换位置吧，结果张望了半天，发现根本没得换，十一个女生，加上我，刚好凑齐两个包厢。
发车后，女生们在下面桌上玩起了斗地主。玩之前，邀请我也加入。“你们玩。”我回答，“我看。”看的时间里，不知不觉睡着了。半夜的某个时刻，又被推醒了。
当时，所有乘客都在酣睡。车厢里没有开灯，一团漆黑。我盯着推醒我的这个黑影，发现它披头散发，一张倒立的脸型若隐若现。
“不好意思。”黑影向我道歉。
音质干净、优雅，是董小蓉的语声。
“你这样睡觉，很叫人担心。而且，”董小蓉顿了顿，“挺吓人的。”
我仍以观看斗地主的姿势趴在上铺，像一只吊死鬼似的从床沿探出脑袋，董小蓉坐在中铺。两人的脸相距不过三十公分。
“对不起。”我说。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睡觉之前，叫了两次，都没有把你叫醒。我应该叫第三次。”
我翻动身子，面朝天花板重新躺好。
“黄弟，睡着了吗？”约五分钟后，董小蓉再次开口了。
“还没有。”我回答。
“我的原因？”
“刚才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很难再次马上睡着。”
“还不是我的错？”
“你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嘛。”
“不是好意，而是害怕。半梦半醒中，我看见你的头悬挂在我的上面，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连你是谁，连自己在哪里都分不清楚，害怕得要命，睡意全部都被吓走了。”
我盯着天花板，那里一片漆黑，恍若夜色罩住的一个别的世界。我朝那个世界伸出右手，却被一块硬邦邦的塑料板挡住了。

“帮个忙，好吗？”董小蓉接着说。
“什么忙？”我问。
“去开水房那边，有事和你说。在这里说话，怕吵醒同学。”
“关于李自由的事？”
“差不多吧。”
我和董小蓉一起下床，来到车厢一头的惯力缓冲区。随着车厢的摆动，脚下的几张铁板也跟着起伏。从铁板缝隙里灌进的几股凛冽的气流，如利刃一般摩擦着我们的肌肤。我背靠铁壁站着，董小蓉交抱双臂，在我的身前来回踱步。
“好冷喔。” 她朝我露出微笑。
“是啊。”我说。
她上面穿一件质地不厚的白色蝙蝠衫，下面穿一条黑色牛仔裤和一双高跟尖头黑色皮鞋。
“四年来，我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地和你交谈，没有记错吧？”董小蓉学我的样子，背靠对面的铁壁，望着我说。
“没有记错。”我回答。
“为什么呢？”
“你和谁也不过多接触。你很忙。你在班级以外的地方搞到一片天空。你是一个女强人。”
“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印象？”
我点头。
董小蓉把头偏成七十五度，仰望头顶的天花板，良久未动。从走廊那边投来的一束灯光，把她的身体切成两半，一半光明，一半阴暗，倘若以此拍摄一张以“苦楚”为主题的艺术照，八成可以拿奖。
首先切入正题的是我。我交代了把她的出生年月、寝室座机号码等信息透露给李自由的事实。
“不指望你能原谅我。”我说，“因为无论怎么看，那都是一种龌龊小人的行径。”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些。”

“你是班花，系花，说成是校花的也大有人在。一火车皮的男生都为你天使的面孔和魔鬼的身材倾倒，又被你高贵的气质逼退。所以，还是在一年级的时候，大家就穷尽所能，搜集关于你的一切资料，然后像获得一件宝贝似的，大声地炫耀。长有两只耳朵的我，很难听不见。”
“是吗？”董小蓉迷人地笑了。
“万人迷。”
“你也那样认为？”
“全世界的男人都那样认为。”
“我可是蒙在鼓里哟，觉得自己再平凡不过了。”
“情书里就没有人提起？”
“情书？”
“光是我们班，就有不下三个男生写过情书给你。只是，都像是投进了天坑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
“寄信栏里写着‘内详’？”
“是的。”
“一共收到二十几封吧。不过全部都被我扔掉了。”
“为什么？”
“不想看。因为不想看，所以扔掉，生活才得以风平浪静地延续。这是和人生作战的一个好计策，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不觉得？”
我有点不悦。比方说那三个情痴，和我的关系都还不错，把我拉到学校的外面，说随便走一走，中途聊天时，见缝插针地向我表示自己对董小蓉是如何的倾心，如果非要付出什么代价的话，那么甘愿折寿十五年什么的。然后说自己的写作能力有限，要我代笔，或者润色。末了，叮嘱我守口如瓶。就是说，那里面也有我的汗水。煞费苦心——他们也罢我也罢——整出来的情书，董小蓉居然连看都不看一眼。
“不赞成我的做法？”董小蓉盯着我的脸问。
“赞成。”我回答。
“真话？”
“算是真话吧。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董小蓉上前几步，转身，在我的身边蹲了下来。然后拉了拉我的左手，示意也蹲下，我顺从地做了。被董小蓉拉住手指的当儿，我产生一种被埃及艳后选中的感觉，好像被戴上了一顶王冠。
“我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不是没有来由，想听？”
“这也有来由？”
“前面说了，有事和你说，就是指这个。”
“想听。”

董小蓉开始讲述那个死去的男孩的故事。死去的男孩是她的一个初中同班同学，身材高大，相貌帅气，成绩普普通通，好打抱不平。他在学校的外面，有一帮辍学的同龄朋友。这帮朋友都不务正业，整天上网，K歌，身上没钱了，就把手伸进别人的腰包，或者敲诈上学路上的中学生的伙食费。一旦朋友中的谁被社会上的另外一帮人欺负了，他就召集和带领大家讨回公道。他举着一把马刀砍人的事，班上同学都有所耳闻，因此都不和他交往。他也不大和同学交往，除了董小蓉。
“那个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很不一样。”董小蓉接着说，“性格比较外向，喜欢尖叫，成绩中等，和一般活泼开朗而又头脑简单的女生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呢？因为有他的呵护，我得以放任身体里面软弱和野性的部分。当然，也可能和成长的环境有关。家里的钱多得花不完，在爸爸和妈妈的溺爱中长大。成长的速度太快，跟不上阅历的节拍。没有吃过苦头，只会张口闭口要钱。不会洗衣服，也不会做饭。就这样，不谙世事地闯进了中学的校园，好像是被谁一把抱进来的一样。话说回来，正因为不谙世事，我才得以和他交往。即便是在他死了四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觉得，和他相处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为快乐的。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年级第二个学期的一堂数学课上，由于我回答不出圆周率是多少，老师就叫我一直站着，不准坐下。我委屈得哭了起来。他站起来指责老师，说老师你也太无情了，因此被老师拉出教室，狠狠地训了一顿。放学了以后，他跟在我的后面。起先，我不知情，直到一起回家的女生提醒我说：‘喂，小蓉，那个男生，每天都在跟踪你。’发现是他后，我激动得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第二天放学了以后，故意单独一个人回家，故意东瞧瞧，西望望，故意放慢脚步，故意走进肯德基店。这时间里，他和我总是保持在十米左右的距离，既不加长，又不缩短。样子可爱极了，平时冷若冰霜的表情不见了，横行霸道的做派不见了。几天下来，我接受了他，主动走过去，请他喝饮料，叫他陪我一起逛街，送我到家门口。他像一个保镖似的跟在后面，我在前面像一只松鼠似的欢快地跳来跳去。”

说这些时，董小蓉的嘴角挂着一丝笑意，仿佛回到了那个天真烂漫的时代。
“在同学的眼里，他是一个坏男生。打架的男生都坏，这是大家的看法。当时的我却不那样认为。不就是打架吗？我想，我也偶尔和女生打架，扯头发呀，揪耳朵呀，事后不是都挺懊悔的么？况且，他长得那么帅，对我又那么好，发现我不开心，就哄我，有人惹我生气，就走过去警告那个人小心点。
“第一次去他家里玩儿，我开心极了。二年级的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中午。他家里的情况，和我家很不一样：养一只看门的大黄狗，养鸡，养鹅，烧柴火做饭，用两只木桶去附近的一座大山里挑水，倒进屋子后面的一口瓦缸里；屋顶全是瓦，墙上只有泥，屋檐下的柴火堆得老高，风一吹，草絮就到处飞；厕所在瓦屋的后面，是用竹竿和茅草一起搭建起来的，没有门，本来应该安装门的位置，悬挂着一面草席；厕所旁边的一个木圈里，关着几只小羊，一直‘咩咩’的叫个不停。这些事物，全部都让我感到好奇。还有附近的菜园和农田，远处的树林和高山，也都是我之前不曾见过的。我家住在平顶山的市中心，周围全是高楼大厦。我们就读的中学，在城西。再往西大约三个小时的车程，才是这里。说来真是好笑，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他家很穷，准确地说，是不知道穷是什么概念，只知道他家和我家很不一样。
“他爸爸在世的时候，是鲁山县的一名矿工，死于一场煤矿坍塌事故，连尸体都没有找到。他妈妈虽然是一个农民，却望子成龙，把他送进教学环境比乡下好很多的城里读书，学费由在温州打工的姐姐提供。他是寄宿生，一个月只回家一次。除在温州打工的一个姐姐外，他还有一个十岁的妹妹。那次我去到他的家里，他妈妈杀了一只鸡招待我。我吃炸鸡腿的时间里，他妹妹坐在大门的门槛上，直勾勾地望着我，他妈妈站在我的身边，左一句好吃吗？右一句进盐了没有？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鸡，鹅，羊，都是他们家的年货，平常根本就舍不得杀。”
董小蓉突然止住话头。
“不好意思。”她抬起脸，看着我说，“越说越远了。”
“好听。”
董小蓉没有继续，而是打听我的初中生活，好像担心冷落我似的，其实没有必要。我回答说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城里读书，成绩也很普通，也不大和同学交往。董小蓉好看地一笑，移开视线。瞧这气氛，我应该问点什么。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
“被人杀死的。”
“是打架吗？”

“凶手是我。”
“你杀死了他？”我有些难以置信。
“是的。”
我不便再问。片刻，董小蓉继续前面的话题：
“三年级的第二个学期，距离中考还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吧。一天，他把我拉到学校的外面，说喜欢我，不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喜欢，而是真心实意地爱我，希望可以照顾我一辈子。尽管，当时的我对爱情懵懵懂懂，但是心里却很开心，就像吃了蜂蜜一样。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说爱我，说照顾我一辈子，而且说这种话的，恰恰又是自己喜欢的那个人。不过，他没有继续，只说爱我，照顾我，完了。
“第二天，他的态度完全变了。独自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发呆，我走过去找他说话，他也只是强颜欢笑地附和一声。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持续了大概两个星期吧，然后我实在忍无可忍，就把他拉到教室的外面，问他到底是怎么了？他说算了。我问什么算了。他说我们。我问为什么？他说等他一拿到初中毕业证，就走了。我问走去哪里？他说温州，说他不是一块读书的料，妹妹的学习成绩比自己好，打算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妹妹。我说你和妹妹都可以读书，为什么要说让呢？他哭了，我第一次看见他哭。他哽咽着说，在温州打工的姐姐被一辆大货车撞死了，连是被谁撞死的都不知道，高中的学费没有着落了，他必须出去打工，像姐姐供自己那样供妹妹读书。
“那次谈话，让我很伤心，想到他要走，想到两个星期前他对我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劝他，说我打听过了，高中的学费并不贵，还不到我两个月的生活费。‘那是你！’他反驳我说，‘你是一个千金小姐，我是一个穷光蛋！’根本劝不动他，甚至我劝得越是努力，反倒越是让他生气。我想不通，为什么呢？现在的我却明白，当时的他，即便是真的出去了，也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年龄不满十八岁，正规的厂家都不敢接收，只能在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做一名童工。不过，他的样子看起来要比实际的年龄偏大，如果办一张假身份证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蒙混过关。听说，你办过一张假身份证？”
话锋突转，我一时半会儿没有反应过来。
“是啊。”半晌，我回答，“但不是改年龄，而是把头像换成李自由的，请他帮我代考湖南大学英语三级。我过不了。过不了就拿不到毕业证。”
董小蓉好看地笑了，见我反应迟钝才笑的。
“怎么不换成我的头像呢？性别也改成女。那样一来，保准能让你过国家大学英语六级。”
“开不了口，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还是找别班的人帮忙好些。”
“办一张假身份证需要花多少钱？另外，你是怎么办到的？”
“怎么说呢？厕所的墙壁上，不是到处都写着办证么？打一个电话过去，和对方讨价还价后，约好在哪里碰面。碰面了以后，交出李自由的一张一寸免冠照片，和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对方叫我在原地等，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对方拿着一真一假两张身份证回来了。至于价钱，我当时花了五十块。”
董小蓉再次笑了，说：

“我想，他也知道这些。他不是没有胜算就轻易地投入到什么中去的人。中考结束后，连句道别的话也不对我说，就回家了。
“等待中考成绩发榜的时间里，我脑袋里面装着的，尽是他的影子。怎么不和人家道别呢？都分手了，还这么冷血？起先，我埋怨他，憎恨他。后来，变成想念他了。那可真是想得不得了，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少女怀春。他的音容笑貌，像蝴蝶一样在我的脑海上空飞，白天飞，晚上飞。现在想来，那么痛彻地思念一个人，那之前，那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董小蓉停顿片刻，似乎在调息神经。
“忍耐了两个月以后，我鼓起勇气找他去了。以前，寒假也好，暑假也好，他每隔几天就会跑来城里看望我一次，我也有时会对爸爸和妈妈撒谎，偷偷摸摸地溜去他家。他家里没有人，找了一阵，原来都在瓦屋后面的一块农田里：他妈妈割稻子，他打谷，他妹妹传递稻谷把子。听见我呼唤他的名字，他跳下打谷机，朝我跑了过来，二话不说，把我拉到附近的一座山上。山的面积不是很大，也不是很高，形状有点像一只爬行中的蜗牛。山上长满了松树，松针和松塔散落下来，厚厚地垫了一地，走在上面，和走在床上差不多。
“我们从蜗牛的尾部上山，穿过松林，来到蜗牛的头部，坐在距离悬崖大概三米远的一块大石头上，像往常一样，观赏悬崖下面的一片杨树林。坐了很久，谁也不说话。后来，他终于说出那句让我失望的话了。回去吧，他说，天色晚了，再不回去，就没有车了。我没有吱声。他又说，已经提前买好了一张火车票，过几天，等毕业证一拿到手，就出发去温州。我的情绪崩溃了，问他是不是真的爱我？他没有回答。我又问，到了温州以后，可不可以写信给我？他说没有必要，说他迷恋过我，但那是不对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还很自信，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可是现在，他终于明白自己既没有自信的权力，又没有迷恋谁的资格，祝我幸福，如果我认为他之前对我所说的那些爱我的话都是骗人，也行。
“听他这样说，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我越哭越伤心，越哭越大声。他心软了，开始哄我，抱我，还吻我。他的眼神告诉我，他依然很在乎我。他吻我的时候，我抓住他的一只手，让他隔着衣服抚摸我的上面和下面。当我解开自己衬衣的纽扣，脱掉胸置，露出那里时，他一把将我推开，转过身，捂住脸，大吼了一声，然后还是叫我回去，口气比之前坚决多了，还说以后再也不要见到我了。我一直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泪汪汪地望着他的背影，静静地等待他的判决。听他这样说，我羞愧极了，连衣服也顾不上扣，就扭头跑开了。还不是，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家，连身子都打算给你了，还要我怎么做呢？
“狼狈啊，跑到镇上，末班车没有了，只能走路回家。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几百公里呢。走了差不多五公里吧，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公路的边上，再次大哭了起来。哭了大概一个小时，一辆大卡车停在我的前面，司机跳下车，说回平顶山，问我顺不顺路，如果顺路的话，那么就和他一起上车。我回答不好，只是点头。

“回到家，零点都过了。爸爸和妈妈都急得团团转，之前又是打亲戚家里的电话，又是打我同学家里的电话。妈妈问我去哪里了？眼睛怎么这么红？怎么这么肿？我的情绪本来已经控制住了，可是被妈妈这么一问，又哭了起来。妈妈把我扶到沙发上坐下，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把关于自己和他的事情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说我那么喜欢他，他却那样对我，太绝情了。
“‘啪’的一声，爸爸一巴掌拍垮了一张茶几，接着又把一只花瓶摔在地板上。记忆里，爸爸从来没有发过火，既没有对妈妈发过，又没有对我和当时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哥哥发过。这回的火气却大得不可开交。他指着我的鼻子说：‘小小年纪，谈情说爱，成何体统！’还骂我简直就是一个贱货。妈妈也表示这种事以后再也不准在我的身上发生。后来，妈妈拉着我的手，耐心地对我说早恋的坏处，说了好多好多，我像一个活死人一样，似听非听地听着，不哭，也不作声。爸爸和妈妈居然是这样的反应？我还指望得到他们的安慰呢！我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疼我了，一边嫌弃我，赶我走，一边责备我，骂我贱。”
董小蓉伸出右手的食指，挑了挑右边耳畔的一缕秀发。
“那天夜里，我坐在自己卧室里的梳妆镜前，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天蒙蒙亮的时候，一个想法终于让我解脱了，于是趁爸爸和妈妈都还没有起床，就偷偷地溜出家门，再次去到他家。可能见我披头散发的样子很可怜吧，他没有立即赶我走，而是拉着我再次来到蜗牛山上，说对不起，说他昨天追到镇上的时候，我人已经不见了，问我是不是赶上了末班车。我心里既然已经有了想法，便回答说是的。他说两人以后还是朋友，天远地远，永远都是，但是有一点，我会长大，阅历会变深，目光会变远，思想会变成熟，到时如果嫌弃他的话，那么一脚揣开便是。我笑了起来。他看着我，问傻笑什么？我说没笑什么呀，并再次请求他和我一起读高中，说我把生活费全部存起来，充当他的学费。他说他不能接收我的施舍，再说了，以他的成绩，考不上高中，就算考上了，从高中出来，大学的学费还是个问题。
“我说行，那么，你就带我一起离开好了，都别读书了。他说好呀，但是马上，又反悔了，说那怎么行。我说怎么不行，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天远地远，怎么照顾？一起离开，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你打工，我也打工，那样快快乐乐地生活几年，等结婚年龄一到，就一起回来结婚，到时求爸爸帮忙，找两份好的工作。
“他冷笑，说社会并不是我想的这个样子，说社会复杂得很，里面有很多现实的、无情的因素。人会被那些因素折磨得焦头烂额，改变观念，改变想法，改变行为，一步一步地沦为生活的奴隶。说他在外面有很多朋友，都在不长的时间里，被现实逼迫得面目全非，有的甚至还走上了绝路，不想我步他们的后尘。还说我之所以有这么幼稚的想法，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等我不再依靠父母，必须自食其力的时候，就会明白，明白到时候我会明白的东西。

“我反驳他说，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只明白我跟定你了，如果你不带我一起离开的话，那么我就马上死给你看。我赌这个咒的时候，正在气头上，但是他却没有在意，仍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向我传授不知道从哪里搬来的大道理，说什么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会埋怨他毁了我的人生，也会埋怨自己跟着他出来受苦受累——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站在悬崖的边上了，我想让他知道，我既然说得出，那么就做得到。他一直埋着脑袋在那里叽叽歪歪，这时看见我这样，马上闭住嘴，朝我伸手，劝我过去。
“我朝他大喊大叫，说要你陪我读书你不陪，要你带我离开你不带，要爸爸和妈妈安慰我他们却教训我。我的所有念头，都被你们这些人打翻了。我都说要马上死给你看了，你还在那里叽叽歪歪。”
董小蓉摘下左边手腕上的一只发圈，扎起一头黑色亮丽的秀发。
“其实，我当时并不是很想寻短见，而是想通过那样一种极端的方式，逼迫他就范。然而当我站在悬崖边，望着很深很深的下面时，变得身不由己起来了。‘跳下去，一了百了。’一个声音说，‘再也不会伤心，再也不会烦恼。’那是心音，是从我内心里发出来的一个声音。就这样，我鬼使神差地跳了下去。他说了好多什么都依我的话，然而我却充耳不闻，好像着了魔一样。就在我的两只脚踏空的当儿，两只强壮的大手抓住我的后衣领，把我拽了回来。力气很大，我被拽出很远，还在地上滚了两圈。我迅速坐起身，气急败坏地问干吗不让我去死！然而除了我自己，周围根本就没有别人。神志慢慢清醒后，我才意识到：他可能掉下去了。”
董小蓉停顿下来。有那么两三分钟，谁也没有开口。
“后来呢？”我打破沉寂。
“后来——”董小蓉擦掉眼角挂着的一滴泪珠，“我绕去悬崖的下面，发现他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
“悬崖很陡，也很高，有六七层楼那么高。下面是一条小溪。小溪的水面不宽，只有七八米宽，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鹅卵石滩。水也不深，最深的地方只淹及我的大腿。由于他的头先着地，所以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把他的身子从淤泥里拔出来。拔出来的同时，鲜血瞬间染红了一大片水面。接着，我把他拖到旁边的鹅卵石滩上，用力地摇，拼命地喊，可他就是没有反应。鼻孔和嘴里都有像豆腐脑一样的血块鼓涌出来，一坨一坨的，涂得我满身都是。”

董小蓉再次擦了擦眼泪。
“后来，来了好多人，包括几名公安。我对公安说：是我把他从悬崖上推下来的，快点抓我吧？枪毙我吧？可就是没有人相信。再后来，我被带上一辆警车，到镇上的派出所录了口供。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交代的了，反正情绪很差，哭得根本不像样子。第二天一早，就被爸爸领回家里了。我把自己反锁在自己的卧室里，不吃，不喝，谁敲门也不开。几天后，得了一场大病，住院了。从医院里出来，发现中考的成绩发榜了，如他所料，他没有考上高中。
“如你所知，我也没有读高中。我对爸爸说：离开河南，离开平顶山，越远越好。爸爸说志愿里只填了高中，没得选。我说我不管，要么去外省读中专，要么离家出走。结果，爸爸把我送进了他的母校，也就是我们学校。
“出发来我们学校之前，我去了一趟他家。在他家的大门前跪了三个小时，他妈妈才开门见我。然后在我的恳求下，他妈妈带我来到他的坟前。他妈妈走了之后，我上香，烧纸钱，下跪，忏悔，哭成了一个泪人。我对他说，你安息吧，家里就交给我，我把一部分生活费存起来，供我们的妹妹读书，等我毕业了以后有了工资，再供那个时候上大学的妹妹继续读书。离开之前，我许诺说每年他的祭日，无论自己在哪里，都会回去看他。”
董小蓉看着我的眼睛，表示说完了。
“很伤感。”我发表看法。
“谢谢你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过去。向别人说起，这是第一次。”
我叹息一声。
“知道我为什么要说给你听吗？”
“转告李自由，断了他追求你的念头。”
“这，是怎么知道的呢？”董小蓉愕然。
“正好也是我的想法。”
董小蓉莞尔，说：“你这个人，有点不简单。”
意识到时，我的下肢麻木，没有知觉，蹲得太久的缘故。董小蓉说话的时间里，火车靠站过几次呢？我在大脑里盘算，大概三次。
“真的打算转告李自由，让他彻底的死心？”半晌，董小蓉问。
“怎么？”
“不觉得过分？”

“千万别这样想。”我站起身，一边用双手按压两只小腿，一边说，“李自由不值得被你同情，比起你的那一位，不是我说话夸张，差三倍以上，舔脚趾都嫌他的舌头粗。拒之千里就是。”
董小蓉沉默良久。
“听你这样说，我很感动。明白你的一番好意，也知道李自由那个人很花心。可是有一句俗话是怎么说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被李自由苦苦地追求了四年，说我无动于衷，那是在自欺欺人。毕竟李自由的某些做法，正好也和他曾经的某些行为一样。莫非，两个人之间，存在某种通性？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开始试着接受李自由的约会。结果证明，他们两个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共通的地方：个头差不多高，样子很像，声音也差不多。我有时甚至会觉得，走在自己身边的，不是李自由，而是他，他通过李自由这个存在和我重逢了。知道我和李自由的约会？”
我说知道。
“不觉得我自相矛盾？一方面讨厌李自由，另一方面又好像在说他的好话。”
“动心了？”
“不是的，和李自由接触多了不行。接触得越多，越是怀念死去的他。终究是一个错觉，对吧？他已经死了，不可能活过来。另外：由于李自由的出现，他的形象被强调出来了，而他又偏偏是被我活活逼死的。因此，我原本平静的心情又变得惶恐不安起来了。怎么回事呢？我再也不能正常地谈恋爱了吗？青春已逝？”
“青春已逝。”我鹦鹉学舌。
“是的，我的青春，随着他的死，夭折了。或者说，青春的大门，就那样关上了。因此，我才成为现在的我，一个拒绝情书，给你一种‘女强人’印象的我。”
“时间会冲淡一切的。”我安慰道，“书上都写了，我们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才接受耶和华的邀请，降临人间，感受人情，返回天堂的时候，灵魂就变得时髦了。”
“这，在哪本书上写的呢？”
“《圣经》里的《旧约》。”我回答。百分之百的胡编乱造。
董小蓉皱起眉头，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这个人，真的有点不简单。”而后站起身，叹息一声，一切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似的叹息。
“谢谢你。”董小蓉把右手搭在我的头顶上。
我仰视着她，其端庄的气质和秀美的容颜，堪可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媲美。倘若我的人生中没有出现张娣，会像李自由那样穷追不舍，会像男孩那样坠崖殉情不成？
“不客气。”我自言自语。因为董小蓉走进厕所里了，没有听见。
乘客们仍在酣睡，火车仍以如电光火石一般的速度奔赴前方。我拄着膝盖，埋着脑袋，久久等待小腿部位的麻木感完全消失。抬起脸时，看见整个车厢浸泡在一片雾一样的晨光中了。

*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那一年，我从新疆返回湘西老家的途中，顺便到郑州市李自由的寓所停留了一宿。当时，他和董小蓉的儿子已满三岁。
李自由得到他岳父的资助，在郑州大学附近开了一家兼售文体用品的油画馆，据他自己说生意还行。
2004年，李自由在写给我的来信中提到他和董小蓉的婚礼时，我暴跳如雷，在回信中措辞严厉:如果对董小蓉不起的话，那么两人以后就再也不是朋友了。十七个月后，李自由又打来电话，说董小蓉自杀了，我错愕不已，说是跳崖自杀的，我又不那么惊愕了。
那天，从郑州火车站出来，我远远地望见迎接我的李自由坐在一张轮椅上，不禁又大吃一惊：这小子怎么就残废了呢？
晚上，我和李自由坐在他的地下工作室里，一边喝啤酒，一边交流人生。他拿出近几年的所有油画作品，要我一一做出点评。都是人物油画。模特儿一半是董小蓉，一半是别人。董小蓉要么跪在一片水清见底的荷叶丛中，要么站在一片银装素裹的雪域松林里，要么卧在一张色泽暧昧的床上，不过都没有笑，也没有脱衣服。以别人为模特儿的油画，则全部赤身裸体。我称赞这些女孩都很漂亮，去“三毛妮”物色的？李自由回答说花钱请的一些职业模特儿罢了。说话的语气和以前有所不同，带有一种向现实低头的味道。
接着，两人追忆大学生活，畅谈工作和婚姻。婚姻他可以谈，我没有资格。最后，我问他腿怎么了？李自由回答说锯掉了。
“不锯掉就活不了。”
“一场车祸？”我继续问。
李自由摇头，说不是一场车祸，而是一个苦肉计，“运行得非常顺利，而且目的也达到了。幸运的是只断送两条腿，没有把命搭进去。”
毕业那一年，李自由听我说完董小蓉的过去后，愈发不能自拔了。一毕业，就跑去河南，找到男孩的家里。至于是如何找到的，李自由回答得很轻巧：
“直觉。你不是说，平顶山往西大概三个小时的车程么？很容易就找到了。”
李自由谎称自己是男孩的一个拜把子兄弟，向男孩的母亲打听大哥死于何时、何地，葬于何处，然后回到附近的镇上，投宿了十七天。第十八天，是男孩的祭日，董小蓉如期出现在男孩的坟前了。董小蓉被接着出现的李自由吓了一跳，问你怎么也在这里？李自由没有回答，而是扛起董小蓉，来到附近的蜗牛山上。李自由想知道男孩死亡的整个经过，董小蓉违拗不过，一五一十地说了。董小蓉说到哪儿，李自由就一人分饰两角，演到哪儿。李自由演到董小蓉跳崖那一幕时，董小蓉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朝李自由伸手，劝李自由过去，但就是阻止不了李自由从悬崖上跳下去。董小蓉绕去悬崖的下面，看见李自由气定神闲地坐在小溪的水里，正等着自己。
“哼都没有哼一声！”李自由得意地说。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问。
“不是挺好么？腿没有了，做不成神父了。”
我问后悔没有？李自由说不知道。
“现在看来，董小蓉之所以主动提出要嫁给我，是因为同情我。但同情并不等于爱，所以她才在生下李董后，和那个小子相会去了。不过应该没有后悔。”
“李董？”
“我儿子的名字。”
“好气派的名字。”
“青春已逝。”
“青春已逝。”我想起董小蓉说过同样的话。
“是的。我的青春，在跳下悬崖那一刻，就已经死掉了。后来结了婚，有了小孩，虽然很想找回以前那个桀骜不驯的自己，但是已经力不从心。或者说，再也不想把自己当成一把锋利的大刀在砺石上磨来磨去。甚至就连董小蓉的死，也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打击，那是她的宿命，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迟早会那么干！”
我默然。
“你呢？也老大不小了吧？在吃了几年五谷杂粮以后的今天，还有心思讨女孩子欢心？还有心情扁谁或者被扁？那个女孩死了以后，你的青春如故不成？”
我摇头。

第九章 禁果

一个星期时间过去了。在这一个星期当中，我和王静闹了两次别扭。一次发生在星期三，另一次发生在星期六。星期三那次，她中午打电话过来：
“在哪里？”
“学校。”我回答，“回学校四天了。”
“晓得。”
“晓得还问？”
“我搬寝室了，知道？”
我说知道，“实习期间打过电话给你，听那个寝室里的人说了。”
“几次？”
“一次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打第二次吧？别人不骂我骚扰她们才怪。”
王静“呃”了一声，然后拿一种旅长向团长下达命令的语气说：
“晚上过来找我。带上一束玫瑰花，碗口那么大的。”
“过哪里来？”我问。
“我们班的教室。这段时间，好多男生纠缠我，我简直就要崩溃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早就名花有主了。”
“不好吧？”
“不好吧？”王静鹦鹉学舌，“喂，上次不是说过了，别再惹我生气。”
对对，被惹毛了，她什么傻事都做得出来。
“你们班的教室在哪？”我问。
“自己找。”说罢挂断电话。
晚饭后，我精心打扮了一番。洗澡，洗头，在头发上洒一些啫喱水，做成电影《007》里詹姆斯•邦德的发型，而后穿上白无常的一件白色衬衣，在白色衬衣的衣领上扎一条黑无常的黑色领带，外面套一身三爷的咖啡色西装后，不忘把脚底下一双狼狗的鳄鱼牌黑色皮鞋用鞋油擦得锃亮。统统做罢，对着贴在寝室墙壁上的一面试衣镜一照，颇像个正人君子。诸君也都打趣地说如果脖子上再挂一条毛巾什么的，就有点《上海滩》里强哥的味道了。
走出宿舍，来到校门对面的一个鲜花店。玫瑰花多得是，可是找遍了也不见碗口那么大的。于是用一朵美其名曰“赛向日葵”的菊花取而代之，说是买来送人的，请老板娘用几张金色礼品纸包扎起来。这玩意儿握在手里特别带劲儿，活活同一座大力神足球奖杯无异。从鲜花店出来，发现天色尚早，便在附近的一条商业街上散步。人影绰约，寒气袭人，街边建筑无不透出一股阴冷的色调。天空也打配合似的呈现出一派灰蒙蒙的颜色，好像被罩上了一层纱布。一家KTV歌舞厅的二楼正在以中等音量播放邓丽君的一首老歌，那旋律同从电视上听到的三十年代的一模一样，我恍惚觉得自己真的回到了许文强时代。看来偶尔武装一下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灵感由此诞生。”柏拉图说。
天黑尽了才返回学校，从综合楼的一楼登上六楼，展开地毯式搜索。时值晚自习，每间教室里都灯光通明，学生满座，可就是发现不了王静的踪影。无奈，拨通在上次打架事件中给我们上政治课的那个教导主任的电话，问新生的晚自习教室都有哪几间？回答说综合楼的三至六层全部都是，问我是哪一位，打听这个有何贵干。我没搭理他，挂断电话，开始从六楼往下搜索。这回不再贼头贼脑地偷窥，而是干脆敲开教室墙壁中间位置的玻璃窗，问坐在窗台边的一个同学你们班有一个名字叫做王静的女生吗？低声下气了三十分钟，在四楼的西头打听到是有一个叫做王静的。
“来了吗？”我乘胜追击。